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无论哪种宗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若没有明确的经典教义，是很难确定是什么宗教的？佛教有专门的政府翻译机构，上至皇帝王公，下至黎民百姓，都因为有明确的经典教义而了解佛教。不仅是佛教，和景教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有一席之地。因为，这些宗教都有明确的经文。例如：景教有景教的经文，洛阳出土的经幢[年代：唐元和九年（西元814年）十二月&]。完整的《古兰经》，未实质传入中国时，伊斯兰教教义不甚明了，这时所谓伊斯兰教，顶多算附伊斯兰教教，这个和洪秀全附基督教一样，也不是实质上的基督教。对宗教而言，了解真实的教义是根本。玄奘去西天取经，岂不是要了解真实的佛教教义吗？ 汉朝摩腾、法兰尊者，拿着梵文的翻译成汉文，以此传播佛教。又著名的玄奘法师去印度，带回梵文经典翻译成汉文。确定摩腾、法兰二尊者带来的佛经，能说明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确定带来的是《四十二章经》能说明佛教的教义。不翻译成中文的，如何普及和了解呢？光有梵文的，没翻译也不行。二者辨证统一。所以，要想确定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年代，需要确定：什么年代？是谁拿着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来中国翻译，以此传播伊斯兰教的？.&
唐宋时期/中国伊斯兰教
摩尼教和伊斯兰教混淆问题《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此即今礼拜寺所由立也。丁谦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解释得清楚：“以唐元和时，始进摩尼，当时未悉源流，因其来自回纥，遂以回回教称之”。在河南，从现存碑刻资料中可以约略寻出一点线索。如，镇平县清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增修清真寺碑序》载：“回教之有寺……方其奉朝请入中国，首建恒圣寺于羊城，继修磨呢寺豫境，其后寺宇遍延天下,有谓清真寺者，有谓礼拜寺者，至今皆以清真为名焉”。在河南以外，回族民间也有将回回与摩尼教混淆的现象。如，山西太原清真寺清光绪二年（1876）有碑刻载：“易思摩尼教门，新新不息而已”。北京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碑记》亦载：“回纥自隋开皇时始入中国，至唐元和初偕摩民进贡，请置寺太原”。 没有《古兰经》做依据的情况下，当时的政府和信众对伊斯兰教了解多少？伊斯兰教连经典依据都没有，政府和信众，如何能全面了解这个宗教呢？就算信的人，也如盲人摸象一样，听个一句半句，这也是很多人把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混淆的原因之一。&.真主一词在景教碑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中有这样的话：“夫至圣应现，利洽无方，我无元真主匠帝”可见真主一词，早在就为景教徒所用。 伊佛不分问题有。自西去，陆行八十余程乃到。此是佛勿出世之处，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结甃成墙屋。每岁遇佛忌辰，大食诸国王，皆遣人持宝贝金银施舍，以锦绮盖其方丈。每年诸国前来就方丈礼拜，并他国官豪，不拘万里，皆至瞻礼。方丈后有佛墓，日夜常见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过。若人临命终时，取墓上土涂胸，即乘佛力超生云。（〔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大食诸国》） 有白达国，系大食诸国之京师也。其国王则佛麻霞勿之子孙也。（〔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大食诸国》）&国人好奉事佛。其国有大食国蕃客，寄居甚多。每洗浴毕，用郁金涂身，欲象佛之金身也。（〔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王与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一削发剪甲，岁首清斋，念经一月。每日五次礼天。”（〔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有学者说，古代大儒伊佛不分。这样的情况，只能说明《古兰经》，还没完整系统传入中国，不然也不会造成伊佛不分。伊斯兰教没有明确经典依据，是造成伊佛不分的主要原因，其实质是伊斯兰教自身教义不明问题。另外，伊佛不分给人的启示是：不要看念佛的，就以为是念的佛，要以佛教的经典为依据。&
元代至明/中国伊斯兰教
代前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甫宋末年，蒙古汗国兴起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年间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对外西征。在近半个世纪内，蒙古人先后征服了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1258年灭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蒙古人西征中，将一批批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作为战俘而被征调到中国来，参加蒙古征服和统一中国的战争。其中有被签发的军士、工匠和被俘掠的妇孺，也有一些宗教学者、社会上层及其部属等，总数大约有几十万之多。被签发的军士被编入“探马赤军”，战时从征，平时屯聚牧养，分驻各地，以西北的陕、甘、青为多，有的则迁往西南、江南和中原各地。蒙古人的西征及占领中亚、西亚等地，使中西交通大开，“无”，自愿来华的商人、传教师、旅行家、学术人士络绎不绝。他们与唐宋时期寓居中国的大食、波斯人的后裔都是穆斯林，故被称为“回回”或“”(Musliman，即波斯语穆斯林)，成为元代色目人中的重要成分。