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成都、西安西部三城市争夺中国西部金融中心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在新一轮的“金融中心”争夺中，有一个问题需要沉思：中国究竟需要多少的区域金融中心?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张庆源　　重庆和成都关于“西部金融中心”的竞争突起波澜，是因为西安的加入。　　在东部的金融中心建设掀起大潮又基本归位之时，西部的争夺才刚刚开始。重庆打造“长江中上游金融中心”、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西安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在一系列概念定位的背后，关键词其实只有一个——“西部金融中心”。　　其中，西安是个出乎预料的竞争者，但又似在情理之中。西安市陆续提出，打造“以西安为中心的金融中心”，出台《加快金融业发展30条意见》等一揽子金融发展计划，成渝两地的西部金融中心梦正面临着西安的挑战。　　在国家政策层面，重庆和成都已借2007年的国家综改区批复令箭傲视西部，而2009年国务院对于“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的批复，让其核心城市西安在政策层面与成渝两地基本拉齐。西部城市建设上业已形成“西三角”格局，而在各自的金融诉求上，会否也形成一个金融“等边三角形”？　　西部：谁领金融中心?　　“现在西部这些城市之间，发展经济方面实际上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竞争，重庆建设全国最大的保税区势头很猛，成都的发展也是如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说，“温家宝总理也针对西部地区特别指出，要扎实推进成渝、关中-天水和广西北部湾等经济区发展，充分发挥重庆、西安、昆明、南宁等大城市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战略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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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象”——“夜－花”
夜晚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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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象”——“夜－花”
“in 象”——“夜－花”拍摄时间：日19：30拍摄地点：天津河北区幸福公园其他备注：相机处理直发⋯⋯&&&&& 利用手电筒光拍摄& 手抖跑焦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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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名 9.9M7.1分城市形象:软实力决定成败 - 行业动态|猎头资讯|职业经理人周刊|金令牌职业经理人俱乐部
城市形象:软实力决定成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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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城市，在摩天大楼、开发区、高速公路之外，怎样能从人心之中凝聚更多发展的动力？一座城市的管理者，怎样能让想进城的人多一份亲切感、归属感，怎样能让城里的人多一份自豪感、忠诚度？
　　城市是不是一个好东西---这个西方争论多年的话题，在中国急剧的城市发展和扩张中，也开始被关注。
　　城里的人们，开始体验“城市病”：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环境恶化、贫富落差，还有人情淡薄和无根的漂泊感；而城外的人们，还在纷纷涌入。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称，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了2.2亿，也就是说，大约六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往返于城乡之间，试图跨越城乡差距的鸿沟。他们在城市边缘试探，希望能尽快融入其中但却不得要领。
　　一座城市，在摩天大楼、开发区、高速公路之外，怎样能从人心之中凝聚更多发展的动力？一座城市的管理者，怎样能让想进城的人多一份亲切感、归属感，怎样能让城里的人多一份自豪感、忠诚度？
50-70万 150-300万 香港40-70万20-40万 100-150万 40-70万
30-40万30-50万
　　1990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新鲜概念的时候，是在国家层面展开观察---与经济、军事等硬力量相比，软实力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性力量，包含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
　　将“软实力”这个度量衡从国家层面延伸至城市，其价值和意义更加切实可感。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一幅新的发展图景。与追求GDP的硬实力不同，城市软实力是建立在城市文化、城市环境、人口素质、社会和谐度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它涵盖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感召力、环境舒适度、政府公信力、社会凝聚力、居民创造力等。
