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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中共五十年
王明：毛泽东为延安整风运动采取的准备措施　　第一个时期——“整风运动”的准备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采取了以下一些准备措施。 　　第一节 通过阴谋活动和强制手段停止发行延安党的所有报刊 　　这些报刊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中共中央杂志《解放》和《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妇女工作的杂志《中国妇女》，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青年工作的杂志《中国青年》，党中央的文艺杂志《中国文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刊物的编辑工作是由王明、洛甫①和凯丰领导的。继续出版的只有毛泽东直接控制的《八路军杂志》。②此外还创办了一份新的日报《解放日报》，这也是由毛泽东掌握的。（①张闻天。②原文如此。应为《八路军军政杂志》。——译注） 　　第二节 解散学校 　　毛泽东把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转移到了晋察冀边区，强行解散了延安女子大学和青年干部训练班，这是因为他害怕在其中学习的革命青年反对“整风运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名义上继续存在，实际上那里集中了许多干部准备进行“整风运动”。 　　第三节 提出毛泽东主义同列宁主义相对抗 　　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决定出版了《马恩列斯论中国》的文集(其中包括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有关中国问题的部分文件及其他文件)和初名《六大以来》后改名为《两条路线》①（①《两条路线》文集是由《六大以来》文集中的一些主要文件汇编而成的。——译注）的第二个文集(其中包括党的领导机关的文件和若干党的领导人一除了毛泽东还有王明、博古和洛甫的著作)。这都被用于完全特定的目的：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提出一个命题，似乎“只有毛泽东的著作是正确的，所有其他的文件和著作都是错误的”。 　　从1941年9月起，毛泽东在同一些政治局委员的个别谈话中常常提到他想建立“毛泽东主义”的问题。此类谈话，毛泽东同我进行过多次，其中有一次是这样进行的： 　　“王明同志，我想建立毛泽东主义。你看怎么样？” 　　“这是为什么？” 　　“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主义’，他在生前就可以被别人推翻，而在死后他甚至会受到攻击。如果有了‘主义’，情况就不同了。你看，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分裂成了许多派别，但谁都不敢出来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第三国际和联共(布)党内也有不少组织和派别，可是谁都没有出来公开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国民党内尽管一团混乱、派别林立，可谁都不敢出来反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如果我不建立自己的‘主义’，即使党的七大选举我当了党中央主席，人们也可以把我推翻。” 　　我反驳说： 　　“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好像只要有了自己的‘主义’，就可以不被推翻。如果‘主义’不正确，实际上会垮得更快。无论托洛茨基还是陈独秀都有自己的‘主义’，难道他们俩人没有被推翻？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一样，遵循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去建立什么‘主义’呢？” 　　“在建立毛泽东主义时，我保留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继续说。——我抛弃的只是列宁主义。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这样的：列宁主义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毛泽东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 　　我企图解释说： 　　“你的论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把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否认列宁主义，这是第二国际领袖们和资产阶级大学者们蓄意玩弄的花招，这些人实际上既不承认列宁主义，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这样做。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列宁主义是新时代继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既然你谈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我诚恳地对你说：你这样提出问题，不仅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带来危害，即使对你个人也不会有利。请你再三并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建立什么‘毛泽东主义’。” 　　“但是，这怎么行呢？”他坚持说。“我坦白地告诉你，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主义’，他通常都不会有好下场。” 　　“那你有哪些著作可以作为‘毛泽东主义’的基础呢？”我问。 　　“怎么这样说呢？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毛泽东主义。我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一部基础理论著作。1939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就考虑到这一点了。不过在当时还不能公开讲，现在可以了。” 　　于是我对他这样说： 　　“你还记得，当你把《新民主主义论》的草稿交给政治局的几位同志看的时候，我同你谈过两次话，并就这一著作的名称和内容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我向你表明，你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如对革命性质、阶段、动力、革命前途的估计，关于领导权等问题)上，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不管你的主观愿望如何，‘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前途。除了这些谈话，我还给你写过一封信，我在信里指出，你的这一著作可以被托洛茨基和陈独秀利用来反对联共(布)，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你必须考虑如何修改这一著作。你虽然也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但基本原则仍然未动。