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生的学习目标是做什么的?

去日本打工,做研修生是怎样的体验去日本打工,做研修生是怎样的体验林哥解盘百家号2007年大专毕业后由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家人建议去日本打工,觉得也是一条路子,就在我们这里比较大的一家中介报了名。2008年2月底面试成功,8月份拿到签证,2月到8月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由这个中介找日语老师给我们培训日语。管理培训费是两万多,还有押金是五万或者是押房产证。号我们一行6人(4男2女)从大连登机在东京千叶机场下机。就这样开启了来日本打工的三年时间。他们官方不叫打工叫“研修”,类似于我们这样的都叫“研修生”。我们在日本工作的公司就是在千叶,一个叫做“アドレスサービス”的公司。主要业务就是Sony的售后服务,从游戏机到电视电脑手机等的维修。我们刚去的时候住的是这样的公寓两人一个屋,卧室一人一间厨房餐厅卫生间共用。不长时间遇到经济危机了,2009年2月份吧搬到了这样的公寓卧室没有分开了,都成共用的了去日本的第一年每月的工资都是额定的,没有加班,一个月8万日元。房租水电公司负责。第二、三年每个月公司从我们工资里扣除将近2万日元的房租水电。当然了这个房租水电每个公司怎么扣除的不一定,也有公司自己全部负责。从第二年开始的工资是按小时来算的每小时870~900日元,当然啦,日本人的小时工资比我们这个高,一般是从每小时900日元起。每天8小时一个周上5天班。加班工资22点之前是按每小时1.25倍计算,22点以后每小时按1.5倍计算。工资条,每人一个信封样的在千叶这边的公司干了一年半,之后我们几个又被调到了岐阜县的分公司。在岐阜我们刚去的时候住的是这样的公寓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半年左右就要回国的时候我们又换了一个公寓,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和日本人的接触还算比较多,所以我们头一年半的时候还继续学日语,中介公司在日本也有办事处,经常会派人来我们这里督促学习,并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思想上的异动,生活习惯上的不适,与日本公司有没有什么矛盾,或者要求什么的。不得不说,这个中介公司还真的不错,不是那种把你弄出去就不管你的?还是比较负责的。在日本只要认真工作就好了。和日本人总体来说都相处的很好。工作完的其他时间就是自己支配了。东京,迪士尼,富士集,长岛乐园。平时一般都是自己做饭。中午可以自己带饭,或者在公司订餐。当然啦,馋了的时候也去吃自助餐,拉面,回转寿司。工作了三年号回国,从东京出发途径上海在青岛下机。三年下来攒了25万人民币左右吧,不算多,但增长了一份阅历。可能现在去日本打工的人少了,毕竟人民币没有以前那么值钱了,十年前二三十万还能在我们这里买套房子,现在可不行了。给想要去日本打工的人提个醒,一定要找个靠谱的中介大公司。这点非常重要!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林哥解盘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时间就是能力等等发展的地盘。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日本雇主剥削中国“研修生”? 上万在日研修生干脏活还被性骚扰
关键字: 日本中国性骚扰研修生
【观察者网综合】近日,一档披露日本雇主欺压中国研修生(即技能实习生)的电视节目在日本引发关注。这档由日本东京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披露了中国研修生在日本遭受的处境:高压、受虐待、性骚扰。
该电视台采访了一位在日本学习处理紫苏叶技巧的中国林姓女子。这名研修生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生活、工作环境。
林女士工作地点
在一个9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包括她在内的7名研修生在此工作,他们负责捆绑紫苏叶。林女士称,10片紫苏叶绑在一起有2日元收入,时薪只有300日元(约18元人民币,日本全国平均时薪823日元——观察者网注),而且还没有加班费。此外,这份工作经常要加班到12点。
她表示:“工资很少,特别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熬夜,加班这么严重,只拿这一点点的钱。”
林小姐的手已经严重蜕皮
