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圆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吴念真累积多年、珍藏心底的体会与感动。
全台湾最会说故事的国民作家，暌违12年感人之作！
他写的每个故事，都蕴藏了我们无法预知的生命能量与心灵启发。
跟他一起回望人生种种，您将学会包容、豁达与感恩……
本书是吴念真导演经历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和最大低潮后，所完成的生命记事。
他用文字写下心底最挂念的家人、日夜惦记的家乡、一辈子博真情的朋友，以及台湾各个角落里最真实的感动。这些人和事，透过他真情挚意的笔，如此跃然的活在你我眼前，笑泪交织的同时，也无可取代的成为烙印在你我心底、这一个时代的美好缩影……
阿端双眼失明，所以村子里的人习惯叫他「青瞑端」，当年他是矿村许多人的心理医生。
日子不顺的时候去找他，他会说七月家里犯白虎，九月秋凉之后北方壬水旺，赚钱如扒土……诸如此类的，闻者便认命地忍受这段理所当然的艰辛。
万一九月还是不顺呢？他会要求把全家人的出生年月日都拿去给他看，全家几口人总会有一口又冲犯到什么吧？你说是不是？
他说的话没人不信，于是再苦也可以往下撑，因为有信仰便有力量，三民主义不也这么说过？
有一年父亲不顺了近乎一整年，年末我们随妈妈去「问诊」；这回他倒像是十几二十年后才时兴起来的「前世今生」的大师，他说父亲前世是贪官，此生所赚得钱除了养家活口之外，别想有剩，即便一时有剩也转眼成空，因为要还前世所欠的债。
妈妈一听完全降服，因为这正是父亲的生命主轴。
由于时间尚未用完，妈妈说：「那替我家老大顺便看看。」
那年我刚退伍，未来有如一团迷雾。他只掐指算了算，便说我前世是「菜店査某」，意思是风尘女子，故这辈子……，咳咳，知你「花名」者众，知你本名者寡；恶欢饮交际、喜做家事。赚钱诸事大多在夜间完成，赏钱大爷三教九流，故我必须以不同身段、姿态迎合之……
话没讲完，妹妹们已狂笑到近乎失态，被我妈妈驱出门外。
妹妹们之后说她们狂笑的理由是：无法想象会有这种瘦弱不堪且长相不雅的午夜牛郎，而且还会有三教九流的大爷肯赏钱。
几年后经过验证发现他真是神准，举例来说，多数人知道我吴念真这个「笔名」，但不一定知道我的本名；写文章、写剧本通常是晚上，而投资老板或邀约的导演果然是千百种不同个性的人……但，那时「青瞑端」早已经往生。
三十岁那年，一个朋友的朋友说一定要认识我，朋友说这人喜欢研究命理，说看我写过的一些小说和剧本，透过朋友知道我的八字之后觉得我有趣，一定要告诉我一些事。
一个濛濛细雨的午后，我们在明星咖啡见面。因为还有人在一旁等我讨论剧本，所以他言简意赅地表示，我三十岁这年是「蜻蜓出网」，许多人生大事会在这年发生，要我把握千万不要浪费这机缘；顺便又严肃地跟我说：未来十年台湾必有大改变，理由是「电视、报纸上那些富贵之人大多数非富贵之相」。
那时一九八一年，我大学毕业、第一次得金马奖，金马奖第一次有奖金，而且多达二十万元，于是就用那些钱结婚，完成另一件人生大事。
至于台湾是否有变动？当然有，至少之后十年中，从没人敢骂总统变化到骂总统成了新生活运动。
这个业余相命师随着朋友疏远之后从未再重逢。
父亲晚年疾病缠身，有一天趁他在医院睡着，陪妈妈到基隆南荣路找另一个相命师做心理治疗。那人跟阿端一样双眼失明。
他算算父亲的八字之后只说「活得辛苦、去得也艰难……这么辛苦的人……就顺他意，不计较了，计较的话你也辛苦，不是吗？」
妈妈听完掩面而泣，低声说：「谢谢老师，我了解。」
相命师也许发现我的存在，问我要不要顺便算算？听完我的八字，没多久他竟然笑了出来，说：「你也活得辛苦，只差你爸爸劳力，你是劳心，不过，你一生衣食无缺、朋友围绕，劳心劳神，皆属必然，其他，我就没什么好说了，你说对不对？」
与其说他是在算命，倒不如说他像师父开示。
他也许还在，但，就像他说的，一切皆属必然之下，我还有什么好问的？
人生碰过四个精彩无比的相命师，这是其中三个。
另外一个？所说诸事皆未验证……称名道姓有所不宜，姑且不表。
PART1 心底最挂念的人
爸爸十六岁那年从嘉义跑到九份附近的矿区工作。十六岁还不能进矿坑，所以在炼金工厂当小工。
他发现工厂里有一个年长的女工几乎每天以泪洗面，于是善意地问人家出了什么事，那妇人说她儿子在山上工作时中暑死了，十六岁，跟他一样大。
我爸说：「你不要伤心啦，不然… … 我给你当儿子。」
从此我爸进了人家家门，当了别人的儿子。
爸爸二十一岁那年成了正式的矿工，人家从贡寮山上找来一个孤女当养女，再以招赘的方式和我爸结婚以延续这一家的香火。
这个孤女，也就是后来的我妈，当时才十五岁。她十六岁生下第一个小孩，四个月不到夭折。
多年之后，姑妈跟我说，那时候我妈经常会有一些怪异的举止，比如半夜跑到外面哭，或者走着走着忽然会被什么召唤一般，停下脚步跪拜四方。
十七岁她生下我，同样不好带。我四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开始不吃奶，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到最后「随时眼睛翻白，四肢抽搐」，妈妈曾经说那时候她唯一的想法是：万一连这个也养不活，她也会跟着走。
接下来就有点像乡野传奇了。据说就在我气若游丝的当下，村子里来了一个应邀出诊的中医，看完该看的病人准备回去时在山路上被邻居拦了下来，要他做做好事来看我。
据说他在望闻问切之后还问了我的生辰八字，然后开了一帖包括三种青草外加长在黄泥巴里的蚯蚓七条的奇怪药方，说如果在当天酉时之前药材可以备妥，并且让我服下，就会有救，否则这孩子「人家会收回去」。
采药的过程是另一个说来话长的传奇，暂且不表，总之酉时之前这帖药真的就灌进我的喉咙。
根据我妈的描述是：「……就在午夜时分，你忽然放了一个响屁，然后拉出一大摊又黑又臭的大便……，我跟你爸抱着你洗澡的时候，发现你的手竟然会拉着我的手指，然后睁开眼睛；你爸爸跟我说，孩子……，人家要还给我们了！洗完澡，发现你好像在找奶吃，当我把奶头塞进你的嘴巴，感觉你很饿、很有力地吸起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大哭起来了！」
三十年后，我还活着，而且要结婚了。妈妈说有两件事必须跟婚礼一起完成，第一件事是婚礼的前一天，她要杀猪公，并且行跪拜一百次的大礼；她说当年在最绝望的时候，她曾经抱着我跪在床头哭着跟众神许愿，说如果这孩子可以平安长大，结婚那天她要跪拜天地以谢神恩，而当天果真就出现了那个「神医」。
第二件，是婚礼那天我们得替她搭个台子并且请来乐队，因为她要上台唱歌。她说这是她另一个心愿。说我初中毕业离家到台北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我的小学老师，老师问起我的事，然后跟妈妈说我很聪明、爱读书，无论怎么波折，有一天我都会念到大学。
妈妈说，那天回家的路上，她忽然觉得「像我这样的妈妈，如果也可以养出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的话……，我跪在路边跟四方神佛许愿说，他结婚那天，我一定要快乐地唱歌给大家听！」
写这篇文章时正是我出生的月份，或许是这样的缘故吧，二十七年前妈妈穿着一辈子没穿过几次的旗袍和高跟鞋，坚持跪拜一百下以至最后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样子，以及在简单的舞台上，以颤抖的声音唱着《旧皮箱的流浪儿》的神情，再度鲜明地浮现眼前。
生养我们五个（如果连夭折的那个也算的话，六个）小孩的过程，其忧烦与苦难远远多于欣喜与安慰。
我曾想过，妈妈会得骨癌，到了末期全身的骨头甚至一碰即碎……，是不是就因为这辈子的身、心都一直承担着过量的负荷？
直到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的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继续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来自父亲的拥抱。
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验，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
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磐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后火车站不断地问路
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关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
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趾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
当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
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马鹿野郎（日本的国骂「八嘎牙路」汉字写法，意指对方蠢笨、没有教养）。
知道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的同时，父亲正好问我说：「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纪录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在我脑袋里播放着。
他不知道警察是怎么找到公司电话号码的。总之，当听到话筒的那边说「请问是梁先生吗？这是xx分局……」的时候，他知道事情就如同他所预料一般地发生了。
警察说在滨海山区一条荒僻的道路上发现了登记在他弟弟名下的一部车子，有人死在里头，死因可能是废气中毒，因为现场看到的景象是车子的排气管明显接着水管拉进车内。
「你弟弟的车是Mondeo 没错吧？」
