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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知道吗，电脑主页是hao123，说使用i189主页锁，每月送大概几十兆的流量，这是真的吗？我申请了，也成为了i189导航用户，但不知道是不是收费的.com，前几天主页上方出现了如图的广告我是中国电信宽带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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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际商务》：电信恶行 16:25null/( )
【ChinaByte 综合消息】
　　一个强奸民意的电信资费调整听证会，竟然把严重损害普通民众利益的明降暗升的资费调整说成是“全国人民来定的”，“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电信置老百姓的怨声载道于不顾，其官员反而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地对媒体说“实在没有精力向大家解释（调整详情）”！这种霸道也只能在中国电信出现！业界人士说，不给中国电信下一副“猛药”是不足以引起他们的对自身问题的警醒。而我们也同样在问：一副“猛药”就能解决问题？好歹中国政府整治行业垄断的序幕已经开启，只是我们还需要时间。我们这副“猛药”就是适用于这个过渡期的，希望对中国电信有点刺激。
　　以秒计费不行，单向收费不行，市话与长话利益分割不行，打话费明细单不行。那么请问中国电信，作为一个企业，你有没有一个降低成本的内在机制？凭什么要消费者必须接受你的成本价加利润，这是市场经济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接受记者采访时列举中国电信五大恶行:
　　恶行之一 电信调价 逆流而上
　　中国电信几年调一次价格，调价的结果总是让消费者从腰包掏的钱越来越多。月租费由过去的21.6元上调到25元，取消了原月租费中的免打25次的计费；计费由过去3分钟0.18元计次改为首次3分钟0.22元，超过3分钟，每分钟以0.11元计费；国内长话由过去晚上21时起半价优惠推迟到零点后半价；取消郊直费。以前我打电话的时间在3分钟之内居多，按现在计费标准费用更高，超过3分钟就更贵了，也就是说不论我打短电话，还是打长电话，话费都增加了。电信跟全国老百姓玩了个朝三暮四的游戏，拿全国消费者当猴耍，不客气地说，中国电信在侮辱我们大家的智商。
　　去年“十?一”前后，各部门都宣传自己在“九五”计划中取得的大好成绩，电信部门告诉我们，在“九五”期间特别是在“九五”的最后3年，中国移动通信用户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用户群。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移动通信作为一个比较先进的信息传播手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拥有这么庞大的用户群，依然没有国际竞争力，中国电信该做何解释？如果这样，香港、新加坡的电信业是不是早该破产？中国有万万千千消费者，谁都会算这笔账。
中国电信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它的成本不能承受。以秒计费不行，单向收费不行，市话与长话利益分割不行，打话费明细单不行。那么请问中国电信，作为一个企业，你有没有一个降低成本的内在机制？凭什么消费者必须接受你的成本价加利润，这是市场经济吗？你的员工待遇不断提升，53万电信员工的工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8％，人员不断膨胀，在4次调价中，没有一次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案，为什么总是逆“民心”而上？
恶行之二垄断价格 铁板一块
　　供给价格简单地说就是供给方的最低要价，它与生产成本休戚相关。需求价格是消费方出的最高价，它与供给方的成本毫无关系，你不可能对消费者说，我的成本就要求这个价，在市场中你无法用这个理由说服消费者。一定要认清，成交价是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博弈的结果。
　　当供给和需求都存在，两个价格的差距无法达成交易时，就称之为矛盾激化。如果供给方对需求方态度强硬，采取垄断价格，维护供给方的最低价格要求。如果消费者达不到自己的价格预期而集体拒买，就会出现供给方叛逃，供给者不是一个时，就会出现价格大战，这是供给方向消费方妥协的表现。以高竞争行业为例，去年我国彩电业一方面价格垄断行为屡禁不绝，从1998年长虹垄断彩管，1999年行业自律价，到2000年变成九大制造商峰会，实行最底零售价，但都失败了，屡败屡战，倒是蛮英勇的。另一方面价格大战层出不穷，这两个经济现象并存，使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的矛盾激化，表明供需双方无法通过市场找到都满意的价格。在竞争性行业有很多种办法，一是淘汰劣质生产者，二是通过技术革新，寻求新的用户群，还有国美方式，中间加入第三者，通过巨量批发争取大折扣，从而降低消费者购买成本，最终解决这个矛盾。
