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合肥适合小孩玩的地方太之极在别的地方没有分馆?我在滨湖离那边20多公里。想去那边学习比较正宗的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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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证)粤B2-【图】宣城作为长三角腹地,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_乌卡拉网
宣城作为长三角腹地,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
时间: 14:39:32&&编辑:乌卡拉网
回答者:【月球以东只有喵】
正如题主所说,宣城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是长江三角洲城市圈的一员。但是宣城的经济在长三角城市圈内排名比较靠后。我认为这是由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造成的。我们先看一下宣城的基本情况。 宣城下辖1区5县并代管宁国市,辖区面积为12340平方公里。2017年宣城的GDP为1189亿元,增速为8.5%。宣城的GDP在 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中排名第24位,仅强于铜陵、池州。宣城的经济如此低迷,我认为有以下原因。城市面积小,人口少。宣城市面积只有1234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不到300万,作为一个地级市,体量显然不大。这就意味着区域内可以利用的资源不足,经济自给自足的能力比较差。人口少,生产、生活的活力不足,创造的财富自然也就比较少。宣城市区只有一个行政区,市区面积显然不大,对周边县的辐射能力比较弱,没有带动周边发展的动力。宣城设立地级市的时间比较晚。1980年代才出现宣城地区这个概念,2000年才撤地设市,成立地级宣城市。也就是从那时起宣城才有了明确的发展理念,才开始设计城市的发展轨道,才有权利统筹区内的规划,协调区域内的发展资源。严格意义上讲,宣城是从本世纪初才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的。宣城的地理条件不优越。宣城地处皖南山区,陆上交通并不方便。虽然离长江很近,但域内却没有比较大的航道可以直通长江。我去过几次宣城,感觉宣城市内的道路起起伏伏,上下坡的地方比较多。这样的现实状况,实在不是投资者的热土。宣城受到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有限。宣城虽然是沿江经济带的成员,并且是南京都市圈的成员,但其受到的辐射并不强。宣城紧邻南京的高淳区,但它本身的发展也并不突出。南京的确带动了马鞍山、芜湖、铜陵等沿江城市的发展,但对于位置稍偏的宣城就力不从心了。北面的芜湖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带动宣城。再往北的合肥,更是有心无力,鞭长莫及。受省内政策的影响。安徽这么多年主要发展合肥都市圈,最近几年又大力发展沿江经济带,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其他区域受到的关照相对比较少,当然安徽省也是有心无力,毕竟财力有限。宣城处于发展政策的洼地,也属于省内重点发展的边缘地带,发展缓慢也是显而易见的。宣城的地理位置相比全国多数地方还是不错的,宣城的发展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发展不会一蹴而就,宣城人民更不会怨天尤人。
回答者:【晚秋 】
宣城位于安徽省东南部,是安徽省下辖的地级市,成立于2000年,地处皖、苏、浙交界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哪么,这么好的位置为什么就发置不起来呢?要知道在安徽境内,首先发展的是省会合肥,其次是安庆、芜湖、阜阳、蚌埠,宣城离省城较远,在省内没有明显的资源优势,由是边远地区怎么也轮不到宣城。宣城没有自身优势,市区市是多山地带,道路高低起伏,交通不发达,宣城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主,在全国和全省没有叫得响的企业集团,城市市政建设落后,布局不够合理等诸多原素造成的。宣城应积极拥入南京都市圈和杭州城市群和省内的黄山市、芜湖市,浙江省的湖州市、杭州市有较对接,发挥自身优势,于这些城市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利益互惠、人才互动等政策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宣城应大力发挥名人较应和开发当地旅游资源对外提升宣城知名度,对内应该聚中优势形成拳头重点发展,不能让各县市区各自为政,没有大局意识茫目发展,这样形不成优势更不能做大做强。广纳社会贤才,用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让海内外大的企业集团落地宣城,开花结果,这样才能让宣城得到长足的发展。
回答者:【胡一果 】
我不是宣城人,但我在宣城住了七八年了。我看着宣城这几年的突飞猛进的变化,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去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我也感觉很骄傲,为宣城点赞!我也想给这座城市提点小建议,但周围的人说我瞎操心,很无奈。不过,还是想说点什么。城市的发展,主要是交通。成昆电力铁路70年代就通车运行,那要穿过多少个山洞隧道,多么座高空桥梁!宣城是长三角的中心的中心,至今还是绿皮车,没有电力机车线,更没有动车。去趟上海要绕道南京,杭州,坐七八个小时的车,况且都是半夜的车,感觉有点可怜。虽说正在修高铁线,也是途经的。等你刚赶上,别的城市又建成了超高铁。老是跟在后面追!这也是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要想富先修路。我认为现在宣城重中之重的发展理念应该是,修一条属于自己城市的,宣城直达上海的超极高速铁路,或者是超磁悬浮铁路。时速600公里以上,20分钟就能到达上海,每半小时发一趟车。估计上海到宣城来旅游的人数要成几十倍的增加,这样即提高了城市的知名度,又加速了宣城旅游推向高潮,还带动了宣城的城市发展,经济效益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宛陵湖公园将是宣城市的一张金色的名片。她将超过杭州西湖。宛陵湖公园是湿地公园,文化主题公园,城市健身绿道公园。如果能绕湖修一条儿童小火车铁路(像哈尔滨儿童公图的小火车非常火),那么全国的小朋友都会慕名而来。是不是想的有点过了……
回答者:【民间查访专员】
感谢宣城网友信任暨邀请回答本话题!关于“宣城作为长三角腹地,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这一话题,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如下:①地位!宣城隶属于安徽省,纵观全省唯一一个发展空间巨大的城市就是合肥,因为它拥有省会身份所以能够调动一切资源,诸如人力、物力、政策等等。而宣城在纳入长三角之前,一直被认作安徽省边缘城市。随着合肥的强大,不仅省内资源倾斜于此,还能依托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的定位,引导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暨优先落地合肥。②区位!安徽省除了主推合肥以外,还有芜湖和马鞍山,由于这两座城市距离南京较近,能够更好的接受辐射,以及资源分配。宣城虽然地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处,苦于缺乏高层次的支持,而且相邻的苏、浙城市与本地文化并不相融合。而芜湖、马鞍山所依附的南京本身都与其一脉相承,能够产生促进作用。
回答者:【淡淡的忧伤666888 】
宣城一直是安徽没有存在感的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县城级别的,即没有淮南这样多的矿产资源,也没有蚌埠老工业基地的基础。下面几个县也不太穷也不富。宣城原先是芜湖管辖的,后来拆分了很可惜了。安徽本来就穷,除了合肥,其它城市顾不上,芜湖马鞍山都只能靠自己发展。芜湖马鞍山也没能力辐射带动宣城。宣城就像被遗忘的孩子一样任由自生自灭。宣城周边挨着江苏浙江,如果好好抓招商引资的话,还是有发展前途的。宣城旅游资源丰富,有敬亭山太极洞桃花潭等,吸引了大批江浙沪游客,完全可以打造成长三角后花园。合福等高铁的建成,以及芜湖宣城机场的开工,宣城区位优势更加明显,应该抓住江浙沪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招商引资。宣城下面的县级宁国市经济发展的不错,民营经济发达,它县市学习应该向宁国学习。还有广德县,过去是安徽中游,最近十多年大力抓招商引资,把浙江企业作为重点,经济总量跃居安徽县级前列。绩溪县最近几年发展也很快。所以说一切皆有可能。加油吧宣城!
回答者:【三一二木公1 】
宣城、芜湖、铜陵三角城市组团发展,将交通规划做大做强,主动对接大上海,只有交通便利才是最好的对接;虽然现在无法跟苏锡常比,但前景一片辉煌,也只有这样安徽才能更快更好的进步,改变缩小我省GDP在江浙沪差距。
回答者:【闹呢 】
位置优越只是经济发展影响因素之一,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还依赖于地理环境、政策、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宣城虽位居长三角腹地,却没坐上长三角高速发展的“快车”,直到今年,宣城才被列为长三角城市;另一方面,衡量一个城市,不应该只看经济发展程度,生态宜居、市民幸福感等更是重要参考条件,去年宣城创成全国文明城市,是宣城不比别的城市差的重要体现。
回答者:【沈骏马 】
拜急!宣城马上就要牛起来了哦!宣城这两年开始发展的更快了呢。旁的不讲,我晓得的,宣城以智谷软件产业园为基础,正在和沪苏浙搞对接哦。2017年一年到宣城来的软件和大数据这样高大上的企业就有35家呢,听讲智谷产业园都获批国家级众创空间了,好牛。哈有,宛陵科创城开始搞了,安工大宣城工业技术研究院、安徽工程大学宣城产业技术研究院、中澳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研发中心、科大讯飞宣城人工智能研究院等都到我们宣城来落户了呢……这些个新兴的东西、新兴的企业来了,我们宣城的经济马上就要起来了。如果讲现在宣城的今天不比周边的城市厉害,我不抬杠。可是我相信明天的宣城必然也是个高大上的大城市,因为宣城在长三角腹地呢。
回答者:【混江龙 】
即将来临的高铁时代,加上沿海城市西进的第一站、三省通衢等特殊地理位置,人口集聚效应也会很快呈现。随着宣城正式加入长三角经济圈,皖南国际旅游示范区核心区的打造将力度更大、举措更实、有颜有气质。宣城城市建设框架正在拉开,虽然地域面积不及长三角其他城市,但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宣城的品牌优势,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指导思想,宣城正在不遗余力的贯彻落实,宣城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在汇聚,等到2020年我们再来看宣城的发展[强]
回答者:【TIZIU25TH 】
宣城市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很晚。日,芜湖地区行政公署驻地由芜湖市迁宣城县,改名宣城地区行政公署,至此才出现了完整的宣城区域概念。除历史原因外,地理条件、资源因素等也都或多或少对宣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我们应当看到,宣城近些年正在努力加紧追赶,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就在今昨两天,4月12日至13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八次市长联席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吸纳宣城等4城市加入长三角协调会的相关提案。相信:宣城的明天定会越来越美好!
