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修房子，要把这些沙背到顶楼上去（4楼），有什么方法又省力，又快_百度知道
我家修房子，要把这些沙背到顶楼上去（4楼），有什么方法又省力，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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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让别人背，请的人越多越快
最好是在顶子上做三角架支一个定滑轮用绳把沙袋拉上去，另一方法请汽车吊上楼顶去
俩人一小时，全能背上去在二楼对接，每人背两层
安装个小吊车(农村地方都用得常，可以吊沙，小石，稻谷，等等)。好像也不怎么贵，但是必须注意安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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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陆文：细麻绳（一个插青的监狱生活，用泪水写成的中篇小说）　　　　　　
老是茫茫黑夜漫游，总有一天到达黑夜的尽头。　　
塞利纳　　
　　● 陆 文　　　　
　　　　　　
看枪毙，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站在海岸上看着别人樯倾楫摧大哭小喊，船只被波涛汹涌的大海吞没，自己安然无恙，你是无法悲伤的，除非那船上有你的亲友。假如英雄所见略同，你会理解我小时候，甚至青年时代为啥热衷于看枪毙。我总共看了多少次枪毙已记不清。反正有枪毙就看，不管枪毙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青年，残疾人还是健康者，我都无所谓。看枪毙不花钱，子弹又不打在你脑壳上，为啥不看呢。再者，有些囚犯明明死到临头却心存侥幸，乍听到被判处死刑，身子瘫软了，尿都撒在裤子里，被人架着拖下审判台，那狼狈的样子，看了让人发笑，以后逢人就有了谈话的资料。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我看枪毙越来越少，这倒不是厌倦鲜血和脑浆，也不是插队乡下的原因。我所在的生产队离县城不远，至多十公里，黄昏时分捧着粥碗，嚼着咸萝卜，站在村口的河边，低头能看见翠英系着红肚兜河里游泳的活泼，抬头能看见远处烟雾迷蒙的常山，山脚下便是县城的所在地。要是早上听到处决犯人的消息，花两只角子的车票或一只角子的船票，就能及时赶到刑场，参加处决的典礼。后来我有几次没看到枪毙，完全是由于县军管会，以及后来的县革会玩了花招。按惯例，处决犯人通常是在重要的节假日前，这称之谓节前“大扫除”。行刑地点就设在城郊青年路的尽头，就在那尖尖的水泥筑就的烈士纪念碑前。几声枪响，犯人们倒地，狗命就献给了烈士，十分公平。所以只要预先呆在那儿，就能看到那壮观的场面。有些调皮的孩子为了一览无余，还事先爬在树上。　　
大概当局看不过我们坐享其成，也有人说，它生怕出意外，吃不消这么多蚂蚁般的的看客，老是变换行刑的地点。一会儿翠竹岭，一会儿鹞子峰，一会儿又是破龙潭，心血来潮中途停车，刑场就设在某个生产队的树林里，反正变花样，不让我们轻而易举观赏到犯人的下地狱。比如审判大会结束，五花大绑的枪毙鬼被别人连拖带拉押上刑车，刑车徐徐开出大会场，在挤满人群的县城几条大街声势浩大转了一圈，最后沿着市中心大道往西急速奔驰（目的是甩掉后面那些骑自行车的追随者），看模样去鹞子峰，可最后却绕了半个常山，出其不意来到了山的背面──破龙潭。害得许多看枪毙的人白跑一趟抱憾而归。在我记忆里，以后看枪毙简直像现在的摸彩票，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　　　　
这次听到枪毙犯人的消息比较及时，是大队事先通知的。吴书记特地召集插队青年开了个会，这也难怪，真是千年等一回，碰巧轮到枪毙我们大队一个知青。吴书记说：我很难过也很气愤，大队竟然出现这种败类，异想天开同国民党联系，想申请当个特务……这是上面安排下来的政治任务，谁都要去，算出工，记工分。一个知青插嘴：路费报销不报销？吴书记大度地说，那还用说，当然报销，大队组织去，还给菜金补贴，按劳分配嘛，也不能让大家白跑一趟。插青听了都呵呵笑了起来。不过，会议后来比较沉闷，大家只顾抽烟闲聊，也没人发言表态，说什么死有余辜。相反不少人都在谈论李天马生活中的趣闻琐事，谈论到最后连笑声都没有了，显得有些物伤其类兔死狐悲。　　
吴书记也不像往常那样满脸堆笑连篇累牍废话说个没完，连惯演李铁妹、小常宝角色的彩莲也不像平时那么坐立不定嘻嘻哈哈。我估计她见吴书记表情严肃，才不好意思过于轻浮。　　
自从碰了一鼻子灰，我对彩莲有了看法。认为她奇货可居、过于精刮，其实分文不值。缺点如下：故作清高，花枝招展，面孔搽得喷香；奉承拍马，怕做农活，只想省力偷懒，宁愿用嘴巴干活，也不愿用手脚劳动。难怪人称她为“重阳糕”。意思是既贫穷（重）又洋（阳）腔，恋爱条件又高（糕）。为了当耕读老师，她锲而不舍围住吴书记转，书记长书记短，不仅认他的女人为寄娘，而且还将城里紧俏的煤球券以及猪肉皮送给他们，夜里送，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能量非常大，大家有目共睹。不要说我对那个职位不敢奢望，就是几个女插青也竞争不过，所以她们背后常说坏话，比如说她早给人家开苞了，贪吃一根棒糖，在小学五年级就不是处女了，现在装作处女，在等待人家第二次开苞，也不知谁愿意做乌龟开她的苞，等等。起先听到这些话我心疼如绞，恨不能与她们争辩，后来见彩莲对我冷若冰霜不屑一顾，就开始幸灾乐祸了。　　
会议开到上午十点草草结束。我记得吴书记会议中途说过这么句话：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看来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插青。　　
明天上刑场的李天马是我隔壁队里的插青，瘦脸大鼻子，人长得矮小，平日里老是伤风感冒，随地吐痰，将清水鼻涕朝衣袖管上揩，一点都不注意卫生。李天马虽说名字后面有个马字，生性却孤僻，总是悄悄来悄悄去，从来不和我们一起上城下乡。也许这就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在会议上也不多说话，即使评工分也不争多嫌少，一切都让贫下中农说了算。村里的小青年给他提了个绰号，叫“寿头”（猪头，傻瓜的意思）。寿头有一次挑粪，粪重人瘦，跑跳板一不小心，连人带粪桶掉进河里，连喊救命，吃了好多口黄汤，一段时间成了村民的笑料。　　
记得刚下乡，大队组织插青吃了次“忆苦饭”，其目的告诉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解放。忆苦饭由麦片大头菜组成，盐都没放，又没小菜。李天马竟然当着大队干部和女插青的面吃得津津有味，一下子吃了两大碗，嘴里塞得满满的，吃得里面“啧啧啧”的放出声音来，比那个现身说法、做忆苦思甜报告的海金老伯还吃得多，后来眼睛贼溜溜的，显然还觊觎那块焦黄的饭粢（锅巴），完全不明白吃“忆苦饭”的政治意义。而我虽则肚皮无油水，也饥不择食，却同彩莲一样细嚼慢咽，做出难以下肚的模样，以吻合吃“忆苦饭”的氛围。　　
吴书记对李天马的吃相和食欲比较失望，他说，没想到他这么喜欢吃大头菜麦片饭。他这么放开肚皮吃，台面上再有老白酒（米酒），“忆苦饭”岂不成了吃喜酒？早晓得他这么喜欢吃，还不如换成戳喉咙的米糠麸皮，看他吃东西还积极不积极。看来，出身不好的人，再教育难度大。　　
我们开始对他也没有好印象，认为他丢了插青面子，没因地制宜，装出娇生惯养泡在甜水里的样子。　　
李天马后来在我心中有了地位，是因为他会维修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而且还有台留声机，供我们随时取乐。在冬天的寒夜里，在田野里的广播喇叭闹了一天，闹得精疲力尽，自己也不好意思闭嘴之后，在他那儿听胶木唱片发出的《四季歌》，尤其是《真善美》的曲调别有一番滋味，它让我暂时忘记了八个样板戏，走进了旧中国的上海滩。“真善美，真善美，它们的代价是脑髓，是心血是眼泪，哪件不带酸辛味？真善美，真善美，它们的代价是疯狂，是沉醉是憔悴，哪件不带酸辛味？多少因循多少苦闷，多少徘徊，换几个真善美？多少牺牲多少埋没，多少残毁，剩几个真善美？真善美，真善美，它们的欣赏究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有谁？几个人知这酸辛味？”我多愁善感流连忘返，曾好几次叫他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这首歌曲，以滋润我枯燥的情感，李天马从不嫌烦，并且告诉我唱《真善美》的歌女名叫周璇，出生地就在我们这儿。　　
如果夜半更深，两三个插青聚在他那儿抽着“向阳”牌烟，听莫斯科电台和台湾广播，他也无所谓。唯一要求：只是叫我们声音低一点，说没人是聋子。如果音质不佳，他还动手校准。不知怎么，旋纽经过他的摆弄，声音就清晰了许多。李天马说过一句话，莫斯科可以听听，台湾不堪入耳。我至今不明白是它们的内容，还是受干扰的程度，而让他得出这么个结论。我觉得莫斯科电台主题曲比较抒情，攻击迂回曲折较有艺术性，对我们的命运，尤其衣食住行比较了解比较关心，给我的感觉，它仿佛是插青肚里的蛔虫。而台湾电台就象泼妇骂街，闭着眼睛说胡话，每听到它虚张声势说复兴中国、反攻大陆就感到好笑，就不由想起“螳臂挡车”“夜郎自大”“以卵击石”这类字眼。不过，它好像早晓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总号召我们的飞行员有便驾机到他们那儿，过海峡时，机翼要怎么怎么摆动，以表示投诚的意图，以便他们接应。另外，什么型号的飞机赏多少两黄金，女播音员也喋喋不休报了一大串，价格一清二楚，十分诱人。　　
李天马床后还备有一只电炉，村里人都不知道，他时常用它来烧水煮饭，我很羡慕，因为他的电费由生产队支付，而我则在灶膛里烧自己的柴草。我至今记得在寒风刮过田野，天空飘着雪花的某个深夜，饥肠辘辘的我们就在那儿吃他在电炉上烧的咸泡粥。　　
他从不欢迎来，也不赶我们走，真是要来就来要去就去，来去自由。李天马只有一条准则，就是不让来路不明的食物，比如老母鸡、塘里鱼放在他那儿烧煮。我估计他并非出于伦理道德，而是害怕引火烧身。那时候，老实说，我们手脚不干净，对私有制度不怎么尊敬，肚里没油水时，除了上城啃爷娘的，到其他大队的插青那儿混一顿，此外便是扫荡田野里的植物，比如毛豆青菜山芋之类，偶然也要掏社员的鸡窝。当然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都是不辞劳苦到外大队操作这类事情。在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我起码吃了他五六顿饭，而我一次都没请他。　　
