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日，“开胸验肺”，这个无奈的极端的维权事件出现在网络上，“张海超”连同“职业病维权”一下子成了公众关注的热门焦点。曾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的张海超，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工种，一干就是三年。2007年下半年，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胸闷、咳嗽。在先后去过郑州市二院、河南省胸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多家医院检查之后，医生们都给出了一致的结论：职业病——尘肺。这个不幸的消息．让张海超回忆起了2007年1月他所在单位曾在新密市卫生防疫站为职工做过体检，还拍了胸片。“今年1月6日，我到新密市防疫站查询，防疫站说2007年拍胸片时就发现我的肺有问题，并通知单位让我去复查，但单位并没有通知我。”张海超说，他又找到单位询问，才知道单位私自扣下了复查通知。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由于振东公司单方不配合，张海超无法到职防所进行鉴定，而其他综合类医院又无权对职业病进行鉴定。无奈，张海超于 日到新密市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直到今年5月，新密市信访局终于表态，由郑州市职防所为我的病情进行鉴定。”张海超说，5月25日，郑州市职防所出具了诊断证明，让他震惊的是，鉴定结果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给出的意见是：进行肺结核诊治，建议到综合医院进一步诊治。为弄清自己的病情。倔强的张海超决定“开胸验肺”。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具的张海超的“出院诊断”中载明：“尘肺合并感染。”医嘱第一条就是：“职业病防治所进一步治疗。”对于张海超的遭遇，有接触过他的医生毫不讳言：“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而现实情况是，用人单位很少愿意“自证其罪”，绝大多数职业病患者很难得到职业病认定，很多人因此被迫放弃。
2．受到职业病威胁的多是处于底层的农民工，同时他们也是遭遇“维权难”的主体。在走访中发现，虽然天气炎热，但好多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仍住在没有任何降温设施的简易工棚里。而农民工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有些整天与水泥、白灰、沙子打交道的建筑工人，竞不知什么叫“尘肺病”。有位油漆工不知油漆含苯会引起慢性中毒，竟说：“开始是有些味，闻着头晕恶心，后来慢慢习惯了!”据调查，多数农民工表示从没有签过劳动用工合同，许多民工不知道医疗保险这回事，而关于《职业病防治法》则根本没听说过。另外一些对此有所了解的青年农民工。因为害怕丢了饭碗，也不敢与老板较真儿。2008年在对部分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抽查中发现，存在不按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建设项目不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审查等问题，一部分人仍对职业病的防范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常常‘屏蔽’或剥夺农民工依法享有的职业病知情权。通常把劳动者的防护费用变成了隐性利润，一些企业利用经常换人或给这些岗位人员发一点简单的劳保用品的方法，来逃脱为职工体检、治病的法律责任。”有关人士坦言。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财源税收，争相降低门槛招商引资，执法走过场，是致使职业病危害事故不断的另一原因。审视近年来的农民工维权事件，希望《职业病防治法》的实施细则能因此而得以进一步完善。由此，也就需要填补相关制度漏洞，把农民工们无奈的个人被迫“自救”，变成具有制度性保障的依法“他救”，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在用人单位不愿“自证其罪”的情况下。由政府相关部门或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其罪，或实行“责任倒置”，明确规定在职业病鉴定过程中，用人单位必须提供一切必要资料，否则将承担败诉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必要就职业病鉴定机构的误诊做出明确的处罚，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
3．往年往往用“民工荒”来形容缺工现象。但在2011年，大家更多地开始用“用工荒”来形容。有分析说，民工总量并没有减少，但打算让你用的减少了，而且这“用工荒”缺的。不仅是低端劳动力，各种层面的劳动力都缺。现在，恐怕每个企业都不得不绞尽脑汁去思考：如今的农民工们，究竟希望得到什么?虽然体会各有不同，但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今天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了：“60后”、“70后”的工人们，注重的是“我不怕辛苦，只要能赚钱”；但“80后”、“90后”们，就觉得“我不要钱太多，但是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好玩”。“从深层次讲，用工荒实际上是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荒!”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建华认为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权利相对贫困，“农民工的安全就业权、薪酬谈判权、劳动休息权、发展机会权、向上流动权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第二代务工者，比上一代人更有文化知识，更懂法律知识。