现在我诚恳地告诉你：如果你用‘新民主主义’来对抗列宁主义，你就一定会遭到失败。因此我劝你丢掉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想法，并严肃地考虑一下修改自己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问题……” 　　据我所知，毛泽东还和任弼时谈过这个问题，同样也受到了批评。可是毛泽东没有听取同志们的衷心劝告，在“整风运动”中公开宣布了“毛泽东主义”，并进行了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 　　第四节 伪造遵义会议的历史 　　毛泽东要求中央政治局“修改”遵义会议(1935年1月)的决议。而且他坚持要这样来修改，即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不是犯了个别的理论错误，而是制定了一条错误的党的政治路线。这就可以肯定中央全会的决议是“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决议从而不仅加剧了对博古和其他同志的攻击，而且为宣传遵义会议的“特殊作用”打下了基础。此外，毛泽东打算捏造一种说法，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似乎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在遵义会议上据说受到了批判。其实，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并没有人反对，因为它反对的是立三路线，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建议。在这以后，毛泽东就有意地把他所捏造的四中全会的路线，同所谓的五中全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联系起来，并通过这种办法来证明他关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说法是正确的。可见，他已为攻击共产国际的路线，攻击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明，打下了基础，并为把遵义会议的“特殊历史作用”以及他本人在这次会上和今后的特殊功绩这种说法固定下来，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根据毛泽东的密谋于1935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需要这次会议是为了篡夺党的军权。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推行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沉重而巨大的损失。 　　毛泽东在政治和军事路线上的错误首先在于，遵义会议以后，他完全抛弃了红军关于“北上抗日”的重要战略口号。其实，这个口号不仅可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且可以得到地方实派的部队、甚至蒋介石的军队的同情。同时，毛泽东还废除了抗日反蒋”的策略口号。提出这一口号是为了在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他不抗日，并企图消灭红军和省里各个派系的军队)的基础上，同地方上的各个军政派系结成联盟。 　　毛泽东忽视红军的正面经验(1933年末到1934年初在福建时，蒋介石的第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共同抗日反蒋的协定；此外，在西征初期，红军经过两广时，没有遭受地方势力的袭击，甚至还接到了留在当地的建议)，提出了“打到贵阳去，活捉王家烈”①（①王家烈是贵州省的军政首领。）的口号。结果，云贵川的各个军事集团不得不同蒋介石结成联盟来共同反对共产党人。毛泽东既不懂战略、又不懂策略，并企图实行反对“一切”的极“左”的机会主义方针，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这种双重错误，使红军遭到了蒋介石和地方上各派系的联合部队的攻击。其实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从以下两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推行的、极左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的特定涵义。这两个事实是陈云①（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英勇的西征》②（②参看(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第50页。）一文中由于不谨慎而透露出来的。其一是上面已经提过的、毛泽东在贵州提出的“打到贵阳去，活捉王家烈”的口号。③（③同上。）其二是毫无根据地判处了一百多人的死刑。这是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在云南省一个县里执行的。正像陈云所证明的，该县县长错误地把红军当成了蒋介石的部队，便大开城门欢迎，作者写道：“我们红军也就将错就错，没有立即说明这不是南京军队。我们略事休息之后，即问他们：‘你们给本军办好了粮食军饷没有？’他答应说：‘都办好了。’我们盼咐要十个本地人作向导。旋即有本城各机关要人来拜访，各人忙着通报姓名官衔：‘鄙人现任警备队长’，‘鄙人现任警察局长’，‘鄙人就是县长’等等。既然他们自己道出了来历，我们自然知道怎样对付他们了。 　　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一切敌人都像云南这个县长这样蠢，中国革命早已成功了’。这话真是不错。”④（④同上书，第54-55页。） 　　这里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当时陈云认为毛泽东做的这两件事都是对的，所以才写了下来。文章发表前，陈云给我看了手稿。我看后劝他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声誉而就上述两点作若干修改。他同意了。对第一处，他去掉了“打到贵阳去，活捉王家烈”等夸张的句子，只保留了“生擒王家烈”一句。对第二点，他作了三处修改。第一，他把具体的县名改成“某县”。第二，陈云把来访的有知名人士(绅士)、商界代表和县城的其他居民，以及附近乡村的绅耆和其他代表共一百余人‘句改写成“几个人”。第三，他把“毛泽东同志自然知道怎样对付他们：下令把他们都条掉了”一句，换成像上面所引的那样：“我们自然知道怎样对付他们了。” 　　陈云写道，毛泽东对自己所采取的行动非常满意。这表明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是多么不明智，他不懂得他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和军事后果。显然，红军领导应当利用面临的情况向这个县的官员、绅士和广大公众说明红军路过云南北上的真实意图。应当向他们讲清楚，红军北上是为了抗日，而红军不得不同蒋介石作斗争是因为蒋介石不抗日，反而进攻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红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与这些省的地方当局和人民为敌。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些人同各省的领导人通消息，在这些省和县的老百姓中宣传红军的政策，减少红军前进途中可能遇到的阻力，使地方当局不把蒋介石视为他们可能的同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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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犯了这样两个不可容许的错误，贵州和云南，还有四川和这些省的地方当局和老百姓对都极不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轻而易举地把地方当局吸引到了自己一边，利用它们来共同反对共产党人。