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历史」第一位中国籍主教是谁？「天主教历史」第一位中国籍主教是谁？历史工厂百家号罗文藻（)是中国第一位国籍主教。圣道明会菲律宾玫瑰省的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评价他：“他是自天而降于人世的圣宠活像，不分种族或肤色。他是上天光明之神的缩写，这光明照耀着不同的地域，使我们的灵魂同化，改变我们的本性，使人的思想及心灵天主化，使一切事物都因这精神反照而升华，并变成无比的美善。总之，他是中国献身于教会及修会的伟人。”一、进教，进会，晋铎罗文藻，乳名罗才，又名火沼，字汝鼎，号我存，拉丁名GregorioLopez，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生于福建省福宁府福安县罗家巷村（今属闽东赛岐罗江村）。罗家巷村村民多为基督徒，罗家则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民间信仰者。罗文藻自幼父母双亡，与兄嫂相依为命。8岁即为人放鸭谋生，天主教堂传教士见他衣食不足，雇为教堂佣工。文藻天资聪慧，工余勤学教义。明崇祯六年（1633年），道明会士黎玉范与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来福安宣教。是年秋，罗文藻在利安当带领下“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并以“额我略”为圣名。之后，罗文藻随利安当到南京传教。因发生“礼仪之争”，传教受阻，未及一年即返回福州。据说一度赴马尼拉传教。崇祯十年（1637年），又随方济各会神父赴北京传教，在此罗文藻受到汤若望器重，汤有意让他到朝鲜宣教。但因明廷查禁，罗曾一度被朝廷收押，获释后回福安，仍热心从事传教。不久，福建教会遭到打击，罗文藻被迫到澳门。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罗文藻随黎玉范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向道明会报告中国教务，事后返澳门。第二年（1645年），又随安多尼神父到马尼拉，后受圣多玛斯·冈萨雷斯之命回国，在福建协助艾儒略传教。同年，他在福安藤头购地筹建藤头教堂。永历四年(1650年），在藤头加入道明会。黎启奥神父有这样一段记载，载于马尼拉圣道明会院的档案里：“额我略·罗伯兹——罗文藻，是本省——道明会玫瑰省——的神子，中国人。代理省长及宗座代牧莫拉肋神父收他为正式初学修士，时间是日。14个月以后，即1651年，大约在圣多玛斯庆日发了愿。本人在马尼拉圣道明会院，于日签署，以资证明。初学导师黎启奥。”在同一文件上有日后的补注：“这位被教宗选为中国主教”。永历六年（1652年）春，罗文藻第三次赴马尼拉，在圣多玛斯学院继续攻读神学、哲学。毕业后在马尼拉城由鲍布来德(Mons.Poblete)主教的手中，日瞻礼六领受剪发礼及四个小品；30日，五品；6月30日，六品；7月4日晋铎。翌年，受派返回中国传教，遂偕同黎启奥、葛罗纳(DomingoCoronado)、罗提葛(DiegoRodríguez)及雷孟都(RaimundodeValle)四位神父起身，7月初到了中国。自到达传教区的当天起，罗神父就致力于传教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的历史性的使命便开始发扬光大起来。二、传教生活一位写他生平的人士曾说他：自开始传教时，这位传教区的风云人物就作了信友们的安慰者及外籍教士们的左右手。他救人的心是非常热烈的。在福建省道明会广大的传教区内，没有一个不是他施行圣事的地方，他面对一切困难，都会设法予以解决，即使有时候会有生命的危险。永历十年（1656年），即他到传教区的第二年，福安沿海海盗猖獗，到处抓人索取钱财。罗文藻为赎回被抓走的人质奔波了半年之久。由于他为百姓做了好事，并积极传播教义，许多人因而受洗归主。有一次，一个海盗头领点名要他单刀赴会，罗神父怕是一个骗局，因为海盗们曾扬言要逮捕一位教士做人质，来索取两千两银子。