他们对法律的意识比较强，希望能够按照劳动合同法来执行。可现在许多企业，劳动合同法是没办法很严格执行的，所以产生了冲突。”温州“民营企业代言人”周德文说。“用工荒”同样暴露了中国教育的严重弊端。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举步维艰．得到的公共经费很少，而企业的教育、培训责任也体现得远远不够，投入太少且功利性太强。“一方面是就业难问题没有解决，我刚刚看到一条新闻，浙江某大学招聘保卫处员工，竟要求应聘者拥有研究生学历，而农民工就业困难也没有完全消除，”杨建华表示，“另一方面是浙江经济迅速回暖后，不仅缺低端产业工人，也缺大量熟练工人和技工。”“用工荒”背后，是民工保障制度的缺失，不仅是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发展机会得不到保障。即使再吃苦耐劳，再节衣缩食，他们面对城市里的激烈竞争，也往往沦为最无力的一群。最后，要么回家种田，要么被裹胁在民工潮与民工荒的周期性涨落之间，被企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短视的用工方式，导致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强，从而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4．有报道说，农民工将是这场“用工荒”的最大受益者。为了争抢劳动力资源，各路企业及其所在城市纷纷出台优惠政策。企业提高工资待遇，提升福利水平，政府承诺社会保障和就业、入学的公平权利。从“感情留人”到“权利留人”，“用工荒”让那些曾经屈辱于血汗劳动地位的低端产业打工者，有了站立起来的机会。“用工荒”之于中国经济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用工荒”背后，有中国产业结构之痛，而这种伤痛，遏制着中国经济发展，引发经济危机，并最终使低端产业劳动者沦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你争我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雷同，意味着东部在“腾笼换鸟”。徘徊于低端产业的中国经济，一旦劳动力红利出尽，就会彻底丧失竞争力，那些低端产业链上的农民工将大批失业，沦为城市贫民。但是，“用工荒”并不能给这些农民工以真正的权利和尊严。只有走出低端产业的怪圈，转变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发展模式。提升他们的内在素质和劳动力价值，让他们的竞争力得以持续，他们才能得以真正意义上的站立。在纷乱的“用工荒”呐喊声中，我们为农民工待遇的提高、权利的被尊重而鼓掌，同时，也当认真思索，该如何不在这样的“用工荒”怪圈中越陷越深，以至于今天对底层劳动者的种种承诺，随着经济危机到来而烟消云散。
5．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四项要求：第一。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为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凝聚强大精神力量。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热爱劳动、勤奋劳动，必须依靠全社会尊重劳动、保护劳动，必须使通过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追求。第二，进一步激发创造活力，为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第三，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厂务公开制度，组织职工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更充分更有效的保障。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第四。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劳动者素质的竞争。不断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的综合素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
6．在Z省，一个“党政主导、企业主体、工会运作、多方配合、职工参与”的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格局正在日渐成熟。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为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当“招工难”和“用工荒”交替困扰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地区的劳资双方时，民营经济大省的Z省总能将其一一破解，一个劳资利益共同体正在Z省形成。在最新出炉的2010年中国民企500强中，z省占了180席，总数居全国第一。数据统计，Z省的民营企业创造了70%以上的生产总值、60%以上的税收、76%的外贸出口、90%以上的薪增就业岗位。伴随着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而来：劳动条件较差．工资拖欠严重，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一线工人收入增长缓慢……几年前，一家企业负责人曾抱怨：年初招收了500名农民工，年底走了一半。“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就没有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就没有群众韵利益保障、民生的持续改善。