《蒙兀儿史》载：“蒙兀西征，不暇深辩，举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凡奉穆罕默德信徒，不以波斯、吐火罗、康居、乌孙、大食、突厥，通谓之回纥，而又不能正言，声讹为‘回回’。”东来的回回人，入居元朝后，“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不复回首故国也”。他们仍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和文化。他们“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俗是泥也”，“虽适殊域，传子孙”，其宗教信仰“累世不敢易焉”。这些人当时遍布全国各地。元初，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曾多次提到中国各省都有穆斯林。他说押赤(今昆明)“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斯脱里派之基督教徒。”元末来中国的摩洛哥旅游家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载：“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行聚礼等用的清真大寺。”他还具体记述了刺桐(今泉州)和杭州穆斯林的情况。宋末元初周密在中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凡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均修建有礼拜寺。元代礼拜寺的建筑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据元至正八年(1348)定州(今河北定州市)《重建礼拜寺记》碑文云：“回回之人遍天下”，“近而京城，外而诸路，其寺万余，供西向以行拜天之礼。”此时的大都(今北京)、广州、泉州、扬州、温州、庆元(今宁波)、上海、上都、长安等地，是穆斯林商人云集之地，礼拜寺及其它伊斯兰建筑更为集中，如泉州在元代增建礼拜寺就有六七座之多。在和林，也有两座礼拜寺。一些回回穆斯林官吏在自己的行政管辖区内也修建了不少寺，如赛典赤·赡思丁在昆明建寺多达12座，保存至今的尚有正义路南城寺和金碧路永宁寺。元代的诏令、典章等文献中，称礼拜寺为密昔吉(Masjid，麦)或俗称回回寺，称掌教为“”(Danisnmara，即学者)或称回回掌教、回回大师；把伊斯兰教法称之为“回回法”，“回例”，等等。从元末明初起，回回穆斯林遍及全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被人们广泛注意，故把伊斯兰教称为“回回教”、“”，一直沿袭到近现代。.元代至明代前期，还有相当数量的汉、蒙古、维吾尔等族人因政治的、经济的和通婚等原因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为回回穆斯林。元代回回人入华后，他们在各地定居和汉族杂居，同汉族的妇女通婚，凡嫁给回回人的妇女，均改宗伊斯兰教。元代；蒙古人从宗王贵族到所属军民，有因接受伊斯兰教而日益融合到回回人中，元世祖忽必烈之孙阿难答自幼归信伊斯兰教，其所率官兵多数为穆斯林，从而使其辖区(包括陕、甘、宁、青等地)伊斯兰教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据明代文献载，明初哈密地区有3种人杂居：“一是回回人，一是畏兀儿，一是哈拉灰”。哈拉灰原为蒙古人，明正德年间()，他们曾两次迁至肃州(今甘肃酒泉)，到万历年间()由于受到回族的影响，已经“不食猪肉，与回回同俗”了。从元代至明代前期，也是各种不同来源的回回人形成一个民族的时期。他们来华后，屯垦牧养，或做工经商，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伊斯兰教对回回人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曾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1)由于回回人信仰伊斯兰教，共同的信仰增强了凝聚力，从而促进了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2)教坊组织把处于大分散之中的回回穆斯林结成一个个群体或社团。教坊即是以礼拜寺为中心的穆斯林的聚居区。根据文献记载，元代，规模较大的礼拜寺，除设有掌教外，还有执掌教法、传呼礼拜和执掌寺务的各类教职人员。明代，教坊制度下的礼拜寺管理组织更趋完善。寺坊内有阿訇(伊玛目)和“三掌教”。教坊的出现和发展，从组织上巩固了宗教信仰，起到了团结这一坊穆斯林的社会作用。(3)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回族的风俗习惯，包括、家庭、丧葬、饮食、节日、礼仪及道德行为等，多遵从《古兰经》的有关规定演变而来。伊斯兰教对回回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思维方式、理理结构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另外，居住在今甘肃和青海省的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他们的祖先也是元明时期从中亚等迁入的各族穆斯林。他们进入这一地区与汉、藏、蒙古等族杂居，能在汉藏文化或蒙藏文化的包围之中独立发展，正是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元代回回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穆斯林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其中一些人跻身于统治者行列。元代统治者对伊斯兰教持宽容态度，设立了“回回国于学”进行宗教及文化教育，建立了“回回掌教哈的所”管理伊斯兰教事务。穆斯林所到之处普遍兴建礼拜寺，对前代所建寺也进行了修葺和重建。伊斯兰教成为与佛、道教并驾齐驱的“清教”与“真教”。此时阿拉伯的科学文化通过来华的穆斯林传入中国。元政府设、等机构，穆斯林学者在天文、历法、医药、、军工、文学艺术上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明代开国功臣中，有不少是穆斯林，如著名将领常遇春、胡大海等，故朱元璋对穆斯林实行怀柔政策，任用穆斯林将领及学者在朝廷担任军政要职，颁布圣旨保护伊斯兰教，敕建各地清真寺。