虽然如此，罗神父仍是只身前往。天主因他的勇敢而保佑了他，海盗首领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并把抢去的一位女教友伯多拉尼的一个圣髑、一尊耶稣像、一个圣母像、一具铜十字架及许多串念珠等交还他。当时文藻神父那种喜悦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罗神父对赎回被掳的老百姓及施行圣事上，有过惊人的表现。在赎回的人当中，有上述伯多拉尼的父亲。海盗们要四百五十两银子，而罗神父只交了一百两就把他赎回，因这件事使那人回头受了洗。而且，他的妾也受了洗。事先，他还曾当着神父的面声明彼此脱离夫妻关系。此外，他也赎了五十位教外人，他们以前都是反对进教的，但这样一来，他们便都受了洗。除此，他还做了许多别的爱德工作，特别对于那些有传染病的人给予细心的照顾，从不怕自己会被传染上。同样地，一个附魔女也被他感化回头。她的丈夫及家人都是仇视教会的。他们叫了和尚帮他们驱魔，但是，魔鬼由那妇人的口告诉他们：它是不怕和尚的，只怕教友们的天主。他们不得已才请来罗神父，罗神父就给那妇女讲道理。以后，她及她的小女都领了洗。在离去以前，罗神父交给他们一个十字架和一瓶圣水。从此，那妇女及其家人便不再受恶魔的骚扰，那村庄的许多人也都进了教。1664年，罗神父为了找回黎启奥及魏尔日(P.JaimeVerge)二位神父的尸首，到了厦门。原本大家相信，他们是在战争时死去的。可是没有想到，他在泉州看见他们，虽然挨了一顿毒打，但并没有死。以后，他为教士们带着接济品回到了福安，并把那两位神父没有死的喜讯传报给他们。在那样混乱的时期，行路时会遇到不少危险，但他毫不畏惧。三、受命于危难之际太平盛世不足十年，各地的耶稣会士都被押送到澳门，其他修会的数十位外籍传教士都被禁锢在广州不能活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75座教堂顿时陷入瘫痪境地，羊群失去牧人的照顾。其时，在中国可以走动的、唯一的国籍神父——罗文藻肩负起力挽狂澜的重担。他东奔西走，到各地照顾教友，辛劳不言而喻。为援助那些被囚入狱的神父，寻求生活上必要的资助，1665年5月，他冒险从事一次马尼拉之行，给在广州的和流亡在澳门的同道带回生活的急需。更为重要的是带回一项使命：各修会都委托他管理、照顾自己的羊群。他毫无推托地接受使命，两年内，他长途跋涉，遍历闽、浙、赣、粤、晋、鲁、湘、川及江南（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直隶（今京、津两市，河北大部和鲁、豫小部分地区）诸省，为中国教会持续发展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据华罗神父(P.FranciscoVaro)于日撰写的信件，当时在整个中国只有在福建的五位道明会神父：黎启奥、华罗、贾西雅、纳瓦来及卫尔日等神父。黎启奥神父藏在福州，但后来被迫离开中国。另外四位藏在福安，他们仅照顾自己的教友就已经很忙了，更何况还要时常躲躲藏藏地。在北京还有三位耶稣会士，但他们正在牢中。只有罗神父是自由的，因为他是中国人，皇帝的上谕没有涉及到他。所以当时的教会就像一株嫩小的树，在暴风雨下，几乎把它连根拔起，罗神父要做的工作，纵然有大无畏精神的人也会战兢的。但是，圣道明的这位神子，却振作精神、奋勇无比，仍然坚持巡视各省。哪里需要他的帮助，他就到哪里去。他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地奔走。一位传教士把他比作甘霖，以上天的恩宠灌溉这个无垠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内的教会嫩苗，它们因为缺少福音工人的耕耘而呈现枯萎。可是我们的这位大宗徒不但化教友们的软弱为坚强，而且还使三千人进教。在差不多两年的视察教务期内，在福州给100人付了洗，并在其他九个省给2000人付了洗，还到了一个离中国不远的海岛，给556人付了洗。为了他的英勇传教工作，罗神父为中国的教士们及教友们所拥戴，大家一致承认他是那次事件中唯一的慈父、导师和靠山。