　　中国电信恶行不太可能如此解决。首先，不可能存在中间商；其次，只有一个供给者，或者说理论上只有一个，而且它还有一个政府婆婆――信息产业部。政府部门直接干预市场交易价格，越发使这种垄断价格成为铁板一块。尽管电信表现为需求增长，可供给价与需求价格也存在巨大的差距，现在的价格不是消费者心甘情愿的出价，而是中国电信依托政府婆婆强迫消费者接受供给方的价格，所以消费者才会骂。
政府凭什么制定市场交易价格？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独立运作的供给主体和对自己负责的消费主体，交易价是双方利益分割的均衡点，为什么政府要干涉？政府代表谁的利益？这些都是发人深思的问题。政府可以干预，但不是定价，而是定一个原则，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并要承担经济责任，如果政府强迫消费者接受电信的价格，那么则应该给消费者补贴，老百姓支出的电话费在个人所得税中扣除，国外有类似的做法，凭什么把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送给中国电信这一个特定的部门？
　　恶行之三保护全球通 杜绝小灵通
　　在技术手段的选择方面，中国电信背离了市场经济原则。市场经济原则不是追求技术越高越好，而是代价与效益相称原则，强迫消费者为过剩功能付费是电信资费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移动通信，要全球通才好，卫星电话最高级，打到月亮上都不失误，这对消费者有什么意义？大多数消费者只在本地移动，而这完全可以实现单向坐机收费，技术上没有障碍，消费者也没有什么不便，比如兰州的小灵通都已经做到了，即使到外地，买张神州行卡就解决了，可是却被封杀。为什么要消费者必须买全球通而杜绝发展小灵通呢？是不是因为如此一来利益流向地方通信而减少了中国移动通信的收益？这在经济学中是早就被摒弃的非常恶劣的技术选择思想。打个比方，买一双鞋，鞋底破的时候，要让鞋帮恰好也不能再用了，这样的质量成本才是最划算的。鞋帮烂得不行了，鞋底还能穿3年，这个成本是否太高？消费者为什么要对过剩功能支付代价？
　　现在有了铁通、吉通、联通、网通，为什么还不能打破电信的垄断局面？铁通680元的初装费是延续以前的，市话资费比中国电信便宜10％，自己的长途网开通后，打长途比中国电信便宜20％，这都是按照信息产业部的规定执行的。主要的竞争内容除了价格，还有服务，服务质量好，老百姓自然会选择你。但是，中国电信在技术上使了很恶劣的一招，签了协议，但他总有法子让铁通用户打不通或通话效果差。说中国电信恶性竞争，一点也不为过。
　　我在美国读书时，总有电信公司给塞广告，给一个月免费，或者你是中国留学生，可以免费与亲人通话几个小时。要转公司只需拨一个免费电话，就改由另家公司收费。
　　恶行之四伪听证 暗箱操作
　　信息产业部经济调节与通信清算司副司长张晓铁在信息产业部资费调整方案出台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老百姓所看到的调整后的价格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人民来定的。因为电信部门根据听证会，对原有的方案进行了多次修改。绝大多数居民赞成采取价格听证会制度，但是谁都想弄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听证会太过神秘？
　　听证会的目的就是使全社会收益最大化，一定要透明、公开公正，可以采取电视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否则就是伪听证会。而且主办人员、与会人员也要客观。政府出面也可以，但是要确实扮演法官的身份，一个公正的法官。你信息产业部本身代表谁的利益，一碗水没端平，结果又怎么可能公正？暗箱操作怎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据了解,这次听证会的代表都是由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计委共同筛选的。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听证会，维护自己行业的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听证会上，谁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依法享有知情权。如果资费调整有升有降，而且总体是升多降少，那么在方案公布前，在媒体宣传中就应有所提示，让消费者有思想准备，这才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否则消费者的权益只是一种摆设、一种形式。
　　恶行之五处于垄断地位又实施垄断行为
　　中国电信的核心问题是它既处于垄断地位又实施垄断行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框子，没有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投资人的利益第一，而我们原有的企业不是以投资人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职工福利最大化为企业行为的基本动机。牺牲投资人的利益，以确保职工福利的最大化，这是我们现在许多国企都在做的，哪怕是没利润。侵蚀完国有资产、税收之后转向消费者，职工福利最大化制度的弊病，导致了对消费者利益的剥夺。这是电信屡屡调价不能令消费者满意的根本原因。