夯实和谐劳动关系基石，政府责无旁贷。”自2006年以来，2省省委、省政府先后下发文件，“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成为Z省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工作。一场前所未有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创建活动在全省广泛开展。目前，2省已基本构建起省、市、县、镇、村、企业六级组织机构，同时，将创建活动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办法，作为省委“平安Z省”建设的内容进行考核。和谐企业创建考评，还与企业各类评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含金量最高的企业综合性荣誉予以表彰。随着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的深入，目前，2省有23家全国模范和谐企业，355家省先进和谐企业，8592家市级先进和谐企业，全省有14．8万家企业、237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和工业集聚区开展了刨建活动。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Z省各级党委、政府成为引领者和推动者，大力倡导劳资双方合作互利共赢的基本理念，统揽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全局，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协调劳动关系的积极性，把企业、工会、职工等主体导人协调劳动关系机制中，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形成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社会化格局。近年来，2省逐步推进和实施社会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三位一体的大社保体系，跨入了“全民社保”时代；2省的百姓生病时，医药费可以报销；失业后，政府帮扶；退休后，按时领养老金；遭遇变故时，社会有救济……人人享有社保兜底的优惠政策。同时，省政府连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务工人员服务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推进工作保险的通知》、《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关于全面推进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Z省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守则》等政策性文件，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健全的法制保障。
7．A省某民营企业工会主席S忙里忙外，公司要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了。100多名员工2011年的工资，将由员工代表、车间主任、工会代表、企业老总等一起协商决定。最后。大家商定，员工2011年工资平均涨幅19%。“工资多少，我们也有发言机会，在这样的厂干活我们放心。”四川籍员工何三双称，在企业工作5年，每天上班8小时，按月发放工资，现在每个月能拿到2600多元。“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后，不仅使职工收入提高，也使职工的话语权得到了保障．有效化解了调整劳动关系过程中的矛盾，招工难、人才外流的现象得到了较大改变，实现了劳资双赢、多方获益的效果。”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经广泛覆盖，初步形成了企业协商重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行业协商重点制定统一的工时和工价标准。区域协商重点解决职工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工资协商模式。在职工们看来，工资协商不仅能稳步提高职工收入，更让他们对自己的工资有了协商权和发言权，是被尊重的体现。除了提高职工收入，A省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在规范劳资行为、解决劳资纠纷和职工实际困难上，积极探索创新机制和做法。走进A省B市总工会维权帮扶中心，困难救助、职业介绍、法律咨询等窗口一字排开，为来寻求帮助的人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12351”职工维权热线24小时开通，随时接通救助电话。在这里，因工伤骨折而拿不到赔偿的四川农民工傅达忠，不再担心申诉无门，工会专门指派了律师志愿者，为他拿到了一次性工伤赔偿106000元；安徽籍农民工朱昌成的孙子被人打成重伤住院，一筹莫展的他，抱着试试的心理填写了外来务工人员救助表，没想到几天后，工作人员就把救助金送到他手上……如今，A省市、县(市、区)两级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心已全部建立，部分镇(街道)和企业建立了帮扶站点，形成了市、县、镇(街道)工会和企业四级帮扶网络体系。各级帮扶中心不断完善服务，整合内外资源，加大对困难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援助力度。
