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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昆山伤员：那场最惨烈的工厂爆炸仍记忆犹新
重访昆山伤员：那场最惨烈的工厂爆炸仍记忆犹新
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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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
一年多前的日，一场发生在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粉尘爆炸，震动中国。
其伤亡之重，1949年以来罕有其匹。事发当场夺命47人，当天死亡75人，伤185人。至2014年底，遇难者增至146人，此后死亡数字仍在上升。
其震撼，更在于事发昆山，一个连续五年排名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第一，连续九年位列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榜首，以“昆山模式”示范全国，已成为“中国制造”形象的昆山。爆炸事件以一种异常残酷的方式，揭开了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长三角，曾被视为样板的昆山发展模式的暗伤，曾经风光无比的“中国制造”“比较优势”那光环下的阴影。
一年多过去了。逝者长逝矣，亲人痛未消，众多伤者更在悲苦中饱受煎熬。
从前，他们只是经济学术语中“可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只作为中国经济的“劳动力红利”而存在。年复一年，他们把青春消耗在中国制造的流水线上，把血汗洒在GDP上，为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产业链中换取红利，为中国奠定“世界工厂”的地位。
如今，他们只能躺在医院里，苦熬终日。他们的伤痛，是昆山之痛，是中国制造之痛。他们以惨烈之命运，让人们思考中国制造的现状和未来，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底线与价值。
痛定思痛，如果灾难不能以社会进步为补偿，无端牺牲者的悲剧必将重演。而今，伤者需要康复，昆山需要涅槃重生，经济社会更已到了“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历史阶段。
(图片来源：GETTY)
（上篇）：最惨烈的工厂爆炸
在昆山“8·2”爆炸事故发生整整一年半之后，日，江苏省苏州市委宣传部对外发布，当天该案集中宣判，所涉1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三年至七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
日晨7时许，位于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4号厂房进行抛光作业时，发生特别重大铝粉尘爆炸事故。日公布的国务院“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显示，截至日，该事故已造成146人死亡、11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51亿元。而据财新记者了解，此后死亡数字仍在上升。
国务院调查报告称，对中荣公司董事长吴基滔、总经理林伯昌、经理吴升宪，昆山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委员、安委会主任陈艺，昆山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兼安委会副主任黄惠林，昆山市安全监管局副局长陆冠峰，昆山市安全监管局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科科长，昆山市公安消防大队原参谋、现任张家港市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王剑，昆山市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宋秀堂，昆山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丁玉东等18人采取司法措施。
日上午，该案首批三名责任人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吴基滔、总经理林伯昌、经理兼安全生产主管吴升宪，因涉嫌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在昆山市人民法院受审。
据《法制日报》报道，法庭上，三名被告均对公诉人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并对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了深切悔恨。吴基滔回答公诉人是否认罪的讯问时，一度哽咽抽泣：“这些生命的失去，都是无价的，我认罪，愿意承担责任。”被告人林伯昌也哽咽说道：“造成这么多人伤亡，想想都难过，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当天，法庭休庭后，宣布将择日宣判。而该案其他被告的庭审信息，此后并未出现在公共空间。直到日，该案当天集中宣判，1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三年至七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而此前国务院调查报告称，有18人被采取司法措施。
法院认为，中荣公司无视国家法律，违法违规组织项目建设和生产，违法违规进行厂房设计与生产工艺布局，违规进行除尘系统设计、制造、安装、改造，车间铝粉尘集聚严重，安全生产管理混乱，安全防护措施不落实，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中荣公司董事长吴基滔、总经理林伯昌、安全生产主管吴升宪分别在中荣4号厂房除尘系统、生产工艺和布局及安全防护等事项上违反国家规定，严重不负责任，引发重大伤亡事故，情节特别恶劣。此三名被告人均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艺作为昆山开发区管委会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主任，被告人黄惠林作为昆山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被告人叶锡君作为昆山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局安全生产科科长、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11人，对上级部署的安全生产检查、隐患排查等工作未认真履行落实、监督等职责，致使中荣公司爆炸的事故隐患长期未被发现和排除，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此11名被告人均构成玩忽职守罪。以上所涉1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三年至七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
此外，根据国务院调查报告，除涉嫌犯罪的18名责任人已移送司法机关，建议给予其他35名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
35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责任人中，江苏省副省长史和平、苏州市市长周乃翔、江苏省安全监管局局长王向明为记过处分；苏州市副市长盛蕾、徐美健，苏州市安全监管局局长华仁杰为记大过处分；昆山市委书记、昆山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爱国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昆山市市长、昆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路军，昆山市委常委、昆山市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张玉林，昆山市副市长党建兵，昆山市安全监管局局长张峻为撤销党内职务、撤职处分。
国务院调查报告中，对江苏省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并责成其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该报告还称，依据《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由江苏省人民政府责成江苏省安全监管局对中荣公司处以规定上限的经济处罚，并由相关部门依法对中荣公司予以取缔；由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安全监管和环境保护部门对江苏省淮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南京工业大学、江苏莱博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昆山菱正机电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等单位和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处罚，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日，周六，七夕节。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河路上，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中荣厂）还在加班。
