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高校老师，我向中纪委举报了自己的学校_【快资讯】
我是一名高校老师，我向中纪委举报了自己的学校
蛋蛋姐说:最近，我收到了一位粉丝的留言她告诉我自己在大学里上了近两年的班最后却被迫离开学校直到离职的时候都没有得到一份入职劳动合同这话可把我给听傻了但是，接着她又告诉我自己已经向中纪委举报了学校违规违法行径但是3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进展为了详细了解情况我们互相加了微信并进行了语音通话我们就暂称她为陈老师吧陈老师希望能把她的遭遇讲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在公众的关注下早日得到解决这篇文章是我根据陈老师的口述记录而成并在发布前经过本人授权以下就是陈老师的口述作者:陈老师(化名)蛋蛋姐代为整理发布我是一位音乐理论专业的博士毕业于中国艺术类唯一一所211院校2015年我博士毕业后在北京面试了两份工作一份是在剧院另一份是一所高校但我还是谢绝了北京的机会决定回到我先生的家深圳因为是先生的老家所以我对深圳这座城市并不陌生由于我专业的特殊性再加上深圳的高校偏少音乐专业的更是寥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选择了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下属的金钟音乐学院说到这所学校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所学校是由深圳大学、广电集团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开办的最重要的是这所学校引进了流行音乐的理念是非常值得认可的因为国内大部分音乐院校都是研究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是少之又少所以在这一点上金钟音乐学院也非常的吸引我接下来我就遇到了全程参与我在学院大小事项的决定性人物也就是金钟音乐学院的杨院长是他把我招进来最后也是他联合师范学院一起赶走了我可能业内的朋友都对这位杨院长有所耳闻在来金钟之前他曾经在川音培养过李宇春、何洁这些国内知名歌手平心而论杨院长对中国的流行音乐是有所贡献的本着对金钟的向往和对杨院长的信任我对自己未来的工作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2015年11月在我面试通过后并没有马上为我安排教学任务杨院长说要先考验一下我能否胜任说实话我当时是很有信心的也很乐意接受领导的考核理论上说在我刚入职的时候学院就应该与我签订劳动合同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件事但是，杨院长和院方都没有提及此事到了2016年初文化部投资主办的国家艺术基金下面有个培训项目专门培养音乐剧制作人正好符合学院的发展方向而我作为学院里唯一的一位博士就被杨院长委派去北京和上海参加学习并口头承诺学院报销学习和差旅费正常的情况下全国的高校委派老师参加学习和进修都属于工作范畴我当时也理所应当的认为自己是作为金钟的老师去参加的这次培训杨院长对外也是这样介绍我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学习结束前后共花费了一万多但是回来后杨院长就再没提过报销一事我考虑到自己才刚参加工作也不太好意思开口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因为我之前就发表过音乐剧方面的文章又加上长达半年的学习对理论和产业都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我想，我可以投入到正式的教学当中了就向杨院长提出了上课申请在经历了漫长的考验过后直到2016年7月也就是我面试通过9个月后杨院长才第一次将我的劳动合同问题报请师范学院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我的劳动合同足足拖延了9个月之后竟然还是没有任何回音更加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天直到现在2016年9月新的学期开始了杨院长一下丢给我5门课程让我措手不及通常情况下一位老师安排3门课程就已经是相当饱和了更何况杨院长分配给我的还是5门全新的课程我记得我的老师曾经说过一门有质量的课要达到备课时间和授课时间6:1的比例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在此后的教学工作中我进入了疲于奔命的备课阶段半夜一两点才休息都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后来我的身体也亮了红灯图:红色区域为陈老师的任教课程但当时我想的是只要站在讲台讲课就要为学生们负责苦点累点也没关系毕竟是年轻老师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而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正规的流程每位刚进学校的老师都要在正式下课堂之前接受教务培训而我和几个同期进校的同事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个流程就直接被分配上课但是就在我积极准备的过程中我负责的课程竟然出现了没有学生的尴尬局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学院正在筹备一个音乐剧班但是之前并没有进行单独招生按照杨院长的规划打算在2016级的流行演唱班抽调20名学生组成新的班级而我作为专门的授课老师一直在积极地为上课做准备但是在这期间抽调学生的事却迟迟没有落实简单点说这就是一门没有学生的课说起来也很奇葩这个课程竟然还堂而皇之的被排进了深圳大学的教务系统里刚开始我也很担忧但是仔细想想既然院长已经做出了规划就一定会解决的没想到戏剧性的一幕还是发生了9月20日是音乐剧班第一次上课的日子当时我还没有收到上课学生的名单心里直打鼓但还是决定先到班级看看情况说来也巧那天刚好下大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二十分钟的车程堵了一个多小时我迟到了刚好又赶上深大的教务老师查岗发现班级里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而且更加诡异的是教务系统上显示的授课老师也不是我而是另一位男老师这下我也彻底懵了对此，师范学院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我没有与师范学院签订合同所以无法登记在系统里教务处接连问责:为什么真正的授课老师和系统登记的有误?为什么老师和学生都没有出现在课堂上?为什么连学生都没有的课程排进了教务系统里?为什么没有签订合同的老师可以上课堂?