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瘠土地上长出好根苗
――追寻全国时代楷模柴生芳的成长足迹
梅花香自苦寒来，每朵成功的花朵都浸透着奋斗的汗水。全国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人民满意公务员柴生芳，从小虽然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但他像一根顽强的绿苗，从贫瘠的土地上一点一点顽强地成长起来了。
2014年8月18日，金秋的火阳迟滞着不肯迈上陇中岳麓山的三国点将台。山川含悲，洮河呜咽，马衔山低首，南屏峰含泪。从临洮县殡仪馆到线市街到县城的大街小巷，已经站满了人群。人们举着一幅幅写着感人话语的横幅，面含悲戚，双眼垂泪，有的忍不住巨大的悲痛仰面痛哭。
地处甘肃陇中临洮县的县城里，人们双手拭泪，对街长哭，他们在用泪水最后一次送别自己的好县长――柴生芳。
一、土塬磨砺
黄土古塬上贫家子刻苦读书，煤油灯下走出了北大学生。――采访手记
1969年7月3日（农历6月1日），一个普普通通的夏日，直亮亮的阳光照着雄浑的天下黄土第一原――董志塬。董志塬南部的麦田里白瓷瓷的麦茬亮在地上，那已经收割的麦地旁边是一片片穿着绿色衣衫的玉米，像手握钢枪的绿色士兵，在风的吹动下哗哗啦啦鼓动着满身的绿色，散发着青春的清甜香气。
这一天，一声稚气的啼哭从董志塬上传出，一个幼小的生命诞生在这董志塬上一个叫南义公社北庄大队柴家湾生产队，靠东的山梁下的一个窑洞的炕上。
董志塬，这块由二十多万年的风沙沉淀而成的天下黄土第一原，是由一系列塬系连缀而成的。
紧临董志塬东面的第一条塬是叫瓦斜塬的小塬，两个塬之间被一道叫岘瓦川的小河分开，而紧临瓦斜塬东面的一条小塬就叫南义塬，和瓦斜塬之间又被一条叫马连河的黄河的三级支流分开。这条长长的南义塬东面也有一条小河叫寨子河，流到宁县县城则叫城北河。马连河与寨子河之间的这条狭长的南义塬东西宽不足5公里，南北长则达60公里，就是这条长长的塬把宁县县城和合水县城连接起来，两个县城像一条宽带两头的两只篮子。这条宽带中间又镶嵌着一条粗糙的黄色带子，这就是五十年代修成的一条县际沙石公路，这条路的中间是南义公社和街道所在地，沿南义公社的街道向北六里路地的东面是北庄大队所在地，再沿着大队部的沟边向南走三里地，就是这个新生命诞生的柴家湾村。
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让柴家人又增添了无比的欢喜。早在这年正月已经得病半瘫在床的老奶奶听到第五个孙子的叫声，脸上弥漫开柔软的黄亮亮笑容，她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从她住的窑里到另一个窑里来迎接这个新生命。她靠在炕边，焦急地应用祖先流传下来的经验指派这个又指派那个，直到看到孙儿吃上母亲张氏甘甜的乳汁。小生命的一个叔父和一个姑姑也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他们为哥哥嫂嫂又添新子而高兴。小生命的大哥生龙在县城上着中学；二哥生都已经是一个十五岁变声期的半大小伙；三哥生琪出生在饥饿的五八年，已经十一岁，但还显得面黄肌瘦，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四哥生军已是刚有炕头高的四岁儿童了。面对自己的第五个儿子，三十六岁的高大而苍劲的柴家湾农民柴俊厚依然显出欢乐的笑容，他是这个十口之人的大家庭一根坚强的顶梁柱，高高地挺立在柴家湾的天空下，为这个家遮风挡雨，为这个家庭拾掇必须的粮食和衣物。
小生命取名为建仓，叫柴建仓。柴生芳是他后来上学的时候才改的名字。
这是一个有德善遗脉的家庭。早在清朝末年，小生芳的太奶奶的那个年代，柴家还比较盈实，但家里记着“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塬边”的那个传说，遇上邻里、亲友家有困难的就会帮一把，常常给送去接济的粮食或衣物，而穷亲戚来到家里，给他们做的吃好后，走的时候又给带上粮食和衣物。在困苦年代，难民常常一拨一拨的在崖头上门外边讨饭，老太太不但接济让他们吃饱，还让他们吃好。走的时候还把白面馍馍装在碗底下，杂面馍馍装在碗上面，打发穷苦人赶路。
可惜好景难续，到爷爷那一辈时，由于爷爷四十六岁早逝，给富裕的家境带来重创，家道逐渐没落。但那种仁厚善良的家风还是代代相传。五十年代，柴家的顶梁柱柴俊厚先生去宁县早胜卖货物，一个陕西李姓客商多给他支付了100大洋。那时的100大洋确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面对贫困的日子，柴先生犹豫过，但想到这么巨大数目的财富说不定会闹出人命。于是他连夜赶了几十里山路将大洋如数送还。到小生芳出生的时候，奶奶已经中风半年，行动不便，开始爬行。小生芳的父母白天赶时间下地劳动挣工分，回家把老母亲背出背进，日夜侍候。他们依靠勤劳的双手，不但养活自己的五个儿子，还对老父亲留下的一个未娶亲的弟弟和一个未出嫁的妹妹，也从来不离不弃，视如家小，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这样，全家人能劳动的千方百计劳动挣工分，不能劳动的则受到应有的关怀，家里融融乐乐，和和睦睦。在那个紧迫而困苦的年月，还成为村里人羡慕的对象。
小生芳睡在窑洞里的土炕上，看着窑窗里射进的太阳光微笑着，微笑着，然后不知不觉地就会变成了父母的笑脸，叔叔的笑脸，姑姑的笑脸，然后是几个哥哥的笑脸。小生芳就是在这样的笑脸变化中，一天天成长起来。有一天他终于站立了起来，家里人惊喜地把他搂在怀里直亲脸。小生芳可以下炕走路了，可以到院子里赶鸡了，可以走到门外看树上的鸟了，可以走到崖上的场里看太阳了，可以在陌生的生产队里人面前嘻嘻地笑了。
成长的生命是快乐的，成长的生命也是懵懂的，这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贫困年月的含义，还不知道家里人笑脸后面包含的艰辛和困苦。
每到傍晚，父亲就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他去到老奶奶住的窑洞里，给瘫痪在床的老人家点上煤油灯，嘘寒问暖，这时候的小生芳总是跟随在父亲身后，耳濡目染着父亲对奶奶感人的孝行。照顾好老人之后，父亲随便吃点东西，在水缸里舀一碗水，很快喝下。然后开始寻食喂那只饿得劲嚎的母猪。跟随在父亲身后的小生芳感受着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快乐。这时沟湾的洞道里已经有小孩的奔跑声以及架子车下坡空荡荡的抖动声和大人们收工回家时说话的声音。最先走进院里的是父亲的二儿子生都和他的叔父，后面紧跟着的是小生芳的姑姑，再后面往往跟着的是生琪和生军，他们跟在母亲张氏的身后，一前一后走进院落。这时候柴家湾的这一家窑院里热闹起来，几个年轻人还站在院子里说着当天村上遇到的不顺心事。母亲走进院里，拉过小生芳喂一通奶，接着去到婆婆窑里帮助难以动弹的老人清理大小便溺。这时候，小生芳的姑姑就在旁边帮着嫂子的忙，在院子里的生都、生琪往往被指使着帮这帮那，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而父亲仍然在院子里有板有眼地干着没干完的活，随后他就会半蹲在靠墙的任何一个地方，卷起一卷老汉烟，吧嗒吧嗒地静静地抽着。面前的烟火一明一灭地闪着，院里便会弥漫起很浓烈的烟草味，往往他把自己抽得咳嗽连天，他用这浓烈的烟草味抵挡着一天的劳累，清理着屈卑的思绪，积蓄着站立的力量。这时候的柴家院落是繁忙的，然而是热闹和生动的，只有父亲的旱烟散发着困苦和抗争的意味。
劳动了一天的人们是困乏的，也是饥饿的。这，母亲最清楚。她走进窑屋里点上煤油灯，在炕头后面的灶火里点上火，将中午吃剩的那些高粱面片或者玉米面片放在锅里，顺便再放几个高粱卷卷或者玉米面馍馍，一起加热。接着在烧开的水里撒一点麦面做成糊汤，再把一些地里拾回来的韭菜、萝卜、辣椒什么的做成一碟碟菜，把这一切拾到盘子里，端到煤油灯下的炕上，就是一家人的晚饭。一家人围在煤油灯下的炕上有滋有味地吃起来，这就是那个年月里的难得的满足的生活。
然而就连这样的生活也没法持续，到1974年的时候，全陇东、全柴家湾，又经历了一次近似“五八”“六零”年饥饿的侵袭。政府面对这样紧急的困难，从外地调回红薯干、钢丝面这一类充饥的食物。
红薯干、玉米钢丝面这一类主要食物的替代品也是按照工分分阶段供应的。小生芳家里全劳动力的只有父母，半劳动力的有叔父、姑姑、二哥。三哥才勉强能有劳动力。奶奶、大哥、四哥、小生芳，还有比生芳小两岁的弟弟建荣都是没有劳动能力的。那些年月，生产队的活路重，叔父、姑姑、二哥、三哥都是承担队里的运粪拉土收庄稼这些重体力活，吃手也特别紧。红薯干和玉米钢丝面吃起来并不受食，吃过饭不久，刚在地里干了半晌活，肚子里就空空的难受，一上厕所肚子就直接空疼起来了。有一天，当全家这些正长身体的劳动力回到家里时，发现早回家的母亲没有做饭，而是怀里搂着最小的弟弟建荣，身旁站着五岁的小生芳，不言不语的坐在屋里的小凳子上。给队里喂畜生的父亲也跟着进了窑院，他饥肠辘辘的肚子冒上一股无名的虚火，虚空的大脑里闪过一道感觉的灰烟，他走进窑屋里，证实似的问了一句:“没啥吃了？”“连红薯干都没有了？”张氏摸了一把眼泪回答着。
柴家的掌门人柴俊厚心里虚虚的，他觉得自己高高的个子像一个脱了叶子的大树一样在冷风里摇摆，随即他在窑里转了转，拿着一个粗麻口袋，在孩子眼巴巴的视线里走出门外。
到了黄昏的太阳落进董志塬边树林的时候，柴俊厚老人用借来的车子推着半袋高粱回来了，他是借下亲戚的粮食。
就是这半袋救急的粮食才没有让柴家人饿得天昏地暗，走投无路。
日月在艰难中更替，在乡间小路边、大树下、沟洼里奔跑着为家里拾回猪草和柴禾或者羊粪的生军、生芳还有建荣，慢慢地长大了。而这时的生军已经能上学了，他上了小学，剩下的生芳带着弟弟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望着父母像候鸟一样被队长带领着今天到这块地里劳动，明天又到那块地里劳动，一天在村北，又一天却到了村南。他心里空落落的，透过刚飞过两三只鸟的大槐树的边沿，看着天上的云，他觉得他应该像那片云一样飞翔起来，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天晚上，小生芳回到家里，郑重其事地向父母亲说“爸、妈，我想上学！”母亲看着又瘦又小的生芳，问他能行吗？生芳挺起胸膛，信心十足地对母亲说:“我能念书！”小生芳把这话说完后，不久就睡着了。可到半夜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母亲还点着油灯，那弯曲的身影映在窑壁上，他看到母亲低头把一片片五种颜色的布料缀在一起，用针一块一块地连着，看着看着，他又睡着了。第二天当他醒来的时候，一个花花绿绿的背包放在炕头，偌大的土炕上只剩他一个人，巨大的窑洞里显出空荡荡的寂静。整个窑院里除了鸟儿的叫声，也一片静寂，连那从窑窗里照到小弟弟建荣脸上的阳光也是那样寂静。小生芳摸着这个华丽而崭新的背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1976年3月的一天，是南义公社北庄小学开学的日子，小生芳被他的哥哥生军带着，在树上鸟儿的叫声中，绕过沟边那些农家院落的崖畔，走了三里地来到学校老师的办公桌前。