早晨6点多，工人们陆续进厂，去食堂吃饭。早饭是稀饭、馒头、咸菜。大伙有说有笑，围在一起。庞晓彬饭量大，老乡刘学芹说：老庞，这个馒头我吃不了，给你。
6时40分左右，他们陆续进入抛光二车间。那天下着雨，车间外的告示板上，“污染物种类：粉尘”的字迹也被打湿了。
抛光二车间位于厂区西南角，两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屋顶为钢梁和彩钢板，四周砖墙。一层有三个出口，从一楼到二楼，有一个敞开式楼梯，南北两端各有一部货梯。
进入车间，照例是班长去课长许涛那里开会，班长再给工人开会，例会很快开完。6时50分左右，工友宋成强到车间打水，大家已开始干活，他没打招呼就走了。前一天，他调了车间。
车间的一楼有13条生产线，段成明在D线干活。二楼有16条生产线。在2M线，刚进厂15天的山东人韩鹏，边干活，边和工友曹彦斌开着玩笑。韩鹏说，厂里这么脏，你别干了，换个电子厂，我教你两招，去找个女朋友。
与韩鹏背靠背的，是2J线上的山东人刘玉芹、河南人武永光等。2D线上，文化满正准备做第5个轮子。
后来的国务院调查报告称，当时现场共有员工265人，其中打卡上班员工261人、车间经理1人、临时到该车间的3人。
似乎一切和往常一样。车间里忙碌着，粉尘飞扬。生产线的每个工位上，工人的头顶都有一个吸尘罩，连着除尘系统，每四条线合用一套除尘系统，八套除尘系统的室外排放管连通。除尘风机开动着，粉尘由吸尘罩进入排放管。
7点半左右，在一楼的D线，段成明正弯腰干着活，突然，火从前面窜来，他往后一躲，呱唧摔在地上，口罩瞬间就没了，身上噼里啪啦地着了。一两秒后，等他爬起来，衣服没了，脚上穿的镶有钢板的劳保鞋也没了。
段成明光溜溜地跑出车间，烧得迷迷糊糊的，耳朵里蒙蒙的，啥也听不见。他看到墙上的空调都炸出来了。这是做梦吗？
跑出来的人越来越多，说是爆炸了。段成明一想坏了，媳妇还在楼上呢。他赶紧往回跑，见人就问，见俺媳妇了吗？谁也不知道，都蒙了。正问着，他看见媳妇李澄澄光脚跑出来了。
爆炸时，喷砂车间的班长雷红伟正在抛光二车间办事，趴在一楼办公室窗口和统计对账。一股气浪冲过来，他被掀翻在地，耳朵里嗡嗡响。他连滚带爬，摸黑爬到门口。
一楼B线的山东人刘箭建则没有如此幸运。爆炸时，他同样摔倒了，过了一阵子才醒过来，跑到门口，身上还在烧着。
在二楼，2M线上，韩鹏正和工友开着玩笑，突然就掉到了火里，周围一片红色。他闭上眼，往外跑，围裙带子把他绊倒了，爬起来再跑，把带子挣断，终于跑出去了。
2L线上，王长会在搬轮圈，火从面前过来了，他晕了过去。醒来时，已在一楼与二楼之间的楼梯处，身上只剩下了内裤，火还在烧着。他扑灭了火，看见大门处的亮光，挣扎着走了出来。有人看到他胳膊上还烧着火，他已不知道疼。
2P线上，山东人吉信斌看到火从吸尘管喷出，往后一跳，运动鞋已粘在地上了。他趴在地上起不来，房顶上掉下火来，他撕下鞋面，才跑了出来。
2J线上，武永光感到身上一凉，像下雨一样，火哗一下就下来了。他跑到窗口，抱着一根管子秃噜下来。后来做手术时，医生说他腰上还插着砖片，他都不知。
庞晓彬是从洞里跳出来的。车间中部炸出两个大洞，有重型设备被炸出车间，也有工人被气流撞出，像火球一样烧着。
刚回到旁边车间的宋成强，听到轰的一声，跑出来看到抛光二车间上空升起黑色蘑菇云，车间里哭爹喊娘，都在往外跑。宋成强忙打许涛电话，有一人身上烧着火，呼一下向他跑过来。
抛铜车间的邹令冬赶来时，看到老乡刘峰从车间跑出来，头发没了，衣服烧着火，身后还有三个人，也是烧得黑不溜秋，哇哇地喊叫。车间二楼窗台处，有七八人着了火，下到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水泥台，再往下跳。也有人下不来，伸手呼救。邹令冬和工友找来板子倚在墙上，让他们滑下来。
雷红伟跑去查看喷砂车间，没走多远，有人坐在地上叫他，皮烧得紧巴巴的，头发没了，眉毛没了，眼睛皱在一起，嘴巴翻着，认不出是谁。这人又喊：我是你嫂子，快救救我。雷红伟摸摸她的胳膊，硬邦邦的，说你别急，我去找辆板车。
中荣厂几乎所有的板车都拉了出来。邹令冬、宋成强和工友们一溜小跑，把伤员拉去厂门口。
雷红伟拉来一辆板车，快跑到嫂子跟前时，好友潘勇跑出来了，一屁股坐在板车上。雷红伟赶紧让人把潘勇拉走，又去找板车。等他回来时，嫂子刘金花已不见了。
车间里仍到处是呼救声，火势凶猛。有工人拿着消防管喷水，宋成强也跑过去，一捏管子，没水。后来消防员赶到，从对面工厂接来水，终于把火扑灭了。
宋成强和邹令冬等人，跟着消防员跑上二楼，里面黑乎乎的，生产线已烧成黑色，到处是散落的设备，有人躺在地上，或黑或红的身体，看不出是男是女。火灭后，人又自己烧起来，烧焦，变小，眼眶空了，鼻子成了小洞。
宋成强没找到妹夫王长会，邹令冬没找到堂弟媳谭海彦。后来，他们听说课长许涛在车间里，家人就在跟前都没认出他。
跨省大救援
中荣厂的爆炸震动全国。
据事后国务院调查报告，日7时37分，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抛光二车间1号除尘器爆炸，冲击波沿除尘管道向车间传播，引发铝粉尘系列爆炸，当场造成47人死亡，当天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8人，受伤185人。
这是1949年以来伤亡最为严重的爆炸事件，昆山乃至江苏的应急救治工作面临巨大考验。
中荣厂远离市区，当天又下着雨，周边没有足够车辆运送伤员。8时许，邹令冬和工友们跑到马路上拦下多辆公交车、卡车，救护车也紧急赶来，把伤员拉往医院。
劫后的昆山，生死茫茫。宋成强跑到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下称昆山一院），看到张文良的妹夫、宋海兵的老婆、宋付德的弟弟都在找人。他给许涛的妹夫打电话，对方说许涛找到了，已把喉管切开，准备往上海送。
救护车呼啸着不断进出，昆山市内惟一有烧伤科的昆山一院，很快就四处躺满了黑乎乎的“炭人”。
上午9时多，邹大嫂赶到昆山一院，看到病房都满了，护士站周边的车上也躺着人。她问护士，我老公邹强端在哪里？她听到身后有人说：老婆，我在这里。
她回头看见，刚才经过的小推车上躺着一个人，头发没了，身上只有内裤的裤腰坠着，两只脚都被包扎，手指间的皮像蛛网一样挂着，脸肿得好大，眼睛成了一条缝，泪水不断从缝里流出来。他问：“我是不是烧得很厉害，你认不出我了？”
昆山的另外几家医院同样伤员爆满。昆山市中医院接收了39名伤者。刘金花也被送到这里。丈夫文召走过她的病床，同样没认出来。他不断喊着“刘金花”，看到病床上有人嘴角动了一下，才认出是自己的爱人，大哭。
送往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工人同样伤势严重。据《法制晚报》报道，该院一名刚值完夜班的护士被紧急叫回，看到一具具烧焦的肉体，差点崩溃。
一个伤员问她，为什么我眼睛看不见？一个刚去打工两天的姑娘，一遍遍问她：会不会好？另一名伤员一直哀求着，给他打一针能睡觉的药。她只能一遍遍说：没事，没事。
伤员的数量和惨重伤情已远远超出昆山市的救治能力，噩耗震动了江苏省和国家卫计委。据国家卫计委简报，事发后，该委迅速从京、沪等地调派29名国家级临床专家驰援昆山，首批专家当天下午即抵达各医院。
与此同时，大批伤员的转院工作开始了。当日上午，首批从上海调来的五辆救护车赶到昆山一院，开始运送伤员转院。
上午9时许，在警车开道之下，首批伤员转至昆山所属的苏州市。苏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下称苏大附二院）的一名医生紧急赶回医院，看到电梯口已挤满了躺着伤员的平车，每人都是黑漆漆、光溜溜，衣服毛发都烧光了，连牙齿都是黑的。
14时许，苏州市立医院本部已接收11名伤员，该院北区随后收治了22名伤员，东区收治8名伤员。
在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苏大附一院），收治了13名伤员，烧伤面积多在90%以上。
位于苏州的解放军第100医院收治了10名伤员。当天下午，位于温州的解放军第118医院接南京军区卫生部指示，特派八人医疗队连夜赶往苏州。位于北京的解放军304医院奉总后勤部卫生部命令，抽调的六人医疗队也于次日赶来驰援。
当天上午10时许，陆续有急救车鸣笛进入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称无锡三院），至晚上18时，该院接收37人，100%烧伤的有10人，99%烧伤的有6人，90%以上烧伤的有18人。
作为江苏省烧伤紧急医学救治中心和江苏省烧伤诊疗中心，无锡三院有着丰富的治疗烧伤经验，但如此大规模人员烧伤，烧伤程度之深，他们也是首次遇到，百余医护人员参与急救。
当天13时30分，一名伤员转至上海长海医院。该院是全军烧伤救援的“特种队伍”，在烧伤领域身经百战。截至次日凌晨1时20分，长海医院接收10名伤员，其烧创伤监护中心43位医护人员，随即迎来不眠之夜。
当天，长海医院还派出12名专家驰援昆山，远在外地的学科带头人夏照帆院士也急赴事故一线。
13时45分许，一名伤者运抵上海瑞金医院。当天，该院两次派出专家组赶往昆山。次日晨，又增派三位重症医学专家。
南通也在当天启动应急预案，派出四名专家、六辆救护车和20余名急救人员驰援昆山，陆续有19名伤员转至南通，其中，烧伤100%的3人，90%以上的4人，80%至89%的6人。
常州则调集12辆救护车和40余医护人员赶赴昆山，晚上18时40分起，陆续有11名伤员转至常州。
19时许，救护车抵达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下称南总医院）。至21时23分，该院已收治10名伤员，其中9人严重，两人烧伤100%，四人烧伤90%-95%。该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志红领衔组成救援团队，200多名医护人员参与救援。
此后，总后卫生部医疗局率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驰援南京，国家卫计委指派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华西医院的专家加入专家指导团队。
据8月3日苏州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至8月2日17时，中荣厂爆炸死亡71人，在院治疗伤员186人，已分别在南京、上海、常州、无锡、南通、苏州、常熟等8市15家医院救治。至15时，转至昆山以外的伤员已达131人。
此后，国家卫计委还在调兵遣将。截至9月3日，已从京沪等16城市35家医院调派烧伤、医疗、护理等专家132人支援江苏……
伤势如此之重
昆山伤员的伤势之重，一开始就让医疗专家们震惊。