　　这些指标看起来很“软”---不像GDP那样量化标准清晰，主观感受有时也融入其中，甚至还有历史积累与现实问题的混杂交错；但在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的大目标下，它们却构成了一座城市永葆魅力、生生不息的“硬道理”。
　　简而言之，软实力，是外界对于一座城市的直觉反应，是市民对这座城市的认同与忠诚，更标志着城市决策者的智慧与情怀。
　　本刊根据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提供的“中国城市软实力评价体系”，就中国市长协会提供的中国城市竞争力前50名的城市，展开了大型调查，即将出炉《中国城市软实力报告》，并评选“中国最具软实力城市”，结果即将揭晓。
　　城市软实力：五大关键词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几个城市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城市真正的资源是什么”
　　《t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 | 报道
　　关于城市或地域的话题，总有层出不穷的新鲜，也总有不知疲倦的争论。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在网上流传的一幅“河南人心中的中国地图”上，中国被分成了两部分---河南与河南之外。河南那片写着：俺家；其他地方则是：伤害我们的人。虽是调侃，但歧视和反歧视显而易见。
　　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如何改变外部对于城市的负面影响，保持并塑造城市魅力，确是一个难题。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一个城市如何被看待，本质上就是城市软实力问题。”在他领衔的中国城市软实力指标体系研究中，“城市形象”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形象传播力：形象是个易碎品
　　同样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份中国城市班级名单里，“太原”被描述为一名普通学生，特点是：“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的孩子，家底不好，学习有时显得有些急于求成。家里开了很多煤厂，导致皮肤不好。最近开始注重保养和调整学习方法。”
　　但历史上代表山西形象的，首推“晋商”。2004年春节，央视播出了八集纪录片《晋商》，详细介绍了明清时代称雄中国商界几百年的晋商的兴衰成败。当时有评论说，这是山西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做得最成功的一次宣传，重新塑造了全国人民对山西的看法。.
　　遗憾的是，近几年，负面事件纷至。黑砖窑事件之后，在山西的“新阳泉论坛”上，有网友悲呼：“山西从黑窑和苦工那里赚了钱，但失去了什么？要多少钱、几代人，才能挽回山西形象？”
　　“形象是个易碎品。”孟建说。
　　形象，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口碑”，其维护并非易事，尤其在如今传播渠道无所不在的情况下，更是“坏事传千里”。有研究表明，当某种形象被损害，要想恢复，至少要花费六倍的精力。
　　事实上，城市形象在中国还在发掘期。“只有差异化，才能让每个城市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真正成为‘这一个’。”在孟建看来，同质化是目前城市形象“行而不远”的根源。
　　根据他的研究，城市形象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仅仅是城市营销的概念，当时由一些广告策划人提出，但很快就遭遇麻烦---一些城市急于把城市资源变现，往往过度开发，有时还造成文物部门与旅游部门的冲突，前者要保护，后者要开发。
　　第二阶段就是目前被熟知的“城市形象”，也叫“城市战略”，较多关注城市发展的软实力。
　　在中国城市软实力调查的指标体系里，关于城市形象，除了媒体的负面报道曝光数、城市的口碑外，还有城市对外宣传的力度。
　　孟建解释说，很多城市对外宣传力度不足，其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思维方式的误区：城市的领导者很多时候并未认识到，做什么永远比怎么做更重要。城市形象传播是一个具有规律的艺术，“真正的形象存在于人们心中，并不是做几个广告、搞几个活动就能深入人心的。”
　　一方面是传播不够，另一方面则是宣传过偏或者夸大其词。某些城市的形象宣传就是一个“旅游广告”，而更多的城市则是无限夸大现有资源。比如，有几个湖，就自称“水城”；绿化还过得去，就说成“最佳宜居城市”。“夸大宣传，最终只会损害城市的软实力。”孟建说。
　　文化号召力：提供什么样的内容
　　在关于城市的各种评价中，“没有文化”最具杀伤力。
　　新华网城市论坛上，近日关于杭州和南京又开始新一轮争论。一名南京网友发出英雄帖，选吟咏南京和杭州的唐诗PK，谁的数量多谁胜。该网友率先抛出韦庄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很快，杭州网友接招，称“白居易一个人就行了”，紧接着贴了“钱塘湖春行”等好几首白居易描写杭州的诗。
　　不过，孟建却说，他很怕城市文化这样的提法。文化似乎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
　　在城市软实力指标体系中，专门提出了“文化号召力”。“一个城市是否有文化，有一些硬指标衡量。”他介绍说，文化企事业有多少，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多少，以及文化生活是否丰富、文化是否有特色等，都是城市软实力中有关文化的“硬件”。
　　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校长杰克?米勒关于“美国最有文化城市”的研究，也更多地体现在一些硬性数据的分析上，比如互联网的使用率、图书馆的利用率、图书报纸的发行率等等。.