回答者:【欣蔚22 】
宣城主打旅游经济,工业发展较少,因此经济没有周边重工业发展的城市快,但是随着高铁的建设,后续交通越来越便利,经济应该会随之稳步增长,支持城市环保建设及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误环境。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奔往大城市的理由[转] - 简书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奔往大城市的理由[转]
字数 40027
推荐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奔往大城市的理由到城市去,从来不是这几年才冒出来的新鲜想法,60年代抑或更早出生的农村人们,大概不会忘记“我要往城里去,我要吃商品粮”的口号。然而他们大概也不会想到,当今的中国,无数的年轻人也在追随着他们的步伐,在迈进城市,不过与父辈们不同的是,新新人类们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小城,他们要去的是这个国家最重要、最最发达的那几个城市,去那里,寻找属于他们这一代的未来。外地人、蚁族、北漂、上漂、深漂……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奔往大都市的人们,满怀希望,却也满心苦涩。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无时无刻不在压迫着奔往这些一线城市的异乡人们。望着天文数字般的房价,许多人在想着,“大概,我穷尽一生也只能在这里做个异乡人吧。”异乡人,不仅意味着他们远离家乡,还意味着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在求学、就业、生育、社保、买房、购车等等方面都无法享有与本地人相同的待遇。什么?如何才能成为“城里人”?想办法,拿个户口吧,但是,这也不简单呢!于是,“逃离大城市“成为了都市里的外地人,隔三差五便要提及的口号。然而,真正离开的又有几人?大城市,毕竟承载着他们的追求与希望!他们之中。有的怀揣着乌托邦般的梦想,渴望到大城市里一展拳脚;有的想走出逼仄的故乡,看看更大的世界;有的是要在大城市给孩子一个更高的人生起点;有的则是为了摆脱小地方的蝇营狗苟。在大城市,异乡人们看到了这些梦想的可能性。在这里,令他们不舍的不是一座城本身,而是这座城带给他们的对未来的期许。只有在这里,雄心万丈的二丫、狗蛋和翠花才有可能蜕变成Mary、Mike和Elena。【文摘2016360】目录一、到大城市去,即使那里没有家... 3二、大城市,承载的是不甘平庸的追求…………………………29三、大城小人:谁不是在打拼中蜕变……………………………..62一、到大城市去,即使那里没有家
作者:datalotus大城市从不睡去,它庆典一些人的成功,容忍一些人的失败,满足一些人的索取,宽慰一些人的迷惘。如果在大气层之上远眺密布于中国的超大型城市,你将会看到一副宛若工蜂迁徙的魔幻图景。朝九与晚五之间,闪烁的车灯集中在宛若光带的城市公路之上,像一艘艘摆荡在床与工作台之前的渡轮,塞满了即将成为城市供血者的办公室螺丝钉。他们如同白细胞与血小板,穿行于明亮的城市血管中,义无反顾地奔向维系生命的巨大心脏。这大片大片的灯光带是城市生命的证明,是外地青年成长的证明,是工蜂式白细胞与血小板尽职尽责供给心脏的坚持与忠诚。他们如同白细胞与血小板,穿行于明亮的城市血管中。他们在城市受苦而若你再离得远一些,再远一些,去往太空远眺这颗孤独的地球——再过庞大的城市也只会融入山河湖海的浩渺烟波,工蜂与渡轮早已消失在大洋般庞大的地球秩序之中,就像它们从未存在过。在今日中国,你可以站在城市陆地上重温这种荒凉的浩瀚——那些逢年过年瞬间变空城的中关村、外滩边、人民南,就像经历了一场神谕,城市变作无人的荒岛。奔波于此、贡献于此、劳累于此、开心于此、流泪于此的外地青年遵循着候鸟一般的迁徙准则,回到了他们早已陌生的故乡。留下的只是一颗庞大的城市之心,在机械的日夜循环之中,孤独、冷漠而强劲的跳动。近30年的中国以一种无法理解的速度,完成了狂飙突进式的城市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提升到2011年的51%,涌进城市的人口增加了4亿。这些来到大城市的年轻劳动力,有一部分成为“蚁族”,工作在格子间、蜗居在隔断间。有一部分成为“新白领”,硬撑着强大光鲜的壳,时时揪着一颗焦虑悬浮的心。有一部分成为“打工青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停留在仁宝、广达、富士康的厂房之中,看不见明天,摸不见未来。来到大城市的年轻劳动力,有一部分成为“打工青年”。而城市在生长。2008年年底,中国城市总数达到655个——1978年,我国城市总数仅为193个。2015年,中国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达到15个。联合国有城市地图显示,中国中型城市的密度高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在整个中国的城市版图中,有约2.74亿城市居民目前的居住地并非自己的家乡。在广东省,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并非土生土长的广东人。这些涌向城市的“外地人”,绝大部分是于连式的外省人。对于年轻的他们来说,出人头地必须首先脱离故乡。“他恨他的故乡。他在这里的耳闻目睹,使得想象力都快僵化了。小时候,他做着甜蜜的美梦,他梦见有一天他看见巴黎的美女,他用自己的英勇行为挑起她们的注意。他为什么不能被其中的一位所钟爱?”于连们很快就会发现,大城市与大城市的姑娘,远非想象中的那么宽容可爱。2016春节期间,一则杜撰的上海姑娘农村逃婚记,将中国式城乡冲突上升为一场全民口水战。在这张热帖的背后,是一群“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子女教育在城镇,赚钱在城市、保障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断裂式城市新移民。他们在城市出最多的力,在农村享最薄的福。他们在受苦。大城市如同一座繁华围城这些悬浮在大城市边上的无脚鸟,在初来乍到时无一不带有雄鹰式的梦想,如同大卫·尼克斯在《一天》之中描述的爱玛:“她一度觉得自己可以征服伦敦。想象自己周旋于文学沙龙、政治斗争、激奋的政党之中,在泰晤士堤岸上演苦乐交集的罗曼史。组建乐团、摄制短片、写小说。”然而两年过去,文稿依旧那样薄,打工的餐厅依旧那么脏乱油腻,“这座城市已然把她打败。就好比在人头攒动的派对上,没人注意过她的到来和离去。”尚未踏入城市的青年人热烈的幻想着曼妙的新生活,忙不迭地涌进了《小时代》的放映场。大城市内苦苦挣扎的青年人用自贬与自嘲安慰着无处安放的内心,一窝蜂地为灰头土脸的《后会无期》做贡献。大城市如同一座繁华围城,吸引着墙外的梦想家,摧残着墙内的螺丝钉,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在中国,外地青年最为荣耀的一条进城道路,是走过名为高考的独木桥。然而,“蚁族”调查报告揭露了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年轻人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质量与家庭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年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子女毕业于211和985高校、进一步成为硕士生的比例越高。年收入越低的家庭,子女为大专生的比例越高。分数面前并非人人平等。作为精英生成的权力场,高等教育更是代际资本传递的必要途径。高等教育掏空了乡村、边疆、十八线小城镇。以教育为途径踏入城市的贫穷年轻人,拖拽着一整个家庭的希望。严峻的户籍、高昂的房价、苛刻的医疗与社保政策根本无法阻挡他们迁往城市的朝拜之旅——只有城市,能为他们带来更丰厚的收入、更完整的政治权利以及更好的教育与社会服务。他们为此一路向前,不留退路。高考,是一条相对公平但竞争激烈的进城之路。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全市常住青年流动人口数量年平均上升7.4%,2012年,流动青年人口已经占到全市外来人口的64.2%。为了活在城市,高压低薪式岗位几乎被外地人承包——销售岗,服务业,代工工人,IT码农……根据《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课题组的调查,城市新移民大多数满意自己在城市中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以及相对较差的生活环境。对这些只想进阶下一步的打拼者来说,就算捧着高学历、在大城市被复制成了流水线上面无表情的一条狗,也依然自喜于“混在大城市”的骄傲与自豪——他们用筋疲力竭的透支式攀爬,维持着冷酷城市生机勃勃的表象。城市新移民:介于扎根与飘荡之间2012年,中国城市新移民数量超过1.5亿人。偌大的城市,承载着1.5亿青年的梦想和灵魂。“在这里,前途和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清晰,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迷茫。”城市新移民发展了一种介于扎根与飘荡之间的青年文化。虽然财务根基薄弱,思想与价值观却广泛多元。他们并不认同家乡的固有观念,转而接受更自由、更独立、更自我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他们自认为找到了自我,看到了未来。然而,这种“自我”与“未来”单薄得不堪一击。一旦回乡,他们就要接受小城与乡村生存准则的年终审查。在大城市,她们是无处扎根的异乡人。在故乡,他们变形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婚恋热帖中,他们成为被“污名化”的重灾区。他们的生命就像一面绷住的旗,轻薄、脆弱,焦虑在半空中,既想飞得更高,又无力抵御强风侵袭。失语沉默的外地青年幻化成为当代的中国盖茨比,遥望着大城市的那盏绿灯。他们相信那盏绿色的灯,“它是一年一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那美好未来的象征。从前,它曾从我们面前溜走,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将跑得更快,手臂伸得更远,再不停地被水浪冲退,回到过去。”