除了极低的工资,林女士表示这些研修生还会受到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
视频显示看上去只有20、30多岁的她,手指已经严重脱皮,有些地方甚至发黄发黑。她表示,“有的时候手蜕皮特别严重,一层一层地蜕,蜕到最后,比较嫩的肉就裂开了,还出血”,自已也因此去过好几次医院。
下班后,他们6个人挤在位于农场的一间简陋的小屋子里。更糟糕的是,住在不远处的70多岁的农场主晚上更会对他们进行性骚扰,“他说他很寂寞总是找我们……说跟他一起睡觉”。
然而,当农场主被记者问及是否让研修生超时工作,农场存在违法用工时,他拿出自己“很早就睡了”,“不知道是否存在这一情况”的理由搪塞过去。
当被问及是否存在对研修生的性骚扰时,他更是强烈否认了这一指控。
农场主否认曾性骚扰研修生
高危的“研修生”工作
其实日本“研修生”问题早已屡见不鲜。据中国侨网报道,20世纪60年代,日本企业为适应海外扩展之需,将海外分支机构的当地雇员派到日本进行技术、管理经验培训,然后再派回原单位工作。效果不错,此举受到日本政府积极评价。
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面对日本本土用人成本的上升,一部分企业开始以“研修生”名义,吸收大量外国廉价劳动力,后来,日本本土的各行业联合会也开始为其会下的中小企业招聘“研修生”。
1993年日本再创设“外国人技能研修生制度”,向来日本学习技能或研修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发放2至3年的技能研修生签证,期满回国后仍可再申请。
但事实远没有说的那般美好,在日本的外来研修生实际与廉价劳动力无异。据中国网报道,在日期间,研修生大多学不到什么特殊技能。他们通常在建筑业、金属成型业和食品加工业,从事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这些都是被日本人排斥的“3K工作”(危险kiken,脏kitanai,累kitsui)。2015年,共有19.2万外国人以研修生的名义来到日本。
此外,研修生在工作中还面临着不公正对待、工伤事故高发、超负荷加班导致“过劳死”等状况。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6年8月的数据,被调查的5173家雇用外国研修生的日本雇主中,有七成违反了劳动基准法或劳动安全卫生法等法律。
不公的待遇和高强度的工作环境让外国研修生被迫另谋出路,从而“失踪”。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2011年至2016年的五年间,“失踪”研修生人数不断增加,“失踪”的中国研修生已累计超过一万人。
《日本时报》2016年的一篇报道称,2015年,共有5803名在日研修生失踪,其中来自中国的为3116人,占到一大半。过去5年,这个数字一直在不断增加。而那些失踪的人口,则很有可能成为黑市劳动力,比如从事地下导游等工作。
在研修生中,发生“过劳死”并不奇怪。
一名菲律宾籍研修生在日本岐阜县从事切割钢板和涂料方面的工作,每月超时工作长达122.5小时,但却拿着极少的薪水。最终,因为过度劳累,这名27岁的年轻人死在异国他乡。
菲律宾籍研修生过劳死亡
而在2008年,曾有一名中国研修生的遗体在宿舍被人发现,死亡原因是心脏病突发,在就寝时死亡。据了解,死者在死亡前一个月,已经加班超过100个小时。
这些情况的披露在日本引发了舆论反响,一些媒体批评中国研修生不懂法无素养、华人黑中介玩转深不见底的在日华人社会;但也有日本网友对此表示同情。
有网友愤怒指责这是强制劳动。还有网友认为,这是对他国公民的凌辱,自己作为日本人“感到十分羞愧”。
资料图片:外国劳务者在东京集会,抗议歧视,要求基本权利。
在日本广播协会NHK关于“消失的外国研修生”的报道中,日本网友更是群情激愤,表示这是“彻头彻尾的奴隶制”,长此以往,“周边国家都将对日本积怨深重”。
有人表示担忧,称如果不改革,研修生制度未来将引发更严重的问题;还有网友感叹道,“如果是自己也会逃离吧”。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在不断扩张研修生计划,以此来应对日本社会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问题。去年,日本下议院通过了两项有关外国劳动力的法案,旨在遏制剥削外来研修生的现象,并且增加外来护理者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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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 14:47
中国女研修生带避孕套赴日,到底要干嘛?