吴书记会议上说，李天马私下里安装收发报机里通外国，判处死刑罪有应得，这我不同意，因为在他那儿我从没看见这玩意。他只有一台三管也许是四管的半导体收音机。并且，在我看来安装收发报机，同敌特机关联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再说，零件和密码本从哪里去找呢？我想，要是那个公社干事偶然在李天马的住处歇脚，看见他桌上的无线电零件不大惊小怪，他也不至于吃枪子儿。　　　　
那天，我给李天马送终，跟着吴书记以及贫下中农代表，乘公共汽车参加县公审大会，凭心说，不仅仅为了工分，另外几个男插青也与我同样的心情。大家都很感激李天马，因为他口舌留情，没有给我们添麻烦。与他偷听电台一事，大家提心吊胆了很久，生怕他危急关头吃不消刑罚，将我们一塌刮子端出来。这次听他被枪毙，心里的石头反而落了地。　　
李天马跟另一个死囚并排站在审判台上。他穿着棉袄，剃着光头，被人朝后拉直手臂，紧紧按住了脖颈，按得他深深弯下腰，所以我没法看到他的脸。只看见发言的人激扬愤慨，不时挥舞着拳头击打着空气，而口号声此起彼伏，没有尽头。彩莲和大队民兵营长也挥着旗子领着我们喊口号。会议结束前，宣布判处李天马死刑立即执行时，他的衣领被身后的人揪住用力朝后拉。我顿时看见他脖颈里的一根细麻绳。李天马像鲫鱼离水似的挣扎着，他抬起脑袋，眼珠暴凸，并张开了空洞的似乎不听使唤的嘴巴，也不知想吐一口痰还是想说一句话。他脸色苍白，眼神惘然，心不在焉，表面上像是欣赏蓝天白云，其实灵魂已经出窍。　　
我见事已定局就溜了号，我想预先赶到刑场，看着李天马吃着枪子儿倒下去的样子。可是由于上文所说的花招，我随着人流，赶到刑场已经挤不进前面的人群了。　　
刑场设在满眼绿色的翠竹岭，山脚下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行刑队员三三两两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又像警戒又像在做着处决前的准备工作，他们走动的身子不时遮住李天马和另外一个死囚的背影。　　
一会儿，死囚被他们按住，膝盖着地跪下了。看客顿时骚动起来，不仅往前挤，而且发出“嗬嗬嗬”的怪声。二三十个民警和县工人纠察队队员几乎阻挡不住排山倒海的人群。一个军官见状，提着手枪虚张声势地在人墙前走来走去，看客们才稍有收敛，不过“嗬嗬嗬”的声音此起彼伏仍没停止。后来这声音竟然演变成整齐划一的号子。这号子我十分熟悉，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因为小时候听惯了这声音。我父亲原是黄包车夫，解放后，党和政府不忍心车夫当牛马，让他改行当了装卸工。自那之后，他没离开过杠棒，也没离开过号子。每次汗流浃背，与人合作肩扛几百斤重的货物跑晃悠悠的跳板，他“哼哟哼哟”或“嗬嗬”的号子就特别嘹亮，用不着像现在的歌星那样借助麦克风也能余音绕梁。我知道这号子是我父亲的心肝宝贝，也是装卸工须臾不可缺少的劳动辅助工具。它一则为了鼓舞士气，二则为了同心协力踏准节拍搬动一件货物。而此刻，他们启用“嗬嗬嗬”的号子，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劫法场，而是想冲破民警设立的封锁线。他们终于成功了，当然是在李天马和另外一个死囚倒下之后。大家冲锋似的直奔山坡。　　
待我赶到时，他俩不见了，已经给迫不及待的运尸车拉去了火葬场。枯黄的草地上放着两张用石块压住的布告，随风一飘一荡的，一张是本地法院的，另一张是地区法院的。它俩一致说“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那时候处决犯人的布告，后面都有这么些套话。唯一不同是：本地的那张说李天马“里通外国”，另一张说“妄图里通外国”。我文化程度低，哪里分得清这两个字眼的差别。何况人都死了，谁还愿意去咬文嚼字细细品味。除了布告，草地上还留下两滩血迹和一小撮类似豆腐花、猪脑子的脑浆。我问目击者：死得爽气不爽气？目击者说，瘦小的不堪一击，一枪就扑地死了，打得是开花子弹（他看见行刑队员把一粒子弹在鞋底上擦了一下），脑壳像西瓜跌在石板上裂开了，白白的脑浆流了出来。那个胖的，像头野牛，打了一枪，仍垂死挣扎呼哧呼哧透长气，又补了一枪，并重重踩了几脚肚皮才不动了。　　　　
看完枪毙，时间尚早，可是我没回生产队，而是顺路回到了家。那时候我已厌倦了农村，千方百计想回城，哪怕在城里呆几天也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乡下收入低农活重，晚上寂寞无聊，再加上没啥可吃的。我至今不理解何谓“务农为贵”，何谓“下乡光荣”，何谓“人民公社是金桥”。当时有首流行歌曲，歌词：“麦浪滚滚闪金光，田野一片丰收忙，丰收的喜讯到处传……”曲调喜洋洋的，我不晓得歌词作者是否乡下人，是否干过农活。反正丰收景象，我见了没有这么喜悦，相反心事重重。麦芒刺人皮肤，坌田又累又苦，它毕竟不是当今舞厅的华尔兹狐步舞。　　
因风湿性关节炎长期病假的母亲一见我，就说怎么又回家了？我没好气说，大队组织看枪毙。老实说，我最反感别人说怎么又回家了？又上城了？什么时候下乡？他们的口音仿佛讨厌我，希望我滚蛋似的。经常听了这语调，让我每次回城都有负罪感。有好几次，我借着夜色回家就是为了避开那些冷言冷语。而今，连母亲都说这话，我很不高兴，于是草草扒了碗冷饭，就独自呆在房里睡大觉。母亲在外面问，你今天不回去了？我凶声凶气说：不回去，明天不回去，后天也不回去，这儿本来是我的家。母亲大概觉得我生气了，就没再跟我噜嗦。　　
我躺在床上似睡非睡有个把钟头，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我们居委小组长──王家好婆。王家好婆60多岁，慈眉善目，逢人笑嘻嘻，是个苦大仇深的童养媳，也是个退休了的共产党员。插队下乡那天，她拎着我的网线袋，随着我的父亲一直送到轮船码头，临上船，还给了我一只热烘烘的红心山芋，说有空上城来玩。平时，她老是戴着红袖章站岗值勤查卫生，也不知有没有报酬。她经常坐在路口的阳光底下，戴着老花眼镜扎鞋底，一边扎一边斜眼关注路过的行人。多亏了她，我们那儿才没有反动标语和类似小偷的人出现。她卫生工作尤其热心，不是关照墙头刷白水，便是登堂入室查卫生，东张张西望望，这儿转转那儿看看，也不知关注的是老鼠蟑螂的踪迹呢，还是形迹可疑的人和物。假如小组某户居民来了客人，她总有理由上门嘘寒问暖，千方百计搞清人家的来历；如果其它地方出现“反革命标语”，她就负责收集本小组嫌疑人笔迹。最多一次，她收集了十多个人的手迹，有的是戴帽的四类分子，有的是内定的二十二种人，余下的就是插队青年了，反正这些人不堪一击，屁眼里累累屎迹。插队这几年，她也动员我写了两次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以此获得了我手迹。她关照我用钢笔写，用黑墨水写，字迹要自然不要潦草，就像平时写信一样。（这些稚嫩而又珍贵的手迹如今安在哉？）此外，每逢回城，她还帮助居委和派出所登记我上城的天数和原因。我也习惯了。有次回城三天，她仍没找我登记，我还牵挂她，挺有失落感。　　
我问：有啥事？她走进房间，眼睛不看我，却急速地朝四周扫了一遍，差点儿想弯下腰看床下藏有什么东西。看了一会，才对我说没啥事，你注意休息，养好身子下乡劳动。说完就走了出去。这话真是莫名其妙，我从来没说身体不好，她怎么对我说养好身子下乡劳动。　　
然而，门还没关上，我脑子还没来得及细想什么，女民警就出现了。　　
她年轻苗条，面孔漂亮，一双眼睛尤其媚人。她穿着制服，站在房门口，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姓邱。一眼看上去，这个女民警与我很般配，体型、年龄，尤其肤色与我都相仿，我绰号叫“小白妹”，白得我妹妹自惭形秽，可见小邱的皮肤也白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我想，当时或许由于户口和地位的原因才堵塞了我的审美情趣胡思乱想。这很正常，在有工作、有城里户口的人面前，我们插青总觉得低人一等。介绍完毕，她叫我跟她去派出所，有事询问。我恍然大悟，才明白人家十分老练，不打无准备之仗，首先叫王家好婆侦察地形探脚路。我没想到回家的消息传得这么快。　　　　
进派出所那年，我才21岁，还不懂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根肚肠通到底，说话直来直去，有时还误认为自己仍是个背着书包的中学生，而忘了如今插队青年的身份。　　
审讯我的那个警察，从小邱手里接过任务，将我领进西面那间乒乓室，开始态度比较温和，他架起二郎腿，倚在靠背椅上，隔着乒乓桌，眼睛看都不看我，就懒洋洋地问我姓名。一边问一边脱掉钢笔帽准备做记录。　　
望着他一身崭新的制服，以及细皮白肉英俊的面孔，还有那慢条斯理的样子，不知怎么来了气。生气原因：一是不明不白被叫进派出所，二是认为他这是明知故问（不知道姓名，怎么会请我进来），第三种原因，不明白，现在知道是出于妒忌。我每天在田里流黄汗，才赚五只角子，而他轻轻松松每月拿四五十元工资，还居高临下把我当坏人盘问。于是我闷声不响。　　
他再三催问见无动静，眉头紧蹙，眼睛盯着我，显得有些不耐烦。他突然站起来，绕过乒乓桌走到我面前，那一瞬间面孔都红了起来，样子象要动蛮。　　
我心里一惊，脱口而出：陆德发……你明明晓得，还问个啥？真是岂有之理！　　
“岂有之理”是我的口头禅，就像有些布告里老是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乡下我对不识字的贫下中农这么说，对彩莲翠英也这么说，对吴书记也嘻皮笑脸说，他们也习惯了。有时一天要说上好几回。有一回吴书记当着几个部下的面还故意逗我，希望我多说几声岂有之理，以引他们发笑。我发现他的用意，于是“岂有之理”添加得越发勤快了。我好象什么话后面都能加上岂有之理，就象有些人可以加上“他妈的”一样。我不知道我对它情有独钟，还是不善言谈。我觉得有时说得牵强一些，有时却非常自然。今天讲这话，倒不是有意得罪。　　
他听了来了气，铁板着脸问：姚美芬你认识吗？我搜索枯肠，终于想起了她。我说认识，他是我同学的妹妹……关我屁事，关你屁事。他嘴唇抽搐了一下，样子想发火，不过还是克制了冲动，只是厉声叫我把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拿出来。见不动手，二话不说，就动手掏我的口袋。　　
