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个原子到细胞，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从原子到生命，这个过程中关键的结合、反应是什么？ - 知乎139被浏览<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分享邀请回答ph.utexas.edu/~wktse/Welcome_files/More_Is_Different_Phil_Anderson.pdf2、关于《生命是什么》的书摘：3、关于米勒实验的科普：4、446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86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今天，人们已经知道，动物界以下分出若干个门。原生动物是单细胞动物，如草履虫之类；然后是多孔动物门，如海绵；再就是多细胞的腔肠动物门，如水母和海葵；它们由两层细胞组成。所有其余的动物还有第三个细胞层，它们是环节动物超门和棘皮动物超门。前者包括线虫和扁虫、牡蛎和蜗牛、蜘蛛和蜈蚣；后者包括所有具有内骨骼的动物。一般认为是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按次序是与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人类胚胎的发育过程恰好重演了由原生动物到哺乳类的整个进化史。宇宙和大自然的创造非人类创造所能比。它不仅在亿万年中创造出数千万种生物物种，而且在人的胚胎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着这种创造，以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大自然整个生物进化史的全部粤秘。人的生命体，综合着自然界生物演化进程中出现过得所有生物的特征。进化是综合，进化是兼容并包，进化把低级生物的特征完全或部分地保留在高级生物体内。人作为生物进化史上最高的阶段，作为万灵之长，作为大自然的主人、生命世界的主宰，可以傲视一切比自己低级的生命形式，并且以“鸟兽不可与同群”傲慢自居的生物，原来自己体内就包含着大自然中一切低级生物的特征。正是这种生物性渊源，使人性中总是摆脱不掉生物性，使人性中总是混合着兽性。大自然的和谐与统一，整体有机性联系，不可能不在人的生命系统中有所体现。但是，不仅在生物学意义上，人类与整个生物界有着生物进化史上的渊源承继关系，而且在意识的进化史上，人类意识的发展也是整个生物界生命意识发展的缩影。用海克尔的话说是灵魂进化史的缩影。这集中体现在人脑的进化与整个生物界神经系统进化史的联系上。人脑在整个发育过程中，也表现出类似于海克尔的生物个体发生是种系发生和重演的现象。人类是凭借自己特殊的大脑而在智力上超越所有动物的。但是如果认为人脑结构完全不同于所有动物的脑结构，因而具有绝对的优越性，那么这种看法同样是狂妄自大，割断人与生物界意识进化史的纵向联系。据卡尔．萨根的研究认为，就像海克尔的生物重演律所说的那样，胎儿脑的发育也重演了种系的脑进化的过程。据胚胎学的观察，在妊娠3一7个月期间，人脑和鱼脑及两栖动物的脑极其相似。不仅如此，人道的发育和成长的结果，并不是整体的呈现出一个重组的脑，而是依次层迭地包裹出一个有层次的人脑，就向树的年轮或地质沉积层一样，每一进化时代的成果都被完整地保留着，新的成果再覆盖其上。据麦克莱恩的研究，胎儿脑最初发育出的是神经框架。含有生殖和自身保护的基本神经结构，跟鱼和两栖动物的脑相似，其功能包括心脏调解，血液循环和呼吸等。我们可以把它与坎农的“躯体的智慧”相比照。接着包裹上去的第一层是爬虫复合体的脑结构，脑的这部分是人类与哺乳类、爬虫类所共有的，是鱼类和两栖类所不具备的。其功能表现为攻击行为、保卫自己的活动领域、礼仪和建立社会等级等方面。再次包裹上去的第二层是边缘系统。脑的这部分是人类与哺乳类所共有，是鱼类、两栖类和爬虫类所不具备的。这是产生激情和利他行为的部分。最后包裹上去的第三层是新皮质，它是理性和高级思维的基础，是人类能够创造文化的脑生理依据，是人类所特有的部分。意识结构的复杂是因为脑结构的复杂。意识结构不是凭空产生、凭空发展、空所依傍的，它应该而且必须落实到物质层面，心理的意识结构有着脑生理结构上的基础。人性的一半是生物性，人性中包含着生物性。这生物性，无论如何是剔除不掉、排除不了的。人性的复杂正在于此。人的一切高级的理性思维能力，都离不开它的生物性基础，都是在全部生物进化史上形成的；人性所表现出的一切复杂性，都有生物学上的原因，至少就人性的自私与贪欲来说，有着它生物学上的根源。脑结构当然并不等于意识结构，甚至也不等于意识结构形成的框架。但是一切地球生物的存在都是地球特定自然环境的产物，在亿万年进化过程中生命意识不可能不反映生命的生存环境，这种对生存环境的反应也就是对自然的反应，这种反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意识的载体上先验地留下痕迹，那是另一个问题，但这种先验的意识痕迹必须有则是可以肯定的。一旦我们把人脑经过进化史的系统发展加以考虑的话，就会理解人们为什么能先于他们自己的经验并且不依赖于它自己的经验也能对世界有所认识。这样，认识的先验性就不再是神秘的了。这与蜘蛛的不依赖于经验就能结网、蜜蜂生来就会筑巢，幼海龟一出壳就知道爬向大海一样，这是意识结构中先天就有的，它们通过生物遗传而从祖先那里继承过来，与生物有机体一道具有遗传的稳定性。人类既然是从低级生物进化而来，那么低级生物中的这种意识的遗传，在人类的神经系统中难道能没有体现？至少，躯体的智慧完全是通过遗传而得来。至于人类理性所创造的其他概念性知识，因为不具备和大自然一样的真理性，因而也不具备永恒的价值，所以在细节方面也往往是模糊的，它只留下了一个先验结构的框架，而不能代替具体的知识。因而作为先验性知识，不可能是人类科学工具创造的、很快就会过时的知识，它只能是关于永恒自然的知识。生物学上，似乎还没有什么定律能够限制这种先验的知识，不能通过基因编码的形式来决定我们神经系统的构造而代代相传下去。先验的意识结构不同于先验的知识，意识结构是整体的，知识则是具体的、局部的；先验的意识结构与外在世界的相互对应也是一种和谐，它使生命在其生存环境中能自由自在地有效生存。考察生命，与它所处的环境分不开；研究人性，也必须与其生存环境一道进行。环境对于生命的先天和谐，往往是由于人的私欲无限扩张才被破坏了，并不是环境对人来说不和谐，而是人欲的扩张破坏了和谐，人欲的扩张是反自然的；而生命在本质上却是自然的，于是扩张的生物之欲起而反对生命本身，反对生命的整体和谐统一性。意识结构是否能遗传已经不成为问题了。问题是意识内容是否能够遗传。这意识内容并不是与躯体的智慧对应的那部分，躯体的智慧显然是遗传的，而且除了遗传之外，它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得到，它与一切人工的造作无关，完全是自然的。这样我们所说的意识内容，就不仅仅是无意识的内容，是关于理性概念知识的那一部分。以及应该由后天习得的知识经验能否遗传的问题。一般来说，这种遗传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有例外，大自然中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有许多不通过学习而获得高深知识和经验的例证。在人体生命的神秘现象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是所谓对“前世的回忆”，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可以专门去读有关这方面的书，在此我们不准备举例。孔夫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虽然他认为自己并非这样的人；如果把“生而知之”者视为圣人，那么“学而知之”也者还不失为君子；至于学而不知的人，就是不可造就的愚材了。可谓“朽木不可雕”。意识现象是很复杂的，人类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按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论，生而知之是不可能的，但是大自然的复杂性在于，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复杂关系，生命现象的种种神秘性，自然科学至今尚未解开，过早地下结论是不明智的。但愿科学在破除迷信的同时不把自己也当作迷信，用科学的工具理性去排除它解释不了的神秘现象，那也同样是一种愚昧。在大自然中，任何生物体的组织结构和性状都对应着该种生物特定的生活习性和活动方式，老鼠天生会打洞，蜘蛛天生会织网，纺织鸟天生会把巢造的精致无比……这些活动的复杂性，在不经过后天学习的情况下就能完成，这只能说明生物的意识结构是先天的，通过遗传得来的。我们还有必要问意识结构能否遗传吗？当然意识结构只能是大自然本身的结构，意识结构不是人为操作的科学概念和经验性知识，它必须是大自然本有的，这里的意识结构正是无意识的意识。它完全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与逻辑思维和工具理性无关的。意识结构并不是意识内容，但是即使意识内容，也不是不能遗传的。八哥会说话，鸟儿能学人语，会唱歌，会模仿各种声音，这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是人为调理出来的。但是最近人们发现，一些歌声婉转的鸟类竟然可以不通过学习而具有复杂的演唱能力。人们通过实验，把这些会歌唱鸟儿从幼雏开始隔离喂养，不与同类接触，不加人工调理，完全是封闭式环境。结果，这些与环境隔离的鸟儿与对照组相比较，它们歌唱的旋律和音节变化反而比那些受过训练的鸟儿更丰富。它们这种能力是从哪儿来的？一首歌，一支奏鸣曲，其音调的高低、旋律的变化、节奏的丰富，显然需要复杂的意识结构。而这些与世隔绝的鸟儿，既然失去了后天学习的机会，和与同类交流的可能，那么它们的能力又是从哪里获得的？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鸟儿的意识结构具有先天性，甚至连意识内容都通过先天性遗传而获得。但人与鸟儿不同。人是万灵之长，人比鸟儿高级。那么人之初呢？人之初生，体内就没有任何意识结构的遗传痕迹吗？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白版说”，把人之初生的大脑比喻成一张白纸，其中没有任何结构，因而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只能是被动的、机械的、象照镜子一样的反映。这就是被当作教条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源头。现在看来，我们当然觉得可笑。逻辑理性的客观化方法只注意研究外部世界，却忽略了研究人自身，客观化的理性方法对外不对内；对外，它是放大镜和显微镜；对内，则是一片盲区，对生命的内在结构视而不见。至于对人性的研究，更是长期以来止于性恶论而无一进展。人之初生就具有某种意识遗传是完全可能的。躯体的智慧就是通过遗传得来的。在脑的胚胎发育史上，它相当于神经框架之外包裹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在胚胎发育中，我们的大脑皮层也象树木的年轮一样，层层生长，直到成熟。我们的无意识是先天的。精神分析学家们最早注意到了这一点。荣格率先提出了“原始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或原始无意识是所有人类所共有的。因而，它不是社会性范畴而是自然的范畴，是和人的生物性相关的意识结构。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或“原始无意识”，作为心理分析中的一个独立概念虽被人们广泛的注意甚至接受，但是，这似乎只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只限于人文科学范围内。