不久，坐在教室里的小生芳领到了老师发的《语文》、《算术》和《常识》书，还有一些印着道道和格格的作业本。老师在讲台上讲着如何做个小学生，如何爱护书本，如何回到家里帮大人做事。老师发现，坐在前排的又瘦又小的柴生芳，挺着圆圆的脑袋，张着两只大耳朵，听得特别认真。渐渐地他边讲边看着小柴生芳，仿佛是对他认真听讲的一种回应。
从此，小生芳背着母亲给他亲手做的花布书包，里面装着渐渐卷起的书本，奔走在董志塬上那一个叫柴家湾的沟边的小路上。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春天，风光艳丽的夏天，还是金光灿烂的秋天，抑或是大雪飘飞的冬天，都能看到他或与同学或与小朋友们风雨无阻的奔跑在离家三里的乡村土路上。
小生芳那时就形成了很强的时间观念，那时家里还买不起一个小闹钟，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会央求母亲或者哥哥，要他们无论如何要早早叫醒他。夏天，他要做第一个进教室读书的人，冬天他要做第一个为同学们生土火炉的人。有时候家里人忘记了或者睡过头了，当大人迟叫醒他的时候，他会焦急地哭起来，并且边摸着眼泪边向学校跑去。即使这样的时候，他往往并不是最后一个踏进教室的学生。
小生芳早早地赶到学校并不是要图个早到校的荣誉，他是抓紧一切时间写字，背课文，做算术题的。那时候柴生芳对学习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老师发现他特别认真。对有些难题，他也常常记在脑子里，放学的路上边走边想，嘴里不时嗫嚅着，有时脑子里豁然开朗起来的时候，他顺势蹲在路边，拿起树枝在地上划写着做起来，这样常常让走在前面的生军哥哥喊着等他半天。
小生芳从小就从乡亲那里，从父母身上传承了善良的禀赋，学来了勤劳的习惯。到七、八岁的时候，他常常和生军哥哥在上学校的路上带着扁担和木桶，放到教室后面。到中午放学的时候，其他孩子们都赶回家吃饭了，他却和哥哥忍着咕咕乱叫的肚子，下到二百多米深的沟里，十分吃力地摇摇摆摆着，来回走五里多的路抬着一桶水回家，然后紧紧张张吃点饭，又向学校赶去。而到了夏秋季下午放学后，他则提着一个条笆笼，或者到地头或者到沟里给家里养的猪拾回一笼猪草，这时他也不会忘记给瘫痪在床的奶奶采摘一串串新鲜野果；冬季里，白天很短，他则利用星期天或者寒假，提着一个条笆笼满沟满洼的跟着生产队里的羊群跑着，拾回羊群拉下的羊粪豆儿。而到天晚的时候，他袖着出了棉花的袖筒走到崖畔，在麻雀回窝前的叫声中揽回一笼麦草，把瘫痪在床的老奶奶的炕烧热，然后爬在老奶奶身边写他的字看他的书。这时的老奶奶就会安静而踏实地睡去。当辛苦了一天的母亲推开院门，嗅到窑院里烧过炕的烟火味时，便会放心地走到老婆婆的窑里，高兴地抚着小生芳的头连声夸赞。母亲为有这样一个好儿子而快乐，这快乐才让她有力气支撑起了队上那些艰苦的劳动和家庭艰辛的重担。
柴家湾沟边的树木，落尽了黄叶又长出绿叶，柴家湾对面的沟洼里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小生芳在柴家湾的山塬畔欢快着，忧愁着，希望着，他的个子渐渐长高了。他翻过的书已经有了几摞摞，一个小小的新华字典被他翻旧了许多，他得回的奖状已经糊满了半边窑墙。
1981年9月，柴生芳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庄小学毕业，考上了南义初中。
进入少年期的柴生芳显得成熟了，他坐在南义中学的课堂上听课更认真了。下课的闲余时间他总是翻阅着那些陌生而又新奇的《代数》、《几何》、《语文》、《历史》、《地理》、《生物》，后来还有《物理》、《化学》。虽然课程门类增加了，但柴生芳对每门课程都认真对待，连同学不太重视的《历史》《地理》他都能理解的记忆，常常考最高分。这时候他成为老师的掌上明珠，成为同学们争相模仿的学习榜样。
1982年，刚上初一第二学期的柴生芳，迎来了所有董志塬人都盼望的包产到户的大喜事。他家分到了二十多亩地，也分回了两头牛和一匹骡子一匹马；还分到了七十多只羊。沟底里那片队里栽种的苹果树没人务落，也分给了他家。这时一大家从贫穷看到希望的人变得活泛起来。这时候在家帮着父母挣工分的二哥生都和三哥生琪也长大成人，成了家里生龙活虎的劳动者。第一年下来，麦子来了个大丰收。父亲拿出他在生产队饲养牲畜时积累的经验，把自家的牛喂的毛色红润膘肥体壮。那个黑色的骡子不但毛色油亮体格健壮，而且走起路来精神十足。二哥和三哥轮换放着的羊到冬天下了八九只羊羔。这年冬天，几天的大雪封了道路的时候，一家人把羊和牲畜喂好，坐在热炕头上，说一会儿，坐一会儿，到了吃饭的时候，母亲端来又白又圆的大蒸馍，父亲揉揉红润的眼角，拿起白蒸馍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二哥生都和生琪也跟着吃起来。这种安然的生活是他们几十年想都不敢想的，可是却实实在在地来到了柴家人的面前。
而热爱劳动的柴生芳每到假期，从父兄手中接过放羊的鞭杆，带着书把羊赶到山坡。这时候的羊群一溜地散开，云朵样自由地边吃边移动着。他则坐在山坡上一页一页地看书，山风吹着，头顶不时有一只只鸟儿飞过，也会有飞机飞过。生芳低头看了一下午的书，当他站起来伸展身体的时候，忽然想起放羊的事。羊呢？山坡上一片迷茫，连个羊的影子都不见。这时似乎有人在沟对面喊，说羊把苜蓿吃了。生芳抓起手中的鞭子就向山坡奔走，当他满头大汗地跑到沟对面，那喊着的人已把羊赶出苜蓿地，还在那里扬言，要把羊宰的吃了。柴生芳赶紧叫大叔，说自己看书把放羊忘记了。那老农偏着头看了他一会儿，不知是认识他还是原谅了他，说：以后再不能这样了！我再发现非吃了你的羊不可。生芳感谢着，赶紧奔向懵头串向苜蓿地的羊群。
有一年，生芳终于不必为被扁担戳来搡去地在沟里抬水而犯愁了。村子里有了机井，哥哥们只要在架子车上放一个洗净的油桶，就会拉回十几桶水。他和生军哥哥高兴的什么似的。一天生军哥哥忙着家里的其它活计，生芳看见家里的水缸底朝天了，他便独自一人拉着水桶到机井上拉水。桶子里装满了水的车子十分沉重，单薄的生芳一个人拉到自家崖畔时，已经汗流浃背，心脏似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他按着架子车辕就此歇息了一会，没有等到四哥或者收工回来的家里人。十几岁的他便壮着胆子学哥哥们的样子，拉着架子车向下院子的陡坡走去。沉重的水车遇到下坡，像脱缰的野马带着瘦小的生芳飞驰起来，生芳眼前闪过一道亮光，便听到噼啪破响，接着翻滚的水桶向他砸来，敏捷的他虽然躲离了身子，可左手却被重重地砸伤，一阵凉丝丝的感觉夹杂着麻木的钝疼之后，他的手掌裂开一条血淋淋的伤口。等到家里人回来，发现他满手是血。母亲心疼地翻过他痛得麻木的手掌，发现伤势十分严重，连夜把他领到公社卫生院缝了几针，然后包扎好。后来虽然愈合，但他的那只手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然而即使这样忙碌的生活，柴生芳和四哥柴生军仍然感觉这是农家人最幸福的时刻。他们希望更大，学习的信心更足，成绩也更优秀了。四哥生军头年考上了宁县最好最大的宁县第二中学，两年后生芳又以优异的成绩跟着生军哥哥的脚步踏入宁县二中的大门。
宁县，一条流淌着狄仁杰斩九龙美丽神话的河，从远古的唐朝流到今天，流过宁州山城之南，南山之北。流绿了山川，流红了两岸，流得人杰地灵，成了人才的故园。这河因那个美丽神话得名九龙河，这川就叫九龙川。宁州也因这河这川成了物华天宝的文化名城。
这城是一个优秀的地方，而且被优秀的精神世代滋养得风光无限。南山脚下，九龙河畔，有块平坦的滩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修成了烈士陵园，安葬着解放宁县牺牲的数百名烈士的英骨，这里使人敬仰不已。1956年，这些英骨搬迁进庙咀梁烈士陵园，后来，这里建起了一所培育桃李的校园――宁县二中。这里成了人才的摇篮。
三河交汇的宁州古县城，南山下，九龙河畔的桃李园，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这里有一排排古朴但却整体的校舍，有几个足球场大的操场；有几千名朝气蓬勃的充满理想的莘莘学子，有知识渊博爱岗敬业的老师。柴生芳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像鱼儿游进了宽敞的马连河，像青树沐浴着春风雨露。每天早晨被急促的铃声叫醒，在黑乎乎的教室门前排队出操，在体育老师的口令下整体跑步；在悠扬的广播声中伸手弯腰做体操，这些都是不能马虎的，轻的错误被老师叫去罚站，重则影响班级的荣誉。柴生芳在学生群中做得是那样认真，他已经训练出了遵纪守规却严肃活泼的习惯，他在无形中引导着自己的同学，使大家相互鼓舞形成一个优秀的集体。
柴生芳爱他活泼而友爱的同学。上课的时候谁打瞌睡了有人提醒；出操的时候谁扣错纽扣有人指出；谁生病了会有同学扶着打针，谁脚腕歪了会有人替着搞卫生，打水。而更多的时候大家则是齐刷刷出操，齐刷刷举手回答问题，书声琅琅的上早自习，声音洪亮的来唱歌，生龙活虎的去上体育课。这是一个幸福和谐的集体，柴生芳是这个集体中优秀的一员。
而有时候，柴生芳则是羞怯的。回到两层架板的大通铺的宿舍里，夏天则是无处洗澡而生出的汗酸味，冬天的夜晚则是在冰冷如铁的通铺上挤挨着咬牙入睡，常常被寒风冻醒。而在那门背或者刷白的墙壁上，则是柴生芳和同学们的馍袋子。每周回到距离县城30里外的家里，背着家里人烙的馍馍，夏天带些盐巴，冬天带些咸菜。馍袋子里的馍馍存放时间绝对过不了每周的星期四，到星期四搬开的馍馍，缝隙则被细细的白丝线连着，里面发出刺鼻的酸腐味，不能不吃的，不吃就会挨饿。柴生芳常常看到同学挤着眼睛猛咽两口，或者用开水把馍馍掏一遍，然后放些盐巴继续吃。而到冬天的时候，则用缸子打一回开水，将冰渣一样的馍馍泡在开水里，等馍馍变软了，整个缸子也变凉了，只能就着咸菜吃着温水泡馍。这样的日子一天一天的持续着。
而让柴生芳怯惧的是每周放学回家背馍馍都要走的那条30多里长的石子路。这30多里的石子路，是他从十四岁开始每周一个来回一步一步丈量过的。一步一步抬起，一脚一脚落下，有时候是结伴而行，更多的时候则是寂寞而行。一个人望着没有人影的长长的路，有时候走的汗流满面，有时候则走得胆战心惊，更多的时候则是走的紧紧张张――两眼不望远处景，两耳不听身外音。即使这样走一个单趟也要三个小时。为此在沙石的路上他磨破了几双布鞋，大母脚趾常常会不安分地露在外面，被那些多事的石头顶上，就会钻心的疼痛。这时候的柴生芳抱着脚咬牙咧嘴一会儿，等疼痛消失了，他转换一下路线，绕开多石的地方，继续赶路。
所幸的是在这三年漫长的背馍上学的路上，有时候他还蹭坐着同学的自行车；有一段时间他还有一个结伴而行的生军哥哥。这样他才在三年时间里走下了八千里路的云和月。（柴生芳三年在家里和县城之间往返总计达八千里路）
柴生芳在学校里紧张有序的也十分艰苦地生活学习着，他常常盼望着每年的寒暑两个假期。到了冬季的寒假里，家里的粮食颗粒归仓，农活也已停歇，家里唯一重要的事是给牲畜备好粮草，养好那几头大家畜和七八十只羊。寒假里，柴生芳就会钻在窑里的老奶奶炕头上，双手抱着课本，坐着看一会儿，又翻着演算一会儿，有时候累了，就势迷糊一眼，让脸上压出一道道的戳印，有时口里流出了口水，他用手一抹，摇摇头振作一下精神，又重新开始他的学习。