当时事件拖延的时间是很久的，中国人民生来怯弱的性格，以及新教友特别需要神父的指导，因此可以断言：假如那时在中国没有这位罗神父，信仰的嫩苗必定完全被毁灭，因为无人讲道理及施行圣事，又因害怕困难，背弃信仰者日渐增多。幸亏罗神父见义勇为地各处奔走，因着他的巡回讲道和劝导，以及他所施行圣事的超性的力量，教友们乃在信仰上坚持到底，从而阻止了更大的祸患。事件及海禁给传教区带来不幸，接济、通讯、新传教士都不能从海外进入国内。更不幸的是，在躲藏的教士中也有很大的损失了，如：贾西雅神父于1665年去世；黎启奥神父于1666年不得已去马尼拉避难；卫尔日神父因患病于1671年离开传教区；华罗神父于1669年被捕充军，关押于广东监狱；纳瓦来神父于1669年自广州动身去罗马。直至1671年充军广州的教士们被允许返回传教区时，只剩四位。在浙江有刘纳铎及沙伯铎两位神父，在福建有赖孟多及罗文藻。华罗神父还在广州监狱，他于1672年才出狱，并回到福州。可是直到1675年，仍无法回到他心爱的福安。四、天主预选的使徒罗神父在1665年到1671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在中国的传教士们对他既惊奇又钦佩。他在传教上的丰功伟绩，已传至东京及交趾支那（即今日越南）。法国的两位主教：郎伯特(Mons.PedroCotolendídelaMotteLambert)及巴庐(Mons.FranciscoPallu)同时上书教宗，请求他任命罗神父为中国主教。1671年，传教士充军广州的谕令虽已解除，但进入中国的禁令则依然有效。罗马教廷决定在远东任命三位法国主教。巴庐主教被任命为福建宗座代牧及中国九省署理主教，以及中国传教区总监；郎伯特主教被任命为交趾支那宗座代牧及中国四个省份的署理主教；高铎令主教(Mons.IgnacioCotolendí)为南京宗座代牧及中国五个省份、高丽和满洲等地的署理主教。虽然他们曾设法进入中国境内，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为了救灵工作，他们都请求罗马任命罗神父为主教，因为他既是中国人，就能够帮助这个国家的教友们的超性需要。但是，罗马更愿意纳瓦来神父做主教，传信部部长欧道堡枢机(Caed.PedroOttoboni)，即后来的教宗亚历山八世，执意要他接受主教职位，被他再三婉拒，教廷才收回成命。同时，纳瓦来神父却把这个崇高而繁难的职位介绍给罗神父承当。他的业绩赢得同道们的尊重与信任。传信部因此特于日开了一次有关中国的特别会议，暹罗、交趾、支那和交州传教区诸会长们的会议。闵明我神父（道明会士）向会议提交祝圣罗文藻为主教的报告。所有与会人员也向教廷传信部盛赞他的特殊品德。以后，传信部呈请教宗提升罗额我略神父为主教：他属于道明会菲律宾玫瑰省，通晓国语，年龄五十，曾为三千人付了洗礼。他因为是本国人，能够很自由的工作。教宗格肋孟十世准许所求，发表了《在座堂上SuperCathedram》谕令，时间是日。教宗任命罗神父为巴西利诺城(Basiliopolis)主教（具衔）、南京教区宗座代牧衔，南京代牧及中国其他五省：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高丽署理主教。此外，教宗又送给他一枚宝贵的主教胸配十字架，以及教宗祝圣的一只戒指，用以表示对罗神父的爱护。但是，由于交通的不便、路途的缓慢，直到1677年，他才获悉这次任命。五、晋升主教的曲折历程当罗神父接到教宗提升他为主教的谕令时，感到十分的恐慌。但是，为了听从教宗的命令，他答应于1677年初去泰国接受祝圣。但因中国明朝正与满清作战，去泰国的路线已经被切断，而无法到那里去接受祝圣，同时罗神父并未把去泰国接受祝圣的事放在心上，他相信主教一职已与自己无关，反而仍然继续他的热诚的传教工作。他写信给交趾支那及泰国的代牧们，请他们把自己的呈词转达给罗马，因为他不能接受自认为超越自己能力的职位。此外，还有一些特别的理由。但上述主教们回信劝他应该听从圣座的命令赶快来泰国接受祝圣。由于种种顾虑，他推托接受这个任命，且写信给教宗（依诺增爵十一世），请求免去这个职务，但教廷勉其从命，并指示他前往马尼拉接受祝圣。而富有戏剧性的是，教宗要道明会总会长，以服从圣愿的名义，要求罗文藻接受这项主教的任命。