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二月河为什么要亲自撰写图书,而且还自曝家丑

揭秘历史上唯一一本皇帝编撰的大爆“家丑”的书
来源:凤凰网历史
  曾静以“华夷之分”理论入手排满,并四处宣传,鼓励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俨然一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启蒙思想家。  雍正六年,曾静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要求进京觐见,却被皇帝拒绝,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而岳飞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杀的,所以岳家与满族有世仇。曾静便派学生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到西安去找岳钟琪,策动起兵反清。曾静的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又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为作为岳飞后裔的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出生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钟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随后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军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由于战功卓著,加之年大将军因为飞扬跋扈被雍正整肃,结果岳钟琪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一时间可谓是圣眷正浓,春风得意。  但是,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一向为满族权贵子弟所垄断,岳钟琪虽说是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一些人躲在暗处给雍正偷打小报告,说岳钟琪存有反心。据雍正后来说的,足足有一箩筐之多。这些猜疑和诽谤,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个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弄得当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当然,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经严格鉴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  “卢汉民事件”发生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但雍正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让岳钟琪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  圣上如此宽厚待己,岳钟琪自然是感激涕零,对清廷忠心不二,根本无意造反,反而一直想寻找机会报答皇上。这次张熙来劝岳钟琪谋反,给岳钟琪一个向皇帝效忠尽力的好机会,由于事情重大,岳钟琪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请求如何处理。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谕旨中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严加审讯。雍正还主动建议说,不要采用原先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定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岳钟琪按照雍正的密旨,开始秘密审问张熙。张熙倒还有点骨气,打死我也不说。岳钟琪使了个诡计,假称前面是试探他,还和他歃血为盟,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自己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就上当了,便说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得意地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发动了群众,“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  此时,岳钟琪方知曾静是幕后指使人。岳钟琪获得真实情况,马上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说出内部情节,曾静也无法隐瞒实情,交代了他们与浙江吕毅中、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等人的联系。之后,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栾禄、副都统党罗海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联合拘讯曾静.  雍正得知曾静的荒唐之举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后,便对早已去世多年的吕留良恨之入骨。吕留良向以操守自重,不仕清,而是招徒讲学,很有名气。顺治时,他参加过考试,后来归隐山林。地方官几次以“山林隐逸”要他出来做官,他都辞谢。吕留良招徒讲学,号召人们要坚持汉民族立场,不要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中,从未承认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康熙时期,有人推荐吕留良做“博学宏词”的考选,他也不参加。最后,他终于削发当了和尚,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尽管吕留良隐居山林之中,从事著书立论,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和骨气,以及学识渊博,存留在大江南北,影响了大批后人,雍正帝将曾静与死去的吕留良严格划分:“曾静只讥及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尤较曾静为倍甚者也。”  于是,龙颜大怒的雍正帝下了严旨:“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及钞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  清朝官员一边在湖南逮捕曾静、张熙,一边在浙江迫害吕留良的家人。吕毅中和沈在宽(严鸿逵学生)被诛杀,连去世多年的吕葆中(吕留良之子)也遭到掘墓戮尸的处分。还将吕、严两家直系家族凡16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处斩,15岁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奸杀,就是发配功臣家为奴,真是惨绝人寰。连刊刻吕留良之“逆书”的车鼎丰、车鼎贲,都是秋后执行斩首,孔用克、周敬舆私藏禁书,也被“斩监候”。  雍正为让曾静、张熙作为活口人证,对之耐心“开导”、软化,使软骨头的曾静从反清转而竭力谴责吕留良,吹捧清王朝,并写出《归仁说》,从理论上陈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要世民“归仁”于清。曾静同时为自己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表示痛心忏悔,说什么“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误解了英明君主。