明太监、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奉命率船队7次“下西洋”。于1430年最后一次下西洋时，派随行的穆斯林到麦加朝觐，绘制了“天房图”，加强了中阿人民之间的友谊。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明末清初之际，随着回回民族的社会发展，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特点。这一时期，为适应回族社会经济发展和解决宗教人才缺乏的问题，明嘉靖年间()陕西著名经师胡登洲开创经堂教育之先河，先在陕西，后在山东、河南、河北、云南等地出现了由清真寺阿訇招收学生传习经典，以培养宗教人才和普及宗教知识的经堂教育制度。各地经堂教育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各自的中心和特点。在西北地区以冯养吾、张少山为代表的陕西学者，推行寺院宗教教育，多以阿拉伯文读本为主，攻读为特点。以常志美为代表的山东及内地诸省，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兼授，多攻教法学。云南派创始人马复初，兼有陕西、山东两派特点。继经堂教育的发展之后，一些著名阿訇、经师、学者，为改变以往“教义不彰，教理不讲”的状况，相继开展了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这时以江南的南京和云南为中心，以汉语译述和阐发伊斯兰教义，弘扬伊斯兰学术文化，使教内外了解伊斯兰教。译著活动的前一阶段，以王岱舆、刘智、张中、马注、伍遵契为代表，译著内容多为教义、教法、典制、历史、哲学等。后一阶段以马复初、马联元等为代表，内容除教义、教法外，涉及阿拉伯语法、修辞学、地理、天文、历法等，并开始汉译《古兰经》。有的学者还用阿拉伯文书写，或汉阿两种文字并用。这些穆斯林学者大多通晓儒、佛、道学说，被称为“中阿兼通”、“学通四教”、“长攻儒者之学”的“回儒”。他们的译著“悉本尊经”，参考了不少苏菲典籍，大都采用了使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这一时期，在回族、撒拉、东乡、保安等穆斯林聚居的甘肃、宁夏、青海地区，由于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思想的传入，形成苏菲“门宦”派别。早在宋末元初，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修道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及内地某些要地已有传教活动，但并没有形成门宦和派别。明末清初以来，海禁开放后，中西交通畅行，西亚和中亚的一些苏菲派传教师来到中国西北地区，传播苏菲主义教义，也有中国穆斯林因朝觐麦加及游学阿拉伯各国接受苏菲主义思想后回国传道的。苏菲派关于现实虚幻、净化灵魂以求人主合一的说教，以及提倡坚忍、苦行、节欲、修炼的做法，对于穷困的穆斯林有巨大的吸引力。随着门宦创始人声誉的不断提高，信仰者日渐增多，门宦也就应运而生，先后形成大小门宦有33个，按其宗教主张，主要有戛迪林耶、哲赫林耶、虎非耶和，习称“四大门宦”。门宦的特点，首先是尊崇该门宦的创始人，称为“老人家”、“谢赫”，信徒视他们为通向“安拉之道的引领人”。在世时受到教众的崇敬，殁后要在其墓地修建“拱北”墓庐，信徒每年在其忌日前往拜谒、念经等。其次各门宦管辖许多教坊。为了管理广大教众，教主便委派“热依斯”为代理人，到各教坊的中心清真寺担任教长，从而形成了层层有隶属关系的扩大教坊制度。第三，有的门宦教主实行世袭制，“以始传者之子孙世世为掌教”。少数门宦倡导传贤制，但教主的继承者也多出自其亲族。新疆伊斯兰教。约于五代北宋之际伊斯兰教从中亚开始传入新疆地区。在传播方式上与内地不同。据文献记载，10世纪初，回鹘西迁时一支回鹘人(即今维吾尔族祖先)在汗族庞特勤率领下与居住在中亚七河流域至楚河流域(今吉尔吉斯斯坦及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区)的葛逻禄、样磨、、处月等古代突厥语族的各族人民，在西域建立了喀喇汗王朝(约940～1211)。汗国实行游牧民族常见的“双汗制”，大汗称阿尔斯兰(突厥语意为“狮子”)可汗，驻地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称布格拉(即公驼)可汗，驻地初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后迁至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据14世纪维吾尔历史学家·卡尔西《苏拉赫词典补编》记载，10世纪上半叶，王朝第一任大汗毗伽阙·卡迪尔汗之孙、驻喀什噶尔的汗，受避居喀什北部阿图什的中亚萨曼王朝(874～996)王室成员的影响而首先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经与其叔父奥古斯勒恰克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使汗国的东支率先归信伊斯兰教，开喀喇汗王朝伊斯兰化之先河。955年，其于穆萨·阿卜杜勒·凯里姆即汗位后，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把伊斯兰教推行到大汗驻地一带。11世纪家伊本·和12世纪历史学家伊本·艾西尔在《历史大全》中提到，960年有20万帐突厥游牧民族归信了伊斯兰教。11世纪初期，穆萨之子哈桑·布格拉汗及其孙都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部继续扩充其势力，在占据英吉莎、叶尔羌等地后，优素福曾向于阗(今和田)佛教地区发动“圣战”。经过20年的战争才灭掉了，把疆域扩大到约昌城以东(今新疆若羌县境内)，使于阗古老的佛教重地后来逐渐伊斯兰化。12世纪中叶，地跨葱岭东西的喀喇汗王朝被东来的契丹人所占据，包括今新疆在内。这时奉不同宗教信仰的回鹘人还处在西辽()政权的统一管辖之下。西辽上层信仰佛教，但对其它宗教并不严加排斥(篡夺西辽政权的乃蛮部屈出律采取敌视态度除外)，因此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仍有所发展。据载，迄元朝建立之前，当时伊斯兰教与佛教在新疆以昌八剌(今吉木萨尔)为界，以东为佛教势力，以西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北路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到阿克苏、库车之间，南路沿莎车、叶城、和田到且末一带，都为伊斯兰教势力范围。