于是总会长将信寄到菲律宾会省。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省会不支持这一决定，且呈现出阻拦态势。教宗日发表《最近与尔Cumtenuper》谕令，重申任命罗神父为主教的决定。当事人直到1681年12月尚不知道有这个决定。道明会总会长给当事人写信，除通知他这件事以外，还指定一位明智的顾问协助他。同时，也给马尼拉的长上写信说明此事，命他们在罗神父被祝圣后，给他指定一位神学家及明智的同伴，并供给二人生活必需的银两。至此，罗神父已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主教的职权了。然而，因他是位谦虚及明理的会士，乃请教他的弟兄们（道明会士）自己该怎样做。他们都说他有义务要接受这个任命，那是罗马第二次发出谕令，他们虽然看到强烈拒绝的理由，但还是认为应当服从。于是，罗神父给罗马去信，表示服从教宗依诺增爵十一世的决定。又说：受了教士们的鼓励，终于克服了自己畏惧的心理而接受主教职位，且声明接受了他认为超过他能力的重任。为受祝圣，有人给他建议去马尼拉。于是阿拉冈神父(P.PedroAlarcón)伴同他启程前往。1682年底他们到了广州，一直呆到翌年2月，中间经过颇多波折，终于1683年5月初到了马尼拉。抵达时，受到了主教们、地方首长、市民及会士们的热烈欢迎。受祝圣以前，罗神父便已经开始遇到困难了，因为不但西班牙国王的官员反对他受祝圣，甚至连他所属的修会省也反对。反对的主要理由是：罗神父连做神父所需的学识也不具备，更何况当主教呢！原来他被升为司铎是得力于他的好品性、办事开明、救灵热诚，特别是在福建，以及当时中国处于那个政治、社会及宗教混乱的局面下需要本地神父。但做主教，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主教需要特别的才学与经验，而罗神父却缺乏这些条件。他最早是于1644年后半年在圣多玛斯学院开始读西班牙文和拉丁文，大概在1647年中期回中国，那年7月到了福建藤头，在那里他给贾西雅神父作传教员及做藤头大教堂工程监督，那些工作占据了他的整个时间，直到1652年也没有回马尼拉。日升为神父，次年7月仍回中国传教。纵然他以前在中国时跟教士们曾读过一些书，那也只不过是在一个很有限度的范围内。马尼拉上峰之所以反对罗神父做主教的另一个理由是，他曾声明支持中国的礼仪，至少有部分的支持。他身为道明会士及主教，再加上他是中国人，在如此一个重大的问题上，这样会给拥护礼仪者一个好的借口来支持他们错误的意见和活动。在菲律宾还有反对他的另一种理由。教宗的委任状还没有到达马尼拉，而且事前必须经过西班牙印第安事务司，这是祝圣西班牙主教的律例。虽然罗神父不是西班牙人，但他属于一个修会的西班牙省，而且是在它的管区内。因此，假如长上准许罗神父受祝圣，他们会惹出许多来自国王的麻烦。不但在马尼拉的道明会士反对他做主教，而且在那里没有任何主教愿意祝圣他，就是在中国也有反对派，或至少对他做主教的资格抱怀疑的态度。六、罗神父在广州受祝圣罗神父在马尼拉的情形相当的困难。他住在道明会巴利安本堂(Parían,为华侨堂区)差不多一年之久，等着受祝圣。道明会驻马尼拉省会长嘉德朗反对为其祝圣，并命他在当地华侨中传教，不准回国。他得到奥斯定会的帮助，于1684年7月离开马尼拉，9月间到了福建。从菲律宾回国后，他开始寻找居留在中国的主教，准备祝圣工作。但又有一件使他忧愤的事情等着他。原来他打算由巴庐主教那里受祝圣，就直接去了福建穆阳（10月31日到达）。当他一进教堂，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一具棺材，里面躺着的正是希望祝圣自己为主教的巴庐主教（两天前去世）。那个打击对罗神父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可是，稍后他又再一次燃起被祝圣的希望。因为伊大任主教(Mons.BernardinodelaChiesa)一得知巴庐主教已去世，而罗神父尚未被祝圣的消息后，便给罗神父写了一封信，叫他去广州受祝圣为主教。原来是他带有一件诏书，教宗准许他无论在哪儿见到罗神父，就可以随时祝圣他。