从中国来的女研修生中流传着这么一则说法,来日本研修的中国女研修生,在准备来日本之前,很多人都购买了避孕套,事实上很多中国女研修生也随身携带着避孕套来到了日本,这些中国女研修生除了未婚的之外,丈夫基本上都在中国,她们来日本携带避孕套干什么?千万别以为中国女研修生来日本研修日本的AV演剧的,其实她们是作为包身工来日本干活的,例如是来研修日本农业的。
为何这些中国女研修生要随身携带避孕套来日本,新研修生们是听了回到中国的前辈的老研修生建议是为了预防被老板强奸备用,如果发生被强奸的事件了,不能与老板发生争执,否则要被老板遣送回国,就不能在日本赚钱了,且来日本之前交给中介公司的钱不少人都是借来的高利贷。如果不用避孕套,万一被强奸怀孕了,回国之后无法向自己的丈夫亲人交代。
如果发生被强奸事件的话,除了刑事追究之外,民事上按照日本的法律一般赔偿只有几十万日元,如果是性骚扰的话例如摸乳房和臀部,赔偿更少,多次遭到性侵害,可以根据次数酌情增加,法律不修改的话,高额的赔偿是很难实现的,要求高额的赔偿只会造成诉讼费负担增加,得到的赔偿可能更少,作为律师应该正确提供建议。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有时采取和解方式解决,也许可以多赔偿一点,但很屈辱。日据一家在日本的中文报纸报道「一名50多岁的男性农户,在劳动中常常触摸女研修生的胸部和臀部,研修生稍有出错,他便怒斥:“快回中国去吧”。月期间这名女性多次遭到男性的性侵害。来日本后,这名被起诉的农户还曾对她说:“因为喜欢你才选你来的。”这名女性在来日本前还向中国的中介机构支付了6万元人民币保证金,如果逃走就必须付违约金。来日本后,研修生经常被要求超时工作,而每月仅有6万日元收入。
一位中国男研修生表示「中国的研修生派遣单位就是在地方Z-Fu合法保护下的一个骗子集团。所谓的研修生就是雇佣给日本的廉价劳动者的华丽称呼」。中国研修生在日本如同旧中国的包身工,工作环境严酷,工资极低,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这些中国女研修生居然冒着被强奸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赚这么一点小钱来日本打工,就说明了中国女人很惨,很多中国女人喜欢说来生不愿当女人了。日本女人却正好相反,日本女人都喜欢说「当女人真好」。
中国的富豪在日本及世界各地狂购,我认为有能力在日本及世界各地狂购者只能是少数的中国的剥削阶级成员。按照中国的法律,比方说严格执行中国税法的话,现在持有财富的中国人可能大多数也都会变成普通人家了,中国的房价高,就来个房产税;污染,就来个环保税,环境却一天一天恶化;缺电,就涨电费;缺水,就涨水费,水荒缺更严重,在中国开征新税也是易如反掌,不像日本开个税种,搞不好首相都会下台。如果查查中国富人的钱从何而来,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关系,靠自己的劳动是不可能得到的,当然没有人会查富人的,有权的人不会查,穷人无能力查。
在日本买中国的产品比中国还便宜,不仅是比中国便宜,在日本出售的中国商品在质量上也绝对是在中国商品中最好的,大多数在日华人都知道,不过不合日本的标准,特别是食品,除了刚来日本的中国人买,来日本时间久的中国人都不会买的,因为对人体有害。中国人的国民人均收入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房价已和东京差不多了,在中国的购房子土地是归国家所有的,最多70年房子就归国家了,相当于长期租房子。在日本的购房子土地是是私人所有的,你可以传给你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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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当研修生,会社待遇太差,可以辞职自己另找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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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推荐律师在日做研修生一年半后“跑黑”|研修生|日本|待遇差_新浪网
在日做研修生一年半后“跑黑”
  “中国研修生低薪、高压、受虐待、被性骚扰”,“失踪研修生达万人”……在近期日本的新闻报道里,中国研修生以悲惨的境遇,刺痛了国人的心。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日本国内共有192655名外国技能研修生,其中中国研修生总计89086人,占比46.2%。
晓冬在日本打黑工的工地。受访者供图
  “中国研修生低薪、高压、受虐待、被性骚扰”,“失踪研修生达万人”……在近期日本的新闻报道里,中国研修生以悲惨的境遇,刺痛了国人的心。
  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日本国内共有192655名外国技能研修生,其中中国研修生总计89086人,占比46.2%。
  日,中国驻日大使馆通过媒体发声,介绍对技能实习生(研修生)的保护措施。
  国人远赴日做研修生,他们中有早期的掘金者,也有仍挣扎于当下的求生者。他们孤身一人,希望从毗邻的岛国赚回双倍甚至更多的收入,以快速改善生活。
  中国研修生低薪、高压、受虐待、被性骚扰
  ●定义
  所谓“研修”,日本入境管理局的定义是“为日本政府或民间机构接受的以学习技术、技能和知识为目的的活动”。
  ●背景
  1981年,法务省在签证类别上设立了“研修”的在留资格,每年允许以《外国人研修制度》名义接收外国人来日本研修。
  1993年,为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政府扩充了原有的外国人研修制度,设立了技能实习制度,即研修生经过为期一年的技术学习后,可与雇用企业签订雇用合同。转为技能实习生,服务期限为2年。目前媒体中提到的“研修生”,实际为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总称。
  刘晓冬,23岁,做研修生一年半后“跑黑”。
  中国山东临沂——日本北海道、横滨、东京等
  新京报:为什么要远赴日本做研修生?