费志尼《》说，13世纪西辽末代君主屈出律强迫穆斯林放弃伊斯兰教信仰时，和田的伊玛目同他据理辩论，表明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已有牢固基础。西辽末年，伊犁河流域的阿力麻里地区还出现了伊斯兰化的小王国，这是伊斯兰教第一次传播到天山以北的游牧区。《世界征服者史》又载，阿力麻里地区这时还有人信奉伊斯兰教苏菲派。元朝后期，伊斯兰教在占据新疆和的蒙古东察合台汗国继续发展，伊斯兰教播及天山南北。据16世纪米尔扎·穆罕默德·海达儿的《》等书记载，秃黑鲁帖木儿(在位)即汗位前后，在谢赫·哲马鲁丁及其子阿儿沙都丁的劝谕和影响下，由大毛拉黑的马特为他主持了入教仪式，成为新疆地区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察合台后王。随后，他派遣伊玛目前往各地宜教，其属下从宗王、贵族到农牧民，约16万帐蒙古人“剪掉长发归信伊斯兰教”。明洪武十六年(1383)，黑的儿和卓称汗后即亲自向东部哈喇火州和吐鲁番等佛教地区发动“圣战”，采取强硬措施“强迫当地居民皈依”。从此，这两个地方被称为“达尔·伊斯兰”(即伊斯兰化地区)。黑的儿和卓即汗位前后，今新疆境内分裂为许多割据政权，统治者仍为察合台蒙古贵族的后裔。为了争夺权利，别失八里的马哈麻汗继黑的儿和卓之后，继续在蒙古人中推行伊斯兰教，在他统治时期，新疆地区所有的察合台蒙古人都改宗了伊斯兰教。15～16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长足发展，不仅信仰的人数增加和地区扩大，而且成为各民族的主要意识形态。在新疆的吐鲁番、哈密地区伊斯兰教占据优势，成为不同地区维吾尔人的统一宗教，对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和心理素质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察合台蒙古人信仰伊斯兰教后，与维吾尔人通婚并逐渐走向定居，并与当地维吾尔人逐渐所融合。在北疆的伊犁河谷和中亚草原的哈萨克游牧社会中，伊斯兰教也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一位奥斯曼土耳其人赛非于1582年写的著作说，哈萨克人是伊斯兰教哈乃斐法学派的信奉者。在哈萨克汗国头克汗时期()制定的中，伊斯兰教法成为立法的依据，规定“侮蔑真主者，经七人证明属实判死刑”，“如背叛伊斯兰教改奉基督教者，要没收其所有财产”等等。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有如下特点；1．各王朝均实行政教合一制，推行伊斯兰教法，宗教上层人物如谢赫、毛拉、卡迪等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喀喇汗王朝君主和察合台后王尊他们为导师和宗教顾问。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宗教领袖人物都拥有很大的权利，如14世纪后期劝谕秃黑鲁·帖木儿入教的谢赫·哲马鲁丁及其子阿尔沙、都丁传教于天山南北，后来家族被赋于库车、阿克苏和乌什等地伊斯兰教“喀孜”(即教法官)的世袭特权，一直到别失八里与亦力巴里政权时期。宗教上层把喀喇汗朝以来为传播伊斯兰教殉教者的坟墓加以重修，称为“麻札”，被信徒奉为“圣地”。历代察合台后王都赐予大量土地和其它教产作为“麻札”的宗教公产。同时，清真寺也被赐予大量“瓦克夫”地产。2．17世纪初以来，中亚苏菲派著名和卓麦赫杜姆，阿扎姆的子嗣，先后来到新疆传教，他们凭借和卓的特殊身份，在南疆叶尔羌汗国统治者的支持下，广收门徒，聚敛财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宗教政治势力。为争夺宗教领导权，和卓家族从开始就分为两个不同的宗教派别，即系的黑山派和伊禅卡朗系的白山派。两派为争夺势力范围，相互对立。在斗争中失利的白山派和卓凭借北疆准噶尔贵族的军事征服铲除异己，推翻叶尔羌汗国的统治，在南疆建立起依附于准噶尔汗国的“伊斯兰教神圣国家”。直至18世纪中期清朝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收复新疆后，和卓家族势力才分崩离析。3．与和卓势力发展的同时，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它与新疆突厥语各民族原有的宗教影响和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诸多苏菲神秘主义的依禅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耶、虎非耶、戛迪林耶、捷日耶、契斯提耶、苏哈拉瓦迪耶和斯拉木耶等派别。这些依禅派别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崇拜圣徒、圣墓(即麻札朝拜)的发展和麻札建筑的大型化，形成了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礼仪制度上的一大特色。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进入近代以后，伊斯兰教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在内地和新疆都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在；1．为反抗清朝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中国穆斯林同全国人民一起，进行了多次反压迫起义和斗争，其中年由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族穆斯林起义，年的西北回族穆斯林起义和年库车维吾尔族穆斯林联合回族等穆斯林在乌鲁木齐、伊犁、哈密等地掀起的武装斗争等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在一定意义上是清顺治五年(1648)米喇印、领导的“甘州起义”和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九年(1784)苏四十三、田五反清起义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起义多以伊斯兰教作为斗争的思想旗帜和联络纽带，教坊是起义者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的由阿旬或门宦教主领导，礼拜寺为起义队伍进行斗争的据点。