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上深大的讲台吗?这一连串的问题也惊动了深大的校领导直接问责到了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又找到了杨院长当然了，最后一个环节肯定要到我这里杨院长找到我说是我犯了错误不该迟到这算是我的教学事故并且这件事会直接影响到我签劳动合同我当时非常慌乱但还是觉得我不应该成为整件事情的替罪羊我也是受害者啊但是杨院长再三安慰我“这件事总要有人负责总不能让领导担责任吧”并以劳动合同为筹码让我主动认错无奈之下我只能屈服一个月后在金钟音乐学院的工作群里公布了9位老师签订劳动合同的消息里面没有我我再次找到杨院长得到的答复还是因为我犯了教学事故所以这个合同不能给我签我彻底惊呆了可是我真的犯了“教学事故”吗如果犯了教学事故是一定会收到处理文件的那次所谓的“教学事故”并不是我的责任我也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此事的处理文件而且这也并不能成为拒签我劳动合同的理由我当时急哭了如果不能签合同那我在金钟的这一年算什么?很快，杨院长又过来安慰我“你相信我，安心工作合同的事会解决的像你这样优秀的人才学院不跟你签合同我跟你一起辞职”这番话确实感动了我请原谅我的天真因为刚参加工作又是我的直属领导所以很信任他我也只能信任他另外当时已经是期中时期了我如果一走了之剩下的5门课程也没人能接最后吃亏的还是学生们我实在不忍心丢下这些学生不管即便是有再多的不满我还是决定忍下去直到2016年12月底我才收到了入职以来的第一次工资4个月的课时费没有社保和任何其他福利因为我是学院唯一的博士入职前答应我的课时费是按照副教授的标准但实际发工资的时候却是讲师的标准而且在发放工资的签名单上我注意到与我一起的其他8位老师都被称为“外聘老师”这是我从来没听过的称谓当然，也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解释和说明就这样，又过了一学期到了2017年3月杨院长再次丢给我5门课程我反映过课程安排太多会影响上课质量结果杨院长的回答竟然是:“可以挑一两门课认真准备其余的可以糊弄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位学院的院长说出来的话很快，又发生了一件事才让我搞清楚了一些状况同学院的一位老师真的犯了教学事故并且收到了深圳大学下发的认定书和处罚办法罚款8千块这样我就更加坚信了自己之前并没有真正的犯下教学事故因为认定书和处罚办法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这让我开始怀疑领导的诚信度我便开始留心观察学院的一些情况并且我发现了跟我一样的群体“代课老师”原来，师范学院从头至尾都没想过与我们签订劳动合同有多位被强行定义为“外聘教师”或“代课教师”的同事都跟我交流过他们在入职之前根本不知道这回事都是按照同工同酬的全职教师招入但是入职后拒签劳动合同以代课的形式工作甚至有的同事已经以“代课老师”的身份工作了将近4年后来我又得知杨院长声称多次为我报请劳动合同其实只是在2016年7月也就是我入职8个月之后才第一次报请了又过了8个月也就是2017年3月他才为我递交了一份代课老师的申请知道了事情真相的我非常愤怒一年多来一直都被蒙在鼓里我几次找师范学院的领导反映情况但最终他们都把我推给了杨院长而杨院长只有安抚和搪塞我不知道这是杨院长的问题还是师范学院的问题又或者他们都有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杨院长又委派给我一个重要工作那就是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因为我是学院唯一一位有资格指导毕业论文的老师杨院长事先声明已经在为我申请让我安心工作毕竟学生们是无辜的我还是接下了这份工作从开题一直陪到了答辩结束金钟音乐学院第一届毕业生顺利毕业按照深大的标准应该发放我26000元的论文指导费但是师范学院却以我没有论文指导资格为由拒绝支付源头依然是我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时我又得知杨院长所谓的申请其实是这样的早在我指导论文之前杨院长就曾针对我的情况请示过师范学院教务处“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可以指导请批示”而当时得到的答复是“按学校规定办”并手写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字样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批示学院让我把工作做了却始终拒绝支付我的指导费我无奈之下去找了师范学院的钟院长他表示非常认可我的能力但是合同一事还是要找杨院长解决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一晃又到了新学期2017年9月师范学院解聘了4位老师理由是学历存在问题搞得人心惶惶而杨院长再次提醒我说现在的情况就更不能为我报请合同了然而，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由于长期熬夜备课我的心脏出现了一些问题经常心悸9月5日那天我的《世界音乐》课之前我再次感到心脏不适导致迟到了8分钟到达课堂对于这件事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学生们我道歉并作出了解释学生和深大教务督导组都表示理解并且没有给我下认定书和处罚决定这也就是说我的这次迟到并不构成教学事故可是9月底我的另一门课《音乐论文写作》突然被停掉了理由是我不具备论文指导资格因为没有签订合同所有的问题再次回到了原点合同更何况，这门课程我已经教授过一个学期学生和领导都非常认可我的学生还专门给我发短信表示感谢图:陈老师与学生的短信截图他们所谓的没有资格还是因为这个合同问题我认为这严重损害了我的学术名誉就去教务处进行了质询给出的原因是我在之前上课迟到构成教学事故导致停课可是之前不是都已经认定不构成教学事故了吗停课之后我的学生都来问我为什么不来上课了当他们知道是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勇敢地到校长室替我发声结果师范学院和杨院长却认为是我在煽动学生情绪此后杨院长对我的态度也一改从前并扬言一定要让我走9月27日那天杨院长非常平静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不是一个好老师并通知我不用再上班了那天我放声大哭离开了学校委屈、懊恼、不甘所有的情绪涌上心头这将近两年的工作如同噩梦般的彻底结束了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7年7月杨院长在跟我沟通劳动合同的问题时就曾跟我说过师范学院的领导都是法盲他知道3个月到半年的试用期后还不签订劳动合同就是违法行为他还让我继续等待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等他退休了我就可以诉诸于法律这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