「对不起，我不是很清楚……」他说。
「他多久没跟家人联络了？」
「这你们不是可以查出来吗？……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我个人没有。」他说。
警察或许从他的语气里感觉出他的焦躁（或者，冷漠？）吧，沉默了一下。
「因为我们不确定死者是不是你弟弟，所以希望你能来一下！」 警察说。接着断断续续地解释因为检察官和法医还没到现场，所以不知道是他杀或自杀，死亡日期也不确定。不过警察说，依照他们透过紧闭的车窗所看到的尸体状态判断，至少也有四五天以上了。
「我大概一个小时内会到。」他说。
挂上电话之后他招手要助理进来。
助理拿着笔记本隔着办公桌安静地站着，等他开口，但他的脑袋忽然一片空白。
「那个……」他说，但不知道接着该说什么。
助理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忽然暴躁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口抽烟的他。
窗外是细雨中的城市，被灰蒙蒙的云层覆盖着。从十五楼的高度可以看到城市边缘墨色的山脉，由浓而淡层层叠叠隐现在云雾之间。
「以前……，我们曾经从那边的山上远远看向这边，你记不记得？」他想起弟弟最后一次来公司的那天，他透过会议室的隔间玻璃远远看到的弟弟就像自己此刻一样，抽着烟，背对其他人安静地看着窗外。当会议结束他走进办公室时，弟弟回过头看他一眼笑笑地说：「没想到现在我们却站在这里看向那里……」
他走向窗边接过弟弟递过来的烟，窗户上反射着兄弟俩淡淡的脸孔。
「哪天——，应该再去那边的山上往这边看……，不过，那条路说不定都不在了。」弟弟说着，他看到弟弟的眼眶有隐约的泪花：「三四十年没有人走，早就被芦苇掩没了吧？」
沉默了好久，最后弟弟说：「而且，我们也背不动那两个小的了。」
「我弟弟过世了。」最后，他终于出声，仿佛告诉自己一般，跟一直站在背后的助理说。
玻璃上浮现着助理有点惊讶的表情，以及或许隐约听到他的声音于是纷纷从位子上站起来看向这边的其他人。
他忽然想着，那天站在这里等候他开会结束的漫长过程中始终没有转身的弟弟，是不是就如同此刻的自己一般，是因为不想让人家看到自己的眼泪？
整个办公室陷入一阵死寂，所有人似乎都僵立不动，MSN招呼的声音此起彼落，但好像没人回应，没有键盘滴滴答答的声音。
公司的人大多跟弟弟熟，曾经也都喜欢他，因为这一两年来差不多每隔一阵子他都会出现。每次一进公司总习惯带一些点心、小吃过来，然后热切地招呼大家吃喝，把办公室的气氛搞得像夜市一般。尤其是他总有办法把他经历过的人生大小事当成笑话讲，即便是最窝囊不堪的事。
而当所有人都笑成一团的时候，他却又忽然感伤地说：「啊——，总之，都是过去式了！」然后就把这句话当句点，收拾掉所有的笑声，一转身以另一个表情走进他的办公室，关起门跟他谈正事。
后来他们给他一个绰号叫「Tora 桑」。那是日本有名的系列电影《男人真命苦》里的男主角名字。他们说弟弟不仅个性像，甚至连长相也都有点像。
但是，慢慢地他们也跟他一样，很怕弟弟出现。他一出现，即使是招呼或者笑声都可以听得出勉强和尴尬。
因为后来他们都知道弟弟是来跟他调钱或者找理由借钱的，数目愈来愈大，理由愈来愈牵强，而且被拆穿的次数愈来愈多。比较起弟弟，老实说，在人生的路上他是走得比较平顺一点。
虽然同样是初中毕业就离家到城市工作，每一步都走得辛苦，但如果用一种俗滥的比喻说人生像摸着石头过河的话，至少他都摸得到下一颗石头而且也都可以踩稳。而弟弟的每一步好像都会落水一次、挣扎一番才勉强摸到另一颗，而且摸到的可不一定比先前的宽阔、稳定。
比如同样是当学徒的阶段，他换过几个行业之后就找到可以半工半读的工作，而弟弟却始终四处流荡，不是碰到苛刻的老板就是凶狠的师傅。
退伍之后他很快找到工作，并且顺利考上夜间部大学，甚至还因为发表了几篇文章而多了一个兼职的收入，但晚他两年退伍的弟弟却偏偏遇到石油危机的普遍不景气，半年多之后才勉强找到工作。
尽管如此，那时候的弟弟至少还是明朗、积极而且健康的。
那一阵子晚上下课回到住处，只要看到楼下停着弟弟的摩托车，他心里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觉得自己可以有一个地方让疲惫的弟弟安心地休息真好。
觉得可以当一个被信任被倚靠的哥哥真好。
记得有天晚上他开门进宿舍的时候，弟弟已经睡了。书桌上放了几袋他带回来的夜点，臭豆腐、蚵仔面线、当归鸭之类的，而且分量总是多到夸张。
洗完澡之后，他一边吃着那些已经凉掉的东西，一边看着弟弟沉睡着的脸，看着看着他忽然想起几年前还是学徒时候的一段往事。
记得是冬天，过年前不久的半夜，弟弟忽然从工作的基隆跑来台北找他。
也许怕吵醒老板一家吧，他不敢按电铃，捡了一根树枝敲他房间外的气窗，不知道敲了多久他才从梦中惊醒。当他开门看到弟弟的第一眼时，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
弟弟好像是工作到一半仓皇离开，所以连衣服也没换。那年代的工作服无非就是已经不合身的学生制服，袖子、裤管都短了几号，而且全身上下沾满了乌黑黏腻的机油，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在外流浪多年的游民。
那时候弟弟在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常写信跟他抱怨师傅动不动就打人，但结尾总是像安慰他也安慰自己一般说：「为了学人家的功夫，我一定会忍耐……」弟弟说那天因为动作慢，师傅忽然就一个耳光过来，他本能地想闪，没想到反而被直接打在耳朵上，之后他就完全听不见声音。
「我怕聋掉——，想去看医生，但是我没有钱……」弟弟说，「所以只好来找你。」
也许听觉还没恢复，所以整个过程弟弟几乎都是用很大的音量说着，但是他没有阻止。
后来他烧了热水带弟弟去洗澡。脱掉衣服的时候，他看到弟弟瘦骨嶙峋的背上竟然有好几道长长的伤痕，有黑有红纵横交错。
「引擎的皮带打的……」弟弟说，「刚打到的时候不会痛，打完才会痛很久。」
洗完澡后，他叫弟弟趴在床上，他去找碘酒帮他上药。也许太累了，当他找到碘酒进来的时候弟弟已经睡着了，他犹豫着要不要现在帮他上药，因为他怕碘酒的刺痛会惊醒他。
然后他看见弟弟稍微移动了一下姿势，一如梦呓一般说：「不要跟爸爸妈妈说……，不要说哦……」
虽然都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但看着此刻同样沉沉睡着的弟弟，记忆里那些依然清晰的画面和声音还是让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那天夜里忽然醒来的弟弟看着他，却以为哥哥是为他的现况担忧，竟然反过来安慰他说：「不要烦恼啦，我会找到工作啦！」
然后要哥哥帮他重新写一份自传。
「不要写得太文学，写完我来抄。」
后来弟弟说，那天去面试的时候，管人事的女人看完那篇自传，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看他，然后要他写下联络地址电话。弟弟说他才写几个字，那女人就发飙开骂，说她就知道那篇自传绝对不是他自己写的，嫌他字丑，还说他不诚实，说她们公司不要不诚实的人。
「干！」他记得弟弟一边点烟一边说，「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诚实哦？挑屎不会偷吃啦，诚实？"
人生很多滋味都要到一个年纪才懂得去细细品味，比如类似这种相濡以沫的感动和幸福。
然而当你一旦懂了，一切却都已经远了。
远了——，到底是年纪？是有了自己的家庭，因此有了另一种责任和更亲近的关系？还是工作、生活以及彼此人际关系上的落差，所以把原先那么紧密的关系给稀释或拉远了？
即便到现在他依然不解。
退伍之后的弟弟做过很多工作，后来开了一间小型的工厂做代工。然后结婚生小孩。不久工厂倒闭，还因为票据法短暂入狱。
他则是进了传播界，在压力极大的环境下平顺地工作着。
第一次他觉得彼此之间那种紧密的联系似乎即将慢慢消失的起始点，就在弟弟坐牢期间他去探监的那一刻。
隔着玻璃他都还没有开口，弟弟竟然透过话筒说：「你是名人，不要到这里来！」然后就在所有人诧异的注视下转身离去。
他从没有问过弟弟当时那种诡异的反应的理由，即便是弟弟出狱不久有一天忽然出现在他家里，跟他借钱说想买车当计程车司机，在开车去银行领钱的路程中他宁愿忍受彼此之间那种尴尬而痛苦的沉默，也不敢开口问弟弟为什么。
「长大以后，这个弟弟是要替哥哥提皮包的。」他记得一个夏天的午后在屋外的榕树下，那个瞎眼的相命师曾经这么说过。
他不确定那是几岁的事，但他记得那时自己跟祖父坐在树下的竹椅上，甚至清楚记得祖父抽烟的样子和烟斗的颜色。记得坐在地上的弟弟短裤滑到肚脐下，汗水和泥尘在他额头和腿上纵横的痕迹，记得他不停地把快流到嘴巴的鼻涕给吸回去的样子。
后来他才知道，弟弟竟然也记得那句话。
有一段时间弟弟曾经在他公司上班，过年回老家，邻居问他现在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听见弟弟用有点自暴自弃的语气说：「在替我哥哥提皮包！小时候相命的就说过了，那个瞎眼的还真准！」
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原先的传播公司，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影像工作室，而弟弟当了几年的计程车司机之后，由于台北捷运施工天天交通阻塞，加上私家车愈来愈多，收入很不稳定。换新车的钱一样找他借，却也从来没还。而且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找理由几千几千地拿。有一天一个亲戚来找他，说弟弟跟他借用了一大笔他预备买房子的钱，弟弟还不了，问他可不可以先替弟弟还钱……，他终于约弟弟见面。
「除了这条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地让自己的生活像样一点。」弟弟开车载着他，好像没有目的地地绕，一路绕一路说，「我不像你，笔随便写一写，话随便讲一讲就有钱进来。」
他没有回话，任弟弟有一句没一句地讲。时而自嘲、时而抱怨，偶尔还插入对外头的车子或路人的怒骂：「你以为马路是你家的啊？你不想长大结婚生小孩啊？……」
