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两百米 | 请让我告诉你水下两百米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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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一个叫《英语三百句》的儿童英语教学节目在央视一套播出。该片完全由美国孩子演绎他们在学校和家里的真实生活，信息量之大已远远超过片名描述的三百个句子。在当时，可算是非常前卫。可惜节目并没有在第一频道播完，而是不断移至其他频道的非黄金时段，腾出的空缺被一个更具“教育意义”，日后被奉为经典的《大风车》取代。
然而短暂的播放，却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原来大洋彼岸的同龄人是这样用英文，自然表达天性。家人见我学英语的兴致如此高涨，就买了全套教材。从此，人教版英语教科书被我扔到一边，一心钻进《英语三百句》里的美国世界。最让我有兴致的，其实是每节课结束后播放的美国民谣。它们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小星星》和《幸福拍手歌》，而是高山、小溪、骏马、铁路，感情是极致的快乐与哀伤。就是在这“每课一歌”的环节里，我邂逅了《铁路》。那个叫海伦·欧森的女孩站在货车厢里:”I’ve been working on the railroad, all my live long days. I’ve been working on the railroad, just to pass the time away.”金黄的阳光打照在她微笑的脸上，后面是广袤的田野。”Can’t you hear the whistle blowing, rise up
can’t you hear the captain shouting, Dinah won’t you blow your horn.”这歌太美了，可她唱的到底是什么？
我迫不及待拿出字典，查歌里每个生词。然而，当把所有单词都查完，我还是没明白整首歌的意思。相反，更多的疑问冒了出来：戴安娜究竟是谁？为什么她要吹响号角？是谁在厨房陪着戴安娜？究竟又是谁在爱着戴安娜？尚为年幼的我，单纯地认为这背后一定牵连许多复杂的文化知识。等长大了，要去美国搞明白。
多年后，身处美国，认识了一群玩蓝草音乐的朋友。谈起旧时民谣(old time folk song)，我总会提起《铁路》里有关戴安娜的那些问题。他们无一例外地笑话我不该如此刨根问底。“旧时代民谣就是这样，歌词没有逻辑，想到哪儿唱到哪儿。”而当下的乡村音乐似乎无法吸引年轻人。电台里日复一日地放着单一的吉他旋律，粗犷的嗓音唱出的只是各种形式的爱情。歌手的形象不外乎是牛仔帽，牛仔裤，长筒靴和木吉他。许多人感慨美国的乡村音乐已走向衰落。连刚出道时被誉为新一代乡村天后的泰勒o斯威夫特，后来也只靠不断恋爱来写点女孩心思的流行歌。评论家一针见血指出，当今的乡村歌手声线、造型都很完美，却无法唱出生活的广阔，因为他们不再如同达克·沃森，拉尔夫·斯坦利，吉米·罗杰斯，这些前辈们一样经历过真正的穷苦乡村生活。
出于对戴安娜和旧时代的好奇，我开始搜集旧时代民谣和背后的故事。十八世纪英国人、爱尔兰人、非洲人、德国人陆续来到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山区，如今的弗吉尼亚、北卡、肯塔基和田纳西。他们在丛林里种植庄稼，建起房屋。由于山路险阻，与世隔绝，这群山地居民逐渐将各自的家乡音乐融合，唱出有关新家园的民谣。所以在曲调里，能听到爱尔兰的小提琴旋律，黑人布鲁斯节奏，班卓琴，英文歌词。所有元素混合在一起，成为了最草根，最“美国”的音乐。日后又逐渐分支，演变成乡村，布鲁斯和蓝草音乐。
歌词内容覆盖广泛。描述田园地貌，飞禽走兽；对残酷生活的无奈，对死亡的恐惧，面对新生儿的欢喜；交通工具、饮食起居，甚至报纸刊登的新闻，也被编入歌里，代代传唱。总之，这些民谣生动地记录了早期美国生活的风土人情。
其中的工作小曲(working ballad)向人展现了美国工业化进程中个体的状态。十九世纪，铁路兴起。部分农民放下农活，参与铁路建设与维护。在繁重枯燥的工作面前，人们自创了不少曲子。有些称为工作号子(caller),讲求所有人在强拍处一起砸下锤子，有了节奏，干起活来就不累。有些纯粹为了娱乐提神，曲调轻快，常提及女性。《铁路》就是当中的一首。
随着西进运动和淘金热的出现，人们不断向西拓荒迁移。同时，美国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招募劳工。人们常说，东岸铁路充满威士忌的酒精味，西岸铁路则飘着茶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旧金山码头登陆美国。他们干过各种苦力，包括西岸铁路和横贯大陆铁路的修筑。然而，因为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中国劳工并没有积极融入社区，而是抱团生活。文化渗透和个体记录都非常少。
某天，在NPR再次听到这首《铁路》。阿比盖尔把旋律改成了小调(minor key),中间还穿插了一段《哦，苏珊娜》。当时正在写一篇有关旅美华工的非虚构，这首翻唱立马帮我找到了合适的情感基调。如果历史需要从不同角度重述审视，那么旧时代民谣的另类翻唱，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以新的角度展现当年被忽略的细节与情绪。
民谣复兴不只是翻唱古曲，还应承担民谣的人文功能：记录当下生活。曾经的艰苦生活已远去，新的问题和思潮不断涌现。与激烈的摇滚和肤浅的流行相比，民谣的表达更为平和且深刻。贝拉创作的《你该怎么办》讲述了当代人对温室效应和近年海啸频繁的担忧。快节奏的班卓琴旋律，加上不断重复的歌词：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陆地已没入水下。直截了当地道出对环境问题的焦虑。
阿巴拉契亚的山地音乐里，有不少关于谋杀的歌谣(murder ballad). 歌词内容源自对当地新闻的改编。几乎每首歌里，都有女人死去，抛尸荒野，主犯逃逸。那个年代，妇女地位还很低，法律也不如现在。这张新民谣专辑里，阿比盖尔以现代女性视角，通过音乐重回当年。离调慢板重新演绎的《漂亮波莉》，令之前没心没肺的轻快旋律变得凝重忧伤。尤其是唱到波莉遇害后，那两句加了回音效果的“哦，漂亮波莉”，更像是回荡在山谷间，对杀人犯的深刻责备与拷问。接下来的《猎枪布鲁斯》，阿比盖尔开始大胆反转情节：如果拿着猎枪的是女人，她会不会出于愤怒而将对她不公的男人杀害？虽然是重述旧情节，可无不渗透当下妇女解放的新思潮。
解构这张专辑的创新之处，就不得不谈及专辑里唯一的乐器，班卓琴。此琴起源于非洲，皮鼓上插根棍子，系上琴弦，就是最早的模型。后来随黑奴贩卖，传入美国大陆，在南部庄园开始流行，并不断加工改造，变成今天的模样。早期抓奏弹法，也是阿比盖尔用的弹法，是食指（或中指）向下扫弦，与拇指拨高音G弦交替进行。虽然在旋律呈现上有所限制，却因此有了明显的节奏韵律。后来，厄尔·斯拉格斯开创了三指拨弦法，大大增加了旋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从此有了以他的乐队命名的蓝草音乐。贝拉，阿比盖尔的丈夫，用的就是这种弹法。当把这两种弹法运用到二重奏，抓奏的韵律就成了音乐的节奏框架，三指法的音符可以更鲜明的主导旋律。所以他们的班卓琴二重奏极富层次和戏剧张力。
“从小我就对拓荒的故事情有独钟。拓荒者一步步向荒野深处探索，当丛林的房屋飘来炊烟，他们就会继续向西挑战新的未知。出于对冒险家价值观的认同，在班卓琴事业里，我也不断挑战前人没有尝试过的领域。”与西部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贝拉o弗莱克带着他班卓琴在音乐界勇敢探索新的风格。1988年，他与维克多·伍顿(Victor Wooten，当今最厉害的贝斯手)组建了Bela Fleck and Flecktone乐队，曲风融合蓝草、爵士、民谣等诸多元素。由于班卓琴的鼓面设计，琴声清脆短促，演奏时需要通过快速拨弦来填补音符间隙。贝拉尝试用电班卓琴，借鉴电吉他的各种音效，于是弹出的蓝草有了摇摆和现代电子音乐的效果。
长久以来，班卓琴在严肃音乐家的眼里更像是个玩具，难登大雅之堂。贝拉将古典曲目改编，与交响乐团合作。他弹奏的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前奏曲》一直堪称经典。这张专辑里的For Children就是改编自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两首钢琴曲。
丰富的演奏和编曲经验，令贝拉在这张新民谣的谱曲游刃有余。许多桥段设计独具匠心。例如，阿比盖尔翻唱的《向死而生》里，去掉了原版的小提琴伴奏，换成更符合现代人听觉习惯的班卓琴独奏。班卓琴本身的音域很窄，中音(baritone)和低音(cello banjo)班卓琴的加入，大大拓展二重奏的音域。《猎枪布鲁斯》开头更是大胆将琴面当成鼓敲击，模仿枪声，极大程度发掘班卓琴的音乐表现潜力。
“保留一种音乐的精髓，并不是模仿过去或是制造‘博物馆音乐’。如果你想它繁荣，就必须真正明白哪些元素令蓝草听起来像蓝草。然后去到外面的世界学习、生活，将独特的经历和感悟通过现代的音乐语言打动听众，同时传递出蓝草音乐的核心特色。”贝拉在今年的国际蓝草音乐协会的年会致辞里，这样谈到他对新一代蓝草音乐家的期望与建议。
戴安娜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或许已不再重要。随着美国音乐的传承与社会变迁，“戴安娜”作为艺术隐喻，会不断变换样貌、个性和社会地位。许多留学生会抱怨美国是个大农村，戏谑地称自己生活的城市为“村”。但正是这广袤的农村孕育了美利坚的核心价值：开拓、冒险和创新，并由此衍生各类文化和亚文化。或许，你可以从灯红酒绿的异国幻想里走出来，不再注重商场里的各类名牌，无需用昂贵的单反相机对准公园里的标志性美景，而是去到这个大农村的内核，看看当地的农贸市场，各类集市，留意街头艺人，各类小型演奏会，甚至围观地方特色的“广场舞”。在那里，你能看到不同于流行工业的，更接美国地气的戴安娜。