至于在其他领域内其影响就十分有限了。从严格的、精确科学的角度来看，荣格的观念很难被“证伪”，但也很难被证实。现在，我们从生物遗传学，胚胎发育及人脑发育的过程来看，当年荣格这一颇具神秘主义的猜测，确实是了不起的智慧的洞见。那么，既然原始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是真实的存在，是意识结构可以遗传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对它毫无觉察呢？这并不奇怪。你大脑中有数百亿神经树突在活动，你能觉察吗？你身体内部的生物钟保持着和宇宙同样的节律，你能觉察吗？你的呼吸、心跳、内分泌、各脏腑的内在运动，你能觉察吗？生命过程伴随着意识过程，无意识也是一种意识，生命伴随着无意识过程，大自然中无数生命过程由无意识的意识决定，犹如宇宙意识作为无意识而无处不在一样，我们真能觉察吗？无意识在我们身体内，我们生命系统中就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我们的生命过程自然地发生着、运行着、代谢着，我们却浑然不觉，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我们的生命过程是自然过程，我们人性之中包含着生物性，这生物性与意识结构的遗传有着某种对应关系。这是大自然亿万年演化创造的伟大成果。这种对应，表明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具有和谐的关系，这关系，已先验地作为遗传结构刻印在生物有机体内，或以编码形式存在于生物体内在结构中了。这是意识结构的遗传，而不仅仅是生物性状的遗传。它不仅决定生物体的组织结构，它还以决定动物或生物活动的行为模式的形式，而内在于生物体，并代代遗传下去。康德哲学的先验认识论，与生物学上的发现基本是吻合的。人类在胚胎时期，在个体生命的发育过程中，不仅肉体在着重演种系的进化过程，意识也同样经历着一个种系发育的重演。不是吗，一个人从婴幼儿开始，从小学到大学，所经过的智力发育过程正是人类智力发育的重演。短短的十几年内，它重演了人类数万年间的智力发展过程和智慧成果。这不也是智力发育的重演吗？但是这个重演过程只是人为的，重要的是还存在着一种意识重演的自然过程。这一过程有的是从婴幼儿一降生就开始出现，有人则是从濒死状态下起死回生之后发生的。譬如有人在经过濒死状态或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突然获得了某种从未学过的高深知识，或某种从未学过的外国语言，这或许就是意识重演的又一特例。意识重演，在佛教的修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佛家有三世因果报应之说，佛家最善于从现世观来世，因果报应、灵魂转世，说明佛家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时代相关的。这对心理学的研究有重大的启示。它们对于验证人类意识的重演律提供了重要依据。据濮阳朴的研究，这叫心理全息重演律，他根据佛经的“一念三千”提出佛学中有全息论及心理全息论，并认为心理世界已从遗传中继承了宇宙全息（见杨力：《周易与中医学》2002年版）后天的感知过程是激发先天信息度中相应信息的复苏，并进行重新组合的过程。个体心理活动浓缩的神学心理活动的全部信息。正如《华严经》所说：“微尘映世界，瞬间含永恒”如果心理和生理一样存在着全息重演律，那就意味着人的一生的心理在胚胎时期可以浓缩演变整个种系心理演变的全过程，那么，心理和生理一样必然存在着同源的现象，在生物体学上器官可以同源，心理学也可以同源，即可以相互关联。有人在经历了一场死亡复出后，突然获得了大智慧，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学识；有人则在经过长期的修持之后，出现了非凡的智慧和彻悟，比如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经过七天七夜修持而智慧大开，等等。在这之后，世世代代的佛教徒，只要他有坚定的意志和一定的慧根，也无不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这一大彻大悟的智慧过程。这也是意识的重演。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入静，而使智慧返还，即回到原始自然状态中去，去体验荣格所说原始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使我们的心灵回到远古时代，去体验我们祖先曾经体验过的经历和经验。第九章．灵魂与肉体的和谐人性和谐，归根到底是要保持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和谐，或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和谐。假如我们这里所研究的不是人性而是人的本质，那么人性不同于万物之性就在于人的精神性。只有精神性能把人与万物之性区别开来，虽然人的精神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但它已抓住了人性的根本。什么是人性？人性在于人心，是人心决定了人性。而人心，不过是人的意识（它甚至不仅仅是人脑，人的意识与生命俱在，是整个身心连同躯体决定的，脑是意识的集中，但不是意识活动的惟一器官。意识，属于整个生命躯体），人的意识即人的灵魂，研究人性就应该研究人的灵魂，而不管这种研究有多么困难和容易引起争议。人性取决于人的意识结构。意识结构的复杂，决定了人性的复杂。什么是意识结构？它是怎样形成的？意识结构的形成既取决于后天，也依赖于先天；既取决于人的生存环境，也要受到遗传上的影响，它有既定的模式、框架，也有开放的不定性。人的意识结构永远向外界开放着，这使它表面上看来永远在变，因而永远不能定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说，人性是生成的，生成是不可预测的。意识结构不是知识结构。知识结构是理性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理性知识可以由显意识随时存取、调用。而意识结构则包含无意识，并以无意识为基础，它把意识作为一个整体来整合。而知识结构只是不同类的概念性、理性化知识按比例的不同所形成的结构，它是可以由记忆提取功能随时调用的。但意识结构中的另一部分一一无意识，却无法受理性支配，它的存在不依赖于主体知觉，它先于意识而存在。无意识虽然要受到意识的压抑，人性虽然主要通过人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但无意识本身却是人性自然的基础，作为非理性的一面、情感生活的一面，对于人的行为活动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而它对人性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情感和理智是构成人性的两个重要标志。没有理智就丧失了人性；而没有情感也是人性的缺失，这是显然的。只有人才能有生生死死的情感，只有人的情感才能“贯金石，动鬼神”，可歌可泣。但情感是由无意识决定的，这就决了无意识在人性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因而研究人性不能不研究人的无意识，（而人的无意识又与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无意识相通，人的情感与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四时节律的循环交替相对应。）虽然理智和情感在人性的形成中同样重要，但人性论哲学侧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前者属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范畴，而西方哲学在这方面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哲学的重心，应该转向人的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应该转向作为意识整体的人的心智结构方面了。而这就导向了对人的灵魂现象的重新重视和研究。1.无意识的结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们对人性的了解也许更深刻一些。因为他们可以深入到人的深层心理，发现人的深层心理秘密，并揭示出导至人的精神疾病的深层原因。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理机体会患病一样，我们的精神机体也会患病；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生理机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们的精神、我们整个心理世界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们的生理机体需要保持协调统一，我们的心理世界也需要保持和谐平衡，前者是生命的硬件系统；后者是生命的软件系统。而无论硬件或软件，都应是完备的、不能自相矛盾的。否则系统就要出现故障，就会出现疾病，就会失去健康。生命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虽有各自的规律、各自的特点；但它们之间却并不是互相独立，互不影响的。软件系统发生缺憾会影响甚至损害硬件；硬件系统的运行状态也会直接影响到软件。二者应该协调统一，这就是肉体与灵魂、或肉体与精神的和谐。长期以来，人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即认为人脑可以接受任何外在的知识和观念，人性是可塑的，意识是开放的，人可以学习任何新知识，适应任何新环境，似乎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而从未考虑到，作为人的意识结构还要求自身协调和整体平衡的问题。电脑可以运行任何软件和操作系统，只要硬件环境许可。但人脑不同。人脑不同于电脑之处在于，人脑中有价值参考系，外在的知识观念不能与这一价值参考系相抵触，如果相抵触，意识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失去协调，就会引起内部的混乱，从而引起人的焦虑不安。精神分析学家们更注重的是心理世界的平衡稳定、独立完整，既保持对外界的开放性又不失自己特有的边界。这就是心理系统的独立性、精神世界的独立性。这是一个人人格健全的标志，也是精神健康的标志。人的生命不同于动物之处，不同于其它生命之处在于，人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世界是独立自足、自成系统的。拥有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真正健全的人的重要标志。而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不仅是由知识武装起来的，而且还必须有丰富的情感体验，有一个深邃的情感世界。正是这样一个情感世界的对外映射，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健康的关系，这是一种“仁”的境界、“博爱”的境界，正是它，把人类社会连成一个整体，成为社会肌体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因素。相反，如果人的精神世界知识丰富，而情感体验缺乏，情感世界缺乏深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要冷漠，社会机体就会缺乏生机活力。