但他们不会离开。只有在不拒绝一切可能性的大城市里,才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大城市从不睡去,它庆典一些人的成功,容忍一些人的失败,满足一些人的索取,宽慰一些人的迷惘。他们总是忘不了《北京,北京》。他们在这里欢笑,在这里哭泣。他们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去。他们在这里祈祷,也在这里迷惘。他们在这里寻找,同时在这里失去。“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这里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只有在这里,我能最清晰地感觉到我的存在。”*摘自《新周刊》第464期——来自馆友的馆藏作者:小红帽编辑部一、无房阶级“我的办公室,在深圳一栋商住两用的公寓里。每天,我去上班。经过那个开阔的小区,都可以看到业主们在散步,在遛狗,在带娃。他们似乎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的房子,已经涨到了8万一平。他们看我的眼神,似乎略带同情。我的衣着打扮表明,我是来上班的。我不是业主,或许准确地说,我是一个买不起房的无产者。以我目前的收入,不吃不喝,也买不起这个小区的一个厕所。我何尝不希望成为他们,与他们一起散步?现在,我在电梯里,连跟小朋友打个招呼的底气都没有。”这是刘小姐的心声。在公司,她经常听到隔壁小孩的笑声。这让她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似乎看到炊烟升起,自己却是过客。她来深圳7年,一直没买上自己的房子。早几年,想与男朋友结婚,然后买房,但是,情路崎岖,走着走着就散了。今日蓦然回首,不仅爱情无处安放,房也已经买不起了。她成为了大城市里的无房者。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一翻再翻。有房或无房,已经分为了两个阶级。“我跟我的大学同学,可是走了两个极端。在毕业两年后,她嫁了个有钱老公,我依旧形单只影弄着报价单。我跟她在同一个办公室,她上班说房,我上班做表;她下班准时闪人看房,我下班继续加班;她在一旁鼓吹’谁不买房谁后悔终生’的论调,我在另一旁静静地跟别人看她笑话,她的动作像小丑一样。”“谁想得到,几年后的今天,却是她看我笑话。她七八套房在手,车是奔驰,包是香奈儿,唇膏是阿玛尼,还有其他我自己也说不上的名牌,我们原在同一起跑线,却因为房子,成了两个阶级。”最近,深圳推出的“六平方米鸽子笼”,标价88万,一度让她心里咯噔了一下。虽然荒诞,但毕竟也是一个窝啊。犹豫之际,鸽子笼已经售罄。继续漂泊。她此前最看重的,就是她的工作。由于业绩出色,她最近得到了提拔,工资也比以前增加了一些,但这对于购房而言,于事无补。最近这几个月,这种情绪达到井喷之际。上海、深圳、北京这些一线城市,楼价飞速飙升,南京、杭州等沿海二线城市的房产圈更是疯狂:土拍随随便便就达到最高限价,房企争先恐后地抢地建楼,人们恐慌式疯狂购房。这一幕有点像丧尸片。“再不购房,就要被挤到社会底层了”。这让刘小姐更加恐慌。原来想着,自己读了个不错的大学,找了份不错的工作,怎么说也不会甩到社会底层。但她突然发现,劳动创造价值的时代已经远去,大城市里无房者们以“正当工作”赚钱的速度,已经远远地被房价抛离。二、Fuk the Landlord日至今,中国楼市已经持续增长了18个月了。18个月的增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日新政出台至日新政出台。这一阶段,国家开始出台零星政策对楼市进行试探性刺激,对一线城市起到了一定的提振作用,交易量、价格开始回升。但政策效力昙花一现,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季度,尤其是2015年春节后,市场再度陷入低迷,量价都有下滑趋势。第二阶段,市场表现为“反向分化”。新政以后,政府开始加大政策调控力度,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双管齐下,降准降息频繁,信贷限制宽松,出台了一系列普惠式刺激政策,造成市场“反向分化”,即需要去库存的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越来越大,需要控制热度的一二线城市楼市反而更加火热,形成了一线城市房价升高、二线城市后来居上、三四线城市依旧萎靡不振的局面。可惜,一切都是后知后觉。我曾经在大山里跟德国人、瑞典人一起当过志愿者,给外国友人翻译墙壁上“斗地主”三个字的时候,用了三个带有强烈主观情绪的英文单词——“fu*k the landlord”。虽然粗暴,但很形象。放在现在,面对飞涨的房价,以及越来越快的时代列车,我脑海里突然再次飚出了这个词。有人说,大城市里可以粗暴地分为两个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产”,自然是房产。这条楚河汉界,只要房价变态高企一天,它就存在一天,怎样也跨不过去。著名专栏作家黄佟佟,在一篇文章《我在广州打拼14年都没买房,是理性还是傻》中反思:“在楼市面前,如果你不去玩这个游戏,你可能就放弃了阶层的上升渠道,那结结实实地意味着要承受阶层分化的结果,不仅是你这一代的,还意味着下一代的。”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也刊登了《失去奋斗,再多的房产也无家可归》一文,一时间,嘘声一片。有网友评论,“失去奋斗,有再多房产也是无家可归;可没有房产,奋斗再久也依然是无家可归”;也有段子流出,“十大兴家行为,是在北京买房,在上海买房,在深圳买房,在杭州买房,在广州买房,在厦门买房,在南京买房,在苏州买房,在合肥买房;而十大败家行为呢?别的我都忘了,只记得一点,卖房创业名列第一。”这是玩笑话,但谁都知道,玩笑折射出来的,是血淋淋的事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大城市里的无房者,叫做“X漂”,北京有“北漂”,上海有“上漂”,广州深圳分别拥有“广漂”、“深漂”。现在,这些群体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相当微妙:不留心眼,辛辛苦苦积攒的资产就会在瞬间缩水;不留心眼,兢兢业业工作的价值就在资本打击下即刻归零。时代的凶险,让无房者愤怒、无奈,但除了情感宣泄,逐步被“屌丝化”的无房者还能做什么?实话说,“奋斗文”主笔拟的标题是很好的,带有一种暖意,然而细细品味就会发现,那种暖意,似乎在现实世界中难觅踪迹。或者评论的作者本身也不认为,老老实实工作、朝九晚五就能保证安居了。同样在互联网流传的,是2000年港剧《大时代》中一段话,出自大反派许文彪之口:我不是没有尝试过,我尝试安分守己,拼命干活!挣那么一点钱,我试过!但是外面那些人,外面那些人!他们懂建筑懂盖楼么?他们只是拿一点点钱出来,花一点点时间,把房价超高不断地赚大钱!这叫做公平么?你去问问他们!随便问一个人!问问他们需要些什么!他们的答案很简单,他们只想要意见普通很普通的房子!为什么他们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供意见房子呢?因为是那些有钱人在耍他们!越有钱的,就越玩得起!这个世界公平吗?这个世界公平吗?!三、投身于泡沫的人们我跟一些没房的朋友拉了个群,房价的问题在那个群里很热,大家叽叽喳喳地讨论了一堆,我从那一堆里,大概地总结了无房者的三大尴尬——1.在城市中的自卑感。尤其是单身女性,八卦的邻居总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她们,猜测她们是做什么工作,同样也猜测着她们为什么男男女女住在一屋。2.无家可归的不安全感。有可能碰上一个极品房东,且不说水电物业上随随便便坑你一把,租期更是说变就变。比如我一个同学,他刚搬进要租一年的屋子三个月,房东就告诉他,他儿子很快回国,这房子要给儿子,让他半个月之内搬走。虽然他最后拿到违约金4000,但那种突然无家可归的感觉真的让他毕生难忘。3.刚需绑定的无力感。房子是稳定的象征,但中国传统和“特色政策”将这份提前并且放大——房子在现阶段并不是刚需,但是婚姻、二代教育等真正的刚需却与房产牢牢绑定。从结婚到生娃,每一项人生大事,在中国传统中,都一定牵扯到房子。不买房,难道不可以么?很遗憾的是,哪怕克服了以上第一点,但第二点、第三点依然是难关。尤其是与房子相挂钩的户籍政策,是房价坚挺的原因所在,也是强迫青年买房的现实困境。林先生是杭州房产圈里的人,他说:“我知道,现在的市场根本不适合购房。圈里的专家都在说,今年年底,房地产市场就会降温。但在中国房市,什么判断都像玩笑,我慌了。”准备结婚的他,是真的需要属于他的房子,但事与愿违。“整个买房的过程十分恐慌。我交了五套房子的意向金,两套房子都被别人抢走了,另外两套房子谈判到最后业主没有诚意卖。其中一套房子,看房的时候业主当场就提价,但是排在我前面那个意向购房者还是接受了。”这一切,就像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根源,来自于人们对自身资产贬值的恐惧。通常认为,过去的10年中中国房价的上涨与城镇化有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二线城市财富大量积累,吸引力增强,大量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导致城市房屋需求增加,房价自然看涨。然而,这套理论已经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否定。2014年开始,全国经济走势面临越演越烈的下行压力,城市内的房屋供给也逐渐饱和——据统计,全国范围内已建成和在建的住宅远超人们的当下需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按照上面的逻辑,原本应该降温的房价,依旧持续走高。而在房价持续走高的过程,新的财富并没有被创造,正在发生的,仅仅是财富横向流动。资产遵循着马太效应从两条路线流动,从穷人到富人,从非一线城市到一线城市——这是一场有产者对无产者的资产掠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发展到2015年,已经基本完成中期目标。大量制造业、工矿业等实业企业,进入产能过剩的阶段,这些企业开始大批撤离。这些掌握大量资本的企业,最害怕的是自身资产的缩水,所以在下一个投资势头明朗之前,会积极地寻找有效的保值手段。每个老百姓都知道,通货膨胀会让资产迅速贬值,当人们要对自己的资产保值,会选择购买具有天然货币属性的黄金,以保障自己的资产不会在通胀过程中瞬间一文不值。而现在,房产逐渐资本化,一、二线城市房价可观的增幅更超过黄金预期,因此,积极寻找保值手段的资本大佬看向了房市。