同时，伊斯兰教提倡的“”(即圣战)精神，鼓舞了他们英勇顽强的斗争意志。这些起义和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民族压迫，是近代中国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成部分。但各次起义均被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致使人口锐减，大批穆斯林或被发配边疆或被迁徙穷山僻壤之地，居住愈来愈分散，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更为艰苦，中国穆斯林蒙受厄难。2．清末民国初，由于社会矛盾和教派矛盾的发展，甘肃东乡人马万福等阿訇，在“尊经”、“凭经行教”的宗旨下，传播瓦的宗教主张和经典，在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地区创立伊赫瓦尼派，后来传至河南、山东、河北和新疆等地区。这是中国伊斯兰教自明末清初以来继苏菲派传入之后发生的第二次教派分化。经过这两次分化，形成了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派别格局。至1949年，中国伊斯兰教内部分为格迪目、苏菲主义门宦(包括虎非耶、戛迪林耶、哲赫林耶、库布林耶)、西道堂、伊赫瓦尼派、以及依禅派。中国穆斯林大都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教法学派。各派别在基本信仰、教义上是相同的，只是在某些教律和修行礼仪细节上有所区别。分布在新疆的塔吉克族穆斯林，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已改宗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3．从清末民国初年以来，受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潮流的影响，一批穆斯林学者、经师如王宽、等，提倡改革宗教教育，实行“经书两通”，创办新式学堂，促进了中国穆斯林寺院经堂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化。新式学堂早期有北京牛街清真寺的和回文师范学堂(1908)、北平成达师范(1925)、上海伊斯兰师范(1927)、四川伊斯兰师范(1928)、云南明德中学(1929)和等。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全国各地回族穆斯林分布较多的地方，兴办的各类普通小学达四五百所，普通中学和师范专科学校也有二三十所。同时在旧式经堂教育中，课程设置也在逐步改变，普遍增设汉语文、常识等课。在新疆地区，经堂教育由小型分散的私塾形式，发展到专门的宗教学校()，在教学形式、讲授内容和管理方式上，颇具该地区民族特色。同时派留学生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及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留学。为发展伊斯兰教育和文化，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及文化社团组织也陆续建立。最早为清末镇江童琮发起成立的“东亚清真教育总会”和留日回族学生组织的“”。1912年王宽和马邻翼在北京发起组织的“”，其支部遍及全国许多省、县。其后，伊斯兰教各种社会团体和学术文化机构日渐增多，学术活动广泛开展。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振兴民族和伊斯兰文化，许多穆斯林知识分子还在各地创办了许多刊物，并先后抽译、选译和全译出版《古兰经》及其他典籍的汉语译本和维吾尔文译本，从而形成了继明末清初以来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研究的新高潮，涌现了一批对学、圣训学、教法学和伊斯兰哲学研究造诣精湛的学者、经师。其中以王宽、王静斋、达浦生、哈德成、马松亭、杨仲明、虎嵩山、杨明远、马良骏、庞士谦、马坚、舍姆斯丁、等比较著名，他们对中国近现代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都作出过重要贡献。新中国的穆斯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各民族穆斯林在政治上获得平等权利。由于共同纲领和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首先废除了历史上对伊斯兰教的各种贬称、蔑称及不正确的称谓。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和风俗习惯受到法律保护和尊重。国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穆斯林聚居地区，分别建立各有关民族的自治区2个，自治州4个，自治县16个。自治地方的行政主要领导人都由各有关民族干部担任，管理本民族的事务，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1953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各族穆斯林全国性的宗教团体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此后，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穆斯林分布较多的市、县也建立了地方性的伊斯兰教协会，管理教务。同时，出版、发行《中国穆斯林》杂志，印行《古兰经》、圣训、教法等多种伊斯兰教典籍计100多万册。为有计划地培养年轻一代阿訇、毛拉等教职人员，1955年在北京创办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后又在新疆、宁夏、昆明、兰州、郑州、青海、沈阳和北京市等省(区)也办有地区性的经学院8所。据统计，全国有大小清真寺约37000多座，阿旬、毛拉等教职人员约计4万余人。从70年代末以来，国家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平反了冤假错案，修复开放清真寺、拱北和道堂，宗教文物古迹受到保护，一大批穆斯宗教上层人士和学者，分别在各级人大、政协和伊协团体中任职。