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河北河南等北方地区有哪些省的雨水是不是有增加了?

清王朝统治中国一共296年,有人说是天命!没错,所有王朝都有自己的天命,清朝也不例外。可影响到清王朝国运的并非那一次次暴动和起义,而是一日三餐。

1876年,北方九省发生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情,尤其以1877年和1878年两年旱情最为严重,史称丁戊奇荒。受灾地区主要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波及到了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地区。而这些地区中,尤其以山西与河南旱情最为严重,因此又有“晋豫奇荒”“晋豫大饥”之称。也正是这次事件,正式开始了清王朝没落的倒计时,吹响了清王朝死亡的丧钟。

1840年后,清王朝逐渐风雨飘渺,前有英法联军紧逼,后有太平天国的动乱。为了保住自家天下,清王朝内部开始进行号称“自强”和“求富”的洋务运动。为了应对这所有的变故,清王朝只好加重赋税,农业生产连年处在高压状态。

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北方降水明显减少,许多地方的出现干旱的预兆。到了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旱灾正式拉开序幕。

根据《清史稿卷44灾异志五》记载:“光绪二年:‘日照、海阳、泺水饥’。” 在这个时候,日照、海阳、泺水已经出现了饥荒,清廷为了赈灾,不得已做了不少措施。比如根据《清史稿卷23德宗记》记载:“二年‘三月丙申,以旱故,诏清庶狱’。” 清廷为了解决旱灾问题,专门下诏书肃清了关押平民百姓的监狱,让这些人赶紧自谋出路,因为已经没有多余的粮食给这些人吃了。

后来,灾情扩大到陕西。于是清廷又下诏:“丙午,免陕西六十六州县逋赋。”都这种时候了,才想起来免除逋赋。到了后来,旱灾迟迟未能结束,于是“夏四月乙亥,停陕西进方物。” 方物就是土产,清廷那帮腐朽的官员竟然在此前一直没有忘了进陕西土产,真是异常执着。

随后,旱情并没有结束,反而扩大到直隶、河南、河北、安徽、江北——整个北方大地到处都在赈灾,到处都是食不果腹的灾民,饿殍遍野,异常凄惨。

土地一旦干旱将颗粒无收

1877年,饥荒已经持续了一年,但是旱情仍然没有得到缓解,老天爷似乎对降雨丝毫不感兴趣。清廷不得已开始展开大规模赈灾行动,朝廷上下到处都在讨论饥荒的事情。《清史稿卷23德宗记》这样写道:“二月己丑,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还籍饥民。五月癸酉,山西旱,留京饷二十万赈之。……九月辛酉,发山东冬漕各八万石续赈山西、河南灾。丁卯,命李鹤年往河南查赈。”

到了1878年,灾情仍然没有得到缓解。灾荒是从光绪帝上台开始的,有些人开始议论是光绪帝做错了事情惹怒了老天爷——光绪帝也爱莫能助,只好下了“罪己诏”以示愧疚。不过,老天爷的雨水可不是简单下个“罪己诏”就能下的。

粥厂是清廷发放救济粮的场所

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早,富饶的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但是,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则宣布:全省报灾者八十七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可就在这种节骨眼上,朝廷上下理应齐心对抗灾情,结果腐败的官员还是管不住自己那只习惯了侵吞公款的手。刑部就在这年六月,决定要严查定州县侵吞赈灾粮款的事情。

三、没有粮食只能人吃人

《清史稿卷23德宗记》记载:“是岁:山陕大旱,人相食。”

在外国人的来华调查的一篇文章中说到,山西省石壩村偶然发现了一块石碑,砌在一所公房的墙里。碑文叙述了1874年-1877年因干旱发生饥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与食人惨祸的情况。村长严连山将情况告知王金树,并让她刻了碑文,文章大意如下:“大旱前村子里一共有51户人家,188口。大旱过后,只剩17户人家,一共35口人,80%的人在大旱中死去。很多人,特别是老弱,饿的没有力气,像一只狗一样躺在地上等死。父母为了生存,只能吃掉自己的儿女。”

村长严连山告诫大家说:丰收年人们赚了许多钱,但这些钱都用在吸食鸦片和其他享乐上了,对天灾没有任何防备。如果能储备三年的谷物以防不测,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一个西方观察家说:“饥馑最令人震惊的后果,就是食人行为的迅速蔓延。开始,人们只是食用死人的腐肉,后来他们就开始屠宰活人。尽管官方严令禁止,还是有人肉在集市上公开销售。”

山西的罗马天主教主教路易·蒙纳加塔在1877年写到:“……现在他们杀活人为食。丈夫食用妻子,父母食用儿女,儿女食用父母。”

四、无论如何也要阻挠洋人来赈灾

丁戊奇荒的赈济,主要不是靠政府力量,因为当时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灾民主要靠有限的民间赈济,一是江南士绅自发到华北特别是山东赈灾,赈灾的重点对象是儿童;二是外国教会也积极赈灾,而且教会的赈灾行动在正式的官方历史书籍中很少提及。

以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例,他在青州就积极赈灾,后来那里成为大英浸信会山东传教区的中心。1878年,他又去灾情更重的山西从事赈灾活动,由此在山西太原开辟了大英浸信会的传教区,同时也结交了中国官绅。

不过,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可没有那么顺利。当李提摩太对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在瞿鸿禨的心目中,洋教士救济灾民只是借口,“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瞿氏此言代表了很多士大夫的意见,为此清廷特颁谕旨给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要曾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这种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在百年后一个文人宁死不吃美国的救济粮,也被称赞为有骨气——其实这位文人那个时候因为胃病太严重也吃不下去粮食。

据李提摩太所记,他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国荃的秘书告诉他,巡抚因为李提摩太的出现而非常生气。李提摩太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然而曾国荃毕竟不是死读圣贤书的腐儒,李提摩太诚恳的救助行为让曾国荃意识到,李提摩太一行并无恶意时,很快改变了态度。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

1878年10月,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曾国荃给其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而为李提摩太蒙在鼓里的,是曾国荃奉命调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曾国荃说:“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直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办理,先在阳曲徐沟,诸称平顺。嗣该教士闻省南灾务尤重,愿赴平阳散放,亦经分饬照料办理,均极妥协……”

曾国荃与洋教士的诚恳交往,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李提摩太自带银两不多,但他通过日记等形式向海外通报灾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据统计,经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赈者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十万户,得到救济的人员高达25万人。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

据资料显示,直隶、山东、陕西、河南、山西均有旱灾,而同时湖北、安徽一带则水灾和旱灾都有,广东福建则全是水灾。全国共计285个县有灾情,遭受天灾的人数达到2亿之多,占到当时清朝人口的一半左右。

一千万人至于饥荒和瘟疫,从重灾区逃荒到外地的人数达到两千万以上。仅仅是山西一个省份,一千六百万人就死亡了五百万人,还有数百万人逃荒或者被贩卖到外地。

逃荒成了灾民们唯一的选择

灾害导致清朝无法正常发展社会经济,灾害产生了大量灾民,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日后全国盗贼横行,全都拜这场饥荒的福。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洋务运动,也只能先暂缓发展,所得白银有不少都用在了赈灾上。也正是这场旷世奇荒,敲响了清王朝的死亡丧钟。

此后,大清王朝各种灾害不断,每隔几年就会有天灾降临,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而天灾造成的饥荒虽然可怕,但却合情合理,不像后世一些人,没有天灾也硬要编造出天灾来,一编就是三年,还不如清王朝的人实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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