于是,2014年末以来,大量资金从实业退出,涌入房产市场,地价升高,而后拉升房价。之后,本身身处非一线城市、拥有多套住房的投机者,敏锐地捕捉到大宗资本的走向,纷纷快速动手,抛弃非一线城市的房产,转手将一线城市住房紧握在手里。这一买一卖,促使资金从非一线城市流到一线城市市场。从企业资金,到投机者资金,大量资金涌入以一线房产市场,房价再度被大幅推升,导致本身当地工作的无房者资产被无限挤压——这让大城市的无房者陷入双重恐慌:一是刚需无法满足的恐慌,二是有房者资产的急速增长,而自身资产相对急速贬值的恐慌。就数据而言,中国现阶段的房产泡沫已经超过当年的日本。“当你无法知道房价泡沫什么时候破灭的时候,最好的、不被泡沫抛弃的方式,就是参与到这个泡沫里面来。”这是吴晓波说过的一句话。四、那些依然自信的人们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最新报告显示,2016年8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2270元/平方米,环比上涨2.17%,涨幅较上月扩大0.54个百分点。从涨跌城市个数看,68个城市环比上涨,29个城市环比下跌,3个城市持平。与8月相比,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增加2个,其中涨幅在1%以上的城市有36个,较上月增加7个。2016年9月十大新建住宅价格指数(按环比涨跌幅排序)数据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根据对北京等十大城市主城区二手住宅的活跃样本调查,2016年8月,十大城市主城区二手住宅样本平均价格为34388元/㎡,环比上涨1.34%,同比上涨21.54%。2016年9月十大城市主城区二手住宅价格指数(按环比涨跌幅排序)数据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这说明,大多数的无房者都在咬紧牙关,打算用自己一辈子的钱,投入到红红火火的房市之中。其中,在深圳知名投行工作的吕先生,也将买房,但他却有自己盘算:“现阶段的房产是泡沫,谁都知道,但如果我什么都不做,错过了这场泡沫,我的资产也将被动地严重缩水。我们知道,支撑房价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经济增长,二是信贷增长,三是调控政策。今年的一线城市的房价一路垂直上升,楼市发烧导致政策收紧,一线城市限购升级,在一线城市买房,简直天荒夜谈。然而,一线城市的余热必定会向外辐射,所以,一线城市的周边城市群,必然是第二个发烧地。”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刚在广州南沙给了首付的陈先生,他说:“我在珠江新城(广州CBD)那边工作,从南沙到我工作的地方开车要40多分钟,但我依然买了,因为我看好这南沙的发展。不论是配套设施还是教学资源,日后都将逐步完善,这是块会升值的土地。现在房价一万多,我觉得可以承受得起。你要我把钱砸在市中心那一带,4、5万一平米的房价,升值空间究竟还有多少?我自己拿不准,当然也买不起。”有相信自己眼光的买房者有之,坚定地不在“泡沫”中嬉戏的租房客也有。在北京从事IT工作的David面对自己的刚需,就决定租房到底。他说:“我看了下附近的房产中介,140平米的房子,总价1250万元,租金17000元/月,租售比1.63%,一个人手头有1250万元的现金,那么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每月可以拿到4万元-5万元,覆盖租金后还有很多的剩余资金,也就是说,租房相比买房,可以额外获得不菲的现金流。再者,房租是会涨,按照经验,每年大概会有10%左右的涨幅,但真的仔细计算,比起房价,你就会发现房租上涨的空间根本不算什么。至于婚姻什么的,坦白说,不结又如何。”五、天无绝人之路在房价面前,大家都说“无房者”是盛世之下的蚁民,蜗居6平米似乎已经是最大的恩赐。然而他们好像忘记了,正是这些蚁民以服务、技术、专业技能等“生产”了这“盛世”。大宗资本拥有者对盛世的动向有绝对控制权,但“蚁民”每一次,都能绝处逢生。“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时代的凶险一目了然,但有危就有机,所以,这房价大混战的时代,也是也是最具机会的时代——财富正在急速地分化。除了面上的两条遵循马太效应的大资金流向以外,一些小的资金流也在发挥着作用——在一线城市周边城市群择优选购的吕先生、根据政策预判购买中心城区以外地区的陈先生,都是鲜活的例子。财富与权力的世袭,决定的只能是起点。对房地产行业深有研究的学者童大焕讲的,“财富,控制在无形的头脑和观念里,由智慧决定而不由权力和世袭决定。虽然出身低微的人很不容易敞开心灵接受新事物,但一个家族、一个圈子、一个群体中只要有人一旦敞开心灵开放观念正确且果敢行动,就容易形成正向的示范效应,从而带动大家一起成长进步。”无房者要让自己的资产不被贬值,就要以开放的心态,接纳现存的事实,积极运用自己的综合知识,瞄准一个方向——购买不动产也好、自我技能增值也好——奋力拼搏。只是记得,别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因为穷途末路,都是因为没PlanB。一位80年代来深圳闯荡的老企业家,对着小红帽编辑部成员说了一番话,可供你我共勉——“60年代我们挨过饿,70年代下过乡,我们都快绝望了,但80年代我们看到了希望。90年代初我们很迷茫,是小平的南巡讲话振奋了我。过了几年我发了,去了香港,后来非典时,受到了打击。可是,我此前的一个港股,突然又涨回来了,我晚年又有了保障。天无绝人之路啊。哪怕是屡败屡战,但我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跟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那点困难又算什么?年轻人不应该轻言放弃。古人说得好啊: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自馆友的馆藏作者:邝新华青年选择进城,需要很大的勇气。少数人追求理想,大多数人为生计所迫。当他们走出这一步时,带走的不仅仅是几件衣服,还有整个故乡。北京人把北京以外的人称为外省人,上海人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北京、上海是最能体现中国城乡差异和歧视的地区,这种差异与歧视包括求学、就业、生育、社保、买房、购车,等等。北京爷们、上海土著的优越感从何而来?外省青年为何没有归属感?是什么阻止外省青年在大城市扎根?著名外省青年罗永浩生动地描述过他们家的进城之路:“1984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那时候延吉只不过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地方,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都市。我永远都记得之前哥哥告诉我延吉市共有26所中小学给我造成的震撼。'你知道延吉市总共有多少个中小学吗?’进过城、见过世面的哥哥对着只知道胜利、前进、建设、光明的乡下弟弟牛逼哄哄地说:'傻逼,我告诉你吧,一共有十三中、十三小,你就算去吧!’”从孙少平到罗永浩,从罗永浩到凤姐,一个个由平凡而成功,由默默无闻而声名鹊起,勾画出中国式“外省青年”的进城路线图。曾经,他们是“打工仔”“打工妹”“外来务工人员”“杀马特”“凤凰男”“蚁族”“地下通道歌手”,现在变成了“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新广州人”“新深圳人”,甚至是“新纽约人”“新伦敦人”“新巴黎人”。然而,“外省青年”的身份焦虑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永远挥之不去。罗永浩的进城路也不容易。“来历不明”“形迹可疑”的外省青年青年选择进城,需要很大的勇气。少数人追求理想,大多数人为生计所迫。当他们走出这一步时,带走的不仅仅是几件衣服,还有整个故乡。每次我们填一些莫名其妙的表格时,都会发现有一栏写着:籍贯。这是一个尴尬的词语: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籍贯;它跟我们所填表格要申请的诸如入党、找工作、出国签证、嫁娶殡丧等事宜,似乎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籍贯是什么。词典解释为:祖居地、出生地,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籍贯是古代政治术语,在一个宗族管理的社会,你在外省杀人放火了,官府会追到你的籍贯地去。现在,籍贯的功能被户口取代。户口捆绑着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政治和经济关联,它连结着你分的田地、你的医疗保险补贴、你孩子高考的所在地,以及你被投票选为人大代表的权利。当一个人扔下所有这些不要,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从零开始时,就成了最早的“飘一代”。2016年8月《今日悉尼》报道,一澳洲人在电台节目上把中国户口解释为“一个县/市里发的护照”。费孝通把这种脱离籍贯地而成为外省青年的过程,解释为从血缘社群发展成地缘社群。“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但是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的人物”,“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费孝通这样形容这些跑到别的地缘去的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这个刻板印象一直维持到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此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有了新称谓: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以及流动人口,等等。进城务工人员“漂”在城市,回家的路也很艰难。图/纪录片《归途列车》中国人进城要过五关斩六将每一个外省青年在第一次跨越省界的瞬间,都有一个美好的憧憬,有些甚至是野心。