　　而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对于文化的理解过于狭隘，急功近利，“把文化当做傀儡。”一位城市规划研究者表示，比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用文化画个圈去招商引资。至于文化如何成为主角，如何发掘一个城市的文化潜力和底蕴，一直没有解决。
　　这位专家还对眼下很多城市大搞活动和各种节日颇有微词。“只要有特产，就有相关的节日，有名人就有名人文化节，没有的，抢也要抢一个来。”
　　孟建认为，节日在城市文化中只是较小的组成部分，更应该让市民感受到随处可见的文化气息。比如，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除了图书馆、社会活动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外，关键还在于“城市提供什么样的文化”。
　　“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几个城市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的资源是什么。”孟建说。
　　政府执政力：向下看
　　城市软实力评估体系里，政府执政力是重要部分。基本的数据资料审核包括：本科以上学历的公务员比例，以及上一年度城市里副处级以上官员违规比例等。
　　“官场风气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影响力。”孟建说。
　　两年前，《中国经济周刊》的一篇报道中，曾经详细地叙述了阜阳的“政治生态灾难”：从上世纪90年代末原市长肖作新夫妇腐败案起，到两任市委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先后倒台⋯⋯一系列腐败案，给阜阳的软实力造成巨大伤害。
　　前阜阳市委书记胡连松在任时曾对媒体说，他刚到阜阳工作参加省里组织的招商活动时，每提到阜阳市，出席活动的客商们都说知道“那地方”，“语气当中充满着嘲讽意味。”
　　甚至一些外出务工的阜阳人，一度不愿明示自己的家乡；某些当地企业，在做广告时也不说是阜阳的，担心产品受到影响⋯⋯
　　孟建说，在软实力评估体系里，政府的管理、服务，都是政府执政力的考察因素。
　　他表示，作为城市的管理者，假如眼睛向下，多和市民交流沟通，在管理城市上就会少走弯路，增强执政力。在一些决策出台之前咨询市民意见，或许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破坏城市形象的“非议”之举。
　　近日陕西凤县“人造星星”引发的纷扰，就是一例。凤县在打造旅游品牌过程中，建了“绿色生态长廊”，仿造的徽式民居，绿树青竹，被网民称为“山寨版江南”；还搞了“人造星星和月亮”，巨资建造了喷射高度达186米的喷泉，在嘉陵江上筑坝蓄水形成30万平方米的景观水面，打造中国西部山区的“威尼斯”⋯⋯
　　短短两年内投资6.5亿元，实施了5大景区、5大公园等几十个大型景观项目，当地人对此似乎并不认可，一些市民对媒体表示，凤县文化积淀浓厚，凤县民歌、民间故事数量占到全宝鸡市的45%。.“建人工月亮不如挖掘本地民歌。”
　　区域影响力：谁是区域的唯一
　　“在那山的那边山的那边有一群人。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灵敏。⋯⋯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斗败了成都人。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欣。”
　　这个改写了《蓝精灵》歌词的视频，近来出现在一些城市论坛上，作者不用说，是人。成渝之间的民间口水战，不时风生水起。
　　不仅成渝，济南和青岛，大连和沈阳，厦门和福州，南京和苏州，石家庄和保定，广州和深圳⋯⋯地方或者全国性的论坛上，网民们常常唇枪舌剑，力推自己的城市才是区域“老大”。
　　怎样评判一个城市的区域影响力？孟建认为，有几个指标可以测评，如经省部级以上审批的国际活动数---反映全球化程度和国际知名度；地级以上代表团到访数---反映该城市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世界500强企业分支机构数---体现城市经济影响力；城市居民认同度。
　　“城市间市民的口水纷争可以视作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城市软实力进入公众议程的体现，这是其进步的一面。”但是，对这样的争执，孟建并不赞同，“这对城市决策者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意义。”