事发当天，国家卫计委指定的事故前方医疗专家组成员、上海瑞金医院烧伤科主任医师张勤沉痛地对媒体说：“我从事烧伤治疗27年，从未看到如此严重致命的爆震伤。送往医院的一些伤员已离世，预计接下来死亡率会很高。”
在上海长海医院，参与救治的朱世辉教授同样感到震惊。他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称，伤员们“不但烧伤严重，更伴有严重的爆震伤。不仅体表大面积毁损，而且看不见的气道也有烧伤，更严重的是爆炸时产生的压力改变，瞬间压差让含有空气的肺、胃、肠等脏器因震荡挤压受伤。因此，爆震伤多会产生严重的复合性伤口”。
在南总医院，从重庆增援而来的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副所长彭毅志教授同样向媒体称，爆炸带来的复合伤比普通烧伤更为严重，但由于是爆震伤，伤员肺部功能非常不好，不适合马上手术。在后续救治中，他们需要过三关：休克关、感染关、多脏器功能衰竭关。
烧伤后36小时-48小时的休克期，是治疗的黄金时间。烧伤后，失去了皮肤的保护，人体内大量体液容易丢失，伤员会出现休克，需要通过输入血浆等进行抗休克治疗。
在休克期，保持伤员的体温与创面干燥非常重要。伤员们入院第一天，各大医院在病床旁设置了电烤灯。在常州二院，摄氏30多度的高温天气里，手术室里一直开着暖气，医护人员个个汗流浃背，专家们在手术后接近虚脱。
烧伤一周后，伤员们就进入更为凶险的感染期。烧伤感染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2015年8月担任过天津港爆炸事故现场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的北京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向财新记者介绍，所谓感染期，就是指皮肤烧伤一周后，一开始结的焦痂开始脱落。焦痂是有保护作用的，但保不住的痂要切掉；切掉后，细菌很容易进入人体，引起感染。医生要用异体皮把它盖上，异体皮存活一两周左右，会因排异而死掉。在此过程中，医生就要尽可能覆盖创面，修复创面，甚至每隔一天就做一次手术。
根据上海长海医院朱世辉教授的介绍，烧伤切痂的最佳时机是在伤后的第二天、第三天，这时把大多数创面处理掉，可减少感染发生。但为了保护伤口，最好是植皮。烧伤95%以上的患者，可能就剩下头皮处1%-2%的皮肤作为供皮区，要慢慢像插秧一样把新皮肤布满全身，整个进程需要一个月以上。
由于是爆震伤，比起普通的烧伤者，手术难度更大。8月6日上午，南总医院为昆山伤员进行了第一台手术，彭毅志教授主刀，对一名伤者进行双下肢的结痂植皮手术。南总医院负责人称，伤员是爆炸重度烧伤，爆炸冲击波对心、肺等脏器都有损伤，除正常的手术步骤外，还要注意伤者的心肺功能，稍不注意就有生命危险。
重症监护室里生死关
在苏大附一院，段成明醒来时，老乡刘箭建还在昏迷。中间有几次，医生说他不行了。一次是血压、心跳都没了，一次是肾衰竭。
四个多月过去，刘箭建还没醒，家人怀疑他成了植物人。2014年12月的一天，他忽然张开嘴，说饿了，“别饿死我了”。
刘箭建是幸运的。送到苏大附一院的13人中，有5人伤重不治。醒来后，活着也很艰难。
段成明躺在床上，胳膊、腿、肚子都包扎着，像木乃伊一样。头每天都在烂，身上创面多，睡一觉起来，床上全是脓血。
每星期都要换药，一换药，贴着的纱布一下给揭下来，疼得嗷嗷叫。“一到星期三，听见换药的车子来了，大伙都害怕，求着医生，慢一点，慢一点。”
最难受的是痒。这里痒痒，那里痒痒，根本停不下来，只能求着医生给挠挠。
在苏州市立医院东区，刘峰一度不想活了。虽然烧伤面积只有50%，和其他人相比轻多了，但已是痛不欲生，“那罪，不是人受的”。
抢救时，他的喉管被切开，身上插着呼吸管、导尿管、胃管，不能动，不能吸气，也不能吃东西。后来他是天天赤身，睡在翻身床上，人被“捆”起来放着，像烤羊肉串一样。护士在旁边看着，四小时后再翻过来。趴在那里，看见蚊子咬都动不了。
身上植的皮还没长好，天天都要换药。胳膊上缠着纱布，换药时血往下流。一换药，刘峰就要发高烧，连着烧了一星期。
浑身疼得很，也痒得很。晚上，刘峰睁开眼，想把呼吸管拔掉。“护士一看见，就过来打一针镇静剂，人就老实了。”
在重症监护室，他旁边躺着山东人戈广全。在一段一段的清醒中，两人有时聊上两句。戈广全烧伤98%，伤势更重，情绪也差，在床上直翻腾。
“他不想让医生抢救了，最终也没能走出去。”刘峰后来听说，戈广全撇下一个孩子，不到一岁。
在苏大附二院，河南人邹强端在医院里抢救了80天，还是走了。父母赶到苏州，哥哥怕母亲接受不了，临行前说，强端会吃饭了，爹妈你们都去看一看。母亲高兴得不得了，拿出1000块钱，“他想吃啥就给他买啥”。
在解放军100医院，烧伤94%的王长会一度不想活了。醒来时，他感觉着手像是没了，想往床下跳。心事无比复杂，脑子里一直在转，无数念头控制不住。还经常出虚汗，床上、身上都是湿的。睡觉时老是做噩梦，听见有响动就抽搐得厉害。
100医院的伤员走了三个，家人不敢告诉他，怕他受不了。
在常州，11名伤员在抢救中陆续“走”了三个。河南商丘人梁玉真，在常州二院住了29天就没了；甘肃人朱静，在常州一院住了八个月，一直没醒。
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刘金花也一直没醒，日后半夜就没了。
“就是变成植物人，也要活着”
即使闯过生死关，康复仍不易。
段成明在苏大附一院醒来后，又在重症监护室呆了一个月，第三个转到普通病房。起初，他只能在床边坐坐。刚一能站时，他哭了。半个月后，能走几步了。浑身奇痒，照顾他的两个姐姐，忙得晚上没空休息。
刘箭建很晚时才出重症监护室，依然伤重，臀部有一窟窿，有手指截去，他也一度不想活了。
之后出来的，是河南人董哲，烧伤100%，能活下来已不易。最后出来的是安徽人赵丽，烧伤99%，腿站不起，下嘴唇没了，耳朵没了，眼皮翻着，手就剩小疙瘩了。
他们住在一间大病房里。八个伤员中，有人好骂人，有人天天疼得受不了，有人浑身痒，半夜半夜地叫，也有人沉默如铁，一天睡20小时。
大家都伤心。过年时看小品《真的想回家》，一屋子人都掉泪。段成明也哭。他说，我就是变成植物人，也要活着。我还得练，俺媳妇还得靠我照顾呢。
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他的媳妇李澄澄活过来时，已是国庆节了。出了重症监护室，看到手成了光杆，弯着，流血，胳膊露着骨头，她一星期都没平静下来，也是哭，不想活了。
在无锡三院，河南人宋海兵昏迷了三个多月，2014年11月底才出了重症监护室。12月，哥哥来探望，见他头烧得疙疙瘩瘩，身上的皮像钢板一样，胳膊、腿细得很，一米八的大个，顶多120斤。还说胡话，经常在半夜里叫。
在常州一院，吉信斌锻炼得勤，还在翻身床上时，就想自己动。吃饭时，起先也是喂。吃饭先练嘴，嘴闭不上，漏饭，后来能闭上嘴了，胳膊稍微能弯了，家人把饭搁到那里，让他自己吃。胳膊还是紧，他吃不上饭，很生气。就把腿蹬在凳子上，胳膊在膝盖上一压，“砰”的一下，粘连的胳膊关节竟然拉开了，血崩出1米多远。
在常州二院，庞晓彬刚出重症监护室时，有人说，老庞啊，你的腿还没我胳膊粗呢。
家人轮流扶他走路。他感到腿是僵的，一动就疼得掉泪。25天后，他居然会走路了，但不能弯腰。“就是地上掉100块钱，也捡不起来。”又用了40多天，他学会了弯腰。
每天，庞晓彬围着医院转圈，慢慢能转一圈了，能转两圈了。他满心欢喜，想着每天多走 几步，回家就会早一点。
（中篇）：活在流水线上的人们
庞晓彬的家，在昆山西去1000余公里，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镇平县。镇平面积1500平方公里，以玉雕、地毯、金鱼著称，是全国500个商品粮生产基地县之一，人口104万，又为劳务输出大县。
中荣厂抛光二车间261人，来自五湖四海，其中至少有72人来自河南，而上至车间课长许涛，下至庞晓彬等工人，又有27人来自镇平。
由镇平县城南下12公里，有侯集镇。侯集镇向南，公路两侧玉米如海，数里外，是狄庄、高营、鄂营、宋小庄、姜老庄……侯集镇西有张林镇，东有安字营镇，北有杨营镇，无边的绿树与玉米间，散落着一个个打工村庄。
昆山爆炸过去一年多后，上述诸村犹有哀声。村中大多树茂人稀。这里就是许涛们回不去的故乡，庞晓彬们日夜想着的故乡。询之村老，这里外出打工的家庭里，亲戚连亲戚，朋友连朋友，几乎家家都有人在中荣厂干过，其数以千百计。
十余年间，他们的子弟，黑发壮实的青年，源源不断去往昆山，去往中荣，看着它开厂，扩厂，发家；也见证了昆山的经济腾飞，把血与汗洒在中国制造的流水线上，把青春耗尽，只剩下千疮百孔的身体，直至那一场爆炸后，他们的骨肉才得以还乡，与亲人与故土再不分离。
镇平人和昆山结缘，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
1978年后，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在城市，制造业复苏；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大量农民成为隐性剩余劳动力。随着城乡隔绝的制度藩篱逐步拆除，人口流动出现转机。
最初，中国农民的流动，多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就近流向小城镇。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始于昆山所属的苏南。上世纪80年代初，昆山周边县市已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彼时的昆山不过是一个农业小县，经济总量在苏州八县中排名最末，人称“小八子”。
1985年初，昆山人知耻而后勇，在县城东侧划出3.75平方公里土地，自费建设工业开发区。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开发区获国务院批复，成为全国第一家进入国家级开发区序列的县市级开发区，昆山坚定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决心。
而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中国中西部的农村劳动力开始东移。在被民工潮席卷的镇平村庄里，有一个叫宋小庄。
宋小庄行政村，辖宋小庄、鄂营两个自然村，全村1243人，耕地1360亩。村民种粮、种菜，辛苦一年所剩无几，纷纷外出打工。
最初，宋小庄人打工并无固定去处。宋成强高中毕业后，在河北做过鞋带，山东干过建筑，郑州做过面包。
雷红伟15岁那年父亲没了。他是独子，父亲一病两年，家徒四壁，他初一没上完，就去郑州卖火腿。
后来，村里有人在秦皇岛当了厂长，乡亲们多追随而去。宋成强的同学许涛也去了。