他们不满足于青山绿水,他们要在新中国更中心的舞台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从小城挤入省会,从省会挤入北上广,从北上广挤入世界的中心,这是每个“外省青年”的灼热梦想。然而,当他们来到了原以为的中心所在,却发现有许许多多不可逾越的门槛。一套城里的房子是外省青年最急迫的理想,除了倾三代之力在城里买到房子的人,72%的流动人口家庭租房而居。最难的是户口,一个安徽来京在通州买了房子的年青人遇上一次人口普查,才发现自己必须要去办一个暂住证,他自嘲道:“我要暂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这一点尚不如商业繁荣的宋朝。宋朝的城市里也有很多外省青年,在建康府(今南京市)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但宋朝的户籍管理规定:只要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称,就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的参加比重均不超过30%。仅有51.3%的流动人口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超过30%。在中国,从一个十八线小镇青年成为一个立足一线城市的外省青年,需要跨越无数道门槛,过五关斩六将,有些甚至需要运用无数种正当与不正当路径。亿万鲤鱼逆流而上,最后能跃过龙门的只有少数。我们永远摘不掉“外省青年”的帽子专栏作家许知远在《外省青年》中写道:“对这一代来说,我们都是'外省青年’,我们的家乡是北京的外省,中国又是世界的外省。那些克制灼人欲望的道德规范、生活习俗、家庭教养,早就被各种政治与社会运动摧毁,只有各种欲望——权力、金钱、名声——驱使我们向前。”永远摘不掉“外省青年”的帽子,是外省青年最大的心结。这在社会学家看来是阶层认同感的问题。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了一项阶层认同调查,4759个城乡青年(18—40岁),认为处于社会下层和中下层的人比例最高,占34.5%和28.4%,自认处于中层的人占28.3%,自认位于社会中上层和上层的人只有2.4%和0.2%。社会学家杰克曼夫妇认为:“阶层认同,是社会态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新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更多是建立在阶层认同的基础上的。”有怎样的阶层认同,就有怎样的社会态度。社会认同低的人容易成为网络暴民,社会认同高的人会代表亚洲向奥巴马问问题。阶层认同的另一个侧面是城市认同,正如你问一个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白领青年在哪里住,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北京。新莞人、新北京人、新上海人的称谓,已经给外省青年准备好,只要你积分够,或者有足够的财力买个户口。即使真在北上广买到房子,每当医疗保险、购车买房、上学出殡时,突然发现自己没有户口,要去办居住证,这时才猛然惊醒——原来我一直漂在这个城市。*摘自《新周刊》——来自馆友的馆藏作者:马立明一、有一天,我在深圳一高校的教学楼门口等人,无意中听到一个女孩在打电话。她很激动,声音有点大,近乎竭斯底里,我不想听都难。“再不买房就买不起啦,一年一个价!你说等等等,结果等到现在,房价涨了多少!”她连珠炮地说着。电话那头,可能是她的父母,也可能是男友。总之,是要出资给她买房的人。沉默了一下,她说了一句让我很难忘的话,“那好吧,死心吧。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然后,她挂掉了电话,抽泣着,转身离去。校园早已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了,大学生会考虑以后的事:毕业以后怎么办,去哪里工作,开展怎样的人生。但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在深圳,房价动辄6万以上,而且还在不断攀升。这意味着,如果不及时买房,可能就会被抛到社会的底层。这个女孩与对方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赶紧买房。她当然也希望赚几年钱,但是,时间不等人。最后的结果显然是,对方拿不出这笔钱,并劝她死了这条心。我想安慰她几句,但也是不知从而说起。犹豫间人已走远。青年人还是喜欢这座城市的,她充满活力和机遇。但是,这一波的房价飙升,真的让全世界目瞪口呆。2015年3月之前没买房的人,现在很多已经望楼兴叹了。而且更纠结的是,人们都看好房价还要再涨,这时再不上车,之后就永远别想上车了。刚需们陷入了恐慌。让我更觉痛心的是另一句话,“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听起来无比残酷。以前说,读书改变命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可以向更好的地方流动。不知这位姑娘从何处来,但寒窗苦读十年,还不是通过考试,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么?她与万千拼搏者一样,希望成为“新深圳人”。但是,现实告诉她的是,哪怕她考上了这里的高校,哪怕找到了月薪过万的工作,她依然很难留在这里。她最后的命运,或许仍然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深圳有个口号,就是“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对于广大来深建设者而言,很暖心,但是,现实却很骨感。一是房价,手中没个几十万,首付都交不起。二是房租,现在的房租已经动辄三四千。如果收入没有个七八千,真的活不下去。在深圳建立特区36周年之际,“华尔街见闻”一篇文章写道,“深圳已经悄悄对青年们关上了门”。还有一篇财经评论说,“房价这么高,说明社会病了”。二、在这所高校中,也有一些开跑车上学的学生。这个人均收入在国内名列前茅的城市,有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的子女,早已经衣食无忧、住房无忧。他们的生活,就像是电影《小时代》的现实版,名车豪宅,男欢女爱,当然也有一些正能量的部分,比如实习、打工、创业。我认识其中的几位,他们很优秀,打扮很得体,也非常有礼貌。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对于那位哭着打电话的女生,他们是很难理解的。虽然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但出身已经注定,鸿沟已经注定。富二代们或许觉得留在深圳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那位女生恐怕倾尽一生都难以做到。这与成绩无关,这与奋斗无关。这一代人与我们当时最大的差别是,过早地看到“鸿沟”的存在,过早地认知到世界的不公。在互联网的世界中,一切都那么清晰、现实、残酷,他们或许会很早就失去了奋斗的信心。我和女生一样岁数时,依然相信“天道酬勤”。除了日常的学业外,还死磕了一堆考试,比如BEC、托业、司法考试、计算机等,后来还丧心病狂地考研、考博。为了找个好工作,拼命地给报刊写稿子,争取多发表些作品。尽管很多努力“然而并没什么卵用”,但在当时看来,我至少还有奋斗的目标,还有奔跑的方向。今天,很多孩子已经选择了“葛优瘫”,对奋斗也失去了兴趣。就像那个女孩,感觉她已经缴械投降了。以前,年轻人动辄说“葛优瘫”,是要被批判的,但今天,也不知怎么回应了。因为到了今天,我们的价值观确实不断被颠覆。《人民日报》那篇《没有奋斗,房子再多也无家可归》,很快就遭到了全网的集体抵制,一些顾左右而言他的鸡汤体,今天已经失去蛊惑力。我曾读过一篇文章《大城市中的无产者》,其中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一位毕业没多久的姑娘,她的公司在一栋商住合一的大楼。每天她都要穿过小孩玩耍的院子,进入她的那家隐匿在居民楼里的小公司。她有种难以言状的自卑,觉得业主们看她都有一种异样的眼神。在电梯里,一个牙牙学语的小朋友喊姐姐,她都不敢回应。那一刻,她的感觉是“无地自容”。有房者与无房者的鸿沟,显而易见。确实,一些奋斗者,越是奋斗,越是窘迫。三、“代际战争”,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日本。一代人成为另一代人的敌人,互相打压,互相倾轧,互相掠夺资源。当时,二战后出生的“团块世代”,成为经济复兴的主力。他们经历过萧条、贫穷,长大之后在各行各业独当一面。他们无疑是骄傲的一代,也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代。但是,他们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下一代人成长的阻碍。出生于70年、80年的日本一代青年,从小生活富足,没有经历如“团块世代”那样的困苦,也缺乏那种斗志。而在社会资源的争夺战中,追求个性解放、多元发展的他们,很快就败下阵来。90年代的日剧中充满了这样的剧情:白手起家、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威严父亲,以及不争气的、追求自由生活的儿子。两者在关于学习、就业、爱情的观念上出现了巨大矛盾。生活在繁华都市的日本年轻人,表达出了对钢铁森林极端的反感与厌恶。因为父辈的成就已经不可能被超越,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难以接手的摊子。日本90年代的金融泡沫破灭,经济进一步恶化,青少年一代变得厌世。他们重新思考,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到底错在哪里。这也可以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目前,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代际战争”也不再少见。有人指出,中国最近工业化发展的路径,多少有点接近于日本80年代的阶段。激烈的市场竞争,就连中年人也有点吃不消,那么90后的处境更加难受。据我所知,不少单位遵循着“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新人的福利减少了,不仅提不起干劲,而且对前辈也会产生敌意:凭什么你的工资比我高那么多?当然,这还不是最绝望的。