口袋里没什么东西，不过是一盒火柴，一块手帕，一个木梳，还有近三元钱而已（香烟已断了两天，我舍不得用仅有的钱）。可是我小题大作，就象遇劫似的当场与他吵起来。他理都不理我，仍然热衷于掏口袋。他掏了上装的，又掏裤子的，他甚至连屁股后面的那只口袋也不放过。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了。我明白是我的软弱帮助他成功的。我安慰自己：我一直山穷水尽，也不关心政治，基本与钱无缘，与色无缘，口袋里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和见不得人的东西，人家有兴趣，就掏吧，只当今天碰到三只手。　　
面对放在乒乓桌上的这几件不起眼的物件，他有些失望。隔了片刻，又撩起我的蓝卡其布中山装和黑绒线衫，观察了一阵，最后将目光停留在皮带扣上，那模样似乎想解我的裤带。　　
这我不明白了，我是一个营养不良的男青年，不是一个丰满茁壮的美少女，身无长物，裤裆里也没有什么男人感兴趣的玩艺。这根用了两年之久的欲断未断的猪皮带碍你啥事，它又不值几个钱。我恼火了，说：干吗盯着裤裆看？看个没完？你怎么对人家的下身如此感兴趣，这么下作，真是岂有之理！　　
他这下动了肝火。顺手一记耳光，打得我转了小半个身。我头晕眼花，面皮热辣辣的，真以为自己被这记耳光打得牙齿出血了。我急忙用手背抹了抹嘴唇，发现那儿一点血迹都没有，我有些失望，过后才稍微平静了一些。　　
他打耳光的水平与我父亲同一级别，或许棋高一着。小时候放学晚回家，或者成绩一塌糊涂，或者星期天没完成剥树皮挑野菜的任务，父亲就用打耳光打屁股来接触我的皮肤，他对母亲说：这两个地方都不是要害，打重了只伤皮肉不伤骨头，没有后遗症。有一次我睡死了，夜尿床上，还有一次银项圈被人用甜言蜜语和一颗糖换去了，他既打耳光，又用鞋底打屁股，忙得不亦乐乎。“爸爸，勿哉……”我再三讨饶也无济于事。　　
现在我认为，他打击目标理应嘴巴，而不该是面皮，因为面皮与他无怨无仇，是嘴巴子冒犯了他。我还认为，他那记耳光打得出乎意料，迅如闪电，让人猝不及防，如果没经过专业操练，很难设想谁能练成这样的硬功夫，除非熟能生巧。　　
这记耳光把我学校里传染到的书呆子气一下子打掉了，让我顿时恢复了码头工人子弟的本来面貌，我至今看不起只会咬文嚼字、只想评职称、住别墅、不闻民间疾苦的知识分子或许也同这记耳光有关。当然，十多年来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也就这样付之东流，而且我的学费也白缴了（这真让人肉疼）。事实证明，它仅有的好处只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说“岂有之理”，打死也不说。“岂有之理”也许是世界上最坏的一个成语。它能挑起人家的肝火，让人禁不住动手动脚。　　
那时候，我真的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斤斤计较人家打耳光，换了现在，你打了我左边的，我还要给你右边的打呢。我记得我当场就叫“你打人你打人”。也许声音喊得太响，两个穿便衣的走了进来。后来才知道他俩是没有制服可穿的县工人纠察队队员（简称县工纠）。　　
大家知道，县工纠是在县军管会，以及后来的革委会领导下的、一支由工人组成的队伍，他们每月拿着单位里的工资，“吃家饭，屙野屎”，平时任务是骑着自行车，拿着木棍子到处巡逻，以协助派出所维护社会治安。今天上午枪毙李天马，他们也出了一份力。　　
“什么事，什么事？到这儿还不老实！想吃生活（挨打）？”一个瘦长的工纠队员帮腔。我当然不想吃生活，于是一声不吭。　　
“交代吧，你与姚美芬啥辰光认识的，发生了几次关系？”那民警恢复原状和善地说。　　
“你这是血口喷人，这种话亏你说得出，我为你感到难为情。”　　
“不讲，你是走不出去的，到最后还是要讲。不信，试试看！黄鼠狼不吃嫩鸡，啥人相信。”那个瘦长的工纠队员说。　　
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的确与姚美芬没有瓜葛。她只是我同学的妹妹，才十六七岁，我们至多在她家里见过三次面，在我印象里，她仿佛是个发育不良的黄毛丫头，说话也结结巴巴，我简直懒得与她说话，她哪里是我求爱的对象。　　
再者，说来也许别人不信，那时候我是个情窦未开的童男子，还不懂得如何与自己喜欢的女孩感情交流，更谈不上下一步行动了，因为仅有的生理卫生常识帮不上忙，而山顶洞人的本能又忘了。那时候初中里的教科书欲言又止躲躲闪闪，比较肤浅，它虽然告诉我们阴道的部位和形状，还让我们看了一幅毫不动人的插图，但它没说它有什么用途，更没讲如何讨姑娘的欢心，如何对症下药，如何见缝插针。说得露骨点，我的玩艺除了小便，还不懂得派其它用途。真的，那时候我对异性朦胧的兴趣，还停留在起步阶段，比如偷偷望一眼，写封情书，勇气十足时，到人家家里去坐坐，当然去了也不知谈什么好。而且总是偷偷摸摸去，像做什么坏事，总担心有人发觉。老实说，总共一二次所谓的恋爱仿若纸上谈兵，总是虎头蛇尾，以失败告终。　　
就拿彩莲来说，按理我俩是同学，又在大队宣传队一起搞演出，总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但我就是不知道如何向她靠拢，向她献媚，满腹的话儿只好藏在心里，偶然用男人的目光说几句话，也不知她有没有领会。我曾鼓足勇气写了封信，结果也不知道她装聋作哑，还是没收到。我究竟因为一无所有，还是因为经常扮演刁小三、地主的狗腿子这类反角而坏了形象，才让她对我没有好感，这个问题迄今没有答案。有时我想，假使父亲愿意勒紧裤带每月接济我十元生活费，或者我经常扮演杨子荣、李玉和、郭建光这类正面角色或许能有助于谈恋爱。　　
然而这些情况，说出来别人也不信。我思忖，假如他们聪明一点，只要看我面红耳赤的神情，就可以吃准我还没有当流氓阿飞的资格。可是他们急于要口供，似乎急于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　　
磨蹭了半小时，见我说不出什么，甚至索性不开口。那个瘦长个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旧轧剪，嘿嘿笑了一下，说：“看来你想长期住在这里了，给你剃个头，怎样？”他表面征求意见，其实话音刚落，轧剪就“轧嚓轧嚓”在我头上驰骋起来，我的心也跟着一阵紧揪。　　
他的剃头另有一功，换句话说，富有创造力。他不像理发师那样从下往上循序渐进，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大刀阔斧，先用轧剪在头顶中心象切豆腐似的剖了个耶稣受难的十字，然后四个块面各个击破，小癞子剃头似的一路扫荡。手法极其熟练，轧剪贴着我的头皮跑，跑得十分欢畅，我根本来不及说，马儿啊你慢些走。前后不过三分钟，他就完成了操作。他一只手扶住脑壳，一只手推轧剪，轻车熟路，随心所欲，真让人以为他就是个老练的剃头匠。遗憾的是轧剪钝了些，时常拔萝卜似的拔头发，拔得我直咬牙，泪水都要流下来。需要指出的是，他尽管喜欢剃头，却缺少敬业精神，轧剪的尖刺竟然有两次狠狠推到我柔软的耳朵上，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并且剃完了头，也没有按惯例给顾客洗头修面剪鼻毛掏耳屎。　　
剃完头，望着飘落一地的黑发，我很心疼。平时我比较注意保养头发，经常洗头，木梳常备，吃了油条还将手上的油腻涂在头发上，以增加它的亮度。我摸了摸脑袋，再一次确定自己成了寸草不留的鲁智深，更加难过。我不是出家人，根本不喜欢和尚才喜欢的发型。我想今后怎么出去见人呢。光头来路不明形迹可疑，对亲友如何解释呢。此刻它似乎成了我的罪行，就象一块白布掉进染缸洗都洗不净。　　
也许哭丧着脸，也许皱了皱眉撅了撅嘴，反正他们看了我的模样都笑了起来。　　
事情过去多少年了，通过查字典知道，他们其实是给了我“髡（读坤）刑”的处罚。《辞海》是这样解释的：“髡，古代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在我眼里，它具有两大优点：一则可以打击阶下囚的自尊心，让你矮了一截无颜见人；二则逃到任何地方，光头引人注目，容易捉拿归案，它其实同武松林冲脸上的金印异曲同工。《辞海》还附带介绍汉代季布也曾享受这一待遇，而且他的脖子上还围着铁圈。铁圈是什么东西呢，我只戴过银项圈，不知道。　　　　
那天我没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被释放，相反被送进了牢房。我是一路申辩着进牢房的。我叫喊，抗议，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将木门踢得“咚咚”响，他们仍装作不听见。两个小时下来，累得我精疲力尽，喉咙都有些哑了。　　
与我关在一起的两个狱友抓住机会，将我的晚饭（三两饭加一些菜叶子）分享了。他们吃完了自己的晚餐，抹着嘴，炯炯有神地盯着我的口粮，说，你反正肚皮不饿，省给我们吃吧。我在气愤之中也无所谓，事实上肚皮也不觉得饿，肚皮完全给愤怒填饱了，就同意他俩分享。可是他俩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动手，都希望我帮他们平分。我同意了。我分得很公平，分完后，重新审视了一下，再“拾余补缺”作了些调整，让他俩都觉得不吃亏。　　
他俩多吃多占了，脸上喜滋滋的，对我和颜悦色，一点也没摆出地头蛇的架势，相反还告诉我这儿的关节。　　
这两个狱友都象我一样年轻，其中一个才十八岁，还有一个和我年龄一样大。十八岁的，姓陈，身体健壮，也像我一样一脸的青春痘，有几个“大痘痘”还红里带黄化了脓。父母相继死后，他由祖父抚养。小陈不喜读书，整天游闲浪荡偷鸡摸狗，不仅为自己的肚皮操心，而且还想破坏些什么欣赏些什么，比如刺穿自行车轮胎，用弹弓击碎路灯泡，将祖父夜壶里的尿随地泼在大街上，最近发展到厕所里用镜子照女人屁股，一边照一边还嘻嘻地笑，因此成了派出所常客。另外一个是工人，姓张，文质彬彬，言语不多，上装穿件军服，起先我还以为是复员军人。据他说，厂里出现反动标语，派出所核对笔迹，怀疑他，而将他抓进来的。他俩都像我一样剃了光头，不过头发剃得不够彻底，耳旁脑后仍有一些残渣余孽，小张头顶上还有一小撮。我没镜子可照，可我相信理发的质量也好不了多少。　　
他们问我犯了啥事关进来。我说，不知道，要么是上城没报户口吧。小张怀疑地看着我，说如果不报户口就关人，监牢早客满了。跟你直说，剃了光头等于通知你，人家不会轻易放过你，要时刻准备“挤牙膏”。我想起了“姚美芬”三个字就沉默了。觉得与他俩刚相识，不应该推心置腹谈自己的事，何况有些事也讲不清楚。这时候“姚美芬”莫名其妙成了心病，仿佛我与她真有见不得人的关系。我内心同意小张的看法，也想知道人家问认识不认识姚美芬是什么意思。难道那女孩犯了啥事牵连我？这是有可能的，只是不知道她究竟犯了啥事。　　