那时，宋小庄人茫然不知昆山。1995年，昆山已跃入全国百强县市前十名。至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各地吸引外资数量剧减。昆山在对金融危机的观察中，发现台湾产业基础较好，受金融危机冲击小，果断决策主攻台资。
彼时，主政昆山的是后来因贪腐落马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1996年出任常务副市长、1998年任市长之后，季建业在昆山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出台多项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的措施。他在昆山五年，以一种“能为台商端洗脚水”的姿态，于台湾政商两界广结善缘，赢得台商纷至沓来，投资规模剧增。
这一招商引资模式在季建业之后不断发扬光大，并形成“昆山共识”：“来帮我们投资的是恩人，来投资我们的老板是亲人，能打开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响投资环境的是罪人”。在软环境的建设上，昆山的政策环境是“老板怎么顺心怎么办”，法治环境是“老板怎么安心怎么办”，服务环境是“老板怎么开心怎么办”，人文环境是“老板怎么舒心怎么办”。
这种模式虽然后来被媒体称为“招商引资无底线”，但在客观上确实带来了昆山经济的腾飞。此后，10万台商、4000多家台企，创造了昆山50%以上的财政收入、60%以上的利税、70%以上的销售、80%以上的投资和90%以上的进出口交易额，把昆山推向全国百强县之首。
在此背景下，1998年8月，一家叫做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台企在昆山落户，投资方是台湾中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英属维京银鹰国际有限公司。
这家企业主要从事汽车零配件等表面处理加工，核心业务是电镀铝合金轮毂，其电镀和抛光工序属于劳动密集型的高污染行业，在北上广等城市均禁止经营。
1998年9月，中荣厂在昆山开建车间。此时的宋小庄人还在秦皇岛打工，时常为厂方拖欠工资所苦。2000年左右，许涛等人去了昆山。
从1997年至2001年，昆山每年合同利用外资在10亿美元以上，已步入以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制造等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新阶段。中荣也搭上了昆山经济腾飞的快车道。
“昆山经济形势好，中荣厂不拖欠工资。”随着许涛在中荣厂站稳脚跟，宋小庄人开始往昆山跑。
稻田中的中荣厂
高营村的张文良，是2001年来到中荣厂的。他曾当兵数年，退伍后开过货车，生意不好就出来打工。
这一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在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吸引下，在全球制造企业降低成本、并占领中国及亚太市场的战略推动下，大量外资涌进中国，充分利用低成本优势，逐渐使得中国成为国际制造业的生产外包基地。而支撑它们实现低成本优势的因素之一，是来自中国农村的大量低成本劳动力。
这一年，昆山已吸引近千家台企落户，投资总额52亿美元，约占大陆利用台资的十分之一。
此时的中荣厂方兴未艾。在张文良印象中，厂子周边是稻田，厂子规模小，抛光车间有20多人，镇平人占了一半。
2002年，宋成强也被许涛拉到昆山。彼时的中荣厂已有抛光、抛铜、电镀车间，100多工人，许涛代理抛光车间课长。
抛光车间还没有流水线，工人单枪匹马做轮圈，称为全抛光。一台抛光机前站两个人，几十斤重的轮圈，抱着斜放在腿上，一小时才能抛光一个轮圈。
一天下来，工人们大多腰酸腿疼。轮圈压着的腿部肌肉像是死的，“拿刀割一块，都不觉得疼”。
除了累，还有脏。车间里没有吸尘器，只有排风扇。天热时，工人也不戴口罩，身上粉末厚厚一层，脸上也黑乎乎的。
“不是老乡劝劝，早就撑不下去了。”宋成强说。惟一让他高兴的是工资。2002年，在河南月工资只有300多块，在中荣厂，他拿到了1000多块钱。
宋成强花了七八十元，在附近的平巷村租房住下，开始了他在昆山12年的打工生涯。
2003年初，17岁的雷红伟也被许涛拉到昆山，借了身份证进厂。这时中荣厂已有200多个工人，镇平人占八九十个。抛光车间有百十人，一批是全抛光，一批是流水线。
这年年底，在河北批发蔬菜的宋长兴、姜克云夫妇，一家四口也来了。当时，女儿18岁，儿子15岁。
2004年，雷红伟未来的岳父文化满，带着女儿文飞也进了厂；2005年，文大嫂也来了，儿媳刘金花在2006年进厂。
2005年，对于昆山来说，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一年，昔日农业小县跃居全国百强县之首。也是在这一年，中荣厂三期建设完工，新抛光车间投入使用，建筑面积2145平方米，上下两层，每层设置16条生产线，每条线长13米，设12个工位。
据事后国务院调查报告显示，该车间设计建设时，设计单位江苏淮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未认真了解金属粉尘的危险性，仅凭中荣厂提供的“金属制品打磨车间”的厂房用途，违规将车间火灾危险性类别定义为戊类，而实际使用为乙类，导致一层原设计泄爆面积不足，疏散楼梯未采用封闭楼梯间；生产线布置过密，工位拥挤。
中荣厂并未意识到上述隐患，随着新车间建成，开始招兵买马。
彼时的中国民工潮已是汹涌澎湃。2004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达1.2亿人，大量外来工涌入昆山，养肥了街头大小中介所，而工作并不好找。
2005年1月，29岁的河南人武永光来到昆山，两个月都没找到工作，最后跑到中荣面试，同伴帮着好说歹说才进了厂。
镇平人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抛光车间课长许涛的照应下，他们来到中荣可以直接进厂。大批的镇平农民拖家带口，坐上大巴或火车，赶上十二三小时，风尘仆仆来到中荣。
这时的中荣厂拥有抛光、抛铜等六个车间，全厂七八百人，以镇平人最多，仅侯集镇就有100多人。
宋成强住的平巷迎来了空前繁荣，宋小庄附近的乡亲就有上百人住在这里。房租水涨船高，一间房的租金从100元钱涨到150元、200元，再到300元。每年过年，宋小庄一带的工人要包两三辆车，浩浩荡荡地回家。
粉尘车间的累与痛
在中荣厂打工并不容易。
每天早晨7点多，工人们就得进入车间，穿着灰色工作服，系着围裙，手上戴着线手套，脸上戴着棉口罩。
中荣厂的核心业务是电镀铝合金轮毂，按其产品制造流程，毛坯轮毂要经过抛光、镀铜、抛铜，再镀上半光镍等金属后进行成品包装。轮毂抛光是生产流程的第一道。先把轮毂毛坯拿出来擦，然后拉粗砂，轮圈喷过砂，用角磨机把其表面粗砂拉掉；接着打小枪，角磨机打不到的地方用小枪磨一磨；然后是修角，两边用砂纸拉；然后是研磨，转到研磨机上，把角磨机留下的印子压掉；最后是交圈，全面修检轮圈，交品检验收。
在流水线上，姜克云的工作是“打小枪”。小枪形似酒瓶，内含铜质，前装钢针，重四五斤，外面包着砂纸，快速转动后在轮毂面上抛光。每天机器开动，金属粉尘飞扬，她抱着高速旋转的小枪不敢有丝毫分心。小枪转久了，会发烫，短路，起火苗，手也会疼。
姜克云的工位头顶上设有吸尘罩，但吸尘效果并不好。很快，车间里雾蒙蒙一片，连人也看不清了。干到中午11点半吃饭时，工作台上的粉尘已有一枚硬币厚了。工人们浑身都是黑的，吐的痰也是黑的，只有牙是白的，“活生生一个兵马俑”。
干了一上午，姜克云胳膊酸疼腿发麻，半小时的午饭是难得的休息时间。工人们一溜小跑进了食堂，光从脸上和衣服上，就能看出是哪个车间的。抛光车间的，脸是黑的；抛铜车间的，手是绿的，衣服上的汗印也是绿的。
在食堂里，姜克云有时能看见儿子。儿子在抛铜车间干了三年，腿肿，手肿，身上起红疙瘩。后来辞工休息了一个月，腿脚才好。
只有电镀车间的人干净，不过依然是累活。有一种活是将几十斤的轮子抬上架子，每天要抬1000多个，有人进车间几个月就瘦了30斤，还落下腰疼病。
吃完午饭，就要继续上班。上到下午4点半，也是半小时吃饭，吃完饭又要加班。每条生产线都有生产指标，如果早早完成，领导就会加量。
“一天上班十四五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干到晚上10点、10点半都属正常。”每天回到住处，姜克云的手脚都是肿的，一直到三年后辞工回家，有三个手指还都是变形的。
夏天时，工人身上会长红斑，鞋里钻进铝末，脚会脱皮，回到家里要用洗衣粉洗几次，再一遍遍擦药。
男工回到家，要喝酒解乏。有人不喝酒就睡不着，有人睡到半夜，会被手疼醒。张文良腰痛，睡前要喝半斤酒。早晨起来，他的腰往往更痛了。文化满的手指伸不直，要一根一根掰开。
日复一日，他们上班下班，手脚疼来疼去，时间长了，似乎也就疼习惯了。
异乡与故乡
中荣厂的工友们说，每当有人抱怨劳动保护不好，人力资源部门都会怒斥：不干就走，还有很多人想挣钱进不来呢！2005年中荣厂的月工资有一两千块，比其他厂高出不少。
尽管如此，这一年，宋成强还是走了。“累得受不了。”他说。
不知从何时起，因累因伤离厂，在中荣厂已成常态。宋成强的本家叔叔宋付德也走过。他不适应车间的毒气，脚上起疙瘩，走不成路，但回家歇了一年就又去了。
张文良也走过，回老家打井，干了两三年，亏了十几万元，只得又回来。刘峰也走过，老婆生了龙凤胎，为了养家，他又回来。
铁打的厂子流水的人。那些年，镇平人如潮水般进进出出中荣厂。年轻人来到昆山，中荣厂是他们打工的第一站，干一段时间就走了。老员工累得受不了，就出厂，过几年，没有好工作，又进来。进进出出中，宋成强从一个黑发青年变成了工友们戏称的“光头强”。
年复一年，对于很多镇平人来说，昆山已成为第二故乡。他们常年打工，一家数口都在这里，过年时也不大回家，又脏又累的中荣厂渐渐成了他们的依归。很多人像“光头强”那样，年轻时来到中荣，在此度过生命中的黄金时代，干到40岁左右，在其他厂已找不到工作，只能又回到中荣。
众多镇平人中，只有许涛和雷红伟从未离开过中荣。许涛作为带头大哥，在厂里顺风顺水。雷红伟在中荣找到了爱情，他看上老乡文飞，经许涛牵线成就姻缘。
2007年，雷红伟和文飞结婚了。两家都在昆山打工，酒席也就在昆山办了。中午摆了四桌，晚上摆了十桌，工友们下班了纷纷来祝贺。
雷红伟在昆山结婚，也在这里生儿育女。平日以厂为家，打工12年，总共请假不到一个月。
无休止的上班中，雷红伟伴随着中荣厂度过了最辉煌的2006年和2007年，那两年，公司收入都超过1.5亿元。
“中国制造”也在彼时步入辉煌。2006年，中国制造业有172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成为全球第二制造大国。至2007年，中国制造业增速连续20年居全球之首。