自从佛洛伊德以来，心理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人的精神世界不仅是主观的、人所意识到的世界；而且是客观的、在人的意识之外发生着的世界，这个世界属于人也属于自然，人的心理世界有着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性，有着不属于人为的自然性。人的精神不仅是人的意识所能意识到的，而且包含着意识不到的因素，这就是范围广阔的无意识世界。人不仅是由意识支配的，而且要受到无意识的控制，而情感和情绪，正是无意识支配的。无意识在范围上太广泛，在内容上太复杂，在结构上太不确定，为此，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无意识的深层就很有必要。一切意识阀下的意识都是无意识。但它却可以做出种种区分。首先，从结构上看，无意识中最基本、最核心、最稳定的内容是整个生物自我。生物自我就是人作为自然生命有机体，作为天地阴阳之气以生万物，男女媾精以生人时来自父母精血的全套遗传密码中的自动调控信息。遗传密码一方面决定了生物体的性状和组织结构；另一方面又使这些组织结构保持活性，即代谢和自我协调，这相当于电脑本身的操作系统。通常意义下的遗传密码，只注意到了生物体的组织结构、生物性状，而实际上，它决定了与生物组织同时存在的意识软件包。在生物性状、组织结构遗传的同时，生命意识也通过受精卵细胞而遗传下去，这种遗传信息可能不在DNA中，而在细胞核外整个细胞之内，细胞膜内可能隐藏着生物活动方式的先天信息遗传。这种信息遗传对于人来说，也是足够复杂：一切支配五脏六腑生化运动的方式，一切呼吸系统，排泄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经络气血循环系统及其各部分之间的整体协调平衡的控制程序和随机应变的整体智慧都包含在其中。这就是人的灵魂，人的生物自我。这个意识软件包，是作为人的无意识而存在，它的位置不一定是脑，而是身，不一定有定位而又可以有定位。中医理论中的“心藏神，肺藏魂，肝藏魄，肾藏志，脾藏意”，正是人的灵魂整体的具体描述。灵魂不藏在脑中而藏在五脏六腑之中，连肠胃的蠕动、毛孔的开闭、营卫之气的运行，都是由无意识的意识控制并调节的，每一藏腑中都藏有相应的意识，它们通过经络与髓海（大脑，“奇恒之腑”）联通，于是形成一个灵魂的整体存在。这整体是无意识的核心，因而，无意识的核心就是以生物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灵魂的存在。生物自我就是与生命体合一的无意识，即那“原装”的、未经外界污染的原始的自我。它“先身而生”，在身心尚未成形时，在胚胎形成之前作为受精卵的合子时就已存在了，那纯粹是不折不扣的意识软件，是超微型的、高浓缩的、微观分子水平的软件。在这一软件中，信息是超密度的，与之相比，任何电脑软盘、硬盘、任何操作系统的物质载体都显的庞大臃肿，蠢笨，作为它的设计者，宇宙生命体的智慧是人所望尘莫及的。生物自我是无意识的核心。整个无意识是一个圆，一个球。那么生物自我就是这个圆的圆心和球的内核和核心，在此核心的周围，像滚元宵一样，层层附贴上一切形形色色的、内容庞大的无意识。首先，离这一核心最接近的是我们祖先从外界自然和生存环境中获取的集体无意识，它们已和生物自我的内核有了距离，并在这距离之内游离地存在着，挥之不去，剪之不断。然后，是我们在有意无意状态下，在放松身心甚至在睡眠状态下所接受的一切外界信息，它们从未引起过显意识的关心和注意，未进入过意识阀内，但是它们却在无意识中留下了痕迹，在无意识核心周围凝聚了起来，它们凝聚在那里，停留在那里不为人知。这部分无意识内容是最为庞杂的，一切社会自然、人际关系，一切宇宙信息，甚至心灵传感都落在这一层面之间，它们相当于地球的地幔部分，深藏着岩浆。无意识球体的最外层曾经是显意识的记忆。在过去曾经是应用频繁而由于年代久远被遗忘冷落了的意识内容，它们是陈年记忆，是过去的经验，它们曾经鲜活过，活跃过。而今，由于暂时不用而被封存了。由于意识内容的庞杂和繁多，各种意识元素之间争先抢入显意识活动区，然而总有一些得不到足够能量的意识被排斥挤出意识圈外，在意识的边缘地带，在意识阀附近停留下来了。它们就是无意识球体表层的东西，球壳上的东西。无意识球壳上的东西随时都准备蒸发到显意识的太空自由活动，而不甘于束缚在球的引力范围。无意识就意识能量而言，是意识的束缚态。它们就像原子势阱中的束缚电子那样，由于本身能量不足而难于溢出阱外而获得自由，它们是自由能低于势阱高度的意识元素，只有在获得足够能量后才能活跃起来，成为主体觉察到的东西。而意识能量的高低只是按照阴阳交替变化的规律周期地进行着，无意识能量在主体意识暗弱时获得补充，于是这些无意识内容便可永远贮存下去。只要与之相应的神经细胞不死就可以永远地存在下去。无意识是在主体意识消失或者淡化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的。灵魂是最基本的意识，灵魂是没有主体意识的主体，因而也是人与自然融合一体的生命形式。生命不一定就成为主体，主体只意味着世界的分裂。在主体意识没有产生前，大自然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其中当然不是没有生命，此时的生命就是自然，而自然也就是生命。自然中不论是否存在着生命体都是有生命的。无意识球的核心并非不受核外意识的影响。生物自我与非生物的意识内容可以相互渗透。它是稳定的，是因为它的存在的先天性，而先天性的背后是整个宇宙的整体联系。它是由宇宙整体背景决定的，因而宇宙的整体性质决定了灵魂作为生物自我的先天性，宇宙的整体性质就是和谐。这种总体背景的和谐铸就了无意识核心的灵魂的和谐，而灵魂的和谐决定着整个生命体的和谐与协调。一切生命体的高度和谐与协调都是由于它的灵魂已先验地是和谐的。这样，灵魂和谐的背后是整个大自然，是大自然的和谐决定了灵魂生命的和谐，而灵魂本身也是自然的。这样，人性的先天部分是自然，而自然的本性是和谐，人性从灵魂决定肉体的角度，从神机主宰形体活动的角度说，便具有了先天和谐的性质。但是灵魂只是无意识球体的核心。在这个核心以外，无意识其它层次上的内容也在不停地影响着、渗透着它，核心与核外不能不发生能量上的交换。核外的意识内容并非全是自然的，它涉及到同类中的其他生命，涉及到与他人的有关信息，他人的生命对本体的生命不能不发生影响。人是社会动物，人在关系中生存。这关系涉及到人与他人，而他人又是自我的一面镜子。自我关于自我的认识是通过他人来了解的，他人对自我影响至关重要。他人绝非可有可无，他人是认识自我的捷径。通过自我与他人的生命，可以直接透视自我和宇宙自然。常人是以他人为镜认识自己的，因而在显意识和无意识中，有关他人的意识都是重要的，它构成对生物自我的补充。例如，他人可以是配偶，是妻或夫，父母或者孩子，朋友或是伙伴，都是最自然的他人，与自我具有生物学上的同一性或相似性的“他人”，“他人”的意义是生物的，也可以是社会的。首先，与生物自我最为切近的是母亲的有关意识形象，然后是父亲。这是在人之初，生物自我之外无意识接纳的第一人，婴儿张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形象是母亲，而在他的无意识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也就是母亲，这个形象是不可磨灭的，它不可能不深入灵魂之中，因为它伴随着那个生物自我的成长一步步走向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建立。与母亲这个形象同时或者几乎同时出现的可能还有父亲的形象，其他亲人的形象等，他们首先都是作为无意识进入心理世界，并在无意识球体的最为核心的部分附近凝聚下来，成为生物自我的外延的。于是，它扩大了灵魂的范围，使灵魂的内容除了生物自我之外还有其他生命，自我与之连接为一体，这是生物自我最自然的延伸，而其他自我，无论父母、兄弟、姐妹，也都在生物自我的意义上真正具有某种最为切近的同一性。所谓血缘关系，血亲关系是生物性的，是最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他们就是自我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从生物遗传性状、神经系统、生理特点各方面都具有某种同一性的生命体和意识体。生命是自然的，生物自我是自然的，而生物自我的延伸也是自然的。儒教中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的“仁”、“孝”，强调“爱”有差等之类教条式理论，绝对符合生命的自然法则。而“忠”不过是这一自然法则的外推。从生命最自然的关系推广开去，由个人到家庭，由家庭到家族，由家族到国家，正是沿着生物自我外延的自然扩展的路线进行的。与生物自我关系最为密切的父母双亲，兄弟姐妹的形象落入无意识之后成为生物自我的自然延伸，也就成为灵魂的一部分，在灵魂的完整性的意义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重合。这使得与生物自我最为切近的另一自我的意识往往可以在遥远的两地之间心灵传感。为什么心灵传感最易发生在亲人之间？就是因为两个灵魂之间具有同型性，当其中之一的灵魂逸出体外时，最易被另一个灵魂感受到，远在他乡的熊十力曾描写过其弟死时托梦与他的情景，后来果然被证实。这使熊大惑不解，以为不可思议。孔繁森死时，远在数千里外的老母亦感到浑身不适，这些都说明生物自我有自然的延伸，灵魂的独立性中也与至亲者的灵魂藕断丝连，自我与他人，人与人之间，首先是合而共生的，亲人与亲人之间和睦相处，互补互生，相辅相成，这一切所产生的影响使我们的灵魂保持整体和谐，从而战胜孤独。因为这种和谐不只是一个生物自我之内，一个生命体之内孤立自足的，而是在人与人之间互相联接成一个牢固的统一体。两个生命的生理躯体可以远隔千里，但他们的灵魂却是通过无意识场而联在一起的。西方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都很强调儿童生长期的经验。认为它们对人的一生的精神是否健康，人格是否健全都有着重大影响。弗洛姆和罗杰斯就认为，如果一个人一出生之后就面临着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或父母对子女缺乏关爱，或家庭不和谐，或父母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形成病态人格。儿童对他的周围世界越感焦虑，也就越是敌视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协调、和睦、友善、亲近、关心、体贴，而是敌视、冷漠、嫉妒、仇恨，一句话：缺少爱。越是这样，儿童的心理发育、灵魂生命的生长也就越容易畸形，这是与人的本性所要求的恰恰相反的、非人化的生长环境。这种环境违背人性，不可能不产生病态人格和精神病患者。罗杰斯像他的老师弗洛伊德一样，他认为精神错乱起源于基本焦虑，但这种基本焦虑却并不只是“性”的，而是人与人之间缺少爱和充满潜在的敌意造成的，而竞争和人剥削人的社会环境是它的病根，这种社会环境影响渗透到家庭之中，便是家庭氛围的缺少温馨和关爱体贴，缺乏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每个人都只顾一己之私，这种文化上的根源是破坏心灵和谐精神健康的根本。灵魂与人格紧密相连。如果一个人从儿童时代起就生长在一个和谐融洽、健康向上的环境里，那么他（她）将来的人格结构也可能是健全的，灵魂的发育生长与人格的形成之间如果没有断层，而是连续衔接，那么灵魂和人格之间具有某种同一性；相反，一个人在童年生长在和谐的家庭气氛里，生长在充满关爱、友善、向上的环境里，而一旦进入社会谋生，却遇到了另一个充满竞争和敌意的社会环境，或充满虚伪、狡诈、残忍、自私、暴力、腐败、堕落的社会环境，那么为了生存，他就必须学会适应这个环境。