8．一个双赢的故事，在A省J市传为美谈：当地一家水泥公司耗资300多万元，为300多名员工建了公寓，并配套建设篮球场和羽毛球馆；员工心怀感激，积极参与“我为企业献一计”活动，革新创造层出不穷。化验室一名员工改进产品配方后，一年就为企业增效70余万元。“这就是劳资和谐的力量。”该企业负责人周发土说，“企业是一面镜子，你对员工笑笑，员工也会对你笑笑；你对员工瞪眼，员工也会对你瞪眼。”在A省，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劳动关系的和谐是企业和谐发展的前提，企业和谐发展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不少企业更是先行一步，对待员工，以真情感人、待遇留人、激励用人、培训育人、事业成就人。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成为了企业的内在需求、内生动力。当地一家著名民营企业成立了“情感交流站”，开通心理阳光热线电话，努力做好员工的心理疏导工作，吸纳了84名生产一线的班组长和管理员，保证在车间有“心理咨询师”，开通“情感短信平台”，提供心理健康知识，邀请心理专家为员工作“压力与情绪”专题讲座。企业欣欣向荣，职工安居乐业，农民工权益有保障……一个劳资利益共同体正在这里形成。和谐的劳动关系为企业带来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员工队伍稳定率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显现。据该市两个开展创建活动较好的工业园区反映，2009年以来，周边的企业没有发生“用工荒”现象，园区在正月初十的开工率都达到95%以上。同时，当地还吸引了高科技人才不断加速集聚，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结合“给定资料1-3”，用不超过300字的篇幅概括出导致“用工荒”的主要原因。(30分)
要求：全面，准确。
(二)请结合“给定资料6-8”，就如何实现农民工体面劳动，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者对策。(20分)
要求：准确、全面、切实可行、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300字。
(三)请结合给定资料，围绕“体面劳动”，写一篇议论文。(50分)
要求：1．主旨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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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我国2亿人受职业病危害 无视防治法成首因_新闻中心_新浪网
我国2亿人受职业病危害 无视防治法成首因
http://www.sina.com.cn 日18:11 t望东方周刊
　　2亿劳动者之病痛
　　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有的地方出现了“尘肺村”、“中毒村”
　　丽丽是日被母亲送到瑞金医院的，这时她刚刚过完14岁生日。正在值班的皮肤科医生施若非见到她的时候，丽丽全身已经布满了暗红色的斑点，用手撑开她重重的眼
睑，看到的是泛黄的白眼球。口腔里，嘴角、眼角，也有零散的溃烂。
　　丽丽妈妈说，“我弟媳和我姐姐架着她来到瑞金医院的时候，她浑身都是疙瘩，脸上也是，还开始掉皮，把人家都吓坏了。”
　　化验报告出来了:血压偏低，心率偏高，谷丙转氨酶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水平的几十倍，小便中的红细胞就4个“＋”号……这些都是典型的中毒感染迹象，并且丽丽的肝肾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丽丽的细菌检测和病毒指标都是正常的。
　　值班医生马上做初步的治疗，“吊了好多盐水，用了好多冰块，但还是不行。”
　　到了第三天，丽丽的病情未见好转，而和她一起工作的小燕子也病倒了。于是大人们也把她送到了瑞金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皮肤科医生施若非一看，她和丽丽两个人的眼睛一样黄，问，她们两个怎么黄得一模一样。“当时我说，‘她们两个是一起工作的’，她们是一天进厂的，都是我介绍进去的。”丽丽母亲回忆说。
　　进厂才20多天，就得了职业病
　　晚上7点的时候，上海职业病院中毒科主任孙道远来到了瑞金医院。
　　孙医生看到丽丽和燕子的情况，就问，用没用过“三氯乙烯”。丽丽妈妈说，她们厂里用“三氯乙烯”清洗汽车配件。
　　三氯乙烯是目前常用的有机溶剂之一，广泛用于电子、五金、电镀、印刷等行业，主要用途是金属表面的去污、脱脂、清洁。它可能对接触者造成肝脏、肾脏损害，也有可能造成中枢和末梢神经系统、心脏、皮肤等损害，死亡率一般为5%-10%，严重的皮肤、肝肾损害合并症死亡率在50%以上。
　　施医生说，以前在上海出现过一次三氯乙烯中毒的报道，但是并不多见。这种中毒在广东出现得比较多，已经有死亡的报道。
　　孙道远告诉《t望东方周刊》，“我们首先排除了药疹和传染性肝炎的可能，问了她们两个的职业史后，确定她们是间接接触三氯乙烯引起了变态反应。”
　　变态反应是一种过敏反应，反应的大小和个人的体质有关，和接触的剂量没有明确关系。孙医生说，这个冲压车间里有人清洗零件，有人冲压，但是三氯乙烯挥发特别快，整个车间里都弥漫着三氯乙烯气体，如果车间的吸排风系统健全，阻断三氯乙烯和其他人接触的话，中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丽丽妈妈说，她们进厂一共才20多天，而且她们两个不是清洗工，只是在清洗工清洗好的零件上打洞，不过她们都没戴手套。
　　年龄比较大的清洗工都没有发病，反而是清洗后一道工序上的丽丽和燕子发病了。施医生说，并不是每个接触三氯乙烯的人都发病，这和接触者的体质有关。而且，三氯乙烯发病的年龄，在17、18岁的特别多。
　　中国受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
　　丽丽只是中国为数众多的职业病受害者的普通一例。
　　日，在北京召开的“第10届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国际会议”上，卫生部的相关负责人指出:我国的职业病形势十分严峻，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