　　中国电信赚了消费者那么多钱，自家员工的工资一加再加，全行业产值高速增长，但都掩盖不了自身的弊端：中国的电信市场即将对外开放，国内竞争对手日益强大，而中国电信却负担沉重、业务单一、人才大量流失。电信还能垄断到几时？在面对WTO的挑战和外国电信公司抢滩中国电信市场之际，电信业的管理体制、经营体制应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向管理要效益，才能保持我国电信企业的竞争能力。 （本文根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崔荣慧的署名文章整理，未经记者本人及陈淮先生审阅）
中国电信的内部管理已病入膏肓，而管理上的问题不解决，企图通过增加消费者负担的办法来提高行业赢利水平，这对中国电信来说，是一条绝路。
　　电信官商愚弄百姓
　　日，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对部分电信资费进行结构性调整。调价方案颁布并逐步实施之后，舆论哗然，百姓愤然。中国电信又一次故伎重演，借电信资费结构性调整之名，行巩固行业垄断利益之实，将亿万电信用户着实嘲弄了一番。
市话话费节节攀升
　　这次电信资费的所谓结构性调整，和亿万电信用户关系最为密切的市话费用，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上涨了。各地电信部门惟恐涨得不够，在执行调价方案时，都争先恐后地往调价方案的上限靠。如：
　　北京：月租费由过去21.6元上调到25元，并取消了原月租费中免打25次的规定。市话通话标准由每3分钟0.18元调整为第一个3分钟0.22元，超过3分钟，每分钟0.11元，取消郊直费。公用电话通话费标准调整为：IC卡公用电话市话费首次3分钟0.5元，以后每分钟0.2元；值守公用电话则由原来每3分钟0.3元，调整为首次3分钟0.4元，以后每分钟0.2元。此前，国内长话已一律改成每6秒0.07元，由过去21时起半价优惠推迟到零点后半价。
　　广东：广州、深圳、珠海、汕头四市每户月租费由18元调整为20元；广州、珠海、深圳等珠江三角洲10个城市的通话标准由每3分钟0.18元调整为首次3分钟0.22元，以后每分钟0.11元。
　　福州：从3月21日起，电话月租费调整为：办公电话25元，住宅电话20元，其中福清、长乐两市（包括农村）住宅电话月租费为15元，其余各县城12元，农村10元。而此前，福州的办公电话月租费为20元，住宅电话为16.5元，农村不足10元。也就是说，新的固定电话月租费使所有电话用户均比往常每月多付出3至5元不等。对电信资费可能下调抱有期望的百姓来说，一种被捉弄的感觉油然而生。
　　随着各地调价方案的陆续出台，中国电信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中国电信把老百姓当傻子，似乎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黄鼠狼给鸡拜年。其实，中国电信从消费者口袋里多掏钱的账傻子也会算：原来打10分钟市话花0.6元，而如今要花0.99元；而且，通话时间越长，话费涨幅越大，如果连续打1个小时，话费则由原来的3.6元涨到6.49元，涨幅高达80％。如果是打有人值守的公用电话，原来10分钟需要 1元，而今则要1.8元了，若时间再长一点，话费就要翻番。
　　市话费的调整还殃及169上网用户。163、169等特服号的上网电话费调价后统一执行每分钟0.02元，但169注册用户需执行每3分钟0.22元的全价电话收费标准，这样一算，使原本最合算的169注册用户成为最吃亏的人。
　　其实，中国电信双眼骨碌碌地瞪着消费者的钱袋并非始于今日。这些年来，它一直在借电信资费结构性调整之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将电信资费越调越高，特别是市话费这一大块更是如此。日的调价，将“区内通话费（即通常所称市话费）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分为每3分钟0.16元、0.18元、0.20元、0.22元”，而此前市话费的资费标准为0.12元（可上下浮动20%），那次调价后的市话费以0.19元（中间价）计算，较调价前平均上涨了58.3%。而这一次调整，又变着法子，在市话费早两年已大幅飙升的基础上，不动声色地从消费者腰包里多掏走了一大把。
　　整体下调愚弄百姓
　　随着电信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电信用户的爆炸式激增，电信资费整体下调已成为世界性潮流。中国电信在资费调价方案中也信誓旦旦地说，资费调整将本着下调的原则。但事实如何呢？中国电信口里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所谓电信资费的整体下调完全是掩耳盗铃式的欺人之谈。这样的调整不但令大多数消费者彻底失望，甚至激起了某些消费者的强烈不满，他们说中国电信“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每次调整资费都说自己“为此付出”多少多少亿，好像中国亿万电信用户沾了它多大的便宜。
　　然而，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算账方法。谁都知道，打市话的人比打长话的人要多得多。至于打国际长途，很少有普通百姓开这个洋荤。长途降得再多，一般老百姓也得不到实惠，而把市话费调上去了，百姓用户人人都得遭殃。原先，一般国内长话用户还能从21点以后的半价优惠时段得点实惠，现在可好，半价优惠时段由原先的21点以后改到零点以后。请问，有几人会半夜爬起来打长途？这不是愚弄老百姓又是什么呢？