经过社会改革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伊斯兰教在中国同其他宗教一样，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相协调关系。伊斯兰教界人士的思想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广大穆斯林爱国爱教，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每年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政府规定给穆斯林放假，各地在保证物资供应和庆祝活动等方面都予以照顾。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受到尊重，各地多设有专门的穆斯林丧葬服务处，并划出专用土地作为公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族穆斯林地区社会稳定，经济不断发展。每年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不断增加，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同伊斯兰国家及渺l、宗教团体的友好交往日益频繁，伊斯兰学术文化交流活跃，增进了国内外穆斯林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历史/中国伊斯兰教
唐代称阿拉伯为“大食”。永徽二年（651年）正值第二任哈里发奥斯曼当政，他曾派使节到长安见唐高宗，介绍国内习俗和伊斯兰教情况，这是阿拉伯与中国在外交方面的首次接触。其后来往的人员主要是商人。随着来华人数的增多，至宋代，来华穆斯林与当地居民通婚，改宗伊斯兰教者有增无减，其子子孙孙久居长安，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先祖。在五代北宋之际，生活在新疆天山南北的一些民族也随着哈拉汗（黑汗王朝，以楚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了汗国）的分合，陆续改宗伊斯兰教。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1279年灭南中国，这时、中亚各族穆斯林大批来华，使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全面发展的
分布/中国伊斯兰教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比较聚居于新疆、河南、甘肃、宁夏、云南等地区。& 他们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人口总数约2000万。中国穆斯林人口分布情况历来是“大分散、小集中”，全国现有清真寺34000多座，阿甸、毛拉45000多人。我国穆斯林在信仰上属于逊尼派，在教法上遵从哈乃斐学派。此外，自明末清初以来，中亚、西亚的苏菲主义教义不断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后，逐渐形成门宦（在称之为依禅）。各门宦都以一宗教领袖为中心，管理清真寺教务，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存在模式，为中国活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尽管中国穆斯林中存在着不同的教派和门宦，但是他们能够在平等、团结的环境中分别从事各自的宗教文化生活，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教派/中国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传入宁夏后，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五个教派，即格底木教派、虎非耶教派、哲合林耶教派、格底林耶教派、伊合瓦尼教派。这五个教派的基本信仰都属逊尼派，其教规律法又都崇信逊尼派的哈乃飞学派。 清代宁夏的穆斯林中形成许多著名的门宦。门宦是清代对苏非教团的意译，现代学术界所谓的中国伊斯兰教门宦制度，则指发展得比较充分、比较典型的苏非教团的组织管理方式。门宦制就是教主制，每个门宦都有一个被神化了的世袭教主，他既是门宦的精神领袖，又是世俗领袖。在宗教遵行方面，门宦不太重视教乘的五功，而专注于教乘的静修与参悟，尤其沉湎于念诵齐克尔(祈祷会)。门宦认为，只有修炼道乘，才能接近真主。各门宦的功修方法均较独特，大都秘不外传。 格底木教派 格底木是阿拉伯语，意为古老的和尊古的。该派是中国伊斯兰教最古老的一派，源于阿拉伯地区的逊尼派。约有二分之一的宁夏穆斯林皈依此派，尤以泾源、西吉、固原、同心、灵武、平罗各县和吴忠、最为集中。此教派实行互不隶属的，教权结构较为楹散。其教坊通常以一个清真寺为中心，寺中设开学阿訇、治坊阿訇、二阿訇、掌学阿訇等，开学阿訇是教坊的最高首领—伊玛目，主要职责是率众礼拜、开经霁学、传授经典、执掌教规教法、料理宗教事务。在长期的发展中，此派受汉族儒家思想影响，一些宗教仪式中可见有汉族习俗痕迹。 虎非耶教派 虎非耶为阿拉伯语，意为悄悄的、暗暗的、低声的。该派主张低声念诵齐克尔，所以又称低念派。虎非耶教派念记主词时，要停止呼吸，连续不断地低声默诵。其修行人员多是一种巡游的苦修者，通常没有固定的行教区，也没有隶属的教坊和清真寺。该派支系甚多，互不统属，各自为教。清末以来，宁夏地区形成了洪门、鲜门、通贵三个门宦。的创始人是同心县人，传统的中心地在同心县的洪岗子，故称洪门。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首领称太爷，其第一代太爷姓鲜，故称鲜门，传教中心在西吉县的前岔。民国初年创始于贺兰县，以地点得名，其传教区主要在贺兰、永宁、平罗诸县。 哲合林耶教派 阿拉伯语哲合林耶意为公开的、响亮的、高扬的。该派主张高声念诵记主赞圣词，此与虎非耶教派正相反，故又有高念派之称，哲合林耶教派形成于清乾隆年间，其创始人马明心(1719～81年)字复性，又名真卫，经名伊卜拉欣，道号维朵耶.屯拉海(意为维护真主之道的人)。他在雍正年间曾在也门沙孜林耶道堂留学，回国后在循化、河州等地传授哲合林耶教旨。清代，哲合林耶曾掀起数次大规模的武装行动，以金积堡为中心的西北回民反清首领马化龙就是其第五任教统。