写到这里，我想进一步推问：在中国的“戴安娜”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有一张东方面孔和中国名字？中国的民间古曲很多，可传承下来的派系很少。现在记得的，从音乐课学来的民歌无不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教育色彩”。这种文化断层让人无法认清中国各地的音乐元素究竟是什么，又谈何传承与进化？而当下，各类选秀，唱歌节目将音乐变得更像是一种口技。口水歌与神曲的病毒式传播，令原本单向度的生活覆盖上了更加单向度的审美。每天发生的事情那么多，可真正唱出来的是那么少。心绪变化如此之快，快到只有片刻的耐性去读移动设备里碎片化的信息。没有定力独处沉淀，又怎么可能拿出作品打动他人？
但不论如何，我依然在乐观地寻找戴安娜。不管她在哪儿，上演什么样的故事。
参考资料：
In the Country of Country, Nicholas Dowidoff
Bona Fide Bluegrass & Mountain Music, Various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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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18日，60岁的马尔文来到约翰日(John Day City)。虽说是一次简单的公路旅行，可对于他意义非同寻常。主干道左转，驶进广东街(Canton Street)，把车停在金华昌中国博物馆门前的空地上。卡罗琳已站在门口迎接他。
“你好。欢迎来到金华昌。”他们走到伍喜道(Ing Hay Way)的一座石头房屋前，卡罗琳掏出钥匙打开厚重的铁门。一路上，马尔文的话不多，进屋后更是一言不发。他认真打量那些贴满汉字的瓶瓶罐罐，然后移步到里屋，心事重重地看着厨房里的砂锅，在双层床前驻足良久。
“五十多年了，居然一点都没变。”他终于开腔。
“这么说，你曾经来过这？”卡罗琳请他到会客厅坐下。“当时是因为什么而来呢？”
“1933年，我只是个5岁的孩子，住在一个叫奥荷的小镇。有天不小心踩到一颗铁钉，伤口感染导致败血症。那个年头，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可我实在病得不轻，脓疱从脚底蔓延到了胳膊，高烧不止。郡上的医生说已没法救，估计要死了。于是家人把我放在马背上，连夜赶到附近的尤尼特市与叔叔汇合。他再开车把我送到金华昌。当时已弱得不行了，只记得喜医生在我身上涂满浆糊似的黄色膏药。晚些时候，他告诉我如果饿了，可以吃点东西。不久我就痊愈了。”
“所以是喜医生治好了你的病？”
“是啊。后来我一直住在尤尼特。几年前听说这里成了博物馆，就计划过来看看。如果当年没有他和那些中药，我的命早没了。”
下班前，卡罗琳打开笔记本，记下了马尔文的话。关于这个中国医生带来生命奇迹的故事，已不是第一次听说，当然这也绝不是最后一次。六月的约翰日迎来了旅游旺季，和其他淘金古镇一样，她将遇到来自各地的历史爱好者。不少当地老一辈的牧民、农民也会来这儿，他们能指着一些个小物件，说出有关中国的很多故事，尽管一辈子都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山区。卡罗琳深知当中的奇妙。她需要做的，就是下班前，把当天听到的故事详细记录下来，二十五年如一日。透过这些口述历史，两个中国先锋的故事逐渐浮现。
1887年，瓦拉瓦拉(Walla Walla)的淘金热似乎已经过去，镇上的中国人逐年减少。25岁的伍于念决定去别的城市闯荡。他告别留在那里的叔叔一家，独自来到俄勒冈东部峡谷溪(Canyon Creek)和约翰日河(John Day River)交汇处的新兴城市：约翰日(John Day City). 不久后，一个极富商业头脑的年轻人将会找到他，开启长达一生的友谊与合作。
梁光荣，来自广东新会一富商家庭，本可子承父业留在新会经商，或者去到香港从事更大的家族企业。可生性爱冒险的他，早已嗅到了大洋彼岸的新气象。19岁那年，他登上邮轮，抵达三藩市。五年后，跟随同乡也来到了约翰日。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光荣开始当起了矿工。然而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怎么可能甘心在溪边日复一日地翻动淘金盆？世代的商人基因开始启动，雷达般地观察新环境，探查商机：这里台山人占了大多数。如果要做生意拉拢顾客，我的搭档必须是个台山人。而且，还得是个性格和善的台山人……嗯，我看他行。
“我们一起搭档做生意如何？”梁光荣在矿地找到伍于念。
“做生意？你想做什么生意呢？”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开个店铺。你学过中医，就在前面开诊所，我在后屋卖各种杂货。这里中国人那么多，却没有给中国人看病的大夫，也没个像样的中国商店。我们为何不开一个？这可是个绝佳的机会！”
他们一拍即合，成为了好朋友。也许于念看上的，不仅是这个绝佳的机会，更是眼前这个精力旺盛，气宇非凡的同龄人。他们四处筹钱，盘下一栋房子，把大厅改装成店铺，餐厅里放上双层床做为临时旅馆，两头的小房间则是各自的卧室。
伍于念（左），梁光荣（右）
1888年，一个在广东人看来非常吉利的年份，他俩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取名金华昌(Kam Wah Chung & CO.). 名字的寓意很明显：希望黄金能为华人社区带来繁荣昌盛。这背后，却有着更深刻的缘由。
1862年，这里发现金矿，无数白人、华人先后涌入。随之而来的，是排华、辱华的敌对情绪。各种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1885年峡谷市(Canyon City)中国城的一场大火。据当时报纸报道，火灾来得过于迅猛，许多楼房被烧成灰烬。更糟糕的是，人们不但对肇事者讳莫如深不追究责任，还强制不得重建中国城，所有中国人必须立即离开峡谷市。幸存的中国居民不得不步行来到一英里外的约翰日，在那重建家园。金华昌公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事实证明，梁光荣的商业理念非常明智。约翰日地区的中国人口已达到一千，若将周边大大小小的小镇也算进来，有将近两千。人们急需自己的社区，也需要一个能与白人有效沟通的媒介。金华昌无疑是最理想的去处。光荣自幼读私塾，能为同乡代笔家信，早年还在三藩习得地道流利的英文。新来的华人需要工作，他以中间人的身份与美国人沟通，把他们安排到当地的矿场和农场。而当白人招工的时候，也常到他那去物色人选。因深得双方信任，他常被请去调解各种争执。华人矿场屡遭抢劫，由于语言不通，报了警也不知如何解释，人们会找光荣出面。有了他的协调保护，当地华人能安心劳动，自然也愿意到金华昌消费。除了做劳务中介，他利用各种渠道从香港、广州进口货物，从华盛顿进口鸦片。他设置牌局、酒馆，为那些打烊后无所事事的单身汉提供消遣娱乐场所。
搭档于念除了给人看病治疗工伤，还组织宗教活动，帮助身在异乡的同胞寻找精神寄托。因为熟读易经，许多中国人会来找他算上一卦。除了算卦，更多是在倾诉思乡之苦和对未来的彷徨。同时，因为光顾的华人多，他们还能帮人打听可靠的财源。
约翰日的中国城位于城市边缘，与白人社区本没有交集，可总有几个喝醉了的牛仔会趁着夜色进来开枪捣乱。几次骚乱后，他们按了铁窗户，正门还装了块厚铁板防护。一旦夜幕降临，关上所有的铁门铁窗，再强的子弹也打不进来。从此，金华昌不仅是中国劳工可靠的栖身之处，也成了他们安全的心灵港湾。
紧接着，洗衣店，饭店，菜园，佛堂，中国城逐渐繁荣稳固，成为当时美国仅次于三藩市和波特兰的第三大华人社区。和那些有了钱就往老家寄的同乡不同，他们将收入再次投入经营。梁光荣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广。到了二十世纪初，他开了一家汽车经销店(Car Dealership) 。一百多年后，他那张身穿洋装，站在汽车前的黑白照，变成了一代成功华侨的象征，陈列在美国西岸各大城市的华人历史博物馆里。这其中，就包括了西雅图的陆荣昌亚裔博物馆。
西雅图，美国西岸大城市之一。它拥有来自普吉特海湾和华盛顿湖的充足水源。奥林匹克国家森林和卡斯卡达山脉分别从东西方将城市包围，潮湿的空气无法随着季风进入内陆。水气聚集上空，导致城市常年阴雨却也气候稳定。拓荒时代的西雅图是去往阿拉斯加淘金的必经中转站。现如今，这个城市正以全新的姿态引领世界的潮流。微软、亚马逊、波音、星巴克在此成立并影响世界。因其密集的IT公司数量，这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软件工程师。沿湖而建的富人区商店专卖各类有机食品。也就是在那儿，我看到了以梁光荣的照片做成的博物馆海报。
海报张贴在门口信息栏最下方不起眼的角落，配合光荣在镜头里略微失焦的眼神，难免有点悲凉的意境。商店最里面的肉食品货架上，油画山有机牛肉(Painted Hills Natural Beef)整齐排开，等待被精致的家庭主妇优雅地放进购物篮里。出产这些牛肉的牧场，其实散落在俄勒冈东部，离梁光荣居住的约翰日不到两小时车程。商店收银台前的杂志架，清一色摆放可供深度阅读的文学、科技类期刊，还有纸张上乘的时尚生活杂志。