这对红军就造成了不科条件，招致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 　　当时，是支持的。他那篇文章的基本意思是想从好的方面来介绍毛泽东。因此，这篇文章的若干地方具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夸张之处。而且，这篇文章，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成了值得注意的历史文件。如果拿这篇文章中所叙述的、从开始西征到抵达遵义以前这段时间的实际情况，同毛泽东在“”时所捏造的的历史相对照，那就不难看出其中有着根本的原则差别。陈云的文章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它反映了当时的事态。毛泽东的说法则纯系捏造。因此，陈云的文章毕竟是驳斥毛泽东的谰言的相当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算还在于，以后，他没有执行共产国际领导上制定的正确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的应当保存有生力量，完成西征，进人辽阔、富庶和人烟稠密的四川省，同已在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一起开辟新的、大规模的苏区根据地，并补充红军队伍。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红一、三、五军团，无目的地时而转移到贵州，时而转移到云南，轻率地同敌人交战。其实，他们应该避免发生战斗并尽可能地保存有生力量。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是红军从江西到四川的重要任务。共产国际领导上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电报指出，这个目的比根据地更重要，因为只有保存了红军的实力，才能在到达四川后迅速开辟新的、更加辽阔的苏区根据地。 　　以前，、等人正是从共产国际领导上制定的这一正确方针出发，才避免了同部队进行不必要的战斗；他们向地方上的各个派系说明了“抗日反蒋”这个口号的重要性，从而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向前行进。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全体成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因为红军必须在四川开辟大规模的新苏区，并准备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但是，在遵义会议上攻击共产国际的正确方针，认定这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策略，是“不愿进行战斗”等等。历史证明，共产国际制定的这条红军西征的政治和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推行的那条政治和军事路线则是错误的。正是这种情况，使红一、三、五军团遭受了可以避免的沉重损失。 　　的主力于日开始西征。这支主力总共约八万人。到1935年1月初(前夕)，即行军两个半月以后，剩下将近四万八千名战士；可见，损失约达三万二千人。根据(1938年在汉口)邓发、王稼祥①（①在遵义会议上，邓发持公正的中立立场，王稼祥支持，博古受到毛泽东的攻击，因此，他们每一个人的发言都是值得注意的。）(1936年在莫斯科)及其他同志在不同时间所讲的情况，部队减员不是由于战斗，而首先是因为逃跑了近三万人，这些人是在近几个月中入伍的。遵义会议以前，战斗次数并不多，因为在沿两广边境行进时，没有必要投人战斗。到10月24日才知道红军主力撤离并匆忙派部队追赶。但由于他不知道红军的运动方向，而他又不能进入两广境内，他的部队只能间或同红军接火。红军的后勤部队甚至还带着比较笨重的兵工厂的设备，印刷机，印制货币的机器等等。到达遵义后，红军停下来休息了十二天；其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敌人方面的抵抗和追击，并不特别激烈。但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由于在毛泽东指挥下所采取的种种轻率的军事行动和转移，部队人数在两星期内就从四万八千人减至两万两千人，也就是说，损失了两万六千人。 　　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叛变行为还在于，他两次——一次在阿坝(1935年6月)，一次在毛尔盖(1935年9月）——在党内和内部制造分裂，使党和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在阿坝几乎就要造成分裂的种种事件是这样展开的： 　　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和结束了西征的红一、三、五军团，会师阿坝(四川省)。红四方面军的成员共十万余人，而红一、三、五军团只剩下了两万来人。正像邓发所讲的，企图“吞并”四方面军，他指使洛甫在墙报上刊登了一篇指责红四方面军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文章。这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响，差一点就招致全面分裂。双方领导和负责干部在一起开了十来天会。结果，毛泽东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把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朱德同意由徐向前接任总司令、自己任副总司令。王稼祥则同意由陈昌浩接替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自己任副主任。洛甫在几次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之后，保留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政治局会议增补徐向前和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才得以避免分裂。双方领导通过决议：红军分两路纵队继续西进。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和结束了西征的一、三军团先行。他们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指挥下组成了先遣队；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分和红五军团，他们在张国焘和朱德的指挥下组成了第二纵队。但是九月份在毛尔盖，毛泽东又突然开始随意调动军队，这就再次造成了分裂的局面。 　　当上述第一纵队到达毛尔盖(四川省)时，违反中央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关于红一方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决定，突然命令一、三军团在夜间秘密离开到那时为止一直和他们在一起的四方面军，离开驻地，并向北面移动。由于毛泽东的错误，部队起程时，既没有充分的物质保障(首先是粮食和冬装的储备不足)，也没有得到这些雪山和沼泽地带的气候、自然和其他条件的必要情报。结果，红一、三军团的实力受到的损失比其他部队要严重得多。比如1-935年9月一、三军团出发时共有一万七、八千人，但战士大批死亡带来的后果是，部队很快就只剩下了五千人。