我待的这间牢房处于派出所最深处，比较僻静，如果有人叫唤，外面听不见，全世界更听不见。它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面积大约有十二平方，水泥地，南面有一扇布满铁栏杆的铁窗，没有床铺，里面放上一张估计是从地主资本家那儿没收来的八仙桌，二条长凳，靠窗墙角放着一只油漆脱落的、时时散发臭气的马桶。小张说，这儿临时拘留人，一般不超过半个月。最后不是放出去，便是进看守所。晚上全体犯人集中关在前面那间乒乓室，集中看押，睡在乒乓桌上。所长姓古，是个老公安，看惯红眼眉毛绿眼睛，回答问题千万不能冲撞他，因为他有权决定你的命运。刚才审讯你的那个姓徐，叫“徐加厉”，乡下人，刚从部队复员，大炮，表现积极，饿吼吼的样子想转正，在他眼里关在里面的都是社会渣滓。　　　　
大概晚上7点钟左右（我买不起手表不知道时间，只是瞎估猜），一阵钥匙响，牢门打开了。叫我出去的就是那个给我剃头的瘦长个子（由于劳动积极，剃头有一手，我在牢房里给他提了个外号──小剃头）。他很警觉，只是在门口召唤，而不跨进牢房，仿佛里面有危险。可以说，他与小邱一样警惕，或者说读了同一本职业教科书。他押着我走进那间乒乓室。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和小邱已坐在乒乓桌旁。桌上已铺好了稿纸，看样子准备晚上审讯我。　　
他们叫我坐在墙角的一张方凳上，并用一盏电灯近距离照住我的脸，灯光很强烈，估计起码有60支光，我的眼睛不知不觉眯成了缝，透过强光注视他们很吃力。他们又围着姚美芬打转，老是问我与她什么关系，上了几次床，什么时间、地点，有没有使用什么工具，谁先脱裤子，你帮她脱，还是她自己脱，还是你硬逼着她脱，你脱了她脱，还是她脱了你脱，还是你们互相帮助脱，或者各自脱。反正紧紧抓住主题，围绕一个“脱”字，问得十分详细、露骨，富有想象力。其内容完全超出了我的经验，让我哑口无言，觉得自己孤陋寡闻闭目塞听。　　　　
充其量，当时我只与翠英有过肤浅的肌肤之亲。她是个农村姑娘，是我队里饲养员发发的女儿，才19岁，已许配了人家。小眼睛，小鼻子，人不怎么标致，当然也算不上难看。她很壮实，很浑厚，胸脯尤其浑厚。我说浑厚而不说高耸，是因为我无法看清她的乳沟，也就是说，她那两只膨大的乳房丧失了分界线，已天衣无缝统一成一座山丘了。她乳房的畸形发展，很可能她也像我一样，不晓得世界上有奶罩可以固定肉疙瘩的缘故。　　
夏天我最喜欢站在岸边看着她穿着红肚兜下河游泳。她白白的背脊在晚霞的照射下十分耀眼。记得有一次她游泳后爬上岸，我望着湿漉漉的脸蛋，禁不住问她要不要跟我城里去玩，玩一天，当天就回来。她双手抱住浑厚的胸脯，红着脸一溜烟地逃往家里去了。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她内心的春情。　　
翠英时常帮父亲给耕牛烧水铡草切豆饼加饲料，而我的住房刚巧在生产队牛棚的隔壁。冬天的清晨，杨柳岸晓风残月，满地一片白霜，此时，听到轻盈的猫儿般的脚步声，我就知道她来了。不知怎么，她来了我就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而听到发发那沉重拖沓的脚步声马上可以睡着。翠英来了（有时她顺便带几棵带霜的青菜来，年关时，她还带汤团糕饼来），如果我故意装睡没动静，她就大手大脚弄出些声音来，如果仍然没动静，她就亲昵地骂一声“懒猢狲，困懒觉。”于是我打个响亮的哈欠起床，不洗脸不嗽牙，就走进牛棚与她一起坐在灶口头，谈谈说说。起先，绝没有揩油吃豆腐的意思，只是异性相吸，觉得坐在灶口很温暖。后来看她心情欢畅目光闪烁，说话没有忌讳就动了情。这也难怪，彩莲老是不给机会不给脸色，看样子非要捉住年轻军官或城市职工才罢休，我只好死了心。我对农村姑娘感兴趣，说出来也让人见笑，因为一个知识青年不山穷水尽，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打乡下人主意的。　　
翠英有个奇怪的特征：只要没人在场，与我相处毫不拘泥，眼睛也敢盯着我看。我记得第一次摸她那儿，她闭着眼睛红着脸也不怎么拒绝，可以说半推半就（估计她有思想准备）。我比较识趣，生怕冰凉了她的身子，预先将手伸进暖烘烘的灶膛里，进行热处理，然后再探进她亲自纺织的羊毛粗绒线衫里（这显得蓄谋已久）。结果以后只要看见有双手塞进灶膛，她条件反射，就认为我不动好念头，笑了出来（笑得十分灿烂）。几个回合，她习惯了我亲热，甚至希望亲热。不过，仅限于抚摸，隔着布衫抚摸，随你摸到什么时候，只要时间允许，牛儿不叫唤。提起牛儿叫唤，有时真扫兴，它不知怎的叫了起来，一面叫一面用牛角挑空空如也的草料桶，朝墙上摔来撞去，也不知肚皮饿，还是不喜欢我俩将它冷落一旁。情到深处，或者说欲到深处，我几次想把她的手，拉到我坚硬的小便的器具那儿，翠英总是红着脸，“嗯嗯”地拒绝安抚，尽管隔着裤子。不过允许我搂着她亲脸蛋吻脖颈，起先我浅尝辄止很满足，后来得陇望蜀，试图将手探进她的布衫，直接抚摸那两只朝思暮想的肉馒头，她就推开了我，说不要这样，我今后要嫁人。我们那儿的姑娘想法很独特，她们心底里认为乳房是男人摸大的，而不是自然茁壮的。其实，乳房这么大，随你里里外外摸，根本没必要担心体积再膨胀。　　
其他的流氓行为有些鸡零狗碎，更不登大雅之堂。比如跟社员到外大队看露天电影，黑暗之中“车逆水”（逆人流而走）趁机摸奶子，人家越是骂“流氓、杀千刀”，摸得越起劲；又比如：有一次彩莲扮演阿庆嫂从宣传台下来没来得及喘息，就遭到性骚扰。我莫名其妙抓住她的手不放，却不晓得下一步的行动该怎样。当时彩莲也许沉浸在角色里，对我这个扮演刁小三的白鼻头没好感，于是大声骂：神经病吃错了药，吃啥豆腐！骂得我灰溜溜的，面孔红一阵白一阵，只是不知道她是骂刁小三还是骂陆德发。　　
坦白说，我在宣传队最不起眼，是个可有可无的脚色，既不会唱又不会跳，普通话又不行，只好搭布景跑龙套。我仅出过一趟风头，在台上吹奏口琴，这还是吴书记建议安排的。共三首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北京的金山上》，还有一首歌名忘了，只记得有句歌词叫“远飞的大雁”。吹奏完毕，台下一片掌声。吴书记很满意，他一锤定音说，小陆口琴有水平，节目来不及更替，可以让他上台救救急。多亏了这句话，才奠定了我在大队宣传队混饭吃的基础。　　　　
也许有小邱这个女性旁听的缘故，他俩才问得这么津津有味。问来问去，从他们的语调中，我听出他们早已吃准我与姚美芬有花头，只是拖泥带水不交待，才让他们没法结案，才逼得他们不厌其烦寻找突破口。　　
小邱无所事事拿着钢笔坐在那里，看着两个男人唇枪舌剑与我车轮战。那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看那架势，那语言的犀利，以及审讯的娴熟，我估猜就是小张所说的老公安──古所长。因此，我对他态度特别恭敬，语调非常谦和，希望他相信我是无辜的，与姚美芬没有勾搭。　　
这种对峙大概持久了半小时，后来我不耐烦了，说：我是童男子，谁都没有近身，不信，老天可作证。当然我所说的没人近身，是指我与任何姑娘没有实质性的关系，而不是指肤浅的肌肤之亲。　　
他们听了哈哈笑了起来。小剃头说，哪只猫咪不吃荤？谁相信童男子？我认为铁卵子。是童男子，请拿出证据来。　　
我一时说不出话，也想不出什么证据。我幻想童男子也能像少女那样有处女膜有多好啊！因为处女膜尽管薄如蝉翼一捅就破、一捅就出血却仍是证据，它能证明你冰清玉洁闭关锁国，它足够抵挡小剃头的咄咄逼人。如果处女膜是救生圈，能拯救名誉，帮助我离开这儿，此刻我情愿做个处女。　　
沉默片刻，穷极智生，我突然冒出一个怪念头，于是我矜持地说：“假使我与姚美芬有性关系，嘿嘿，她应该知道我下身有个明显特征。她能讲出来，嘿嘿，我就承认──”我思忖，连翠英也不知道我那儿的秘密，世上还有谁知道。　　
“你到这儿还耍流氓腔。”小剃头说。　　姓古的严肃地摆摆手，对助手说，让人家把话说完嘛。又似乎好奇地诱导我：你讲，有啥特征，我倒要听听，这种事也不能让女方一人说了算。人民政府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我慢吞吞说，不好意思说，只要她讲不出特征，你们就该相信我是无辜的，与她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没必要争论，争论多伤神呀。　　
古所长望着我有恃无恐的脸，嘿嘿笑了笑，说，挺有道理，既然你不肯说，那么脱裤子让我们看，总可以吧。我们重证据轻口供。他转过身笑眯眯地对女同事说，小邱你出去一下，让我们看看他究竟有啥特征？他说得活灵活现，像煞有介事，不检查他那儿，也说不过去。　　
小邱面色发红走了出去。　　
把裤子脱掉，我们看看童男子的证据。小剃头兴致勃勃说。　　
我知道中了圈套。我想假使刚才厚着面皮说出隐秘处的特征，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叫我脱裤子了。我十分后悔，尤其后悔提出那个念头。但此刻骑虎难下，不脱也只好脱了。我忸忸怩怩解开裤带，又忸忸怩怩解开裤子前的那几粒纽扣，再忸忸怩怩松开卡其布裤子，接下来停滞不前了。我搞不清为啥平时在浴室脱裤子十分爽快，而在这儿却慢吞吞，我知道这绝不是气温的原因。虽说三月里的天气比较寒冷，时不时有凉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但对于一个精血旺盛的年轻人来说，脱裤子，哪怕脱得一丝不挂也不会伤风感冒。我犹豫了很久。　　
小剃头说，脱吧，你脱，等着你脱。　　
没法，我只得慢吞吞脱。我先脱掉蓝卡其布裤，再脱红灯笼裤，最后就剩下一条卡其布做的田径裤了。再脱下去，下身就赤条条了。　　
古所长冷静地看着前面两条雪白的大腿和套在脚板上的松紧鞋，他耐心地等待最终“落篷”。落篷有很长时间，尽管田径裤上的宽紧带不碍我的手脚。　　
不知怎么，这时候他俩反而不催促了，仿佛任凭我磨蹭到什么时候，他们也有足够的耐心。我想，也许他们胸有成竹，料到我反正要脱掉的。你看，小剃头忙里偷闲递了支“大前门”给古所长，并及时划火柴给他点燃了，随后他也点燃了叼在嘴角的香烟。此时，我的身子有些冰凉，两条腿儿不住打战，我尴尬地站在乒乓室的北面墙角落里，望着对面袅袅上升的烟雾，真的也想抽支烟。　　
最后没得法子，背转身子心一横，我脱掉了田径裤，就像一个脱衣舞男赤裸裸地站在他俩面前。　　
古所长沉默一会儿，估计观察了一会，说，你的屁股雪白粉嫩，没啥稀奇，仔细看也没看到显著的特征。屁股中间有条槽，槽中有个屁眼算是特征的话，我们也有这个特征。　　
我着急了，赶紧声明：特征在前面，不在后面。　　
小剃头兴高采烈说，那你为何吊胃口、卖关节，给我们看屁股。我就是要看前面，看看童男子的那东西与我们有啥区别。　　
我只好转过身。这时候，原先藏在灯笼裤里的玩艺由于受凉而缩成一团，它大半个身子与卵泡一同淹没在黑色的绒毛里，外面只能看到它红里带紫的头颈。我用食指指了指它（头颈似乎难为情地缩了缩），说：它那儿有块胎记，黑颜色，有小指甲大，就藏在下面，我也是去年洗澡时偶然发现的，我怀疑连姆妈也勿晓得。　　