当月的《哈玻斯》(Harper’s)杂志邀请了畅销书作家凯文o贝克(Kevin Baker)为其撰写封面故事，文章名为《失去光辉的美国铁路》。作者讲述了他乘坐火车一路由北至南，从东到西游历美国的见闻，其中穿插回忆了横贯大陆铁路曾如何为美国带来繁荣。而讲到这段铁路的修筑，就不得不提到华工的遭遇。铁路公司低价雇佣一万多名中国人，上山埋炸药，点燃引线。随着山洞被炸开，“没人问津这巨大的冲击力究竟炸飞了多少中国人”。提到现今日渐衰落的美国铁路运输业，作者又不禁感慨奥巴马政府为振兴铁路遇到困难重重，还对中国大城市所拥有的轻轨动车系统羡慕不已。这两个关于华工和新中国铁路的信息，在历史的坐标上相隔不到两百年，可当它们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章里，被另一种语言讲述的时候，还是有了些戏剧感。
走出商店向远眺望，华盛顿湖对岸高楼耸立，其中包括微软公司总部，那里不乏中国员工。店里梁光荣的海报，俄勒冈的牛排，讲述美国铁路前世今生的杂志，还有湖对岸的微软大楼，似乎象征着两代完全不一样的移民潮。其中好像又有着什么关联。淘金热时期的中国劳工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淘金热褪却后的金华昌还能继续繁荣吗？梁光荣和伍于念最后的命运又如何？现在的俄勒冈东部又是什么样的？这一连串的疑问如同华盛顿湖上空的积云压在心头。于是我决定沿着90号高速一路向东，翻过卡斯卡达山脉，再向南去到俄勒冈东部，看看那里的生活。
怀特曼森林区(Wallowa-Whitman National Forest)所在的蓝山山脉(Blue Mountains)是俄勒冈州卡斯卡达山脉以东的重要高地。山上是松树和杉树为主的针叶林，山间溪谷蜿蜒细草如发。阿熙掘金区(Ah-Hee Digging Site)，位于森林34区，格兰尼特溪畔(Granite Creek). 1862年7月，拓荒者A.G.塔布(A.G.Tabor)在这发现金矿。一时间，大批掘金人涌入，很快就建立了格兰尼特市。然而，黄金除了带来财富，还激发了人性深处的贪婪和自私。白人业主不但明文禁止中国人拥有矿场，还强制他们每月必须缴够一定数额的淘金税。这些规定限制，又因白人自身的利益一改再改。淘完溪边所有显而易得的大块金块，去往下个矿地之前，他们开始向华工出售矿地，最后再赚上一笔。
1872年，中国人买下了这片矿地，成立阿熙淘金公司(Ah-Hee Placer Mining Company). 一起在溪边弯下腰，耐心从岩石里淘出剩余金砂。和杂乱无章的白人矿地完全不同，他们将岩石整齐跌落，组成石墙。一是方便打理，二是用于搁置斜水槽和聚金箱。考古学家先后在俄勒冈和内华达境内都发现这样的石墙，因此命名为“中国墙”(China wall). 这片石墙为南北走向，总长700米，占地60英亩。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格兰尼特人口为448，中国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可关于他们的具体记录却完全空白，没有文字也没有照片。当金砂也淘完后，他们集体离开，去向不明。
如今这里只有无穷尽的石头。翠绿的针叶林在远方层层叠叠，小溪潺潺流淌。一座座石堆默默延伸，渗入远方的丛林中。人迹罕至，傍晚时分没有见到一只倦鸟归林。太阳落山，投射下大片阴影，温度下降。渐暗下来的深山令人害怕，必须离开。
阿熙掘金区
阿熙掘金区文物，陈列于陆荣昌博物馆
路上兜兜转转，几次迷路，却意外驶进格兰尼特城门。现在的格兰尼特只是山脚下的城门和零星几户人家。一个老人正在门前忙活着。于是赶紧停车，下来问路。老人告诉我，目前这里只有27个人，七八户家庭。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里一点变化都没有。”
“你在这儿见过中国人吗？”
“中国人？你在开玩笑吧？这可是典型的白人农村。你说的那个淘金时代早就过去啦！”
此刻的格兰尼特非常寂静。没有邮局，没有医院诊所，连那个小小的便利店也在天黑前关了门。“你晚上开车要注意安全。留意不要撞着野鹿。”道别时他一再嘱咐。
夜幕降临，山路崎岖。行驶在黑暗里，车灯照亮的鹿眼比沿途亮着灯的房子要多得多。小鹿们惊慌的双眸，令人不禁想起一百多年前这里的华工。他们在同样的山路里连夜迁徙，手里的煤油灯是否也曾这样照亮过鹿眼？
第二天，贝克历史博物馆，65岁的志愿者伊琳，在大门口对游客解说：“这个博物馆追溯了贝克市如何从淘金过渡到以农牧为主的小镇……”这里堆砌的，是白人拓荒者在此建立社区的历史：第一座金矿，第一辆马车，第一座木屋，被精心重现的当年白人家居生活。黑白照片里，第一代移民脸上，还有着东岸欧裔的正统和拘谨；骑着骏马的牛仔们，一脸桀骜不驯；再到后来彩色照片里，农村中产阶级，一家老少毫无瑕疵的笑容。
而华工的照片和物件则无序地陈列在二楼角落的玻璃柜里。筷子，瓷碗，绸缎，大烟杆，佛像，隔着玻璃被游客观望。十九世纪的贝克市，最多曾有约275个中国人。他们建立中国城，有自己的菜园，过着与白人隔绝的抱团生活。因此史料对他们的具体记录很少，只有一句“他们的佣金是白人的一半。”
由于排华法案的颁布和淘金热的衰落，到了二十世纪初，贝克市的中国人口急剧减少，最后只剩三家中国人。他们的姓氏分别是伍(Ing), 黄(Wong)和邝(Kong). 其家族照片成了这个博物馆为数不多的具体的中国面孔。他们的后代还在这里吗？还能找到什么故事吗？我匆匆下楼去找伊琳。
“这三家中国人，有两家开餐馆，一家开洗衣店。后来不是搬去别的城市，就是回到广东养老。楼上照片里的小女孩叫安娜o黄，现在已80多岁，两年前回去中国了。”
“你和他们打过交道吗？”
“那当然！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经常去黄家人开的饭店。他们给我炸薯条，奶酪馅的饺子，还有无限续杯的冰茶。”伊琳印象里的中国，是那些迎合美国口味的中餐。除此以外，关于贝克市的华人移民，她也说不出什么。也许是觉察到了我的失落，她接着说：“俄勒冈华人的故事，你只能去约翰日的金华昌了。不过在离开这个城市之前，华人坟场兴许值得去看看。”她从前台找到一张地图，在城市边缘画上一个星号。
顺着地图，我来到了华工在美国的最后一站，也是人生的终点站：墓地。当年华人不仅建立中国城，还在城市东边的山脚下建??了墓园，安葬客死他乡的中国同胞。后来随着移民潮的衰退，加上汽车工业带动的现代化城镇建设，贝克市的中国城终于被烧成灰烬，而地处偏避的墓地却意外保留下来。
背靠荒山的中国墓场长满杂草和灌木。沿着石子小路进入，长方形凹陷不断呈现。原来按照习俗，遗体下葬若干年后，当地的中华会馆成员会到墓地，挖出尸骨，清理干净后放入箱子密封，送回到中国亲人家中。上世纪40年代，这里的遗体基本都运回国了。
现在，只有一个叫李旭(Lee Chue)的中国人仍埋葬于此。他的墓前插着一枝塑料白花，碑上只有他的名字，出生和死亡年份。，他只活到56岁。而关于他的生平，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拂去被晒得发烫的墓碑上的灰尘，向四周张望，不远处雪佛龙加油站招牌，廉价汽车旅馆，空地上不知所谓的风车，这些常见美国小城标识把墓园里的中国凉亭和烧纸屋衬托得格外突兀。俄勒冈正午的太阳鼓足了劲往这片空地吹送热风，马路对面的风车缓缓转动。中国凉亭在此也无法提供凉意，我被这热风吹得疲惫不堪。
李旭的墓碑
贝克市华人墓地
加油站加完油，进去便利店买冷饮消暑，不想遇到一个中国家庭。他们来自加州，女儿在华盛顿瓦拉瓦拉市的怀特曼学院(Whitman College)读设计。眼下秋季课程即将开始，他们一路驱车北上送女儿去学校，顺便一起公路旅行。
“没想到在这还能遇见中国人。真是太巧了！你是哪里人啊？来美国多久了？”母亲兴奋地打探我的来历。回问的时候，女儿更乐意与我说英文。于是在这母女之间，来来回回不停切换语言。对于他们的目的地瓦拉瓦拉，两代人关注的事物也不一样。“那里没有中国人。我平时只跟美国朋友玩。一个暑假没见，挺想他们的。”女儿的英文带着地道的加州口音。母亲则好奇那里的酒庄和红酒。可当我提及那里的华工史，她们都表示从未听说。马路对面的华工墓地也没有提起她们的兴趣。喝完冷饮，我沿着7号公路，再次进入蓝山高地。
约翰日的中国城，也没有逃脱终将衰落的命运。淘金热结束，经济萧条。大批中国人离开约翰日，去到大城市寻求机会。光荣和于念依旧经营着金华昌。他们相信衰落只是暂时的。因为不远处的桑布普特市正在修建桑普特峡谷铁道(Sumpter Valley Railway).总有一天，这条铁路会修到约翰日，到时肯定会有许多华工过来。为此，他们把阁楼扩建成临时宿舍，积极地筹划着，等待着，然而这一天却永远没有来到。1910年，这条铁路修到临近的草原城(Prairie City)，就因山路险阻而停工。随后，汽车和公路运输兴起，这条铁路彻底荒废。金华昌作为异乡华人庇护所的时代已然结束，若要营生必须做出改变。
梁光荣开始探索金华昌的商业转型，把生意扩展到白人社区。他停办华人中介服务，不再销售鸦片，转而销售白人喜欢的烟草和烈酒。除了中国货物，还有美国人喜欢的品牌。凭借出色的英文和社交能力，金华昌变成了白人也热衷光顾的百货商店。为吸引顾客，金华昌的海报挂历设计开始本土化。穿着华丽的白人贵妇，象征美国精神的老鹰，带棒球帽的小男孩，都成了海报主题。
来自商人世家的梁光荣当然不可能满足于经营一个小商铺。这次，他将目光瞄准到初现苗头的汽车工业，在市中心开办了俄勒冈东部第一家汽车经销店。出色的企业家必须善于在一个领域，从无到有建立新的模式和消费习惯。为建造自己的商业体系，他开办汽车修理厂，雇佣当地白人做修车工和销售员。这样当然还不够。他还在约翰日以及周边城市建了加油站。总之，在汽车领域，他占尽所有份额，赚了所有可能赚到的钱。仅1929年一年，他就卖出一百辆汽车。
萧条时期为振兴经济，他毅然把钱存进波特兰银行，帮助它从破产的边缘恢复。为了感谢这个雪中送炭的中国商人，银行特意为他在波特兰酒店永久预留一间房，欢迎他随时来波特兰做生意。
从事汽车生意的梁光荣也热衷其它有关速度的行当。他投资跑马业，拥有自己的赛马。在他的老家中国广东，那时鲜有马匹。而他却在大洋彼岸，穿着洋装，骑着骏马，在尚未铺上沥青的公路上呼啸驰骋。他大胆地做着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想过的事，精力充沛。此时，人们所记住的，已不再是在中国人圈子里称呼的光荣（字），而是梁安(Lung On),或者另一个更为地道的美国名字——里昂(Leon).伍于念则被当地人叫做伍喜(Ing Hay), 或者因误读而吉利的称谓——喜医生(Doc Hay).