而在十月份，经过了两次不大的战斗以后，军团补充了人员，总共也才五千七百人。毛泽东应当对这两次分裂负责。至于在毛尔盖利用分裂成为以张国焘为首的第二中央政治局，不过是加深和扩大了党和红军内部的分裂，这个责任要由张国焘来负。 　　最后，特别严重的是，1936年秋，蓄意使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处于这样的境地，即西路军不仅得不到新疆已为他们准备好了的、苏联提供的现代军事技术装备，而且还受到了很大损失：两万五千人中勉强到达新疆的只有八百人。这是由于毛泽东有意不通知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必须到新疆去接受苏联的军事技术援助。如果他及时通知这一路军(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他同这一路军有联系)，他们就一定会去新疆接受苏联的援助，而1937年秋在华北和华中与日本人相匹敌的就不会是缺少军需的军事技术装备的四万八路军和两万新四军，而是有很好的现代化军事装备的、由数十万战士组成的大军。因此，毛泽东不仅使西路军受到了打击，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是毛泽东的重大罪过。 　　和在会上以及后来的活动，没有提供任何根据去谈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功绩”，相反，这恰恰是毛泽东的极“左”的冒险主义错误和反党活动的表现。
可见，无论在中共的档案中，还是在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共三十年代的文件中；无论在当时的报刊上、在的里，还是在最亲密的美国朋友斯诺的书里，都无法找到任何事实来证实毛泽东在“”进程中所捏造的的历史；相反，历史事实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这种捏造。 　　从到前夕，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在执行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方面的错误，以及他对红四方面军的破坏行径，使主力在会合时，总共只剩下四万多人。到达瓦窑堡以后，毛泽东不愿留在北方，不愿寻找有利时机开展抗日的军事行动。他根据他的右倾和悲观主义的观点，把五千七百人的西征余部，同和的八千人的部队合并在一起，开始实现他的到山西去的冒险主义军事远征计划。 　　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证明，“在上纠正了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左’倾路线”和“毛泽东挽救中国革命免于失败”的情况，是不曾有过的。有过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党中央基本上执行了中共四中全会的正确的、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在“九一八事变”(1931年)后逐渐得到发展的的政策。因此，中国革命无论在苏区还是在，无论在敌占区还是在东北伪满统治区，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无数历史事实还表明，由于毛泽东的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破坏活动，中国工农和中国运动的成就，大部分都在两年内丧失了。没有事实能证实，遵义会议以后，“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进行得很顺利；而下述情况倒是得到了证实，这就是由于毛泽东的过错，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四万余人被封锁在陕北的狭长地带，处境极端困难；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才使党中央和红军从极其复杂的形势中解脱出来。 　　在1936年从写给的信中，承认了这些历史事实。他写道，不是农村挽救了城市，而是城市挽救了农村。换句话说，是城市的胜利，挽救了农村。(刘少奇的信件刊登在上面提到过的《两条路线》的文集中，这里引用的只是该信的基本思想。) 　　就连本人在“”以前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历史事实。毛泽东还曾公开讲过：“同志提出的的新政策是一种伟大的发现。没有这个政策，我党和很难摆脱当时造成的那种困境；没有这个政策，中国人民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此外，在“整风运动”进程中，他在1944年4月同我讲的那些“肺腑之言”中，以及在1948年12月他就“整风运动”和我进行的谈话中，这些事实他还是都承认的。①（①关于这两次谈话的内容见本书《关于“整风运动”的三次谈话》一节中的这一部分。） 　　上，在组织问题方面的错误行动，主要表现在： 　　1，他成立了“毛一洛联盟”，进行派系斗争，反对党和党的中央，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以及党中央执行这条路线的主要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同时，他力图篡夺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为自己)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为洛甫)。 　　2.遵义政治局会议无权撤换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党中央总书记。 　　3.当时政治局有十二位委员：在上能够指望的票最多占三分之一。十二位政治局委员中有五位缺席(项英留在原中央苏区，任弼时在红二方面军中，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和康生在共产国际)。在出席遵义会议的七位政治局委员中，博古和周恩来不支持毛泽东；邓发后来说，如果投票表决他是不会投赞成毛泽东的票的；会投票赞成毛泽东的只有洛甫和。朱德会持什么立场，不清楚；但就算他投赞成毛泽东的票，那也只有四票“赞成”，如果他也投反对毛泽东的票，多数就会在博古和周恩来一边；毛泽东对此是了解的。因此，在遵义政治局会议上，他总是拒绝进行任何表决。当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他就以阴谋煽动手段嗾使必须到会的军人，在必要情况下通过起哄来支持他。这样才“通过了”合乎他心意的决议；要求博古把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让给洛甫，要求周恩来把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让给毛泽东。 　　从不掩饰他在组织集团反对党中央和共产国际路线以篡夺党的军权方面的所作所为；相反，他一谈起这些情况，就流露出一种自鸣得意的感情。 　　比方说，在“”开始前就和我谈过这件事，他谈到了，他说，“在遵义会议时大家还以为我是右倾者，我独自一人是不能发生影响的。因此我不得不使用‘分化瓦解’的办法。我首先让王稼祥，而后让洛甫反对博古。同时与洛甫结成‘毛洛联盟’，并同他达成协议：洛甫先夺得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而后再任命我接替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在反对立三路线、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斗争中，你占第一位，博古占第二位，(王)稼祥占第三位，洛甫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斗争，但他在莫斯科学习，所以也是共产国际路线的拥护者。