而暑假，更是柴生芳所盼望的。一般到了七月，处在四个塬头包围中的县城被一团滚热的浪潮填满了，很少有一丝风，连平时清爽的马连河、城北河和九龙河也似乎成了热浪的源头。这时候就将要放暑假。柴生芳约了几个同学，带上学习用的书直奔家乡而去。他就带着同学们到蛋嘴梁沟的下面，看起了包产到户后分给自家的那八九亩苹果园。为了看护苹果，老父亲在园子旁边一个崖壁上挖了一孔窑洞，柴生芳就和同学们吃住在这个窑洞里。这里是柴生芳的乐园，但不是他玩乐的乐园。这是他独立生活，亲近农活，亲近大自然，并且刻苦学习的乐园。当鸡鸣声从塬顶上的村庄的沟畔传进他的耳膜，他便从安静的沟谷里醒来。他便拿起书，叽里呱啦的背着英语，或者大声朗诵古诗词或文言文。而当中午的时候他便在闷热的山沟里点燃灶火，给自己和他的同学做饭吃，然后小睡一会儿。到了旁晚，夕阳落进头顶塬畔参差不齐的树林里时，他又会再巡视一周苹果园子。然后用晒干的蒿草烧一烧土炕，当空气中弥漫着一片草烟味时，他和同学点上煤油灯便开始了认真的学习，这时候塬畔上的人们会看到沟谷里那如豆的灯光。而在明月的晚上，雪光一样的月辉照在沟谷，亮得可以看见书本上的文字。于是他就在果园旁边的空地上照着月亮看书。他认真学习的情形被传到塬畔，传回村子。有那么一阵子，柴家湾的学生们争着模仿起柴生芳的学习精神，把凳子搬在窑院里照着月光读书学习。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个假期里，柴生芳不但巩固了上学期所学的内容，而且预习了下学期的知识。每一次上新课的时候，他对知识的熟悉和通晓都令同学和老师惊讶。他迅速成长着，学习成绩也飞速的提高着。
1985年的暑假，对宁县二中的学生来说很短暂的，高二的后半学期，各班班主任根据平时代课老师的掌握，征求了学生的意见，按照学生的兴趣和特长，把学生分为文科班和理科班。在那个知识就是力量；“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知识大爆炸的年代，大部分学生选择了理科班，只有极少数学生被分到文科班，那时宁县二中只分了一个文科班，学生五十多名。班主任是教地理课的年有五十四岁的王汝信老师。这个假期仅仅放了十多天假，然后同学们寻到上一届校友们用过的课本，开始了紧张的上课。老师的经验是很快将功课学完，然后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同学们进入充分的复习备战状态。
这时，柴生芳更多的时候是在操场的树下，因为他是学习委员，不能走太远，教室里不见他，到操场边空地的树下必定能找到看书的他，这时候同学往往站在远处喊:“柴生芳！”“柴生芳！――老师叫你！”柴生芳嘴里“哎!”着，就赶紧卷起展开的书本向教室奔去。
那些时日里，班主任王汝信老师为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们的前途操着心，他的心悬起来，常常担心哪一个学生在关键时刻掉队。那次全县中学统一会考，柴生芳的地理卷子答得出奇的好，每一个题都答上来了，而且答得正确而有新意，王老师就给了满分。这时候宁县一中的一位老师提出异议，最后大家重新复核了柴生芳的地理卷子，发现他就是答得正确，不给这样的考卷打满分是太亏待他了。
尽管每个周末还是要步行30多里回家背馍馍，尽管那时候家里忙得不亦乐乎，母亲和嫂子还是到周末起了酵面，到第二天吃过早饭，便紧紧张张地给他烙馍馍，然后柴生芳又紧紧张张背着馍馍走向学校，这样的艰苦在柴生芳眼里已经不算什么。
转眼是1986年的春天，按照老师的安排，开始了三轮大型复习。第一轮是老师把从高一开始到高三所有课程浓缩出重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做以讲解，重点是做习题。那时候已经有教学专家专门根据教学大纲和知识要点分章节制作各类习题，老师通过选择地把这些题买回来，接着让班上写字好的同学照着在蜡板上刻写，然后用油墨一份份印出来发给大家。同学们就照着这字迹模糊的印题，做着答案，每周每门课要做三四份题，每月十几份题，三个月下来每门课五十多份题，六门课的试题就要三百多份。这其中，柴生芳为大家刻写了三分之一。而柴生芳在为大家服务的同时，不忘记刻苦复习，那时候，天渐渐热了，教室里人多，不利于记忆，他便带着书本到操场边的树下，一门课一门课地阅读，理解着记忆。到第二轮复习的时候，老师们又弄来了另一类试题，这是综合性强的试题，柴生芳又和同学们刻写蜡板油印试题，然后答试题。这样紧张的训练了两个月，最后一轮的复习是老师找来模拟考试题，依次制作。同学们根据以前的基础和两轮综合复习，进入了模拟考试阶段。这时候每一次考试下来，柴生芳门门功课成绩名列前茅，总分一直是全班的第一名。而在他的带领下，全班其他同学的成绩也节节上升。学校对这一班勤奋学习的学生寄托着期望。
7月来了。一股股热浪像粘稠的火焰涌满古宁州的沟沟岔岔，也让宁县二中的校园里弥漫着一阵临考前的焦灼气氛。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悄悄地准备着，让心理承受力强的人也胆战心惊，而这时候的柴生芳却显得若无其事，吃饭照样吃得香，睡觉照样睡得好。放下了学习重压的他性格开朗，胸怀宽广地帮助老师和同学们做这干那，多少让人们忘记这个让学生们称为“黑色七月”魔杖的穷追猛赶。
高考完的第三天，王汝信老师把全班同学集中到教室，然后各代课老师拿出标准答案，有的写在黑板上，有的随声念出来。老师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在学生中产生强烈的反应，时而惊讶，时而唏嘘，时而唉声叹气，时而拍手欢呼。同学们在用自己的反应回答着自己答案的正误。柴生芳的反应并不强烈，但是老师看到他面色红润，泰然自若。
对了答案之后，老师和同学都对自己的考分有了一个大概估计。柴生芳对自己的成绩估计得保守，然而他还是遥遥领先。老师们还专门把他叫去重新对了答案，对了之后，老师们心里兴奋起来:“柴生芳今年要给我们宁县二中放卫星了！”
生芳这样好的成绩，到底报哪个学校呢？知道生芳英语成绩优秀的兼教英语的宋红军老师建议他报北京外国语大学或者上海外国语大学。而深知生芳历史成绩优秀且对历史颇有兴趣的历史老师张文蔚让他报北大的历史系。两个老师的观点不一，柴生芳还是听了张文蔚老师的话，报了北京大学。为此，视柴生芳为掌上明珠的宋老师平生第一次对生芳说了重话:“你看你报啥？我不管！”老师掌上明珠的柴生芳被自己敬重的老师吓得缩着脖子跑掉了。
柴生芳报了北大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但传遍了校园，而且传遍了宁县县城。填写完志愿的柴生芳到街道上去转，听到桥头有几个老干部在议论：
“听说二中一个南义娃报的北大！”
“那娃娃还小哩，听说才十七岁，是应届生！”
“那娃娃不简单！”
1986年8月初，一只惊人的消息飞到董志塬，飞到古宁州，落在了宁县二中的办公室的桌子上。―北大录取通知书―柴生芳收。
送信的邮递员激动，宁县二中文科班的老师激动。这个激动的消息像波浪迅速传遍了宁县县城，传遍了宁州大地。
而当柴生芳的通知书送达家里的时候，全家人都放下手中的活计，围着个头不高的柴生芳，看着他打开通知书，自豪地告诉着全家――这是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家人惊奇地把鲜艳的通知书传来传去，激动地围着他夸赞不停。这时，从柴家湾窑院里传出不断的笑声，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随后又传来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根据甘肃省招生办统计，庆阳的文科生柴生芳成绩最高，名列全地区文科第一名，是名符其实的文科状元。
这个消息，又像一股热浪，像一朵美丽无比的鲜花送达宁县南义北庄村柴家湾组，他的鲜艳和温暖已经不只限于南义，不限于宁县，而且展示在古老的董志塬上，展示在改革开放的庆阳大地上。
二、燕园风华
“樊锦诗、邓稼先、张益唐、汤一介、柴生芳……他们从不随波逐流，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宠辱不惊，处之泰然。他们是‘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北大的骄傲”――摘自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在2014年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987年9月，董志塬上仍然骄阳似火，高高隆起的塬上铺展着收割后的麦田，成长着的玉米林、高粱林，粗旷的苍黄与翠绿相间，塬边上被一排排浓绿的白杨树护卫着，在高远的蓝天和洁白的云朵映衬下显现出一幅浓彩重抹的立体油彩画。
黄土高原上，那一排白杨林带描画的一条黝黑的公路像苍黄水面上一条深色的水道，一辆奔跑着的东风牌大班车高昂地行驶着如一只远行的航船。一块块油彩画在退移，一片片玉米林挥动告别的手。十七年的养育，十七年的成长，柴生芳在告别故乡，在告别董志塬，他要走向远方。
此时，老父亲那斧削刀刻般沧桑的脸面，母亲那风中飘动的灰白的头发，叔父，兄长，嫂嫂，弟弟，侄儿，一家人送他到村口大树下时千叮咛万嘱咐，像树顶上那浓浓的化不开的绿云，让他对故乡怀着难舍的思恋。
这是生芳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是要到遥远的首都北京。老父亲放心不下优秀的儿子，老母亲放心不下聪明的生芳。最后全家决定让二哥柴生都把他送到西安，然后送上北去的火车。
在大班车上，生芳望着窗外快速漂移的大片大片黄绿交错的田野，望着一排排迅速向车后面倒下的绿杨树，他感慨自己艰难的少年求学就这样飞速地过去了。到中午的时候，他们才到了西安古城墙外的火车站广场。这时他们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背着行李赶到售票口去买票。这是柴生芳的第一次出门，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广场，第一次看到广场上这么多各行其是的紧张行走的人们，第一次买火车票。从穿着制服，例行公事的美丽售票员，他第一次感觉到好奇又兴奋，第一次对新鲜思维人群有了排斥和激动，第一次感到紧张和焦虑。当他从玻璃窗口接过售票员塞出的火车票时，已紧张的满头大汗。这时二哥还在远处专注地看着面前的行李。生芳拿着车票一看，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他便跑到远处的售货亭买了两袋点心，找的零钱给二哥买了一包最便宜的烟。然后哥俩站在一起好奇地打量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快速走动的千奇百怪的人流。
“笛――”随着一声汽笛声，绿皮火车旁边一条笔直的黄线整体划一地站着乘务员。音乐响起，火车徐徐开动，柴生芳从车窗向外望着，空空的月台上没有送别的人，他的眼角忽然湿润起来。