今天的约翰日是个拥有两千人口，白人为主（94.4%）的小镇。“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中国人，也没有中国城。” 服务员戴安娜在约翰日出生长大，之后在波特兰工作生活。两年前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突然中风。于是她辞去工作，回来照顾，晚上到旅馆值夜班。“来这儿了，就不要错过金华昌。那两个中国人真了不起，尤其是喜医生。他救了很多人的命。当地的老人都记得他，感念他。真希望约翰日现在还有这样的中国医生，治好我妈妈的病。”
上世纪之交，伍于念也开始了职业转型，当起全职医生。关于他的医学背景，说法不一。有人说他从小学医，也有说他是来到美国后，跟另一个中国人学的中医。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他极具天赋，而且温和善良，起初在华人圈子里就有很好的口碑。有一年，一农场主的儿子伤口感染，医生无法医治，生命垂危。农场主听了中国牧羊人的推荐，找到于念。之后的六天，于念住在农场，昼夜不离，照顾年轻人，用中医治好了他的病。从此名声开始在白人社区传开。临近的爱达荷州，华盛顿州，西岸的波特兰，都有家属带着病人长途跋涉，来这个偏僻小镇，只为找他把脉。
也许有人会质疑：为何当时的美国人会求助于中医而不是西医？现在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十九至二十世纪的美国医学发展。 19世纪的美国西部，没有正规医学院，主流的英雄疗法(Heroic Medicine),只是主张放血、催泄、催吐的骗术。二三十年代，盛行的杰克逊民主主义(Jacksonian Democracy)扩散到医学：人人都能当医生。一时间，各种另类疗法(Alternative Medicine)、顺势疗法、电击、水疗、土方巫术，叫嚣不断。常有江湖郎中(quack)学了一两个月，就号称自己是医生，四处行骗。巴士德杀菌，李斯特手术器材消毒，疾病疫苗，这些十九世纪在欧洲开始兴起的理论，直到二十世纪才逐渐在美国应用。医学院校培训体系在二世纪上半叶才开始严格规范化。之后，量子物理，分子生物学带来西方医学的春天，才有了各种诊断设备和靶向药物。
拓荒时代，这些先进的科技和管理都不存在。农活繁多，外伤导致血液感染是常有的事。因为缺乏规范的无菌操作，医生手术的过程中，不但没能治好病，反倒加剧了败血症。而无需开刀，只用草药的中医自然成了他们的首选。从口述历史等各种资料显示，于念诊治的病例里，败血症最多，其次是肺炎、风寒以及关节疼痛。
于念的英文一直不好。充当翻译和病人沟通的任务，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搭档梁光荣身上。他常驾车带于念去往各个城市和村庄，为居民看病。他们慷慨和善，与农场主分享雪茄，给孩子糖果。作为回报，外地人也常回访金华昌，购买货物和中药。他们爱着镇上每个孩子。“吃饭时间，他们总会把我抱到圆桌前的木椅上，为我盛一碗米饭，不断给我夹菜。离开时，还总能得到一口袋糖果。”莉莉安后来这样回忆。
这种和谐宁静的美国社区生活，一直持续到他们暮年。那些曾在膝头玩耍，要糖吃的美国小孩都已长大成人，组建家庭。他们也担起了照顾这两个中国老人的义务，不时回到金华昌为他们做饭收拾。那些“旅居者”、“廉价工”等充满歧视的标签，早就随着中国城一起消散了。在那群长大了的新一代眼里，他们只是慈祥亲切的邻家老人。有人曾想为他们立传，却一再被伍于念拒绝。“我不需要后人记得我。只要我的朋友记得我，就够了。”
梁光荣（左一）、伍于念（左三）与当地居民
1940年，78岁的梁光荣因突发疾病离世。临终前，他将金华昌将近九万美金的资产悉数给了伍于念。“我的搭档走了，我也活不长了！” 面对光荣的离世，于念伤心透了。更要命的是，年近八旬的他，视力衰退，行动不便。他曾一度消沉，直到远房亲戚伍时典(Bob Wah)一家专程从波特兰搬来金华昌照顾陪伴，才有所好转。
晚年，他偶尔为当地人出诊，但最终还是关闭了药房。一是因为美国的正规医学体系已成型并初见成效；二是正在经历抗日和内战的中国已极少向海外出口药材。“时代变了。药材也没以前好了。曾经只需两三盎司就有效果的草药，现在得用一磅了。”于念常跟亲戚抱怨。然而不变的，是他对中医研究的热忱。“他常常与我聊到半夜。各种疑难杂症和用药方法是他唯一感兴趣的话题。”时典的哥哥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
伍于念晚年的一张照片里，他站在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金华昌门口，抬头望着天空。那时，他的视力已完全丧失，眼里透着看破一切的苍凉。的确，青年时代就从广东来到这荒芜的山区，白手起家建立了一番事业。他听过太多华工的倾诉，也见证了那么多生老病死。随着一代移民的离去，中国城的房屋逐一烧毁。到了四十年代末，只有他和身后的金华昌，代表着一去不复返的拓荒时代。
伍于念，1950年前后
伍于念，1950年前后
1948年，他在房里跌了一跤，摔伤胯骨。极少生病的他，这次真的病倒了。时典的家人立即带他去到波特兰的大医院。之后的四年，他住在波特兰疗养院，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1952年，因急性肺炎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9岁。约翰日居民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下葬后，每个人都得到一枚五分钱硬币，当作是这位善良的中国医生赠予社区的最后一份礼物。
1968年，尘封已久的金华昌大门终于再次被打开。当年为抵御野蛮牛仔而装的铁门铁窗，不想最后竟成了保留历史的重要方式。二十年来门窗紧闭，不透一丝光线，加之约翰日气候干燥，屋里的一切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一切都停在了于念跌倒的那天。
“这简直就是个时间胶囊啊！我还能闻到药房的草药味呢。”
“是啊。当时喜医生以为自己只是暂时离开，一直念叨着会回来。就连佛像前那两个橘子，据说也是临走前供上的。现在都自然风干了。”导游茱迪对游客们耐心地讲解。
金华昌内部
金华昌历史博物馆
左图：金华昌内部；右图：金华昌历史博物馆
由于保留了清末华工移民的一切物件，历史学家、亚洲文化学者从世界各地赶来，通过梁光荣的生意记录和代笔书信，还原当时俄勒冈东部的华工生活。1980年，金华昌作为历史博物馆对外开放，凯洛琳o麦斯海默(Carolyn Micnhimer)担任馆长。期间，她细心记录每一个当地来访者讲述的过往。通过这些故事，在这生活过的中国人，开始有了具体的面容与性格。原来淘金热结束后，留下来的中国人也都逐渐融入白人社区。他们用英文名，和当地人做生意，成为朋友：开洗衣店的查理；农场里的中国牛仔，山姆与汤姆；还有会功夫的中国厨师，吉姆o李。其中谈论最多，流传最广的，还是喜医生如何用中药医治他们的家人。退休后，卡罗琳将故事集结出版，书名为《轶事与解药》。
2007年，克里斯蒂娜o斯威特(Christina Sweet)来到金华昌接任馆长。除了接待游客，她的工作兴趣扩展到宣传中国医药。“我的两个表兄弟都是东方医学专业的。他们相继拿到牌照，开了诊所。所以中医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两年前，她开始与俄勒冈东方医学院合作，将伍于念留下的所有医书、药方扫描，给上百种草药拍照编号，上传网络。鼓励各地中医爱好者参与翻译，研究药效。
“当年他们来到这里，面对歧视和冲突，都勇敢地走过来了。不但融入社区，还保留了原先的传统，并以此特长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想这对当下的新移民和留学生如何面对新环境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问起这份工作的价值时，克里斯蒂娜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这番励志的话语，其实并不那么掷地有声。打开金华昌前台的游客签到薄，里面的中国名字寥寥无几。在约翰日的这几天，也没见到一个中国游客。榜样的力量又从何谈起？
记得第一次在西雅图博物馆看完金华昌的故事，走出展厅的时候，前台的亚裔实习生给了我一个礼貌无虑的微笑。那种笑是西式的，就像他们说话时会不自觉地耸肩抬眉毛一样。他们对展出的历史并不感兴趣，实习只是为了让简历看上去更丰富。对面街边坐着一群老华侨，他们也在微笑。可他们的笑是中式的，节制谦逊。他们对馆里的历史也不感兴趣。城市另一边的大学校园里，中国留学生正积极地忙着课业，参加各种派对。已经成家立业的中产阶级正带着孩子四处游玩。在这个美丽国度，忙碌地迈向幸福未来才是生活的主旋律。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小日子里，经历着外人无法体会的快乐与烦恼。以至于每代踏上异国的移民，就像送进冰库的速冻鱼一般，意识形态永远停留在了那时的中国。而那片故土又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让人无法看透。移民文化于是变成了断层的文化，没有延续性，也难寻归属感。
或许，我能做的，是尝试将这一处处文化断层赤裸裸不带任何修饰地展露出来。在享受西岸的美丽风景之余，不妨也来这里回望过去。只要静心凝视每一处断层，就一定能看到值得延续的开拓精神和勇气。
“美国不只是欧裔白人建立的。人们讲述这段历史时，总是忽略了中国人的贡献。我想让人们记住在这生活过的，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中国人。”
参观结束后，朱迪关上了金华昌的铁门。
（全文完）
扩展阅读：
Barlow, J. G., & Richardson, C. (1979). China Doctor of John Day. Binford & M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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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早晨，图书馆楼下的咖啡厅里进来一个亚洲学生，用带着口音的英语怯生生地对店员说：“你好，我想要一杯卡波其诺。”
“不好意思。请问你要什么？”
“卡波。其诺。”
金发碧眼的年轻店员依然没听明白，转身从里屋叫来一个年长些的同事。这位同事显然没有要弄清楚的念头，拿起角落里的一张餐牌，用极缓慢的语速对亚洲学生说：“我们这里只有这三种咖啡：淡咖啡，黑咖啡和去咖啡因的咖啡。请问你要哪种？”他的手指着餐牌上的Light, Dark, Decaf，随着说话逐个移动。旁边的意式咖啡机安静地在台上摆着，那个简易的美式滴滤咖啡机倒是在店员身后敬业地运作。
学生也放弃了再说一遍卡布奇诺(cappuccino)的打算，指着淡咖啡说：“就要这个吧。”
“Room for cream?” 店员问道。
“什么？”
“Any room for cream?”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问需要给奶油一些空间么？其实是问咖啡里面要不要加奶？）
“我只想要一杯咖啡……”学生怯生生地回答。
店员从一摞八盎司的纸杯顶端抽出一支，往里面倒满了咖啡，利落地递给他。
“天哪。这么黑的咖啡，啥都没加。叫人怎么喝啊？”学生接过咖啡，不禁用中文嘀咕了两句，迷惑地离开了。
这类尴尬在国外的咖啡厅里屡见不鲜。许多留学生、移民都可能有碰到。之前在国内参加各种考试培训，准备各种文书写作，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获得国外高校的录取。本以为凭着过硬的语言考试成绩，能在这里大显身手，然后拥有一帮能推心置腹的外国朋友。可现实并非如此，曾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单词和句型不但很难用上，一些从未听过的生活俚语还时常充斥耳边。一句无所适从的room for cream也许不知不觉剥夺了对陌生环境的控制感，对国内熟悉事物的怀念也暗暗滋生。
第二语言，无论是什么，都是异国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它在慷慨给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束缚。在这里，我想讲讲有关第二语言的那些爱与焦虑。
故事还是从咖啡厅开始讲起吧。
莱斯，一个来自华盛顿州北部郊区的美国姑娘，几年前来到华盛顿大学就读语言学。求学期间，常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打零工，毕业后不时去那儿帮手。
讲起咖啡馆的故事，莱斯总是充满兴致。
“华盛顿大学这几年接纳的国际学生、访问学者越来越多。平时我一天接待的顾客大概三分之一是外国人。等到了暑假，当地学生离开校舍，旅游高峰期就开始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旅行团、学生夏令营，一波接一波。一天下来，一大半都是外国游客。对于我这个学语言科班出身的来说，那里可真是个做外语和社会学研究的好地方。样本数量足够大。哈哈！”这个开朗的女生，握着咖啡杯轻松打开了话匣子。