在一个善良的人总是受到伤害，讲假话比讲真话更受欢迎，正派而坚持生活原则的人总是受到排挤；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见风使舵，为了捞钱而不择手段的人却被社会肯定，“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人无人理解，甚至被诬为“神经”的社会环境中，好人难做，坏人得逞，在这种环境中你又能形成什么人格？健全的人格就是两面人，阴奉阳违？讲真话要掉脑袋或罢官免职，讲假话可以飞黄腾达、平步青云，谁还敢讲真话呢？而讲假话，人格扭曲；缄口沉默，人格变形，与自己过去一贯的人格形象不符。直言快语、见义勇为会受到社会的冷落，冷漠无情、远离正义和真理，会受到大家的认同，因为大家都这样，惺惺相惜，彼此不嫌弃。倘若别人都在忙于赚钱，迷于消费，唯你妄想探索什么真理，斥责高消费者为堕落的一群，那么岂不会遭到群起而攻？人格，就这样悄悄地、慢慢地变酸，变味，变质了。人格的表现与内在的灵魂之间产生了距离，产生了矛盾。灵魂能决定人格吗？人格是向外的，人格只不过是自我的面具，是为保护生物自我不受损伤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这，是指作为面具的人格。把灵魂与人格面具等同，恐怕是一种失误，按照荣格的说法，“我们把灵魂理解为一种最好的描述为‘人格’的明确界定的功能结从”，这是什么意思？原来这是从精神分析中临床上见到的人格分裂症那里得来的，人格可以是多重的，人格分裂症患者与梦游症者现象的存在，表明人格有时不统一，这种不统一有两种情形，一是人格面具，生存的需要，人格必须矫饰自己，是为真实自我的外部包装，这种不统一是虚伪的。人的表现与内心隐秘，人格外观与内在灵魂并不一致，人性是伪的，其真则隐藏着；二是多重人格集于人一身，为了应付环境而不断变化人格面具，这并不与前一种情况矛盾。最后是那些梦游症患者和精神分裂多重人格同时出现于一人身上的情况，此种情况表明，无意识圆球破碎了，作为灵魂本体外围生长起来的无意识内容有分离的趋势。除非对无意识保持绝对统治，人格分裂的情况不会出现，此时无意识应该是属于压抑的屈从地位的，而人格分裂正是无意识中那些向来被压抑，被屈从的意识支配了整个生命，占据了显意识的地位。如果意识、无意识是整个意识体太极球中的二极，那么意识为阳而无意识为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平衡百病不生，阴差阳错，精神疾病。无意识直接支配了肢体和语言的活动，这还不是阴差阳错？阴阳失序，还不是精神疾病？意识是一个整体。｀人格有不同的表现是因为生存环境的复杂。尼采在挖苦和攻击耶稣时曾说，像耶稣那样的性格，那样的生活态度、行为举止，一年之内要吃几十次官司。也许你行侠仗义，也许你见义勇为，也许你舍己为人，也许你乐善好施，可社会环境如此险恶，人心如此难测，真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那种表里如一的人格表现只能使你象珍稀动物般在现代生活环境中灭绝，倒是苍蝇老鼠之类适应的很好。为了生存，人格有不同的表现。为了生存，人格复杂化了。不客气地说，人格分裂了。没有统一的人格，也没有始终如一、首尾一贯、毫不矛盾的人格。既然如此，人格也就失去了魅力，而使人性徒增扑朔迷离之感。因为，人格的魅力不在于它的反复无常、七十二变，不在于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而在于人格力量的强大，在于人格的伟大感染力、吸引力、同化力，在于人格的榜样在人们心理世界中唤起的生命活力。心灵狭小的，其人格表现也猥琐；心灵高尚的，其人格表现也伟大。性善者，其人格表现也善；性恶者，其人格形象也恶。但这种情形，在复杂万变的社会环境中，也渐趋消失，人格表现与灵魂生命之间已经失去了对应。人，太复杂了。还有一种人格表现是不表现。在表现自己真实人格将受到非议、攻击、排斥时，健康的人格只有不表现，以不表现代表现，这是对环境的抗议、还是对环境的默许？这也是一种无奈。不表现自己的人格，近于取消自我，是灵魂在严酷的环境中的休眠。“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余，我独若不足”，“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材无用”。当举世都处在闹哄哄、乱嘈嘈、喧嚣浮躁之时，不如“此处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但无声毕竟是无声，而不可能胜有声，然而无声也是一种选择，是不表现自己的选择。然而不表现、不反抗就是默认，默认就是屈从，屈从就是人格不一致，或人格变态，结果还是一样。也许，沉默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不表现也许是一种人格的含蓄，但是在面临或遇到坏人坏事面前，在需要你挺身而出、救死扶伤的考验面前，在社会需要你为真理而呐喊呼号时，你却沉默而不表现自己，这能说明你人格健康吗？也许正是有鉴于此，莱格才使用了“人格面具”一词。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而把自我装扮成各种形象，通通都是面具，都是源于生物自私，都是为了保护生物自我的。面具就是面具，面具就是假的，就不是真面目，这年月什么都是假的，连人格也是假的。就凭这，人格表现与灵魂之间也不存在同一性。人格是人格，人格是在社会人际环境中形成、树立的自我形象；而灵魂、生物自我则是自然而真实的、独特而不加掩饰的自我，自我与自我的形象之间，形象不过是自我的影子，它含有假象的甚至自欺的性质。人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证认自己的存在的，人的存在是社会存在，而人的生命却是自然的生命。人的存在价值需要在人与人的镜像中映照出来。人通过他人的认同、赞许、仰慕、尊重来确认自己、肯定自己。价值是在这种与他人的关系中，与他人的认同、赞许、仰慕、尊重中确立起来的。而这却恰恰与那个生物自我，那个源于大自然，置根于宇宙整体和谐背景中的自我的本性相背离。健康的人格自我是在和谐的环境中形成的，而当社会环境失去和谐时，人格是按照已经形成的惯例来表现自己，还是为了保护自己而适应不和谐的环境？环境是一面镜子。不管环境是否和谐它都是一面镜子。但是，不和谐的环境是一面哈哈镜，正常的人格形象通过它的反射反倒扭曲了。这真使健全的人格无所适从。人格是生物自我和灵魂的影像，所谓人格形象不过是人的灵魂的影子而已。文明人全部生活在影子的世界里，它与人的灵魂生命总是游离的。道家之所以主张否弃人为回到自然，主张“焚符破璧”“剖斗折衡”“抛玉毁珠”……正在于否定人类文明，否定在这一人为的所谓文明中确立起来的一切价值，因为这一切都是假的，而道家，就是要人们作“真人”，回到真实的自我。尼采的价值重估，不过是否定了上帝、放纵了人欲，而庄子的价值重估，则是彻底否定人类文明，反对一切人的作为而完全回到自然中去，回到人自身的那个真实的自我中去，因为人类文明中到处充斥着虚伪、狡诈、人为造作，而缺少生命的真实。只有回到自然中去，人类的理性才能与大自然创造万物，和谐万物的理性完全一致；才能与大自然的整体理性精神完全合拍，只有这样的文明才能与大自然一样的永恒。人格表现与本我（即真实自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的生命的真实自我与自我的影像之间的矛盾。每个人都生活在影子的世界中，因而人生本属虚幻。然而可悲的是，人们却把这影子当作自我的真实写照，世俗之人争名夺利，甚至为维护虚假的“面子”而大打出手、不惜代价，这值得吗？这些人皆以虚为实，以影为真，犹如猴子捞月亮，错把井中的月影当成月亮打捞，煞有介事，全身心地投入，结果全部葬身井底。那些死要面子的“文明人”，与这群猴子在智力上能有多大区别呢？为了生存，为了避免生物自我毁灭，人们只好选择人格的不表现，不表现就是表现。不介入就是独立，不参与就是清高，不争就是最大的抗争。对于污浊的社会，对于热衷于影子的世界，只有牢牢地守住真实自我，只有保持灵魂的独立和鲜活才能避免人格的分裂。真实的自我是不需要戴面具的。真实的灵魂不可能轻易向任何人敞开，尤其在公共社交场合，灵魂更是没有袒露自己的机会，因为一旦袒露往往就会招来伤害，在这个商业疯狂的世界里，在这个拜金狂热的罪恶群体中，有谁故作清高肯定招架不了一群狼的撕咬，出于策略，出于安全，还是深藏不露，闭其言不发、隐其形不出为好，矫形伪言，君子不为也。人格面具，生存的需要。为什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人性之本来面目，为什么人往往在临死之时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没有肉体的牵累，不需为生存劳心，解除生累，胜于南面王乐。灵魂还有什么需要包装的？还有什么必要再藏藏掖掖，躲躲闪闪，假假惶惶？人生如果真的达到了无私无欲，那么灵魂也就决不需要包装自己，它直接就可以同创造它的那个宇宙意识，宇宙生命的灵魂，进行对话沟通，合而为一。我与宇宙也就再不需要有什么隔障。所谓“真人不说假话”。何谓“真人”？任凭生命自然的人，与宇宙合一的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人，一切人格的包装，一切人造的世界，一切人工环境都是人欲的凝聚、私心的营构、私欲的构建，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违背自然的，无怪人们为了适应它们就必须分裂自己的人格，隐藏起灵魂的真我，与假为伍，以妄为常，以影为真！人格面具就像动物的保护色。但又不同于动物的保护色。就生存的需要而言二者之间有相似性，但动物的生存与人的生存不同，或人的生存不同于动物的生存。人的生存是在影子世界中的生存，人很难摆脱影子的纠缠，而动物则没有影子，它直接就是它自身，完全是真实的。动物的生命完全是自然的，而人的生命也还是社会的。影子之于人，有时比生物自我更重要。殉名者，殉利者，死节者，死义者不都是为了影子而甘愿舍弃生物自我，即人的灵魂与肉体吗？灵魂是什么？它是人性，是人性最集中的体现，它是人性的核心。没有灵魂也就没有人性，没有人性也就没有人格，人性扭曲也就是人格扭曲。人格正是从它派生出来的。然而灵魂是有层次的，灵魂是一复合体，在它的中心是那个生物自我，即自动控制与协调的整个生命有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的智慧中心，这是灵魂最原本的意义，而在它的周围，由于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由于血缘的、血亲的、家庭的关系，又要凝聚和融合进其它的灵魂，生物自我的外沿是这些间接的生物自我，它是生物自我的扩大，成为与生物自我紧密粘合的一部分。因为它对于灵魂的生长，对生命的发育、人格的健全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灵魂深层中不能失去了它。但即使最先与生物自我衔接而产生的人际关系，也已不是生物关系而是社会关系，这就使灵魂中的生物自我与社会性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灵魂的生长、发育、合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这期间丝毫没有人为造作的痕迹，它完全是自然而真实的，父母与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在从幼年到童年的过程中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关系，是无需任何人格面具包装的，只有在介入社会之后，在人与人之间充满竞争，敌对、虚伪、暗算、欺诈时，才需要人格面具以掩护真实的自我、灵魂的不受伤害。因而只要是自然而然的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灵魂生长建构中的一部分。因而灵魂的内容除生物自我这一核心之外还联系着人与人之间最亲密、最自然的关系，这些关系凝聚在生物自我周围成为生物自我的辅助性的、与之互补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们使灵魂中生物自我得以扩大，扩大成为人的健全的灵魂生命体，此时，因为生命体整个是协调的，因而人性，也是善的。