火车上人很多，他所在的硬座车厢里是面对面的硬排座位，上面铺着深绿色的椅布，两排座椅间的窗口有一个小小的桌子，桌子上方是横式沉重的玻璃窗。柴生芳就此向着窗外望去，一颗红红的夕阳像一个巨大的钢炉把红艳艳的钢水洒满大地，这时广阔的原野似乎被染上了一层橙黄色，生芳被这样壮丽的景色感染着，震撼着。他感觉山河如此壮观，祖国这样美丽。这时候火车的速度更快了，那钢轮敲击铁路的节奏更紧了，像在风中唱着一首充满激情的豪迈的歌向远方驶去。柴生芳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内心翻动起一种激越的感情。
火车在祖国的大地上奔跑着，像一条沸腾的龙唱着一首昂扬的歌。这样，火车在祖国北方的原野上奔走了一夜，眼看到了第二天下午，柴生芳心中记下的地名越来越多，但让他记忆最深的是那挺拔的西岳华山，还有那奔腾的母亲河――黄河。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祖国的概念，有了疆土的感觉，同时又联想到这个土地的过往和他深深埋藏在大地深处的一层层深厚的历史。
从西安到北京的火车走了二十多个小时，便到了保定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叔父一家人接上了他。好久不见侄子的叔父和婶婶高兴地帮他拿着东西，喜滋滋地问这问那，还不时地侧面看着这个出息的侄子，高兴地合不拢嘴。后面跟着着的堂兄妹羡慕地看着他。大家高兴地又坐上汽车到了任丘叔父的家里。为了迎接这个老家来的出息的侄子，叔叔家杀鸡宰鱼，好菜好肉，仿佛过节一样招呼了他三天，直让生芳觉得不好意思。第四天早晨，他和要到北京送他的叔父一起带上婶婶专门为他缝制的绵软暖和的新被褥。然后又从保定站向着北京进发。到达首都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柴生芳出门的第六天了。经过多次倒车，他们到北京大学门前时已经正午，那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大门楼，门楼上面铺着金黄色的琉璃瓦，朱红色门柱和大门高大气魄，门上悬挂着中国蓝的大牌匾，上面是行草的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北京大学”。这时柴生芳看到大门里面有人进进出出，还有像他一样背着行李的同学向内走去。他唤着叔父便鼓起勇气，挺着胸膛，背着行李像回家一样进入他久已盼望的学校院内。
柴生芳跟随热情的同学办完入学手续，然后被早先报到的同学引领着，来到燕园40号楼，上楼进入了316宿舍。在这个宿舍他整整住了四年。当叔父帮他安排好住处，要告别的时候，柴生芳已经显出安定、自信和快乐的表情。然而阅历丰富的叔父在走出北大校门回头望着生芳的时候，他眼里的生芳还是那么瘦小和单薄。
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那相互交融和彼此映照形成的挺拔而深厚的文化精神，积淀的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与时代国家的命运相交融，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承载和传承着民族的使命。她“家国天下的情怀，心系苍生的风骨，报效祖国的追求”是滋养一代代北大人的血脉。
柴生芳走在校园中，那宽敞整洁的马路，高大幽深的参天古木，错落有致的现代楼房和古式建筑交相辉映，浓郁的生机勃勃的充满智慧芬芳的思想弥漫在整个校园之中。这是柴生芳的新的精神高地，是他成长的又一座美好家园。
穿过未名湖畔的一个小径，耸立的石狮后挺立着两扇朱红大门，大门两侧连接着长长的灰瓦白墙，这是柴生芳就读的北大考古系。考古系只有一百多人，他所在的八六级考古班只有24名同学。他有过转专业的想法。然而，在考古专业第一堂上，他就被老师那儒雅的谈吐，渊博的学识和热爱专业的精神吸引着。在第一周时间里，当他仔细地听到老师讲到考古专业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乃至一个国家的前途相联系时，他的心定下来了。他决定要学考古专业，而且要学好学精。集体大课的阶梯教室里，柴生芳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外衫，背着一个黄色的帆布书包，穿着平底的布鞋，总是早早地赶到，总是坐在前面，总是那样全神贯注的抬头听讲，总是低头在笔记本上沙沙地记录着，他仿佛又回到高中的教室，仍然是一个充满求知欲的少年。
一个月之后，柴生芳对大学生活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他感觉到大学是一个自由的湖泊，游技的学习和提高完全靠自己。考古专业甚至没有自己专门的教室，同学相见和策励只能在候鸟一样飞向不同课堂的路上，落在树杈上坐在桌椅上。这是一种聚会，然而也是一种相互的欣赏和鼓舞。这样的时间不是很多，更多的时候是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来源于一种鼓舞，来源一种动力。北京大学不缺少这种动力，而是充满了浓郁的上进动力，这是一种活跃的文化氛围。三角地是这种动力最集中的地方，那里不但有柴生芳生活学习所必须的丰富信息，那里有几个日用的小商店，有新进的摆放整齐的各种新的图书，还有一个眼镜店，有一个食堂。那里不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地方，也不是一个气魄的空间。然而那里却常常聚集着很多年轻的学生，吸引大家的是那里有一个广告牌，上面贴满了各种学术报告、讲座的启示。学子们都是在这里聚集，吸取自己必要的信息，然后奔向不同的知识城堡。
柴生芳的课余时间就是从这里不断走向一个个哲学、社会学的王国，又走向美学、文学的殿堂，迈进心理学、人文科学的大厦。这一个个充满亮光的哲思明理照亮着柴生芳那博大而又朴素的心空。
一个只有五层高，然而却显得高大庄严的建筑矗立在北大的校园里，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是全中国、全亚洲排名在先的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馆前高大的毛泽东的汉白玉雕像，无言地映衬着图书馆的气魄，又在无声地告诉着开国领袖和这座图书馆的联系。柴生芳每次走到这座雕像前，总会默默地想起领袖在年轻的时候在图书馆里做管理员的情形，想起他一生勤奋读书，掌握许多真理，最终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光辉业绩。这时候，他一定心中产生澎湃的激情，内心升起无穷的力量，同时也产生对知识的无穷渴望。那时候，那个时代，柴生芳和他的同学都是怀着崇高志向和热情奔向图书馆的。
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是全中国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常常在这里，一部部经典著作，为柴生芳打开了一个真理的殿堂，知识的开阔而又充满无穷魅力的世界里，他成为一个自由之子，在这知识的海洋里遐想和畅游着。读书有时候是一种享受，有时候需要意志，柴生芳有时候因为排队抢座位的同学多而占不上座位，他常常带着简单的食品，提前赶到，到吃饭的时候，他钻在图书馆里继续攻读。而到周末的时候，他一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不断地吸取着知识的琼浆玉液。
美丽的北大校园是京城一处著名的风景地，那里古木参天，绿树成荫，马路宽广，绿带城墙，是散步的好地方。而常常在这些地方，走着那些谦虚而儒雅的国内顶尖级的学者。背着黄书包奔赴在每一个学场的柴生芳热爱着感激着珍惜着这个环境。他常常沿着这些美丽大道，来到未明湖畔，或和同学绕湖一周，或者安静地坐在湖边树下，阅读起一部部经典著作。这时候的未名湖微波不起，似乎有着处子般的安静；这时候的未名湖映云收天，显得那样含蓄而丰厚；这时候的未名湖似乎以它的处下从善，兼收并蓄的精神阐释着中华文化的精髓，潜移默化的感染着才思敏捷的柴生芳。
有时候当他坐在未名湖畔，为一些扼腕的历史事件，为一些难解的文化问题思虑忧愁的时候，他抬起头便望见一座挺立的高塔，这就是北大人为之骄傲的启示过无数仁人志士的博雅塔。这时候的博雅塔以它的挺拔、庄重和超越又启示着柴生芳，一种刚正不阿、坚强上进、不屈向前的力量鼓舞着他，让他脚踏大地，坚挺脊梁，豪迈地眺望远方。这时候他的精神兀自地雄健和开阔起来。
而当回到40号楼316的6人宿舍，他的心情那样自在和爽朗。看见同学刘国祥细嚼慢咽地在吃刚从灶上打来的馒头，他拿过放在饭盒里的另一个馒头，就势放在手掌上，像欣赏一只小白兔样凝望着洁白的馒头，然后掐了一小块，放进嘴里使劲地嚼起来，显出十分香甜的感觉。他话匣子跟着就打开了：――在我们董志塬上，六月里麦子就黄了，麦粒全部扬出来的时候，母亲或者嫂嫂们用斗揽一些，用簸箕簸净麦粒，然后放到石S子上磨。接着把石磨边上流出来压碎的麦子，用箩箩出来，上面的是麸子，下面就是又白又细的新麦面。那个白啊！像雪一样，直接没法形容了。然后用这又白又细的新麦面蒸出又白又软的馍馍。――第二天早晨人们上工去了，到10点多，男人们走进院落，首先闻到一股扑鼻的甜香味，故意问着家里人，这是什么啊？这么香！家里的人就催促男人洗手。接着一盘子又白又热散发着香味的新麦面馍馍端上来了，盘子里还有一碟子油泼辣子拌蒜泥。饿了的人伸手抓起白馍馍，里面加上油泼辣子拌蒜泥。这时候他停下来问室友，怎么样啊？室友们还沉浸在想象中。他抢口而出：香，香啊！那个香，简直没法形容！这时候他看着室友们动弹着的喉结，自己嘴里似乎有满腔的口水。然后他总结似地说，以后有机会到我们那里，我请你们吃新麦馍！
室友们欢快地鼓起掌来。
北大有它挺拔俊美的博雅塔，也有它幽深秀丽的未名湖，它以它特有的气质感染着来到北大的学子们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踩大地。而北大的考古系在培养学生勤奋学习勇于思考的同时，也注重培养学子们脚踏大地亲身实践的能力，深入现场实习是必修的功课之一。
1988年9月，新学期开学不久，柴生芳所在的考古班被刘绪教授等老师带领着来到山西曲村，在这里的天马遗址开始了长达数月的考古实习。在曲村大家住的是两层楼房，二楼是整理资料的地方，一楼是同学和老师生活的地方。那时候远在乡村，常常一到晚上就停电，停电以后那旷野显得出奇的黑，有的同学在黑乎乎的房子里悄悄呆着，显的担心而焦急。这时候柴生芳如在白天一样，照样自由地活动着。看到同学们不适应，第二天他请示实习老师，亲自到街道给大家买回蜡烛。这样，再停电的时候，每个房子里点起了蜡烛，同学们点着蜡烛照样可以看书学习，照样可以在烛光里自由自在地交流白天的感受。
实习是自己开伙，需要买一些菜呀、米呀、面呀、油呀！这需要一个既无私又能吃苦，而且勤奋的人来担当。老师考虑再三，选择了柴生芳。老师的眼光没有错，选人就是选得准。柴生芳到集市上会经过认真的挑选，买回又细又白的面，又纯又香的油，新鲜的泛绿的蔬菜，而且价格便宜，让同学们在偏远的农村照样吃得舒心。