“亚洲学生有什么共同特点？他们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东亚学生特别容易辨认。尽管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口音，可不论他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日本人，都非常羞涩，能不多说就不多说。有时候，我会主动跟他们搭话，问他们今天过得如何。他们总是以最简短的语言，有时甚至是一个不愿直视的含蓄点头来终止所有的谈话。这样的情况总是出现，我也就渐渐放弃了要去理解他们的念头。”
“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这样么？”我不禁追问。
“哦。那当然不是。”莱斯喝下一口咖啡，用肯定的语气开始概括。“欧洲学生一般是两个极端。要么特别热情，跟你聊个没完。要么就带着欧洲人特有的势力傲慢 (snobbish), 用抑扬顿挫的英语点好咖啡，然后端着咖啡杯离开。而中东人又不一样。中东女人因宗教要求带着头巾，特别矜持，说话声音都特别小。或许是为了与之互补，中东男人普遍有点大男子主义的莽撞。”
“你们本地人更喜欢跟哪种类型的外国顾客打交道呢？”
“说实在的，虽然很多中东人有点蛮横，但至少他们能坚持把诉求表达清楚。相比之下，亚洲人的含蓄反倒让我们无法琢磨。我的同事最担心的就是招待亚洲学生，因为害怕听不懂他们想要什么而把咖啡做错。所以店里一旦出现亚洲面孔，他们就会下意识地后退，叫我去招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美国店员对亚洲顾客冷淡，而亚洲顾客看到我们退却而更紧张的恶性循环。其实双方都应放轻松点，不要害怕语言带来的沟通障碍。”
害羞、含蓄、内向，这些经常用于形容亚洲人的词汇，对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人来讲，相信并不陌生。可事实是，这并不能代表亚洲人的性格。我们身边不乏有个性的中国朋友。他们可以在聚会上妙语连珠，幽默机智，也可以仗义直言，对各种社会现象有深刻洞悉，针砭时弊。可一旦在异国，说起外语，大多表现羞涩，不主动。这其中有多少源于语言障碍？又有多少是性格使然？
一年前，小张因公派交流，来到这个城市。私底下的她热情外向，喜欢和中国人聚一起唠家常，很快就有了一帮中国朋友。可工作中的小张并不那么如鱼得水。平时与美国同事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组会上，因为听不明白，很少发言。如果有人讲了个笑话，大伙哄堂大笑，她却总在角落里茫然地看着，不知该笑不该笑。一次单位聚餐，同事围坐在餐桌前，一边享用美食，一边分享各自的生活趣事。平时很爱聊这类话题的她却一言不发，默默吃着盘里的菜。事后，问起她是否尽兴，她告诉我其实一点都不开心。“根本说不上话。也不知为何，一旦在需要英文的环境里，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之前的外向和主动都没了，我没法发完全投入。”
“一说英文，感觉像换了一个人。”“跟当地人用外语交流时，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了。”“不论我如何努力，都没法清晰地表达感受。讲英文的时候，离那个真实的自己放佛很远很远，不像中文那样手到擒来。”为写这篇文章，我专门在朋友圈里做了小型调查。他们描述的这类困惑相信很多人也有经历。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遇见了一个陌生的自己。而这一切都不如原先的成长环境那样易于掌控。这种熟悉感和控制感的褪却，使得许多留学生和第一代移民在社交场合中缺乏主动性和主人翁精神。
为什么讲外语时无法表达真实的自己？如果将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阐述即是，不同的语言会令个体呈现不同的性格吗？这个问题不断被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乃至神经学家讨论，却从未有过一致的结论。有人认为外语能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从而导致性格的变化；而另一批学者则坚持外在行为的变化源于不同的社交场合与礼仪，毕竟外语是在外国说。可这些争论依然不能解释外语带来的陌生感与隔阂感。为此，我查阅了许多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个行为学发现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解答的线索。
经济行为学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展望理论中提到一组行为测试：
政府要应对一场预计会令600人丧命的罕见疾病。目前只有两种方案：1. 如果方案A通过，200人得以获救；2.方案B若被采纳，1/3的机会救活这所有的600人，2/3的机率600人都无法获救。
参与测试的医生中，72%选择了有确切结果的A方案，只有28%选择了具有风险的B方案。接着，测试题目被改成了如下：
3. 若方案C被采纳，400人将会丧命；4.若方案D被采纳，1/3的机率无人丧命，2/3的机率所有人丧命。
这轮选择中，只有22%的医生选择了方案C，78%选择了带风险的方案D. 两组方案表达的意思相同，却由于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导致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倾向。对此，卡尼曼的解释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利更敏感。面对获利，人们偏好保守、确切的选项。例如方案A里提供的具体的获救人数。而面对亏损，人们会本能地回避，所以更倾向通过冒险将损失最小化。这种决策上的思维偏差叫做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
阐述这个经济学概念是为了给下面这个实验发现做铺垫。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波尔兹·科萨(Boaz Keysar)在一群测试者中重复了这个实验。不同的是，这群测试者这除了母语英语，还会说流利的日文。他们被分为两组，分别用英文和日文进行测试。结果发现，英语测试组依然呈现损失规避的思维误区，而日语组却没有明显的选择偏好。选择A 方案和C方案的比例都接近50% （图1.a）。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变化源于使用了外语，科萨和他的团队在一所韩国大学召集了一批当地学生，分别用母语（韩语）和第二语言（英语）重复实验。结果还是母语组呈现损失规避，而外语组没有（图1.b）。科萨将这两组实验发表在《心理科学》期刊，论文名为《外语效应：外语思考能降低决策偏差》。可为什么外语会造成思维的不同呢？
位于后脑的杏仁体是产生和处理情感，尤其是恐惧，的重要脑区。神经学家对测试者的大脑磁共振(fMRI)扫描结果显示，在参与损失规避测试的过程中，杏仁体处于激活状态，而其活跃程度与范围大小直接影响测试者对损失的敏感。这种情感的波动正是导致非理性决策的根源。“用外语做决定可以降低情绪反应，因而减少失误。”科萨在《外语效应》的结论部分这样总结。
无独有偶，波士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凯瑟琳·格莱薇尔·哈里斯(Catherin Cladwell-Harris)通过对当地学生的皮肤传导反应测试发现，当训斥的语言为外语时，测试者的情绪波动不及母语来的强烈。因此哈里斯认为母语作为主导语言，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鸣。
近年来，选择出国留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如何熟练运用外语，如何融入西方社会成了当下的热门话题。各种语言练习，礼仪培训课层出不穷。如何通过看美剧学英文，怎样成为Party达人，如何跟美国人聊天，这类帖子在各种社交网站和论坛里向来享有很高的点击率。可即便在资源如此丰富的情况下，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在异国经历着尴尬、孤独和局促。
这些资源就像各种门派的功夫，传授的只是招式。对方说这句话时，该怎么接显得自然；用什么俚语能把对方逗乐；聊什么话题能让自己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其实这都是外在的架势，有些架势灵活轻巧，有些则沉稳大方。可很少有人关注核心问题：如何修炼“内功”？为何掌握了各种语言技巧之后，还是没法如母语般直抒胸臆？上述科学发现提出的第二语言引起的情感疏离(emotional detachment)或许才是“不自然”的根源。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说：正是由于情绪的起伏，才造成许多不理智的决定。情绪真的那么重要么？专门从事人类意识研究的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奥·得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认为情绪反应是自我意识的基石，是思维活动的主要推动力。缺乏情绪中枢参与的推理和思考，虽然也能正常进行，但因感性的缺位，个体很难与周围环境通过机体的生理反应（例如心跳、血压的变化）产生联结。许多思绪如同被驱壳锁住了(lock-in)一般。这也许正是许多人无论学了多少俚语和句式，讲起外语时依然感觉不对路，难以展现真实自己的症结所在。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都能清楚地表述观点。可当我需要表达强烈感情时，还是不能准确传达。对方也很难有共鸣。”冯博士在一次电话谈话中跟我这样提到。
冯博士在美国从事科研多年，有着许多西化的生活习惯。他热衷户外运动，不时在社交网站更新各地的旅游风景照，还有与美国同事聚会的合影。本以为外语带来的理性决策能帮助他在异国的科研工作中获得更多认可，他却给我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实验室组会，大家在讨论一个实验设计。我一开始就觉得那个方案思路不对，根本不可行。所以一直反对，不断提醒大家其中的问题。可他们就是听不进去。后来他们真去做了，果不其然，以失败告终。后来组会上，我重申了当初的观点。可你猜怎么着，他们一致说：‘没有啊，你当时啥都没有说。’不管你做得多好，人家也不一定全盘接受你。毕竟你是在别人的地盘。”
公共场合说话没底气，发表意见难以被采纳，时常被忽略。科萨(Keysar)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轻易相信外国人，是因为他们的口音降低了内容的可信度。为探求口音与可信度的关系，他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测试者按语言水平被分成三组：轻口音的外国人、重口音的外国人和母语为英语的本地人。他让这三组人分别对四个说英语的美国人说上一段对细节的描述。然后要求听者对内容的真实性做出判断。结果不论口音轻重，带有异乡口音的陈述其可信度明显比母语组低很多（图2）。而当听者被告知口音造成的理解困难会导致对内容真实性误判后，对轻口音组的判断已基本与母语组持平。可对重口音组的陈述依然表示不可信。
然而，现实情境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语言专家不断提醒你的白人同事和上司：“可不要因为他的口音，而忽略这个亚洲人的意见哦。”外语造成的交流不畅，令许多中国学生和员工不愿在课堂和会议上主动发言。即使说了什么，也常常不被重视。积极性渐渐丧失，不再如以往自信。
语言学家弗朗科斯·葛斯让(Fran?ois Grosjean)在新书《双语：生活与现实》中，对外语口音做过这番客观阐述：
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与口音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在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多少会受母语发音习惯的影响。如果外语里的发音母语没有，人们会不自觉地用母语里相似的发音替代。（例如，英文里的th发音中文没有，所以很多中国人会将thanks说成sanks）尽管这会让人以为他说的不够地道，但并不代表他不能灵活运用该语言。