弟弟说，虽然天天在这个城市里奔波，每天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但终日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的自己其实像一个孤魂野鬼，不认识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认识。到处都去，但前途茫茫、毫无方向：「一天十几个小时跑下来，算算口袋里的收入，可能还不够别人在餐厅里叫一道菜。」
「现在你是名人——」最后他说，「有时候我跟乘客说我是你弟弟，有的说，是哦，啊你怎么在开计程车？有的说，你臭盖！」
一路听着的他忽然觉得苍凉，觉得这个就坐在他身旁的弟弟似乎离他很远很远了。
不过，说不定弟弟也这样觉得吧？他想。
后来车子穿越城市停在一个小时车程外的山路上。雾很浓，外头白茫茫一片。
那是矿山的山顶，从那里可以俯瞰如今已经成为废墟的他们的故乡，但那天什么都看不见。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自己一个人开车到这里……，想一想，想到有些事就会哭……」
「都是一些无聊的事……，你不会记得的，」他说，「像有一次，爸爸受伤在罗东住院，妈妈在那里照顾他，有一天那两个小的因为桌上没有菜不吃饭，一直哭，你忽然说，那我们去远足！还做了一大堆饭团给我们吃。」
记得他背二弟，弟弟背小妹，带着只是白饭拌酱油的饭团走上山，然后沿着山上的小路，穿过阴暗的相思树林一直走到尽头明亮的山崖。
那天午后天气清朗，从那里可以看得见山下的火车站，看得见无声移动着的火车，以及它即将奔赴的在叠叠山脉远处的城市。
他记得他跟弟妹们说：「那里——，有大烟囱的那里是基隆——，还有更远更远的地方就是台北——，以后，长大以后，我们要到那里赚钱——，然后拿钱回来给爸爸妈妈，这样我们就不会没钱买菜了……」
他记得这样说着的自己忽然忍不住流下泪来。
他看到小弟小妹一口一口开心地啃着饭团，而弟弟和他一样，泪流满面。
「我都还记得你在哭……，」弟弟抽着烟说，「然后我也跟着哭……，我喜欢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都一样，现在呢，不一样了！」
他原本想问弟弟他所谓的一样、不一样说的是什么，但忍住没说。
「你要不要到我那里……，帮我忙？」最后，他开口跟弟弟说。
弟弟摇开车窗，扔掉烟蒂，没有回答。
几天之后，弟弟拎着一大堆点心、小吃进公司。他在办公室里听见弟弟在外面跟同事说：「我哥哥叫我来帮他拎皮包。」
弟弟小他三岁，但也许长相比较老成，所以经常被误会他才是哥哥。
弟弟在他公司上班的那段时间，他常听别人跟他说：「你哥哥真是很好玩的一个人，好会讲故事。」「你哥哥很耐操，好像都不用睡觉。」「你哥哥超会哈拉，连流氓来闹场都会被他搞到变成哥们！」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内容开始改变。
「你哥哥有些账一直没付。」「你哥哥说，你们公司的财务调度有问题……，你怎不跟我说？」
有一年的年底结账，他发现弟弟从公司支领的对外款项和应该冲销的发票金额差距很大。
「我告诉过你好几次，可是——，你没表示意见，我催他，他就说，我哥哥都没意见你讲什么……」会计说。
春节前几天，弟弟终于拿了足额发票回公司冲账，但，所有金额都在一张发票上。
「这发票有问题——」会计说，「谁都知道这是假发票——，可能是去外面买的。」
他拿着那张发票走出去找弟弟。弟弟躺在狭窄的道具间里一张鲜黄色的沙发上，盖着外套在睡觉，地上扔着他的包包、鞋子，还有医院的药袋。
他捡起药袋看了一下，发现说明上竟然显示着里头是抗焦虑剂以及安眠药。
弟弟睡得很沉，但眉头深锁。很久没有这么近去看这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弟弟了，他惊讶地发现曾几何时弟弟也和自己一样长出许多白头发来了。
或许是一种感应吧，弟弟忽然醒过来，像受惊的动物一般紧张地起身，把药袋用力拿走。
「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个药？」
「是工作压力那么大吗？」
「我不想说……」弟弟焦躁地从包包里掏出香烟点着。
他把发票拿给他看。弟弟低头不语。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他问。
「我怎么知道？你书读得比较多。」
「我当然知道怎么处理，」他说，「可是我也想知道——，这些钱你用到哪里去了？」
弟弟忽然暴躁起来，把烟用力往地上一摔，用极大的音量说：「用到该用的地方啦，用到哪里？你自己一个月赚多少钱，你一个月又给我多少钱？你自己有房子，我到这种年纪还在租房子；你拿钱回去给爸妈，我也要拿钱回去给爸妈啊；我还要帮你在亲戚面前做面子，要用你的名字送花圈、送花篮、包白包、包红包，还要包得比别人大；我还要帮你在外面做面子，交际应酬要替你感谢人家，我们业务要请人家吃饭，还要续摊，那些白包红包不是钱啊？那些白包红包还要叫人家开发票、开收据啊？叫女人给人家打炮，还要叫人家开收据啊？你们都当好人、当名人，坏人都是我在当，你知不知道啊……？」
他走出去时弟弟还在里头继续大声嚷着，只是后来夹带着哽咽愈来愈模糊了。
农历年过后，弟弟没有来开工拜领红包。
一个同业的好友打电话给他，说弟弟到他那边上班了。他知道弟弟的事，但是他愿意给弟弟机会。
「还有——」他笑着说，「你跟他太近了会给他压力，因为你太亮眼了，别人不容易看到他的能力和成就。」
那么亲近的朋友，道谢仿佛是多余的，但也许是心里还是存在着某种担忧吧，他告诉朋友说：「财务上的处理，你还是要多注意，钱千万不要给他管。」
这样说着的他，不否认有一种告密或揭人疮疤的罪恶感。
也许朋友的观察比较客观，之后一两年弟弟在工作上的表现真的亮眼，也许还因为参与了一些广告和电影的演出，因此除了业界之外，在除了他自己之外别人不一定了解的世界里，或许也有了可以让他觉得满足的身份。
那样的世界同样地也存在于他的身边，只是他不在意，但，或许弟弟在意，甚至把它当成生命中重要的支撑也说不定。
那是弟弟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司。那天之前，他曾经有过的疑惑。
那一天弟弟在窗口抽完烟之后，第一句跟他说的话是：「你都知道了……，那我讲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弟弟的眼神和表情出奇的平和。
「我不会再跟你拿钱了。」
「我也不会再给你了。」他说，「那样的数字对我来说，请你相信，我没有这能力。」
「我们知道你是古意人……，我们也有分寸，我们是做生意的，不像那些地下钱庄，我们不会把事情牵拖到你身上，这你放心。」那人看了一下手上一叠类似借据的签单，他看到上面有他弟弟龙飞凤舞的签名。「我这边是三千六百多万，另外一家听说也两千多万……，这是我探听出来的。」
那是一家不经过特别的程序，一般人绝对无法轻易发现或者进入的赌博电玩店内侧灯光有点暗的小房间。房间内线香的味道很浓，那人坐在泡茶桌前，油亮的额头反射着一旁供奉着神像的供桌上红色莲花灯的光。他年纪不大，应该四十不到，挺和善的脸。旁边坐着两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有点好奇地不时掩着嘴偷笑地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这里呢？」那人一边帮他斟茶一边说，「刚刚外面的人说你要进来，老实说我以为你会不会带记者或是警察来，不过，奇怪呢，我竟然很相信你这个人。」
知道这个地方，其实是另外一个同样说「我相信你这个人」的陌生人告诉他的。
那是一个忙碌不堪的星期一，那天他在公司忙到很晚，晚餐都还没吃地走到地下停车场，发现他车子旁边站着几个人，一看到他就说：「不好意思，我们是之前打过电话给你的人。」
他没有任何惊讶或恐惧，只觉得该来的会来，而现在终于来了，如此而已。
开始陆续接到要找他弟弟的电话是几个月前的事。那时候，他已经横下心不再相信弟弟任何借钱或调钱的理由了。
朋友终于打电话跟他说，他已经很严肃地跟弟弟谈过，请他离开公司。他说因为有些事已经影响到他公司其他人的工作气氛。
「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和奇怪的人常出现在我这里，」朋友说，「你自己也要小心，你的脸太容易被认出来，而且，太多人都知道他是你弟弟。」
离开他的公司之后，弟弟虽然偶尔会来周转现金，但理由都是朋友的公司暂时急需，而借还之间也都遵照约定，因此他也不以为意。不过，除此之外，偶尔弟弟还是会用各种理由跟他借钱，比如买车要头期款、小孩注册，甚至手机掉了手头上刚好没钱之类的，当然一切一如以往，有借没还。
这种层出不穷的状况要说他心里没有疙瘩没有埋怨是骗人的，可是即便每次弟弟出现在公司都让他烦躁甚至不悦，他总还是乡愿地告诉自己以及公司其他人说：如果困扰是可以用金钱解决的话，就不要把金钱这件事当做困扰。
直到有一天，一张数额很大的支票跳票了，会计很紧张地告诉他那是弟弟从朋友公司拿来周转的支票。他犹豫了好久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要会计偷偷打电话去朋友公司求证，而回传过来的消息是他们公司没有收过这张支票，也没要弟弟周转。
会计还告诉他说：「我顺便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要你弟弟跟我们周转过任何钱。」
他找到弟弟，跟他说：「之前我相信你所有理由，但，现在不管是不是真的，我都会怀疑你是在骗我，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你可以找我帮任何忙，但，钱的事，你不要再找我。」
弟弟低着头沉默了一下，冷冷地突然跟他说：「我不会找你了……，说不定你们再也找不到我了。」
然后就真的失去联络，一直到他最后出现在办公室的那一天。
停车场里突然出现的那些人一点也不介意地明白告诉他说他们是地下钱庄。
「你弟弟有时候会跟我们说，是替你公司借钱，我们稍微做了一下功课，发现你公司好像没有这种需要……。不过我们还是需要你帮忙，找你弟弟出来大家商量一下看怎么解决，跟他说大家都这么熟了，不用怕，我们是正派经营，不像其他的，会动刀动枪。」
「还有——，是什么意思？」