杨院长早就知道代课教师以及不签合同都是违法行为他一直都在欺骗我2017年10月我正式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劳动仲裁结果判定我与师范学院形成劳动关系而非师范学院始终声称的“口头约定的劳务关系”更不是什么“代课老师”判决结果为师范学院支付我11个月双倍工资差额及律师费由于我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师范学院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解除劳务关系的违法伪造的文件并将日期伪造为日并手写“当事人拒绝签收”拿到判决结果后还发生了一件更加荒唐的事情师范学院提出要与我签订一个非法协议内容是我答应不会就学院的其它违法违纪行为再进行法律仲裁和行政责任追究我同意后才进行赔偿否则拒绝支付赔偿金这种无理的要求我当然不会同意在我拒绝之后师范学院提出上诉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维持原判本以为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师范学院依旧不依不饶每当学院出现什么事情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都是因为我到处告状泄私愤就在我离职不久后学院又开除了一位老师说是因为我写了实名举报信那位老师当天就打电话质问我为什么要举报他但我根本毫不知情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隔三差五的就有老师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毕竟同事一场每一个过来询问的我还要有礼貌的耐心解答但是这真的很影响我现在的生活我也并不希望再回忆起过去那些不愉快的经历还有一次我的学生给我发来一张截图在《“中国知网”大学生论文检测系统》里金钟音乐学院的指导教师还写着我的名字学生们都还是在用我的名字进行查重但是当时我已经离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离开后音乐学院依然没有招到据有论文指导资格的老师往轻了说这是学术不规范严重点就是学术不端我人已经离开了学院但是学院还在使用着我的身份和名字今年4月初我写了信准备了一些材料递交给了中纪委第十二巡视组举报了相关人员的违法违纪问题4月23号深圳市纪委给我打电话说中纪委已经受理并令深圳市纪委派驻组调查因为很快就得到了反馈我还很激动已经事情很快就会解决但是一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人再联系我我打电话过去问他们就说会联系的，等着就行了进展也不方便告知再问还是一模一样的话现在已经3个月过去了还是丝毫没有进展发布这篇文章也是希望这件事能得到积极地处理不求马上有结果但是请让我看到在推进希望纪委能够加速公正办案师范学院停止对我的一些不实言论伤害并依法出具劳动关系证明至今，我还是非常尊敬深圳大学并且没有任何偏见只是有些管理者从中作梗扰乱了正常的学术氛围污染了纯洁的学校环境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学者在学院工作的两年里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并把教师视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希望能教育好学生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我多年寒窗苦读也正是为了这一天所以我也在此呼吁希望高校的招聘体制能够更加透明化和法制化我不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但是我相信正义永不会缺席也不会因为少数人的错误行动而对未来失去信心我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的教育体系、招聘制度以及科研环境都会在大家的注视下逐步完善我也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写在最后蛋蛋姐看完了陈老师的故事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会发生在中国高校内的事件虽然我和陈老师素未谋面内容也是陈老师的口述可是法院判决书却是实实在在的并且据陈老师讲述仅在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金钟音乐学院里就还有十多名老师被蒙在鼓里默默担着“代课老师”的称谓在讲台上讲课可是他们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努力的备课、讲课内心向往着学术研究也许，不知道哪一天他们就会被口头开除更让蛋蛋姐感到震惊的是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例早在2016年澎湃新闻就曾报道过山西财经大学中德学院连续10年不跟11名德语老师签订劳动合同教师们多次要求未果学院还以“不想做就走人工作都没了还要什么合同”威胁老师直到新闻被爆出相关负责人才出面解释目前合同问题正在沟通中已经准备要签了迟到了10年的合同“准备要签”还能弥补多少?而令我们担心的是在全国的两千多所高校里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这样的事情究竟还有多少而我们的大学作为社会人才输送的重要根据地老师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如果因为学校的不作为屡屡推脱责任让一个真正有资格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失去工作而指导学生的却是那些资历尚浅的人说到底最后真正受伤害的还是学生是我们这个急需人才的社会和国家最后蛋蛋姐想说的是别让真正热爱这份事业的人失去信心中国的高校不能没有他们学生们不能没有他们我们也不能没有他们希望我们高校的招聘机制更加完善也希望陈老师的事情能够早日得到解决不要跟我说什么正义虽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用英国的一句法谚说:迟到的正义非正义(159)(201)(96)(17)(43)(4)(21)(6)(6)(20)(1)(11)(16)(1)(2)
丁 与 裁 缝
近见有文章谈到，“当下是人类最为挥霍的时代”。在我看来，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都有所提高，尽管途径与层次很不相同，但消费注定是加大了，尤其是富裕人群的过度消费，极大地缩短了物品的使用寿命。修修补补这些曾经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与同它们相对应的行当，几近绝迹。&不少人对时尚的盲目追求，必然附带着无节制的浪费，这种趋于奢侈的做派造成了人类对自然资源毁灭性的消耗，眼下资源基础已岌岌可危。这不得不引起警惕！