那么口音带来了那些优势和劣势呢？葛斯让对此辨证地评价：口音能使你从人群中突显出来。别人会因此给予你有别于对本地人的期许，但同时也会阻碍你融入他们的社交圈。
融入圈子，似乎这才是很多海外生活问题的本质。人，作为群居动物，其社会属性决定了要从周围环境中获得认同感。马斯洛在需求理论中也提到，人一旦满足温饱等生理需要，会自发地寻求更高层次的满足。例如周围人的肯定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近些年，海外华人的人口构成已发生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留学生和移民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家境更为殷实的上层阶级。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还能通过当助教、助研获得一份还算不错的收入。他们不再需要像上一代移民那样四处打工。学好专业知识，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更多人开始在异国追求精神层面的认同。
然而，外语带来的情感疏离，和口音造成的融合障碍犹如一道无法穿越的透明屏障，冷漠地竖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许多涉及西方政治和文化的隐喻，虽然字面上能完全理解，却很难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无法产生同等程度的感动。同时，异乡口音也让西方人给贴上了“外人”的标签，难以建立很深的友谊。一些年轻人因厌倦了一种体制，而选择在意识文化形态不一样的西方国家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却没有意料到当有天面对宽阔的天空，壮美的夕阳，精致安全的美食时，已没法找到可以分享这份情愫的同类。这片土地虽赋予了更多言论自由，但那些能自由诉诸情感的对象却不见了。所谓的文化输出与交流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时隔一年，再次见到小张。她已完成一年的访问交流，准备回国。刚来时还计划找个美国室友感受当地文化的她，最后还是选择住进中国人的公寓。她依旧那么健谈，没了初来时的客套，讲到激动处声音也更大了。
她告诉我，这一年她结识了很多背景相似，年龄相仿的中国朋友，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周末他们一起开车去中国超市买菜，放假一起去周边景点游玩。他们一起度过了中秋节，感恩节，圣诞节，新年前夜，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录播。只要是个节日，就会聚在一起。
问起这一年在美国生活的收获，她这样回答：“一年时间太短，融入美国人的圈子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说体验他们的文化了。而且我也不想跟他们交朋友。这趟来美国，才发现这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繁华，生活节奏太慢。中国这几年的发展相当迅速，生活条件也好了很多。将来选择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少。美国只适合短期旅游转转，可中国……..”
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对比中美生活，我的目光移至她身后餐桌上那个不时发出咕咕声响的电热壶。估计是为了保持水温而设置了自动加热状态。旁边还有一瓶老干妈。我才意识到公寓里参杂着温暖潮湿的调料味。也许她刚下过厨，为自己做了道可口的中餐吧。旁边厨房灶台上整齐地放着李锦记酱油，绍兴料酒，镇江香醋，各种香菇干货，角落的塑料杯里安静地竖着一把筷子。油烟凝结成的油垢一丝不苟地挂在墙壁上，摸上去应该是黏糊糊的。
调料、油垢、热水壶，小张嘴里欢快的中文，这一切都带着穿越般的迷惑不断挑战我对所处空间的清醒认知。我究竟在哪儿？美国吗？可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那么像中国？”
“东西方的价值文化观念，就像油和水一样难以相溶。了解越多，明白其中的差异越大。”一位在欧洲留学多年的友人曾如此感慨。
小张和她的公寓就像漂浮在美国主流之水上的一颗油滴。不管外面的水环境发生任何波动，自身始终在封闭的油相中，对外界不闻不问。遇到背景相似的中国人，能迅速融合形成自己的圈子。如同物理的相似相溶。可不论最后形成的油块再大，依旧只能在油里。
原来在融入障碍里，除了语言，还有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更为厚重和深远的东西。它的名字叫文化。
一天，我正在咖啡厅里阅读一本中文小说。一位头发花白的美国老人走到我跟前，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你好。我知道你看的是中文。这本书不错吧？”于是我们开始了对话。后来经常在这家咖啡厅遇见，逐渐熟识。
老人名叫比尔。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北京学习中文。之后从事旅游贸易生意，频繁往返中美两地。如今，他已退休，在这个城市买了房子，准备安心养老。
“我到中国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估计比你还长呢。”比尔总是喜欢这样半开玩笑似的倚老卖老。谈起中国，他总是感情充沛。
“在你眼里，我是个长着蓝眼睛，大鼻子的西方人，但我非常了解中国。例如，中国人接电话，从不说hello，而是先说‘喂’。更早些的时候，也就是八十年代，人们接电话是说‘喂。你在哪儿？’因为并不是每户人家都有电话，经常是整个小区才一个公用电话。所以每次打电话都要先确认对方在哪儿。如今中国几乎人人都用智能手机了，这样的日子早已远去啦！哈哈！”为了进一步说服我他是个中国通，比尔讲起了中国的社交潜规则。
“在中国，要办成事，除了能力，还需要一个更关键的因素，guanxi（关系）。每次谈生意，我会想尽办法打听到当地的负责人，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在饭桌上把生意谈了。而且在中国辈分也很重要。在年长有地位的人面前，一定不要多说话，尽可能让他们多说。在他们面前显得太精明并不招待见。我可是深谙此道呢！”
这个圆滑的美国商人也会经历东西文化碰撞带来的不适么？
“最初几年确实很难。改革开放才刚开始，很多中国人那时还不太欢迎外国人。后来就好了很多。这可能也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比尔合上原先正在阅读的《纽约时报》，摘下眼镜，与我讲起了他的身世。
“我是第三代移民。祖父母一百多年前从爱尔兰搬来美国纽约。我在那里出生，在犹太人的社区长大，然后在纽约上的大学。纽约真是个伟大的城市，它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那落脚扎根。我从小就接触各国的二代、三代移民。大学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墨西哥人。作为一个纽约人，对于不同的文化，我都能开放接受。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我虽算不上是个很好的双语者，但绝对是个双文化(bicultural)甚至多文化(multicultural)的人。”
双文化！这个词彷佛被荧光笔标记一般，从比尔的话语中鲜明地突显出来。英语，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里，是与语文、数学并重的主科。双语课堂，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高等教育依然没有忽视对英语技能的培养。每一个在中国经历基础和高等教育的学生，都至少学过10年以上的英语。
然而，双语带来的双重文化，这双重文化带来的矛盾，还有处理这些矛盾的技巧却从未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提及。“到了国外就应该融入当地人的圈子，不能只跟中国人来往，否则出国就跟没出一个样了。”“他们的圈子我也尝试过融入，可就是感觉不自在。他们关心的话题，我都觉得没意思。在中国人里发展人脉，倒是比较实际。”究竟要不要融入？这个经典问题的背后隐含一个更为深刻的疑问：在国外，要不要接受西方主流的那套价值体系，过上完全西化的生活？
这道选择题，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这里我也无心去比较孰优孰劣，倒是愿意提出另一种可能的选项：成为双文化人。
在保留原有文化的同时，吸收西方主流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在不同的社交场合，根据在场人的不同文化背景调整自己的交谈礼仪与风格。或者将两种文化有效的融合，在西方语境中体现自己的东方个性。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成就一个圆融的个体。这一切都如比尔说的那么轻而易举么？还是存在另一种风险，那就是被两个族裔同时当作外人，而拒之门外？
“我不喜欢被当成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我可是百分百的亚洲人，同时也是百分百的美国人。这两个身份在我身上同等重要。”这是安琪接受采访时的开场白。
五月初的早晨，下着小雨。我和安琪来到当地颇具欧洲特色的咖啡厅。由于下雨，晨跑的人特别少，而习惯早起的人，会带着一摞报纸和书来这里，悠闲地享受周末时光。端着温热的拿铁，我们来到咖啡厅中央的一张大理石桌旁。面对咖啡师做出的精致咖啡拉花，安琪掏出手机，对准咖啡杯拍了张照。“不好意思啊。这咖啡做得太好看了。”
如果你把面前这个姑娘，简单归类为爱对美食照相的亚洲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对于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安琪有她独特的思考和探索方式。
“我的母亲是菲律宾第一代移民，父亲是美国白人。母亲大半辈子都在努力被西方社会同化，渴望融入。但她过得很痛苦，融入意味着放弃母语和熟悉的文化。因为无法用有限的英语表达，她常埋怨父亲不能完全理解她的心情。这对我的童年生活影响很大。虽然在美国出生长大，可我不愿否认自己有关亚洲人的那部分。”
安琪在大学辅修了塔加洛语，积极参加菲律宾留学生组织的联谊会。也就是在那里，她遇到了认同危机。因为说不好塔加洛语，不爱吃煮毛蛋，留学生认为她不是正宗的菲律宾人，不属于他们的圈子。而跟白人打交道，又不得不压抑亚洲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然而最令安琪发愁的，是填写各种申请表时遇到“请选择族裔背景(ethnic background)”之类的问题。
“每次看到这个问题，我就很迷茫。我是该在‘白人’那一栏打勾吗？还是该选‘亚洲人’？可我都不是。最后只能选择列在最后的‘其他(other)’选项。这个‘其他’彷佛将我永远搁置到了边缘。人们总是喜欢先定义你。你要么是亚洲人，要么是美国人，容不得中间地带。有些人偏好用具体的数字量化。我曾被说成是40%的亚洲人，60%的美国人。可这又怎么可能被量化呢？为此，我还写过一首讽刺诗，叫《三杯米的亚洲人》。大意是说，一天我往电饭锅里倒了三杯米做成米饭，于是那天就做三杯分量的亚洲人。对于自己的身份，有时真的很疑惑，所以我通过写诗来寻找自己的定位。也将我的心绪用片段的诗句，一点点整合起来，为人了解。”
安琪在当地青年艺术家协会担任实习的时候，组织了一个青年诗社。近些年经常代表协会出席各种社区活动。也就是在博物馆的一次演出，我认识了她。那天，亚洲博物馆为新陈列的“在美华工抗争史”举行揭幕式。当地各界亚裔侨民、慈善家、社会活动家聚集在此。安琪作为青年艺术家代表，上台朗诵了她的诗歌：
I am the by-product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我是个文化同化的副产物
Half of me forced to be forgotten
一半的自我强制被遗忘
When I try to wrap my tongue
我试图通过卷绕舌头
Around a dialect so unknown
说出那陌生的方言
Her deep inflections bring me manila sun
她婉转的音调令我感受到
that have caressed her high-cheek bones
曾经抚慰过她那高耸颧骨的马尼拉阳光
If my mother’s people are so free
如果那里人民如此自由
Why are they drowning their sun kissed beauty in skin whitening cream?