即使在2008年，雷红伟也没离开。那一年金融危机袭扰之下，昆山的工厂一片哀声。中荣厂每周只上三天班，厂里一度仅剩七八十人。雷红伟不时出去打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
重新进厂的宋成强又走了。他向亲友借钱，在昆山卖起烤鸭，后来跑到太仓，生意也没做好，亏了几万块钱。
直到后来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中荣的业务慢慢恢复，老员工又开始回流，宋成强也回来了。
镇平人在中荣厂打工，从未意识到危险离他们那么近，直到宋长兴出事。
那是日，46岁的宋长兴在厂里前后已干了近7年。当天18点多，他在车间觉得有点恶心，就去了厕所，结果吐出一口血。回到车间刚说不舒服，又开始吐血，晕倒在地，同事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妻子姜克云赶到医院时，看到他身上插着好多管子，满脸是血，诊断书写着“咯血、支气管扩张合并粉尘感染，肺气肿，肺大泡”。简单地讲，他得了尘肺病。
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过去几十年经济的高歌猛进，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职业病最严重的国家，职业病患者人数、累计死亡人数和新发病例均居世界首位。据《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万余例——目前，这个数字在83万以上。
而尘肺病已成为中国最严重的职业病。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尘肺病累计发病近64万例，相当于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新发职业病中尘肺病占比为79.96%；另据卫生部资料，截至2010年底，累计报告尘肺病676541例，占比90.21%，新发职业病中尘肺病占比为87.42%。
大爱清尘的报告称，在尘肺病中，农民工占90%。中国的职业病总人数在4000万以上，尘肺病农民工至少在600万人，且每年新增2万多人。尘肺病死亡率高达22.04%，中国每小时就有1.5个农民工被尘肺病活活憋死。
由于肺组织已经高度纤维化，呼吸变得极为困难，他们在生命的晚期，几乎都是跪着呼吸。这是一个“跪着走向死亡”的群体。
作为长三角制造业重镇，昆山的职业病危害同样严重。
据孙东晓、姜荣明、朱旭《昆山市职业病危害现状及防治对策》，2004年昆山拥有工业企业2989家，职工363406人，其中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1386家，接毒接害员工45415人。而到了2009年，昆山拥有上规模的外企、民企2万多家，雇佣员工100万人以上，其中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增加到5000家以上，接毒接害员工在10万人以上。
复旦大学万绪坤的硕士论文《昆山市涉外企业职业卫生现况调查与研究》介绍，2004年，昆山的涉外企业主要涉及生产性粉尘、毒物及物理因素三大类，许多企业多种危害因素并存。其中，生产性粉尘有水泥尘、矽尘、电焊尘、金属尘和棉尘等，主要存在于建材、机械铸造、木材加工等行业。当地存在粉尘危害的涉外企业共有279家，占存在职业病危害外企总数的46.8%。接触粉尘的职工数为7369人，占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职工总数的25.2%。
2010年，昆山市对150家重点监管企业进行调查，据昆山市疾控中心孟谦谦等人相关论文，这些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分布于电子、建材等行业。调查中，检测作业点1142个，化学毒物所占比例为58.49%，噪声和粉尘分别为29.94%和11.57%。对上述企业的检测显示，木粉尘、滑石粉尘超标率为100%。粉尘高浓度点主要存在于木质家具、建材企业的抛光等工位。
也在这一年，昆山被卫生部确定为全国46个职业卫生扩大试点地区之一。
在中荣厂抛光车间，工人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铝尘，国务院报告显示，其主要成分为88.3%的铝和10.2%的硅。而北京市科协承建的科普网站《蝌蚪五线谱》介绍，铝粉粉尘能引起铝尘肺、眼损害、口鼻及性器官粘膜刺激、皮炎。
在高粉尘环境中工作，防护措施至关重要。大爱清尘的报告显示，尘肺病农民工在工作中没戴防护面具的占62.67%。用人单位中，83.41%的没有向工人宣传粉尘的危害，81%的没有相关安全规定。
在中荣厂，抛光工人的防护标配是口罩、手套、工作服加围裙。口罩薄薄一层，戴少了，脸上很快会沾满粉尘。为了防尘，有人要套上三四个口罩。
中荣厂抛光车间的除尘系统是2006年安装的，除尘器为机械振打袋式除尘器。国务院报告称，除尘系统的安装者昆山菱正机电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并无设计和总承包资质，违规设计、制造、施工除尘系统，且除尘系统管道和除尘器均未设置泄爆口，未设置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吸尘罩小、罩口多，通风除尘效果差。
而据媒体报道，中荣厂曾在2007年宣称，对粉尘采用布袋除尘器处理，去除效率可达95%。
对于粉尘问题，曾有班长反映，但难以得到反馈。每年，昆山要对辖区工厂进行安全和环保检查。据媒体报道，每次环保局、安监局来检查，中荣厂都能提前知道，抛光车间提前大扫除。检查当天，车间至少减少一半工作量。此外，还会动用手段公关检查人员。
中荣厂的粉尘还存在污染问题，往往会染黑周边的围墙、马路。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在昆山市企业环保信用评价上，中荣厂2012年被列为“红色等级企业”，2013年为“黄色等级企业”。前者意味着“未达标”，后者则属于“警告”。针对上述问题，工人和居民多次向昆山市反映，但并无效果。
国务院报告称，昆山市安监局的铝镁制品机加工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工作不深入，致使中荣厂未被列入相关企业名单，未按要求开展专项治理。
如此明显的粉尘隐患，屡遭举报还能安然无恙，其原因后来被多家媒体解读为与地方政府将环保及安全监管置于经济增速之下的过度“亲商思维”有关：“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尽量不要到企业检查、参观，执法部门每年到企业的检查不能多于两次……”在如此“企业保护令”下，少有人敢冒着成为当地“招商罪人”的风险。
宋长兴的维权
宋长兴住院八天，吐血四次。家人把他转到昆山一院，医生说他的肺是80岁的肺，建议换肺。
换肺需要40多万元，宋家实难支撑。姜克云找到厂里，但厂里说是他自己生病，不算工伤。姜克云又去找政府部门，“上这边推那边，上那边推这边”。
多位受访工友向财新记者介绍，他们在中荣厂并未上保险。厂里小事故时有发生，工人受了伤，只能自己出钱治疗。据《成都商报》报道，一旦报工伤，医药费虽由厂里出，但受伤者要受记过处分，说是违规操作，还要罚款，班长也至少罚款500元。
宋长兴的遭遇，在昆山并非孤例。据孙东晓等人《昆山市职业病危害现状及防治对策》，昆山一部分企业，特别是设备落后、污染严重的有害岗位，发现有患职业病倾向的立即解雇，将职业病危害推向社会；公共部门对接毒接害员工在职业健康监护等方面还没有动态的检测数据，发生职业性病伤后难以落实主体责任单位。
大爱清尘的报告也显示，尘肺病属职业病，患者可享受工伤赔偿及免费医疗与生活保障，但尘肺病农民工中，91.6%从未有过或不清楚有无工伤保险。
宋家的亲友扯起横幅，去堵厂门讨说法，又多次去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最后中荣厂拿出7万元，前提是与宋长兴解除劳动合同。
大爱清尘的报告显示，尘肺病农民工只有25.72%的人申请过赔偿，只有17.3%获得赔偿。一方面，他们争取赔偿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由于用工单位推卸责任，政府不作为等，维权之难，让他们望而却步。
住院三个多月后，宋长兴回到河南老家。在宋小庄，他总感觉不舒服，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吐痰时带血，不能剧烈运动，甚至猛地直腰都可能吐血。每年他要住两次医院。
为了看病，宋家到处借钱，亲戚邻居都借光了。实在没钱了，宋家卖掉了用打工血汗钱盖起的新房。宋长兴搬进了老屋，很少说话，每天要吃七种药，一周要输液三四次。
危机四伏的车间
宋长兴出事，震动了中荣厂，此后有上百人离厂。中荣厂提高工资，再招人马，厂里又恢复了往日繁忙景象。
工人们警惕着尘肺，又难以拒绝这里的工资，他们觉着，只要防护到位就没问题，但并不知道，在那粉尘里另有凶险。
宋长兴出事的2012年，车间的除尘系统进行了改造。据《第一财经日报》引述的一份网上流传的《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环保整改方案》，改造后的除尘系统，采用喷气式布袋集尘，处理效果明显，市场上的喷气式布袋工艺除尘的效率可达95%以上。
该方案由江苏省环科院及其下属公司出具，认为工厂粉尘较少，八台除尘设施“处理能力过大、造成不必要的能耗损失”。
但是，国务院调查报告称，中荣厂抛光车间每个吸尘罩的风量为600立方米/小时，每套除尘系统总风量为28800立方米/小时。按照《铝镁粉加工粉尘防爆安全规程》规定的23米/秒支管平均风速计算，总风量应达到31850立方米/小时。因此，现场除尘系统吸风量不足，不能满足工位粉尘捕集要求，不能有效抽出除尘管道内粉尘。
这一改造更是带来安全隐患。《第一财经日报》援引金属材料专家的说法称，用喷气式布袋集尘系统处理热敏性金属粉末是危险的，因为从吸尘管道经收集口再到收集容器的通道中，会聚集很多粉末，粉末极易发生摩擦并导致事故。
国务院报告还称，改造后，车间除尘设备与收尘管道、手动工具插座及其配电箱均未采取接地措施，除尘器本体及管道未设置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未设置泄爆装置，集尘器未设置防水防潮设施。此外，车间八套除尘系统的室外排放管原本是分开的，改造后连通，由一个主排放管排出。这样如果一套除尘系统爆炸，八套就会连爆。