　　电信资费的调整，压根儿就不是为老百姓着想，而是打着结构性调整的幌子，以大范围的价格上调来对冲小范围的价格下调。上调收益大面积增加，而下调“损失”九牛一毛。通过集腋成裘的敛财办法，使市话费上调后的预期收益大大多于长话及上网费用下调后的预期“损失”。
　　中国电信这种好话说尽、好处捞尽的做法不只是引起普通百姓的不满，连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也感到愤愤然。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包玉良在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就电信部门的垄断行为召开的消费者座谈会上就气愤地说，这种优惠等于不优惠。一是零时后正是人们熟睡之时，没有特殊情况，谁也不会在这个时间打扰他人；二是消费者不会以付出时间的等待和精力的疲惫为代价享受深更半夜的“优惠”。这种调整没有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原则。北京市司法局法规处一位处长也说，电信资费调整方案出台前，有关部门曾明确表示电信资费下调。消费者为此欢欣鼓舞。可是，当调整方案出台后，资费不仅没有下调，反而有所上升。这让消费者感到失望，感到被愚弄，感情上受到伤害。消费者依法享有知情权。如果资费调整有升有降，而且总体是升多降少，那么在方案公布前，在媒体宣传中就应有所提示，让消费者有思想准备，这才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否则消费者的权益只是一种摆设、一种形式。
　　中国电信就是以这种“贵族式”的调价方式来对待亿万电信用户：谁叫你不多打国际长话而只打市话呢？如果全国的老百姓都多打价格下调的国际长话，而少打价格上涨的市话，我“电信资费整体下调”的效果不就出来了吗？中国电信明明知道这种理论上的“电信资费整体下调”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但它还是要大事张扬，其结果呢？掩耳盗铃，愚人自愚――原想捉弄别人，但最终遭到捉弄的还是中国电信自己。
听证秘会强奸民意
　　日，我国第一部《价格法》实施。此法第23条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价格听证会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构成要件：一、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垄断性商品的价格，非经听证不得确定；二、听证会须向价格利害关系人公开，并接受舆论监督；三、听证会内容由会议主持机关记录备案，公众有调阅该记录的权利；四、听证会参加人意见未被采纳而对最终价格决定持异议的，由做出该决定的单位负责向其解释原因。在价格听证会的四个基本特征之中，公开性可以说是其灵魂所在。听证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政府定价行为的民主性、公正性。此外，对价格听证会的成员组成也有严格的要求，应当有消费者、生产者、经营者、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以及法律、经济、技术和有关业务方面的专家，这些代表或专家的选择标准是：与申请人无直接利益关系，具有与价格决策听证内容相关的经济、技术、财务或法律等专业知识。
　　然而，为此次电信资费调整方案的出台，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计委于2000年9月和11月共同召开的两次有关电信资费的听证会，其做法就与上述要求大相径庭。一是这次听证会的代表都是由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计委共同筛选的。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听证会，只可能维护本行业的利益。听证会由他们自己来组织，代表也是由他们来选，其公正性何在？在这样的听证会上，怎么能听到消费者的真实声音？而且，听证会代表临到开会前半个月才拿到一些与听证会有关的资料。消费者有权力怀疑：组织者给大家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是不是另有打算？因为很明显，提前拿到相关资料的时间越短，来参加的人提出反对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小。二是听证会进行得非常秘密，对外实行严格封锁，就连当时极少数有特殊背景的记者对听证会也讳莫如深。后据一位出席过听证会的记者透露，先后5次座谈会和1次听证会上，各方代表对于降价的项目，都没有意见，都举双手赞成，但对于设施要涨价，则几乎是一致反对。大家认为，打破垄断以后的结果必然是价格下降，这样才合乎逻辑，市话不降反升令人难以接受。但实际出台的资费调整方案显然没有采纳代表们的意见，而信息产业部有关官员却把调价方案说成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人民来定的”，这是不强奸民意又是什么？三是对听证会的内容长时间保密，无公开性可言。按照国际惯例，消费者和媒体是有权知道听证会的内容的，但中国电信却采取搪塞的态度。在听证会有关资料尘封4个月后，日，部分内容才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公开亮相。听证会现场由中央电视台记者记录下共26盘录像带，但4个月后却仅引用了短短的十几分钟，以至于人们无法了解听证会的全貌。