故而又使我回想起曾结有过的以节俭为荣的年代，有人说过"虚荣是社会失衡的衍生品，”而我所经历的节俭，是有尊严的，这种尊严建筑在社会公平的观念上，在任何场合谁都不会因衣服打了布丁而有丝毫羞愧。
我小时候，什么锦纶、涤纶、卡普隆都还没有诞生，袜子都是面纱的，那时冬天还时兴穿长筒袜，一直套到膝盖，面纱的，很容易坏，所以买来的新袜子，妈妈就会将袜头脚跟都补上一大块，街上也有专门为袜子做脱底的，给袜子缝上一层类似现在的套袜。这样袜子的寿命就大大延长了。新的布鞋也是，在鞋头上贴一块薄薄的的皮，对付橡皮球的时候就不那么担心了。裤子的屁股部位经常是穿没多久，妈妈就会在里边衬上旧布，在缝纫机上踩成“靶子”状的同心圆。好多同学都是如此，谁也没在乎。
我们家有缝纫机，这台缝纫机的铁轮经常在弄堂里罄铃哐啷地滚动，去了李家又去张家，那时候邻里之间就是这样，“互通有无”是很正常的“家常便饭”。113号朱家厨房里有一台未拆掉的锅灶，我们做菜饭就专用那只灶台的大铁锅，菜饭的大铁锅锅巴，那个香呀。114号戚家留有一叠笼屉，谁家做馒头都用它。
我妈妈用那台缝纫机除缝补之外还经常需要为我们改制衣服，我穿过被截去一小段的哥哥的裤子，穿过用爸爸的旧西服改成的挺括的学生装。小姐姐的衣服大都是大姐姐的旧衣翻新，妈妈手巧，可妈妈说她出嫁前除了绣花，没动过针线。只有翻丝绵是妈妈从娘家带来的手艺，弄得邻里们常来当妈妈的学徒。真是“时世造英雄”逼上梁山。但到了过年前，家里会请来个宁波裁缝，将爸爸的画板铺上几层旧被单，就成了裁缝的作台板，给每个人量体裁衣，一年总会有套新衣服。那几天家里乱糟糟的，可人人都嘻笑盈盈。我会趴在地上捡那些剪下的新布料的边角，经修正贴在硬纸板上，做我自作的集邮册的封面，很漂亮的，大概那就是《聚合的碎片》吧。一般裁缝会在家待上个吧礼拜。然后又去了早就等急了的别人家。
我念中专的时候，学校同一条街上有一家店，专门缝补衣服，除了踩补丁外，还修补棉毛衣裤，换领子、袖口，有时换掉一大半，我同宿舍的小陈一件棉毛衫补上的比原来的还多。便宜呀，几毛钱，再说不用布票。那时我们住校，那家店的生意特好。
现在条件好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注定是老皇历了。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好好的衣服弄得破烂不堪，从一个个小洞发展到一条裤子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或者一个女孩要几十只坤包，有何必要呢？能代表智商，能替代荣耀、能产生幸福感？"虚荣是社会失衡的衍生品，”我又想起了这句话。
填表时的心魔
说起填写与人事有关的表格，凡与我同时代的，自解放以来都注定填写过不少，其中有些“空挡”总让人心烦。比如“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出生地”及“籍贯”等等。我一直不明白，“家庭出身”与我要填的这张“体检表”或者“毕业论文”有何关系？也一直没弄懂我的“本人成分”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有了“出生地”为何还要注明“籍贯”，“籍贯”那地方很可能连我上一辈也没有去过！再说究竟什么是“政治面貌”，“三好学生”、“五好战士”、“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是政治面貌吗？他们说不是！一定要填“党员”或“群众”，有句名言“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个“党”是指一个社会团体，而百分之九十九的党员也是“群众”呀。因此这一栏，按现在的填法简直就有将人民群众故意割裂的嫌疑！既在逻辑上混乱，又根本无法表达“政治面貌”，党员里不也有蛀虫吗？因此即便你有组织也不等于你的真面貌。几十年来我曾反复提议应该将这一栏改为“党派”，你加入了什么党，就照填，但它并非等于“面貌”，我呢，便可理直气壮地写上“无党派”，可惜如此睿智的提议却始终没人理睬！
&我这文章原本不是写这些，可一写到“表格”就多出了一大段。
&我这是《回顾老底子》，想说说少儿时代与填表有关的那些事。
&我念的小学在高安路与康平路的口上，高安路是华东局所在地，康平路集中了上海市委的办公处。所以我们班里大部分是干部子弟，有副市长、公安局长、卫生局长及很多军队高干的孩子。他们课里课外都说官话（那时还没有普通话一说），我的“官话”还算可以，大概于此有关。待到填表了，那时不知何故一个小学生也经常要填表，班里就热闹了，明明很和睦平等的一班同学，硬生生地被分成三六九等！“矛盾”全在“家庭出身”这可恶的一栏上！就那些干部子女，有的就光填“干部”，有的填“革命干部”，最值得炫耀的是填“高级革命干部”的，他（她)们趾高气昂地将表格举得高高，而赶紧将表格折起来的是班上极个别的“小业主”，我当时就十分疑惑，这干部的等级是谁分的，这些孩子怎么又搞得如此清楚？如果我能填上“干部”可不管前面还有没有别的，一定光荣得不得了，可他们为什么还如此害羞？有个填了“干部”的女孩竟把脸憋得通红。其实我更尴尬，我填的是“职员”，是问过父亲的，父亲说好在自己不善经商，舅舅给的那笔让他“创业”的钱，46年前就被骗走了。只得回家继续画画并给人家当账房，现在能写上个“职员”算是幸运的。可我不明白“职员”算什么东东！在我们班上写个“工人”似乎同样低人一等。把好端端一群孩子弄成这样，真不知有啥好处！
&到了中学里，中学在复兴路淮海路，周围都是小洋房，情况恰恰倒过来了，班上就少不了“资本家”子弟，那是60年代初，正是资产阶级翘尾巴的时期，竟管正逢“自然灾害”，他们都有海外关系，又能让父母领着出入款待他们的“文化俱乐部”，所以在填表的时候，毫不在乎地写上“资产阶级”，尴尬的竟然还是“小业主”，我呢“职员”一个说不清的东西，好像有点文化。因为资产阶级子女过分集中，在我们刚好毕业的那年，市里将这所学校搬到了徐汇区最西边的工人新村里。后来知道那叫“掺沙子”。
&到我上中专的时候“阶级斗争”的纲被提了上来，“工人”总算扬眉吐气了，又过了两年文革了，“革命干部”十有八九成了“走资派”，而我这“职员”也被排除在“红五类”之外。
&现在，我好久没填表了，我看到类似的表上“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好像不填了，因为“企业家”不知该划分在何处，但有时“政治面貌”还在，让人如坠雾里，实在有些费解。
与此图不同的是，我们那食堂，有几十只居民们捐助的八仙桌与圆台面。
& & 城市人/民/公/社与居民食堂
&在讲述养兔子的时候，提到过我们弄堂里的居民食堂。其实它是当时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一大项目。当人/民/公/社在中国广大农村全面开花的同时，当时的上海市委书柯/庆/施，决定要在上海的市区里也搞几个“城市人/民/公社”。我们“麦琪里”被选中作了试点。“城市人/民/公/社”？就连我的很多同辈都从未听说过，确实很奇葩。