工人们并不了解这些，只是感到车间里粉尘还是很大。一天下来，生产线上是粉尘，人身上也是粉尘。
粉尘的存在是可怕的。日本劳动安全卫生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吕健接受《齐鲁周刊》采访时说，铝和镁类金属粉末属于危险化学品，必须严格执行安全管理措施。除了采用除尘设备，必须定期清扫粉尘，日本有些工厂每两小时就要清扫一次。
在中荣厂，一条线上每天安排一人值日，一般四小时会用吸尘器打扫下工作台和地面，没空也就不打扫了。有时上班前和吃午饭时会打扫一下，下班时厂里会要求打扫。对于除尘系统，一般两到三天清理一次。但工作忙时，只能一个月清理一次。
“灯管上面，灰积多了，吹灰时稍微一碰，就轰一下，像鞭炮药点着一样。”多个工友描述称。
车间的电线也老化了，电线头露着，灰积多了，两个电线头碰一起，稍微一提，也轰一下冒出黑烟。打小枪时，线上的灰尘处，有时也会“啪啪啪”地响。工人们并不怕，自从有了流水线，三天两头这样。
曾有人问车间的工人，工作时有没有危险？回答是没危险，“粉尘连打火机都点不着”。有人用打火机试过，确实点不着。车间里修理设备时，电焊机喷出的火星也点不着粉尘。
没有人想过那些粉尘会爆炸。据媒体报道，前几年，还有工人在车间的角落抽烟，后来管得严了，仍有人在楼梯口吸烟。
昆山不少粉尘工厂同样如此。有工人称，在小抛光厂里，工人们有时光着膀子，叼着烟干活。
超出认知的粉尘爆炸
粉尘爆炸，对于多数打工者来说已超出其认知范围。不仅在昆山，国内各地对粉尘的潜在危险也大多未有足够认识。
在国际上，日、美等国都曾在工业高速发展时期发生过粉尘爆炸。据《齐鲁周刊》报道，日本曾是粉尘爆炸的重灾国，1963年11月，福冈县三井三池矿业所煤矿井下发生煤尘爆炸，致458人死，555人伤，为日本战后最大一次煤矿事故。此后，日本严格了安全管理，虽仍有类似事故发生，但后果未再如此严重。
对于可能引发爆炸的金属粉，日本的法律有严格规定，如镁和铝粉等是《消防法》要求需要特别处理的第三种危险物，对其预防火灾、保存和灭火方法等都有规定。
根据《工厂布局法》，在日本设置有粉尘发生设施的工厂，选址和建设等都有严格规定，其建设还要受到《特定工厂公害防止法》的规范。日本《劳动卫生法》将粉尘定义为危险和有害物质，官方规定了原料厂家要通过化学物质稳定性数据等，让工作人员了解危险性及处理方法。根据《建筑物内确保环境卫生法》，工人在一定浓度的粉尘中作业需佩戴面罩，产生粉尘的工厂要安装集尘器。
而在中国，在1987年哈尔滨亚麻纺织厂爆炸之前，对粉尘爆炸一无所知。那场爆炸异常惨烈，夺命58人，伤185人，是当时中国伤亡最大的工业粉尘爆炸事故。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建于1950年的哈尔滨亚麻厂是中苏合作的产物，当年是世界第二大亚麻厂，被视为中国纺织工业的明珠。大爆炸毫无征兆，日凌晨2时39分，随着一阵巨响，一个蘑菇云状的火球腾空升起，亚麻厂三个车间13000平方米厂房瞬间变成废墟，正上夜班的433名工人陷入火海。
爆炸何以发生，省、市组成的三个调查组查了四个多月，结论不一。当年7月，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组织专家彻查，历时22天，终于揭开谜底——是静电引爆亚麻纤维粉尘导致爆炸。
此前，细小的亚麻粉尘会有多厉害，就连技术出身的哈尔滨纺织局局长沈克俭也一无所知。事故调查时，他还提到公安部编写的防爆书里，“明确写着‘亚麻粉尘不会引起爆炸’”。而在1985年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苏联版《纺织企业含尘空气的净化》中已有论述，“在工艺进程中散发的麻纤维尘和空气能形成有爆炸危险的混合物，当出现火源时，就会爆炸”。
沈克俭后来总结惨剧发生的根源，除了对亚麻粉尘爆炸的无知，最大的祸因是忽视了安全生产。事发前，亚麻厂已老态龙钟，除尘系统和厂房设计都是35年前的，厂房设计没有防爆要求，采取了大面积联合厂房布置和连通贯穿的空调，一处爆炸，火烧连营。
哈尔滨亚麻厂爆炸后，中国开始设立粉尘爆炸科研项目。2007年，在哈尔滨亚麻厂爆炸20年之后，国家安监总局发布了《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但粉尘爆炸从未远离。2010年2月，河北抚宁县骊骅淀粉股份有限公司粉尘爆炸，19死49伤；2011年5月，富士康集团成都公司粉尘爆炸，3死16伤；2012年8月，温州瓯海区一民房粉尘爆炸，13死15伤。
进入2014年，粉尘事故更是频发。2月5日，黑龙江青冈；2月8日，江苏常州；4月16日，江苏如皋；5月27日，广东；6月21日，新疆乌苏，多地相继发生粉尘爆炸事故。
2014年，昆山已连续五年排名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第一，连续九年位列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首，成为“中国制造”最闪亮的明星。
同时，昆山也面临着深度转型问题。作为长三角重要制造业基地，昆山制造业产业门类齐全，生产组织能力毋庸置疑，但面对着人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其传统制造业期待着转型。
2014年的中荣厂，已以电镀铝合金轮毂成为全球最大汽车铝制零部件供应商中信戴卡的客户，并通过戴卡公司成为通用汽车全球供应链上的一环。它似乎感受不到转型的阵痛。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时一度受挫，但到2012年，营业收入恢复至近8000万元。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1.65亿元。进入2014年，其订单一直不断。从3月份起，厂里连续上班43天。
超时劳动在中国工厂几成常态。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年，每周工作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分别为89.8%、90.7%、84.5%、84.4%、84.7%。
中荣厂的加班强度显然更大，工人们开始吃不消了。2014年4月底，宋成强在上班时突然腰疼，疼得实在受不了。在医院，他被查出腰间盘突出。
在中荣厂，工人半弓着腰干活，腰疼者不少。过去一般都是休息下又坚持干活，但这一年，不少人不想干了。
为了留人，中荣厂费尽心思。2013年的年终奖是在2014年春节后分三个月发的，发完时，2014年上半年已过去了。看见人走得多了，厂里又说要发年中奖。签了年中奖的字，厂里又说，再干两个月，又快到年终奖了。
“他们拿着钱在套人，要不怎么会死这么多人。”事后有工人说。
是走还是留？生死一瞬间。工人们在去留之间，冥冥中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镇平人姜典雷的母亲重病，他辞工探母，后又回到中荣。庞晓彬是2014年初又进来的，父亲出车祸截肢，母亲患冠心病，家里两个孩子，生活压力大，他又进厂打工。
段成明是2013年进厂的，中间回家，后来两口子又进来，老婆一度不想干了，他想先干着吧。
卢云甲老婆快生了，他请假回家。老婆还没生下来，请的假到期了。他只得先回昆山，十余天后，就出事了。
而出事以前，爆炸似乎已开始预演。
2014年6月，车间外的集尘桶附近，泡沫夹芯板墙突然起火。集尘桶直径约2米，高约3米，通过除尘管道与生产线相连。电动机发动后，除尘系统吸纳铝粉，输送到集尘桶。事后有说法称，由于电机运行时间过长，造成高温引发除尘管道出现火苗，蔓延至生产线，幸被扑灭。
也有工人分析，集尘桶旁装粉尘的蛇皮袋没被送走，上面滴水，粉尘遇潮“发酵”，温度升高，而起火。
这次起火火势小，隐患未引起厂方重视。据《工人日报》报道，后来有人提议更换除尘设备，但厂领导以影响产能为由拒绝了。
时间逼近8月，中荣厂的活更紧了，早上上班时间也由7点半改为6点50分。工人们又是多日没休息，直到日。
那天是周六，七夕节，中荣厂仍在加班。抛光二车间里，随着机器开动，粉尘渐渐吞没了工人们。粉尘爆炸的五要素：可燃粉尘、粉尘云、引火源、助燃物、受限空间，慢慢开始形成。
随着除尘系统风机启动，生产线上的粉尘，通过工人头顶的吸尘罩，经由除尘系统进入除尘器，由滤袋捕集落入集尘桶，在除尘器灰斗和集尘桶上部空间，开始形成爆炸性粉尘云。
据国务院报告，这一天，1号除尘器集尘桶未及时清理，沉积铝粉约20公斤。由于昆山连续两天降雨，空气湿度大，集尘桶底部锈蚀破损，桶内铝粉吸湿受潮，发生放热反应。
桶底锈蚀产生的氧化铁和铝粉在放热反应触发下，再发生铝热反应。风机开启后，在集尘桶上方形成一定的负压，加速了桶内铝粉的放热反应，温度进一步升高，直到铝粉的引燃温度500摄氏度。
在风机作用下，大量空气进入除尘器，导致爆炸发生。因无泄爆装置，爆炸产生的高温气体和燃烧物瞬间经除尘管道，从各吸尘口喷出，喷至每一条生产线，每一个工位……■
（下篇）：艰难的康复
昆山中荣厂爆炸事件的善后工作，与27年前的哈尔滨亚麻厂爆炸已大相径庭。《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当年为安置伤员，亚麻厂在百日内建起两栋安置楼。由于多数女工在烧伤时未婚，为帮她们组建家庭，工厂规定凡跟烧伤女工结婚的可解决城市户口，并在厂里安排工作。对于极重伤者，厂里安排住院治疗至今。2009年，亚麻厂改制，伤员们由政府财政支付“工资”。
据国务院调查报告，昆山爆炸当天造成75人死亡、185人受伤；事发后30日内，死亡人数增至97人。至日，抢救无效又陆续死亡49人，共死亡146人，尚有95人住院治疗。
昆山市卫计委在一份2014年工作报告中称，事发后，该委借鉴哈尔滨等地经验，提出了多种伤员后续治疗方案，正在加快昆山集中医疗救治点的建设，为伤员的集中治疗积极创造条件。
位于周市镇的昆山市康复医院进入了卫计委的视野。该院成立于2008年，是苏州地区惟一的公立康复医院，也是昆山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昆山市职业健康体检中心所在地。
从2014年底，数十名恢复较好的“昆山伤员”，陆续从无锡、苏州等地接回昆山市康复医院，进行集中康复。
“我是交圈的，你还记得不？”
段成明是2015年4月转到康复医院的。
4月，江南春光明媚，一片生机。然而对于伤员们来说，“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窗外莺飞草长，他们的身上却是疤痕疯长。疤痕在冬天已奇痒难忍，天气转热无疑火上浇油。
康复医院的八楼，41张床位，很快就住满了烧伤病人。仲春的上午，有人在走廊里伸展手脚，仿佛新生儿在试验腿脚的灵敏度。
他们的身上箍着泥土色的紧身衣，头上戴着泥土色的头套，像魔幻世界的人物。这种紧身衣、头套，他们要穿戴好几年，一直穿到疤痕不再长，穿上它好像有很多手在按着疤痕。