不少中年人已经买房,而且手中不止一套。一些中年人,光是靠房租,就有上万元的收入。记得有一次,在部门一次饭局上,几个师奶的话题是,“XX楼盘的房价涨了一倍”,“XX楼盘买亏了,才涨了一半”。一个没买房的小男生,实在听不下去了,跟我说,“出去来根烟”——可他平时不抽烟的呀。四、所谓的“代际战争”,更多是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层面。对于新一代而言,他们要在“传统战场”上获胜的几率微乎其微,所以,他们只能转移战场。目前,互联网是他们的新战场。在这一领域中,他们看到了获胜的可能。至少在创业潮中,还存在着很多空白区间,这是新的机会。一些年轻人看到了未来的曙光。更重要的转型,在于三观的重塑。就像工业主义时代,人们重视的是钢铁产量和铁道沿线,认为这是衡量国力的首要标准;而在后工业时代,信息的传播和概念的生产则成为国家发达的标志。用一套全新的生活方式推翻此前的逻辑,或者是青年们突围的方式。至少,对狭义成功学的否定,对传统婚姻观的否定,对填鸭式教育和唯成绩论的否定,都体现了这一点。该过怎样的人生,是否存在着多元的价值观,所有人都比以前想得更多。在这里,我没有鸡汤,也不知怎么劝慰那些失望的青年。我只是想说,在日剧中,最后获胜的都是看似不靠谱的儿子,在价值观上战胜了死板的父亲。观念的更替总会到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你有选择不接盘的权利,你有重新制订游戏规则的机会。其实,知青一代,不是与“左”斗争了好多年,才争得改革开放的机会的么?如果他们当初没有抗争,最后能获得财富的积累吗?不要再说“社会病了”,古今中外,哪个社会没病?哪怕房价再贵,脚也是自己的。“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这话没有道理。希望前文的那位姑娘,勇敢地留在原地。——来自馆友的馆藏作者:叶克飞在大城市打拼还是回小城市过相对安逸的生活,这是一个近年来始终争论不休的问题。可是,它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吗?几年前的一天,我去某地开一个无聊的会。入会场前,我顺手在副驾座位上拿了本杂志,其中有一篇刘大任的《柏克莱那几年》。幸有此文,让我不至于选择早退。上世纪六十年代,刘大任从台湾去美国求学,恰在柏克莱遭遇了自由言论运动风潮。最终,他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成为了“乌托邦的寻找者”。尽管刘大任的左翼思维与我并不相投,但不妨碍我被其文字打动。这位如今已垂垂老矣的小说家写道:“也正是直接参与运动的亲身体验,因‘柏克莱人’而感染的 ‘寻找乌托邦’旅程,接受了残酷考验,所有事业梦想全部报废,学位自动抛弃,人生大转弯,甚至对人性的本质产生了难以解决的怀疑,然而,直到今天,扪心自问,没有一丝一毫后悔。”他还写道:“对于今天十八九岁的大孩子,我还是可以问心无愧说这句话:任何机缘,当乌托邦出现在你的人生轨道上,即使玉石俱焚,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人活着,不为这个,为了什么?”他还提到了有名的《呼伦港宣言》,开篇是那个着名的句子:“我们这一代的人,孕育于至少是相当舒服的环境,安置在各地的大学殿堂里,不安地看着我们继承的世界……”这多像个预言,如今的中国年轻人,不也是身处一个“至少相当舒服的环境”,但又不安地看着这个世界吗?只是,比起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如今的中国更加物质化,甚至使得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屈从于生活压力。但反过来说,如今这种琐碎的物质化生活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在旧日的风起云涌面前也注定是小儿科。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能为“寻找乌托邦”放弃一切的人,那么“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式的问题根本不值得一提——如果你能听到并听从内心的声音,任何问题都不是大问题。大城市和小城市都有显而易见的优缺点:大城市生活丰富,工作机会多,如果是非体制内领域,还相对更注重能力,尤其是在创意产业、科技产业等上年纪的人基本无法进入的新兴领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重业务多于重人际(但人际同样重要)的氛围,缺点是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小城市生活成本低,日子相对安逸,但工作机会少,又普遍是人情社会,任何事都得靠关系,又因人际关系复杂,隐私空间常被侵犯。这些优缺点并非绝对,它往往会随着个体自身的特点而转化。比如在家办公的自由职业者,工作主要依靠网络传递,那么小城市的低房价就显得诱惑,但如果他又特别喜欢丰富的生活和多元的资讯,那么大城市的高房价也不会阻挠他。正如有人所说,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许多过来人见到这句话,会不屑地说一句“图样图森破”,告诉你这种想法实在太不成熟了,因为许多事情不是想想就能实现的。他们会摆出各种大道理,列出一连串的“反面教材”,告诉你若不循规蹈矩,人生将会如何悲惨……可是,如果你连想想的勇气都没有,你又能实现什么?在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问题上,我的感情一直倾向于前者。当然,我并不是认为大城市一定比小城市好,更不是说年轻人必须要选择大城市,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在这个选择中,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倾斜的,前者的生存压力更大,也因此更需要勇气去承担。而遵循内心的勇气,不但是我自己缺少的,也是我喜欢并尊重的。对于逃离大城市的年轻人,我同样尊重,因为他们尝试过。对于选择小城市安逸生活的年轻人,我也并不反感,因为那也未必不是遵循内心的选择。我唯一不能认同的,是某些人对打拼者的嘲笑,以及庸俗化的论调。我见过不少世俗眼光中的失败者,虽然我并不认为那是失败,但他们无一例外遭遇了嘲笑。比如有人被迫从北上广回到家乡,就有一些这辈子未曾离开家乡的人嘲笑他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当然还少不了“早说过这条路走不通”之类的论调。还有一些人正在大城市里打拼,可逢年过节回到家乡,就会成为七大姑八大姨的谈资以及被训导对象,告诫你生活应该如何安守本分,结婚生子再去考个公务员才是世界上唯一的人生标准。我甚至认为,正是这群人的存在,才逼得许多年轻人背井离乡,宁愿在大城市孤独打拼,也绝不回来。没错,大城市里有许多平凡的打拼者,终其一生也无法跻身这个城市的上游,他们甚至买不起一套小房子,终日为温饱奔波。但谁有资格嘲笑他们呢?没有人可以。正如毛利在《普通女孩,就该滚出大城市?》中所写,“为什么一定非要成功、出色,才能留在大城市?为什么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自由选择去留,她永远都该仰仗别人的意见生活吗?”在中国人的人生选择中,女性比男性的空间更为狭窄,没在三十岁前把自己嫁出去仿佛是一条死罪,结婚后没生出孩子来同样是死罪。在毛利笔下,“这些美剧的忠诚东方女性观众们,并没受到多大的感召,她们在爸妈的房子里看着别人为所欲为,一点不为之所动,因为世俗说,大城市的荣光并不属于她们。”一个社会对女性的苛求与偏见,意味着整体价值观的缺陷。女性遭遇苛求,男性同样不会好过。认为女性留在小城市安于现状就是最好的七大姑八大姨,同样也是逼婚、逼考公务员的主力,她们的逼迫对象其实不分男女,这也许是小城市最让人窒息的一面。我有一个朋友,不谙世事,不善交际,有一份稳定工作和中等收入。与许多独生子女一样,她在父母支持下买房买车,一个人住着140平方的房子,每日按部就班地开车上下班,不知不觉年过三十。也是在三十岁这一年,她放弃了这一切,选择北漂,租房、挤地铁……当然有人会说她傻,可她却比以前开心多了。她离开这个小城的唯一理由是孤独,同时,她又不愿像长辈们所说的那样,随便找个人结婚生子告别孤独——那样的话,也许会更孤独。在某些人看来,这种孤独似乎有点矫情。他们还会搬出“适应社会”这一万能法则,告诉你这是你自身的问题,你要改变自己,释放自己,接触社会,就能有更广阔的圈子。可是,这个说法从根本上抹杀了人与人之间原本就具有的差异,忽略了人的个性。就好比看电影,看特吕弗和费里尼的人跟看《小时代》的人很难有共鸣,你不能强求其中一方迁就另外一方。价值观的差异也与身份、地位无关,即使都是高学历,即使都有体面的工作,但一个读哈耶克、萨义德和《古拉格群岛》的人,又怎么可能和一个除了课本再没读过其他书的人有心灵上的契合呢?在人际交往上,我们最多只能做到礼节上的互不侵犯,但越是交心,越不可能越过价值观的差异。因为价值观而造成的孤独,无法因为自身的改变而缓解。而且,即使改变,也只能就高不就低,也就是说,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去适应别人的高度,但无法刻意拉低自己的智商,去迁就比自己更平庸的人。在男权社会里,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能力的女性,更容易在小城市里感受到这种孤独。工作没有挑战性,缺少有共同话题的朋友,找不到看得上眼的男人,还要因为没拍拖、不结婚和没生孩子这样的事情被当成异端,这已经不仅仅是孤独的问题,更关乎尊严的丧失。所以,一个人越出色,小城市的面目就越可憎。别说那些内地封闭小城了,即使是东南沿海的富庶地区,即使距离港澳仅仅一两个小时距离,小城市仍然只是小城市, 你依然要忍受以下这些事情:同样的杂志和电影,比广州深圳迟一个多星期上市和上线;你还是得自己开着车跑去大城市看话剧和演唱会;老一辈永远关心你为什么大学毕业了还不拍拖,二十五岁了怎么还不结婚,结婚都一年了怎么还不生孩子;如果你没考公务员,某些人更是会替你痛心疾首;即使是年轻人,也往往早早老去,坐下来就跟你谈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经,见到育儿和养生讲座就像打了鸡血;许多你的同龄人,有着高学历和体面的工作,可家里没有一本书,你们永远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在事业上,你不能靠创意打动客户,跟人搂着肩膀忍着满口酒臭气称兄道弟干上几杯也许更管用……有时,我甚至会有这样的错觉:能忍受这些,简直需要比在大城市打拼还要多万倍的勇气。