「哦——，南京东路那个公司的老板帮他还过八九百万，我们知道他已经离开那家公司了，现在找不到他的人，你是他大哥，我们相信你一定愿意帮我们这个忙。」
「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跟地下钱庄借钱。」那个人站起来一边点香一边说，「如果早先知道，我们说不定会劝他不要这样玩。」
他恭敬地朝墙上的神像拜了拜，把香插上。
「大家都很熟了，彼此都信任，所以才会让他欠这么多钱，」他坐下来把茶壶涮干净换上新茶叶，「你不要以为这些钱是我们赚的，不是，是我们先垫给其他赢家的，如果他不还，我们也是受害者。」
然后他说外面有事他得出去处理一下：「这两个跟他很熟，你想知道什么她们都可以跟你说，不过，不要写去演电视就好！」
「他是好人，很好玩。」女孩说，「还带我们去当过临时演员，这里很多人都认识他，都叫他大制片，也有人叫他大明星、大导演，还要他签名。」
女孩说每次他来的时候都会带一大堆小吃、点心请大家，还会说很多影剧圈的八卦给他们听。
「我们有一个小姐的爸爸生病，他还替他介绍医生。」
「对啊，我哥哥结婚，我只是随口告诉他，他竟然包红包，害我很不好意思。」
「有时候看他输太多，他还会安慰我们，说小事啦，他只要回去好好想几个广告剧本出来就可以赚回来！」
「他想的广告都很好笑，不然就很不一样，很好看。」
「比如呢——？」他笑着问。
女孩讲了好几个，都是他公司和朋友公司拍的，但，大多与弟弟无关。
「他每次输光了，都说要回去公司拿钱，没多久真的又进来……」
「有一阵子比较少来……，他说因为你妈妈生病了，癌症。」
听着听着，他一度以为他听的是故事，是与他无关甚至是有点荒谬、俗滥的肥皂剧。
「他说你以前都会跟他讲话讲很久，现在比较忙，都没机会说……，」女孩说，「不过，他好像很敬重你，因为他跟我们说过，如果下辈子的兄弟可以挑的话，他还是希望再当你的兄弟。」
他抬起头茫然地看着那女孩。
「真的。」另外的女孩说，「我也听过他这么说。还有——，你跟他说，如果以后不来了，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很想念他呢。」
那天在办公室告诉弟弟那些女孩殷勤的嘱咐时，他的脸上短暂地闪过久违的笑容。
「你有想过要怎么解决吗？」后来他问弟弟。
「你以前不是说过，可以用金钱解决的事情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弟弟说着站了起来，走出去之前也许看到书架上儿子的照片，站在那里看了好久才说：「你记不记得他为什么叫我阿璞叔叔？」
「记得啊，学讲话的时候，你都教他吐口水… … 」
「那时候那么小一只，没想到现在长这么高。」他说，「我好久没看到他了。」
「他都在，是你不来。」
「他的命比我们好太多了……，」弟弟说，「可惜的是他没有弟弟或者哥哥。」
「我跟你说—— , 」最后他忍住情绪跟弟弟说，「我没有能力帮你处理那么大的事，但是，你家里或者小孩需要什么帮忙，随时告诉我。」
弟弟看着他，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还是沉默着，转身走出他的办公室。
他听见外面同事跟弟弟说前几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他以前演过的电影。「你演得好好笑，好写实！」
「拜托哦，」他听见弟弟说，「都是过去式了！」
然后听见他跟所有人逐一说再见的声音。
山区多雨，台北都已经是那样的天气了，一如他所料，山上更是斜风细雨浓雾弥漫，视线很差。当他转入山路看到前面有黄色警戒线和警察时，距离已经近到差点来不及煞车。
警察靠了过来，认出是他，如释重负地说：「电话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正确的地方你就挂断了，然后一直关机，啊你公司说你已经出来了……，我还在想这下子要用什么方法联络你，还好你竟然知道是这里……」
是啊，怎么知道是这里？但，就是知道。一如一种本能一种直觉，或是一种牵连。
他停好车，跟着警察走了过去。小时候走过的路并没像弟弟所想的那样被芦苇掩没，反而拓宽了，只是原先长满相思树的山坡现在光秃秃的，长满杂草。也许是被辟建成垃圾场吧，远远就可以闻到浓烈的燃烧垃圾的味道。
然后他终于看到停在路边的车，车后排气管上接着的两条黄色水管醒目地塞进后座车窗。车子的驾驶座这边对着山谷，山谷下是昔日他们的故乡，而车头的方向正对着的远方是可以看到火车可以看到城市——小时候曾经充满想象的地方。
「是你弟弟吗？」检察官和他一起靠近，指着车内的人问。
他点点头，虽然透过满是雨水的车窗看到的是有点发黑变形的脸孔，但的确是他。
法医和葬仪社的人把口罩和手套戴上，有人点起一大把香，有人熟练地用铁条插入车窗的缝隙打开车门，然后看向他，示意他靠近再确认。
他走了过去，在线香和尸臭以及垃圾燃烧的复杂气味中看着弟弟。他靠在放低的椅背，仿佛沉沉地睡着。
这说不定是这一两年来他最没有负担的一次睡眠吧？他想。
弟弟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有白蛆蠕动着的手掌下隐约可以看见覆盖着一个文件夹。
他看到紫黑色的脸上靠近眼角的地方却有着白色的斑点，像泪水。
他静静地看着，想着：也许得去买一套特大号的衣服才能装得下膨胀成这样的身体……，如果下辈子可以选择他，要不要选择这样一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弟弟？……他该不该告诉人家其实他做过一个梦，梦见这样的画面，就在今天清晨？他该不该告诉人家其实他知道那天弟弟是来跟他告别的，他仿佛知道那是最后一眼……
「这应该是要给你的吧？」法医戴着手套的手递过来一张A4 大小的纸，上头有字，还有湿湿的、颜色诡异的水痕：「我拿着你看就好，上面有尸水。」
上面是他熟悉的弟弟的字体，几个字就写满了一张纸。
你说要照顾家里，我就比较放心
这时浓雾深处忽然传来山下火车喇叭的长鸣，听起来就像男人的哀号一般。
PART2 日夜惦记的地方
我很讨厌那个警察。从外表就开始讨厌起。
秃头、凸肚、还有……狐臭。他的制服从来没有平整过，而且不是少了扣子就是绽了缝；有一次我妈好心地要他脱下来帮他补，他竟然大剌剌地就穿着已然发黄而且到处是破洞的内衣，腆着肚皮和一堆矿工在树下喝起太白酒配三文鱼。
听大人说他和主管不合，所以不但老是升不上去，而且分配的管区就是我们那个派出所要走一个小时山路才到得了的小村落。
他没有太太，据说是在基隆河边淘煤炭时不幸淹死了；不过，有个女儿低我两个年级，她应该像妈妈吧，因为没她爸爸那么胖，而且长得还算好看。
这个女儿经常是我们那边的人送他礼物的好借口，比如春末夏初我妈会到隔壁村落挖竹笋，看到他就会给他一袋，说：「炒一炒，给你女儿带便当。」
过年全村偷杀猪，那种没盖税印的肉，我父亲甚至都会明目张胆地给他一大块，然后一本正经地跟他说：「这块‘死猪仔肉’，带回去给你女儿补一补。」
父亲这辈子最大的缺点就是好赌。每年至少总有一次妈妈会因赌博这件事和父亲吵到离家出走，不是呛声要「断缘断念」去当尼姑就是要去台北帮佣「自己赚自己吃」，而最后通常都是我循着她蓄意透露给别人的口讯，去不同的地方求她回来。
有一次我受不了，把这样的事写在日记上，老师跟我说可以写一封检举信给派出所，要他们去抓赌；老师特别交代说:「要写真实姓名和地址，不然警察不理你。」
不知道是老师太单纯还是我太蠢，我真的认真地写了信，趁派出所的服务台没人的时候往上头一摆然后快跑逃开。
两三天后一个周末下课回到家，看到那个警察正开心地跟父亲以及其他叔叔伯伯在树下喝酒聊天，他一看到我就说：「应该是他写的吧，没想到小小的个头文笔却那么好！」
他竟然把我那封检举信拿给半个村子的人观赏！
我被父亲吊起来狠狠地打，叔叔伯伯还在一旁加油添醋地说：「这么小就学会当抓耙子，该打！」
最后拦阻父亲并且帮我解下绳子的虽然也是他，但，从那时候开始到我离家到台北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再也没正眼看过他一次。
再看到他是将近二十年之后的事。
那时父亲因矽肺经常住院，有一天我去医院探视，才打开病房的门就闻到一股浓烈而熟悉的狐臭味，不用说就知道坐在父亲床边的那个老人是谁了。
他笑着问我说：「还认得我吗？」
我心里想说：「要忘掉你还真难咧！」
他得意地跟我说：「刚刚我还跟你多桑讲，我眼光真的不错，小时候就看出你文笔好，你看，现在不但在报纸写文章，还‘写电影’写到这么出名。」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父亲的告别式。那时一个台风天，跟大多数的人一样，他全身湿透；不过比较特别的是，他还没拈香就先走到我的面前，嘴唇颤动了好久才哽咽地说：「要孝顺你妈妈哦，你爸爸跟我说过，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
不知道是现场线香的味道太过浓烈还是怎样，虽然靠我那么近，近到可以清晰地看见泪水顺着他深深的法令纹流到下巴的我，却没闻到他身上有任何让人不舒服的异味。
几个月前去一个大学演讲，结束的时候一个孩子过来问我说认不认识XXX？说那个人是他的外祖父，就是当年害我被父亲吊起来打的那个警察。
他说外祖父常放《多桑》的DVD给人家看，然后跟人家说：那个警察就是我啦！那个吴念真记得我哦！
他说他外祖父死了，两年前的冬天。
说出殡的前一晚，他们把《多桑》的DVD在他的灵前又放了一遍，因为外祖父曾经说电影里的那些矿工都是他的至交，「万一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来帮我带路，跟我作伴。」
卖烟卖酒卖冰卖点心和零食的小店在村子的路口，是矿工们每天进出矿坑的必经之地，所以早晨、黄昏各热闹一次。
早晨他们习惯聚集在小店前等同伴，一边听某人转述昨晚NHK海外放送的新闻内容，一边清点入坑的工具和炸药。黄昏再度聚集的时候，他们则是习惯边吃东西边聊天，顺便让风吹干一整天都泡在水里的胶鞋和脚掌。
矿工们的脚掌好像都很容易长鸡眼或累积厚厚的一层角质，所以每隔一阵子总有人会跟小店的老板借剃刀，把正好被水泡软了的鸡眼和角质给削掉。
做这种事似乎容易「传染」，只要有人开始动刀，之后总是一个接一个削，削到到处都是厚厚的脚皮才罢休。
那天他们边削边感叹，说村子里恐怕又要少个人，因为阿溪他已经陷入弥留状态的娘昨天从医院被抬回来，停在厅边等断气。
也许话讲得够久，有人发现地上的脚皮都干了，那些已经变成褐黄色还略带透明的脚皮像极了切片的高丽参，连软硬度都像。