走廊两边的病房里，伤员们或面目全非，或戴着头套，莫辨男女。
段成明搬进病房时，里面已住了一个人，大高个，头上烧得一点头发都没了，右眼只剩下一条缝，身上满是红褐色疤痕。
互相不认识，说着话，声音有些熟。段成明猛地想起来了：我是交圈的，你还记得不？
交圈是轮圈抛光的最后工序，在D线，段成明负责交圈，身边挨着河南人宋海兵。
爆炸时，车间一楼死伤惨重，8个人的D线只剩8人，段成明和宋海兵因靠近门口才跑出来。一场劫难后，他们没想到还能重逢，重逢又是对面不相识。
宋海兵在无锡治疗，早回来一周.他头部伤重，腿站不稳，一聊天，就掉泪。段成明劝他：你孩子大了，老婆还好好的。
段成明不敢想自己的情况。在隔壁病房，他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媳妇。李澄澄也是在4月由南通转来。
夫妻相见后，段成明天天掉泪，他想不到媳妇也会烧成那样。最愁的是没法照顾她，自己手烧得不成样子，胳膊不能打弯。
从前，段成明喜欢哼哼哈哈唱歌。回到昆山，苦闷时也想唱两句。家人不让他唱，说都烧成这样了，你还乐个啥？段成明说，不是乐，唱个歌，心里能舒服些。
有一个月，段成明看着窗外，真想跳下去。“从楼上跳下去，啪的一下，一点也不疼。”他想着。
在中荣厂打工的苦命夫妻并不止他们两个。苏北张永鹏夫妇，老婆遇难；山东吉信斌夫妇，老婆遇难；河南董哲夫妇，老婆遇难；甘肃任得金鲁红芳夫妇，老公遇难；安徽刘子山董翠萍夫妇都没了。
还有一家数口遇难的。江苏人孙明娟，带着儿子、外甥、外甥媳妇及侄媳在厂里打工，外甥和侄媳遇难。淮北人徐勋梅也是一家五口在厂里，她和弟弟、儿子受重伤，三妹徐勋芳、弟妹王生艳遇难……
记忆中遥远的春天
当一些伤员转到昆山时，仍有近半重伤员，留在外地继续治疗。
2015年4月的一天，在无锡三院，50岁的刘玉芹在走廊练习走路，两手垂着，残损不全，头上戴着头套，只露出眼口鼻。
据《中国中医药报》报道，当初送到无锡三院的伤员中，危重伤员35人，其中34人烧伤面积&90％，16人烧伤面积≥99％，烧伤程度均为Ⅱ°-深Ⅲ°。截至2015年4月，救治成功率达77.14%，远超国内有文献记载的救治成功率。伤员死亡8人，死亡率22%，也低于国际公认标准。
幸存者中，十多人转至昆山，这里还剩下9人，包括烧伤95%的刘玉芹和烧伤99%的韩鹏。
住院半年多，刘玉芹身上仍有伤口，有时走一阵子，哭一阵子。
这天，刘玉芹从老乡那里听到工友武永光的消息，又惊又喜。他们在2J线上，合作了好几年。七个人的2J线只剩下三人，她一度以为武永光也没了。
老乡拨通武永光的电话，放在刘玉芹耳边，她嘴唇有些抖。
“武永光，哎呀，我的天，你看看咱这……我反正也行，也能走，也能爬几层楼梯，你能自己吃饭了吗？多锻炼，多吃饭。我一和你说话，眼泪就咕嘟咕嘟往下流……
“咱那线上，还有谁？张志香呢？年轻的那俩都不在了？我一听说俺老乡跟武永光见面了，心里猛一亮。我也恢复得不是很好，这边有一批人转去昆山了。我还有伤口，没有走。你走路走得好吧？一听说武永光还在，我都高兴得不得了。嗯，嗯，嗯。好好锻炼。武永光，咱还有机会见面。到昆山了，还能见面。武永光，我的泪咕嘟咕嘟往下流……”
在另一间病房，25岁的韩鹏躺在床上。从早上8点，他就开始换药，到10点半还没换完。父亲给他穿紧身衣，一个钩子一个钩子地扣上。
他的脸坑坑洼洼，自头部至小腿几无完肤，红褐色的疤痕触目惊心，只有一双脚光洁完整，脚趾一动一动的。
出事那天，韩鹏穿着皮鞋。长这么大就买过这一双皮鞋，是一年前在老家买的，意尔康，打完折还要300多元。中荣厂车间脏，每天都要刷鞋，皮鞋擦擦就行了，他就穿上了皮鞋。这双意尔康为他保住了脚，保留了全身1%的面积。
4月，在苏州解放军100医院，还剩下七个伤员，治疗中走了三个。
河北人郝彦丰，在父母的帮助下，从凳子上站起，再坐下，练习膝关节。他赤着上身，从头到腰几无完肤，红褐色的疤痕疙里疙瘩。父母围坐在一起，热切地看着他，像看着一个婴孩学习人生的技能。
练完膝关节，他又开始练习走路。父亲跟在身旁，他慢慢抬起一只脚，放下，再抬起另一只脚，慢慢向前移动。走廊那头，一个为妈妈举着吊瓶的小姑娘，一时惊到了。
在苏大附一院，还住着六个昆山伤员。烧伤98%的刘箭建躺在床上，红褐色疤痕从脖颈一直没入被子里，耷拉在床边的右手，五指短了一截。脚伸出了被子，是黑褐色的，左脚脚背鼓了起来。
妻子戴着塑料手套，把他的左腿抬起，放下。他的小腿枯瘦如柴，每天都要这样锻炼。
突然，病房最里面骤起一阵嚎叫声，“我的娘来，哎呦”。一时满室寂静。大家面无表情，只有一人抬眼看了看。
锻炼过后，刘箭建说想看电视。“你看到第八集了吗？”妻子一边说着，一边用夹子把手机夹在床边，调好角度。刘箭建专心看起来了，那是电视剧《记忆中遥远的春天》。
在医院爬楼锻炼的人
庞晓彬终于回到了老家。
日，在昆山方面的联系下，他从常州二院转至南阳市南石医院。
劫后归来，看着街上的烩面馆，听着河南话，庞晓彬高兴坏了。在南石医院，他和老乡文化满、刘峰相依为命。
文化满是日回来的。出事后，文家子女都回了镇平，儿媳没了，撇下两个孙子。他想着回到南阳，家人也能抽空回家照顾孩子。
刘峰3月1日也从苏州回来了。这时，他们的伤并未痊愈。
文化满烧伤70%，胳膊上伤重，身上疤痕疯长，腿麻木。刘峰烧伤50%，嘴唇烧伤厉害，吃馒头要掰碎了一点点塞，胡子外面的皮烧皱了，毛囊发炎，胳膊上时有水泡生出。
庞晓彬伤势最重，烧伤90%。身上疤厚皮紧，一动就像针扎。眼睛看不清，腿是硬的，十根手指，或指头截去，或肌腱损伤，握不住东西。
有时，锻炼一阵子，他能用勺子吃饭了，但停上半小时就又够不到嘴了。吃饭时，下嘴唇是硬的，兜不住，饭往下掉。用了一个多月，才能自己把饭吃到嘴里。
三人都睡不好，别人大声讲话都会惊着，还做噩梦。
在南石医院，他们每天爬楼梯锻炼。烧伤科在10楼，他们一天上五趟，下五趟。
每天早上5点多，他们就外出锻炼。出了医院如囚鸟出笼，他们喜欢往野外走。穿过村子、绿树，一路鸡犬之声相闻，有着他们熟悉的农村味道。
有时走上一条新马路，看看人家打羽毛球，再往前走，就到了大桥上。车子一辆辆开过，运河在桥下流淌，他们看一阵子，感觉心情好了很多。
故乡的哀声
2015年4月，当庞晓彬们忙着锻炼时，另一些幸存工友在为生计奔波。
受轻伤的雷红伟，是在日从昆山中医院出院的。昆山市人社局下发的工伤认定书称，他呼吸道吸入损伤，左鼓膜穿孔，右掌部擦伤。
出院时，工友们已星流云散。爆炸发生后，中荣厂尚余工人数百人，政府安排他们体检，按工作年限由厂方发放离厂赔偿，并为工人举办招聘会，安排再就业。
遇难者的赔偿也早已开始推进。对于受伤员工，中荣厂支付工资，直至工伤鉴定，之后发放离厂赔偿和受伤赔偿。
出院后，雷红伟去南通看嫂子刘金花，去常州看岳父文化满，又去上海看领导许涛，医生说许涛烧伤95%，一直高烧，也清醒过，但说不出话，2014年9月底就没了。又去无锡看好友张永鹏，张永鹏靠着墙，只有一只脚能站地，两人抱头大哭。
去一次医院，雷红伟半个月睡不着，想起以前和朋友在一起，那些场景历历在目。
出事后，宋成强回到宋小庄。故乡一片哀声。他到家的第二天，本家叔叔宋付德的骨灰拉回来了，母亲几天不吃不睡，整夜坐着。
高营村高餐的骨灰也拉回来了。他事发当天就没了，前几年，他们还一起在平巷租房。
狄庄的谭海彦拉回来了。当时亲人就没找到她。
许桥的刘金花拉回来了。阴历七月初九到家，葬在村外玉米地里。
姜老庄的姜典雷拉回来了。母亲大哭，一只耳朵竟聋了，晚上要念佛才能睡着。
鄂营的许涛也拉回来了。这位镇平打工者的带头大哥，也是宋成强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年后，许父也走了，老人患癌症多年，全靠许涛挣钱给他做手术续命。
那些人说没就没了。宋成强躲在家里，心里空空的。一切物非人非，甚至宋小庄也不是从前的宋小庄了。这些年，村里日渐衰败，大家为了生存四处奔波，即使还在家的人，已玩不到一起了。
在爆炸后拉着板车救人，被公众赞为“板车哥”的邹令冬，也回到了老家狄庄。四邻八乡都知道他在昆山救人，赞他是英雄，但回来后，邹令冬面临的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两个孩子刚上初中，一个礼拜两百块，几张嘴在等着他来喂。在家呆了没多久，2014年10月初，他又回到了昆山。
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月，昆山似乎已把他淡忘了。找了一个多月工作，处处不如意。有的工厂待遇差，有的位置偏，看了几家厂，一见到粉尘就害怕。他说，不能拿生命开玩笑。
这时，雷红伟还在昆山漂着，也没找到工作。2014年11月，有媒体报道了他们的生存困境。昆山市工会系统急了，天天给邹令冬打电话，他因而时来运转，被安排进了一家日企。
雷红伟则在11月底回了镇平。在昆山12年，两耳不闻厂外事，刚一回到老家，他感觉像到了异乡。多年不归，宋小庄的老屋已塌了，惟一的叔叔也在昆山打工。他无家可归，只得去了县城姨妈家。
宋成强在老家种葱，这一年，行情不好，葱便宜，一毛钱一斤都没人要，葱拔拔就扔了，后来就犁到地里去了。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不出去打工就没钱养家。2015年正月二十，宋成强去了宁波找工作，一无所获，又回到昆山。
2015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着空前危机，出口萎缩，内需不足。在国际上，中国制造业正腹背受敌，一方面低成本优势丧失，中低端制造业外流；另一方面，随着欧美国家倡导再工业化，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也受阻击。而自2014年起，制造企业的倒闭潮就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蔓延。
宋成强在昆山呆了一个多月，感觉着形势一天不如一天。平巷周边的工厂，以前经常招人，这年春节后竟然没挂过招聘启事。找工作的人也多，工厂只要年轻的，年近40岁的宋成强处处碰壁。
快“五一”了，宋成强又回到镇平。没多久，邹令冬也回来了。在日企半年多，他因此前的救人在社会上收获一系列荣誉，2015年5月，他被评为感动河南2014十大网络人物。但现实仍是残酷，后来厂里借故不要他了。
雷红伟在镇平住了几个月，又回到昆山。日，他的工伤鉴定有结果了。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发出鉴定结论通知，称他伤残等级不达级。
雷红伟有些意外。一起去的孙明娟评上伤残十级，在昆山中医院时，他受伤比她还重些，直到现在，左耳仍是嗡嗡响。
日，他向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仍没评上。此后，他又两次自费去南京做鉴定。跑了好几家医院，花了两三千块，等了好几个月，还是没评上伤残等级。
昆山一院的悲伤