你们四人当时在政治局里和在党的干部中间是有威信的。当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有三个人。其中两个一(王)稼祥和洛甫反对另一个人——博古而支持我；我的话见效了，他们开始听我的了。①（①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争吵。）一结果，我才夺得了党在军队中的领导权、担任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的这些话同事实是相符的。邓发、博古等人也以这样的精神，不止一次地和我谈过的情况。 　　显然，如果在上出来反对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四中全会的共产国际路线，他就会遭到博古、王稼祥、洛甫和政治局其他同志的一致回击，因为博古和王稼祥是反立三路线斗争的首要参加者和四中全会共产国际路线的拥护者。至于洛甫，虽然他在1931年夏，即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半年以后，才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并没有参加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但他也是共产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当时，政治局委员中谁都不会出来反对四中全会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遵义会议要么根本不开，如果开，其结果就是毛泽东彻底失败。 　　当时既无力量，又无勇气出来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共产国际路线、反对这条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 　　企图使他对所进行的种种捏造变成真的，便编造故事和谎话，或者让别人去编造。这些故事和谎话归结起来有：所谓“参加了长征，只是在1935年初遵义会议上被推翻以后，他才被派往共产国际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或者竟然说“王明出席了日的于部会议”，会上，他好像“同博古一道起来反对毛泽东关于的报告”等等。不仅中国的出版机关，而且外国资产阶级的一些出版物，由于消息不灵通或者态度不友好，经常重复毛泽东的这类捏造，有时他们甚至自己杜撰一些有关我在那几年里的行止的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我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去反驳毛泽东臆造的每一条“消息”和别人所捏造的每一个“报道”。然而，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
　我从来没有在中国任何一个苏区呆过。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日我离开上海，于11月7日到达莫斯科。从日起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执行自己的职责。日我才离开莫斯科，于11月29日飞抵延安。 　　任何其他有关我在那一时期的去向和转移的报道，不是主观臆造的，就是纯粹幻想的结果。
王明所讲的事实，全部被陈云所作证实。陈云最终为西路军洗冤平反。应该感谢《中共五十年》揭露历史真相。
陈云一句话，石破惊天。陈云一句话，为61人叛徒集团案翻了案。
王明对中共，中国革命应该有功无过。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是王明制定的。中共从来没有开除过王明中共党籍，也没有明令撤销过他的六届，七届 ，八届中共中央委员职务
看了王明的这本书后，给俺的感觉是这个人挨整太活该了，纯粹是自作自受。
他比起其他人很伟大了，他坚决不做检查，决不认错。对毛绝不低头。结局比他人都好。
将军县安徽金寨日电（红四方面军基地）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革命家。为深入开展王明人物研究，挖掘金寨红色历史文化，纪念缅怀这位红色名人，5月23号，王明人物研究座谈会在安徽省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召开。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王明人物研究专家郭德宏教授，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邓典厚，王明亲属，寿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县直有关单位参加了座谈会，金寨县县领导汪宏军、阎荣安、洪晓东、侯守宪出席座谈会。金寨县红军历史研究会会长周其成主持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共金寨县委党史研究室汇报了王明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情况，金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红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阎荣安介绍了王明的革命生涯，郭德宏教授教授对王明一生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与会人员进行了座谈，并就深入王明人物研究提出了建议。
金寨县党史工作领导组组长、县委副书记汪宏军作了重要讲话。汪宏军指出，王明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开展王明人物研究，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艰辛历程，也能从我们党的成长进步中得到经验教训。王明的一生，无论失误还是贡献，都是党史的一部分，做好王明人物研究工作十分必要。
汪宏军要求，中共金寨县委党史研究室、金寨县县红军历史研究会要组织人员力量，更加深入做好王明人物研究，征集更多的资料和实物。要加快做好《王明一家》出版工作，着力做好《王明》画册的组稿工作，积极谋划《王明诗选》的编写工作，多出成果、力出精品。
汪宏军强调，在研究过程中，要坚决防止历史虚无主义，正确把握党的历史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曲折，辩证对待历史，吸取经验教训，为推动老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中积聚正能量、开创新局面。
座谈会上，王明亲属向中共金寨县委党史研究室、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捐赠了有关书稿和遗物；郭德宏教授向中共金寨县委党史研究室捐赠了《王明年谱》。座谈结束后，与会人员进行了合影留念并参观了王明生平图片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的历史中，有些人物是被遮蔽的。与建国者一样，“失败者”或者党内斗争中的“负面人物”也为历史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贡献或失误，都构成了我们认知的党史的一部分。王明是党的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近日，郭德宏主编的《王明年谱》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在3月26日的座谈会上，多位近代史专家与作者交流阅读体会，希望能剥掉油彩，还原一个真实的王明。中央党校王海光教授认为，《王明年谱》用丰富的史料展现了历史的立体感和丰富性。下文选取其在座谈会上的部分讲话，与读者共享。