然而，人性有善有恶，灵魂有协调也有不协调者。生物自我的外围都是构成对自我伤害的因素，在生物自我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如果在人的周围都是非自然的，非亲密的，陌生的甚至敌对的关系，这关系中充满了敌意、冷漠、伤害、嫉妒，那么生物自我就会排拒它们，它们就会以与生物自我相互对抗、游离、排斥的方式保留在灵魂生长的结构中，构成灵魂体的伤害，这是灵魂的内伤。它在任何时候一旦遇到合适的情境就会发作出来，此时的灵魂就会不健康：由于有了内伤而不健康，由于内伤的不可磨灭和消除而使人性的塑造走样。人是需要关爱的，尤其是人的幼年和童年，正当生物自我向健全的灵魂发育时，此时的灵魂内伤是要影响到终生的。受到伤害的人格自我会建立一道防线，以防自我之外的他人的侵扰，灵魂中这种排拒他人，甚至由于伤害过渡到仇视他人的结构，便为人性走向恶埋下了伏笔，而一旦生物自我足够强大和独立，就可能走向伤害他人的犯罪道路。而因为生物自我曾经被伤害过，那么伤害他人的报复心理，也就是正常的了。与伤害相比，冷漠是缺乏关爱。其实冷漠也是对心灵的一种伤害，生物自我在幼小无助时最需要关爱。然而如果此时生物自我周围的人际关系皆是冷漠无情的，那么也势必造成灵魂的孤独，而影响灵魂的健康成长，这不也是一种伤害吗？孤独到只剩下一个生物自我，一个与丛林中独来独往的猛兽相似的生物自我，人的心理也就和动物心理没有什么区别了。与他人的关系合成不到灵魂结构中来，生物自我没有得以向外延伸，生长、扩大到灵魂的自我，虽然生物自我智慧很高，也只限于孤立的存在，无法凝聚和联合自我之外的力量而形成一个真正的、和谐的人。人性不是实体而是关系。灵魂也是在生物自我周围组织建构、生长而出的关系。这关系由于严密、紧凑、对称互补，使它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灵魂是完整的，这是因为一个灵魂只接近与生物自我最贴近的灵魂，对于这之外的生命，生物自我是封闭或不予开放的。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子对任何陌生人都怕羞。莱格提到过，儿童在约在十二岁以前，没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此时他们的精神世界只是父母的，此时在他灵魂的结构中，在其生物自我的周围只是融合了父母的灵魂，是父母的灵魂，在影响着儿童的灵魂。是父母的人格在规范着儿童的人格走向。因为一般情况下这灵魂不会对儿童的生物自我构成伤害，而是帮助他走向成熟。因而，这些都属于人性善的因素。善的，就是益生的，就是有助于生命生长的，而健康的、自然的人际关系，其中少不了关爱、互助，尊重、理解。这些都是最接近于生物自我生长的，因而，它也对灵魂的发展最为有利，最利于灵魂的健康。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会使灵魂残缺。会使灵魂中孤立的生物自我与周围的自我外围的关系剑拔弩张，形成相互拒斥之势。健康的灵魂中生物自我与外围关系是相互吸引和融合，是对自我不足的补充以使之走向完善。因为每一个生物自我都有其独特之处，也有其缺陷或不足，都在这一点和那一点上不完满。而生物自我周围生长、吸引过来的那些最自然的关系却正是补充这一不足的。人为什么在关系中生长？人为什么需要他人？人为什么要以他人为镜？因为个体生命自我需要完善。它可以有特色，有独立性，独到之处，可以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独一无二。正因为如此，他也就是个特殊的存在，这特殊的存在因为特殊而失去了一般意义上的完满，因为特殊，所以也就更加需要另一个“特殊”来与之互补；与之建立互补的关系越多，人也就可能越是走向完善。相反，越是孤独而不与人为伍，也就得不到互补的益处。当然，这一切都应该是在最自然、最真诚，不为外界金钱与权势腐蚀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在人之初，在儿童生长期，在灵魂生成的过程中，这种关系常常是最自然的，因而，它们也就成为灵魂结构中最深层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吸引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吸引。灵魂有完善自己、生长自己的需要。儿童需要玩耍的伙伴，有了伙伴，才有乐趣，才有玩兴，灵魂在玩耍中发育，智慧在游戏中增长。知识的增长不等于智慧，智慧必须在游戏和玩耍中才能增进，而学习虽然增进了知识，却很可能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就是大自然的整体理性，就是智慧，人的智慧就是大自然的智慧，它不是人为增进的，而只能是自然生长的。玩耍的伙伴，生活中的伙伴，真正的朋友，都可以有益于灵魂的生长，使灵魂走向健康和完善。对儿童来说，伙伴是另一个自然生命，另一个生物自我，是两个不同生物自我的接触；也是另一个灵魂，是两个在各自分别生长中的灵魂的接触。玩耍是非功利的，没必要和人格面具挂勾，不需要伪装自己，矫饰自己，“青梅竹马”，所面对的都是真实的自我。“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两小无嫌猜”。两个或多个不同的自我可以相互融合，那就形影不离，难舍难分。如果是相互抵触或不够和谐，一个灵魂不能成为另一个灵魂的生长点，一个灵魂不能融入另一个灵魂中去，那么就彼此罢手，也不必强求结合。在儿童的生长过程中，这一切都应是最自然的。最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表现出浓郁的感情色彩。完善的、健全的灵魂有一个丰富的情感世界。灵魂的世界是情感的世界，在灵魂的世界中情感和理性是融而为一的。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合成到人的灵魂中去，使灵魂在可以不加戒备，不加防御的情况下接纳另一个灵魂，灵魂与灵魂之间，是彼此融合的。这就决定了灵魂的高尚、纯洁、美好、善良，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标志。而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关系，一个灵魂用以识别另一个灵魂的方法不是理性的分析，逻辑的推理，概念的判断；而是直觉，是直接的感应，这就要求灵魂与灵魂的接触靠的是直接的灵魂的碰撞。相斥者，难以融合；相吸者，难于拆散。对于灵魂来说，感性与理性尚未分开，理性是融合到感性之中的。灵魂以生物自我为核心，并把不同的生物自我联系起来，进而又把灵魂与灵魂融合起来，各自合成一个互补互惠，相辅相成的完整的健康的灵魂。这一切都要依靠感情的航标来指引。灵魂的生命在于情感。没有情感的浇灌，灵魂就萎缩了。情感中包含的智慧是不可低估的。理性的力量是强大的，可一旦它走偏就会酿成巨大的灾难。因为到目前为止，理性还只是建立在逻辑上，而情感则超越了逻辑。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起始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然后是一切在生物遗传上最接近的亲属关系。因为生物遗传是生命自然本性的体现，也是人性中自然性的体现，这与人亲近大自然，悦山乐水，向往山林，喜欢自然风景的天性是一致的。人需要生存在人的环境中，人不能离开人。人的存在是人与人的关系，而这关系的最早体现却是最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不违背自然，这样灵魂才能接纳它，这样的关系才是灵魂健康生长的土壤。而人与人最自然的关系所产生的就是情感，情感是最自然的智慧体现，情感是大自然的，自然生命中蕴藏着的智慧就以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不含任何人工的人为的矫揉造作的成分，否则就不是情感。情感世界的萎缩是灵魂的萎缩，是人的存在违背自然的结果。拯救现代人的灵魂，改善灵魂，使灵魂自我完善和健康发展，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故此，才需要有诗人和小说家、文学家们。小说家、文学家们号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在于他们能以自己的创作活动改善人类灵魂的质量，使它健康生长；而一切对灵魂生命的伤害，摧残、毒化、污染包括通过文学作品的污染，都违反了灵魂健康生长的规律。一切妨碍和破坏灵魂走向完善、美好、高尚的社会现象都是摧残灵魂生命的毒药。精神医生不能拯救灵魂的堕落。精神医生往往治标不治本，他们只是用消除焦虑、恐惧的方法找到无意识深层中的所谓“情结”，他们至多是指出问题之所在，却不能消除问题、更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造成人的灵魂堕落或者不能健康生长的是人与人之间反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大环境，现代社会的大环境是违背人性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情竞争带来的敌视、仇恨、冷漠、嫉妒、排斥的关系，一句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和谐的，而是剑拔弩张、金刚怒目或者是虚伪狡诈、阳奉阴违的。这些都不是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都不是自然的关系，它有违宇宙自然之理，有背天地万物之情，正是产生灵魂病害的根源。然而，小说家也有苦衷。小说家肩负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任，却生于一个充满竞争和敌意、人对人是狼的世界。大人物一旦造成了大环境的污染，局部环境无论如何难于左右大气候。但是，无论时代如何，人间总不乏真善美。人类意识不只是现实存在的局部反应，它积淀了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和史前的生物进化史。大自然的和谐，早期人类社会的和谐、美好与善良，不可能不在意识深处留下烙印。人类意识中积存着数千年的文化智慧存档，只是在竞争与发展的浮躁鼓动下这些存档已作为无意识深深沉埋到意识阀下，它们紧贴人的灵魂的自我，紧贴着生物自我周围，和我们的呼吸心跳、肠胃蠕动、内分泌和经络传感一样，在不知不觉地左右着我们的感情和情绪的世界，使我们的理智和灵魂之间发生着严重摩擦。它造成了我们灵魂的痛苦，它使我们的情绪反常。在理智的选择和适应之后，灵魂却无法适应。因为，眼前现实总是与情感的取向不相符，我们的理智与灵魂之间是互相矛盾的，一旦它们统一了，那么人性也就和谐了。理性只是人性的一半，理性的世界只是意识世界的一半。理性的人生只是半个人生。压抑了情感的世界，人性是分裂的。统一和谐体裂成碎片，导致了人性的分裂。而情感的世界与灵魂关系最为密切，压抑了情感也就压抑了灵魂生命。只有理性而无情感的人是无灵魂的人，或灵魂不健康的人。马斯洛就认为“原子论式的思维方式是某种轻微的心理变态，或者至少也是认识不成熟的症候群的一种症状”。“原子论”式的思维方式就是还原论式的逻辑理性方法，它要求“纯客观”，要求主体在客体之外，并且作为冷静地观察者和推理者，这不正是统治现在科学的理性方法吗？不也正是在政治经济活动中以及在一切功利活动中的方法吗？这种方法不允许把感性带入思维活动中去，因而理性与感性必须是分裂的。与灵魂生长不同的是人格的形成。人格显然要复杂得多。人格是在成熟期展现的人的生命的魅力。真正的人格是有魅力的，真正的人格是强大的精神生命的展现，没有强大的精神生命，人格只是花架子，是人的灵魂裂成的碎片。人格是灵魂的影像，不管它们之间以怎样的关系连接起来，灵魂都不是人格本身或人格都不完全代表灵魂，灵魂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关系的内在体现；而人格则是灵魂在与外界接触时作出的策略的反应，人格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灵魂通道的最深处，却又曲曲折折，直接间接，这样那样地与灵魂联接着。