对于重症烧伤病人来说，康复是漫长的，几乎每人都需要做多次后续手术。住在康复医院的伤员要做手术了，就转至昆山一院。
2015年7月，段成明转到昆山一院做眼皮手术。医生从肚子上取皮，为他植了眼皮，慢慢地，他睡觉时能闭眼了。
7月初，李澄澄也被送来做手术。经过两次大手术，把粘连的腋窝打开。她的两手都截了指，右手烧成一块，左手就剩下大拇指，从一团肉中分出。
彼时的昆山一院，住了九个烧伤病人，李澄澄并非最重。在一号病房，住着陕西人任美转。这个27岁的姑娘，眼睛看不清，腿不能动，脖子、下巴烧在一起，整天瘸着，低着头。
她烧伤面积97%，且是三度烧伤。在常州治疗时，心理医生还为她做过心理辅导。但回到昆山，她还是接受不了现实，说哭就哭，说闹就闹。
在服务台对面的房间，住着河南人黄江玺，烧伤面积近100%，工友们说他当时头部都烧得露骨头了，肺里还落下毛病。一天，他突然喘不过气来，憋得浑身乱抖。医生们抢救了半个多小时，他才稳定下来。
尽管事发已近一年，对于重症烧伤病人来说，死亡的威胁似乎从未远离。
工友们听说，2015年5月，一个商丘老乡在另一家医院走了。她血管破裂，一直不能吃饭，不能说话。亲人讲话，她也知道，只是流泪。
山东人李芳，是在2015年6月走的，6月15日火化。她在苏州市立医院东区，醒来得早，但后来又感染了……
昆山一院是忙碌的。一批伤员做完手术，走了，又一批伤员来了，承受着一波接一波的悲伤。
艰难的康复
日，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噩耗传来时，烧伤病人们心里一紧，也意识到昆山爆炸已过去了一年。
在苏大附二院，一年多了，张文良的头上还包着纱布，纱布下的脸坑坑洼洼，眼红嘴歪。上身用绷带扎着，身上多处有创口，晚上要打止痛针才能睡着。
创口两天换一次药，疤痕每天都要抹药。每天早上，妻子伺候着他，先洗皮肤，再全身贴面膜，180元一盒的面膜得贴几十张。半小时后，再一张一张取下面膜，抹疤痕药。
一天又一天，药抹在身上，疤痕还是增生，厚厚一层，抠也抠不完。
最让张文良恼火的还是胳膊和手。两手都不能弯，胳膊硬邦邦的，两边腋下粘连着，都需要做手术。6月，家人请求给他做手术，找了好多次医生，几个月过去了，还没做上手术。
在解放军100医院，王长会赤着上身，红色疤痕间夹杂着黑坑，硬如盔甲。肩上斜缠着绷带，40多天前，他做了腋下手术。右臂有一段烧成棍状，灰黑色的五指叉开，摸上去冰凉。
100医院没发紧身衣，伤员们终日赤着上身，一身红褐色疤痕，令人望而生畏。
在苏大附一院，刘箭建仍不会走路，臀部创口还没愈合。两手截去了五根手指，左手手指烧秃，腋窝仍粘连着。右腿有一段像干柴，脚踝鼓起一块，只能脚尖着地。病房里还剩下四个烧伤病人，只有一人能走路，其余三人的脚都变形了。
8月的无锡三院，只剩下了三个伤员。张永鹏一只脚变形，每天只能靠墙站站，两臂伸开，手搁在架子上，如十字架上的受难者。
一年过去，韩鹏心头的阴影仍在，看到电视里的爆炸场面就难受，雷雨天也害怕。
有天下雨，他和刘玉芹在锻炼室里，他走向窗口，一道闪电划过，他一惊。这时，有人按亮了房间的灯，红光从头顶落下，像从前在车间里一样。刘玉芹吓得尖叫，韩鹏转身就想跑。
韩鹏想早点回昆山，动了几次手术，耽搁下来了。而在昆山康复医院，九楼正在装修，准备接纳外地伤员。
相对于外地医院，昆山康复医院的康复锻炼要好得多。八楼有四个活动室，配有各种器材。每天伤员们或锻炼胳膊，或锻炼腿，或蹬车，或做电疗，或做绳操，似乎在展开锻炼竞赛。然而，康复不是那么容易。
7月22日，做完眼皮手术，段成明回到康复医院就开始发烧。吃药不管用，心、肺都没查出问题，医生叮嘱多喝水。他一天喝两壶水，疤痕密布的身体，只有头颈部能出汗，整夜整夜地出汗，湿透了床单。
发烧引发连锁反应，头上的创口也破开了。身上的皮薄得很，碰破一点皮，数月不愈合。
每天，他躺在床上，坑坑洼洼的头上有几处长出头发，像沙漠中的小块绿洲。脑门后的头发似乎是倒着长，一枕枕头，就把头皮戳破了，血从毛囊里淌出来。
发烧了一周多，段成明才慢慢好了。眼睛做了手术后，渐渐能看会书了。
他躺在床上，背后垫着枕头，肚子上放着电脑，用手心移动鼠标，从网上下载玄幻小说，在谷歌地图上找自己的家：五间堂屋，三间配房……
有书看，他心情好了很多，但身上的痛苦并未减少。一天不锻炼，身上的疤痕就硬了，最让他苦恼的还是胳膊不能弯。每天他重点练胳膊，但似乎没进展。请护工来扳胳膊，扳一次，疼得几天不能动。有骨科大夫说，你这胳膊关节处粘连得很，要动手术切开，腋下也需要做手术，但没皮源。他感慨着，以后手术多着呢，得几年时间。
段成明有时脾气大，一急起来，就说我还能活多长时间？有时又想，已经这样了，精神不能倒，两口子都还活着，慢慢恢复吧，至少孩子还有爸爸妈妈。
“就苦了孩子了”
很多时候，伤员们忧心的并不仅是康复。
暑假到了，病房里开始回荡起孩子的叫声。张文良、武永光的家人在病床旁搭了地铺，老人和孩子睡在上面。
在无锡三院，韩鹏的儿子已在医院住了八九个月。孩子还不到两岁，一开始看到爸爸和伯伯们个个面目狰狞，吓坏了，晚上一直哭。现在，韩鹏去锻炼室时，孩子也跟着去。韩鹏骑在健身自行车上，儿子也好奇地过去，想往上爬。
“就苦了孩子了。”韩鹏说。
暑假里，段成明的儿子也来了。他高兴坏了，每天锻炼得格外有劲。每天早上，儿子爬到床上，给他揭揭头上的小疙瘩，挑挑眼，还要在床上睡一会。
“孩子放假了，本来多好，带着俺儿到处玩玩。”段成明看着儿子，不敢想未来，一想就不能活。
以前，段成明对生活很有想法。想着打工几年，开个小吃店，挣了钱，买辆大车跑运输。
“刚醒时，还想着要养家，后来一看身上，我的天……两口子都烧成这样，以后该怎么办？父亲快80岁了，儿子才9岁……”
有时想着想着，段成明的眼泪又下来了。老婆两手截指，右手废了，左手就剩下大拇指。“俺俩有一个轻点的也行啊。”他哀叹。
李澄澄的工伤认定书已下来了，她被认定为粉尘爆炸灼伤95%，深II度—III度。她觉得，95%的烧伤面积写少了，曾有南通护士跟她说，你身上哪里还有皮？100%了吧？认定书上也没写截指，她担心做工伤鉴定会受影响。
让她略感欣慰的是，出事后，山东鱼台老家给他们办了低保，只是一家四口办了三个人的。
办不下来的低保
2015年8月，张文良的媳妇也回老家去办低保。
住院一年多了，伤员们时常焦虑。受伤这样重，以后怎么办？他们想抓住每一根救助的稻草，低保即是其一。
张文良家长女15岁，次女11岁，儿子6岁，三个孩子上学，一个月就要几百块钱，全靠夫妻俩打工挣钱。2013年，张大嫂出过车祸，骨盆摔坏，儿子腿断，花了十几万元，家里已是捉襟见肘，爆炸事件更让张家雪上加霜。
张大嫂回到高营村，村干部说，其他人占着低保名额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能等有人死了，才能给你办。
村里让她到上面找。同村的高餐、邹强端家人，也跟着去找。
高餐和邹强端已走了一年，家人试图像往常一样生活，但已回不去从前。
邹强端的相框放到堂屋里，母亲时常捧着相框，脸贴着里面的儿子，摩挲着，呜咽。邹大嫂时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或者想找一个没人处奔跑起来，跑得跌倒了，就哭一场。
出事后，她没再出去打工，在家守着悲苦的父母孩子。家里每人只有六七分地，种葱，赔钱，种芫荽，赔钱。在老家打工，最高工资只有1500元。
两个孩子就要开学了，上高二，学费、生活费、杂费又是一笔钱，在老家的营生不够孩子花的，老公的工亡赔偿到位了，但花一个少一个。
邹大嫂听说，有的地方照顾伤亡者，其孩子上学免交学费等。她想为孩子争取同样的待遇，为父母争取到低保。
三个女人找到县上，县里说符合条件办，但没人批，让她们找村里。村里说，县里批了，就给办。
张大嫂最终没办成低保。在出事的镇平老乡中，无一家办成。
处境惨淡的并不仅是伤亡者家庭。
8月的一天，45岁的邹令冬在家里枯坐。寒门陋室，只有墙上的锦旗格外夺目。昆山留给他的除了成为英雄的荣耀，还有失业的痛苦和摆不脱的噩梦。事隔一年，一到晚上，他仍是做恶梦，看见那些着了火的人在地上翻滚呼救，醒来一身汗。
邹令冬的遭遇并非个案。很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年老后往往无所依。据《中国工人》报道，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已达26894万人，参加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生育五项保险者，仅为15.7%、28.5%、17.6%、9.1%和6.6%。
离不开的昆山
2015年12月，除南阳外，外地的伤员全部回到昆山。他们接到通知，要求两周内统一去做工伤鉴定。
工作组称，工伤鉴定与康复治疗不冲突；鉴定之后，伤残等级达到五级至十级的，一次性赔偿解决问题；一到四级的，继续治疗，每月领取90%工资。但伤员们担心鉴定后治疗生变，家属们在探望、护理期间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不能报销。
日上午，数十伤员和家属去上访，堵在昆山市政府前的路口。当地出动特警，把伤员抬到草坪上。冲突中，“有数名伤员晕倒，也有家属受伤”。此后，伤员们被送回医院输液，十余家属被警方带走，至晚上放回。
伤员们还在昆山煎熬，对于其他幸存者来说，昆山也是痛苦之地，它让人又爱又怕，却又难以离开。
离开昆山后，宋成强在老家呆了近一年，在昆山累坏的腰好多了，似乎又能出去打工了。不去打工又能怎么办？据镇平网报道，截至日，镇平外出打工者已达15.8万人，年创收入30亿元。
2015年8月，宋成强和雷红伟来到无锡东郊的工厂打工。干了半个月，时近9月，儿子要开学了，雷红伟只能又回到昆山。昆山的形势仍不好，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去干临时工。
离开昆山两年后，宋长兴也回来了。在老家的病床上，他因祸得福，躲过了那场爆炸。儿子当兵复员后，又去昆山打工。
2014年底，在儿子建议下，宋长兴夫妇重返昆山。他们去善后指挥部反映尘肺病，对方称，你们以前已处理好了。
但宋长兴的身体仍不好。没钱住院，只是天天吃药，一天不吃药，隔两天就会吐血。药方是昆山一院开的，但在昆山买药太贵，他让闺女在老家买药，托人捎过来。
年近50岁，又患重病，宋长兴已难以打工，夫妇俩只能卖起了包子。每天下午5点多，夫妇俩在小区门口摆开摊子，200个包子一笼笼放着。到凌晨1点多，回家包包子。早晨6点多，再出来卖。之后，买菜，午休，切菜，包包子……
包子没卖多久，宋长兴不堪劳累，不时要去输液。至2015年冬天，姜克云和儿媳还在卖包子，为他赚取医药费。
在她们南面的一两公里处，那个无数人献出了青春乃至生命的中荣厂，已是杂草丛生。它所在的昆山开发区，和背后的“长三角”经济重镇苏州，也一起步入了冬季。■
（责任编辑：霍青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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