当然,后来我明白了,这不是勇气,而是妥协和懦弱。大城市当然也存在这些问题,但你起码有躲开的几率,如果你有足够能力,还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故乡在一个内陆不发达省份的小城,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死也不会回去的,因为我不想在二十多岁时看到自己六十岁的样子。”因为,在那样的小城里,除了公务员、国企、学校、医院之外,你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用可以在老家买别墅的钱,供了一套北京的小房子,然后告诉我:“房子再小,也是我买的,路再难,也是我自己选的,这样的话,谁也没有借口来干涉我的生活。”我知道,这就是勇气。它似乎可以回应某些老人的另一种荒谬论调(也许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听闻的最荒谬论调)——年轻人选择大城市是一种逃避,比如逃避生活的责任和传宗接代的重任等。且不说年轻人选择大城市大多有着理想和追求的因素,即使真的是逃避,我也建议持此论调的人先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人家甘愿放弃安逸,以孤身去大城市打拼的代价去逃避你以及你所期盼的那些东西,是什么让你和你的期望比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激烈竞争更恐怖?很多时候,我们都过早老去,然后定义生活。比如认为房子车子和金钱就代表生活的全部,认为别人也应该这样想,否则就是不成熟不知足,或是以过来人的姿态强调平庸的可贵,把“平庸”等同于“平淡”。可是,许多人未曾想过,你认为好的未必是别人想要的,我们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于人,未必是关怀,而是侵犯,不管你是否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这样的事,在这个国家固然随处可见,但小城市似乎更明显一些,同时让人无处可躲,也无从辩驳。越是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生活的人,越是庸碌无知的人,越喜欢嘲笑那些有勇气去承受压力的人。不够现实的乌托邦,总会引来嘲笑。但是,如果你现在二十多岁,你是希望看到一个乌托邦,还是看到自己六十岁时的样子?——来自馆友的馆藏作者:闫涵妈妈小树说:刚来北京的前几年,我同所有“新来的”外地人一样,喜欢抱怨着北京的雾霾天、拥挤的地铁、贵的离谱房价,对于这里,我没有归属感,心里始终都认为自己不会在这里长久的待下去。但是,现在,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城市,因为它的真实。虽然它很残酷,很现实,但是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也承认我们的努力,逼迫我们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不只是北京,在大城市里,我们的孩子住的房子可能比在小城市小了点,但是他们能享受更好的资源,视野变得更开阔,他们有机会拥有更多的体验、更开放的教育方式。如果我的努力,能让孩子未来拥有更高的起点、更多的可能性,即使困难,我也愿意坚持下来,努力融进这个城市。和朋友一起吃饭,对方本地人,聊着聊着她冒出来句:“问你个问题,你别生气呵。”我说:“想问我为什么我租住着逼仄的隔断间,吃着几块钱的方便面,加着没日没夜的班,还不愿意离开北京吗?”其实,已经不止一个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网上也经常有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口水战,极端的本地人会骂“我们不需要你建设,滚回去建设你的家乡去”。本地人觉得我们抢占了他们的公共交通资源、教育资源等等,外地人觉得政策都在鼓励我们来大城市奋斗,凭什么你还说三道四。立场不同,无关对错。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自己要死皮赖脸留在大城市。大城市意味着更开阔的眼界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对于课本里的“红灯停,绿灯行”,根本理解不了怎么回事。因为当时全县只有一个交通岗亭,而7岁的我从没机会去县城。小学作业本,关于班级描述,前面一栏是:×年级,后面一栏是:×班。当时我那个小学只有六个班,小学一二三四五年级,外加一个育红班。所以对于后面的“×班”,百思不得其解,去问代课老师,他也不知道,就跟我说:不用填。当我再三追问,只有初中毕业的代课老师急了:“别人怎么不会问这样傻问题?就你事多。”小时候,我养成了较好的学习力,但写作之外,像音乐、绘画这些领域,因为父辈都没有机会了解,所以我根本没有机会尝试。而我老公因为生活在北京,高中时除了学习,还可以打球、旅游、聚会,而且早早接触了计算机。而我的高中,从早上六点多早读开始,一直到晚上九点半,都处于学习状态,而且五个周才休息一天半,所有学习都围绕着高考的五科进行。我和他之间的差别很大。可以这么说,学习之外,大城市的孩子还得到了充分的兴趣尝试,而对于小地方的孩子来说,他们没有机会尝试更多。比如公司组织年会,老公上台当个主持人可以落落大方,而我当众发言会紧张的要命;比如他嗓子一般,因为经常去ktv,踩上节拍没一点问题,而我因为缺乏煅炼只敢唱自己最熟悉的那两三首。一个人的成长,有些可以通过后天的修炼来弥补,但有些无论长大后怎么努力也无法达到想要的境界,因为原生环境的影响巨大到无法想象。最近我在为孩子择园,当北京这边的幼儿园都在讲究蒙台梭利教育、华德福教育、正面管教理念时,老家的幼儿园多数停留在唱唱歌、跳跳舞的阶段。这不是说简单不好,但如果有机会让孩子体验更多、更开放的教育方式,他们的人生不是有了更多的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性格的养成,无论身在大城市还是身在小村庄并无二致,父母是不是成熟豁达、是不是关系融洽才最重要。但在原生家庭之外,如果拥有的资源更丰富、受到的教育更先进,孩子的身心发育才有更多可能。让自己和孩子拥有更开阔的眼界,是我留在大城市的原因之一。大城市意味着更多的公平在逃离北上广的大潮中,面对大城市的高消费、高房价,身边的同事、朋友,也有选择离开北京的。但有些人在家待了没多长时间,又回来了。他们当中有的去了二三线城市,却发现那里的楼价也要2万左右一平,空气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新鲜,上个班公交车也是要等几辆车能上去。有的去了老家县城,却发现即使自己想建设家乡,家乡也不一定欢迎自己建设,而且最常见的模式是:有在好单位工作的父母,就有在好单位上班的孩子;有做着好差事的亲朋好友,就有做相关好差事的亲戚熟人。在那种人情至上的环境里,想凭一己之力闯出一片天,很难很难。同事的老乡小Z,工作一年后,不愿意做蚁族,放弃当时月收入8000的薪水,一腔热血回到家乡。进入当地一个工厂,名义上是电脑技术人员,干得最多的就是帮大家装装程序、下载下载文件,工资从8000降到3000出头——在那个人均收入2000多的地方,这个收入令人羡慕。很快,小Z就意识到,如果继续做下去,整个人都废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周围人贪恋眼前的安稳时,你整日抱着编程书学习,会被认为是异类。于是,他又逃回来了。他说:“在北京虽然辛苦,但起码可以想学习就学习,想跳槽就跳槽;网上买几本书,当天就能收到;我可以不断尝试,看看自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只要努力,我的技术是不断更新的,我的薪水是不断攀升的,我的成就感是存在于每天的工作中的。”很多人喜欢大城市,就是喜欢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吧?在大城市,即使进不了铁饭碗单位,只要自己努力,一样有生存的资本,因为这里有无数平台供你选择、有无数机会等你去竞争,更适合无爹可拼、无脸可拼、无钱可拼却心怀奋斗梦想的人。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努力他耳濡目染,更容易养成积极、乐观、向上以及为自己人生负责的性格。大城市意味着更高的起点、更多的机会这一点,在我和喆爸身上的体现也很明显。我英语是哑吧英语,一开口别人都能当笑话听的那种,初中老师发音就不准,基础打得太差。而喆爸的初高中英语老师都科班出身,他的听力也得到充足培养,大学时又兼职带过幼儿园小朋友的英语课,现在教孩子口语完全没问题。在小城市,图书馆要么没有,要么有也是形同虚设;报刊亭极少,电影院也更新不及时。而在大城市,有最好的图书馆、最好的电影院、最高规格的剧院、隔三差五上演的儿童剧……如果说前者是文化沙漠,后者就是文化绿洲。朋友D出生在甘肃的一个小城,那里没有西餐厅,年前她姐家10岁的孩子来北京玩,终于吃到比萨和汉堡。当D家4岁多的孩子自如地用刀叉吃饭时,姐家的孩子却手足无措,不知餐具如何使用。垃圾食品,值得炫耀吗?就健康而言,当然多吃无益;但就见识而言,多接触不同品类,多了解不同流派,多体验不同的生活,绝对值得提倡。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份见识,都会成为他自信的来源。另一个朋友,也是农村娃,在北京买了房子后,接爸妈来北京。带爸妈参观一景点时,妈妈随口吐了一口痰,被几个本地人好一通数落:“太没素质了!我家狗在家都知道不随地大小便呢!”“唉呀,一看就是外地人,没教养!”朋友走在前面,等她转身回来,一辈子没进过几次城的妈妈,已经面红耳赤。她像个犯错的孩子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她不是没素质,而是她生活的小山村,生活规则就是随意。多日后,朋友跟我描述妈妈的委屈,眼里还闪着泪光。是的,对于好多生活在小地方的人来说,并不懂大城市的生活规则。而这种规则的无意识,往往被人贴上“没素质”的标签。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高,对很多生于大城市的人来说只是起点;而对于很多生活在农村或小城市的孩子来说,是“高山仰止”,因为摆脱贫困落后的每一步,都举步维艰。比如我的同学朋友,多半从农村或县城走出来,然后用将近十年的时间,在城市里站稳脚跟;而喆爸的同学朋友,因为人生的起点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更多关注的是旅游、留学或联合创业。