为何还要把那太阳色的美丽肌肤浸没在美白霜里？
Proud of me
Only cause I’m blended in
仅仅因为我能融入
Blended in with brain-washed assimilation
融入洗脑同化
Americanization
这就是美国化
文化同化、高颧骨、太阳色皮肤、美白霜、美国化，这一系列关于亚洲人和认同危机的常用词构成的隐喻瞬间抓住了在场所有人的兴趣。语言屏障在那一刻消失了。人人都在诗句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和熟悉的困境。会场气氛就这样被凝结了。人们随着她充满感情的朗诵不时侧目、点头、微笑。各种语言技巧都已消失，诗句成为连接心灵的桥梁，在每个人的心里引起共鸣。活动结束后，我找到安琪，对她说：“你好，我想采访你。”
两天后，我们约在了咖啡厅。聊完诗歌和文化认同，安琪讲起了一段忧伤的故事。
几年前她随母亲回去探亲。面对阿姨和表兄妹，感到局促，也很少说话。晚上，母亲问她是不是不舒服。“我当时忍不住哭了。我对她说：‘我和他们真的很像，也很想能跟他们更亲密一些。可心里那么多的感情不知如何说出来。”母亲事后也对安琪表达了愧疚，后悔当初没有教她塔加洛方言。
“母亲为了能让我融入美国社会，上小学后，就不再跟我说塔加洛语了。可我分明还记得小时候，她用方言为我唱的摇篮曲，教我认识这个世界的一花一草。有时候，我都能感觉我的菲律宾祖先并不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他们就在这些音调里，在我的身后默默地望着我。”与安琪的对话里，总是不乏这类极富画面感的诗意表达。然而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安琪有着另一番规划。
“我主修艺术，更多时候是以舞者身份出现。你知道么，在美国很少有亚裔编舞师。我想成为编舞师，这个领域也需要族群多样性。”除了写诗，安琪还在当地的现代舞团跳舞。最近的一次公演上，安琪编排了一支叫《内在影子》的舞蹈。她将聚光灯从侧面打照在舞者身上，影子投射在墙上。通过影子的律动，展示舞者的内心世界。“这支舞展示了我们作为亚裔的另一重文化身份。我的舞蹈多少都含有我对双文化的思考。”
双文化带来的困惑和身份焦虑赋予了安琪无数艺术灵感，同时也推动着另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艺术家不断融合东西方音乐，开辟独特的双文化音乐风格。
“我很愿意接受你的采访，讨论这个议题。不过现在离演出只有两个小时了，我得赶紧回去把孩子哄睡了。记得联系我的经纪人，她会做好安排的。希望你能喜欢这场音乐会。”简短交谈后，阿比盖尔抱着她那可爱无比的孩子，匆匆回到房车里。
两小时后，艾比盖尔和丈夫贝拉在观众的掌声中走上舞台。灯光渐亮，掌声渐落，他们坐在舞台中央，抱起班卓琴。阿比盖尔开始低声吟唱：“我有一个母亲，我有一个父亲；镶钻的蕾丝，直挺的衬衫；她很漂亮，他很富有；我能自由地选择想做的事。我必须奔跑，奔跑，去到那个庇护之城；在那里人人重获新生，负担将永远地留在曾经的小镇……”班卓琴极富韵律的节奏如同奔跑的马群蹄声，就这样他们带着观众开始了一场音乐之旅。
阿比盖尔表演的蓝草音乐(bluegrass music)源于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白人村落，以班卓琴的炫技表演和节奏欢快闻名。提起蓝草，人们会习惯性地将其与传统白人乡村音乐联系起来。可阿比盖尔偏要挑战这样的文化定义。她演奏的民谣里，常出现中国古典音乐特有的滑音和音律，令传统的阿巴拉契亚小曲多了份婉约的东方色彩。期间好几次，坐我旁边的美国老人小声嘀咕：“噢，这段好有中国的感觉！”这种“中国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对于他恐怕难以说清，但能感知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屏障正随着阿比盖尔的音乐，一点点消解。
“接下来，我想唱一首中国四川的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你们想学吗？”
“好啊！”台下观众回答。
“大家跟着我说，太~阳！”
“Tai~yang!”
“出~来！”
“Chu~lai!”
“喜~洋洋！”
“Shi~yangyang!”台下观众笑成一团。
贝拉开始用他的经典“三指弹法”熟练地拨动琴弦，奏出欢乐的蓝草风格前奏。
“太阳出来罗儿，喜洋洋罗，朗罗。挑起扁担朗朗扯，光扯，上山岗咯，朗~咯~”接着又是一段音符密集的班卓琴间奏。这首古老的四川民歌与蓝草小调就这样和谐地在舞台上轮番上阵。观众跟着旋律拍掌，不时叫好。
我究竟在哪儿？音乐带来的地域穿越再次挑战我对当下空间的认知。那一刻，太阳不仅是四川的太阳，山也不再只是美国的山。歌里传达的关于热爱自然和劳作的朴素情感，跨越国界，注入每个人的心灵。
这场音乐会对于促进中美关系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恐怕难以考量。但关于阿比盖尔，却有一组确切的数据可以追述。1996年暑假，阿比盖尔作为交流学生第一次来到中国。原计划学习法律的她意外获得唱片公司的青睐，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从此她频繁往返中美，试图融合两国传统音乐。2005年，她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游女吟》，其中两首是用中文唱作。2009年，她进入四川灾区学校，为那里的孩子做义演。她将孩子传唱的民谣、诗歌收录缩混，制成《震后》专辑。其发行所得收入用于支持灾后重建。2010年，她来到上海为世博会演出。2011年，她带着她的乐队深入中国西部采风，与当地少数民族乐团交流合作。2012年，她站在了TED讲台，以《用班卓琴来建设中美关系》为题讲述了她的音乐历程和在四川经历的动人故事。同年，她应邀回到母校科罗拉多学院，做毕业演讲。这段演讲被美国国家广播电台(NPR)评为，1774年以来最棒的毕业演讲之一。同时入选的还包括，肯尼迪总统1962年在耶鲁大学，克林顿总统2011年在纽约大学，比尔盖茨2007年在哈佛大学，乔布斯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她的全名叫阿比盖尔·沃什伯恩(Abigail Washburn),她还有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王爱平。
两周后，我对阿比盖尔进行了电话采访。除了音乐，我想知道更多有关她在中国旅居生活的故事。作为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是否也会经历情感隔阂和文化冲突？抑或因为艺术家的身份，而拥有不一样的体验？
“我到四川成都学习访问，是在90年代。当时整个成都市的外国人加起来可能还不到一百人。我们外国人也常抱团出行。当地人都说四川话，我根本听不懂。每次沟通都要麻烦他们说‘最简单的普通话’。当用中文聊不熟悉的话题时，我依然会紧张，会担心自己说不好。可是自从做了音乐后，我发现一段有意义的对话，比清楚地发音更重要。”
对于音乐人阿比盖尔来说，有意义的对话，大概是指能就音乐这个话题与当地中国人进行有趣深刻的讨论。学生时代的一次朋友聚会上，她无意听到角落的旧唱片机传来达克·沃森(Doc Watson)的歌声。她迫不及待地想将这种最本土的美国乡村音乐带到中国，与那里的朋友分享。然而现实的交流并不顺利。
“在中国，很多学生会跑来跟我交谈，其实只是想练英文。可当他们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纠正句法和时态上时，说出的内容会立马变得很无趣。他们不再关注我这个人，而只是语言本身。他们不会在得知我是音乐人后，愿意跟我分享他们喜欢的音乐或者听我讲讲美国的音乐。相反，他们只是不厌其烦地摆弄语法和发音。这样的谈话无法真正了解对方，也太无意义了。”
与许多中国学生相似，阿比盖尔从小学中文。为了能到中国进修，她在大学辅修中文，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然而不同的是，阿比盖尔认为自己的一部分就是中国人。“我18岁就来到中国，去了那么多城市，中国文化已是我精神世界的重要构成。虽然我没有一副亚洲人的面孔，可并不意味我不能传递地道的东方文化。关于东西融合成为双文化人，对我来说再自然不过。事实上，在学习班卓琴的过程中，我就试着将很多乡村音乐翻译成中文在美国演出。”
“如今的人都在积极地学习外语，却没有学会情感的语言。学习情感的语言就是培养移情能力(Empathy),即是走出自己的恐惧和顾虑，了解别人的心路历程，这样才能扩宽自己，通达人性。而这一切跟语言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在个体层面上差异很大，但在人性层面很多是相通的。至于你说的东西方文化如同油和水互不相溶，我想到的是我最喜欢的沙拉酱，它就是油和水构成的。不相溶无所谓，调出来的味道可是非常可口咧！”
这段有关油和水的讨论，让我再次想到只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小张，不知那一年的海外生活令她体验了多少美国文化。还让我想到那些渴望融入主流，却常被忽略的中国朋友。也许东西方的文化真的不能相溶，然而世界也并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所以为何不同时接纳二者，调制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味？比尔、安琪还有阿比盖尔，他们的经历虽然表面上大相径庭，但都选择了在这两重文化框架中积极探索自己的位置，收获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和艺术灵感。