　　他认为，对于城市决策者来说，至少应该理性地、客观地思考两个问题：我在这个区域中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我如何与其他城市一起建构区域影响力？
　　城市凝聚力：主体的认同和接受
　　与其他指标相比，城市凝聚力是一个相对更主观的指标。
　　孟建认为，一个城市是否有足够高的接纳程度，是否存在排外和歧视，是反映城市凝聚力的重要指标。“在人口流动越来越快的当代中国，城市包容度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有关调查表明，在中国的主要城市里，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见那么高，城市之间包容性表现得分差异也较大。尤其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很多城市对外地人的平等容纳能力较低。
　　城市的归属感同样是城市凝聚力的重要衡量因素。一方面它表现为城市是否能满足居民衣食住行、医疗就业及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还在于这个城市能否让其居民真正感到平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青年学者陆铭两年前造访巴黎拉雪兹公墓时，发现伟人巴尔扎克和肖邦的墓地非常普通，巴尔扎克窄窄的墓地除了有个头像以外，没有任何特别，肖邦的墓地狭小而局促。“在这个墓区里，伟人和平民躺在一起。”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目标，而这种目标能在多大程度被人们所认同和践行，反映着该城市的凝聚力。.一个致力于做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和一个强调人居环境的小城市，尽管目标不同，但接受程度有可能是类似的。
　　孟建认为，这体现为市民价值观的一致性，“对于共同目标和共同规则的认同和遵守，是城市凝聚力得以实现的核心条件。”
　　在评价城市凝聚力方面，孟建设立了两个硬指标，两个软指标。硬指标包括城市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外省市派驻机构数；而软指标则是城市归属感和包容性。
　　“城市的凝聚力应该是由各个方面来评价的---不光是政府机构，还有民间的各个群体。”孟建总结说。
　　“城市得让人有些念想儿”
　　--- 专访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
　　一个永远开着城门的城市，一个在观念上对外地人和乡下人不设限的城市，或者说一个给所有人提供机会的城市，会比较让人觉得舒适和安心
　　《t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杨天 | 报道
　　对葛兆光教授的访谈是从他近期主持召开的一个会议谈起的。会议名叫“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东亚的城市生活史”。
　　葛教授说，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就是城市化，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乡村秩序转向城市秩序。可是，因为城市化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所谓“现代性弊病”：犯罪、污染、拥挤、人际关系冷漠等等问题，因此，需要在不同城市生活的历史上做一些回顾和研究。
　　中国城市是历史标本
　　《t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中国城市具有许多世界其他城市都不具备的因素，能简单说一下吗？
　　葛兆光：第一点，中国城市的研究可以放在近代中国数百年剧变之中进行。这种剧变是世界上许多文明体都不具备的。明朝晚期的中国城市看上去好像和西方一样，商业开始发展，市民社会萌芽，但是此后它又经过清朝统治，加上外国侵略，反复折腾，于是研究者可以把中国城市生活史放在一个相当复杂的背景之下来讨论，这是最有意思的。
　　第二点，由于历史的复杂性，中国城市里会出现非常奇特的叠加现象。比如，棚户区、工业区、租界、传统中国市镇，各种阶层、群体、职业、习俗、建筑，都在一个城市里同时存在，就像外滩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一样。所以说，和中国的很多城市就是一个浓缩了各种各样历史的标本，这个在外国城市是很难找到的。.