也不知道谁起哄，有人竟然去小店里拿来半截装线香的红色包装袋，把那堆脚皮一片片装进去，然后在上头认真地写了字：「正老山高丽足五两。」
他们说「足」有另一个意思，就是脚。
笑声还没停，村子里的放送头急躁地响起来，说某人家的厨房起火了，要大家去救火；矿工听完一哄而散，脚皮没人理，之后也没人记得这件无聊事。
几个月后某个黄昏的小店前，阿溪邀大家过几天一起来喝他母亲的寿酒。老人家奇迹似的逃过六十九岁传说中的关卡，反而比以前健壮地准备迎接七十大寿。
阿溪说「棺材装死不装老」真的有道理，多少年轻力壮的矿工可能就在灾变的一瞬间过往，而自己的娘在厅边躺了那么多天，竟然可以起死回生；「所以，神还是要信的，千万不要铁齿。」
多年后，好多人都还记得阿溪讲这句话时那种神圣得不可侵犯的表情。
阿溪说他娘从医院抬回来的第二天，他跑了一趟瑞芳的电信局，打电报通知南部的亲戚，要他们有奔丧的心理准备；就在回来的路上，他忽然想到媳妇不久就要生产，自己就要当祖父，而阿娘就要当曾祖母，如果她现在就走，岂不是憾事一桩？于是他就合掌向天祈求，说愿意让一年的寿命给阿娘，让她至少可以看到家里第一个曾孙之后才走。
阿溪说没想到才一进村子，月光下他看到有东西在路边闪闪地泛着红光，捡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包「正装老山高丽参，还足足五两重！」他说：「这分明就是神明的恩赐！」
结果呢？……有人怯怯地问。
阿溪说他一回家，马上抓了一把，慢火炖了一碗，然后自己含着，稍稍用力地一口一口「吹」进已经无法吞咽的阿娘的嘴里。
第二天，他分两次用同样的方法喂阿娘。
阿溪说：「没人会相信，真的没人会相信……，隔天清晨我们都还在睡，阿娘竟然自己走到我们的眠床前，拉我太太的脚说：『都几点了，怎么还不起来煮稀饭？』」
所有人看着泪光闪闪的阿溪，一片静默。
最后终于有人谦卑地出声说：「阿溪，多准备一桌素菜吧，这一桌就算我们兄弟给你阿娘添寿的。」
之后仿佛就成了惯例，只要谁的妈妈过七十岁生日，这些人都会出钱办一桌素菜给老人家添寿，这一桌他们就习惯称之为「脚皮桌」。
谁都知道这个典故的由来，阿溪除外。
不知道有意还是凑巧，那对父子总让人觉得是宁愿远离人群而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的村子坐落在山谷里，绝大多数的房子都盖在向阳的山坡这边，而他们却挑了对面那个要到中午过后才晒得到太阳的山坳里。
孩子的年纪好像跟我差不多，但我已经三年级了，他却还没上学，老是看到他带着一群五颜六色的狗在对面的山上游荡着。他长得跟他父亲很不像，父亲黑，他白，父亲的脸孔看起来严厉冷酷，他却细致柔和。
也许长相差异大，所以有关这孩子的来历闲话就多，比较被「肯定」的说法是：宜兰那边一个年轻的女老师跟外省的军人有了孩子，老师的父亲是乡长，他坚决反对这段感情，于是骗人家说女儿要到台北进修，却把她带到顶双溪的亲戚家住了几个月，把小孩生下来，然后给了一个正在附近帮人家垦山的罗汉脚一大笔钱，要他把那小孩「处理一下」。
罗汉脚看小孩可怜也可爱，最后就把他当自己的孩子，带着他离开顶双溪四处打工过活。
当然，这是没经过证实的说法，不过，倒符合孩子为什么没有上学的理由，因为没办法入户口。
村子里的父亲们大多数是矿工，而这父亲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却都不懂，他好像什么都不做又什么都做，比如扛矿坑里要用的木头或铁轨、整修村子通往外头的山路、帮矿业事务所的屋顶漆柏油等，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却似乎都跟死亡有关，比如有人摔死在山谷，尸体得抗上来，或者有人吊死在山上，长虫的尸体需要处理，甚至夭折的小孩得找地方埋掉，人们想到的绝对是他。
他的本名好像没人确定也没人在意，大家都叫他的绰号「老鼠」，至于那个孩子的名字好像理所当然就叫「老鼠子」。
这对父子的另一个传奇是好像什么都吃，自从某次有人发现老鼠子竟然千辛万苦地爬下山谷把人家丢弃的死鸡从草丛中找回去吃之后，只要村子里有死鸡、死鸭时，都会大声地朝山的那边大喊：「老鼠，有死鸡哦，要不要拿回去炒姜丝？」
村子里的人这样的行为不但没有任何贬抑的心思，甚至还有一点回馈的意思，因为老鼠通草药，只要有人长了什么不明的肿毒或者被蛇咬了，都会去找他讨草药，要是有人想给个红包，他都会粗声粗气地说：「给我钱干嘛？给山神啦！这都是祂的！」
不过，那些草药对老鼠来说就像「秘方」一般，他都自己去采，然后剁烂、磨碎让人无法分辨。
有一次弟弟发高烧，妈妈要我到对面山谷找「一叶草」；那是一种长在阴湿的草丛里的草药，长得很小也很少，要找到足够磨出一碗药汁的一叶草，老实说，那不仅得凭本事，更得靠运气。
记得走过老鼠家的门口时，天已经暗了，那父子俩正在准备晚饭；我看到老鼠子在门外简陋的炉子上搅动一锅饭，老鼠正切剁着好几只剥了皮的「小动物」，而他脚边五、六只狗则忘我地嚼着什么，我仔细一看，差点吓呆！原来是山老鼠的头、带毛的皮和零零碎碎、血迹斑斑的内脏。
老鼠问我这么晚了干什么？我说要找一药草，因为弟弟发烧。
他看看我说：「这么晚了你哪里找？有一叶草的地方蛇还特别多……，你爸妈也太见外，不会在对面喊我一声就好，这么晚了还叫一个小孩来找。」
「你知道哪里有一叶草？」老鼠转头问。
「知道啊！」他儿子说。
「那你还站在那边看热闹？」老鼠说。
老鼠子一听便领着我走向芒草密布的山坡，他拨开比我们还高的芒草、熟门熟路地往谷底走着，一边说：「我问你哦，每天你们在学校那边很大声念的那个是什么？二一二，二二四，二三六那个？」
「九九乘法表啊，你怎么知道？」
「我也会啊，你们每天念，听久了就会了！」
然后他就开始一边走一边念，念得比我还俐落，当念到「九九八十一」的时候，还学我们的语气把声音刻意扬高。
「你们念这个要做什么用？为什么没念对的老师都会打？」他问。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背这个要做什么，只好说：「考试要用。」
「哦。」他忽然又回头问我说：「那我也可以去考试了？」
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下，我看到的是他认真地等着我回答的表情，不过，当我还在想应该怎么解释的时候，他却笑笑地说：「我讲好玩的啦，要去学校读书才可以考试啦！」
然后他就蹲了下来，要我把手电筒照过去，就在芒草的深处，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那么一大丛肥嫩多汁的一叶草。
我跟他头凑着头一起摘，闻到他身上那种夹杂着汗臭、狗骚味、柴火的烟气等浓烈味道，也看到他比我黑也比我粗的手指熟练地一闪就是连根带叶完整的一株，而我好像再怎么小心地拔，最后也都残缺不全。
当我们捧着满满一兜的一叶草回到他家的时候，老鼠正叼着烟坐在门边磨刀，他问我说：「要不要跟我们吃饭？我们有老鼠肉炒豆豉哦！」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半年之后某一天的黄昏，有人走过老鼠的家，发现老鼠子正在剁一条连皮都没剥的雨伞节，听说被他剁成一节一节黑白分明的蛇肉还在砧板上不停地蠕动着。
人家问他：「爸爸怎会让你自己杀蛇？不怕你被咬？」孩子的回答是：「爸爸在睡觉！」
而当那些人走过几步之后才知道事情大条了，因为那孩子接着说：「爸爸睡到虫都爬到身上了还叫不起来！」
村子里的人和警察把老鼠从屋子那边抬出来的时候，我依稀记得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人都把毛巾蒙在脸上，而且举着大把大把的线香。
没多久之后，老鼠子被一个远亲接去照顾，他走的那天大雾迷濛，我下课回家时正好遇到老鼠子，他背着包袱跟在一个大人的后面，胸前捧了一个篮子，里头装着纸做的牌位和香炉；他转头笑笑地看我，嘴里小声地念道：「九八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然后就慢慢地走入雾里，慢慢地消失踪影。
那样的情境一如电影的溶出效果，而再度溶入时却已是将近四十年后的事。
那年弟弟意外过世，大体移进殡仪馆之后，我茫然地走到外头抽烟，一个中年人走到我身边，他的身上有淡淡的檀香味道，他低声地说：「吴先生……要节哀哦……我认识你，小时候，我们一起摘过一叶草……，不过，你不一定记得。」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然后就默默地走了。
职称是殡葬社负责人的名字下打了括弧写着他的外号：琵琶鼠。
四十年后我才知道老鼠子真正的姓和名字。
又过了很久之后，跟朋友讲起这件事，朋友才跟我说「琵琶鼠」是一种鱼，说养鱼的人都知道，它不是鱼缸里的主角，却不能少。
村子的小学是分校，只有一到三年级各一个班，四年级之后就得走一小时的路到山下的本校上课。
也许太偏远了，所以除了专带一年级的老师因为一家人就住在村子里，因此始终没走之外，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老师好像一直来来去去，最久的一年，短的一学期，甚至还有一个女老师报到那天哭着爬上山，第二天请病假，说是一双脚全起水泡，接着就落跑，起水泡的脚怎么走下山的没有人知道。
惟一待过一年的那个，老实说，除了我们那里，大概也没人要。
他讲话乡音重，大家有听没有懂，迟到早退是小事，课上到一半还可以把卖猪肉的叫进教室，挑肥拣瘦，讨价还价。
所以，听说那个真正师范毕业、长相又斯文的年轻人竟然肯上山报到当我们三年级这班的老师时，村子里的人都觉得我们出运了，因为山上总算有了一个像样的老师。
第一堂课他就跟我们说虽然我们是乡下的孩子，但他有把握把我们教得像城市的孩子一样，有礼貌、有规矩，不会土里土气。
他觉得我们的国语都讲得太烂了，所以虽然已经三年级，我们都得再学一次ㄅㄆㄇ，该卷舌的一定要卷舌，不管问问题还是报告什么事，只要发音不标准的，他都会要我们重复讲，这还没关系，最受不了的是他经常骂我们「猪」，而且是「一群猪」。
憨贵是我们班上最后一名，脑袋不灵光反应比较慢，有一天课上到一半，他忽然举手说：「报告老师，我要上厕所。」
他讲话本来就不清楚，更甭说要他搞清楚哪个字要卷舌。当老师要他再讲一遍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笑出来，因为他干脆从头到尾每个字都卷着舌头讲；但是，当他重复到第六遍时，我们已经笑不出来了，因为我们都听到他拉肚子的声音，而且臭味冲天，但老师还是坚决要他再说一遍，直到我们都和憨贵哭成一团。