罗神父于是动身去广州，在日抵达目的地，跟他同去的有颜主教(D.CarlosMaigrot)，他们共走了48天的路程。4月8日，在广州城外的方济各会圣堂由伊大任主教祝圣罗神父为主教，观礼者有几位方济各会及耶稣会的神父，没有一位本会的弟兄。从宗座任命开始到正式祝圣，前后经历十年的曲折历程。七、南京就职现在罗主教终于如愿以偿，这是他用最大的牺牲换来的。因未能找到一位道明会士作随员，就选了一位方济各会神父廖霓赛(P.J.F.NicolaideLeonissa)做助手及神学顾问，这位神父是伊大任主教介绍的。那年（即1685年）5月14日，罗主教自广州动身，于6月30日抵达南京，在那里受到了信友们的热烈欢迎。7月1日，他在那里第一次举行了圣祭及就职典礼，施行了坚振圣事。稍后，他便开始巡视自己的代牧区，同时也付坚振。罗主教到任即上书罗马宗座，希望宽免中国籍神父读拉丁文的要求，否则中国人就无法圣神父；又要求豁免教士们发誓听从主教的命令。在敬祖敬孔的问题上，他虽遵从罗马教廷的禁令，但在执行时却能按照中国的民情，予以缓和。他不受葡萄牙保教权的节制，未经葡萄牙国王的同意，向教宗举荐意大利人方济各会神父良尼沙为副主教。因此道明会继绝一切接济，罗主教因此缺乏经费，而无法巡视教区。日，他祝圣了三位中国耶稣会士为司铎，他们只会念弥撒圣祭礼仪及圣事公式，拉丁日课经文以及其他的中国经文。他们是：万其渊，单身，53岁；吴渔山，他曾结过两次婚，57岁；刘蕴德，也曾结过两次婚，59岁。日，圣座赋予他拣选自己继承人的权力，提名他所认可的一位。但他没有选本国人，而选了廖霓赛神父(P.J.F.NicolaideLeonissa)。罗主教既不赞成选本国神父当主教，就连当神父，他也抱犹疑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他跟巴庐主教走的是相同的路线。这位主教原先是强烈支持晋升本地人做主教的，但在他生命的末期反而认为对此问题要从长计议。无疑两位主教的意见在罗马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直到1926年，再没有一位中国籍主教出现。这些主教们的看法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当时没有本地神职界，也没有合适的方法来培植他们。罗主教荣幸地做了中国第一位主教，但不是第一位中国神父。第一位中国神父及会士是道明会的狄奥尼神父(P.DionisiodelaCruz)，生于1510年，1603年殁于嘉拉加城(Caracas，委内瑞拉)，他当过圣方济各·沙勿略的神师。第二位是安东尼神父(P.AntoniodeSantaMaria)，他也是道明会士，是一个中葡混血儿，大概生于澳门，1589年在澳门入道明会。第三位才是罗文藻。八、善终与结论南京是罗主教代牧区的首府。日被升格为正式教区，罗主教则被任命为首任主教。同年10月间，罗文藻在巡视教务途中，突患重病，返回南京。康熙三十年（日）病逝，葬于南京雨花台。这位可敬的人物临终时的重要经过，以及使他得到荣耀的超性事业和成就，没有人能比他的顾问、形影不离的同伴及继承人——廖霓赛副主教讲述的更好。这位副主教曾上书传信部，描写一切的经过，同时也寄了一帧主教的遗像——他的衣着是按照中国的习俗，坐在祭台旁，其上有主教高冠及权杖，手拿着一串念珠。报告指出，他于1690年10月末，因传教辛劳过度，在一个名叫吉安的村庄得病。被送回南京时，病势已经加重。病的症状是胃部剧痛，他以过人的忍耐力承受着。他看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12月19日办了一次总告解，领了临终圣体。在那以前，发了信德誓愿，并向所有可能得罪了的人们求了宽恕。以后，劝勉了在场的人要守天主的诫命。这一切他都以虔诚的态度表现出来后，就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既安静又高兴地期待着。三天后，他领了终傅圣事，接着病势就急转直下。二月中旬，他已不能进食和服药。“从那时起，很清楚地看出病症已经无法挽救。所以辞退了医生后，他一心向着天主。对肉体他已经不管了，只是专心注意灵魂。