到了冬天，坐落在旷野里的房子特别冷，需要生火炉子。那时候在南方和北方大城市里生活的同学不会做这项工作。勉强生炉子却会弄得满房子都是烟，把人熏得满院跑，可就是不见炉子起火。为此有的生气干脆不生火炉子了。这怎么行？可实习的同学们渐渐发现柴生芳仿佛是个生炉子的天才，他把那些从地里弄来的半干半湿的树枝和柴火放在炉边，然后点着一两片引火纸放进去。再架上准备好的柴禾，炉子里马上火焰飞腾，而且呼呼地响着，烟囱里冒出一股青烟。等火燃旺了，他又抓紧时间选取一些小煤块，放进炉子等燃旺了，再加一些更大的煤块，这时候房子暖烘烘的，烟囱里冒出淡青的烟。炉子生成了，同学们在暖暖的炉子旁边羡慕地看着柴生芳红红的脸膛。他直起腰来，望着大家快乐的一笑:“走，我给女生生炉子。”说着他就帮起大家生炉子。这个冬天他教会了许多同学生炉子，也照样给不会生炉子的同学帮忙。那时候，大家似乎离不开这个快乐的“火王子”。
给同学生完炉子的他，便会安静下来，他趴在桌子上像做作业一样在笔记本用黑色的圆珠笔勾勒出一条条河流，一条条公路，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山峦。而且他不忘标上详细的图例，方块是村庄，双线是公路，虚线是县界……
潜藏在柴生芳内心的那些农村的场景，那些农村的事情，是他思想中最原始的意境和意象，这些成为他思想的宝库，也是他动力的源泉，快乐的春天。只要遇到那些沾着农村边的事，散发着农村味的人和事，他似乎如鱼得水，如虎添翼。那一天，他们小组在发掘一个基坑的过程中，上面看似牢固的黄土不知怎么哗地塌下一大片，这时一直带领实习的老师还在下面发掘着，瞬间一片土方塌下之后，就不见他的身影。霎时，所有在场的学生吓得喊的喊，跺脚的迅速跺脚，呼叫的呼叫，顿时乱作一团。这时，只见柴生芳跳下基坑，爬向土堆，毫不犹豫的向外刨土。看到他的行动，另外两三个同学也跟着跳了下来。大家快速用手使劲地向外抛土，七分钟后看到老师的胳膊，他们继续刨着，八分钟后老师露出了脸面，十分钟后他们把老师救了出来。当同学们返回来再看这个塌方的基坑时，心有余悸，后怕还在。有一个在场的同学感叹:“好可怕啊！幸亏了柴生芳的大胆、沉着！”
这次实习，让平时爱刨根问底、爱较真，不愿糊弄人的柴生芳，显得更加态度严谨、认真细致、求真务实了。他也把这种精神融进了他的实习报告之中，汇集成厚厚的《1988年度天马――曲村遗址发掘报告》和《1988年度天马―曲村遗址发掘报告图表》。他把它们交给系资料馆，成为日后有关此次发掘的珍贵资料。
在北京大学，也提高了他对劳动的进一步认识，他对那些辛勤劳动的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1989年元月11日，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柴生芳，利用寒假只身登上赴武汉的列车。他穿着一件单薄的棉袄，怀里揣着上学积攒下来的奖学金和家里寄来的零用钱，在武汉最大的百货批发市场转来转去，他琢磨着批发些什么东西，利用假期到街镇上赶集，再挣点钱，减轻家里的负担。他以小的2.5分，大的6.5分的价格各批发2000个气球。回到家乡后，柴生芳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庆阳文科状元，如今的北大学子，在一些人的指指点点下，骑着自行车在董志塬的乡镇赶集。他以大的八分，小的四分的价格，到过年的时候全部卖完了那些气球。除了路费，他还赚了二十多块钱，相当于他在北京大学一个月的生活费，拿着这些自赚的钱，柴生芳心里喜滋滋地。
1989年7月的暑假，柴生芳如期返回家乡。刚回来的时候，他每天领着小侄儿裕红在大场边、沟下的果园里玩耍。玩着玩着，小侄儿裕红去抱着他母亲的腿，缠着要吃炒鸡蛋，可是嫂子放着一篮子鸡蛋硬是不给炒，生芳好生奇怪，便把这事说给了母亲，母亲却不让他怪罪嫂嫂。对这事柴生芳心里总是不舒畅，觉得家里有什么事情瞒着他。到了赶集的时候，嫂嫂硬是在小侄儿眼巴巴地注视下把鸡蛋提出去卖了。回来又把那些零钱如数交给老父亲。柴生芳联想到自己每学期开学的时候，老父亲总是拿出一叠叠零钱，原来是这样积攒下来的。还有一学期开学，他和生军哥哥都需要钱，临走不见父亲的面，母亲说是去串门了，让他哥俩再等一等。他们等父亲回来的时候，父亲从口袋里笑呵呵地摸出一叠五元、十元的票子让他俩带上。后来毕业了，当生芳和哥哥说起这事时，才知道那时老父亲怕他们上学的钱不够用，去到邻居家五块十块的借回来了钱。
故乡是贫穷的，然而故乡却用如此博大和深厚的爱滋养着从它的怀抱里飞出去的金凤凰。柴生芳心里流淌着感动的泪水，他默默地暗下决心，将来学成之后一定要加倍地报答故乡。
这一假期里，他更加勤奋地帮助家里做各种农活，俨然一个朴实的庄稼汉。到八月上旬，父亲为供他上学，种在承包地里的二亩西瓜成熟了，他欢天喜地地在父亲指导下，挑选了成熟的大西瓜，穿着那件黄色的旧军装，戴一顶草帽，拉着架子车到距离家里30多里外的合水县城吆喝着卖西瓜。后来他发现合水县城卷烟厂门口人多，很能出售，于是他把架子车放在那里。正午炽热的太阳晒得人都喘不过气来，那黑色柏油街道的路面也都快要化油了，长长的街道上只剩稀稀落落几个人影。柴生芳在烟厂大门外的水泥地上耐心地等待着。那时，两个人慌慌张张地跑出来，说是要给职工买三四个大西瓜，生芳称好西瓜收了钱。那两个人抱着西瓜向厂区走去，其中一个还回头看了生芳一眼，然后低头向另一个说着什么。生芳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但有一句“北京大学”的话语他听得真切，然后他俩边说边走了。过了一会儿，一群人从厂区涌出来，边走边议论着:“北大生？卖西瓜？”“宁县南义的娃？我不信？”
后来，关于北大生卖西瓜的传说在村里传开，有讽刺挖苦味的版本；有嘲弄意味的版本；也有感叹意味的版本；还有赞美意味的版本。人常说唾沫星能淹死人，但柴生芳却不管这些，依然照常拉着架子车，戴着草帽去卖西瓜，直到一个人把满地的第一茬西瓜卖完，把钱如数交到父亲手里。
当柴生芳回到北大美丽的校园，同学们看到皮肤黝黑的生芳，但仍然是那个在宿舍里豪爽又朴实的生芳；在路上背着黄色书包匆忙学习的生芳；在图书馆里那个低头苦读又仰面凝思的生芳；在课堂上那个认真听讲细心记录、积极回答问题的生芳――
三、戈壁搏击
“我为有这样一位很有前途的汉简学者而高兴。”――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何双全
1990年9月20日下午，距离敦煌市瓜州六十公里的一片大戈壁滩上，一辆敞篷卡车带起的尘土像一条长长的土龙游动着，土龙的头部最终停在了一个破旧的被遗弃的工房前面。这时从卡车上跳下了一个上穿红蓝相间的棉袄，下着棕色旧牛仔裤，脚蹬一双尖头皮鞋，留着长长头发的青年。他和早先来到这里刚进工房取工具的甘肃考古研究工作人员张俊民打过一声招呼，说他叫柴生芳，是刚来的。张俊民便热情地帮他把铺盖取下了车，拿进到处露风的冷冰冰的工房放下，然后和他一起向戈壁深处走去。
广大的戈壁滩上荒茫茫一片，间或之间有一些黑色的石头像一只只老虎或者猛狮凝重地蹲在那里，远远望去，荒凉的戈壁如一派洪荒时代的洋流，在慢慢地流动着，更远处则是一抹粗蛮横卧的山体，凝重如远古时代的遗存。那一片黄纸样的太阳，颤颤巍巍地浮在空中，仿佛随时都有飘逝的可能。在这一片荒凉的天地之间，活动着一些人影和负重哼哧行进着的卡车，这里是“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悬泉置遗址”的发掘现场。
张俊民领着柴生芳向人群走去，这时巨大的坑体周围到处是人，柴生芳一眼就看出人群中那些气质不凡的考古工作者，走过去和他们一一打过招呼。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上，有的人显得那么热情，他们微笑着欢迎着这位新同志，有的也许因环境的艰苦，显出麻木的表情，而柴生芳都一视同仁地报以热情的问候和灿笑。这时远处的一个坑体冒出了一团烟灰似的土雾，便听见那边坑体里传来人被袭时慌张的喊叫。烟雾盘旋着，流动着，像一条巨大的灰龙向着荒原深处游动而去。柴生芳没有犹豫，他十分熟练地脱下身上红蓝相间的棉袄，放在坑体旁边，拿起那里放着的一个小铲子，蹲下身子，轻车熟路地开始了认真而又细致的挖掘。
傍晚，当暮色降临，戈壁滩地面如深不见底的海平面涌动起来的时候，人们才收工了。这时
远处一片银镰似的月牙斜挂在天空，柴生芳新奇而又快乐地随着人群向远处的工房走去。
工房是利用修建公路时搭建的临时工棚改就的，常年风吹日晒，加之久无人住，破败的早已不成样子。中国最具吃苦精神的西部考古工作者就在这里打起通铺住了下来。柴生芳就顺势把自己带来的简易的铺盖放在李天佑被子的旁边。这时走了一天路的他才感觉肚子有些饿了，可是看看李天佑和张俊民，他们似乎都没有饥饿的样子。他便从背包里取出一个搪瓷缸子，走过去到地上的热水瓶里倒了杯水，边走边喝了起来。水刚进到嘴里，一股难闻的涩味立即窜上舌头，让他难以下咽。可是他看看已经躺下的李天佑和正在脱衣的张俊民，他们是那样的平静，于是他硬着头皮喝下了剩余的半杯水。
柴生芳爬上一溜展开的通铺，把自己缩进已经入睡的两个室友中间。这时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们已经鼾声四起。柴生芳用舌头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咽下了一口带着苦涩味的唾液，像是把咕咕乱叫的肚子安慰了一番。鼾声里，带着沙土味的空气弥漫开来，他先是听到了风声，忽高忽低的风声吹在了什么物体上发出了呜呜的怪叫，又吹在了地上似乎是塑料纸或什么东西发出啪啪啪的响声，随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打门，“哐哐哐”地声音接二连三地响着，时大时小，时而均匀时而散乱，而这时房顶上似乎有什么声音流过去，接着似乎有什么声音流过来。柴生芳感觉有些怕，但仔细一听，周围是室友们均匀而又舒坦的鼾声。这时他的脑子似乎更清醒了。他想到北大毕业的那一幕幕情景。
1990年7月，他在北京火车站，在送别的同学惋惜的目光和怀恋的泪水中，书包里装着骄人的成绩单：先秦史95；世界古代史92；古代陶瓷90；中国考古学89……带着硬挺鲜丽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证，带着他从北大传承的笃实守正、久久为功，兢兢业业，勤恳工作的考古人的精神，带着他大学四年用过的简朴的铺盖起程了。他坐了一夜半天的火车，回到了西部金城兰州。他快乐而信心十足的，带着期望走进了位于兰州安宁区的甘肃考古研究所，爬上那个四方形的三层筒子楼。在筒子楼里他见到了满腹经纶的老教授，还有意气风发的大学毕业不久的学子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感受到浓浓的学术氛围和敬业精神。他吃住在单位，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听到了老师和同事们时时提起的“悬泉置考古发掘”的新名词。专业的习惯让他的内心腾飞起一种激动、一种信心、一种大显身手的希望――那时，人们在甘肃考古研究所里看到一个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新知识分子的形象，心中也充满着上进的力量。
半夜里，柴生芳就出现了腹痛，他一个人走出工房外，这时大地显出了死一般的寂静，白天戈壁滩上的那些石堆变成一只只狰狞的怪兽，那个细小的月亮像飘在天上的一片黄纸。我想，柴生芳走进旷野解手的时候，一定产生了生命的渺小和无助之感，在那种饥饿和难忍的腹痛之中，这种感觉一定很强烈。这时候的他会想起故乡的塬头上那些葱郁的大树……柴生芳在旷野里遇到了另一个同事，他也是喝不惯这苦咸水而闹肚子的。