「猪就是猪！」老师最后指着憨贵说。
不过憨贵真的憨，所有人都知道老师看他不顺眼，只有他自己搞不清状况。
有一天老师讲到蝙蝠，说蝙蝠可以发出音波，所以即便是夜晚，怎么飞也不会撞到树、撞到墙，憨贵忽然举手笑眯眯地说：「报告老师，蝙蝠会撞到竹竿。」
我们听到老师冷冷地说：「我上课的时候，猪，不要讲话。」
没想到憨贵还是认真地说：「蝙蝠真的会撞到竹竿。」
我们替他捏了一把冷汗，没想到老师却只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如果蝙蝠会撞到竹竿，老师就跟你一样……，是一条猪！」
那天晚上写完功课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很想做一件事，于是就扛着晾衣服的竹竿，走到路尾经常有蝙蝠飞掠的空地去；没想到才一走近，发现好几个同学早已在那里用力晃动着竖在地上的竹竿，竿尾快速地搅动空气发出有如疾风吹过一般咻咻咻咻的声音。
已经忙得一脸汗水的他们看到我，纷纷用非常夸张的卷舌音说：「赶快多打几ㄓㄨ蝙蝠！」「让老尸ㄨㄓㄨ道憨贵不是猪！」「让老尸ㄨㄓㄨ道蝙蝠会撞竹子！」「让老尸ㄨ真的变成一ㄓㄨ猪！」
老师不知道，用这种方法大蝙蝠是这个村子的孩子早已玩腻了的游戏。
第二天早上老师走出宿舍时，应该有看到十多只死蝙蝠躺在门口才对，但是，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提这件事；不过，直到半年后他离职，我们确定的是再也没听他骂过谁是猪。
PART3 博真情的朋友们
阿圆是金门金沙市场一家杂货店里打杂的小妹，长得不是很好看，加上老板以吝啬出名，所以跟其他杂货店比起来，他们的生意差很多。
那年头在金门当兵根本没有机会回台湾，所以不管哪家店，只要有稍具姿色的美眉驻守，几乎不管服务或者商品的品质有多烂、价格有多不合理，也可以让一大群「精子已经满到喉咙，吐口痰连爬过的蟑螂都会怀孕」的阿兵哥蜂拥而至；于是供应全师将近一万人伙食材料的市场摊商当然会运用这种「美人计」，每天清晨灯火通明的市场内，各个鱼肉蔬菜的摊位只要有美女露脸的必然生意鼎盛，阿公阿嬷顾守的永远乏人问津。
采买兵通常是一边跟美女打打嘴炮、吃吃豆腐，一边把各种伙食材料的品类和数量的单子交给她，然后转向另一摊继续哈拉，至于最后被摊商送上采买车的商品斤两和品质好像也没人在乎。
各类生鲜买完，接着买杂货。杂货单价高，所以采买兵喜欢的店除了美眉之外，更重要的是老板要上道，回扣、香烟要舍得给，最好连早餐都帮采买准备好。
不过，也不是每个采买兵都这么屌，人多的部队伙食费高，采买是大爷，至于我们这种二十几个人的小单位，不管生鲜摊位还是杂货店永远把我们隔着门缝瞧。
我跟小包当采买的第一天就碰到这种势利鬼。
那天我们买完菜才进杂货店，看到步兵营的采买要离开，香烟随手一拿就是好几包，小包只不过才拿起老板桌上的烟打出一支要点上，老板竟然就把香烟往抽屉一收，抬头问小包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家族企业第三代的小包大概从没这样被侮辱过，当下把烟往老板的身上一甩，拉着我掉头就走。
市场晃了一圈之后，我们选了一家几乎没什么阿兵哥的杂货店，而从此之后我们单位就成了阿圆和她老板少数的顾客。
阿圆十七岁，应该国中毕业不久，因为她老穿着一件还留着学号的深蓝色旧外套。她话不多，笑的时候老是掩着嘴，有一天我们才发现她缺了两三颗门牙。「怎么不去补？」我们问。她说：「我爸去台湾做工，说赚到钱会给我补。」
阿圆的爸爸是石匠，金门工作少，应聘去台湾盖庙刻龙柱。
杂货店老板是她的亲戚，但使唤的语气一点也不亲，有一次甚至还听见他跟别人说：「我是在替人家养女儿！」
那年是我们第一次在外岛过年，除夕到初二都加菜，所以除夕前采买的钱是平常的三、四倍，那天小包半开玩笑地跟老板说：「跟你买这么久，也没看你给我们一包烟，一点Bonus！」没想到老板竟然冷冷地笑着说：「我以为你们营部连的比较干净，我看，都一样嘛！」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包烟以及两张百元的钞票塞给小包，接着就往屋里走。
我知道小包是憋了一卵泡火，可没想到是临走的时候他竟然随手抓起一打酱油往推车上放，说：这是给连上的Bonus！
阿圆什么都看到，但什么都没说。当她帮着我们把东西推到采买车的路上，小包把那两百元拿给她，她一直摇头，小包说：「拿着，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你那个亲戚给你的过年红包。」
谁知道我们的东西都还没装上车，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哨音，一回头，我们看到老板带着两个宪兵，正指着我们这头快步地走了过来。
老板揪住我们，把我们推向宪兵，然后走到车尾装货的推车，一把将酱油拎出来，跟宪兵说：「你看！这就是他们偷我的。」
停车场上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看，就在那种尴尬、不知所措的死寂中，我们忽然听到阿圆的声音说：「他们没有偷啦，是我……放错了。」
我和小包转头过去，只见她低着头，指着酱油说：「我以为是他们买的……就搬上推车了。」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她搬上车？」宪兵问。
阿圆转头看看我们，我还犹豫着该怎么反应，没想到却听见小包直截了当地说：「没有。」
宪兵回头跟老板说：「你误会了吧？」
老板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忽然快步走向阿圆，随手就是一个耳光，说：「你是想要他干你，然后带你去台湾啊？你想乎死啦你！」
阿圆站在那边没动，捏着衣摆低着头，也没哭，一直到我们车子开走了，远远地，她还是一样的姿势。
车子里小包沉默着，好久之后才哽咽地说：「刚刚，我好想去抱她一下……」
我们驻地旁边的公路是金东地区通往「勿忘在莒」勒石和金门名胜海印寺惟一的通道，平常是禁区，每年只有春节的初一、初二对民众开放一次。
对阿兵哥来说，道路开放的最大意义是，在这两天里金东地区的美女们一定会从这边经过，所以两百公尺外那条持续上坡的公路，在那两天之中显然就像选美大会的伸展台，因此初一的早点名草草结束后，我们已经聚集在视线最好的碉堡，把所有望远镜都架好，兴奋地等在那里。
那天天气奇好，阳光灿烂，所以上山的男女纷纷脱掉外衣，可看度以及可想象度都当下增加不少。十点左右是人群的高潮，随着各店家那些驻店美女陆续出现，碉堡里不时掀起骚动，忽然间，却有人回头说：「钦仔、小包，你们的救命恩人出现了。」
我们分别抢过望远镜，然后我们都看到了阿圆。
她穿了新衣服，白色的套头毛衣，一件粉红色的「太空衣」拿在手上，下身则是一件深蓝色的裤子，头发好像也整理过，还箍着一个白色的发箍，整个人显得明亮、青春。
我们看到她和身边一个应该是她父亲的黝黑中年男人开心地讲着话，另一边则是两个比她小，应该是她弟弟的男孩。
小包忽然放下望远镜，大声地喊她的名字，可是她好像没听见，碉堡里忽然又掀起另一波忙乱，几分钟不到简便的扩音器竟然就架设起来了。
当小包抓着扩音器朝公路那边喊着：「阿圆，你今天好漂亮！真的好漂亮呢，阿圆！」的时候，整条公路的人都慢慢停下脚步听，然后纷纷转头四处顾盼，好像在找谁是阿圆。
阿圆先愣了一下，看看父亲，然后朝我们这边望着；小包有点激动起来，接着说：「营部连小包跟阿圆说谢谢！跟阿圆爸爸说新年快乐，你女儿好棒，而且好漂亮！」
她父亲朝我们这边招招手，然后好像在问阿圆发生什么事。
我看到小包的眼眶有点红，于是拿过扩音器接着说：「阿圆，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美女……我们营部连所有人都爱你！」
公路那边的人都笑了，围着阿圆，甚至还有人鼓掌起来。之后扩音器便被传来传去，「阿圆，谢谢！」「阿圆，我爱你！」「阿圆是金门最漂亮的女孩！」……不同的声音不断地喊着，整个太武山有好长一段时间一直萦绕着阿圆的名字。
从望远镜里我们看到阿圆流泪了，她遮着嘴，看着我们碉堡的方向。
其实她是笑着的，在灿烂的阳光下。
直到现在，每年的春天我都还会想起阿圆以及她当时的笑容。
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吃茄子。多长？算一算大约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前，三年兵役的最后一年，部队从金门移防台湾；许多资深军官和士官长忽然一窝蜂地办婚事，大部分娶的是年纪几乎可以当他们女儿的东部姑娘。
老莫好像一点也不动心，一如往常独来独往。他是空中管制无线电台的台长，和几个兵成天窝在装满无线电器材的拖车里，除了三餐派个人出来打饭之外，跟通信营的其他人好像少有接触，也常让人忘了他们的存在。
我是营部行政士官兼通信补给，挟职位之便倒常到他们那儿厮混。比起其他资深军官和士官长，老莫其实「知识」许多，看英文的保养修护手册像翻报纸，没事看他泡茶读《古文观止》；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他床铺底下那一大叠书，但坚持只能在电台里头看，绝对不借出，因为大部分是三〇年代作家的作品，还有盗版的金庸、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当年都还是禁书。
问他怎么可能没升官，他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不希罕！另一种是；不想给笨蛋管！
老是说这种话的这种人，别说在封闭的军队里，即便在社会上也注定孤绝，甚至永远有一堆人等着看他倒楣出错、出糗。
有一天我去电台核对器材账册，随口问他说：「士官长，你没想过跟他们一样娶个老婆以后当老伴啊？」
他看了我一眼，很严肃地说：「他妈的，我才不想害人！」
那是我跟他之间最后一次的交谈。
几天后电台奉军团的命令到南部支援演习，下午五点应该报到，没想到老莫六点多打了电话回司令部，说车子为了闪避牛车撞到路树，修了很久没修好，显然无法准时报到。