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弊端是盲目实行了按“肚”分配，完全不顾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完全脱离农民顽固的小农意识，强行捣毁了每家每户的锅灶瓢盆，建立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从来不敢放开肚量的农民兄弟们一下子就将一年的粮食几个月吃个底朝天。饥荒便开始了，加上天灾，以后的事不言而喻。
而“城市人/民/公/社”，从形式上说，就如现在的小区建设，努力完善配套设施，比较显眼的就是同样有个“公共食堂”。我们麦琪里被选上的原因，一是里弄足够大，二来，是在闹中取静的地段，虽说离主要的商业区较远，但门前的马路上各种商店齐全。对面从安福路口数起有西药房，中药店，食品店，南货店，服装店，鞋帽店、布店，百货店。这一边，酱园，熟食店，糕团店，弹棉花店，饮食店，老虎灶，照相馆，烟纸店，理发店，杂货店，米店，穿过五原路又有，文具店，煤球店等，而五原路上更有远近闻名的菜市场，各种业态一应齐全。
在成立“公社”时又配齐了新华书店和一家提供修配、缝补的“卫星服务站”，尤其是动迁翻建了颇具规模的“居民食堂”。所有居民均可购买饭菜票在食堂就餐，自然买饭票需要凭粮票。没有强制命令，全凭居民自愿。食堂的“大师傅”都是原先在周边开小饭馆和卖大饼油条的“能手”，因此菜肴、点心均美味可口，为此有很多家庭歇了自家煤炉，一日三餐都到食堂用餐。特别是方便了沿街各家商店里店员们的午餐，原本那顿午饭是他们的一大烦恼。几年里也有居民借食堂举办过婚礼，我总能得到好几包喜糖，大多是“哈尔滨”的呢，要知道“哈尔滨”门口天天排长队。那时食堂也可以根据一些居民的特殊需要送餐上门，妈妈的一对“陪嫁”来的镶着很多紫铜装饰的大提篮，连同榉木的八仙桌都被她捐给了食堂。包饭作就没了生意。
市领导们决心要在这里放“卫星上天”，所以麦琪里由市委副书记魏/文/伯题写了“卫星城市人/民/公/社”的匾额，后来柯/庆/施又亲自到“卫星食堂”视察，跟我母亲交谈良久。那时候我们全家都为此喜悦了好一阵。
麦琪里也曾在之前进行了大修，那些年房租相当便宜，像我家五十平方的居住面积只要12块多几毛。但每隔五六年必定会大修一次。连门窗都给重新油漆。直到文革一切制度都被破坏了。在成立“公社”之前弄堂里还搞了绿化，在每个十字交叉口都种上了四棵泡桐，在每两个石库门之间砌了花台，很可惜那些泡桐唯有靠水井的长高了，在花台里也只见到一课夹竹桃七扭八歪地一直坚持到麦琪里被拆毁。
城市人民公社的称谓，随着“三/面/红/旗”被冷却，没有多久便也销声匿迹了。居民食堂一直坚持到1963年。说不上是何故上面说停就停了，又重新砌起一堵堵墙恢复了八户人家，只是前面的石库门没了。其实这种不盈利的居民食堂，老百姓还是很欢迎的，不该与农村的大锅饭相提并论。但涉及到政/治，是/非难论。现在不少街道又办起了食堂。
居民食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不仅是为养兔子天天在那里捡菜叶，食堂里的大师傅和阿姨们都很喜欢我，因为我不挑食，给了我一个“有啥吃啥”的外号。我和对门的伙伴晚上还在食堂里饭桌间的过道上学会了骑三轮。后来食堂没了，妈妈去管理生产组，我初二的时候就替妈妈骑着三轮到比瑞金大戏院还远的地方拉毛笔杆，一车子的重物，妈妈还坐在上面。那时我不到一米六，廋廋的，但满心的骄傲。生产组的阿姨们说“巴大姐啊，侬哪能舍得让嘎小的尼子蹬三轮车拉嘎重的物事啦！”“没有人手呀，再说让他锻炼锻炼，知道劳动的辛苦。”妈妈哪里知道若干年后，儿子会到遥远的边疆去，有得要锻炼了。
儿时弄堂里的博彩
前些时，听说海南岛要开放博彩业，引起了很多热议。中国人爱赌似乎全球公认，无论是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还是一国两制的澳门，其最大的客户群都来自是中国，甚至听说，对一切都极度封闭的朝鲜也在中朝边境开设了专供中国人的赌场。有意思的是香港回归后，我去香港，参观沙田赛马场时，同去的导游不忘解释，赛马博彩业的保留是体现一国两制的典范，意思很明确“那是资本主义腐朽的玩意儿”。可到了海南要发展赛马博彩了，媒体却“众口一致”反复强调，赛马博彩跟我们体育彩票是一回事，对国家创收和慈善事业都极为有利。怎么说都无所谓，我们已习惯了被当作低能儿。总之国人好赌，无可否认，若将麻将列入体育项目，体育之普及便世界第一了。
其实，赌在我们小时候就经常出现在弄堂里，现在想来倒也有趣。
一个中年人提着一只布袋，布袋像一头扎起的大号袖套，深深的，里边终有五、六十只一般大小的橄榄核，一眼望进去有七八只涂上了黑色，三四只是红色的。一分钱可以摸两次，摸到无色的啥也没有，摸到黑的给你两分，摸到红的给你五分。那人先将口袋张开，你能看着将手伸进袋口，问声瞧准了？他就在你认准了红色伸手下去抓的瞬间，将袋口的绳一抽，那绳还连着布袋的底，会那么一抖，你看不见了，在里边摸呀，抓住了一只，边上的小伙伴一个劲地起哄“红的、红的、红的！”可伸出手来，十有八九是无颜色的。有人不肯认输，连摸了六次兴许抓到一只黑的，哈哈，高兴啊，结果还是输了一分。我通常是边上起哄的，当然也试过，结果可想而知。
还有一种十分吸引人，一个外乡人推着辆平板车，四角立着棍，支着个两寸来厚的平顶，离平板有一米多高。平顶上悬下无数根绳，每根绳头上都系着“礼物”，有布娃娃、木头做的小车、小动物和小竹篓里的糖果，但最多的是一颗或两颗糖。但没有空着的。那人站在车的一头，手里一大捆绳子，那些绳子就连着悬下的“礼物”。玩这个挺贵，要两分钱拉一次。那些绳粗细、新旧完全相同，小朋友们怀着对布娃娃或小汽车的憧憬，可拉起的永远是一颗糖，偶尔两颗。有家长质疑，那些好东西根本没有绳连着，那老乡会问“你想要哪个？”“布娃娃！”他在绳中翻了一下，将一根一拉，布娃娃就升起来了。接着他又拉了一根，一篓糖升起来了。“没有假的。全凭运气。”他能认出手中绳子的区别来，可任你仔细地看上半天也白搭。
&再有两种挺普遍的，做糖人的边上都有一个转盘，一根竹子的一头挂着根细针，旋走的圆弧仅仅比下面板上的圆小一丁点，板上用黑线隔出很多三角形“地盘”，画有龙、凤、猴子、鲤鱼等诱人的花样，但最多的是一两颗比围棋子还小的黑点。其奥妙在龙、凤等都是三角的顶角朝外，小黑点们则相反，所以指针停下时，总是在黑点上。要是运道好，指针慢悠悠地滑过、滑过，针尖总算在画着龙的三角顶上停下了。做糖人会好不含糊地替你用小铜勺在大理石板上画出一条龙来，与画板上的毫不马虎。“中奖”的举着糖龙，后面一大帮孩子像是欢庆属于大家的胜利。现在有展示糖人的，但没有了边上那个转盘。
还有就是现在移植到电脑里的“弹子盘”。那是个大家伙，有一米长，近半米宽。厚厚的，上面是玻璃，拉一下弹簧把，一颗铁弹子便射了出去，经右侧的弹簧弹回到中间，一路下滑，盘上有一些供它进入的口子，但大多擦肩而过，无奈地掉落到底槽里。每个口子上直接堆着糖果，有几颗一堆的，大多是卷糖，也有两卷、三卷的，堆着很直观。大人小孩都玩，能“卡进”口子的很少。但你让老板自己玩，他一下就能卡进堆着卷糖的口子里。他就靠这样的功夫来吸引你。这东西在美国电影里常见到，搁在酒吧里。现在不少“游艺厅”里也有。
这些儿时弄堂里的“博彩”，都是一分两分钱的，谁家的孩子都能玩，幼小的心灵还不知“赌”为何物，但实际已和“赌”关联上了，虽说它没在我心里栽下种子，但难说那些拿着千万上亿的公款豪爽地走进澳门葡京赌场的人是否是在儿时就滋生了赌瘾，等到权一大，赌胆就膨胀了。
社会的良知何在?