他俩听了表白，呵呵笑了起来。小剃头说，证据竟然藏在下面，看来还要劳驾我们动手检查。　　
我赶紧说，可以拉出来翻过来给你们看，当然也可以动手检查。真的，不骗你们，它就藏在下面，有小指甲大，黑颜色。　　
不料古所长看都不看，也不想叫我自检，就说：你作弄我到这个地步，算服了你。说完，脸色铁青走了出去。　　
我心里一沉，很失望，知道弄巧成拙了，可不知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为了洗刷冤枉我把裤子都脱了，而且脱了不止一条，脱得彻彻底底，他居然还不理解我的苦心。要知道除了在浴室，世上没有一个21岁的童男子愿意当众脱裤子，虽则只在两个人面前脱。我失望得很，晓得做戏给瞎子看，于是索然无趣准备套裤子。这时，小剃头说，既脱之，则安之，我来陪你锻炼身体。　　
小剃头所谓的锻炼让我别开生面，让我知道阳光底下永远有新鲜事物。过去我只知道三件新鲜事物：一件是：小裤脚管大包头是流氓的标志，穿网球鞋白跑鞋，不系鞋带也是流氓的标志。前者用剪刀对付，后者用“太湖牌”墨汁泼在鞋上了事；另一件是：插青给县工纠抓去，放倒在地上打屁股，一面打一面要求他们大声报出打的记数，忘了的话重新开始；还有一件：把所谓的女流氓抓去，自己享用。有时候为了享用，才把所谓的女流氓抓去。周而复始，双方达成默契，女流氓抓进县工纠，笑嘻嘻的就像回到了娘家。　　
小剃头叫我面对墙壁，退后一大步，接着把脑壳顶在墙头上，双手放在背后。我听从吩咐，做好了这姿势。好一个直角三角形，这时我成了它的斜边。我仿佛一下子回到学生时代，在虚心接受体育老师的辅导。　　
五分钟后，光秃秃的头皮有点麻有点痛，脑子里也有些“嗡嗡嗡”，不过身上的寒意却退避三舍。　　
小剃头很满意，说不错，身体挺直，双脚再退后。他一边说，一边用脚督促我左边的松紧鞋，过后又督促我右边的，并使劲往下按我头，叫往后退，尽量往后退。　　
我依他的吩咐做了，双脚一寸寸往后移，脑袋也跟着一寸寸往墙脚移。不过二三分钟，头皮又感到钻心的痛，脑壳像李天马吃了粒开花子弹似的欲裂开，它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墙里去，眼睛也有些模糊，有些发痒，好象有些泪水流下来了，腰部好象要断裂，双腿也跟着簌簌抖，小腿肚似乎在抽筋，白塑料鞋底有点打滑，两只脚跟也不由自主一上一下地抖动。　　
小剃头闪到前面，拍了一记屁股，我的腰部不由软了软，脊椎骨仿佛要散了，我差一点要跌倒。突然，他由里往外朝我左脚踝飞起一脚，“咚”的一声，天崩地裂，我着着实实跌了个嘴啃泥。天旋地转，嘴里出血，鼻尖仿佛给人狠狠击了一拳，油盐酱醋甜酸苦辣，都从鼻尖上脑子里涌了出来，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朵血雾组成的蘑菇云。我摔倒在水泥地上“姆妈呀”一声嚎叫，这声嚎叫撕心裂肺惊心动魄，完全回归到山顶洞人的状态。现在回忆起那动物式的一声嚎叫，仍然让我羞愧。“起来，起来，不要装死。”我抹了抹嘴上的血迹，揉了揉酸疼无比的鼻子，从地上爬起来，按他的吩咐进行第二轮操练。　　
一会儿，小剃头又像起先那样飞起一脚，我又倒在地上，后脑勺重重撞了一记墙头，撞得脑子昏昏沉沉，面前的物件模模糊糊，乒乓桌日光灯仿佛要倒在我身上，不过背脊屁股着地，原因是跌倒的瞬间我转了个身。小剃头很吃惊，他又重复了一次，依然背脊屁股着地，而且后脑勺不碰墙壁。他不甘心，又重复一次。这次比较机智，他延长时间，还双脚动了动，做了两次假动作，冷不防又朝我腿肚子踢了一脚，依然背脊屁股着地，后脑勺不碰墙壁。他很泄气，说了声“基本功不错”，但脸上有着迷惑不解的神色。　　
听了表扬，我很愉快，可惜不能对他说，在班级里我体育成绩不错，不仅赛跑前五名，而且还会直臂倒立、鲤鱼打挺。假如预先了解花招，我是不可能摔成这样的。　　
我的秘诀是，关键反应快，要将人家的一脚当作转身和身体团缩的信号，中间全部吃掉思维的过程。就象打五笔字，熟能生巧，手指自然而然挪到那个键上。也象骑车突然有人挡道，下意识急刹车一样。　　
小剃头陪我锻炼身体之后，我才晓得古所长的精明。他知道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不该出现的地方不出现，也知道什么事该他亲自去做，什么事该让别人去做。什么事该装聋作哑，什么事该立场鲜明。还有一些秘笈窍门，年轻人一下子是没法明白的。　　　　
我挫伤了小剃头的成就感，晚上睡觉时遭到了报复。　　
9点钟，从他们那儿领了棉被，我们集中到乒乓室睡觉。总共有五个人，没有女性，年龄不等。大家都默默无语愁眉苦脸的。我也不知他们为了啥事进这儿，已经关了多久。　　
乒乓桌上睡不下，两个中年人裹着值班大衣躺在长条凳上。我和小陈小张和衣睡在乒乓桌上。我头脑昏沉，牙齿疼痛（我晓得是门牙松动的原因），于是，微微张开嘴巴，不让上下牙齿合拢，以免碰痛那只门牙。我又痛又累又饿，哪儿睡得着觉。小张见我翻来复去，悄悄问：他们玩了什么花样。我一一告诉。　　
突然日光灯亮了，“咚”的一声，小剃头推门走了进来。这时我才知道乒乓室的灯开关装在门外。他大声说：规定睡觉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互通案情，谁违反规定？话没说完，他就掀掉被子，将我们三个从乒乓桌上拖了下来，“我晓得你们这些老油条！跪下！”小陈小张吓得赶紧跪了下来。由于我刚来这里，还没适应此地的氛围，一时反映不过来，也许当着众人的面，不好意思下跪。“跪下！”小剃头见我不动，厉声说。我只得跪下。跪就跪吧，我反正一生跪了无数次了，朝菩萨跪，朝父亲跪，朝祖宗跪，现在又多了个小剃头。　　
隔了三五分钟，他又说：“我晓得是你这个老油条！把裤子脱掉，脱掉！”他转身对小陈小张说：“你们两个睡觉。”小剃头手里拿着一根细麻绳，眼睛似铜铃盯着我，看来他有的放矢一直在门外偷听。我听天由命，立起身，第二次脱掉裤子。　　
小剃头捆人是个熟练工，在我看来已达到六级工水平，如果他能写篇广证博引如何将人束缚的论文，我同意评他为工程师。你不要以为他将我五花大绑了事。五花大绑我看得多了（今天上午还看过李天马的），每个死囚上刑场都是五花大绑，而且早先还插着斩旗，不管现实中，还是戏剧里都这么表现。死囚跪在地上，突然有人将麻绳一松再一抽，他就自由了，不过枪声也随之响起。话本小说则是手起刀落人头落地，首级滚出一丈远，不过细麻绳仍然紧紧捆住囚犯的胸脯和胳膊。　　
如何将人五花大绑肯定是祖传秘方，肯定是传子不传婿的学问。因为它既能将人捆紧，捆得像粽子似的，又能随时松绑，行刑之前节省一根绳，也就是说，打的结，貌是死结却是活结，既是死结又是活结，真是进退自如游刃有余。随着手铐推陈出新，我估计这门技术要失传。小剃头也许看出它的缺陷，因为它只能让人威风扫地失去自由，不能让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弃之不用，别出心裁给我上“扁担绑” 。　　
所谓的扁担绑，在我眼里也是阳光下的新鲜事物。小剃头的动作轻车熟路，只要犯人配合不挣扎，不需要谁帮助，他就可以轻松完成这道工序。他先用麻绳的一头绕了两圈套住我右手，再用另一头套住我左手，然后将我右手从右肩胛上用劲拉到后背。我稀里糊涂没明白怎么回事，左右手就在我的后背中部相会了。他用那根麻绳将我的左右手以最近的距离牢牢地连结在一起。我估计两手之间的距离至多十五公分。　　
我感到好笑，老实说，我右手可以翻过左肩膀摸到右耳朵，我的手臂如此娇健，身段如此柔软，还怕什么扁担绑。因此，他整个操作过程，我没挣扎，也没哼一声，我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去惊吓那些萍水相逢的难友。　　
小剃头轻松完成了这项作业，意犹未尽，也许他在操作时没看到我乞怜和痛苦的神色，所以又加了一道工序（也有可能本来要加这道工序）。他从裤袋里又拿出一根细麻绳，系住我右脚，并将另一头系在乒乓桌的腿上。他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队里的耕牛，附带想起了翠英。翠英在河堤上放牛，为了抽空做花边，就将牛绳系在杨柳树上的。　　
完成任务后，他呵呵地笑了，笑得露出了蜡黄的牙齿，好几根鼻毛在鼻孔外一抖一抖的，眼睛也眯成一条线，眼角也露出了鱼尾纹。他仔细端详他的作业，并再次检查我的手腕，确信操作没有失误之处，他又呵呵笑了。笑后，他又看我的脸，看我嘴唇上的血痕，还有鼻子上的肿块，仿佛从劳动中获得了某种快感，他容光焕发又呵呵地笑了。这次笑得比较淳朴，比较悠长，显然出于肺腑，就像幼儿园里的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我已好多年没看见这样的笑了。很难设想一个拿工资的雇员有这么旺盛的干劲。那时候既无定额又不承包，他的工作热情从何而来，是一个谜。　　　　
小剃头离开乒乓室之后，我又堕入黑暗之中。我站在乒乓桌旁，依然能看见桌上像山脉一般隆起的被子。一个披头散发的犯人，瘦骨嶙峋的犯人，估计是流浪汉，当时叫流窜犯，填补了我的铺位，他靠在小张旁边睡下了。原来老是咳嗽的犯人，躺在长条凳上的另一个犯人，这时不咳嗽了。乒乓室里寂静无声，可以听到我双脚的移动声，也可以闻到犯人的脚臭。那臭味一阵一阵的透过被子弥散开来扑鼻而来，永久不息没完没了。我想只有长途跋涉的人，长年不洗脚的人才拥有这样的臭味。　　
我失去了卡其裤，又失去了灯笼裤，而且还失去了松紧鞋，渐渐感到身上泛起了寒意。我穿着锦纶丝袜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欲加快脚步移动的频率，以增加身上的暖意，然而杯水车薪，那轻微的活动岂能抵挡夜晚的寒冷。牙齿“咯咯咯”的打战起来，门牙仿佛又出血了，当然这也许是错觉，因为我没法用手去检查它的真伪。卡其裤、灯笼裤近在咫尺，至多一公尺，可是拿不到，即使弯下身子，伸着脖子用牙齿咬也不可能，当然即便在身边也穿不上。松紧鞋就在对面的地上，可是我不好意思叫小张拿过来，因为吃不准他有没有这种勇气，也吃不准小剃头是否又在门外偷听偷看。在这样的环境下，单凭半顿晚餐的交情差遣别人是强人所难。　　
扁担绑的威力我是后来发现的，具体说，墙上的挂钟指向10点后。我的左手越来越沉重，它死命地往下拖，一公分一公分地往下拖，我根本没有力量阻止它的堕落。堕落加剧了我右手的压力。右手仿佛成了倒霉的救生员，被落水者死命地往深水里拖。它挣扎，企图浮出水面，企图脱离困境，可是那根细麻绳却成了它的绞索。左右手开始拉锯战，自相残杀起来，有时左手在我的呵护下占了上风，有时右手在我的偏袒下略胜一筹，可是它们终久谁也无法战胜谁，只好在楚河汉界小打小闹。真是一根绳牵住两只蚱蜢，谁都走不了。后来，我想了个办法，背过身子弯了膝盖把左手搁在乒乓桌上，以减轻痛苦。这个办法挺见效，两个小时下来，双方相安无事，那根连结的绳子名存实亡，再也无法加剧它俩的痛苦了。　　