我拿到这本书的时间不太长，但王明这个人物是我熟悉的。党史上有很多人，但在现在的党史包括后来叙述的党史中，有些人物是被遮蔽的，特别是延安整风后所突出的是以毛泽东为主线的线索。
中国共产党历史非常丰富也非常复杂，不仅仅是毛泽东、刘少奇或者开新中国那一代人的历史，也有党走错误路线、斗争“负面人物”所体现的历史。只有这样的历史我们才能看出立体感，才能看出中共党史的丰富性。“失败者”或者在党内斗争中的“负面人物”，同样为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是看他们做出的贡献还是失误，都构成了我们认知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部分，“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这些“失败者”、“错者”，那整个历史同样是不完整的。这本书的好处是从另一个角度，从我们很少知道的角度讲述鲜为人知的党的历史。
这本书我粗粗翻了一下，史料非常丰富。我觉得王明这个人物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王明都是属于参加中国共产革命的一批人物，但他们从不同的路线或者不同角度见证了这场大革命。我们看他们各自的革命经历，也可以看出王明之所以在党内上台、站稳一定的定位，与中国革命的特点、特色有关系。中国革命一开始是仿照苏联十月革命的路子走。在此过程中，中国经过了几个回合，大浪淘沙出现了很多人，第一个共产党的创建人即陈独秀、李大钊这一批人，他们从学者转到革命者，这是一个线索。国民革命失败后开始走苏维埃道路，仿照列宁、斯大林第三时期革命路线的路子，但是这条路没有走通。因为没有走通，所以带来了在白区斗争的失败而不得不屈居于陕北。这段历史是我们熟悉的。
大革命失败后到苏维埃革命的失败，再到中共革命在抗战时期的兴起，这个过程从王明角度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也发生了变化。王明这些人更多是尊重莫斯科的指示，按照莫斯科的指意办事，所以这个过程有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即王明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有贡献。抗战时期是党内和党外、国际和国内处在一个大变化时期。我们讲到毛泽东和王明路线的斗争一般都讲到延安整风、抗战之后党内所出现的左倾、右倾。现在看左倾、右倾在一个政党中都有自己的地位和价值，都有我们可以总结教训的地方。在延安整风时，王明作为莫斯科的一个符号淡出了共产党的历史舞台。但我们要了解历史丰富性，要看到王明在这一段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所以《王明年谱》用丰富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人物的丰富性，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建国以后王明淡出整个权力中心，这时期王明更多是作为一种形象，跟毛泽东对立的一种机会主义路线的形象。建国后，毛在多次谈到王明路线，王明成了中共党史中被污化的一个符号。当然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到苏联，王明对毛泽东有很大的批评，这些批评意见在当时可以看到王对毛路线的批判。
作为一个路线斗争的历史和整个的党史是两个层面，路线斗争是中共党史的一方面。文革时期多数是把党史简单化，毛泽东战胜了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但这个观念已经被学界抛弃，学界更多是从原因和经验教训出发。王明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有贡献的，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共领导人，比如对党红军的援助，西安事变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王明就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在这本书中做了比较详细的反映。
这本书我着重看了王明到苏联去的一段时间。王明在文革时期曾写过《中共五十年》，提出了他自己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想法、看法，对毛泽东历史叙述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王明《中共五十年》中，其叙述和一般叙述不一样，一般叙述是毛泽东到陕北后，因为正确执行了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得以打开了。但《中共五十年》叙述中是在那个时期，毛泽东带着一干人马到陕北，在中国革命最辉煌的时期，“城市救了农村，救了根据地红军”。这样的叙述在过去是不被认可的。现在看起来，统一战线的成立，即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在白区的工作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历史很少叙述，但王明《中共五十年》中有叙述，使我们看待这段历史具有立体感和丰富性。
老郭是王明问题的专家，在红旗杂志社时就开始写了第一个《王明年谱》，字数比较少，就十几万字。而现在成了这样一卷浩瀚的书，可以看出郭老师在这些年内不断地丰富、不断地积累，不断地用更多的史料、更丰富的史料做一些工作。这本书除在苏联搜集王明的著作外，还有一些独家材料。能够把这么丰富的产品提供给学界，感到非常好。但我跟郭老师说过，王明到苏联去后，有些诗词没引用上去，我想我们再出一版《王明诗歌集》算了。来源 ：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
程世才回延安就带了120挺机关枪，还有大量大衣等，都是苏联支援的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遵义政治局 扩 大会议 〔 ５６ 〕 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 〔 １９ 〕 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 〔 ５７ 〕 中与西征 〔 ５８ 〕 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 〔 ５９ 〕 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 〔 ６０ 〕 、彭杨 〔 ６１ 〕 及五军团 〔 ６２ 〕 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 〔 ６３ 〕 及刘参谋长 〔 ６４ 〕 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 〔 ６５ 〕 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 〔 ６６ 〕 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 敌 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 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 ６７ 〕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Ａ）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 〔 ６８ 〕 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 — — 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 〔 ６９ 〕 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 〔 ７０ 〕 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 — — 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 〔 ３７ 〕 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 — — ，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 有 的 高 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 〔 ３０ 〕 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 最主 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 战 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 的。