同时,又对雍正大肆歌功颂德,什么“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纯熟,学问之深渊,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之浑然”,赞美曰:“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是“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也。  后来,雍正给曾静以特别优待,不仅没有责罚,而且还玉食锦衣地将其供养起来。他命令地方官员安排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使任职,又命奕禄带他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各省学府去现身说法,当众认错,并为雍正辟谣,宣扬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的各种功德,以消弭全国文人的反清情绪。  通过审讯曾静,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实随从,在各地宣扬他用非法手段篡夺皇位的内幕,针对曾静、吕留良及弟子严鸿逵的反清观点,写出关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辩论,并与曾静的供词及《归仁说》,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四卷颁发天下。这本书的书首为雍正的一篇万言长谕,其后是讯问曾静等人在狱中受审的供词,最后附上曾静的《归仁说》一文。  四卷本《大义觉迷录》是曾静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雍正在曾静投书案结束后,亲自编纂,刊刻成书。  《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不学习者治罪。日,《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册,分发给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发送给各省高级官员,各省督抚还收到一套作为其所在省的印书馆的范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发给本省的大量的低级官员,后者继续传递给县镇内的读书人。  疆域辽阔的大清国中,大多数人并不识字。雍正皇帝选取了才学与道德都值得他信赖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讲《大义觉迷录》的宗旨。这些长期埋首于儒学经典与权力斗争中的京城官员,穿越还算繁华的市镇,走到人烟稀少的乡村。在所到之处,他们建立起一座座临时“龙亭”,焚烧香料,在努力营造的庄严气氛中,大声宣讲《大义觉迷录》。据记载,当时在兰州的一场讲授中,宣讲者是郑禅宝,大约有一万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地听讲,在理应人烟稀少的酒泉,则有两万人加入了听众的队伍。全国的其他各地,也是书声琅琅,对《大义觉迷录》的宣讲不绝于耳。  雍正十年,轰动一时的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宽释曾静、张熙而告终。雍正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并下令说:“曾静系朕特赦之人。”释放曾静时,雍正皇帝还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不一样,甚至是背道而驰。雍正死后,新君乾隆登基仅仅43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并严令收缴和销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若是民间有人私藏或阅读此书者,一律处死。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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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官员一边在湖南逮捕曾静、张熙,一边在浙江迫害吕留良的家人。吕毅中和沈在宽(严鸿逵学生)被诛杀,连去世多年的吕葆中(吕留良之子)也遭到掘墓戮尸的处分。还将吕、严两家直系家族凡16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处斩,15岁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奸杀,就是发配功臣家为奴,真是惨绝人寰。连刊刻吕留良之“逆书”的车鼎丰、车鼎贲,都是秋后执行斩首,孔用克、周敬舆私藏禁书,也被“斩监候”。  雍正为让曾静、张熙作为活口人证,对之耐心“开导”、软化,使软骨头的曾静从反清转而竭力谴责吕留良,吹捧清王朝,并写出《归仁说》,从理论上陈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要世民“归仁”于清。曾静同时为自己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表示痛心忏悔,说什么“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误解了英明君主。同时,又对雍正大肆歌功颂德,什么“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纯熟,学问之深渊,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之浑然”,赞美曰:“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是“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也。  后来,雍正给曾静以特别优待,不仅没有责罚,而且还玉食锦衣地将其供养起来。他命令地方官员安排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使任职,又命奕禄带他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各省学府去现身说法,当众认错,并为雍正辟谣,宣扬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的各种功德,以消弭全国文人的反清情绪。  通过审讯曾静,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实随从,在各地宣扬他用非法手段篡夺皇位的内幕,针对曾静、吕留良及弟子严鸿逵的反清观点,写出关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辩论,并与曾静的供词及《归仁说》,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四卷颁发天下。这本书的书首为雍正的一篇万言长谕,其后是讯问曾静等人在狱中受审的供词,最后附上曾静的《归仁说》一文。  四卷本《大义觉迷录》是曾静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雍正在曾静投书案结束后,亲自编纂,刊刻成书。  《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不学习者治罪。日,《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册,分发给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发送给各省高级官员,各省督抚还收到一套作为其所在省的印书馆的范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发给本省的大量的低级官员,后者继续传递给县镇内的读书人。  疆域辽阔的大清国中,大多数人并不识字。雍正皇帝选取了才学与道德都值得他信赖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讲《大义觉迷录》的宗旨。这些长期埋首于儒学经典与权力斗争中的京城官员,穿越还算繁华的市镇,走到人烟稀少的乡村。在所到之处,他们建立起一座座临时“龙亭”,焚烧香料,在努力营造的庄严气氛中,大声宣讲《大义觉迷录》。据记载,当时在兰州的一场讲授中,宣讲者是郑禅宝,大约有一万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地听讲,在理应人烟稀少的酒泉,则有两万人加入了听众的队伍。全国的其他各地,也是书声琅琅,对《大义觉迷录》的宣讲不绝于耳。  