　　当有记者采访信息产业部某官员时提出：对于消费者关注度如此之大的听证会，为什么只有一家媒体可以进行报道呢？这位官员竟说：“让所有媒体都报道是一种无效的浪费，也是一种庸俗的民主。”当记者进一步问他：既然方案已经出台，既然听证会已经公开了一部分，那为什么现在还要遮遮掩掩呢？他回答说：我们现在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实在没有精力将所有的内容向观众解释。”这位官员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对消费者不屑一顾的作风，实在令消费者难以忍受。
　　听证会的目的就是使全社会收益最大化，透明、公开、公正是其本质特征。可是，中国电信的听证会不仅不敢采取电视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而且，他们对自己组织的所谓听证会都遮遮掩掩，这算什么听证会？除了能愚弄老百姓，还有什么作用呢？
服务大众官商作风
　　听证会的形同虚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电信“老子天下第一”的官商作风。显然，这种作风并非始于今日，它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电信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加上需求严重大于供给，想装电话要批条子、走后门，在这种大背景下，养成了电信服务的专横和服务水平的低下，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近年来，电信越是“改革”，越是成为消费者的投诉热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资料，消费者对电信业的投诉主要集中在：一是通话计费缺乏透明。拨打市话不给明细账单，消费者有苦难言。长话话费虽打账单，却常出现与实际不符的现象，上面显示的计费电话，有的是空号，有的是从未打过的信息台号。二是窗口单位服务质量低劣，所承诺的安装电话和维修电话时限不能兑现。网上BBS经常反映电信营业员接待用户“两眼朝天”。电信业务查询出现说词前后矛盾、互相推托的现象。有关资费问题，查询到电信公司，常常听到这样的答复：“电脑计费不会出错”，“我们执行上级规定的标准，我解释不了”，令消费者不满。三是不合理收费。有的地方仍在强行收取国家明令禁止的代维费，变相收取话单费、直拨费、界区费，等等。
　　更为恶劣的是，有的电信部门态度蛮横，不可一世。最近，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就电信部门的垄断行为召开了一次消费者座谈会。据了解，在召开此座谈会前，北京市消协本着沟通的原则，曾邀请市电信部门到会，向消费者介绍一下有关电信资费的计费方式及电信行业的工作情况，让消费者对电信行业有所了解。但这一善良意愿竟遭到无理拒绝，北京电信以“调价与企业无关，只是执行物价局的规定”为由拒绝参加。
　　电信部门的低劣服务，远不止这一个例子，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根据这一规定，电信部门在向消费者收取月租费和通话费的时候，应向消费者说明月租费的组成内容、实际通话的次数等情况。但事实上电信部门从不向消费者说明上述内容，并以种种理由拒绝向消费者提供市话清单，单凭自己的所谓“不可能出现错误”的电脑单据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当消费者对电信部门提供的单据有怀疑并向新闻媒体投诉时，竟会被以“侵犯名誉权”而告到法庭……
　　行业利益至高无上
　　市话费的调高，是打着结构性调整的招牌出台的。平常我们讲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是调整不合理的部分。按这个逻辑，显然是原先的市话费收得太低喽。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原先的市话费收得并不低，以收入与市话费支出相比而论，中国老百姓的支出是西方国家的好多倍。说穿了，中国电信对资费的所谓结构性调整，采取的是“堤外损失堤内补”的策略。由于国际长话费的下调，使它损失了一部分预期利益。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为了保障行业的既得利益，便采取了全面提高市话话费的办法。
　　有人算了一笔账，仅以这次城乡平均每部电话月租费上调4元计，福建省现有城乡固定电话用户500多万户，每月福建电信仅固定电话月租费提高的部分就可多收2000多万元，一年增收近3亿元，这是任何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望尘莫及的，更不用说它的全部利润了。
　　这次资费调整不涉及移动业务，也是电信企业为了行业短期利益向国际资本市场献媚于一时的表现。中国电信明明知道较高的移动话费会阻碍用户的使用频率，但目前用户数量的绝对增长可以暂时弥补流量的不足，不至于使效益出现大滑坡。中国电信就是以这种牺牲消费者利益的办法，来保持自己赢利的良好形象，以利于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进行并购、重组等战略性调整。事实上，当有传闻手机单向收费可能要实行时，中国移动和联通在香港股市的市值数天内就损失700多亿港元，而吴基传部长一出面澄清，两家公司的市值几天内又暴增1400多亿港元。