听说司令部的人骂他笨蛋、丢脸，说无法达成任务为什么不早点通报？说他延误军机，事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等等。
晚上十点多随车的打电话回营部，说老莫失踪了！说他六点多打完电话只交代他们有事情要办，要他们好好看着车、看着电台千万别再出错之后就没看到人了。
我跟营部的长官报告这件事，正在打扑克牌的他们说：「乘机去找女人打炮啦！」
当晚刚好是我轮值安全士官，清晨三点多营部的电话忽然响起，那种时间的电话永远不会有好事，我一接果然没错，电话那头是南部某个宪兵队的值星官，说有一个士官长阶级的人在他们辖区被火车撞死了，不过他们找到遗书，所以可能是自杀，姓名是……。
我直觉地回答说：「莫〤〤？」
他愣了一下说：「没错……，你怎么知道？」
我叫醒营部长官，说莫士官长找到了。「他不是去打炮，他去撞火车！」
我和营部长官坐吉普车一路飞奔到现场时大约六点出头，五月底天亮得早，铁轨两旁的稻田上方笼罩的雾气未散，但当我们跟着宪兵沿着铁轨走向陈尸的地方时，阳光已经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所有人都低着头没说话，只听到脚下的碎石子清脆作响，直到鼻息之间慢慢闻到些许血腥的气味时，才听见宪兵说：「就在前面。」
我抬头看到的第一眼是约莫十公尺外一只穿着黑色军用胶鞋的脚，脚踝以上不见了，只剩一些碎烂的皮肉，它的另一侧则是一只手臂，手掌不见了，扭曲得像刚拧干的衣服一般搁在铁轨旁。
所有人没再往前走，宪兵说撞他的是观光号列车，因为前一站是小站没停所以速度快，因此尸体被拉扯、散布的范围比较广；他说检察官大概九点上班后会来现场勘验，勘验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请人家来帮他收尸。
营部长官看看我说：「你在这边看着，不要让野狗把士官长的肉叼走了！我去宪兵队办文书手续，顺便找个愿意收拾的人，弄完我们直接把他送回去。」
后来他们都走了，现场只剩下我和老莫支离破碎的尸体，以及慢慢白热起来的太阳，和逐渐浓烈起来的尸臭。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奇怪气味，或许是因为随着腐败的程度，味道逐渐加强或有所改变，以致你无法像书里说的「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而是愈来愈浓愈来愈臭，特别是当火车经过，空气被强烈搧动直到缓缓平息的那几分钟，那味道仿佛不只进入你的鼻腔，而是从你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钻进你的身体中。
现场果真有野狗不时来出现，虎视眈眈，甚至还有无聊的路人三三两两掩着鼻子站在铁轨旁边看；于是我不得不在那两三百公尺的范围里来回走动驱赶，有几次甚至不小心就踩到或踢到一些散落在铁轨旁边草丛里的细小尸块，最后逼使自己不得不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注视自己的脚步，也因为这样，我几乎看遍了莫士官长碎裂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包括认得出来的外表局部以及根本无法分辨的内脏部分。
我看到他被撕裂成一半的信，看到他此刻已完全裸裎并且和身体完全分离的阴毛及阴茎，看到苍蝇慢慢聚集在上头，我一走过便一大片嘤嘤飞起，甚至飞到我的脸上、我的嘴边。我看到那些尸块逐渐改变颜色，清楚还可以清晰分辨出来的血或肉，随着我来来回回的脚步一次一次加深颜色，最后都成了一模一样的暗黑或深紫，只有从皮肉里穿透出来的骨骼勉强维持可以分辨的白色。
十点了，但检察官还没出现，我继续来回走着，好像失神一般停不下来，好几次都要听到连续的尖锐鸣笛才发现火车都已经冲到眼前来。
十一点，检察官来了，他和营部长官站在远处，才抬头看了一眼就听见他说：「可以收了！」
负责捡拾尸块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沉默老人，他惟一的工具是一个用两片麻竹中间夹着石头做成的夹子；大的尸块他直接用手捡，放进原本装肥料的塑胶袋，小的才用夹子夹。
他一边挥赶苍蝇、一边要我帮他仔细看，说尽量不要漏掉任何一小块，那是我们对亡者最基本的责任；他要我不要怕，说我们以后不管怎么死，最后也都和他一样，「再大块也都变成粉。」他还说：「虽然我不认识他，但可以这样相逢也是缘分。」
尸块收全之后，老人自在地用连洗都没洗的手掏出香烟抽，然后点起香要我请士官长跟我们回去，一边帮衬似地用士官长绝对听不懂的台语说：「怎样来就怎样回去哦……，如今做神了，心内不要有怨……，乖乖跟着观世音菩萨走……，不要回头，不要留恋。」
然后我们两个一人提着一袋士官长走下铁轨，检察官走过来问说：「都收净了？」然后下了一个指令说：「打开让我看看。」
老人看了我一眼，顺从地打开他手上的那一袋，我则打开我的……
当塑胶袋一拉开的那一刹那，我只记得里头的颜色和扑鼻而来的温度和气味，之后一如电影的反白效果，只听到检察官说：「好，收起来！」之后完全没有记忆。
回到驻地已经黄昏了，吉普车先放下我，然后直接开去火葬场；我恍惚地从营区大门走向营房，我看到很多人慢慢走向我，远远地问说：「怎么样？」
我才一靠近还没开口，没想到他们反而先倒退后几步，说：「你怎么这么臭！」
我进浴室把自己刷洗了好几遍，衣服从里到外全换掉，没想到走进餐厅还是有人说：「你怎么臭臭的？」
晚餐的菜打上来，有鱼、红烧豆腐以及一盘炒茄子。
军队的大锅菜，茄子炒得烂烂的，暗黑带深紫，中间还有白色的葱段……，我只觉得：啊，该死，士官长的尸体怎么没收干净没收完？但才一回神，我已经忍不住冲到餐厅外大吐特吐，一整天没吃东西的肚子能吐出来的好像只有胃液和胆汁。
夜晚我开始发烧，营舍外的卫兵几次敲我的窗子，说我一直乱喊乱讲话，「还装那种外省腔！」
高烧不退连续了好几天，最后和士官长同乡的副营长受不了了，在士官长头七的夜晚，他把全营集合起来，我在床上听见他在念士官长的遗书，断断续续地听到：「任务不成……败军之士……我军之耻……，然后听到副营长开始边哭边飙脏话，说败军要死也轮不到他！操他妈的他以为他是谁？」
后来有人进来寝室，说副营长要他们扶我出去集合场，副营长暴怒的吼声倒吓得我差点腿软，我看到他指着天空大骂，说：「是这孩子守着你一天，不让你进了野狗的肚子，是这孩子盯着，一块不少地把你找回来，你不知足、不感恩……，你有不平你他妈的来找我……，你再不让这孩子平安，我明天就把你的骨灰倒进猪圈里喂猪！你看我敢不敢！……。」
半夜，一身酒味的副营长走到我床头，跟我说：「我骂他了，你没事了，他这辈子就怕我一个人。」然后把一个东西塞到我枕头下，说：「这人也没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我捡了一样给你，让他保佑你一辈子。」
那是一根极其普通的铁梳子，黑色随身型，不过，上头竟然认认真真刻了字，刻了兵籍号码、士官长的名字，以及购于金门阳宅和购买的年月日。
这梳子跟了我好几年，一直到一九八四年我写了一个有关老兵娶少妻一番曲折之后有了圆满结局的剧本，或许潜意识里希望士官长也能有这样的人生吧，所以把男主角的名字干脆取做「老莫」，不久之后，当我有一天忽然想起那把梳子的时候，就怎么都找不到了。
梳子不见了，但某些记忆却始终难忘，尤其是茄子和士官长的尸体与气味的关系。我不否认那种联想几乎成了我一种病态的强迫性反应和行为，总之，只要看到眼前出现茄子这道菜，无论什么煮法，最初的几年是直接反胃，而后几年则是自我说服，我会先跟自己说：
「这是茄子，你看，它是很香、很下饭的鱼香茄子，这跟当年士官长那一袋尸块一点也没关系……，然后开始反胃。」
五十几岁过后，我好想遗传了妈妈当年的毛病，嗅觉慢慢丧失，或许是这样吧，这两三年来我已经可以安心地接受茄子，虽然只剩下口感和味觉。
或者是……经历过太多亲人的死亡现场之后，我已经无感了……，或是……故意遗忘？
阿春小我两岁，所以是在我三年兵役的最后一年他才下到我们的单位来，不过，报到之后，也不知道是他「造型惊人」，还是在中心的时候有过逾假不归的记录，各连竟然没人要他。
记得那天营部都已经开饭了，人事官还在大声小声地打电话协调各连「收容」，最后营长开口了，说：「没人要就留在营部吧！可以把没人要的兵带好，那才叫本事！」
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瘦得像一根签，却偏偏穿着一身改得几乎完全贴身的军服的家伙，走进餐厅。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行李，除了随身军品之外，他还带来两个大皮箱、一把吉他以及一个质感看起来相当高级的小箱子，后来我们才知道里头装着的竟然是量「手」订做的保龄球一颗。
「啥名字？」营长问他。
「Haru。」他恭敬地答。
全场愕然之下，我连忙跟营长解释，那是日文「春」的发音。
「我操你妈，你当日本兵啊？」营长开口骂，他才紧张地说出他的全名，不过随后又加了一句：「报告营长，我妈不见了！对不起！」
这话一出，整个餐厅已经完全严肃不起来了，连营长都笑着骂说：「你这小子不是傻子就是彻底装傻。」
后来我们当然知道他不是傻子，也没装傻，他说的是实话，包括他说妈妈不见了也是真的。
阿春的爸爸是船员，一年到头不在家，妈妈呢，则是一天到晚不在家，不是打牌就是到处趴趴走，「善尽母职」的惟一方法就是给钱，要啥有啥；不过，当他入伍进了训练中心，妈妈却给他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阿春已经是大人了，她的义务了了，当了一辈子活寡妇之后想过自己的日子了……。
等阿春休假奔回基隆，才发现房子、家具包括他留在家里的摩托车都被妈妈卖掉了，剩下的就是他随身带来的那些家当；至于逾假的原因也和妈妈有关，因为他几乎南北亲戚都找遍了还是没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以及跟谁在一起？
既然没有人要阿春，而营长偏偏又说过「把没人要的兵带好才是本事！」所以最后他就当了营长的勤务兵。
阿春这个人……，说好听是勤快、机灵，说难听是很大小眼、朝会逢迎拍马，反正没多久长官们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小兵们则当面白眼、背后攻讦，知道他和那个女孩的恋爱事件发生之后，小兵们对他才有了另一种评价，当然，我也一样。