雍正十年,轰动一时的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宽释曾静、张熙而告终。雍正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并下令说:“曾静系朕特赦之人。”释放曾静时,雍正皇帝还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不一样,甚至是背道而驰。雍正死后,新君乾隆登基仅仅43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并严令收缴和销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若是民间有人私藏或阅读此书者,一律处死。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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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汉民事件”发生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但雍正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让岳钟琪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  圣上如此宽厚待己,岳钟琪自然是感激涕零,对清廷忠心不二,根本无意造反,反而一直想寻找机会报答皇上。这次张熙来劝岳钟琪谋反,给岳钟琪一个向皇帝效忠尽力的好机会,由于事情重大,岳钟琪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请求如何处理。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谕旨中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严加审讯。雍正还主动建议说,不要采用原先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定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岳钟琪按照雍正的密旨,开始秘密审问张熙。张熙倒还有点骨气,打死我也不说。岳钟琪使了个诡计,假称前面是试探他,还和他歃血为盟,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自己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就上当了,便说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得意地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发动了群众,“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  此时,岳钟琪方知曾静是幕后指使人。岳钟琪获得真实情况,马上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说出内部情节,曾静也无法隐瞒实情,交代了他们与浙江吕毅中、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等人的联系。之后,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栾禄、副都统党罗海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联合拘讯曾静.  雍正得知曾静的荒唐之举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后,便对早已去世多年的吕留良恨之入骨。吕留良向以操守自重,不仕清,而是招徒讲学,很有名气。顺治时,他参加过考试,后来归隐山林。地方官几次以“山林隐逸”要他出来做官,他都辞谢。吕留良招徒讲学,号召人们要坚持汉民族立场,不要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中,从未承认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康熙时期,有人推荐吕留良做“博学宏词”的考选,他也不参加。最后,他终于削发当了和尚,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尽管吕留良隐居山林之中,从事著书立论,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和骨气,以及学识渊博,存留在大江南北,影响了大批后人,雍正帝将曾静与死去的吕留良严格划分:“曾静只讥及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尤较曾静为倍甚者也。”  于是,龙颜大怒的雍正帝下了严旨:“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及钞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  清朝官员一边在湖南逮捕曾静、张熙,一边在浙江迫害吕留良的家人。吕毅中和沈在宽(严鸿逵学生)被诛杀,连去世多年的吕葆中(吕留良之子)也遭到掘墓戮尸的处分。还将吕、严两家直系家族凡16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处斩,15岁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奸杀,就是发配功臣家为奴,真是惨绝人寰。连刊刻吕留良之“逆书”的车鼎丰、车鼎贲,都是秋后执行斩首,孔用克、周敬舆私藏禁书,也被“斩监候”。  雍正为让曾静、张熙作为活口人证,对之耐心“开导”、软化,使软骨头的曾静从反清转而竭力谴责吕留良,吹捧清王朝,并写出《归仁说》,从理论上陈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要世民“归仁”于清。曾静同时为自己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表示痛心忏悔,说什么“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误解了英明君主。同时,又对雍正大肆歌功颂德,什么“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纯熟,学问之深渊,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之浑然”,赞美曰:“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是“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也。  后来,雍正给曾静以特别优待,不仅没有责罚,而且还玉食锦衣地将其供养起来。他命令地方官员安排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使任职,又命奕禄带他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各省学府去现身说法,当众认错,并为雍正辟谣,宣扬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的各种功德,以消弭全国文人的反清情绪。  通过审讯曾静,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实随从,在各地宣扬他用非法手段篡夺皇位的内幕,针对曾静、吕留良及弟子严鸿逵的反清观点,写出关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辩论,并与曾静的供词及《归仁说》,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四卷颁发天下。这本书的书首为雍正的一篇万言长谕,其后是讯问曾静等人在狱中受审的供词,最后附上曾静的《归仁说》一文。  四卷本《大义觉迷录》是曾静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雍正在曾静投书案结束后,亲自编纂,刊刻成书。  《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不学习者治罪。日,《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册,分发给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发送给各省高级官员,各省督抚还收到一套作为其所在省的印书馆的范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发给本省的大量的低级官员,后者继续传递给县镇内的读书人。  