　　在此之前的3月16日，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在“全国职业病防治电视电话会”上说，自上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职业病报告制度以来，已累计报告尘肺病人58万多例，其中死亡14万多例，现有尘肺病人44万多例，每年新增尘肺病例约1万例。全国每年报告的职业中毒和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人近3万例，报告中毒死亡数约1500例。有的地方职业病危害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出现“尘肺村”、“中毒村”。
　　职业病危害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蒋作君强调，出现这些问题的首要原因，就是一些用人单位无视《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没有切实履行法定的职业病防治责任，没有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业卫生服务，劳动用工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全面落实，劳动者的健康权益得不到保障。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周志俊教授说，劳动保护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涉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将影响就业和社会的稳定。
　　他认为，近年来，一些地区出现频繁的矿难事故，是劳动保护法律和管理规定实施不力的典型例子，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政府管理能力的问题，更涉及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利益博弈问题，涉及法律执行中的相关监督等问题。
　　许多悲剧本来都可以避免
　　中国《职业卫生防治法》于日开始实施。上海卫生防疫站的老站长王耀祖认为这是中国最完备的一部法律。如果它能够得到全面贯彻的话，许多中毒事件、许多尘肺、许多放射性损伤都是可以避免的。
　　“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三资企业的大量涌现，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职业病问题。他们办厂，什么都不管，而政府重视的是创造投资环境，忽视了劳动者的健康。引进的许多东西都是没有防护措施的。以前有毒化学药品上还画一个骷髅头作为警示说明，但是他们什么都不写，直到出了问题防疫站才去查。”王耀祖说，“职业病从健康上害了好几代人。”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何丽华教授对《t望东方周刊》说，目前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化工原料投入使用，企业从雇人开始就应该要求体检，检查是否有禁忌症，如果是过敏性体质就不能接触有毒化学品，如果是耳朵有问题就不能接触噪声，而这在很多中小企业中从管理上根本做不到，更严重的是，他们对工人也没有任何防护。
　　“农民工的问题更加严重，他们流动性大，经常去修路、开矿，很容易产生速发性矽肺，他们跟用工单位又没有劳务合同，有时得了病就不干了，想找他们也找不到。”何丽华教授说。
　　“很多民营企业都是作坊式的手工作业，即便我们举报了，等到卫监去查的时候已经没了。农民工生病尤其得不到保障，一般不给他们体检，如果不得不体检，体检出了问题就马上把他们辞退了。好多病人来我们这治了一下，稍微好点就由于私下交易出院了，也不知道彻底好了没有。”李主任说。
　　卫生监管部门有苦衷
　　根据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职能调整后，卫生部门的职责有了调整，作业场所的职业卫生监督审核，事故调查和处罚，对经营单位进行安全培训这部分工作移交给安全监管部门。
　　中国《职业卫生法》出台后，一直处于动荡的边缘。职业卫生监督工作是归口于卫生局还是归口于安全生产监督总局还不清楚，所以执法有很大的难度。不是下面的人不想干事，而是政府的职能划分不清，“现在卫生局要把这块交出去，但安全生产总局还没准备好接收。”
　　上海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朱俊医生说，现在监督工作暂时还没分过去，所以工作还是要继续。
　　职业卫生监督工作，就是针对工业企业、农业企业的职业卫生监督问题，调查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关系，保证劳动者在职业过程中的健康。
　　“现在职业卫生监督人手很少，很难做到每家每户都查到，一个区一般只有一两个人，多的话四五个人，每个区的企业太多了，不光是铅和正乙烷，还有很多很多。只能拣重点的监管，对他们进行分类管理，接触有毒化学品的要经常检查，接触噪声的可能一两年去一次。” 上海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唐杰说，上海10万家厂，400多万产业工人，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200多万，而真正从事职业卫生监督的只有60多个人，5年都未必查到一次。
　　唐杰说，“有的厂子我们找都找不到，主要依靠乡镇卫生院的防保科下去摸底，把厂家的名单报上来，我们是采取市、区、乡镇的三级防控体系。”
　　中国采取的是企业申报制度，依靠存在危害因素的企业的主动向职业卫生监督部门申报，申报制度毕竟不是许可制度，许多企业存心不申报，也有企业不知道要申报，所以很多企业是监管不到的。
　　“许多中小企业有生意就做做，没生意就关掉。有事情的时候叫农民来做，没事情的时候，农民回家种地，监管他们就很困难，什么时候开工也不通知你。大企业其实自律比较好，中小企业能逃就逃。”唐杰说。
　　从行政管理到法制管理
　　中国涉及职业安全的相关部门是卫生部和安全生产监督总局，上海是安全生产办公室和卫生局，真正的办事机构是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
　　中国的职业卫生是根据工业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大学毕业就到卫生防疫站工作的王耀祖，已经在职业卫生领域工作45年了。