二十世纪初叶，哲合林耶教派的教徒，仅在宁夏就达11万人，曾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教派。这一教派在宁夏的门宦主要有两个，即和，前者又称北山派，后者又称南川派。沙沟门宦的传教根据地在西吉县沙沟，教众主要分布在、海原、固原、泾源等县和吴忠市。板桥门宦的传教根据地在吴忠的板桥，教徒主要分布在吴忠、灵武、固原等地。该教派因曾多次抗清，均被清廷镇压，遭到血腥屠杀，故此常自称为血脖子教门。 格底林耶教派 阿拉伯语格底林耶意为大能者。该派受佛教、道教影响较重，主张通过静修参悟、诵念「」达到认主的目的，所以又有清真和尚、清真道士的别名。相传该派源于苏非派，在中国的创始人相传为穆罕默德的二十九世后裔和卓阿布都.董拉希。宁夏的格底林耶教派主要分为和，前者以韭菜坪(今海原李俊乡)拱北为中心，教徒主要分布在固原地区；后者教徒主要分布在固原县七营、梁家堡和同心县的石岑等地。 伊合瓦尼教派 阿拉伯语伊合瓦尼意为同教兄弟。因主张遵经立教，也被称作遵经派。又因这一教派反对门宦制度，提倡穆民皆兄弟，故又被称为伊斯兰维新派。该教派民国初年首先出现于同心、吴忠一带，至1934年才在马鸿达的扶持下发展起来。伊合瓦尼教派是受十八世纪阿拉伯半岛兴起的瓦哈比派及该派所进行的伊赫万运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带有革新色彩。其实该派和格底目派的信仰是大体一致的，只有在具体的宗教仪式上两者才有差别。伊合瓦尼教派提出的遵经革俗，主要是要改革一些陈旧的习俗和非伊斯兰的礼仪。例如，伊合瓦尼认为：念经不应接受报酬，不应以尊贵的《古兰经》作为谋生发财的工具；定期的盖德尔拜、拜、登霄夜拜等是异端，应予禁止；不应为圣人修拱北、拜拱北，不应作圣纪等等。
清真寺/中国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内没有任何由人形和动物形组成的偶像图案。寺内装饰大多以阿拉伯文、几何图纹和花卉画纹组成抽象图案为主。中国的清真寺有两种类型，一是殿堂式清真寺，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多采用四合院式，一条中轴线贯穿始末，礼拜大殿有起脊的屋顶，大殿平面一般有三种形状，如凸字形、工字形、矩形等。寺门大多与中国寺庙式大门类似，这是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另一类是阿拉伯式清真寺，外观造型为穹顶式建筑，大殿上一大四小半圆形绿色穹顶，顶上一弯银白色新月。但新疆的清真寺大殿一般为平顶结构，门楼高大或有尖塔与拱状大门相连，木、砖、石装饰具有新疆风格。
影响/中国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对各穆斯林民族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习俗产生了深刻影响。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合，成为各穆斯林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
伊斯兰教适应了中国文化，也影响着中国文化。中国的医学、武术、建筑（如北京城的布局），还有其他很多中国文化，都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穆斯林在计时、数学、天文、星象研究等方面曾作出重要贡献。
教义/中国伊斯兰教
主要信条伊斯兰教徒的宗教信仰基本为伊斯兰教教义中的五个基本信条。这五个信条是：
第一，信阿拉。相信阿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和唯一的主宰，是全能全知、大仁大慈、无形象、无所在又无所不在、不生育也不被生、无始无终、永生自存、独一无二的。
第二，信天使，相信天使是阿拉用光创造的一种妙体，人眼无法看见。天使只受阿拉的驱使，只接受阿拉的命令。它们各司其职，但并无神性，只可承信它们的存在，不能膜拜。天使数目很多，最著名的为四大天使，其中尤以吉卜利勒地位最高。
第三，信经典。相信《古兰经》是阿拉的语言，是通过穆罕默德降示的最后一部经典。
第四，信先知。相信自人祖阿丹以来，阿拉曾派遣过许多传布阿拉之道的使者和先知。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先知，也是最伟大的先知。
第五，信后世。相信人都要经历今生和后世，终有一天，世界一切生命都会停止，进行总清算，即世界末日的来临。届时所有的人都将复活，接受阿拉的裁判，行善者进天堂，作恶者下火狱。特殊信条除了这五条主要信条外，各个教派又有自己的特殊信条，最主要的是五功。
五功是穆斯林的五项宗教功课，是每个教徒都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宗教义务，亦称五大天命。
五功具体为以下五者：
一为念功，就是要念诵清真言，这是穆斯林对自己信仰的表白。阿拉伯语称为舍哈德（意为作证），其内容是用阿拉伯语念诵：「我作证：除阿拉外，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只要接受这一证言，并当众背诵，就可以成为正式的穆斯林。
二为礼功，即作礼拜。一般认为这是接近真主的门路和阶梯。穆斯林教徒要履行每日五次的时礼，每周一次的聚礼，宗教节日的会礼。每日五次的时礼，第一次称晨礼，在拂晓举行；第二次称晌礼，在中午1时至3时举行；第三次称晡礼，在下午4时至日落前举行；第四次称昏礼，在日落后或太阳的白光消逝前举行；第五次称宵礼，在入夜至拂晓前进行。聚礼又称主麻日礼拜，是集体的公共祈祷，一般在星期五举行。会礼则在每年的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举行。礼拜的前提条件是身体清洁，礼拜前必须按规定作大净或小净。
三为斋功，即斋戒。伊斯兰教历的九月为斋月，在斋月期间，教徒要斋戒一月，每天从日出前到日落要止饮禁食，以清心寡欲，专事真主。
四为课功，又称天谭制度。穆斯林个人财产达到一定数量时，就应交纳一种名为天课的宗教税。教义认为，穷人是真主的眷属，把资财施舍给穷人，就等于纳入真主之库，故名为天课。
五为朝功，就是到麦加朝觐天房—克尔白圣殿。伊斯兰教规定，每个穆斯林，只要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旅途平安，一生中至少要到麦加朝觐一次。凡去朝觐过的，即被尊称为哈吉。除麦加外，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