女孩是一个831的小姐，据说长得非常像当时的电影明星林凤娇，所以很多人去排她的队；不过，「负面评价」也很多，说她「只会笑」，但在床上「没反应，就一副随便你啦！」的样子。也有人说「她会莫名其妙地哭，却还安慰我说：‘你做，你做，跟你没关系！’」
有一天，当营部的士官又七嘴八舌聊起831那女孩的种种传说时，在一旁帮营长擦皮鞋的阿春忽然插嘴了；这一说，不得了，他就像性学大师一般足足开示了我们一整个晚上。
概括地说，反正就是因为从小妈妈几乎成天不在家，所以三餐只好找邻居的众妈妈；也因为这样，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讲好话、施小惠，这样不但有饭吃，有时候还有额外的零用钱可拿。某一天，当这群寂寞的妈妈发现阿春已经「转大人」之后，阿春可以做、而且常「吃好逗相报」被要的「小惠」就多了一桩，最后甚至成了重要的任务之一。
那天晚上阿春所讲的正是他累积了将近十年的「实战经验」，而且，大多数的经验都是那些「沙场老将」的妈妈们细心调教出来的。
话题既然是从那女孩开始，当然后来也在那女孩的身上结束，有人就建议说：「既然你这么厉害，那要不要去试试那个女孩？瞧她像你所说的某个妈妈一样，一边颤抖一边哭，一边喃喃地叫你：‘好孩子……好孩子……。’」
后来我们好像都忘了这件事，没想到有一天熄灯号过后，他走进我卧室，门一关，说：「我去找那个女孩了。」
因为他有外出许可，所以是下午两点多去的。那时候没有人排队，女孩在擦地板，就像大家描述的，她很像电影明星，笑笑的；他说也许军服改得太窄了，弯腰脱鞋子的时候屁股那边的缝线竟然噗一声整个绽开，那女孩就问说：「你是要先做，还是我先帮你把裤子缝一缝？」
阿春说看她针线手艺很熟练，随口问她说是不是学过裁缝？没想到她笑笑地点点头。阿春就问说：「那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个？」她说：「会难过的事，不要问，也说不清。」
阿春说也许没事找话题吧，就老实地跟她说：「你是第一个替我缝衣服的女人。」谁知道不知不觉就讲起妈妈从小不管他，以及现在妈妈根本不要他的事。
「讲到最后，我自己都流眼泪，没想到那女的也跟着哭，还抱着我跟我说：‘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一定很可怜。’」
「然后呢？」我问：「你做了没？」
「没有。因为她也跟我说她的事，说她原本在亲戚家学裁缝，被师傅的丈夫骗了，跟他有小孩，亲戚告到家里，她被爸爸妈妈和哥哥打个半死，她生完孩子就出来赚，因为要养小孩，也想存钱以后开裁缝店，说自己反正已经是臭人了，干脆赚这种钱比较快……。都这样讲了，要是你，你做得下去吗？」
我听着，没当真，其他人知道后也说根本是糊弄；没想到后来接连发生了两件事，我们才知道阿春对那女的是真的很认真。
第一件事他竟然在莒光日偷溜去831，被宪兵抓到，关禁闭不打紧，还被营长赶出营部，下放到连上的公差班去打杂。
我问他问什么莒光日还敢往外跑？他说莒光日女孩休息，这样他们才可以讲话讲很久、讲很多。
几个月后，发生的第二件事是瘦巴巴的他竟然和一个壮硕的班长打了一架，听说要不是被拉开的话，他差点就拿刺刀捅人家。
我带了泡面去禁闭室看他，问他为什么要打架？他说班长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他说：「我刚刚去干了你的女朋友！」
原先我们一直以为他会被送军法，没想到有长官出面说：「算了吧，一个人可以为一个所爱的人连不会赢的架都敢打，可见是我们教育成功了，不是吗？我们不是一直教这些兵要爱国，因为爱，所以才会为国牺牲都不怕？」
军中三年，这是我听过所有长官们讲过的最动人的一句话。
阿春从禁闭室处来不及之后有一天跑来跟我借钱，说要送那女孩回基隆找工作，说他姑妈愿意帮忙照顾她和她的孩子，我借了。没多久，他又一身汗冲进来，说那女孩在大门口，要跟我说谢谢。我去了，老实说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好奇。
她如街头所见的青春女子，笑意盎然，一脸自信，而且真的很像林凤娇。
这两个人后来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绝对相信，她一定会是一个坚毅的母亲。
阿光和阿华是同乡，苗栗通霄人，是邻居，一起长大，连小学也同班。
阿华小学毕业后就到台北，在中华路、西藏路附近一家摩托车店学手艺，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是准师傅了，不想和学徒们挤在又窄又闷的阁楼睡，所以出来租了雅房，恰巧和我当邻居。
阿光则是那时候才到台北，是他父亲要他来的，说希望阿华帮他找个像样的工作。阿华说或许是阿光的父亲看到他年节返乡的时候都穿得趴哩趴哩，还一千两千拿给爸妈花，于是觉得年轻人都要到台北才有前途，说不然的话，阿光以后根本没有半个女孩愿意嫁给他。
问阿华，阿光毕业后都在老家干什么？阿华说好像是在阵头当二手，出阵的时候扛大鼓，或者随便拿支乐器混在西乐队里凑人数。也不知道是憨厚还是脑袋原本就比常人钝，阿光的反应老是慢半拍，阿华一旦受不了，习惯的动作就是巴他的脑袋，阿光每次都会说：「我会笨，都是被你打笨的啦！从小打到现在！」
不过，阿华对他还真够意思，阿光半年多没找到事，吃、住、零用都是阿华担起来，仿佛理所当然要负责一般，半句闲话都没有。但是唯独一件事不论阿光怎么求，阿华就是不理会，那就是公休日和一堆有车阶级出去泡马子的活动，他的理由其实挺真诚的：「我的车子没你的位子，带你去更没面子。」
记得有一次阿光一直吵着要跟，想看女孩子，阿华说：「你去打手枪啦你！」然后竟然过来敲我的门，丢一本破破烂烂的黄色小说要我隔着甘蔗板念给阿光听，说让他自己爽一下。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虽然小学有念完，可是阿光看得懂的字却不及幼稚园的程度，而且那次的「读书经验」也让我挫折到死！记得我挺认真地、加油添醋地念到自己都已经快挡不住了，隔壁阿光竟然全无反应，叫了几声之后，才听见他睡意蒙胧地说：「啊……，刺激的地方快到了没？」
后来阿华终于帮阿光找到工作。有个车友的邻居是片商，透过他拉线，阿光当了跑片小弟。
所谓「跑片」，就是一部电影如果有两三家戏院同时演，片商会把第一家之后的放映时间往后延，等第一家放完第一卷之后，马上把影片往第二家送；跑片小弟就是骑着脚踏车运送影片的人。这工作，阿光还算胜任，会骑脚踏车、西门町联线的戏院记得住，可以避开人潮抢时间的巷道带他走几次，让他熟悉也就OK了。
记得第一个月领到薪水那天，阿光竟然拿着薪水袋一直笑，说以前拿到钱套子都是红色的，这一次不一样，是土色的，上面还直接写数字，连猜都不用猜，「而且真的照这个数字给，一块钱都没骗我。」
阿华的反应依旧是巴他脑袋，不过加了一句话，说：「赶快寄一点回家给你阿爸，让他高兴一下！懂不懂啦，阿傻！」然后硬要他请我们去美观园吃快餐，另外叫了一大杯生啤酒三个人分。不过最后拿账单去付的依然是阿华。
没想到三个月后，出事了。
记得是一个周末晚上的八点多，忽然有几个长得绝非善类的人杀进我们的雅房，说阿光连人带车还有一整卷影片跷头失踪了。片商落来的人说阿华是阿光的保证人，如果片子没有找回来，所有损失要他负责，至于当天晚上如果观众因此退票，退一张，阿华就得赔一张。
恶煞当前，阿华当然不敢逞强，不过，他希望知道阿光为什么会落跑。
他们说，傍晚的时候，片商老婆要进厕所，门没锁，一推开，竟然看到阿光拿着一张爱云芬芝主演的电影海报在打手枪，老板娘的尖叫声听说连隔壁都以为发生凶杀案；老板问清事情的始末之后，狠狠地巴了阿光的头，说：「等电影散场后，送你去警察局，让警察送你进监狱！」
然后，阿光从第一家戏院拿走第三卷影片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我陪阿华和那些人去办公室见片商；片商一直在打电话，好像在问戏院退票的数字。电话讲完之后，老板回头看看我们，跟阿华说：「算你运气好，省掉一大条，戏院说竟然没有观众退票，okasii 呢！不过你最好去把那卷影片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的话，这个档期的损失我全部找你要。」
那天晚上我和阿华几乎找遍整个西门町的小巷，还像找小狗一样，阿光阿光不停地叫。阿华说他一定躲在哪里不敢出来，因为阿光什么都不怕，就怕人家叫警察。他说以前他们那边有一个警察很烂，看到人家种的、养的只要喜欢就拿；有一年春节前趁阿华家里的人都在外头忙，竟然把家里养着等过年的鸡挑大的抓，而且还一次抓了两只，家人知道后好像什么也不敢讲。
阿华说他很气，于是大年初二的晚上，就约了阿光跑到警察家，把一堆鞭炮绑在一起，等有人进浴室的时候，把鞭炮点着了，从木板窗子的缝缝里扔进去，结果里头传来的是警察的老婆发疯一般的惨叫声。
阿华说那警察很奇怪，没先去看老婆，反而直接跑出来追人，阿光跑得慢，被逮个正着。那天晚上在警察的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阿华说阿光隔了好久好久之后才敢说。他说警察很变态，竟然叫阿光当着他太太还有两个小孩的面把裤子脱到膝盖，再把鞭炮用橡皮筋束在阿光的鸡鸡上，然后一边喝着酒，一边拿着香烟不时伸向鞭炮的引信，说：「你想炸我老婆的……？」
就这样折腾到他过瘾了，阿光整件裤子都尿湿了才把他推出门外。
「我真怕阿光以为只要他让女人尖叫，就要被警察抓去点鞭炮。」阿华讲完这段故事时，我们正好经过阿光跑片的戏院，他看了一下看板说：「外国片！干！我就知道，一定是那种没人看得懂的，所以才没有人退票。」他说：「读书人嘛都这样，外国片看不懂都不敢说，就连少放一卷也要自己骗自己，装懂！」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部电影的名字——CATCH 22 ，中文片名翻作《二十二支队》，多年之后才知道，就连那中文片名根本也是瞎糊弄。
两天过了，阿光还是没回来，阿华竟然骑着摩托车，杀回去通霄找。隔天带着那卷影片回台北，一脸倦容。他说阿光不敢再来了，说那小子当天竟然就连夜踩着脚踏车从台北踩回通霄，但是连家也不敢回，几天来就在海边的碉堡里头睡。
阿华描述见到阿光时的场面其实更像电影。他说阿光领着一群孩子在海边，把影片拉得长长的，一边跑一边对着阳光和那群孩子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