　　第三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毕竟比不上西方的发达。正因为如此，西方城市的各种问题，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前车之鉴，使中国城市避免这些弊病，形成自己的特色。
　　《t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说中国的城市化与西方相比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可是中国的城市化也一直被批评。一些精英阶层，特别是有过留学背景的学者，往往觉得城市越大问题越多。你怎么看这些批评？怎么避免城市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葛兆光：你讲得很对。一些来自国外的学者，或者说是有留学背景的中国学者，在西方发达国家生活的时间长了，会痛感城市对生活的压抑等弊病。比如你走在纽约的街上会觉得紧张，怕有人来抢劫，在芝加哥，会发现林立的高楼其实仿佛贫民窟，你会质疑为什么还在拼命城市化，建造高楼大厦。
　　谈论问题时一定要注意时空错位。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位置上，可能会对现代化、城市化有警惕。但是站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中，城市毕竟还是给人带来很多方便、机会、幸福。
　　我一直强调，文明和文化是不同的。文明是使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民族越来越相似，按照德国人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的说法，文明是一个群体社会中，大家按照同一规则生活，就好像按照一个节拍跳舞，不至于踩到脚一样。而文化是保持各个民族与别的民族不同的，它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规则而是习惯。
　　城市化也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一方面，城市迅速发展，摩天大楼变成城市象征，其实它是现代文明在世界各个角落强势发展的结果。你得承认，城市会朝这个方向走。但是，我们又希望文明不要压倒文化，同一不要消灭差异。
　　在接受同一化的城市图景时，怎样努力保持这个城市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这就是我说的，一方面要承认全球化是文明规则的普及，另一方面也要尊重文化，使传统和历史保留下来，使各个区域、各个民族仍然有自己的特色、习惯和风俗。
　　在这点上，我非常反感现在城市建设中的“大拆大建”。我们看欧洲的城市，似乎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水泥森林，很多建筑都很矮。如果修新城，他们一般会保留老城。这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方向。
　　我觉得，中国城市如果只学习现代西方城市的普遍形式：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电灯电话，那就没有自己的价值和文化了。第一，城市要保留历史记忆。你拿推土机把所有历史都推平了，城市还有什么？没有根了，你这个城市也没有特色；第二，在城市里面能不能保留一点让人觉得放松的东西，比如能不能听到蛙声蝉鸣，能不能晚上看到满天星斗；第三，城市里应该还可以保留一些过去的风俗习惯和岁时节令，让人们还有一些传统历史的记忆。
　　城市得让人有点念想
　　《t望东方周刊》：你说的历史记忆，指的是传统节日吗？现在各个城市不缺乏节日，比如一些文化始祖的祭拜等，好多地方都有。
　　葛兆光：那个是假的，这些伪古董让人很反感。我说的习俗不是这个。比如，有台湾学者说到的城隍巡游，有新加坡学者说到福建安溪城隍祭祀风俗，安溪的城隍甚至分香到了新加坡，还比如大家熟悉的台湾鹿港的妈祖巡游。.这些都是老民俗老习惯，与父辈、祖辈的生活和记忆有关，它有一整套规定和仪式，比如这一天要吃什么、穿什么，和哪些人见面，一起做些什么事。这其实是很能引起人们对于这个地方和传统的认同的。
　　我在日本京都住过一段时间，京都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所谓三大祭。其实，很多都是中国传去的。比如八月十五的祗园祭，要抬各种彩车巡游，里面甚至还有以“白乐天”为题的彩车，人们看到这样的节日和活动，这就会想到自己的文化之根。在这个城市里，那么多的神社、寺庙，让人一看就感到现在和过去是连在一起的。
　　《t望东方周刊》：城市要怎么变得不一样呢？
　　葛兆光：那就需要在城市里有一些让人有“念想”的东西，能唤起我们的历史记忆，才会对它有依恋之感。我们的城市里，其实无论、、苏州、杭州等，原本都有这个条件。问题在于我们城市建设的指导者，可能对这方面的事儿忽略了。