整个患病期间，每天在他的卧房内都举行弥撒圣祭，很热心地参与圣祭，又屡次领圣体。他以言行立了各种德行的榜样。同时，他呕吐加重，几乎吃不进任何东西。”“直到危险时刻，他的神志仍然十分清醒。但去世前一日下午开始发烧，故有思维混乱的现象。当他狂喜狂笑时，若听见呼喊耶稣及玛丽亚的名时，则立即收敛心神，尽量重复念着这两个名号。他屡次捶打胸膛，眼望着身边的苦像，当别人把苦像递给他时，他都会热心地亲吻，一直到死都是如此。最后，由于缺乏营养及发高烧，精力消耗殆尽。于是他安详地、面带笑容把灵魂交给造物主手中。去世后，他的面容好似反射着永生的光芒。”“他的个性爽快、活泼，判断力成熟坚定，眼光远大而有先见之明；他从不为偶发事件而惊慌；他为人勤勉、尊重别人的意见，办事热心、耐劳而果敢。他为人乐观、待人和蔼可亲，因而很得人心。凡跟他有较密来往者，没有不喜欢他的。”“他对所属的神圣家庭——道明会，保持着崇拜式的爱护，并虔诚地遵守会规。他不像一般中国人那样注重外表，挥霍许多的金钱给他治丧，他的遗嘱是：入殓时只要给他穿上道明会会衣即可，事先他已用粗布做好了一件来备用。”除了以上的赞美词，我们还加添一点小意见，不是为了夸奖他，为的是使读者对这位中国第一位主教非凡的人格、智力以及品行的超人表现有所了解。同时，也对他的缺点——人性的软弱及缺乏学术准备，有个正确的看法。在论及他被选为主教时，洛内先生(Sr.AdrianoLaunay)写道：“为管理中国一部分传教区而任命一位本地主教，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近被选的额我略——罗文藻，从他的智力及活动、从他的牺牲精神及品行的正直来看，似乎堪当此任。但是，若按照巴庐主教所请求的，把他安置在一位欧籍最高宗座代牧权下，可能更相宜，原来在发号施令上缺少明智及得当。因此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成就。这个缺失，是减少他传教成效的利器之一。”但是无疑地，他是天主上智安排的一位人选，使他在那个时期保持中国传教区。他是一位模范会士、教士及热心救人灵魂的主教，并且担任了在那个时期只有他才能担任的角色。他对别人很有爱德，十分知恩，头脑清醒及心地善良。总之，他是教会的、国家的，及所属修会的光荣。后人追念他时，都赞颂不已。“除这些长处，他也有过一些缺点，它们像天上的浮云一样，暂时遮盖了他的声望及光芒。虽然与其说他的缺点是个过失，毋宁说是漏洞，由于研读的浅薄，本地民性缺乏恒心和受人的影响，以及满足于‘差不多’所致。把这些稀薄的阴影放在一边不谈，则他的传教生涯好似一个大像框，镶嵌着一幅美丽的画像。”罗文藻堪称闽东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人物，作为第一位国籍主教，他以超时代的眼光与魄力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社会与教会的事，他第一个向罗马教廷进言，要求豁免中国人在不必精通拉丁文的前提下可以升神父，要求礼仪本地化，允许中国神父举行中文弥撒，并且亲自祝圣了三位中国神父：万其渊、吴渔山、刘蕴德，其中吴渔山与刘蕴德还是各自有过两次婚姻史的（晋铎时已丧偶成单身）。在处理礼仪之争事件中，以其大智慧既遵从教会指示，又兼顾尊重并照顾中国民情。他还以其超人的爱心与胆识，单刀赴会深入虎穴，从海盗手中赎回人质，堪称一位有着非凡人格的人物。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历史工厂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历史文化及民风民俗推广，国宝文物介绍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董冠华神父私圣主教是中国教会的混乱【教皇国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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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冠华神父私圣主教是中国教会的混乱