  刘晓冬:高中毕业,十八九岁的农村青年,没什么好前途。在老家山东临沂,去日本打工的特别多,这是我所知道的挣钱最快的一条路。
  2014年,跟我一起上日语学校的有七八十人,都想去日本淘金。在那边有建筑工、服装工、酒店服务生、铸工、焊工,还有专门过去收垃圾的。
  新京报:当时劳务中介怎么说的?
  刘晓冬:当时劳务中介介绍我到北海道种蘑菇,保证每个月不少于1万,3年不少于30万人民币。中介还特意强调,种蘑菇的都是女孩子,“不耽误找对象”。
  新京报:到了日本之后呢?
  刘晓冬:到日本才发现,30万的保证是带着欺骗的,按第一年的收入,三年挣15万就很不错了。当时我拿的是北海道的最低时薪,大概760日元。找对象的“保底目标”第一天就破灭了,我们三个是那几百亩土地上为数不多的男人,剩下的都是清一色五六十岁的日本老太太。
  工资收入不会被作为保证写进劳动合同,又没有中立的机构管理,维权几乎不可能。
  新京报:那怎么应对?
  刘晓冬:熬不住的半路跑回国了,有点门路和胆量的就跑去打黑工,我们叫“跑黑”。
  最近几年汇率走低,研修生跑黑的情况也更加常见。过完北海道第二个漫长的冬天,我更新的签证下来后,就跑黑了。
  新京报:打黑工有哪些风险?
  刘晓冬:打黑工就成了新闻里提到的那种“失踪人口”。不但之前交给中介的保证金成为泡影,还存在随时被遣送回国的风险。
  建筑业是黑工比较多的行业,我在日本遇到的建筑工,10人中有五六人是黑工。很多时候,即使对方知道你没有合法身份,但因为急于用工,也会默认用你,只要你能提供一张假的“在留卡”(相当于日本的临时身份证),我花了一千块钱办了一张假证。
  还有房子。因为没有身份,大多数时候只能从中国人手里转租,不需要在留卡。我现在租房的房东是一个台湾同胞,和我同住的也是一个黑工。
  我俩目前在横滨的建筑工地做涂料工。除了工作几乎不出门,因为没医疗保险,感冒了也很少出门买药,大多时候是怕被警察盯上。
  有非常多便衣警察,尤其是人员密集的车站附近。在东京,走五分钟就有车站,一出门就战战兢兢。遇上严打的时候,我们qq群里就会频繁传出黑工被抓的消息。
  新京报:除了被抓,你们还担心什么?
  刘晓冬:没有工作干。以前对研修生的很多报道都是说加班、被压榨。实际的情况是,我认识的那些早晨六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的人,他们都很高兴,因为感觉挣到钱了。最悲惨的是,抛家弃口跑这么远,挣不到钱。
  新京报:日本人对你们态度怎么样?