不使来自外界的干扰直接不加防御，不通过防线就进入内部。在我们心灵的世界，在我们的灵魂生命体中，也存在着类似中医营卫之气的外围和西医免疫系统的对外检查与防御系统那样的东西。中医中生物机体的整体边界有防护膜，它不使外界刺激干扰长驱直入体内，而必须通过如人体的呼吸系统、皮肤、穴位经络和胃肠道消化系统才能进入血液中去的层层防护网；在心理机制中，在精神生命中，我们的灵魂外围也铸就了层层防线，而人格就是对外防线和生命活动的外在形式。2.心理分析注重和谐与平衡的建立在一般人看来，精神分析学家注重的是无意识内容的发现，是导致精神失调的某种情结或情绪因素，精神分析学家的职责就在于发现隐藏在无意识中的这种“情结”，把它揭示出来、暴露出来，这就是致病因素之所在。然而，所谓心理疾病或精神疾患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人的复杂的意识活动已不能由自我来统一协调，无非是自我不能作为一个协调的整体而行动，无非是统一的自我出现了故障、受到了损伤、遭到了破坏，而使本来统一协调的意识整体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分裂。精神分析似乎是微观的，它侧重于对无意识内容的解析，然而这只是它的方法，是它治疗精神疾病的手段而不是它的目的；它的目的在于对整个意识进行整合，使自我恢复到协调统一、整体和谐的状态中去。一个完整的人格应该是统一协调、整体和谐的，构成统一人格的各种因素应该是相互协调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弗洛伊德特别注重生命系统对内在统一和谐与平衡的追求。他对人格动力的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是围绕着生命活动的失去平衡与追求和重建平衡这两种张力展开的。按照荣格的说法，佛洛伊德是还原法，其所以是还原法，就在于他对人的理解侧重于生物层面。但是纵观弗洛伊德的整个体系，它仍不失为一个完整的人格结构理论。佛洛伊德把人格分为伊特、自我和超我的三大系统，并认为伊特是心理能的基本源泉。伊特不受逻辑法则的约束，不含任何价值、伦理和道德因素，它所遵循的唯一原则就是快乐原则。这个“伊特”显然就是生物自我，它在人的生命系统中的相对独立性，可以不受显意识的支配，而独立行施自己的作用，使整个生命机体达到和保持稳定与协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才表现为对某种平衡状态的追求。因为它总是试图解除紧张（紧张显然是对平衡状态的破坏），它解除紧张以求平衡的两个活动过程表现为冲动性行为和形成意象。这与生物自我最简单的单细胞的意识是趋利避害一样，都不过是为了维持生命系统的平衡。自我，是弗洛伊德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他被称为人格的“行政机构”，控制和协调着因特和超我之间的关系，并且为了整个人格的利益而支配人与外界交往，以满足长远的需要。它不像因特那样直接和冲动，具有直接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本能性，而是策略地、委婉地、理智地协调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久利益之间的关系，使人成为一个理智的人、和谐的人。为此，自我肩负着双重的平衡任务：一．对外，它维系着人与环境（主要是人际关系）的和谐统一；二．对内，它要保持人格三大系统之间的和谐统一。“当自我精明地履行职责时，和谐协调就居主导地位，倘若自我对因特、超我和外界作出过度的退让屈从，不和谐不协调就势不可免。”（C、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1985年．21页）超我，被称为人格中专管道德的司法部门，它源于自我，是儿童时代受父母的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同化的结果。它也同样尽着维系平衡的职责。不过它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维系着平衡，当自我在因特的诱惑下向道德和理想反叛时，它就要实施惩罚的权利。荣格对佛洛伊德的超我概念不以为然，以为它不过是改头换面的上帝而已。但是在西方人的心理中，也确实需要有一个与外在上帝相对应的内在超我，以实行道德的监督，否则，自我在个人利己主义邪说的怂恿下，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超我凌驾于自我之上，虽经过自我而起作用，但超我毕竟是外在的，是自我之上的太上皇，自我的权力要受到超我的节制。实际上，所谓“超我”不过是自我对自身欲望的克制，它并没有超出自我的范围。是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把统一的自我进行了人为的割裂。总起来看，人格的三大系统都是用自己的方式维系自己的平衡的。伊特（生物自我）维系着生理的平衡，释放紧张（还应加上调节生理系统使之整体和谐稳定）；自我维系着内部与外部的平衡（即生理上的、生物上的生命体与社会的、人际关系的环境）以保证人格的现实存在；超我维系着自我与人类社会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平衡，以确保人格的发展。而且这三大系统之间，也总是力求和谐平衡的。伊特中产生出自我，自我中又产生出超我，它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始终处于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的状态。生命对平衡态的追求的确具有普遍性。长期体力劳动，你会渴望一种轻松的、不费体力的工作；长期脑力劳动、伏案疾书，你又希望有点体力活动，以使精神放松；过惯了甜蜜的、平静的、舒适的生活，你就觉得生活中似乎缺少了点什么，希望能有不平静的刺激和动荡。过惯了都市生活，你会向往农村，回归大自然；长期居住于穷乡僻壤，你就想往着闹市……这些，都无非是在追求一种生活体验的平衡，一种生命的平衡、动与静的平衡、苦与乐的平衡、文明与自然的平衡、合群与孤独之间的平衡。无论在哪一种生活状态下，居久都会生厌。在苦难和饥寒交迫中生存的人们，很容易描画未来生活的乌托邦，可一但富足的目的真正达到，各种生理需要充分获得满足，人们又会生出种种富贵病，而纵欲、吸毒、犯罪不可避免，精神又陷入了空虚之中，生命反不如饥寒交迫中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理想一旦变为现实，她就失去了魅力；人欲一旦完全满足，生命就会失去活力。生命不是在追求单一的需求与渴望，也不是追求一种简单的平衡态，而是需要丰富多样，相反相成，在丰富多样和相反相成中走向和谐。弗洛伊德的整个理论，建立在消除紧张、恢复平衡的基础之上。二十世纪初，物理学中的热力学还只有平衡态模型，象远离平衡的耗散结构理论还未建立，弗氏受物理科学发展的影响是很自然的，荣格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故弗氏的学说，基本上属于还原法。但这只是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理论结构，在他的理论结构上，弗氏关于本我（伊特）、自我和超我三大结构相互和谐平衡的理论仍是富于启发性的。建立在平衡之上的人格理论也没有什么大错误，因为，没有平衡就没有生命，生命系统如果失去平衡，破坏了和谐，就无以存在。没有平衡，就没有生命形态，也没有生命世界和整个大自然。然而，不是说，生命在于运动吗？什么运动？机械运动？对“生命在于运动”的理解，恐怕不能作机械唯物主义的还原论式的解说。生命即使运动，也不会像机械系统那样千篇一律、重复雷同；而是参差错杂、千形万态、千变万化，是所谓单一与杂多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之中表现出和谐平衡。生命正是通过运动变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系统，使之保持和谐平衡的。运动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又建立起新的平衡；生命是生长变化的，生长变化造成了原有和谐平衡状态的破坏，但是通过内部和谐平衡机制的调整，又会建立起新的和谐平衡。这就是生命世界的规律，它也适合于对人格系统的发展变化和自我调整的理解。生命系统的平衡，不仅在简单的生命形式上，而且在复杂的人格系统中，在性格的发展变化，人性的生成上，也是适用的。人格有一种趋向：趋向于自身的协调与整体和谐。因为一个生命系统只有当它内部达到平衡统一时，才能使内耗最小、效率最高。生命不是耗散结构吗？耗散结构的平衡态就是内耗最小的状态，生命的天然本性就是趋向于内耗最小，以便在生存竞争和进化之流中更有效地生存；而一个内部充满各种矛盾冲突、彼此不相容的生命开放系统，必定充满了严重的内耗，是一种临界稳定状态，一种行将解体、随时都可能崩溃的状态。生命系统强大的标志是什么？就在于它内部的高度稳定，而达到高度稳定状态的系统同时也是内部和谐与平衡的。问题在于，无论对平衡或是和谐的理解，都不是指一种静止状态。严格说来，生命根本就不存在静止状态，平衡只能是动态的平衡，在运动变化中追求平衡，在运动变化中保持和恢复平衡。这种平衡与和谐状态的保持，就是通过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来实现的。平衡与和谐状态，是通过自我调节机制完成的。一般人只注意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性动力，很少有人注意到透过性力，伊特、无意识这类概念注意到弗氏心理学包含着生命追求平衡与和谐的意义。虽然弗洛伊德所追求的只是一种简单的平衡，而且还有一种机械的意味，而没有强调和谐的概念，但在他的人格理论中却无疑表明，整个人格结构是需要和谐的，否则就会人格破裂，产生精神疾病，或精神不正常。平衡只是和谐的初级形式，初等表现，在弗洛伊德的三大人格要素之间，却绝不能做机械平衡式的理解，而是一种有机的和谐与协调。这才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对我们的启示。生命在追求平衡、消除紧张，人性倾向于和谐，而减少矛盾和对立；这不是生命的惰性，而是走向和恢复生命系统稳定健康的一个法则。与弗洛伊德相似，荣格心理学也注意心理平衡的问题。他认为，“在整个人的一生中，他所应该做的，只是在固有的人格基础上，在最大限度地发展它的多样性、连贯性与和谐性，小心谨慎的不使它破裂为彼此分散、各行其是、相互冲突的系统。”在强调人格的完整统一性与和谐性方面，荣格是站在比弗洛伊德更高的层次上的。弗氏的平衡只是建立在消除生理紧张，并且把整个心理学建立在生物性本能的基础上的，因而，弗氏的平衡只是建立在生理学上的还原，自我的目的只是尽量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取得协调。荣格则不然，在荣格看来，在每个人身上的生命力（力毕多）是固定的，在人格的某一结构中投入的数量较多，相应的另一个结构中投入的数量就少；在意识活动中集中了较多的力毕多能量，则在无意识活动中力毕多能量就会减弱，并且，力毕多在人格结构中趋于均等化，只要我们的整个身心出于自然条件下而不是迫于外界的强制、顺其自然，并且也不刻意追求某一方面的人为发展，人格结构就会趋于均衡而少偏激。这种心灵内在的平衡与和谐状态，正是人格趋向。按照弗洛伊德，力毕多可以转移和升华，即在它无法直接实现自己的时候转向精神创造的领域，但不少心理分析家却认为，力毕多之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可以转移和升华的，其主要部分仍作为性动力而存在，是无法把它完全转移的。