& &&我刚才只花了不到半小时，就找了十几幅有关“炫耀”中国房地产业“伟大成就”的漫画，其实它们表达的还十分局限。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房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此国民经济总产值出现了让全世界都为之眼红的惊人的发展速度，毋庸讳言在这其中房地产业的非正常发展占了较大比重。具体地说就是像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了十倍！造就了上百位几十亿资产的房地产大佬，在全球富豪榜上大为显赫，为中国人大添颜面。
其实，谁都知道这仅仅是“铜板”的一面，而另一面是怎样的呢？滋生了一大批不法“资本家”，催生了一大批腐败干部，污染了社会的一大片角落。部分地败坏了伟大的党的光辉形象，局部地制造了政
.府和广大人民之间的不该有的矛盾与隔阂……
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房奴，出现了两户甚至更多的家庭倾其辛苦一生的积蓄为孩子购买婚房的窘境，出现了一大群因无钱购置房产而没法结婚的大龄青年，出现了因房子而造成的家庭矛盾，父子反目，兄弟上法庭已是常见的事，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部分因素。社会上有“一病回到旧社会”的极端说法，但“为一房倒退五十年”从此两手空空的现象注定不少。奇高无比的、与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差之十万八千里的房价，大大地消耗了老一代和年轻人的消费能力，这与促进社会消费，扩大再生产的大政方针完全背道而驶！就拿政-府最近公布的上海人均年收入已经高达6万，这一与我们实际情况不是十分相符的数据来算。不吃不喝不生病，也要一百年才能买下低标准的、普通的、地段不太理想的一套房子。不吃不喝不生病可能吗？等上一百年等得起吗？这是什么概念？什么现象？说明了再明白不过的道理。
房地产和它的发展轨迹及所造成的后果，早已成了广大老百姓最为反感，最受诟病的政策与现象！
但昨天上海的某张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却以好多个整版，竭尽所能将房地产业这些年的“伟大成就”大大地炫耀了一番，我大惑不解！难道是犯了脑瘫症，还是睁眼瞎？或者根本不食人间烟火？要么是刚从外星球飞来，光看到到处耸立的摩天大楼了？
&我丝毫也不否定，也根本不愿否认，任谁也否认不了。这些年来上海的变化，上海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为之写过很多文章由衷地赞美和歌颂！但我决不会赞成炫耀房地产业。中国房地产畸形的现状是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不正常现象。所造成的高房价是无法被广大老百姓接受的，是被世界各国经济界批评的，是相关政策的扭曲与失败。我们有义务歌颂成就，但不应该炫耀污点。什么是污点？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抱怨的，唾弃的就是污点！
&若是连如此糟糕的现象也要大肆炫耀，那就没有不可炫耀的事物了！
最近，至少是上海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周边正紧锣密鼓、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一场新的运动——拆违！无数条马路、所有的街道甚至每个小区里，都有挖掘机、大锤的撞击声和倒塌的房屋、围墙及飞扬的灰层。
“运动”这个词，除了在冠以体育时，人民是安心的。但一旦离开了体育，“运动”总让人疑惑、紧张甚至心惊胆颤。近七十年来，中国人已无奈而被动地经历了无数次“运动”。并在“运动”中蒙受种种灾祸。中国人不是不愿意做事，曾认真并干劲十足地投入各项事业，然而，当所做的事情演变成“运动”时，事情就必然走样，必然让人从茫然变为害怕。
有关这次“拆违”，坊间的说法很多，最普遍的说法是为了赶走外地人。这种猜测未免过分“野蛮”，而且有不少人“其在沪年龄”已够得上是“新上海人”了，再说那些被拆除的小商店既然能够在激烈、甚至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长期生存，说明其得到了周边市民的认可，成为他们的需要。“拆违”无情地消灭了这种“双赢”。我通过多方寻觅，得到官方的说法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商业零售”。现在不是“市场经济”吗？正统的大商业正面临电商的冲击，需要进行的是从老的经营模式中勇敢地解脱出来，减少中间环节，发展人工智能，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营运成本，或供应更优质、更廉价实惠的商品，或走高端路线，卖电商所不卖。但这些都与居民区周边的小商店八竿子打不到一块！所以“为了进一步规范商业零售”似乎也难圆其说。
总之，这场从形式到内容都轰轰烈烈的“运动”，既没有在开始之前“安民告示”，更没有在已进行得“成果斐然”的当下，让老百姓看个明白。