　　其实中国城市是最有条件做到有特色的，中国城市原本的历史长呀。美国有个学者牟复礼说过，中国城市和西方城市不一样，叫“城乡连体”。如果说西方传统城市对城乡的隔绝意味多，中国传统城市对城乡的连接意味更多。我想这个说法当然还需要论证，但如果中国传统城市真是这样，那么，中国现代城市就要考虑如何延续这样的传统。
　　在《清明上河图》、《皇都积胜图》等长卷里，我们能看到这些图画的边缘其实是郊外乡村，越到中间人口越密集，商业越发达，反映一个渐变过程，这就说明那时的城乡关系非常密切，城门既可关又可开，它可以是隔绝，也可以是连接。我觉得，一个永远开着城门的城市，一个观念上对外地人和乡下人不设限的城市，或者说一个给所有人提供机会的城市，会比较让人觉得舒适、安心。
　　《t望东方周刊》：城门开不开当然是城乡能否连接的条件，你的意思是指城市对于外来人口要有心理包容吗？
　　葛兆光：心理也是一种城墙啊。我们过去的城市有各种限制，包括户口、单位，以前还有粮票、布票、肉票，现在还有社保，不可能一下子取消，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区别还是很大，如果统统取消，城市压力当然会很大。但理想状态是，这些限制包括心理上的歧视，一定要慢慢消失，城门要打开，但城门打开又不至于说人都涌进大城市来。于是，费孝通讲的加强中小城市建设、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东西部差异的缩小，都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我在农村当过知青，深知一个城市户口对于人的重要。前段时间，看到居住证转户籍的政策出台，这实际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t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城市生活传统能不能为现代城市提供一些借鉴？
　　葛兆光：我向来把“传统”分成几层来说。第一，要把传统当“资源”，传统就像大仓库，有好的、有坏的，好的和坏的纠缠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记忆而存在。第二，资源是要“选择”的。大仓库里的东西要去挑拣，挑拣的背景是什么？眼光是什么？并不是把传统都拿过来，挑拣的眼光和动机显然与你当下焦虑和现实思考有关。第三，是要重新“诠释”，不可能直接拿过来，要等到重新诠释后，旧传统才变成了新传统，这样传统就延续了。
　　在城市生活中，什么是延续传统？也不是就搞个大屋顶就完事的，这根本不解决问题。要让一个城市有错落有致的历史，在一个城市里保存不同时代的风貌，这才是一个好的城市。
　　我们不断提醒说，不要造假，那是伪传统。需要的是把过去城市的好东西保存下来，不要毁坏旧有的好东西，而是要让它时时刻刻提醒住在这里的人，这座城市是有历史的，先人们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的。我七岁前住在，七岁以后住在，我对这两座城市有自己的记忆，可是我的记忆找不到了。我记忆中的，不光有卖茶叶蛋、棉花糖的，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这个城市里既有霞飞路这样让人觉得很洋气的地方，也有老西门那样的让人觉得很传统的地方。有些地方让你很舒适放松，有些地方又让你很振作兴奋。我想，传统在城市生活中，就是多多少少保留一些历史记忆。
　　尽可能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
　　《t望东方周刊》：现在城市的人际关系和古代好像也不同了。
　　葛兆光：前些天，李焯然教授介绍说，新加坡政府的方法是，鼓励国民买这样的房子，子女的宅门和父母的宅门邻近，让你们经常互相往来，这个想法还是有道理的。中国传统社会其实就是“家”为中心，由小家到大家再到大宗族再到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的秩序和关系如果和睦，也会投射到社会，这也许不失为一个方法。
　　我总觉得，中国人之所以相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定程度上是相信城市里也能有密切的人际往来和互相依赖。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需要有一个稠密的群体生活，使他获得安全感和依赖感，万一有事有人能帮忙，还能互相聊天。所以，现代的东亚城市也要给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交往空间。比如人们对公园很有兴趣，是因为晨练时可以聚在一块儿。像在旧金山，有一块很大的广场，你会看到都是中国人，老头在那下棋，有人在那儿聊天，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生活习惯。(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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