确实，即使是迫于应对外界环境的变迁和压迫，人性也有极力保持自己整体和谐统一的倾向。相反相成，对立而又互补，在人格结构中，这似乎也是一条律则。在逻辑理性的世界里，几乎任何一个概念都能找到与之对立的另一概念，无意识对应于意识，内倾对外倾、理性对情感，阿尼玛对应阿尼姆斯，等等。对立的双方构成一个人格单元，一方发展了，另一方就相对减弱；这与阴阳互补、互根、相互转化而又始终保持平衡是相通的。在性格结构中，男性的阳刚之气强的人，其女子气就弱；女性气质强的人，男性气质就弱。但是，强只是成为显性的、显意识占了支配地位的心理能量，而把弱的一面压入无意识；因而，男性的无意识恰恰是女性气质的；而女性的无意识则是男性的，从整体上来看，则始终倾向于一种心理要素之间的平衡。总之，人总是在自己的人格系统中努力保持和谐一致，保持它整体上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在荣格理论中，自我的概念与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相似。自我就是我们能意识到的一切心理活动的主宰，这些心理活动是思维、记忆、情绪和知觉的总和，自我构成了意识活动的中心，使我们感觉到自身的同一性和自身存在的时间延续性。与弗洛伊德本我不同的是，在荣格那里为个人无意识。它不完全是生物性的，因为它包括一切个人经历中曾被意识到又被压抑和遗忘的东西，或处于意识边缘之外、属于阀下知觉的东西。荣格的无意识概念比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内涵丰富、范围广阔，因而也更接近于心理的真实。荣格无意识中的“情绪”颇有特色。情绪的存在表明，无意识本身就具有整合、梳理、归纳等功能。情绪把性质相同或相似的观念丛融合成一体，使之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并且吸纳了大量的心理能量，以致干扰了人的正常心理活动如理性思维、记忆甚至行为活动。荣格没有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却有“集体无意识”，它是非个人的、人类某一种族所共有的、自人类远古祖先便继承而来的意识内容。弗洛伊德的超我显得牵强附会，有明显人为造作的成分，但集体无意识的超越个人经验而先验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灵中，而成为人类意识重演的一个左证，这无疑完善和补充了进化论在意识演化方面的疏漏。集体无意识，把个体存在的心理与族类集体的心理联系起来，把个体与群体、子孙和祖先、现代与古代连接起来，不仅发现了人性的横向联系，而且强调了人性中的纵向联系，这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人性，无疑提供了重春要的启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对于人性自我生成论认为人性的生成具有任意性和不受限制的谎言，是一副很好的解毒剂。新儒家讲“返本”，先儒讲“敬祖”；荣格则揭示出我们心理深层中集体无意识和远古祖先生活经验的联系，而这，又与人和大自然的联系相关联。它表明，人的存在不是某一时代的特定现象，人性不是某一特定时代社会环境的孤立产物，它还是人类历史的积淀，自然进化史的结晶，遗传的结果。人性不是断代孤生的独立存在物，它是自然进化与社会进化之总和。正是这深埋在无意识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或原始无意识，常常支配着我们的心灵，影响着我们的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在我们的身上，流淌着祖先的血；在我们的心灵中，继承着祖先留给我们的意识经验，它们通过遗传而代代相袭，无限绵延下去。如果说，弗洛伊德把心理平衡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人性只是生物性要求与社会性要求力求达到一种统一的话；那么，荣格的人格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则把现实的人和历史的人统一起来，使我们意识到现代人的人性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历史承继的结果。无数神经症患者和人个分裂症患者的存在，使我们认识到人性的复杂不仅在于当代生存环境的错杂和变化，还离不开人类原始祖先经验对我们的影响，即人性的根本与现代环境的非人化相矛盾、相冲突。这种影响，不只是生物性的，也是生物史的，在意识结构的形成中，不能没有历史和生物性史的因素。如果考虑到大自然中蜘蛛结网、密蜂造巢等本能活动都是来自于遗传，那么人的无意识内容为什么不能遗传呢？近年来，在佛家修持中存在的意识返还和意识重演，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意识重演的存在使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又推向了深一层次。人性不只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一个历史之和；人性不仅有现代意义，而且还和我们远古祖先的意识连在一起，使原始与现代、生物性和社会性、前生与今世、今生与来世、通过意识返还和重演而统一起来。荣格说，我们的人格结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要小心地不使这一人格统一体分裂，在各种截然对立的人格要素中，保持着一种协调的关系，这不正是导向人性和谐吗？阿伯拉罕、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心理学，强调了人格动机的高尚方面，与只注意到生物本能的佛洛伊德心理学截然不同。马斯洛指责弗洛伊德对人性的研究是从生物学角度出发的，因而对弗氏理论的还原方法很不满意。基于还原论，他把本能在人格结构中的作用总是过分夸大，他所谓的人格多是精神不健全的人格。与之相反，马斯洛则着眼于健全人格的研究，是所谓“自我实现的人”。虽然，这类人在人群中属凤毛麟角，但毕竟代表了人性的另一种可能性。它突破了人性的生存境界的局限，把人的生命潜能的展现作为人性的一部分，这无疑扩大与丰富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马斯洛对人性的研究始于克服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流弊。与弗氏相反，马斯洛说：“佛洛伊德对人的描述显然是不恰当的。他剔除了人的理想、可自我实现的希望及他身上所具有的上帝般的品质……他为我们提供了心理疾病的那一半，而我们现在则必须把健康的另一半补上去。”为了“给人类的本性以足够的评价”，他专门选择那些人格格外健全的人，那些充分发展了生命潜能的自我实现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根据这极少数自我实现者而建立的人格心理学，从这些极少数充分发展了的健全人格中得到的对人性的理解，是否也失之于偏呢？马斯洛的人的需要的层级理论力图避免这一点，在马斯洛那里人性的需要得到了全方位的展开，从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到爱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重与被尊重的需要、直到自我实现的需要，全方位地展开了一个复杂的人、立体的人，但是最终又不失为高尚的人、自我实现的人、有着上帝般品质的人。这种人显然是极少数，但是它又在大多数人的心理中存在着。毫无疑问，它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每个健全的人格中。马斯洛突出了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且创立了人的需要的层次说，但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不同层次的需要之间如何实现协调与统一，正是在所有这些需要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体现为人是一个和谐的人，隐藏的是一种和谐的人性。但是这也暴露了西方关于人的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人总是要受到“需要”的纠缠，在需要的驱使下，人总是不能独立自足、俯仰自得，人总是不滿足、总是充满焦虑、渴望、紧张，总是若有所失，而不能自足自乐，仰则无愧于天，俯则无愧于地，形成自身高度稳定的生命系统。而生命系统失去稳定就永远达不到真正的和谐。马斯洛对弗洛伊德的指责是不无道理的。弗洛伊德只研究了人性中生物性的一半，他把人作了生物性的还原，并且在这种还原中看到了生命趋向和谐平衡的一面；马斯洛则研究了人性中自我实现的、高层需要的一半，并且力求把高层需要与低层需要统一起来，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与平衡。这是生命中更高层次的和谐与平衡，马斯洛是在自我实现的水平上研究了人格系统需要保持和谐与平衡的。他对人性有更高层次的理解。实际上，人的高层需要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自我实现者的生命常处于精神创造的状态下。他们中的一大部分，是颇具创造力的天才，具有创造力的天才，其精神状态是一种特殊的临界状态，这种状态下的生命已经离开了稳定和谐与平衡，而是一种临界稳定态。它与发狂的精神疾病是近邻，创造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亚稳态，一种近于疯狂与分裂、自我失控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之间显然已经失去了和谐，精神为了实现自己的创造目的已经不顾肉体的要求，心理能量为了发泄自己可以不顾生理状态，这就是处于精神创造状态下的人很难维持长久，而往往会走向崩溃的原因。在西方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天才意味着精神疾病，意味着人的疯颠。天才无非是具有创造力的人，他们的创造力一旦被激发，便不可遏止，整个生命陷入疯狂状态，在整个创造过程中，他们不是处于疯狂状态就是不能自制，而这些具有极大创造力的人也往往是些性情孤僻的人、孤独的人，与人寡合远离人群的人。亚里士多德说：“没有发疯，就没有伟大的天才。”在天才的创造活动与精神疾病之间，似乎没有必然联系。然而在这些人当中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显然比一般人为高，这就表明，处在精神创造状态下的生命，是一种特殊的临界稳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命显然失去了稳定与和谐，这是人性表现的一种特殊情形。因而，自我实现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性之偏，是人性表现的极端情形。而对于多数人来说，成为和谐而自我完善的人、并且不断趋向自我完善才是最现实、也最有可能性的。自我实现只是一种理想，是一种人性的极端表现，而成为一个和谐的人，则不必走极端，而只需要“人所有的我就有”。只有和谐的人，才能成为人群中的多数。而自我实现者甚至“圣人”的人格追求，未免强人所难、格调定得太高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善恶相杂、愚智相参、贤、不肖相混，并不都是生存环境、心理防御机制产生的恶果；人之不齐，不能齐之以贤圣，许多先天气质上的差别是与生俱来的。正如马斯洛所说：“我们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平等，越是发现生物学上的不平等”。