其实拆违一直也没有消停过，从屋顶的顶上屋，到自挖的地下室，从老公房的天井加盖到新别墅的私拆重建。违章建筑名目繁多，拆违工作一直跟在“举报”的后面忙碌。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一场正规的自上而下的，全市性的，大规模的，有指标的“运动”。“运动”一带上指标，就让人疑惑，因为目的与指标往往是不统一的。为整洁道路、整治环境这都是目的。而指标是明确的量化数据。在“拆违”上指标就是多少平方。据说某街道在上个月将拆违成果报上去了，然而与兄弟街道一比，量化的数据被排在了倒数第二。不需要动员，立马回来找哪些可拆的再抓紧拆！为此一座刚建了没几年，装潢得富丽堂皇的四层大楼，从某个方面找到了其是“违章建筑”的依据。警察、城管、保安成队形地全部到场，如临大敌，特邀工程队鱼贯而入，多种大型机械齐声轰鸣，在诸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一栋漂亮的大楼“轰然倒下了”，量化为一千数百平方，立即“拆违”指标胜利攀升！据说是位“私营企业家”建造的，但它明明就十分瞩目地建在该街道的主要马路沿街，没人批准过、过问过、检查过吗？但可以肯定，现在的定论是手续“不全”。我不认识这位“企业家”，我一向认为现在的所谓“企业家”，就是老板，就是资本家，就是今天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也不清楚他建该楼的资本是勤劳所获，还是非法收入，总之是几千万成了废墟。按我的理解如果是必须拆除的，那么动用了如此规模的“国家机器”和人力物力应该全部向他报销。我见过朋友拍摄的整个拆违过程的录像，街道主任全副武装，头戴钢盔，在一切就绪之后，听取了副指挥的高声报告后，下令“行动开始！”毅然是一部“现代战斗片”，很好看。
但令我至今纳闷的是，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任何公告，这次拆违运动的标准是什么？
因为在同样的地段，同样的建筑，一切外观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的被推掉，有点被用砖封了，有的换门为窗继续“营业”。一时间在上海不少马路上竟然出现了顾客爬窗购物的情景。如果说是不能将居住物业改变用途，那么一眼看去原先都是住家。如果是看证照是否齐全，且不说这些证照从何而来，一条街原先的统一被搞得五花八门。如果说不能破墙开店，有的拆违了，墙重砌了。但有的破墙被外国人开了酒吧，依然夜夜灯红酒绿……
我们楼的对面，人行道很宽，所以在人行道中间以花台的形式建有近三米宽的绿化带，花台里边依然有两米左右的人行道，才是一长溜两层楼的建筑，底层是一家连一家的店铺，有两个店面的药房，三个店面的饭馆，有一家杂物店，一家缝缝补补，一家照相馆。那药房是我家零星买些常用药经常光顾的。缝缝补补的也挺需要，这里掉了个拷纽，那包的拉链坏了，新买的裤脚长了，都可去一趟，这样的店上海已经很难找了。一家照相馆是一个北方小青年开的，老家是北方的某个小城，父母都有工作，凑钱近十万为他买了一台扩印机器，小伙子很聪明，电脑修片技术一流，待人热情礼貌，自己又有机器，因此扩印照片要比别的店家明显便宜，所以生意很好，我喜欢摄影，有时放得照片多了，他会主动给你免费放大几张20寸的。有时你对某些色彩不满意，他给你按你的要求重做，不收钱。附近的居民和单位都是他的常客。故而他在附近买了二手房，去年与一位同样是“新上海人”的女大学生结婚了。可昨天我夫人告诉我那一排建筑全拆了！我无语，那一排建筑，既不影响交通，又不妨碍市容，这是何故？
想到迎世博的前夕，所有街面的大小商店，都一律由政府出钱，全部外装修一遍，贴上漂亮的瓷砖，做上统一的店标，按上12毫米的四扇玻璃弹簧门。现在这些连同整个房屋被履带式“打击”机打成了碎片。政府的钱，不就是老百姓的吗？
所以我早就听说，所有店铺用房的租金，最近蹭蹭蹭地一路往上涨。我很为那小伙今后的生机担忧。也为我以后放照片的费用犯愁。
我周边有些90年代建的公房，连片的居民区，家家都将一楼的天井搭建成住屋，我走了几个小区，没有看到有保留着原貌的。那是百户千家呀！违章建筑是铁板钉钉的，法不治众吗？讲不过去。真要一概法不留情，敢吗？维稳也是有指标的！孰重孰轻？难讲啦！
运动啦！我想起《芙蓉镇》。
运动一旦搭上指标，其危害和今人可怕，有一最难忘的例子，就是当年的“反右”，到最后为了完成指标，将无数无辜者莫名其妙地套上了右派的帽子，并且为了这一“指标”，遭罪的不是一时，也不是一人，而是几十年和全家人，甚至亲戚、朋友！当然所有被扣帽子的其实都是无辜的。
&养小兔的大收获
1958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很值得书写的。在57年取得了反右斗争的“辉煌胜利”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便以高昂的姿态，风起云涌。
连小学校也理所当然地卷入其中，小学生能做什么呢？饲养家畜，现在想来大概是希望能为供应紧张的市场做点贡献。
记得在校门朝里的左墙角曾拦起了一个猪圈，喂豆渣养猪。
顺便一说，我校那时有个极好的作为，就是在每天的第二级课后为学生提供一小杯豆浆，一学期一块钱。豆浆是学校里一位阿姨磨的，我打小就好奇，自说自话地跑去看过，那阿姨人高马大，见她从一个大桶里拐起磨好的酱汁，倒在像吊床一般两头挂起的白布里，用勺在白布上来回刮蹭，豆浆就从白布下淌到另一只大桶里，渐渐地白布里就剩下了黄色的豆渣了。豆渣很热，阿姨总是满面红光。也许光靠豆渣填不饱猪的胃口，再说猪圈太臭，养猪的事坚持了没多久。
学校里也有养鸡和养小山羊的，没注意他们到底坚持了多久。
我们班是养兔子，那年我念三年级，我也说不清班主任王鹤老师为何将这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我还得出板报呀。校工在一楼的楼梯间用木头和竹片搭了一排兔棚，有一对小家兔，红眼睛，长耳朵，比画本上的可爱多了！经老师同意我找了陈晓华与蒋衡当助手。高安路淮海路口，交响乐团和上海兵役局里都有大花园，离学校很近，我们一放学就去里面割草，看门的老伯伯很和蔼。告诉我们那种像蒲公英的，红色的叶茎里能挤出乳白色汁水的草，兔子最爱吃。我们不一会儿就能割一筐。兔子长挺快，后来王老师又给我们买来一对长毛兔，全身的白毛又长又卷，脑袋特大，像极了元宵节的兔子灯。
没多久，见兔子用嘴在自己身上拔毛，还将它们堆在一角，我们赶紧告诉老师，老师说那是兔妈妈就要生小兔了。别提我们有多高兴，可兔妈妈和我们都没经验，生下的一堆小兔里，有两只卡在了竹片的缝隙间，等我们发现已经死了，我们悲伤地在教学楼后面的花圃里将它们小心地埋了。兔笼有两层底，兔子踩着的是有缝隙的竹片，下一层是木板，我们在板上填了块“油毡”，可抽出来清理粪便与垃圾。此后我们只要见到兔妈妈拔毛，就在里边放半片油毡，并且在兔妈妈自己准备的兔毛里加入不少棉花，小兔子再也没有夭折。无论家兔还是长毛兔生下的小兔，都只有小老鼠大，没有毛，红色的皮薄薄皱皱的，眯着的眼睛鼓鼓的。一般一胎能有五六只，兔妈妈会很用心地喂它们。