　　中国电信对行业利益的保护，使消费者期望最高的手机单向收费不能实施，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使许多消费者感到不可理解。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在北京、西安等地的调查，92.83%的人们认为应当降低手机月租费，95.93%的人们认为应该取消双向收费，实行单向收费。结果是，消费者的愿望与中国电信保护行业既得利益的一贯做法想抵触，因而又一次成了肥皂泡。
　　对于此次资费调整，中国电信总认为自己为中国老百姓做了天大的贡献，因为按1999年不变业务量静态测算，电信企业全年业务收入约减收203.78亿元，而仅取消电信业务附加费一项，就减少政府性基金收入104.2亿元。问题在于，消费者究竟该不该向电信企业多交这300多亿元？电信企业多年来一直执行着令人不满的垄断高价，这两项天文数字与其说是电信企业“让利”于消费者，不如说是电信企业将本不该得的垄断高价部分返还给消费者。
　　有消费者认为，电信部门总说市话亏损，却又拿不出相关亏损的资料。至于市话运行成本，电信部门说需要3－5年才能算出来。既然算不出来，又有何根据说成本亏损呢？另外，随着市话用户的爆炸式增加，其运营成本必然大大降低，电信亏损的原因何在？根源在于垄断经营所带来的管理落后，效率低下。据国家计委的一份研究报告，每1000部电话机主线所需的电信职工人数，中国不仅是法国、日本、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的十几倍，而且还数倍于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内部管理不善产生的费用，都被笼统地打入了正常的运营成本。另外，长话局与市话局结算时，占线补贴只按每3分钟0.06元计算，相当于市话通话费的1/3，减少了市话局的收益。有些电信部门大搞内部福利，如对邮电职工免收基本月租，每月可以免费打200次市话，这部分收入流失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信的数千亿固定资产要增值，数十万职工要奖金、要福利，就只好瞄准消费者的腰包。
　　可以说，中国电信的内部管理已病入膏肓。而管理上的问题不解决，企图通过增加消费者负担的办法来提高行业赢利水平，这对中国电信来说，是一条绝路，随着我国加入WTO的日益临近、国内竞争对手的发育、消费者消费意识的觉醒，到一定时候会出现大批用户“叛逃”的情况，到那时，谁也保不了中国电信。
　　垄断思维一脉相承
　　近年来，随着电信事业的迅猛发展，电话、手机、传呼、上网等日益走近人民大众，逐渐成为中国老百姓不可或缺的信息交流工具。与此同时，由于电信仍然基本上沿袭计划经济时期“老子说了算”的垄断经营模式，其运营水平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使觉醒了的一代消费者不堪忍受，于是电信便成为继“铁老大”、“电老虎”之后的又一个众矢之的。
　　邮电资费调整实施后之所以实际资费大幅度上升，是由于中国电信的垄断经营由来已久，以消费者为掠夺对象的做法习以为常，把消费者当阿斗的观念根深蒂固。通过几十年的独家经营，中国电信已经建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庞大的通信网，其垄断地位至今未从根本上撼动。只要垄断地位存在，它所具有的垄断特征和垄断品质必然会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对此，消费者有切身感受。他们说，当电信部门需要广大的用户投资时，用户就要无条件的、且必须要缴纳高额的初装费替电信投资；而当电信部门发觉自己的电信网络发展已相对完善，且由于初装费不断降低使电信业利润变得“微薄”时，就想以一种自己认为更为合理的收费方式来保证自己的收益，如这一次的变相提高市话费。
　　中国电信的垄断思维，决不只是表现在市话费的提高，还在如征收资费时的随意和无序、兑现承诺的可有可无等。特别是中国电信总在想方设法阻止竞争对手涉足自己的领域，当看到留给自己的“蛋糕”变小时，就要利用权力进行所谓的调整、改革，明目张胆地导演一出出限制市场竞争的非法闹剧，严重地违背公正交易、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盛气凌人地漠视客户的利益和需求，极大地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电信资费调整改革，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愚弄消费者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广大电信用户，也不利于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中国电信的垄断体制不除，即使再来几次资费调整，也无非是变换花样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而已。所以，中国电信用户要想成为真正的“上帝”，只有尽快打破垄断经营体制，舍此没有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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