我有些迷迷糊糊，也许不知不觉睡着了。忽然听到一阵悉悉索索声，红灯笼裤出现在我左手旁。转身一看，黑暗中小张的眼睛忽闪忽闪，他朝我点了点头。我很感激。尽管左手拿到灯笼裤，却没法把它穿到身上。我想不出办法，让灯笼裤物尽其用，只好放在地上，有时坐一坐，或背脊朝天在它上面伏一伏。　　
午夜两点，左手越发疼痛，手腕疼痛，手臂疼痛，肩胛骨疼痛，而且由疼痛渐渐转为麻木。我甚至觉得手背有些肿张，估计流动的血液有可能在手腕那儿遇到了阻碍。我让左手离开乒乓桌，让它获得短暂的自由，其结果不说自明，才隔了十分钟，右手吃不消了，因为它给左手死命地往下拖。左右手肿胀的原因，是由于左手下坠的重力而让细麻绳勒紧了手腕。两者距离越远，手腕勒得越紧。这就像备有牙齿的手铐，越挣扎它勒得越紧。它又像绞索，脖子伸进去，蹬掉垫脚物，懊悔得屁滚尿流，一个劲地拍屁股，最后红红的舌头伸出来了。　　
我不想多描述，因为旧梦重温的结果，使我的双手又觉得酸痛。此时，我仿佛不是在敲击键盘，而是又回到了那个寂静的乒乓室。那次扁担绑给我带来一个病根，二十多年来，每逢春秋二季阴雨天，我的手臂手腕肩胛疼痛异常，就像一次次上扁担绑。当然，扁担绑也有一个好处，它让我明白太阳底下永远有新鲜事物，而不像哲学书所说的那样。那天，它还让我多少忘记了深夜的寒冷。午夜两点钟，我显然对卡其裤、灯笼裤的向往没有起先那么迫切了。　　
茫茫黑夜，黑夜茫茫，终于熬过来了。天蒙蒙亮，我对扁担绑又有了新体验，因为那时我已不觉得痛，仿佛双手不是自己的，或者说我是断臂王佐。我只觉得寒冷、饥饿，人像冰块一样。肚皮贴着背脊，背脊后面却是麻绳。我想哭想喊，却哭不出来，喊不出来。我在危急之中不喊救命，不痛哭流涕，不将那些死狗一般的难友吵醒，反而把痛苦和泪水咽进肚里，实际上等于放弃了生存的努力。我深深感到：落在难中无人问，人在尘世间孤独无援，生命像尘土云烟一般微不足道。那时候我的生命意识、自卫意识甚至连山顶洞人都不如。　　
待县城广播喇叭响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斜眼看了看我的右手，发现手背肿胀异常，一片紫色，紫色之中还透着些血色。手掌估计有八公分厚，我估计是血液停滞的原因。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会发生严重后果，也不知道啥时候惩罚才到了尽头。　　
这时候我盼着小剃头来，毫无仇恨心理盼着他来，因为只要没有老虎凳辣椒水闪亮登场，没有人想出念头，捏住我的鼻头，往我嘴里浇灌乐果二二三，伤害就到了尽头，谁也不可能玩出什么新花头。此刻仇人反而成了友人，因为只有貌似仇人却是友人的人，此时能够解救我，让我的双手分道扬镳，此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我想，隔了半夜，小剃头该心平气和了，因为他获得了满足。满足之后，他理应将我看作为囚犯哪怕是俘虏，也不应该将我看作是对手。　　　　
然而小剃头迟迟不来。昨天打我一记耳光的倒来了，不过徐加厉的任务是将我们这些人赶进牢房。我眼看着难友洗脸倒马桶，也眼看着他们吃早饭，自己只能反手旁观。徐加厉看都不看我，他一点儿也没有拯民于水火的意思。　　
所谓的早饭其实是两只大饼。一两粮票三分钱一只，菱形状，上面有着星星点点的芝麻，香气扑鼻。他们每人分到两只，而我一只都没有。我咽着唾沫，瘪着肚皮，身子轻飘飘的，仿佛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我依然弯着膝盖将左手搁在八仙桌上，眼睁睁地看着小张小陈吃大饼。他俩用手指掰开大饼，一小块一小块地撕着放进嘴里，嘴巴一开一合，吃得小心翼翼，吃得津津有味，消磨这两只大饼用了很长时间。那模样显示他们不是在填饱肚皮，而是在享受吃大饼的乐趣。我甚至可以肯定他们的牙缝里没有留下一丝儿饼粒屑。　　
八点以后，我终于盼来一阵钥匙响，开门的人是小邱。她看了看我，没说一句话，仍然将门关上。　　
小张说，“你放心，他们马上要来松绑。你已绑了11个钟头。再绑下去，两只手肯定要残废。你不知道，你的右手比左手还要肿，肿得吓煞人。”　　　　
多少年后，大概从乡下抽调回城，到机械厂上班十年后，我到医院探望朋友时，又遇到小剃头（粉碎“四人帮”，县工纠解散，他按政策回原单位做理发老本行）。我一眼就认出他。他躺在我朋友外间的病床上，面容瘦削，脸色像他的牙齿那般蜡黄，他闭着眼睛，也不知睡着了，还是在养神。胃溃疡即将要开刀的朋友悄声说，他中风了，起先昏迷了十多天，屎尿都拉在床上，医生估计他死到临头，没想到转危为安。最近比较清醒，能认出一些熟人，并且询问他的皮夹子哪儿去了，昨天还埋怨单位领导和工会主席为啥不来慰问，还催着老婆写补助申请。长病无孝子，两个儿女也不常来探望他，唯有他老婆一天到夜服侍他。　　
我走到小剃头的床边，拍了拍被子，他“嗯”一声动了动身子，但没睁开眼睛。一个年近五十满头灰发的妇女看着我，并朝我咧嘴笑了笑，她以为我是她男人的朋友或者是同事。我又拍了拍被子，这次拍得比较重，我差点儿想用拳头打。因为或许拳头才能让时光倒流，唤起他的回忆。小剃头又“嗯”了一下，接着连连“嗯嗯”了，就像幼儿园里没分到糖果的受了委屈的孩子。他深陷的眼睛睁开了，望了望我，一脸迷惑不解的神色。他的神色我记忆犹新。他指导我操练顶墙头时，见我安然无恙软着陆，也是这么一副迷惑不解的神色。这不能怪他，我的体型变了。一个月后释放了我，回家后，母亲把我当作产妇一般照顾，用母鸡蹄膀滋补了一个月，我吃得脑满肠肥，消瘦的身子一下子变成五短身材，况且我现今还戴了副近视眼镜。“看来你想长期住在这里了。”我重复了他当年的话。小剃头大概没听清，或者说没有心思听人说话，依然哼哼唧唧，也不知道他哼些什么。我估计他仍没认出我。　　
我为他遗憾，为他功亏一篑、出师未捷身先瘫而遗憾，因为后来知道他所有努力只是为了摆脱剃头老本行，想转正为民警而已。倘若局势没有变动，凭他的努力与技术做一个民警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如此渺小的愿望竟然没有实现。想到这儿，我原谅他把我当作上进途中的一块垫脚石。我与他素昧平生无怨无仇，就像人类同鱼儿的关系。人类只是为了吃肉，才活刮鱼鳞，送它下油锅。某种意义上，我也不过是小剃头生存的食物链。那个妇女又朝我笑笑，算是代表丈夫与我打招呼。　　　　
不出小张所料，半小时后徐加厉开门进来。他上下打量，看着我一副可怜的痛苦状，露出了微笑，他站在我背后，让人以为他要给我松绑。可是满怀希望等待了好久，就是不动手。　　
你和姚美芬什么关系。交代吧，交代就放你。不交代，哼哼，再捆你一天。　　
我说，你要我交代什么都愿意，朝自己身上泼脏水也愿意，不过，先放了我再说。　　
你交代了，放你。不交代再捆你一天。　　
双方像小贩似的讨价还价。最后我说，我承认与她有花头，你满意了吧。　　
徐加厉说，你早点承认，也用不着吃这么多的苦。进来的人，你吃的苦最多。不信你问他俩。你现在承认，不能放了再翻供，再翻供只好送你进看守所。　　
我说是。　　
在此我不好意思说是谈判，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城下之盟。此刻我一无所有急于解脱，只得将自己出卖。我想为了活路连自己都要出卖的人，那么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出卖，包括朋友、妻儿和父母。一个可以将一切出卖的人，甘心或被迫背叛自己的人，他就返朴归真获得了自由，或者像有的人所说的成了“行尸走肉”。　　
松绑后，我的双手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知觉。手背厚厚的，红里带紫，十只手指也粗粗的，像冬天里的小萝卜，根本无法弯曲。手臂上的绳痕也深深地嵌进肉里。　　
姓徐的给我拿来一叠档案纸，叫我写详细经过，并特意关照其他问题也应该向组织交待。另外给了我两只大饼。大饼软软的全没了热气，我估计放在什么地方很久了，有可能与小陈小张吃的早餐是同一批货。那纸张特别厚实，行距也挺宽阔。望着这叠纸，我不知道用多少墨水才能把它填满。能写什么呢？我想，既然承认与姚美芬有性关系，那么就从她身上开始吧。我一边吃着大饼一边构思我的罗曼史。两个大饼很香很甜，罗曼史也应该编得很长很长。　　
毕竟有跟翠英游戏的临场经验，再加上想像力，构思起来没有什么难度。我可以叙述我是怎样引诱、挑逗、抚摸，然后怎样不慌不忙脱或者急风暴雨剥她的衣服，我甚至可以用一张档案纸的篇幅来叙述如何脱她的鞋子和袜子。虽然我对异性心理，尤其生理结构没有入木三分的了解（隐秘部位，对我来说是个神龙不见首尾的迷宫）。但是我可以选择熟悉的写，比如虚构她的言语表情以及动作，来证实她的情绪；又比如描写她的脸蛋、眼睛、头发、纤手、胸脯或者说是朦胧的乳房（我只了解形状、手感和温度，而不知色彩，以及它是否是性欲的阀门，所以只能说是朦胧），以加强事件的真实。不懂的东西，不应装懂，应该一笔带过。要是他们以为我是羞涩或者是含蓄，也无所谓，我相信有性史的人完全有兴趣有能力帮助我填补那些空白。此外，我还构思了许多撩人心弦、由浅入深的情话，比如朝思暮想你很久了，没想到幸福今天降临到我的头上，我觉得我与你好像是失散了五千年之久的兄妹，或者说你就是祝英台，我就是梁山伯，总有一天，我俩会共同组成一只翩翩翻飞的蝴蝶，在和平自由的蓝天白云中飞翔。我感到困难的是地点和时间。如果将交欢的地点放在她家里，遗憾的是不熟悉她家情况，从没进过她卧室。当然有几次我曾在客堂间呆过，但你总不能说在随时有人进来的情况下，与年仅十六七岁的同学的妹妹在客堂间胡搞吧。在地板上搞，还是在桌子上搞呢。假如生编硬造，我担心缺乏真实感。我想还是放在我家吧。我与弟弟合住一间，弟弟白天面店当学徒，房间由我使用。母亲看我领个女孩回家，希望是未来的儿媳妇，肯定睁只眼闭只眼。我有的是时间与空间，可以从容不迫捣破处女膜。想到这儿，难题来了。我如何把她勾引到家呢，以什么借口，是答应借书给她，还是给她吃了甜头，吃了迷魂药。我又如何捣破处女膜呢，用什么方法、工具，花了多少时间，用了多少能量，她有没有叫喊，是不是心甘情愿又眉开眼笑呢。那时候这些常识对于我来说都是空白，况且我也不懂得少女的微妙心理。难道爷娘给了她们那条缝，除了小便，就是为了给臭男人捣的吗？难道她们真的心甘情愿让臭男人在里面走一遭？难道她们的嘴巴除了说话吃东西，不会喊救命？我斜眼看了看小张，希望他能给我入门的路径。　　
小张冷冷看着我，待我吃完大饼，过了一会，他问：女孩多大年龄？我说十六七岁。小张说，怪不得费这么大的力气逼你承认。我宁愿损失两条手臂，一双眼睛，也不承认。即使有这回事也不承认。承认了，就是奸污幼女，强奸幼女。这个罪名要判死刑的。　　
我吓了一跳，想起了尸骨未寒的李天马。我没想到年龄也是一把杀人刀。有句谚语：十三岁做娘，天下通行。也许这谚语根深蒂固印在脑海里，才使我忽视了年龄问题。我仔细回想姚美芬模样：她瘦削矮小，脸有雀斑，似乎没有少女的光彩。记得去年夏天某一日我找她哥哥，她刚巧穿了汗衫短裤在灶间洗碗。一眼望去，她胸脯扁平，腿儿很细，臀部上的肌肉一点都没有。我记得我俩眼神没有交流，甚至没说几句话，这说明我仅仅把她当作同学的妹妹。　　