  刘晓冬:我遇见的大多数日本人都挺友好。不过也不全是好人。我们一个老乡,一个大男人,经常被他公司的日本人调戏、欺负。还有几个在农场种地的女同事,被日本同事骚扰。对方送食物给她们,然后就缠着要带她们出去玩。
  工地的活儿不算很累,但每天心很累,离开工地又怕被警察抓去。有一次,工地上一个同事的东西丢了,要报警。我们几个黑工都紧张死了。我跟同住的哥们儿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是再呆两三年我就疯了。在日本,无论是研修生还是黑工,都是没前途的,也就是想挣点钱,回家好好过日子。
  (刘晓冬为化名)
  研修生维权者:有的一半工资被扣
  日 星期五 新京报分享:
  甄凯,日本前“全统一工会”员工,现任岐阜一般工会外国人支部支部长,从事研修生维权13年。
  他从日本用工企业的视角看,新的问题浮出水面:有病不给治、工伤之后不让休养、工资上克扣挤对,“(部分)日本企业在变相强制你回国。”日本政府部门的不作为,给一些企业留下了缝隙。
  新京报:你最开始接触研修生时情况是什么样的?
  甄凯:我1991年在日本读完大学后,到一家企业做研修生生活指导员。那时候,中国到日本来做研修生的都是政府部门经过选拔,到日本来学技术的人员。
  新京报:那时待遇比较好?
  甄凯:对。那时研修期只有1年,每个人有6万日元的研修津贴,水电房费企业都包,是正经学技术的。后来日本研修制度从1年改为2年,后又改为3年,去年立法通过可以延长为5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研修制度慢慢发展成一种劳务输出制度,因为制度本身的原因,产生的问题非常多。
  新京报:你为研修生维权的初衷是什么?
  甄凯:我从2004年开始为一些研修生维权。我大学是学法律的,那时候自己开饭店,也在日中友好协会做理事,遇见很多中国研修生被欺负,心里很气愤。有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存折、护照被扣留,有的在建筑工地挨打,还有的工伤之后,企业不但不报劳灾(职业病和工伤),还解雇研修生。觉得自己除了能为他们翻译,还应该做更多。
  新京报:维权的数据和成功率是怎样的?
  甄凯:以去年为例,我收到研修生商谈的信件136例,有99人在我所工作的维权中心避难并离开(得到解决)。
  新京报:目前研修生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甄凯:一些老问题依然存在,比如不按合同给付工资、工资低于日本最低工资标准、扣押存折、护照、登录卡限制人身自由等。前几年日本的一些企业觉得不按合同或最低工资标准给工资是理所应当的,他们觉得研修生就是廉价劳动力。
  新京报:这几年有变化吗?出现了什么新问题?
  甄凯:这几年有一点进步,我们去交涉,日本企业知道不按规定给工资是违法的。2010年研修生制度改革后,这些问题有一些改观,但依然存在,并没有杜绝。前天佐贺县的几名研修生给我写信,反映护照被扣留,我今天打电话给他们社长,才刚刚把护照还给他们。
  从目前接触的案例来看,最新型也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企业变相强制你回国。比如有病不给治、工伤之后不让你休养,他们希望你回国治疗,他们再请新人。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工资上挤对、多扣房屋、水电费。最厉害的,工资的一半被扣去,被扣去工资的三分之一也很常见。
  新京报:这是制度本身的壁垒还是人为的因素较多?
  甄凯:这其中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变相强制回国。如果研修生病了或被机器伤到了,有的企业就会以脱岗为由,中断你的医疗保险,向入管局报告。研修生赴日时拿的是特定活动签证,一旦你脱岗,官方就可以按照脱离在留资格,停发你的签证,你就没有合法身份了,逼着你回国。
  比如去年有一个女孩,得了败血病,用工方让她回国治疗。我们花费了很多努力才争取到企业支付60%的生活费,医院提供一些援助。按照日本劳动法,员工伤病期间是不能解雇的,但因为政府不作为,就给一些企业留下了空间。
  新京报:工资被克扣没有相应的监管吗?
  甄凯:用工方永远是强势的地位,工人的选择权非常有限。除了多扣钱,超常规加班,或者到日本后,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完全不是合同上写的情况,不干你就回去。但是回国,没有如期完成合同,那些押金全都拿不到。
  政府如果对派出单位和接收单位都能加强监管,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纠正。否则现在维权就像打牌一样,打来打去,都是一样的套路,很难。
  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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