葛向兵神父死了，李波神父死了，刘占芳神父死了，宋克训神父脑溢血住院了，董冠华神父圣主教又祝圣别人主教了。神父们都向死而生，方能突破自身困局…… 早晨接到老师短讯提到葛神父，老师问我：葛向兵是不是累的？是呀，在中国这种特殊国度，做神父太累了。忠贞不忠贞的问题，爱国不爱国的问题，圣主教不圣主教的问题，圣主教后能不能出来的问题，盖教堂不盖教堂的问题，批地不批地的问题，管理不管理的问题，服从不服从的问题。做神父，整个儿一事儿妈，不累死才怪！ 忠贞与不忠贞本是做主教的人应该守持的事，神父是跟主教的，主教持守住了，神父引着教友跟着主教，那就不会有这许多破烂事儿。 爱不爱国本是做中国人的事，我们做基督徒又没有被开除国籍。共产党员爱党，中国人爱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交爱国费（加入爱国会），不亦天经地义？ 在中国教会内，忠贞者可以是爱国者，爱国者可以是忠贞者，神父实在不必要整天打鸡血似的为忠贞为爱国争吵：你是爱国者，我是忠贞者。这样把自己不累死、烦死才怪呢！自己累死、烦死也就算了，往往还要拉着教友一起烦死，累死！ 董冠华神父私圣主教后被认为不能代表忠贞教会，他以忠贞名义做事却被忠贞开除了，这真是忠贞者的混乱。并以忠贞名义相互挞伐，这是中国教会的混乱。相互挞伐后觉得无用，谁也不服谁，就开始极力咒怨梵蒂冈的“怀柔政策”，让教廷跟中国教会一起乱成一锅粥。 一千个错误构不成一个真理，一百个被迫的非法祝圣也构不成一个主动要求非法祝圣的理由。机会主义者常常在别人的错误中为自己寻找机会，但机会主义永远达不到真理。 上世纪，中国教会经过文革，又迈过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开始私下祝圣三十年，有力的保存了忠贞教会的实力，这是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智慧。 为促使地上地下教会在耶稣基督内教会合一，要求中国主教必须公开主教身份，强调爱国会不符合天主教会教义，这是本笃十六世教宗的伟大手笔。 （教宗本笃十六世写给中国教会的《牧函》并没有在中国教会得以落实，废除爱国会的指示又激起政府欲借爱国会控制的反弹，于是以爱国会名义成功非法祝圣几位主教，大大打击了《牧函》的效果，由此让人知道了中国主教不在乎圣教《法典》和教宗权力，却在乎政治任务，让国权超过牧权，让现世家国权力胜过永世神国权力。本笃十六世教宗宣布辞职。） 执行本笃十六世《牧函》路线，继续坚持收回中国教会特权，不准再私圣，与中国政府积极周旋、对话、谈判，“中梵谈判”频频出声，“中梵协议”时时探进，这是方济各教宗新进且极富成效的外交政策。 电影《死亡诗社》结尾，英语老师基廷为自己学生的死痛哭，并无辜地为学生的死背负责任。他教的学生全都背叛了他，并在开除意见书上签字，于是基廷被学校开除。他离开教室时，学生终于冲破内心恐惧，向他说明他们是被迫签字同意校方决定的。然后，学生们一个一个站在桌子上向他喊：船长，我们的船长。基廷对站在课桌上的学生说：谢谢，同学们！ 教会是船，教宗是掌舵人，但今天教宗在人心里引起的争议似乎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他那富有智慧的启迪我们捂着耳朵不愿听见，他满怀仁爱的慈悲我们视为妥协，他基督般的忍耐我们视为懦弱。其实，我们心里知道，是因为我们懦弱我们才妥协，是因为我们妥协我们才不愿意听见。我们不愿意听见遂觉得就像我们被蒙蔽那样教宗也被蒙蔽了。在信仰内，我们该放心大胆，因为教宗永远是我们的船长。 天主教《行动教理》325号指示说：放弃与普世教会合一，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教会团体、社群和机构中。因为，有人认为在特定的事件下，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或做出不同的决定。产生分裂的理由通常是：一个期待中的先知行为需要这么做——无论是拿起武器反对不公正的民事制度，反对圣教法规，或者反对来自其它教派的基督徒的非法礼仪庆祝。