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 般的是正确的 〔 ７１ 〕 ，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 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 卫苏 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 务。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 弱了。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 〔 ７２ 〕 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Ｂ）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 — 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 〔 ７３ 〕 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 〔 ７４ 〕 以前。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 〔 ７５ 〕 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第二个时期 — — 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 — — 黎川。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 〔 ７６ 〕 去侧击向延平 〔 ７７ 〕 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 〔 ７８ 〕 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 〔 ７９ 〕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 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 有 利 于革命运 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时期 — — 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 〔 ８０ 〕 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 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战术，发明以“ 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 短促突击” 〔 ８１ 〕 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 · 到 · 处造了宫 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 〔 ８２ 〕 ），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 · 极 · 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击”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 〔 ８３ 〕 、太阳嶂战斗 〔 ８４ 〕 、石城战斗 〔 ８５ 〕 ，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第四个时期 — — 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总括以上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Ｃ）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 单 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 〔 ８６ 〕 ，没有信心。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ａ）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ｂ）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ｃ）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 — — 三里五里 — — 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 〔 ８７ 〕 纵队之温坊战斗 〔 ８８ 〕 ，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 — — 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 — — 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 〔 ８９ 〕 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 · 被 · 动 · 地 · 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 · 集 · 中 · 主 · 力 — — 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 — — 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 · 许 · 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 — — 继续冒险前进 — — 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 〔 ９０ 〕 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 〔 ９１ 〕 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 — — 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Ａ、博、周 〔 ９２ 〕 三同志，而Ａ、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 · 更 · 加 · 团 · 结， · 使 · 军 · 事 · 领 · 导 · 走 · 上 · 正 · 确 · 的 · 道 · 路， · 使 · 党 · 与 · 军 · 委 · 的 · 威 · 信 · 更 · 加 · 提 · 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 〔 ９３ 〕 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Ｄ）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 〔 ９４ 〕 ，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 〔 ９５ 〕 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 ９６ 〕 ，凯丰 〔 ９７ 〕 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Ａ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Ａ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 《 革命与战争 》 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 — — 毛张陈 〔 ９８ 〕 — — 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王自始至终没明白一个道理，这里是中国，任何执政中国的政党集团都不可能听命于外国势力，否则就算执政了也不会长久！
可以把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与王明的回忆录《中共五十年》对比看，就对那段历史比较清楚了
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里，抱病写完了自己一生中最大一部著作——《中共五十年》（文化革命，还是反革命政变？）。这也是王明一生中多部专著最后的一部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本书约20万字，主要围绕“文化大革命”而展开。纵观该书，王明抓住“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这本书。 该书中，王明断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革命政变”。王明抓住“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歪曲它的性质，把它说是一场“反革命政变”。早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的日，王明就写了一首《所谓文化大革命》的诗，提出“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武装反革命”。从此以后，王明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都必称其为“反革命政变”。
在书中，王明攻击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虽然王明也曾提过“学习毛泽东”，也表示要“变个毛驴子，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但在书中，王明却对毛泽东破口谩骂，造谣中伤，恶毒诽谤。在此书中，王明还杜撰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经过。称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自己首先提来的，“在整风运动中公开宣布了‘毛泽东主义’，是强制写进七大党章总纲中的”。其实“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王稼祥为纪念建党22周年写的、发表在日的《解放日报》上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毛泽东一贯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甚至“文化大革命”中当那些革命造反派纷纷上书要求把“毛泽东思想”改换成“毛泽东主义”的时候，他都加以拒绝。
进入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入膏盲。长期患有的肝胆肠胃病和心脏病时常发作，在写完该书后的第四天，王明就病逝于莫斯科。享年70岁。
葬入苏联名人公墓（新圣母公墓），当时苏联共产党称他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人物
没有斯大林苏共的支援领导，那能打下天下，斯大林一死，毛就干掉高饶，把历史全篡改了
这人就是始终不相信不承认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取得的，绝对不能照办苏联的经验
楼主竟然为王明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企图放弃党的领导权，不实事求是完全教条主义说话……可怕可怕
看看这个宣传提纲，一些高干对李德的瞎指挥提出批评，就是没有总参谋长刘的反对意见。
这本书是在哪买的
这个说法个人感觉不靠谱。120挺机关枪是个庞大的数量，是怎么带回延安的？这需要多少车辆来运输才行，又如何安全通过马家军的盘查？tg确实需要武器，但更需要消耗巨大的弹药。陕北无法造子弹，这120挺机关枪的弹药如何解决？盛军阀能做到持续供应吗？有些网友玩游戏成了习惯，以为有枪就有了一切，可笑！
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汇报，既不是“延安整风”后和八十年代后的“政治原因”的“统一口径”，也不是什么回忆和“口述历史”，而是代表中供中央向上级的严肃报告。由此可见，张闻天的总负责，周恩来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和“团长”，就是个“名义”而已。包括张闻天、周恩来在内，不管自己担任什么名义，都是自觉的以毛主席为核心，自觉的把毛主席当作核心领袖。即使与中央红军乍一接触的红四方面军的最高将领张国焘等，也是一眼看出“中央都听老毛的”！
长征结束后的1936年末，“瓦窑堡”会议后，中央再度派遣去苏联治病的王稼祥向共参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的经过。王稼祥在苏联的汇报，也是以毛主席为中共的领袖来汇报有关情况，并于1938年8月带回了共产国际确认毛主席为中共领袖的指示。1938年3月，中供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革命的有关情况，并请求苏联方面提供武器援助。四月中旬抵达苏联的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革命的情况时，依然把毛主席最为中共的领袖进行汇报。 即使月被张闻天派出的参加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滕代远，在会议上不但把毛主席当作中共革命的“旗手”并为此感到骄傲，而且，还把毛主席看作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总书记）、台尔曼（共产国际名誉主席）一样的世界革命的“旗手”，也同样“忽略”了张闻天这个总负责。
不要谢我，我是雷锋
千里，万里外的共产国际是神仙呐？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王明等国际派，毫无地方工作经验，就知道拿国际这个大旗做虎皮。看看他的办法，不是幼稚，就是无知。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磨炼的这些国际派，当遇到大风大浪时就会手足无措，不是左就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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