开始，我们只是到那两个花园里去割草，后来小兔子大了，比我们的小手掌大了，毛茸茸的，两只红眼睛亮闪闪的瞧着你，可爱极了。我们就放在筐里，割草时带着，往草地上一放，它们先是胆小地张望，不一会就欢蹦乐跳起来，我们割完了草，只要拍拍箩筐，它们就会回来，一次也没有丢掉。有时在割完了草后，我们也会在花园里的树上捉金甲虫和天牛。都是晓华教我的，那是我小时候唯一与“小虫子”玩耍的机会。使我越发忘不了那些美好时光。
生小兔经常是在晚上，但往往这时学校后面的洋房里会有黄鼠狼窜过来来偷吃小兔子。黄鼠狼的祸害发生后，有一年将要放暑假了，我观察到兔妈妈有生小兔的迹象，就跟我妈妈说今晚我不回来了，要为兔妈妈守夜，陈晓华会陪我。妈妈没说什么，就让我买了面包备着。可到快吃晚饭时，妈妈拎着只大包来学校了！带来了小瓶的热水，吃的，还有一条毯子。我们三人就在对着兔笼的走廊里坐着，晓华拿着根长竹竿不时地捅楼梯间后门，弄出点声响。兔妈妈果然生了，六只！妈妈很高兴，我说的是我妈妈。她说“当妈妈的自然知道，兔妈妈要是丢了孩子该有多难过。所以我一早就想好了要来陪你们。”第二天王老师得知后，编了个“顾妈妈与兔妈妈”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这件事在我心里伴随了一辈子。
到我们六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楼梯间的兔笼升到了五层也装不下，早就腾出一间教室专门养兔子，三面墙全是笼子，各样的兔子好几十只，其中还有长着棕黑斑点的豚兔，是用积存的兔毛换来的。
养兔子，是我小学生活里最特别、最难忘的收获。
期间还有一件事，给了我充分絮叨的理由。
我们麦琪里，在大跃进时被选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为此搬迁了最后一排底层的所有人家，打通了8栋石库门的底层，并在原来天井和大门外弄堂的上方筑上了天棚，合成了有500多平方的大食堂，应该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居民食堂”了。我家是最后第二排，食堂就成了我家对门，妈妈兼任了食堂负责人和会计。我们全家一日三餐全在这食堂吃。
每天食堂里一早都要拣菜，几个阿姨坐在八仙桌上拣菜，我就在下面将拣下的菜叶，放进篮子里。那时候蔬菜的品种少，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是那种大叶的青菜，兔子很喜欢。每天我都要斜背着小书包，提着满满两篮子菜叶走到两站路外的高安路一小。无论刮风下雨三年里除了放假一天不拉！雨天我穿雨衣，那种米色卡其布的，每隔两年都要送去“正章”上一次浆的雨衣。为此我理所当然地天天迟到。不管是什么课，我推开教室的门，将两篮子菜叶放在讲台边，一声不响地走到座位上，老师也不中断她的讲课。同学们羡慕我，我也为此挺骄傲。提两篮子菜，走两站路，一个小学生不是很轻松，我想我至今强健的手臂力量一定于此有关。收获的自然不仅仅是手臂力量，是从小养成的责任心，说大了就是那种乐意为集体作奉献的习惯。如今我在养老院当义工已经七年多了，很多人不理解，我觉得很自然，这或许就与那些个可爱的小兔子有关。
我也有调皮的时候，那时的淮海路过了高教局（现在的日本领事官府），上街沿还是“蛋格路”，并且还仅仅是沿路的一半，靠里的一半是混着细石的泥地。一下雨，泥地里会出现一条条“小河”，雨一大“小河”就开始奔流，那多有趣啊。我一个可以随便迟到的、满是好奇心的孩子，将菜篮子搁到树下，捡一根树枝，便开始“兴修水利”，把这条拦住，那两条合在一起，用脚踩个坑，水就流入了“水库”……一玩就忘了时间。等猛醒过来，赶紧提起篮子，人家一节课快上完了，“今天怎么晚了？”“妈说雨大让我晚点走。”说谎话心里会很不安，放学后吞吞吐吐地跟老师交代，老师笑了，“看你那双全是泥浆的鞋，知道你玩水了。”
时间过去那么久远了，可小时候养兔子及“兴修水利”的事却一直在心里，下乡时，每逢下雨连队的场地里也会有小河流淌，我就老想起那件事！
突然想起了“阿Q”
鲁迅先生在<span STYLE="mso-spacerun:'yes';font-family:楷体;font-size:14.0000mso-font-kerning: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的重要作品之一，他通过对阿Q这个人物通俗又精准的描绘，深刻地揭示了在国人身上较为普遍的一种病态，其主要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就是一种自欺欺人、自嘲、自解、而又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精神状态。表现在“在失败与屈辱面前，不敢正视现实，而使用虚假的胜利在精神上实行自我安慰，自我麻醉，或者即刻忘却。”
“阿Q精神”通常是被那些需要胜利而又无法得到胜利的人用来维持自己精神上的平衡的一种药方，也可以称为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愚昧的骗术，尤其还会表现在利.益.集.团的精神状态中
阿Q坚持着一贯的，自我陶醉与自我安慰，直到最后糊里糊涂地被杀，还继续呼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完成了他最后的一次精神胜利。
如今90多年过去了，好几个“二十年”了，阿Q果然繁衍了好几代，这种可怜又可悲的精神，不仅没有泯灭，却依然有不小的市场，继续在迷惑着一大群盲从的国人。
现今社会的主流不是提倡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唯物主义，也就是实事求是。要让人们知道真相，让人们对面临的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只有承认和认清差距，才能奋起直追。以再华丽的辞藻来表述态度，也仅仅是阿Q精神的翻版。
我常想要是鲁迅先生尚在，他又会写出怎样的“小说”来。
& & 昨天应好朋友波春兄所邀为上海南汇老镇
周浦写了一幅字，刻了一方印。
& 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