疆域辽阔的大清国中,大多数人并不识字。雍正皇帝选取了才学与道德都值得他信赖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讲《大义觉迷录》的宗旨。这些长期埋首于儒学经典与权力斗争中的京城官员,穿越还算繁华的市镇,走到人烟稀少的乡村。在所到之处,他们建立起一座座临时“龙亭”,焚烧香料,在努力营造的庄严气氛中,大声宣讲《大义觉迷录》。据记载,当时在兰州的一场讲授中,宣讲者是郑禅宝,大约有一万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地听讲,在理应人烟稀少的酒泉,则有两万人加入了听众的队伍。全国的其他各地,也是书声琅琅,对《大义觉迷录》的宣讲不绝于耳。  雍正十年,轰动一时的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宽释曾静、张熙而告终。雍正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并下令说:“曾静系朕特赦之人。”释放曾静时,雍正皇帝还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不一样,甚至是背道而驰。雍正死后,新君乾隆登基仅仅43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并严令收缴和销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若是民间有人私藏或阅读此书者,一律处死。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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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为什么要亲自撰写图书,而且还自曝家丑?雍正皇帝为什么要亲自撰写图书,而且还自曝家丑?相爱无言百家号雍正七年,雍正皇帝因曾静反清案子而刊行了《大义觉迷录》一书,意图是为了“教学”有反清复明思维的汉族知识分子。这是我国历史上仅有的一部至尊皇帝与布衣罪犯进行大争辩的书,也是史上走漏宫殿内情、隐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国书。雍正为何会亲身编这么一部自曝家丑的书呢?“反清斗士”曾静控诉雍正“10大罪过”《大义觉迷录》的刊行,缘于湖南的曾静投书案。曾静是清代很有名的墨客“革新家”,他曾醉心于功名但屡试不第,所以断了科举入仕之念,在村庄闭门授徒,经常向学生们散布反清言论。雍正五年,曾静在省会读到了清初出色思维家、诗人和时政评论家吕留良的文章,对“其间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的诗句,佩服得五体投地,以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无皇帝之命。出于敬慕之情,曾静派得意门生张熙去浙江拜谒吕留良,但其时吕留良已逝世四十余年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交给张熙其父的一批着作,不虚此行的张熙把这些着作带回后,曾静如获至宝喜从天降。静下心来细心研讨了“革新导师”吕留良的这些文集后,曾静更加坚定了自个反清的政治建议,他先后写了《知新录》《知几录》两本书。在《知新录》里,他斗胆放言:“现在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城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他还集中列举出雍正皇帝的“10大罪过”,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和任控等,说雍正皇帝是历史上罕见的暴君。雍正编印《大义觉迷录》驳斥反清观念雍正六年,曾静传闻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请求进京觐见,以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而岳飞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杀的,所以岳家与满族有世仇。岳钟琪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但他对清廷忠心不二,底子无意造反。这次张熙来劝岳钟琪谋反,正给了岳钟琪一个向皇帝效忠尽力的好机会,他依照雍正的密旨,开端隐秘详细询问张熙,张熙供出曾静是暗地指使人。因为张熙已说出内部情节,曾静也无法隐秘实情,交代了他们与浙江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等人的联系。以后,雍正当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栾禄、副都统党罗海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联合拘讯曾静。雍正得知曾静的荒唐之举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后,便对早已逝世多年的吕留良咬牙切齿。清朝官员一边在湖南拘捕曾静、张熙,一边在浙江虐待吕留良的家人。雍正为让曾静、张熙作为活口人证,对之耐性“劝导”、软化,使软骨头的曾静从反清转而极力谴责吕留良,吹捧清王朝,并写出《归仁说》,从理论上辩驳的观念,陈述清朝控制的合法性,要世民“归仁”于清。后来,雍正给曾静以格外优待,不只没有责罚,并且还令当地官员组织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使任职,又命奕禄带他到江宁、杭州、姑苏等各省学府去言传身教,当众认错以消弭全国文人的反清心情。经过审问曾静,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诚侍从,在各地宣扬他用非法手段篡夺皇位的内情,他对于曾静、吕留良及弟子严鸿逵的反清观念,写出关于清朝控制我国的合法性的争辩,并与曾静的口供及《归仁说》,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四卷颁布全国。这本书的书首为雍正的一篇万言长谕,这以后是讯问曾静等人在狱中受审的口供,最后附上曾静的《归仁说》一文。乾隆以为父亲身曝家丑封杀《大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命令颁布全国一切书院,命教练督促士子仔细观览晓悉,玩忽不学习者定罪。但是,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观点不一样,乃至是背道而驰。雍正身后,新君乾隆登基仅仅43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严令收缴和销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截然不同,有他缜密的思考。他在青年时代目击了这场文字案的前前后后,他明白认识到:父王想将诋毁发布全国,以获洁白,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对曾静谋反?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揭露审问和批评,实践是把父王自个推上审判台;雍正的“华夷之别”的新释、10大罪行的自我辩解、皇宫中的秘闻丑事走漏、皇子间离心离德、文武大臣间明争暗斗等,通通详细地记载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形象,暴露了国祚和宫殿的绝密,起到反宣扬效果,底子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意图,只能更增强大家的反清排满心情,对清朝控制极为不利。因而有必要完全剪除禁闭异端思维的延伸,肃清其流毒。一起藏着这两个漫天重犯”当“反面教员”,更难以起到“感化”教学的效果,爽性一杀了之。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相爱无言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书写娱乐社会的种种,带你畅谈古今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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