我把这些情况写在档案纸上，写得很吃力很缓慢，字体歪歪斜斜，每个字大似一枚硬币，因为我的右手也像左手一样肿胀，它抖抖索索，很难握住钢笔杆，因此笔划不能随心所欲写出来。内容也写得干巴巴的，就像一本流水帐。我知道这是有了心理负担的原因，并不是自己文思枯竭才疏学浅。不过写了六七百字，就写不下去了。我草草收尾。后来想想，觉得不妥，字数之少，好像显得自己没有诚意。于是重写一遍，写得手掌微微消肿出了汗。我主要加大了字与字的间距，并添了些细节，以标榜自己的道德原则，和表示我与同学友好的程度，言外之意，是不至于动他妹妹的念头的。写完之后，自己也觉得无法蒙混过关，但为了性命，只得如此了。　　
午饭时，牢门打开，姓徐的给我们每人送来半碗饭，上面仍然覆盖一些菜叶子，不过这次多了一点猪血和豆腐。我慢慢填进肚皮，竟然没觉得一份饱。我问小张感觉如何。小张说，进来没几天饿得头晕眼花，相信自己十分钟内可以吃二斤饭，不过现在不觉得怎么饿。也许饿得麻木了，也许肚肠变细了，只觉得身子软软的，没有力气，就像一个心平气和、循规蹈矩的太监。　　
他们执行的“二三三制”雷打不动，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也是三两。理论根据是：居民每月定量24斤粮食，所以每人每天限定吃八两。　　
下午，估计三点钟，徐加厉进来拿交代。他看见我仅仅写了两张纸，皱了皱眉头，不过没仔细看就走出去了。我忐忑不安的，晓得今天很难过关。果然半小时后，姓徐的进来将我押了出去。　　
我反正豁出去了，所以这时候也不怎么害怕，也许适应了环境，也许已了解了不少阳光下的新鲜事物，并坚信阳光下的新鲜事物今天不可能层出不穷。　　
姓徐的把我押进乒乓室，古所长已经在那儿。“看来，你死不交待了。”他说。“古所长，我以人格担保我与姚美芬没有性关系。如果你们再用刑，我只好承认，我声明，过后仍要推翻。”我毫不畏惧盯着古所长。古所长听到我对他的称呼表情不自然，随后态度有些变化。“难道政府冤枉好人，姚美芬诬告？”我说：“我愿意同她对质。”他听了表白，说不出话，就挥挥手，“你再考虑考虑，有没有其他问题需要交代？”　　
出了乒乓室，徐加厉将我单独关进与小张他们隔壁的牢房，我估计这是古所长的主意。　　　　
接连半个月，他们不理我。除了晚上集中到乒乓室睡觉，白天我一个人闭门思过，我也干脆不动那些档案纸了，我认为那些鸡零狗碎的流氓行为不适宜污染雪白的档案纸，雪白的档案纸理应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无聊时，我看看院子里光秃秃的腊梅和茂盛的冬青，或者看着阳光一寸寸地西移，再或者敲敲墙壁同小张联络联络（小陈放了出去，又进来，现在又放了出去，就像诸葛亮七擒孟获）。有时候，则竖起耳朵听听外面有什么动静，希望能听到一些有助于我出狱的“利好”消息。　　
二三三制，对粮食政策的严格执行，害得我天天想吃的，想喝的，尤其想吃红烧肉，哪怕一碗光面也好。以致于吃大饼，一粒芝麻不小心掉在桌缝里，我也要肉疼，也要花费时间想尽办法把它送进嘴里。这种绵绵无绝旷日持久的饥饿，仿佛又让我回到了1960年。　　
1960年，有几个月我们全家整天与山芋干为伍。粮店规定一斤粮食可以换七斤山芋干，母亲觉得划算，就叫我们天天吃山芋干，吃得我们大便都很困难，吃得我宁愿吃芹菜根、马兰头、黄萝卜荚，也不愿吃连拉屎都害怕的山芋干。还有一个月，我们天天吃烂麦，由于久雨不晴，小麦都烂在地里没法晒干，上面号召我们吃烂麦。烂麦没经过碾磨，不容易消化，牙齿咬嚼了，貌似磨碎了咽进肚里，结果有的又原模原样回到厕所。有些缺德的，粪坑里捞起这些烂麦，筛洗一遍又进入黑市流通，顾客居然看不出它已在肠胃里走了一遭。　　
我独自关在牢房里，整天惦记着吃喝，整天想念着过去的糠饼、黄萝卜荚，甚至山芋干。我饥饧辘辘，身子软绵绵的，浑身没有一丝力气。整个牢房里除了墙壁桌凳，和角落里一只马桶，什么都没有，吃得东西更没有。我想如果在外面，即使没有钱不依赖人，我也能找到一些吃的。我可以到蔬菜行里垃圾箱中找到一些菜叶子和发了芽的烂山芋，还可以到饭店里倒一些汤脚喝，可这儿……我望着牢房外面阳光下的冬青树，幻想它们是能果腹的青菜叶，这样晚上去乒乓室睡觉的途中，我就可以顺手牵羊抓一把。　　
我记得父亲曾探望过我，一次他们没让见面，还有一次下午，我俩见了面，我噙着眼泪默默无语，父亲表情很不自然，他可能从我面露菜色的脸上察觉到我的困境。但当着小邱的面，他只好说“要听政府的话……”临走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雪片糕，放在桌上。待牢门关上，我就吃了，作算饥肠捞到一次外快。这雪片糕白纸包装，二两粮票，一毛二分钱。我一片片塞进嘴里，虽尝到糖精的甜味，但依然没感到肚皮饱，只觉得胃肠舒服了些。然而乐极生悲，晚饭左等右等，一直到睡觉时仍没来。我才知道这条雪片糕代替了晚饭，我在下午三点钟提前吃了晚饭。　　　　
前年，我在红枫公园看见退休了的古所长。他满头白发，背有些驼，他站在山岗上，一只手拿着茶杯，一只手将鸟笼挂在树上，嘴里模仿着鸟叫，并看着鸟儿有一口没一口地啄着笼里的食物。看样子他成了宠物协会会员或者环境保护主义者了。“古所长。”他见我与他打招呼有些尴尬。“小陆，吃茶？”我说：“吃茶，古所长，你怎么这么眼高，有几次明明看见当年的囚犯竟然理都不理。”“嘿嘿，算了。”“你生不逢辰，白卖力了。你看小邱，现为看守所所长，她老公徐加厉最近又升为刑警大队教导员，听说夫妻俩在东湖边还造了别墅。”古所长笑笑，态度平和地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牛吃稻柴鸭吃谷，各人修的福。　　　　
饥饿的结果不仅让人想念食物，而且让人感到寒冷。你会觉得外面阳光普照，里面仍然像下雪似的，身上衣服纸般的薄。牢门一开，你会禁不住一阵颤抖。我真后悔，那天父亲到我这儿来，我没关照送件棉袄。　　
此外，饥饿还让人每天不想大便，我通常四五天大便一次，这不是因为便秘，而是肚子里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排泄。肚子整天空空的，连钢铁都可以消化，还有什么需要排泄的呢？　　
还有令人难以启齿的是：生殖器丧失了勃勃的生机，要知道它的活泼起码有五年工龄了。我精力充沛风华正茂，按例每天早晨都要倔强一次，不管时间长短都要倔强一次，而且鬼使神差的，它的崛起并不是由于意淫或者听了黄色的故事。上学的路上，它有时也不听号令，莫名其妙地倔强起来。我记得在广阔天地倔强得更厉害，抓住彩莲手的时候倔强，看露天电影时摸奶子倔强，抱住翠英时更倔强。只要她走进我隔壁的牛棚，我那儿就热血沸腾，粗壮无比，血液充盈堆积的结果，让我以为万里长城永不倒。可到了这儿，它整天垂头丧气萎靡不振，就象一条死蚕。失去自由之后，从来没兴高采烈过。我不甘心，曾经在几个无聊沉闷的下午，偷偷鼓励过它，我用手指手掌循循善诱，运用种种指法掌法耐心地抚摸挑逗点拨，并竭力回想跟翠英厮混的情景，以助它的茁壮，可那儿依然纹丝不动，不膨胀不启动。　　
那块胎记，黑颜色的胎记仍然藏在生殖器的下面，有小指甲大，可是除了我关注，谁都无视它的存在。每想起古所长白白放弃这个能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我就觉得可惜。　　
我起先幻想能早日出狱，我想，既然抓不住把柄，继续把我关在这儿也没道理。然而关了半个月，看他们铁着心肠用饥饿的手段与我作对，这幻想就不知不觉消退了，我的意志因此垮掉了，可以肯定，那时候叫我承认什么都行，只要允许我离开这个地方。　　
我曾想到过自杀。不知怎的，每想起这个念头，我就感到一丝快慰。在这儿走上黄泉路十分方便，我既可以用皮带、布条，把自己吊在房梁上，也可以将手指触到电灯灯头里。我甚至预测我死了他们怎么办，怎么跟我的父母解释交账，他们肯定手忙脚乱焦头烂额，拼命地推卸罪责。而父亲不屈不挠，赤膊上阵，拿着杠棒，死活赖在派出所，要跟这些避之不见的凶手算账。可一想到“死无对证”，他们可以说我是“畏罪自杀”，求生的本能就占了上风。　　
在里面那些日子，我发现一个秘密。囚犯老是五六个，不多不少，就象井水一样不涸不盈。反正出去一个，不消一天就有一个填补。他们始终保持着生态平衡。另外，通常囚犯进门都给下马威。我发现小剃头之所以扁担绑如此熟练，是因为勤于操作的缘故，此所谓“熟能生巧”也。囚犯上扁担绑的概率是30％，时间有长有短。有个囚犯扁担绑才五分钟，就大惊小怪叫了起来，我远远听见小剃头说，人家绑了一夜也没有像你这么装腔作势般的叫，你再叫，也绑你一夜。对方听见这话就不吱声了。　　
二十天后，看押有些松动，有时也叫我跟着小张干些轻微的活儿，比如除草扫院子擦玻璃窗。我很乐意干这些活，因为干活，可以解除寂寞减少冷清，更主要可以多吃些东西，比如一碗烂糊面或者两只菜馒头。睡觉时，小张对我说，看来他们不打你主意，释放有望了，有可能你在我前头走出牢门。　　
有一次，他们让我到外面倒垃圾。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竟然没有滑脚的念头，我想也许是小张给了我希望和安慰，使我相信自己近日释放有望。当然，也有可能一个人关久了，就丧失了自由的欲望。好像自由非要别人恩赐，享受才心安理得似的。我记得当时出去倒垃圾，不仅不想逃走，相反面对行人，还为自己的光头感到难为情。　　　　
一个月后，我被释放，是大队吴书记领我出去的。他听了案情，非但没批评我，反而当着古所长的面，递了支烟给我（当然，他首先给了支古所长）。我受宠若惊，眼睛禁不住湿润起来，这不仅因为这是我一个月来的第一支烟，更主要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还相信根正苗红的我。　　
不知怎的，吴书记喜欢穷人家的孩子，尤其是码头工人的孩子，我到乡下没几天，吴书记就关照大队会计给我一丈二尺布票和一条棉胎，另外又补助了我拾元钱，并且还安排我参加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知道在宣传队里混饭吃比较省力，大家都希望钻进宣传队这个娱乐圈。有许多家贫讨不到老婆的农村小伙子，比如阿三头，都希望能在那儿混出个名堂。　　
出了这个纰漏，吴书记既往不究给我面子，当然也给了自己面子，他不愿意让人嘲笑他培养错了对象。要知道我和彩莲都是大队支部推荐的公社知青代表，况且我的入党申请三个月前已遵嘱交给了他。吴书记没让我跟他到乡下出洋相，而叫我呆在城里养伤，直至光头长出头发来。　　
分手时，我对他说，就我关在里面的经验，可以确定李天马死得冤。半导体收音机不是收发报机，关在里面，叫你承认什么都行，真是岂有之理。吴书记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嘴凶没有好结果。即使收发报机也不该死罪，不过，这种话只能放在肚里。　　　　