这个过程里，无疑会经历来自单文化族群的质疑排斥，会有丧失归属感的孤独，毕竟人类在单一文化环境中生活的历史更为悠久。双文化带来的冲突与风险就像《海边的卡夫卡》里提及的沙尘暴。行走在沙尘暴里，皮肉被割裂，会看见自己和别人流的血。但有一点非常确定：走出沙尘暴的那一刻，你不再是曾经的你。你可以选择躲进自己舒适的圈子，也可以选择勇敢地走进这场沙尘暴，然后以更通透的人性和全新的面貌出现。
“你要记住，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不管是商场还是职场，只要还在世上打拼，就会遇到不讲理的混蛋(asshole).你要勇敢去争取你想要的。”比尔最后给我的忠告。
“从你擅长的专业与特长出发，努力和人做有意义的沟通，让每一次对话成为对人性的深刻探索。以此为渠道，逐步开拓视野，最后你会发现双文化是一副非常美丽的风景画。”阿比盖尔在采访即将结束时的总结。
“双文化在我看来就像是用炭笔在白纸上画一条线，然后再将这条线抹开。你若说它是黑色，它并不像之前的线条一般黑，可它又绝不是原先白纸的颜色。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还得有别的颜色。”安琪的思维输出永远带着诗意的具象。
语言的正确也许并不那么重要，能否融入外国人的圈子也不应太过纠结。无论最后选择海归还是留下，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两种文化纳入自身，建立感性连结。在全球化的大幕布里，努力抹开具有自己鲜明个性的独特色彩。到那时，希望你也愿意花上一杯咖啡的时间，与我分享你独一无二的双文化故事。
大概是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个城市的樱花相继在二月底三月初提前开放。我和莱斯约在旧货市场见面。她带着桃红色贝雷帽，身穿玫红色大衣，在人群里十分扎眼，倒是和路边的樱花相映成趣。她耐心地在旧货柜台前挑选首饰。我则在一旁翻弄各类旧唱片，无意中发现了一张小提琴家柯岗(Kogan)的黑胶唱片，《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虽然是EMI后来发行的再版，可依然是相当难找。我把唱片放到可供试听的唱片机里，扣上耳机。
大提琴和单簧管缓缓拉开第一乐章的序幕，从容铺陈框架。关于这首小协，还有一段美丽的故事。勃拉姆斯出生长大的汉堡，与所有德国小镇一样，地广人稀阴冷潮湿。然而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这里带来了许多从匈牙利逃亡的吉普赛人和犹太人。15岁的勃拉姆斯因此机缘结识了匈牙利小提琴家拉门伊(Reményi).和那些反犹太反吉普赛的保守德国人不一样，勃拉姆斯被这种节奏多变，曲调繁复的吉普赛民间音乐深深吸引。在拉门伊的介绍下，他结识了已成名的吉普赛小提琴家约阿希姆(Joachim)。也正是这段维持终生的跨国友谊成就了他的不朽音乐。由于对小提琴演奏不太熟悉，创作小协的很多时候，他连乐稿的小节、弓法都没标就直接交给约阿希姆。而约阿希姆除了对细节再加工，还加入了许多吉普赛的音乐元素。因此这首在德奥古典音乐框架下的小协充满了吉普赛田园风格，一直被喻为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
1959年，这部作品问世的大半世纪后，苏联小提琴大师柯岗与指挥家康德拉辛(Kondrashin)来到伦敦的拉贝路录音室，与伦敦爱乐乐团合作录制了这首小协。后来由于美苏冷战、健康等各种原因，柯岗之后极少到西欧和美国演出。辞世后，他的录音资料因为稀少而变得更加昂贵。
唱片里的柯岗琴声活力十足，透过廉价耳机依然能感受到他灵活的指法和充满张力的运弓。1959年的柯岗在伦敦玩得尽兴么？他会喜欢英国的食物么？也会经历语言障碍么？这些问题都无从考证，也不再重要。或许，在录制的过程中，他和身后的乐队都忘记了各自国家的政治异见，全心用音乐的语言共同再现勃拉姆斯和约阿希姆当年编织的浪漫田园。
而如今，身在美国旧货市场，听着这张唱片的我，怔怔地看着唱片在唱片机里匀速地转动，犹如浩瀚宇宙中规律运转的行星。一种穿越时空般的迷惑情愫突然闯入了我的内心。我试图捕捉它，仔细审视，却发现它在思维的聚焦下迅速融化。可我依然想为内心那片刻的涟漪记录点什么。
于是我抬起唱针，装好唱片，走到莱斯跟前。对她说：“我们去对面那个咖啡厅坐坐吧。我想听你讲讲你认识的留学生的故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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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午，午饭时间，同层实验室的中国博士后聚在一起吃饭，兴冲冲地在谈论什么。原来张博士前段时间回了趟中国，参加清华大学助理教授的职位面试。大伙儿围着他，听他描述清华院系内部的招聘标准，都有哪些在美国混得不错的中国人回去参加了面试，在清华园里有没有见到施一公，回国以后将有多少启动资金。
中国这些年经济飞速发展，投入科研的资金越来越多。相比年年削减经费的美国，中国的高校无疑变成了理想的去处。怀抱钱学森当年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熟悉的语言和文化，守在年迈的父母身边。更重要的是，高校教授是个能满足一切自尊和虚荣的头衔。然而近些年回国的人越来越多，不少知名学府也将招聘门槛设得越来越高，令很多渴望回国的博后无法回国发展。
我常常在想，这些博士后快乐吗？每次午饭，我都留意他们谈话的内容。大多都是在探讨如何生财，如何带孩子，或抱怨工资太低，压力太大等。很少谈论学术。而谈论学术的时候无非是谈论某业内牛人或者某牛人实验室的某某发又在Nature, Science, PNAS发了一篇牛文。 似乎好文章永远是别人的，而烦恼永远是自己的。无论是在东岸还是西岸，只要有中国博士后的地方，交谈的内容就离不开这些话题。
小时候大人总是爱问我们长大后想做什么。相信很多人曾经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如今有些人真的做了科研，成了科学家，可为什么依然对生活不满意呢？
我想写写海外生物科研人员的生活状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一天，我去向李博士借试剂。不料那层楼的火警报器响了，我们不得不离开实验室。
“你现在忙么？”
“我还好。”
“那我们到走廊尽头聊聊吧。”
于是我们来到走廊尽头临床医学院的落地窗前。
“我最近过得挺抑郁的。在这里工作根本看不到希望。再这样下去，我就会变成另一个被解雇的博后。”
近些年，美国经济下滑，政府拨给科研机构的经费也大幅下调。教授必须勤奋地写项目申请，才可能获得经费。而已经获得经费的教授必须更加勤奋地将去年一年的成果和进展写进项目申请书里。然而，当经费无法批准，项目不得不中断的时候，最坏的事情就发生了：裁员，甚至关闭实验室。去年一年，我所工作的研究所就有好几间实验室经历了裁员风波。不论是对谁，裁员都是职业生涯里一抹挥之不去的阴影。被裁员的必须黯然离席，而目睹裁员的心里也危机四伏。而教授究竟会裁谁呢？
在充满干劲，精力旺盛的年轻博后面前，上了年纪需要兼顾家庭的“千年博后”无疑处于劣势。美国科研机构规定，博士毕业后只能以博后的职称在实验室工作五年。五年后，如果没有找到助理教授的工作成立独立实验室，若想继续在实验室工作，老板必须将其职称提升为研究学者（research scientist）,工资也要相应多付一点。很多时候，教授情愿少花点钱，雇佣新手博后，用省下的钱购买试剂与仪器，也不愿意雇佣拖家带口的“资深”博后。
这群上了点年纪的博后们年龄大约在30好几到40中，孩子正在读书，父母年迈需要供养。一只蜡烛两头烧，再加上要供房供车，压力非常大。
然而科研是个非常不接地气的职业。经过将近十年的专业培训，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生物博后擅长查询论文，理解复杂的细胞信号通路，某一特殊的细胞结构，一些实验技术……..一连串在社会职场里很难派上用场的技能。人到中年，若是就这样突然离开熟悉已久的实验室，面对外面陌生的职场，该是怎样的彷徨。
“我总感觉在实验室呆久了，人会变得越来越猥琐。”李博士苦笑着说，眼角弥散着淡淡的皱纹。“我们的生活除了看论文，就是面对老鼠和细胞，很少跟人打交道。在加上我们中国人在这儿就是外国人，很难交到朋友。不像在公司里的人，每天跟人打交道，需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说话技巧。在实验室呆久了，真的会变得猥琐。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训练跑步。”
一年前，李博士在实验间隙读了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论跑步时我谈论些什么》，深受鼓舞，从此开始跑步。3个月后，他参加了当地组织的5公里公路赛，获得了男子组第一名。同年11月底，他参加了当地著名的马拉松比赛。作为业余选手的他，以1小时52分的好成绩完成了半程马拉松。
如今他已成了半专业跑者，除了一应俱全的装备，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体型的改变。肚腩，赘肉，多余油脂，任何典型的形容中年人的形容词在他身上都毫无踪影。与研究所那些含胸夹背，爬几层楼梯就喘气的中年博后，还有与那些体型超重的美国人相比，他的步态太过轻盈，体型太过挺拔。然而即便这样，他的眼神里依然透着一丝忧郁。
“我现在觉得跑步是对现实的逃避。”他从午餐盒里拿出一根胡萝卜，边嚼边说：“跑步，尤其是长跑，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时刻关注呼吸，步伐，肌肉关节状况。跑得顺利时要提醒自己要悠着点，跑到瓶颈状态时更要不断动用心智激励自己再坚持一会儿。注意力完全放在当下，任何工作，家庭的压力和烦恼都不存在了。还记得村上春树在他的书中提到跑步能排除人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