　　他回忆说，在上世纪50年初的恢复时期，大多数是解放前留下的企业，基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所以需要重点解决对工人的危害问题。到上世纪60年代，上海在4个地方建立工业区:闵行重工业、吴泾化工业、闸北机械工业、高桥石化业，政府从行政上管理职业卫生工作，建立职工的健康检查制度。
　　“其实上海职业卫生系统的技术力量非常强,《职业卫生防治法》编委里面六分之一是来自上海的。”王耀祖几乎参加了中国每一次职业卫生相关法规的制订工作。
　　“全国跟中央，中央看上海”，曾是许多专家对职业卫生工作改革的总结。但是上海在把卫生防疫站改制成职业病院，而后又并入综合医院后，职业病研究没有效益，得不到重视，防、治、研脱节，职业病防治机构萎缩。目前，上海职业卫生的研究水平已经在全国落后。
　　中国从1979年开始起草，1989年公布了《中国尘肺病管理条例》，从行政管理开始过渡到法制管理，2002年颁布的《职业卫生防治法》，被许多业内人士认为是一步比较完备的法律。
　　王耀祖说，“令人痛心的是，职业卫生监督的力量和业务水平现在都有严重的倒退。卫生部门重治疗轻预防，2002年公布法之后，宣传、贯彻的力度都不大。职业卫生监督力量也一再被削弱。很多专业的职业病防治医院都被撤掉了。”
　　“现在中国独立的职业病防治院只剩下12家。”已经并入上海肺科医院的上海职业病院中毒科主任孙道远告诉《t望东方周刊》。
　　“本来中国从80年代开始每年都要公布职业病发病情况，现在也不公布了。仅仅从公布的数字上看，全国尘肺病有50万，还有50万可疑，这100万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尘肺最严重的国家。”王耀祖说。
　　职业卫生的工作主体是企业
　　“我们的业务，主要是为外资企业服务，他们对中国法规的中国特色并不了解，这些境外机构多半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上海欧萨环境资源管理咨询公司主管王小兵说，他的公司最近刚刚获得了职业卫生服务机构资质，可以对生产型企业进行环境健康服务。在他的客户名单上，包括了“安捷伦”、“英特尔”、“瓦锡兰”、“强生”等企业的名字。
　　“在中国出现一种职业病，4万罚款就到顶了，2万罚款，2万给员工，再加上5000块的鉴定费，如果在国外的话，这家厂子肯定是要倒闭的。”王小兵说，中国的企业多数是国有企业，职业病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
　　“现在我们的客户以外企为主，因为他们知道靠主动提高生产环境的质量来降低经营的风险。政府的立场是只要不出事，什么都好说，企业的立场是只要政府不找我麻烦，我就不用做。只有到了政府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超过他们改善生产环境的成本时，我们的春天才会来。”王小兵说。
　　在美国，劳工部对职业卫生负总责，它可以直接接受职工的投诉，直接授权相关机构对生产环境进行检测，直接开出巨额罚单，甚至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起诉。所以在美国不重视职业卫生的话，企业倒闭的可能性很大。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周志俊告诉《t望东方周刊》，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认为职业卫生是政府的事，现在职业卫生法规定，职业卫生的工作主体是企业，开办一家工厂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卫生条件。但是企业没有或没能力完全做好这件事，他们的知识面、经济、技术达不到这个要求。国家应该帮助企业了解法规，职业卫生服务提供单位作为第三方服务于企业和劳动者。
　　蛋糕很诱人，但是很难吃到口
　　王小兵们开始角逐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市场，还远不到成熟的地步。
　　上海化工局职业病防治院朱彩菊医生告诉《t望东方周刊》，现在技术服务市场一片混乱，恶意竞争，评介质量不过关。“就那么几家大公司，大家都去抢，其实这些公司一直是比较正规的，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真正会出问题的地方，大家反而很少去查。”
　　职业卫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现在职业卫生监督人员断层很厉害，30到40岁是一个断层，45到60岁一个断层，只有40-45岁的人稍微多一些，还都做了领导。朱彩菊说，老执法监督员都有严格的要求，每年都要全市统考。然而，现在本科以上，有三年以上从业经验的数来数去就那么十几个人。
　　“现在很多专家都是领导型专家，重管理轻业务，真正制订规范的时候漏洞百出。刚刚出台的关于职业卫生监督的几个条例可操作性都不强，现在都要修订。”朱彩菊说，“我国的职业病发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机密，这也是为维护国家形象考虑。”
　　朱俊医生说，有时罚也不是办法，重要的还是对企业进行教育和指导。
　　“这么多的企业，你能查到多少家，天天查也查不过来。只能靠他们自己自觉，国外执法没我们那么累，他们守法的话我们就轻松多了，处罚他们也不是办法，证明他们违法对我们来说成本也是很大的。”唐杰科长说。
　　《t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以前的服务机构是政府,没有形成市场,谁做都没关系,蛋糕就这么大,现在以他们的能力在保护下面能够吃到80%,但是市场一旦放开以后,可能就只能吃到20%。
　　政府把进入市场的条件限制得很死,使得很多人想做但是没有条件进入这个市场。专家认为,政府应该培植、引导和规范市场,让职业卫生服务企业逐步完善自己的能力,职业卫生的主体是企业,让企业拿钱去买这个服务,服务企业也有个发展壮大的过程,而不是设立很高的门槛。《t望东方周刊》记者于达维/上海、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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