从那儿出来，我在家里住了两三个月，每天尽力消化母亲给我准备的食物。她知道我饿坏了，从消瘦的身体、苍白的面孔就知道我饿坏了。她知道我的胃肠由于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已变得极小极细，一下子不能吃得过多过饱，而且还不能吃过多的油腻。因此一开始她给我熬了些稀粥。待肠胃适应了，才让我吃米饭吃荤腥。　　
我对父母弟妹，包括一些知己都没诉说我的遭遇，因为我耻于同亲友谈自己的隐私，我只愿跟翠英共享这个秘密。我宁愿藏在心里，烂在肚里，有朝一日再让全世界的人知道。当然，我对父亲谈了那条雪片糕。父亲很惊讶很后悔，他没想到良好的动机竟会引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儿子明明晚餐稳稳当当吃三两，结果却吃了二两。　　
王家好婆仍旧来，我吃不准她是看脚路探消息，还是真的嘘寒问暖，她一如既往叫我注意身体。我对她说，你不来打扰，身体就没问题，你有事没事来，身体就不会好。　　　　
我首次捣破处女膜完全有赖于人家的启蒙。原来对性知识一知半解的我，审讯后才晓得男女之间还有那么回事。具体说，人家给我指明了一条性交的通道，另外还给了我征服异性的秘诀。他们其实帮助我掌握了女性的要害，让我知道何处是异性的制高点和快活的阀门。我从来没有这么自信。　　
鸳梦重温，翠英在牛棚里听了我的诉说，热泪盈眶。我撩开手腕上至今也没褪去的伤痕，让她明白我当时的困境。我含着眼泪告诉她，我会出卖地球，出卖全世界的耶胡（我详细解释了何谓耶胡。这个典故，是一个有书根的四类分子告诉我的），也不会出卖她。因为她是我生存的力量和支柱。我还告诉她，已有很长时间，那儿不强头倔脑了，不信，你摸。我一边说，一边贴着她的脸，让彼此的泪水交融。交融的结果，让我今生第一次轻而易举，而不是隔靴搔痒接触了乳房。乳房很结实很温柔，那左右两个小小的乳头呈粉红色，颜色由深到浅从它的根部弥散开来；乳头像花生米那般坚硬，坚硬的程度：拨一拨，它就弹一弹。我一视同仁，与它俩相亲相爱，不厌其烦地在那儿川流不息地盘桓。它那坚挺勃起活泼的模样，显然殷切地召唤我，希望我再接再厉，不要半途而废。我服从召唤（其实也是屈从于自己的性欲），不顾它主人的左遮右拦，一意孤行。翠英被我突破了防线不知所措。她呆在我的床边，任凭我宽衣解带……待我听到“嗯嗯”声，和竹榻的“咯吱”声时，满腔的激情已化为一池春水了。　　　　
粉碎“四人帮”后，李天马平反昭雪，家属还获得了一二千元的赔偿。不知怎的，我也想平反昭雪（不只是为了赔偿金）。我同已经撤职的吴书记商量。他听了笑着说：你既无处分，又无证据，要知道讨债凭借据，没有借据，都是坏账死账。况且你是党员，你要考虑自己的名誉和前途。　　
吴书记的撤职是由于最终经不起考验，上了彩莲的床。一个狂热追求彩莲的农村小伙子，就是阿三头，他看见吴书记半夜三更溜进彩莲的屋，恼羞成怒告发了。吴书记之所以能轻松地逾墙钻穴，是因为彩莲对抽调回城此事过于热衷，还因为对婚姻心灰意懒。她寻寻觅觅多年，仍然没找到一个年轻军官，结果屈尊嫁给了一个大龄城市职工，没想到他是个长年的气喘病患者。她至今没生孩子，有人认为她丈夫可能还是个不育或间歇性的阳痿患者。　　
最近几年，我在舞厅时常看见她的踪影。她看上去依然年轻标致，有可能是口红、脂粉、时髦的衣着抹煞了她的似水流年。当然也有可能，近视的我在黑暗的舞厅看不清她的庐山真面目。彩莲的舞跳得不错，不仅快三跳得流畅，而且还会探戈。她经常同一个有手机的舞伴跳。那人像经理老板，又像高级公务员（肯定不是等闲之辈）。有时候我请彩莲跳，她很乐意，也跳得兴致勃勃，有一次跳黑暗中的慢四步，我问她：当初寄给你的信，有没有收到。她说：过去的事就算了，还问个啥？说完，就情不自禁地靠在我身上，我吻了吻她的额头，吻了吻她的脸蛋，她都没躲开。记得第一次见面，她主动向我索要通讯地址，并告诉我，她已提前退休。看模样她已忘记前嫌，不嫌弃我这张饱经沧桑的脸，似乎想开展一次黄昏恋，这让我感动，也让我多少恢复了原先对她的感情。　　
当年关押我的地方如今成了由私人开办的茶室和饭店，名叫“养心茶室”“养心饭店”。我几次三番旧地重游，发现那儿原先是个大户人家。石库门，房子老式成L字形，客厅是落地长窗。除了关押我们的牢房和乒乓室，其余都是地板房，我猜想乒乓室原来也是地板房，或许年代久远地板朽烂，才改为水泥地。那间乒乓室现在摆满麻将桌，起码有十桌。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里面都烟雾腾腾挤满了人。茶客大多是些退休下岗职工和社会闲散人员。他们麻将桌上用筹码结账，过后桌子底下现金结算。联防队时不时布置一个眼线在那里，因此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平均一二个月稳捉一趟赌，当然只是罚款，而不是取缔，他们总留有余地，给养心茶室休养生息的时间。有的赌客调皮捣蛋，或者真的没钱交几百块上千块的罚款，联防队也只好矛盾上交，让他们进拘留所呆十天半个月。　　
关押我的那间牢房，现今成了厨房，里面油腻腻的，满眼都是食物，白菜啦，冬笋啦，蹄膀啦，下脚啦，还有青鱼鲫鱼，可是琳琅满目的食物却引不起我的食欲。　　
我那同学的妹妹──姚美芬，胖得像肥猪，如今下岗了，也经常在养心茶室搓麻将。她说输赢不大，一般在几十元左右。她基本输少赢多，运气好时可以靠它过日子。　　抽调回城后某一天，我在大街上曾遇到她，她躲避不及，只好同我说话。我问怎么回事，害得我进了那儿。她红着脸说：不要提了，穿了小裤脚管裤子在大街上走，给他们当女流氓抓了……啥人吃得消，三日三夜不让你困，困了，拔眼眉毛，打手指头，没法，只好把男人的姓名全告诉了他们。　　　　个人文集：http://vip.rongshu.com/rss/ps_user.rs?uid=29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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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攻，反标，没被崩掉就挺运气了。
　　保存了
慢慢看。　　　　　　当年看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
我看着觉得好玩
妈看着流眼泪　　　　她也是知青。　　　　　　　　　　
　　好文，保存慢慢看。
　　想笑之，却哭之　　哭哭笑笑，笑笑哭哭
　　看完了
　　后来有人说有一种叫做“人权”，便知道是造谣，我们这块土地生不出这种东西
　　顶一下。　　楼上那位老邓也不知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今天有些人向往的那种所谓过去的好日子！
　　那些向往过去美好的日子的，就是用吃人血馒头的国人。
　　过去了这几十年。　　　　想想我们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恐惧与无奈。终究是一出滑稽的喜剧。
　　还算幸运的
　　那些向往过去美好的日子的，就是用吃人血馒头的国人。　　　　======　　对! 　　
　　好,极好　　感觉二十一岁时那小子还不错　　
　　1949歌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黑!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楼主走运
　　老是茫茫黑夜漫游，总有一天到达黑夜的尽头。──法国 塞利纳
　　作者：死而有憾　回复日期：　17:25:49 　　　　1949歌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黑!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　　　　老哥你当年比这受的罪还重吧：（
　　老是茫茫黑夜漫游，总有一天到达黑夜的尽头。
　　抽调回城后某一天，我在大街上曾遇到她，她躲避不及，只好同我说话。我问怎么回事，害得我进了那儿。她红着脸说：不要提了，穿了小裤脚管裤子在大街上走，给他们当女流氓抓了……啥人吃得消，三日三夜不让你困，困了，拔眼眉毛，打手指头，没法，只好把男人的姓名全告诉了他们。　　　　似曾相识，唉，真是无话可说。　　
　　作者：妙妙猫　回复日期：　21:10:24 　　　　作者：死而有憾　回复日期：　17:25:49 　　　　　　1949歌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黑!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　　　　　　　　老哥你当年比这受的罪还重吧：（　　===========================================================　　谢谢猫猫!　　还好还好,公平地说,比那时好多了.在30年前恐怕小命不保.　　社会还是在进步
　　黄色小说嘛，编成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恐怕还有人信。
　　心里堵的慌　　妈的，造孽！
　　我早在火车站里卖的杂志上看过了。
　　烽火星：《细麻绳》是我一年的心血，从未在纸质媒体上发表，你怎么可能在人家杂志上看到，莫非上了网就被盗版？我首次发稿于“榕树下”。尽管我明白你是何许人也，我仍要老老实实对你说。
　　还好还好,公平地说,比那时好多了.在30年前恐怕小命不保.　　　　社会还是在进步　　　　变了的只是形式，进步的只是手段，本质一丝一毫也没变
　　在上海，还算幸运的；　　　　有人提到人权，我仰天大笑　　　　这样的人民政府、这样的伟光正党，牛逼　　
　　比我长几岁，　　辛酸
　　沉重。　　好文，翻！　　
　　太沉重了，还是王晓波的色情调侃政治，对我更容易接受，　　实在很想匿的
　　ding~:)
　　楼主幸好没有牵扯进“里通外国”的案子。　　俺上二年级时，快过年了打扫卫生，黑板上方贴的毛主席像旧了，上面一个角已经翘了起来。要把这张撕下来贴新的。同学们在搬桌子搭架子，活该俺想表现一把，便抄起扫房顶用的捆着笤帚的竹竿子冲了上去，一笤帚就把毛主席像捅了下来。　　班里最漂亮的女生突然喊：胡扯是反革命！用笤帚扫毛主席。　　俺被群情激愤的同学们扭到了老师的办公室。　　老师批评了俺一顿，就算是过了。可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学校里俺是个反对毛主席的坏学生，谁要是手痒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