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像一只红红的气球浮现在戈壁地平线上时，戈壁滩上那洪荒时代的黄沙汪洋上面弥漫的一层紫黄的雾气，而从雾海中探出的那一脉脉岩石的山岭，在雾中阳光里如褐铜一样棱角分明。柴生芳带着新的希望和同事们向着远处的挖掘现场走去。那时，在早晨的雾岚中，人们看到柴生芳头上戴着一个白白的帽子，上穿着那件红黄相间的学生装，还是那条发白的棕色裤子，尖尖的有些歪斜的皮鞋，脖子上围着的大家都有的研究所发放的，那条格外鲜艳的红色条形围巾。
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主任何双全是这项重大发掘工程的负责人，他先前所带领的七名年轻考古工作者的情况，他都十分熟悉。柴生芳一来，他那豪爽、谦虚的做派，让其他考古工作者仿佛一见如故，很快他就像和大家相识了很久一样，以他的朴实、乐观的精神感染着同事们。
让何所长没有想到的是柴生芳对那些民工们叔长妹短，兄高嫂低的叫起来。甚至和他们谈喂猪、养羊、鸡蛋、盖房、供帮娃娃上学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仿佛他就是民工中的一员。
柴生芳豪爽朴实的有些土气的做派，让何双全和年轻的研究员们暗暗生喜。而他干活的积极、主动卖力和踏实堪比民工，他挖土的力量，铲土的动作，抬土的用力比在场的农民还要憨实。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似乎被一种内在的动力催促着，总是又快又好的干在前面。十月过后，敦煌远处的戈壁滩已经冷风阵阵，地处“风库”的悬泉置遗址，被汉代人称为“地热多风T立干”。在柴生芳的同事张俊民的眼里，整个文化层堆积中，水分少，泥土少，草木灰含量高，灰屑与细土在无风的时候四向弥漫，风稍大的时候探方四壁的灰土被吹得在探方内打转，而从探方内抛上去的土还会形成一条黑龙。柴生芳全然不顾这些，有时候他在探土方内上行下蹲，有时候则像与那一条黑龙打斗。随着发掘进度的加深，生芳显得那样认真，那样细致，他一边拿着铲子修理探方四壁，一边又小心清理脚下，常常一蹲就是三四个小时。那时候为了加快进度，何所长对工程实行了分片，每个探方有70平方米，每个人最多负责3个探方。柴生芳自己负责了3个探方，还负责指导20个民工干活。最终，他靠卖力踏实加灵巧，远远地干在了前面，所负责的探方成为全工地的样板。当何双全带领着其他工作者参观他的杰作时，柴生芳充满汗水的脸上露出憨实的笑容。一天，当他蹲下身子在探方内小心铲土的时候，发现一条白布带一样的东西露了出来，这时他格外小心地继续刨土。不一会儿，那条布带样的东西显得更加清晰起来，像一片条形的纸，上面还有字迹。柴生芳急忙叫来了何双全研究员，何研究员惊奇地发现，那是一个文字纸文书，后来经过进一步挖掘和比较。这张被确定为西晋的纸文书，是悬泉置的一个重要发现，而这个重要发现正是经过柴生芳的认真细心清理出来的。这个发现也给整个发掘工作注入了强心剂，带来了力量。以后，随着出土物的增多，柴生芳表现得更加严谨，大到脚下出现的每一块土，小到几颗骨珠，他都小心翼翼地收存起来。
发掘工作一天天进展，一天天带来好消息。可是工作却越来越艰难起来，大家每天还是吃那些营养并不丰富土豆和白菜，还是喝着那让肚子天天咕咕叫着疼痛的苦咸水。更难耐的是天气一天天变冷，那个缺门少窗的工棚在夜里常把星星和月亮露进来，还把石头样寒冷的风抛到冰冷的通铺。面对这么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柴生芳却从来不叫苦叫累，每天仍然充满热情地走向发掘现场。三个多月艰辛的发掘，三个月惊喜的发掘，三个多月寒冷的发掘终于迎来了岁末。到元旦的前一天晚上，敦煌下了一场大雪，洋洋洒洒的雪花给戈壁盖上了一层雪被。早晨，白茫茫一片雪野，给看惯了荒凉戈壁的年轻人带来了喜悦，大家不怕细刀样的寒风，忘情地在空旷的雪地打起了雪仗。
这时的何双全研究员被年轻人的活力感染着，他仿佛回到了蓬勃的年轻时代。他多么喜欢这些充满朝气的年轻考古工作者啊!在吃饭的时候，他忽然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假两天。让坚守了大半年戈壁滩的年轻人到敦煌去洗洗澡，换换衣服。要知道这三个多月来，很多人因为缺水连脸都洗不上，衣服更是没法换洗。年轻人对这个决定拍手欢呼。何研究员决定自己留下来亲自看场子。可是当其他年轻人坐车向白茫茫一片雪地行进的时候，柴生芳却留了下来。他告诉惊讶的何研究员，那么大的场子，那么多的文物，一个人是看不过来的。这些天来，何双全已经从心底里看重这个真诚朴实而有责任心的年轻考古工作者了，他默许了柴生芳的决定。
当寒冷笼罩悬泉置上空的时候，整个发掘工作只得告一段落。柴生芳和他的研究所同事们返回了金城兰州。
这时的柴生芳还在实习期，他每月的工资仅有30多元，为了节省费用，他没有回家，便在单位里过了一个简单的年。
1991年4月，金城兰州的黄河两岸桃红柳绿，皋兰山和白塔山已显出了浅绿色，山上的树木已穿上绿装。金城兰州又显出勃勃生机和繁华的景象。
在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城市，柴生芳又打起行装，向着荒凉戈壁深处的悬泉置发掘现场进发。这次他不是和大集体一同出发，而是他一个人走向那大漠深处。等待他的不是热闹的发掘现场，而是凌乱而冷清的工地。
柴生芳走进经过一个寒冬袭击的工房，在那更显破损冷清的房间，他先将冬天寒风和雪水留下的痕迹打扫干净，接着把那通铺的床板清扫一遍，把自己从学校就带着的被子放到墙角。然后走出工房，望着荒茫茫的汪洋一样的戈壁，和远处那青石样横卧的山体，思忖着怎样开展新的工作。
从研究所临走的时候，领导安排他看护好发掘现场，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同时给大家盖几间瓦房，做好新发掘的准备工作。
正午的时候，当阳光照向戈壁滩的时候，柴生芳向着大漠深处走去，向着远处汪洋中的岛屿一样的村庄走去。他找到去年在工地熟识的两个青年农民，又在他们的带领下，通过协商，把七八个带着工具的民工引了回来。
柴生芳和农民们选好了盖房地址，然后大家做了分工，四个人挖填基础并看管好发掘现场，三个人跟着他到敦煌去买砖。到了六月的时候，一座崭新的工房已经矗立在悬泉置所在的戈壁滩上。
六月的戈壁滩，已经像一座烦躁的铁板，无法逃避的高达40度的气浪弥漫在空中，戈壁滩的热是烦躁的，沉闷而绝情的，让人觉得无处可逃。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柴生芳在想，就这样白白地与蹲在大地上的猴一样的酷热对峙吗？不，应该干些什么！柴生芳在悬泉置的发掘现场转了一圈，他忽然在那一个个小山样的沙土堆面前站了下来。柴生芳决定要把这些土堆过一变筛，他清楚去年发掘的时候速度快肯定过于粗糙，会漏掉了什么珍贵的文物吧！
于是柴生芳从村里借来了筛子。为了节约资金，他把那七八个民工打发剩下两个。每天清晨，当太阳浮出地平线送来一个新狂野的时候，柴生芳开始了巨大的过筛工程，三个人蹲在热如火炉的戈壁滩劳动，有时被一阵扬起的沙尘埋没，有时被灰黑的土龙吞噬，这让人或许产生同情，觉得他像农民一样辛苦，也或许让人产生感动，觉得他像是斯巴达克那样的英雄。
有一天在过筛的过程中，柴生芳发现筛子边上面一片布一样的东西被土卷得凝结起来，他放下手中的铁锨，蹲下身子，拿起这个东西，用手弹去上面的土，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上面留有字迹，就是这样细心的过筛中发现了两千多年前珍贵的“元致子方”帛书。这个发现让他多么兴奋，他的劳动没有白费。从此的过筛过得更细心，也更有信心。
一个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凭借着一种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的寻觅，这样知难而行着。他凭借着自身一种执着的力量，硬是把所有土堆过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捡拾出了3000多件遗漏的珍贵文物，然后小心地把它保存起来。最后当何双全他们赶来工作的时候，他如数交给了研究所的负责人。何双全拿着这些不易被发现的小件文物，内心产生了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感动。
1991年7月，何双全带领一批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者重新来到了悬泉置的发掘现场。迎接他们的是一排崭新的工房，旁边还建起了一座新的蓄水池，还有那被重新翻筛了一遍的探方灰土。更重要的是那3000多件被掏出的碎小文物。这一月，大量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柴生芳对自己先前的功劳置之脑后，又投入到整体的工序中去。
随着发掘的深入，大量文物一件件的出现。根据现场出土的文物初步判断，这是汉代的一个兵站，时间跨度从前114年至三国时期的320年间，其中的文物涉及到小单位的文件资料，考勤记录，还有县与县之间，国与国之间交流的多种文书。由于书写需要不一，书写者众多，随意性很大，所以除了当时推行的隶书之外还有草书以及简笔字，鉴别和记录这些文物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细致的科学工作。柴生芳看到这些文物，感觉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他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二千多年前的汉代，看见古代的兵家们在书写或传递着这些文书，仿佛他手中的文书是汉代的一个军营秘书直接送达而来的。然而，看着这些拐拐弯弯的字体，他似曾相识，却又语出不详。他有被迎头的冷风击面的感觉，随即一种愕然，这种感觉是他这个勇往直前的年轻考古工作者所没有遇到的。他所在的北京大学从事考古学习和研究重点是新石器时代阶段，也即是中华民族没有文字记载的那个饮毛茹血的时代，而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商代以后的考古涉及很少。柴生芳感觉到自己面前打开了一个汉代兵站的大门让他前行，然而他却像没有过路文书一样的发愣。这时候，他试着讨教何双全所长，没想到何所长就是个汉代考古研究的专家，是一个“汉简”通。于是柴生芳时时跟在何教授的后面，对每一个文物上的汉字进行讨教，何教授说一个，他记一个，何教授讲一遍，他便认真地记在脑子里。当积累到一定阶段时，他能够自己指认这些汉简，并且能够断句，说出其中的意思。这，让何双全对他干一行爱一行的钻研劲头和勤奋精神刮目相看，对他像亲弟子一样倍加爱护。