此生物学上的不平等，就是天赋条件上的差别、气质上的差别，以此差别统一于外在的人格目标（如圣人），过于勉乎其难。甚至连二程都认为，众人气质禀赋与圣人相比有巨大差别，非通过严格的道德修养，难以达到圣人之境。自我实现者不同于圣人。圣人只是道德典型，而自我实现者只是充分发展了生命潜能的人。但即使如此，要把生命谮能发展到极致也不容易。像爱因斯坦、牛顿、莎士比亚……毕竟也只是人性极端的情形。至于像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的人，本质上都是神人，他们比圣人更高一层次，更是一般人所望尘莫及的。作一个和谐的人就是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命统一起来，把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协调起来，把世俗的需要和超世俗的要求统一起来，合成一个人格，这才是人性和谐，才是和谐的人。精神性的人远离物质生活而走向生命的极端，而失去和谐；而肉欲人生失去了精神追求，又陷入了人性的动物性存在，同样是人性的分裂。在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自我实现者有种种表现形式。不仅是科学家、艺术家、宗教家、道德家、圣人，而且政治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英雄豪杰…也是成功地实现了生命潜能的人。当然，自我实现者不一定是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许他只是潜在地是自我实现者，或具有自我实现者人格特质的人。但社会历史中的英雄人物却无疑是自我实现其价值的人。然而，按照熊实力的看法，英雄乃社会不祥之物，正是这些所谓英雄人物，鼓动民心民意走向人性的一偏，使社会和谐的常态被破坏。往往正是这些英雄人物的榜样误导了人生，使人性走向极端化，走向放纵、自私、暴力、疯狂、仇恨，正是在英雄人物的引领下，社会人群走向迷误。像希特勒、袁世凯、及蜂起并作的大小军阀，皆“英雄人物”，他们都是强力意志的代表，只能引导社会人群走向强力的扩张，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正是他们，使人性失谐，人性走偏，人性走向极端化。3.、灵魂与肉体的和谐生命是一个整体。整体性是生命系统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志。是整体性把生命协调成一个和谐统一体，是整体性使生命具有活力和代偿性，是整体性使生命系统保持着高度的稳定和谐与平衡。生命是一个整体，但整体并不一定就是生命。所有的系统都作为整体而存在，但这些整体存在的系统不一定具有生命活力，它们可以是机械系统、物理、化学系统、甚至软件系统，但是，只要它们没有自我代偿能力，没有自我协调、自我更新的能力，没有自我保护、自我复制、自我扩张的能力，它们就还不是生命系统。而生命系统的自我协调、自我更新、自我代偿、自我保护和自我复制、自我扩张的能力，是因为生命有自我意识，是由生命意识决定的。意识是决定生命系统整体性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有没有意识是区别生命与非生命的一个根本标志。生命是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的统一是在意识的支配下完成和保持的，意识是生命存在的一个标志，生命与意识俱在，意识伴随着生命，生命产生了意识，生命就意味着意识的存在，而意识必然是生命的，生命与意识几乎具有同一性。任何割断生命与意识联系的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生命与意识不可分，这就否定了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之间的争论毫无意义。是生命把物质与意识统一起来，把肉体和精神统一起来，纠正了唯物与唯心的两个极端的偏颇，把宇宙和自然统一在生命的世界里。生命就是一切，世界就是生命的，唯物主义看到了世界的物质组成的一面；唯心主义看到了世界的精神构成的一面，二者所看到的，都是统一世界的不同侧面，都是同一个生命世界的不同方面，而世界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只有一个统一的整体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世界，它本身就是有生命的。人是最复杂的生命系统。在人这个生命系统中，体现和包涵了宇宙和自然的各个不同侧面。人这个生命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人性的复杂，人的生命体现了精神的存在，但人的生命同样具有物质性要求；人性体现了人的生命的精神性，但精神性又和人的生命躯体不可分，人的精神生命依赖于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状态，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状态直接影响了人的精神，人体生命的脏腑阴阳盛衰影响了人的情绪状态，情绪状态又影响了人的理性活动，从而又影响了人的精神生命。这样，人的精神生命就和人的肉体存在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只有在极端的条件下，只有在生命的临界状态，才会产生精神生命的奇迹。而正常的生命，正常的人总是精神和肉体之间保持和谐的。人是需要自私的。这是因为人是生命，而生命的存在是和自我保护、自我复制、自我扩张，也就是和生物自私与生物之欲连在一起的。生物的存在就是自我复制，离开了自我复制生物存在就失去了条件，生命就失去了基础，而人的生命是生命最高形式，而却是以最低的生物存在为基础的，这就使人的生命的最高形式，使人的精神生命不可能不受肉体生命的牵制，不可能不受生物性存在的影响。因此，精神固定摆脱不了肉体的纠缠，而肉体也不可能不受精神的影响。人性和谐也表现为灵魂和肉体的和谐。和谐是两种对立因素的融一。和谐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几何学以上的对称，而是高层次上不同质的统一，是不同对立因素的相互渗透、融合与互补。而这完全适合于人类生命现象中的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灵魂与肉体的确不同。灵魂与肉体，各有所求，各有特点；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系统。然而，在一个活生生的健康人的身上，二者又应该是统一和谐、融合的天衣无缝的。这种合为一体并非一方迁就另一方，一方征服了、统治了另一方；无论是灵魂牺牲了肉体，还是肉体损害了灵魂，都是破坏了生命的整体和谐。在它们之间，也不需要强行划分出什么“第一性”与“第二性”之类等级关系，而在于它们和谐地共处于一体之中。只有在生命处于病态、反常、生死变化之际，灵魂与肉体才相互分离，或相互排斥、相互仇视、彼此不容。灵魂与肉体的统一才是正常的人，也才是和谐的人。出卖灵魂的人，或许可以换来肉体的一时幸福快乐，但从长远来看，痛苦乃至祸患的种子已经深埋地下，迟早会发作而对生命进行有力的报复。为了灵魂而虐带肉体的人，肉体会控告灵魂。苦行僧的生命、佛家的人生，都不是和谐的，而是生命的倾斜。在印度教中从来不把精神和肉体对立起来。在宏伟的寺院雕像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大神湿婆与女神沙克蒂相互热烈拥抱的裸体雕像，它显露出惊人的性感，这在西方宗教艺术中是没有过的，当然更不可能在中国的佛教中出现。人们知道，印度文化是偏于精神性的。但是恰恰在这种偏于精神性的文化中却并不拒绝肉体的享乐，相反，它还有着艳欲主义的文化传统，而这两者在印度教中奇特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真是相反相成。而这，归根到底是精神与肉体的和谐，是灵魂与肉体的合一，二者已经达到了水乳交融、难解难分的境界。印度教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宗教与生活水乳交融地连接在一起，可以说宗教就是生活，生活也宗教化了。宗教并不排斥爱欲，相反它与性爱结合在一起，性欲被认为是人生三大目的之一，在所有合法的享乐中，性爱被认为是最富于激情也是最完美的人生享受，它也最易于被转化为宗教的热情。据说，印度教中的性力派不仅崇拜裸体少女，而且将性爱引入宗教仪式之中。而在现实生活中，房事也变成一种积极的宗教性的义务。在印度教的经典《欲经》中，描述了古代印度年轻的艺术爱好者无拘无束的生活：一面沉湎于诗情、画意、音乐和雕刻等高雅艺术的精神生活中，一面又享受着生活中的两性欢爱。性爱也是一种艺术，性爱的花样层出不穷，光是接吻方式就有十七八种之多，在这里，性爱不是肉体淫欲放纵，而上升到一种精神上的激情，这种激情是由男女双方共同营造的，女人在性爱中能获得更大的激情，能体验到超出男性的快乐。正是这种似乎是肉体的性爱激情，产生了精神上无穷的创造力。精神和肉体从来就不是对立的，相反，它们是互相促进、相互激发、相得益彰的对立统一体。精神对肉体有巨大的作用，而肉体生命也直接影响着精神生命。在一切肉体欲望和享乐中最高的就是性欲享乐，就是男女两性的交合。但是，即使在男女两性的肉体结合中也包含着精神因素的作用。这是灵与肉的结合、身与心的结合，在性欲的欢乐中伴随着巨大的精神刺激，精神上的激励，是精神生命对肉体生命的激活，男女两性的交合，其意义正在于此。精神对肉体的重要性，在中医理论中，在医疗实践上，在精神分析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现代医学和精神病学以大量的临床资料证明了精神因素对肉体的生理疾病的重要影响。精神因素可以致病，也可以激发生命活力。有来自医学方面的资料显示，由精神因素导致的疾病面很广。其中主要的疾病有：心血管系统的冠心病、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律失常、偏头疼等；肠胃系统疾病：消化道溃疡、结肠炎、胃炎、便秘、腹泻等；呼吸系统；生殖系统：阳萎早泄、月经失调……更为严重的是肿瘤和癌症。长期的悲伤忧郁可引发各种肿瘤，甚至连牛皮癣、脱发斑秃等也多是由精神因素引起的。可见精神因素对生理机体的重要性。美国科学家发现，要求过高的人格特点是导致冠心病的主要原因。其特征是：有强烈的事业进取心，性格顽强，不知疲倦，更自我克制；这种人不善于交友，性情急躁，易激怒，能受委屈，经得起打击，经得起困难和事业失败的挫折。正是这种性格，决定了内在的疾病不可避免，而冠心病往往首先光顾这类人。正如竹林七贤中的稽康所说：“不有外患，将有内病”。人们发现，长期精神紧张、情绪不稳定引起的大脑功能失调，可以影响下丘脑肾上腺素分泌皮质激素，从而引起高血压，影响性功能，它对人体影响是多方面的。精神因素对消化系统也有多方面的影响。人们发现中枢神经系统与消化系统，在内分泌方面有相互紧密的联系。例如，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发现肠胃道激素，在胃肠道中发现中枢神经肽，例如，血管活性肠肽，VIP除作为肠胃激素外，还普遍存在于人体神经系统中，它既存在于人脑中，同时又广泛分布于肠胃道……可见精神因素对消化系统的影响是因为二者的物质基础在微观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恐惧和其他情绪因素会引起腹泻，有时则会导致便秘。不良情绪甚至会使人食欲丧失，悲伤过度会使人不思饮食，这几乎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人生常理。过分的精神因素刺激会引起广泛的病变，过分紧张焦虑甚至会引起脑衰，导致大脑疲劳、机能降低，甚至喜怒无常、优柔寡断、自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