协会/中国伊斯兰教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是中国各民族穆斯林的全国性宗教团体。会址设于北京。于1952年7月，由穆斯林知名人士包尔汉·沙希迪、刘格平、赛福鼎·艾则孜、杨静仁、达浦生、马坚、庞士谦、马玉槐等在北京发起筹备,翌年5月11日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统一的全国性伊斯兰教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实现了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大团结，为党和政府与各族穆斯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宗旨协助政府宣传贯彻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代表全国各民族穆斯林的合法权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扬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独立自主自办教务；举办各项伊斯兰事业；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各民族穆斯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维护宗教和睦，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并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业务任务（一）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伊斯兰教务活动；
（二）对穆斯林群众关心的宗教问题，依据经训精神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解释。
（三）举办伊斯兰教教育，培养伊斯兰教教职人才；
（四）发掘、整理伊斯兰教的优良历史文化遗产，开展伊斯兰学术文化研究，编译、出版经籍书刊；
（五）建立、健全伊斯兰教内部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
（六）指导各地伊斯兰教协会的教务工作，交流经验；
（七）促进各地伊斯兰教协会和清真寺兴办利国利民、服务社会的公益和自养事业；
（八）负责组织全国各民族穆斯林赴圣地麦加履行朝觐功课；
（九）开展同各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组织的友好往来，增进交流与合作。职能机构教务部、国际部、朝觐工作办公室、研究部、编辑部和办公室等业务机构。随着形势的发展，协会的工作有了新的拓展。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伊协秘书长联席会议”，突出强调了加强伊协组织自身建设，努力使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并发起开展创建模范清真寺活动。1998年召开的六届三次常委会议就如何办好伊斯兰教经学院，加紧培养跨世纪伊斯兰教专门人才等有关伊斯兰教育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协会定期召开全国《古兰经》朗诵比赛和卧尔兹演讲比赛，由全国各地清真寺推选选手前来北京参赛。比赛中的优秀者被推选参加在沙特、埃及、马来西亚等国举行的国际《古兰经》诵读比赛。协会通过这两项赛事推动了我国伊斯兰教务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穆斯林的文化交流。&　协会为了加强同全国各族穆斯林的联系，指导各地伊协的教务工作，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自治州、县的伊斯兰教协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协会经常派工作人员到各地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与穆斯林宗教生活相关的问题。据统计，全国各地伊斯兰教协会有500多个，工作人员逾万人，他们坚持全心全意为穆斯林服务的宗旨，积极热情地开展工作。2006年5月，中国伊斯兰教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号召，全国伊斯兰教界人士和各族穆斯林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科学发展观，爱国爱教，与时俱进，共建和谐社会，谋求两世吉庆，为我国伊斯兰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各族穆斯林的团结进步而努力奋斗。高等教育机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是协会主办的全国最高伊斯兰学府，创立于1955年，担负着培养新一代伊玛目和伊斯兰教专门人才的重任。学院开设大学本科班、大专班和阿訇进修班。该院设有大型图书馆，是全国唯一的伊斯兰专业图书馆，它藏有各种版本和手抄本的伊斯兰经典及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　随着形势的发展，协会的工作有了新的拓展。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伊协会长秘书长联席会议”，由全国各地清真寺推选赛手前来北京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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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1953年成立于北京。会址在宣武区南横西街l03号。 协会开办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培养阿訇、毛拉和其他宗教人才。还有北京穆斯林经书用品服务社。编辑出版刊物《中国穆斯林》(汉文、维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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