教会确实需要能够带来良好转变的先知，没有他们教会不会意识到工人问题、亦会错过新闻自由的突破。所以，分辨“先知的勇气”是非常重要的——他是真正服务于教会？还是源于肆意妄为、沾沾自喜？还是要以“不服从”来产生分裂的结果？ 天主教会有自己的神圣传统，我们追求的是以荣耀天主为荣耀，我们有严明却又满含慈悲的神圣法律（天主十诫和圣教法典），当一切都满全之后，我们在天主内享有卓越、尊荣。因此，相信圣神和教宗在一起领导教会，我们应该无条件服从，就如我们无条件信仰天主一样。教宗在不断努力促进普世教会的合一工作，“不同我一起收集的，就是分裂”，主耶稣的话对我们是个警示。 生命之言贾神父今天的网上讲道十分忠恳，充满圣神，让我们大受鼓舞。在目前众人认为的错误中，贾神父另辟蹊径，落声在相互宽恕上，实在让人感觉到天主的暖意。不过贾神父道理中有一点，针对董神父私圣这事件，我愿意做些延伸。贾神父说教宗对中国教会常常是两个标准，让人不知所依，该依哪头？其实，福音中耶稣基督也常常不止是一个标准，因为他满心是爱，满怀慈悲，他主动走近人又等人走进他，他把持公平又超出公平恩待需要，他让慈父分了家产放走荡子又等荡子归家再赐产业，却对不满的大儿子仍旧承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天主是无限的，荡子分享了无限，大儿子还是分享了无限，所以是我所有的一切。人是有限的，因此人眼睛里有多少，有对错，有“你那个儿子和娼妓浪费了你的一切而你没有给过我小山羊”…… 我相信我们的船长拥有耶稣基督、慈悲天父的情怀，教宗一定会像耶稣那样违反安息日给人治病。法律固然需要，但圣经上说：法律使人死，精神使人活。法律主义者是法利赛人常常被耶稣谴责。教宗在触犯教会法律的个案上，如非法祝圣，他也想像太阳那样光照义人，也光照不义的人。这能说教宗针对中国教会问题是两个标准吗？ 恰恰应该悔改的是我们自己，生活在中国教会里的所有信徒。政府要强迫主教推行非法祝圣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真的有动于衷过吗？ 还有关于董神父私圣问题，既然都知道非法祝圣不对了，而且教宗也公布公开绝罚了，难道你仅仅只因为本来已不义者的“不悔改，不受罚”就觉得你也可以有权力（原来给中国教会的教宗已经公开收回）犯一回被你鄙视过的错误吗？就像我前文所说的：一百个被迫的非法祝圣也构不成一个主动要求非法祝圣的理由。所以，在被迫接受非法祝圣者身上也许有人性的懦弱，但在主动要求非法祝圣者身上绝对没有来自天主的坚强。（我小时候的本堂神父宗长风神父，因为私圣成开封教区主教，被教会告知不允许，他就从来没有以主教身份示人，十年蜷缩在响桥堂区，直至安息主怀。这种服从精神才是真正来自天主的坚强，从此又可反观到前面他接受私圣也真缘于对中国教会未来的忧心。宗长风死后，教宗本笃十六，追任他为开封教区主教。） 所以，教宗如同天父，满怀慈悲；我们爱慕虚荣，包藏祸心。结果却总有点可笑，教宗被批评成没有原则接受妥协的人了，而主动犯罪者却被鼓励成忠贞不二以身验法的英雄了。教会谴责失足者，却又用爱接纳失足者，爱天主爱教会的人不能以爱天主爱教会的名义让自己也成为失足者。 教宗是普世教会的牧者，主教是地方教会的牧者，神父是主教的助手，教友们是属于天主的羊群，所以，牧杖在手，舵就在手，不管风浪多大，都要永远跟随船长。“你是伯多禄盘石，我要在你身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会摧毁它。”
这都不是事，最重要的是某些教会歪曲了圣经，歪曲了主。以至于不少群众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信教的，讲着虚伪的道德，一味的盲从，不懂提高自己的修为，而只会恐吓其他人。
前几年还碰到过传教的，呵呵了。那个水平，我还以为是哪个地方又新开了一家道观。
他们用爱国扭曲了信仰，同时用扭曲的信仰反过来扭曲爱国，结果都是一群虚伪的骗子。像草原上的鬣狗一样让人感到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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