柴生芳白天和大家一起在工地上挖土方，干粗活。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则在房子角落，按亮台灯，一件件将白天发掘的汉简文物进行记录、编号、做卡片和识读。在那戈壁滩从炎热到寒冷的一个个夜晚，留下了他勤奋的身影，敏锐的思绪，直到凌晨时刻他才拖着疲倦的身体上床休息。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他从来没有间断过。
到1992年冬天，甘肃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带着一大车从敦煌大漠深处的甜水井发掘的悬泉置遗志文物回到了省城兰州。
每天清晨，柴生芳早早地来到研究所。他把研究室里的地拖干净，然后打一壶开水，等待着何双全所长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到来。当儒雅而智趣的何主任带着年轻人样的信心和热情踏进研究室的门之后，柴生芳就在主任的带领下开始了新一天认真而细致的研究工作。
在这位博学而又和蔼的主任的带领下，柴生芳小心翼翼地像汉代将军展开来信一样认真地一件件展开那汉代的简牍。那古色古香的气息，让他仿佛感觉到从遥远的汉代送达而来的神秘。对伟大而强盛的大汉时代的敬仰，使他对这些简牍的内容充满了神书样的敬畏。他要了解这些汉简上的内容！他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地要从汉字开始。为了保护好每一件汉简，他便小心地照着汉简上的样子把字描摹在白纸上，又照着描好的字体，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将现代的繁体字写一遍。然后把自己懂的字写下来，不懂的打上记号，最后解决。由于在发掘初期，他坚守的时间最长，而且发掘过程中大量原始文物都是经过他整理记录的，因而当这样艰难繁琐的浩大工程整理研究的重担落到了他的肩上时，他似乎并没有感到重负，开始是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拦路虎，后来是每隔几个字是拦路虎，每天都是那样认真，每天都是那样仔细。在这些日月里，他几乎把汉简上的那些字全部抄写一遍，边抄边认。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他认真而细致的工作，那些拦路虎似乎退缩了，渐渐地那些汉简上80%的字他都自己正确地识认出来，剩下20%的字，他通过翻阅字典，又一个个地解决，又解决了百分之十几，剩下的百分之几他又请教何老师，何老师在那里认真的讲解，他在那里仔细地听着，最后一个个的辨析清楚。
从1993年到1995年整理文物的三年时间里，柴生芳就是这样在何双全主任的带领下，一时又一刻，一日有一月，一春又一秋，一年又一年，钻在古汉简堆里描摹着，识读着，记录着。经过他亲手整理而出的记录资料逐渐加厚，最后垒起了半尺多厚。
一个二十刚刚出头的中国的年轻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把那美好的梦想和青春一天天燃烧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上，把青春的话语说给了那些英勇善战的已经消失了的古代士兵的耳朵里；用他的热情照亮了古代那些已经冰冷了的命令、叙述和演说。使汉代的一个兵站得到复活，使汉代的一片土地、一段历史焕发生机，从而丰满着一个民族的记忆，滋养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学者，已经早早用着这样的精神挑着这样神圣的重担前行。
最终，他的劳动没有白费，汗水没有白流。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悬泉置遗址发掘又获得新成果》的论文，在1992年3月1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而到2001年的时候，他的《敦煌汉晋悬泉置遗址发掘记》在日本权威学术期刊《日本秦汉史学会会报》上发表，成为留在考古历史长河中个一颗璀璨的明珠。
四、神户苦学
“在日本的酸甜苦辣，可能影响我的一生。”――摘自柴生芳日记
“呜――”“呜呜――”一声声浑厚的汽笛撞开了大海的门。
天津港又一艘客轮出海了。这是一艘驶向日本神户的大客轮。初驶的客轮像一头巨象那样留恋地缓缓移动着。这样的神态给岸上送别的亲友留离别的时间。只看见那时站台上一排黑压压的人挥着白色的手臂，像是举着一群欲飞的鸽子。随着客轮的移动，鸽子在变小，鸽子背后一排排楼房的背景在后移，在后退。先看似一带白色的高墙，再看又变成了灰白色的带子，最后鸽子和带子都一起消失，让位给一抹灰褐色的远景。
海鸥飞鸣着，洁白的海鸥在湛蓝的天空飞行，又在巨大的客轮上空飞旋，像是蓝天上一颗颗洁白的玉石在游动。而在船头，一轮巨大的红日从海面上升起，像一座打开的钢炉，将鲜红的钢花铺满海面，客轮在那钢花上驶行，向着大海上太阳的鲜红门洞驶行。
这是公元1997年5月5日的早晨，从甘肃考古研究所出发的柴生芳站在客轮的甲板上，一阵阵海风吹动着他的衣衫，让他百感交集。此时，他既充满了对彼岸学习生活的向往，又充满了无名的担忧。
海岸越来越远，太阳越来越高，大海变成了一派广阔无垠的动荡着的绿地，客轮变成一提飘荡的精致的篮子。
这时候柴生芳想起了两位老师，一位还是在省考古研究所的何双全研究员，一位是他这次赴去相会的日本神户大学教授、著名敦煌学家百桥明穗先生。这两位先生都是柴生芳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可亲可敬的师长和朋友。
在1996年5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柴生芳经朋友的朋友引荐认识了百桥名穗先生。从那一次人生开始他对这位日本神户大学的文学教授、著名的敦煌学家产生了敬慕。这年9月，当百桥名穗先生到西安访问时，他又专程赶往西安，再次拜访这位热爱中国文化，又十分博学的先生。正是这一次，柴生芳向百桥名穗先生表示了他的留学愿望，百桥名穗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收他为弟子。
随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又告诉了甘肃考古研究所里的师长何双全先生。
何双全有些怀疑但很理解地问他：
“你真想去吗？那可是要吃苦的！而且你哪来的费用？”
“我真想去！吃苦我不怕，费用我自己想办法解决！”柴生芳意定言铁。
何双全看到柴生芳主意已决，便放心地说:“那好吧！你做准备，我给你介绍那边我认识的两个学者，你有困难可以找他们。”
通过和柴生芳的五年相处，何双全非常赞赏这个热情、朴实、勤奋、直爽的年轻人。
“谢谢您，何老师！”柴生芳工作以来第一次向何双全鞠了一躬。
柴生芳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每天早晨早早起来放着日语磁带，边听边读，天天如此。
当他靠自学掌握了一些日语常识不久，他就参加了神户大学的留学生入学考试，并且顺利考取。没有多少日子，日本神户大学那边传来消息，要在日本自费留学必须考察其支付学费的能力，即必须要有十数万的存款。对于柴生芳来说，这可是一个吓人的天文数字啊!这时他每月工资只有二百多块钱，工作只有五年，转正定级以前，工资更低，即使他不吃不喝地全部积攒下来才是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这可是个难题啊！这时他又想到了自己工作以来遇到的最亲的几位师长和同事。他试着向他们借了，他并不是真借，而是把存款多的同事的存款单要过来，然后把名字换成自己的，复印出一个新的存款单。他这样如法制作了三个单子，总共已有六万元了，还差五六万，他又想到师长何双全。这时的何主任对他鼎力相助，拿出自己和老伴的存款单让他去复印。柴生芳最终找了四五个存款单，给自己的名下“存”了十一万元。然后给日本神户大学那边寄去。这样他才拿到了日本神户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柴生芳的这种做法真是背水一战，给自己不留一点后路，硬是要把自己往上逼，这种倒逼却产生了一种无穷的生命力，这是贫困地区人的精神在柴生芳这种强者身上的一种苏醒。
客轮在茫茫的海面上整整飘了三天两夜。
1997年5月7日下午三点钟，柴生芳所乘的客轮终于漂洋过海，停靠在了日本神户港。
对于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踏上日本海岛的柴生芳来说，等待他的是未知，迎接他的是迷茫。到了下午三点钟，一般都是当地阳光最明亮，温度最适宜的时刻，可是迎接柴生芳的是一团迷雾。海港周围，四野之内除了港口的建筑以及各自独立匆忙奔波的人群，什么也看不见，两天的海上漂流，让他感觉似乎到了一个小岛，神户到底是不是一个小岛，没有山水树木的参照，他根本无法判断。急忙之中他只有慌忙跟着出港的人流按照规定的线路行进。不觉到了海关检查口，他看到走在前面的人过了一道很小的门，又站上一个小小的圆形的检查台，然后被检查人员例行公事地检查一遍，那些人就自由又快乐的走向广阔的广场。他仿佛感觉自己也像他们一样自由舒畅地来到广场里。可是，当他提着两个特别的大箱子以及疙疙瘩瘩的小塑料袋，走到检查人员面前时，他看到刚才还自然笑着的工作人员，立时脸上严肃起来，显出硬硬的棱角分明的表情，而且还用那拒人于外的冷冰冰的眼光质疑地看着他，似乎带有审问意味地示意他打开箱子，解开袋子接受检查。打就打吧！勤劳善良的农家出身的柴生芳做事从来都是光明磊落。当他打开一个箱子时，一袋袋的四川涪陵榨菜，一瓶瓶的老干妈豆瓣酱麻辣酱，展现在面前，并且散发出浓浓的各种香味。柴生芳又打开另一个箱子，那是他正穿的半新不旧的两双皮鞋，一件手工织就的毛衣，还有打叠整齐的铺盖卷。这些民工所需的用品与他身份的反差，反而更激起了年轻的日本检查人员的好奇心，他拿着这个问问，又拿起那个问问，表情已经由严肃变得好奇而诙谐，但是他的提问依然如冷冷的铁一样坚硬，这让只会书写的日语而不懂口语的生芳紧张地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的他忽然有一种逃荒的感觉，似乎觉得自己成了被追赶的逃犯或者被追打的偷东西的乞丐。随即他想起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他用他坚定的正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检查人员，只有几秒钟，那检查员的目光就躲闪开来。
但是紧张感没有消失，僵持依然存在。柴生芳眼看着和自己同行的人员都被放行，而只有自己却被留下来，他十分焦虑地又抬头四处张望，想寻找到一个救助的人，可是他初来乍到，举目无亲。这时另一个年龄较大的检查人员，也许是对中国留学生有所接触，仍采用同事的那些方法，他只管低头看东西，并不抬头看柴生芳。
此时的生芳有一种被赶到角落硬行脱衣的紧张和羞辱感，他想尽早摆脱这种难堪的感觉，但是异国他乡，他孤助地却无法解脱，只是看着弥漫的云雾，悲怆难耐地站在那里。半个小时后他才终于和接站的人接上了头。
当柴生芳走出检查站的时候，面前的迷雾更大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让他疑问，眼前的神户，他似曾相识却又不像。以前他查过资料，感觉应该是一个半岛，可是他走上来的时候感觉又不是，一会儿开阔的马路让他觉得像大平原，一会儿大桥横跨又让他感觉像进入了一个小岛，空间的迷茫感又加重了他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到神户的陌生无助和焦虑之感。他惴惴不安地随着接站人员前行。
到了晚上，神户的万家灯火璀璨夺目，高楼林立的华贵气魄尽显眼前，走在彩河一样的大街上，舒心而又惬意，这是他从黄土高原的金城兰州来到这个海岛国家的最初感受。他随着新认识的校友登上了高耸挺立的、灯光璀璨的神户大荣商场九楼。在那桌椅齐整、灯光晶莹的大厅里，他第一次吃起了自助西餐，吃到了意大利的空心面包。他在这一次就餐中，学会了认真地把一根长长的面条缠在叉子上，然后以文雅的姿态吃着。虽然他感觉到这面条并不如家乡的面条劲道，吃起来也不如家里的面条过瘾，但在异国他乡，他觉得自己不能像那个放羊娃一样放肆。而应该小心地用一种吃法与另一种吃法交流，用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映照。这顿饭吃得很规矩，也吃得很费心，但是也吃得很昂贵。神户就是以这种方式在他的面前建起了一座高大的玻璃幕墙，这墙让他看着光亮，但是穿越的时候却异常艰难。
柴生芳觉得要穿越这堵墙首先要有足够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于伙食的能量，来自于一份工作。
初到这里，他只是一名预科生。他先住到处在一个小岛上的神户大学国际会馆里，这座小岛四周被蓝蓝的海水围着，岛上花树林立，各种鳞次栉比的建筑，掩映着绿树丛中，让整个小岛像一座美丽的花园，又像一座巨大的盆景，富有的学生住在这里真是一种享受。然而柴生芳却无心欣赏这些美景，每当摸摸消雪样瘪下去的口袋，他呆在学生公寓里就会如坐针毡，从窗外望去，那些伸出枝桠的树枝像一个个讨债的手，静静地展在他的面前，让他有些陌生，有些紧张，有些慌乱，又有些后悔和担心。于是他抓起了手边的电话，按照电话本和报纸上的广告，挨个打过去。然而电话那边的声音，四分之三的话让他根本听不懂，当他把刚刚想好的话结结巴巴地还没有说完，那边却已经挂断了电话。这，让他心中无限地失望和焦急。于是他又接着打另一个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一天连着打出四五十个电话，然而总是没有好消息。躺在公寓的床上，他脑子里满是电话，耳朵里满是没有听完的断了的日语。晚上，他爬起来，又开始猛攻日语，丰富的日语环境，让他感觉自己进步还真是不小。
不久，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被人介绍到神户著名的铃木搬家公司，算是谋了一份临时的差事。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日本，人的身份也分出许多层次，层次决定着工种和效益。但例外的是搬家公司没有文化没有技术的人却是挣钱最多的。北大毕业生，又在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工作过，现在是准留学生的柴生芳，是有文化有技术的人，对他来说搬家公司也是挣钱最多的地方。老板知道他是留学生，还真爱惜和照顾他，让他搬那些轻的软的和安全的家具，这让他多少有些感激，他感念世界文明在民间的表现方式也有相通的地方，人们对文明和知识并非采用野蛮的手段肆意残害，而是小心呵护着。第一次搬家，只用了3个小时，他就挣到了一万日元的工钱，还为他管了一顿午饭。
他搬了十次家，挣了10万日元。而这十万日元对于生活必需品十分昂贵的神户来说，仅仅够他饱饱地吃上五顿饭。这远远不能让他在日本度过读书生涯。
7月19号，柴生芳到日本神户的第73天，他经过祖国北京一名访问学者的介绍，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神户市南京街奥莱馆琼爱饭店4楼做一名洗碗工。上班时间是每晚的5:30―9:30，工资待遇是每小时850日元。他所在的由辽宁华侨开的饭店客人特别多，和他洗碗的还有两个福建的小伙子。同伙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是一阵不言不语的紧张地战斗，他们先将电梯上运来的碗抱下来放在水池子里；接着把操作间里送来的菜挪到电梯上；随后又把水池冲过的碗放进自动洗碗机里；还要将洗碗机里洗过的碗拿出来摞好，把碗一茬茬地运送出去。这时可以抓点空闲时间盛几碗米饭；还得挤时间做些生菜包。这样不间断地紧张的四个小时里，柴生芳成了另一架飞速运转的机器。干活的时候他满身流汗，可当他停下来揩汗的时候，心里却涌出无名的悲酸，眼泪顺着脸颊长流。他想到上北大时全家人欢送的场景；想到北大图书馆里的人海人潮；想到挖掘悬泉置时候的成功和喜悦――然而此时这一切都留在了大洋那边的祖国，在这里他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培养的名牌大学生了，他更不是一个像样的留学生。钻在饭馆的操作间埋头洗碗已经是他此时的全部身份和价值，他多么亏，他亏得一个人流泪。
这样，他在一种屈辱中仅仅坚持了一个月。8月19日，他狠劲地甩了甩手，不辞而别。10天之后他才给老板打了电话，正式辞了工作。
这时，他已经在神户物流中心找到另一份工作，并且已经上班10天了。
他在这里负责清理商场的纸箱。他把那些纸箱拆开来，再压平，然后摞起来。再拉到仓库里。有活了就干，没有活了还可以转一转，虽然累，这和他紧张地流水线上的洗碗工作相比，还有自由，多少让他在这个异国他乡感到一些快乐。而且和他一同干的有一个长得像歌星刘欢一样的山东小伙，两个人苦中作乐地给自己的工作起名为“当宝鲁（日语：纸箱）之歌”。“当宝鲁之歌”虽然快乐，但是时间却紧张，每天要唱够九个小时。而这里的工资也不错，每小时工费1000日元，一天下来能挣8800日元。
到了9月9日，他在这里工作的第十九天的时候总共挣了17万日元。他觉得自己很满意。但是他又接到新工作。
他找到了比这更好的当老师的工作。他给日本关西大学毕业的叫吉村和小山的中学教师当汉语老师。每人每日教4次，每次两个小时，工费4000日元。可他在给他们教那些B，P，M，F的时候，感到非常费劲，他们学得也费劲。他发现他们的费劲不是智商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他们显得那样心不在焉。后来他发现他们并不是为了学汉语，而是以这种方式在体面地自助他这位他们朋友的朋友。柴生芳有寄人篱下之感，但他暗暗地告诫自己:“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他接纳了这种友情地支持，他总共教了21个月。在这21个月时间里他有了体面的生活，也有了充足的学习时间。当教完这两个学生，他可以放下课本，坐上无人售票车，走到不高的翠绿的六甲山下，一个人踩着那些依山而铺的台阶，上到他就读的神户大学。当他看着那一排古朴的三层带帽的学校大门时，那种对知识的渴望，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知识高塔的冲动又萌发在他的心中，踏进校门，他向着那掩映在绿树丛中教室里走去。后来，在1998年8月吉村和小山到中国旅行，1999年8月，吉村一个人到中国旅行，他作为专职导游进行了全程作陪，他感觉到了偿还情义的惬意，也感到了把祖国语言教给他们的成就感。
1998年10月起，柴生芳的学费、生活费用开支增大。为了保障正常生活和学习，他打了“昼工”，又到神户之外的大扳尼崎24小时超市的“收银台”打起“夜工”。每个周末，坐上电车，他在那里的岗位上，从星期五到星期六每个晚上10点上到凌晨6点，每周末挣回了1.8万日元的工资。这样，他一直坚持干到1999年5月13日。
1999年10月份，他的第二个汉语班开班了，他的学员是一个老头两个太太。每周上两节课，每节课两个小时，采用集体上课，每节课可以获得7500日元的收益。
在神户的这些日子，柴生芳没有完整的感受过白昼的来临，夜晚的消失；没有感受到春天什么时候开花，秋天什么时候叶红满山。当樱花开满整个神户的大街小巷和远处的山岗上，他看到花季给人们带来的如意笑容和优雅气息，但他的心里却只有齿轮，那些咬得很紧的齿轮相互紧咬着让他处在一种非常紧张之中，让他时时奔跑在路上，赶乘在各种车上，归宿于各种劳动的场所。后来，当他的师友何双全到日本访学来看望他时，问他感觉怎么样的时候，他回答了五块黑铁样沉重的五个字:“打工打死了！”
虽然这样没黑没明的拼命打工，可是柴生芳却并没有获得一个安生乐学的感觉。他像一只候鸟一样一次次地挪窝，经历着居无定所的逃荒般的生活。
1997年到日本时，他住在神户大学国际会馆，会馆处在六甲山和莫邪山拱抱着的神户海湾的人工小岛上，环境非常优美，室内设备也齐全。整个会馆里住了90多人，这90多人中，有50多人是中国留学生。开始没有奖学金的日子，他买不起饭，只有吃方便面和面包，有时也自己做，他只做自己能烙的饼子和鸡蛋炒西红柿之类。为了在公用厨房里的投币式煤气灶上节省，他精打细算，先统筹计算好，一日元一投，他用五个硬币烙好饼子，用三个硬币烧两个素菜，这样八日元他就可以做一顿饭。除了吃饭，对于那些300――500日元一个苹果，3000日元一个西瓜，他更是望尘莫及。只有在1997年9月，为了招待一位天津朋友回国，他狠心地破费了一次。在一个卖菜兼营水果的摊点他咬牙买下了两个菠萝，一个西瓜，花费了1360日元。这回，他把所有认识的留学生都请来了，一人一小块菠萝，一人一小牙西瓜，这样的招待让一些朋友其乐无比，也让一些朋友怪不好意思。
到1998年4月，他又幸运地住进了大阪尼奇市的大学生公寓，那里需要每日缴纳3万日元，一日两餐，食宿全包。是一家经营大学生公寓的大集团对大学生的资助，给神户大学总共一个入住名额，入住时间总共两年。学校提供了9个人选，最后通过抽签决定，柴生芳一签定音。可是住进去之后，柴生芳发现这并不是理想的宿地。这里离大阪很远，坐车要花去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他一个人，让他非常寂寞，一年365天时间里，只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过他的住处；更主要的生活方式都是日本式的，读书看电视都要躺在榻榻米上；虽然只有3万日元，却是他每个月奖学金的全部数目。因为诸多的不便，他仅仅住了一年零一个月，便主动地搬离出来。
这一次，是5月14日，他搬到了神户市乐库留学生会馆。
从此后，柴生芳的生活拐了一个大弯。他每月的花费急剧上升。除了住宿费、水电费、伙食费等相对固定的费用外，他每月还有1.5万日元的电话费，5000日元的交通费，2万日元的交际费用，平均每月的花销达11万日元以上。
而提供给他开支的，有两个稳定的来源，一是奖学金，1999年，他的奖学金是每月7万日元，2000年是8万日元，2001年猛升到15万日元；另一方面是学业的收入。1998年4月，他凭专业特长，帮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著名汉学家福谷至先生整理居延新旧简牍的有关资料，从而得到了每月3万日元的酬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