从起跑线上,我就输给他了。我经过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多年的努力,才在北京租得起一个独居;而对他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找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不一定赚钱很多,就可以吃得好、穿得暖。因为知道奋斗的辛苦,所以奋斗在城市的人,都庆幸家孩子以后的起点,比自己当初高了一大截。从村庄流向小镇,从小镇奔县城,从县城辗转到省城,再从省城到一线城市,每一个父母,都有着为孩子创造更好教育条件的心。在迁移过程中,有辛酸,有失败,但更多的是希望。比如我回老家县城,时常听亲戚提起,谁家的房子租出去了,从老家来城里陪孩子读初中。比如我经常在地铁上遇到带着孩子从外地来北京学习才艺的父母,他们那么辛苦,无非是想孩子以后的人生,能多拥有一个选择机会。说一千道一万,很多人死皮赖脸留大城市,是为了看到更大的世界,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从一个更高的跳板起跳,开拓自己的人生高度。——来自馆友的馆藏作者:闫红今年春节,有个关于城市大小之辩的帖子被疯狂转发。一个叫王远成的男子回顾,他大学毕业时来到上海,月薪只有1500元,9个人合租一套房子,他生活得困窘但不狼狈,那时的他,像一个永动机一般充满活力。他不断地接受新鲜事物,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持续加薪,和能够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女孩相恋,他也喜欢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各种便利,他说:“那是一个神奇的城市。”后来因为母亲得了肺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爱的城市和女孩,回到家乡乌鲁木齐。父母帮他找了个事业编制的工作,他们家有几套房子。可是,待得越久,他就越憎恨那种固态的、混吃等死的日子。三线城市人际关系暧昧复杂,待得并不舒服,他怀念上海,他说一定要回去。有位上海作家转发这个长微博时加了一句“不敢来大城市拼命,就只能在小城市等死”;另一位作家写了条微博说她不喜欢大城市,就喜欢在小地方待着,“打拼”其实是内心自卑、迫切需要外界认同的表现。我不由扪心自问,单就我自己而言,小城市真的更可爱一点吗?显然不是。1998年,我在家乡小城找不到工作。这首先是我读的学校不够过硬——我初中时开始发表文章,便开始自以为是地偏起科来,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但我的要求也不高,暂且在某个文化单位当个“临时工”也可以,我们那儿很多没读过什么书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解决工作的,当然,我也得承认,这是大院子女的惯性思维。这个“大院”,跟王朔、冯小刚他们的大院没法比,不过是小城的市委家属院而已。我父亲是个正科级干部,我后来才明白,像他这种“主任科员”没有实权,也没有优势可言。但我从小就在市委办公大楼里出没,叔叔伯伯们都知道我写文章,热情地喊我“大才女”。这种虚假的繁荣,使我在读书时曾抱有一种幻想。可是,当我站到他们面前,不管那些叔叔伯伯是文化局的,还是文联的,笑容依旧,只是“大才女”的称呼变成了一串熟练的“哈哈哈”,然后,看看天,看看手表,找个理由,顺利地金蝉脱壳了。能以“哈哈”应对,还算客气。我又去见一位更熟悉的“伯伯”,他在某文化单位任要职,曾激赏我的某篇文章,我对他抱以更多的希望。但在他家的客厅里,他的脸色冰冷如铁,他说:“你说你会写文章,可我手下的每一个人都会写。”我在没有被他的脸色击垮之前,勉强念出来之前准备好的最后一句台词:“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试试吧。”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在那些日子里,我每晚都不能入睡,小城的夜寂静如井底,把心沁得冰凉。我怀疑自己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了,想起小时候上学时经过的那条巷子,那里是小城的贫民窟,一排黑乎乎的小屋,经过时可以看见居民在里面刷牙、洗脸、吃饭,以及站在床上穿衣服,我想,那也许就是我的将来。我知道读者可能会指责我,为什么只愿意去文化单位工作呢?世上有那么多条路。怎么说呢,电影《东邪西毒》里有句台词,说一个人要是学了点武艺,会点刀法,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儿,你就不愿意种地了,也做不好工了,世上很多事情都做不来了。这话很有道理,以我为例,我写了几篇文章,在《散文》《随笔》《萌芽》,还有《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也觉得有很多工作不适合我了。想过要离开,去别的地方,再也不回来,死在外面都不回来了。许多人年轻时,对家乡都有这种怨气吧,鲁迅写绍兴,也殊无好感,可能是因为,撇开在父母羽翼呵护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与家乡零距离接触的那几年,正好是我们最弱小的时候,受伤在所难免,结怨就理所当然。但是我一时没有离开的机缘,倒是有一天,一家民企的一个工作人员来找我,问:“你愿意到××公司上班吗?”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他是个资深文青。那是小城里最大的民企,有酒店也有商场,我说愿意去看看。于是他带我去见那家民企的董事长。董事长是个看上去精明强干的男人,我忘了他问了我些什么,印象深的只有一点,他说之前那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我的文章都复印了,他这几天一直放在床头看。我如遇知音,第二天就上了班。一个文友闻讯前来阻止我,说:“你到那里能干啥?小城不缺一个端茶倒水的小职员,你肯定不是干这个的。”这话听了很受用,我却也只能一笑了之。事实上,虽然有所谓“知音”的铺垫,在那家公司,确实也只能干个端茶倒水的活,以及每天早上和大伙儿一起打扫董事长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擦那张大大的老板桌,一定要一鼓作气,从这头擦到那头,不能停顿,否则会留下不显眼的污渍。有时也陪董事长参加宴会,华丽的厅堂,冠盖云集,小城里的各界名流,在酒桌上说着他们的笑话,觥筹交错。而我是无措的,无措到以我的记忆力,居然记不起宴席上的任何一个细节,记得的是董事长对我不会说话、不会敬酒的不满,以及整个公司对我不能够掌握同时帮董事长拎包和拿茶杯技巧的善意取笑。我不觉得失落,因为我自己也想不出能在这儿干什么,甚至于我都不明白,这个不缺人的公司,为什么要招我这样一个明显不合适的人?是对写作者的同情,还是想多“才女”这么一个品种?更多的时间里我无所事事,为了不显得太无聊,我就趴在桌子上写文章,写完寄给本省的一家晚报。几天后,我按照报纸上提供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副刊编辑高兴地告诉我:“文章已经发了,好评如潮啊!”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发了两三篇,当我发到第四篇文章时,那位编辑写了一篇文章,将我和本省的另外两位女作者放在一起做了点评,题目叫《解读小才女》。那年,我23岁。和我同时被点评的一个女孩对我产生了兴趣,她对她的一个男粉丝说:“你要是能找到闫红,我就请你吃饭。”那个男粉丝得令而去,用电话疯狂地骚扰了我可能出现的每一家单位,有一家单位提供了我家的电话。他打去许多个电话之后,我终于下班了,我听到他在电话那一端欢快地说:“来吧来吧,我们都想见到你。”我跟公司请了假前往合肥。那年头人心简单,丝毫没有考虑到骗局什么的。和女作者与她的男粉丝见了一面,女作者现在是我的朋友,男粉丝从此后却消失在茫茫人海里,问那女孩,她说:“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知道他怎么冒出来又怎么消失的,好像他只是为了把你引到合肥而出现的。”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旅行。我顺便去拜访曾著文力推我的副刊编辑,他是一个羞涩拘谨的男子,却告诉了我一个改变我人生走向的消息,他说:“省城的某报在招聘,你一定要去试试。”我去了那家报社,除了一张身份证,没有带任何证件。我嗫嚅着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明我的情况,一位女士回头笑问背对着我的年长者:“吴老师,你看能给报名吗?”年长者没有转身,说:“够条件就给报,不够条件当然不给报。”女士无奈地笑看着我,我知趣地退出。我并没有转身走开,想了想,径直走进总编办公室,一口气说完我的情况。那位总编没有表情,只是在听完后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报个名。”就那样报上了名,笔试、面试,不敢抱太大希望。那是1998年,该报打出的广告是年薪3万,应聘者挤破门槛。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我接到报社办公室的电话,通知我后天去报到。后来我听说,在面试之后的会议上,是那个曾背对着我的吴老师替我慷慨陈词,说:“这样的人不要我们要谁?”又有人告诉我,会议结束后,他坐在休息室里抽烟,眯着眼,微微笑着,有人问他有没有招到人才,他说:“有个叫闫红的很有灵气。”我完全想不出是哪句话打动了他,当时因为我过于紧张,几乎语无伦次。我去那家公司辞职,副总遗憾地说:“唉,我们正准备派你跟某某考察包衣种子市场呢。”我也觉得遗憾,这可能是我在小城那两年,得到的最有趣的工作了。我来到合肥,就像随手抽中的一根签,上面写着“上上大吉”。虽然一年之后,我就因在“敌报”上发表散文而被辞退,但当我来到“敌报”,跟总编自荐之后,总编面无表情地听完,对我说:“你明天来上班吧。”这家“敌报”社,就是最初推荐我的那家报纸,《解读小才女》的作者成了我的同事。之后的生活顺风顺水,我在这里结婚、买房、生子,人际关系简单到可以忽略,也没有让人厌烦头疼的人情往来。这似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座城市,它不繁华也不喧嚣,更不排外。它房价适中,气候温和,街道干净,街边栽种着浓密的灌木与花草,新区里多公园与小湖,一年四季桃花红、李花白,桂花、梅花开个没完。它更大的好处是小,以我自己的生活为例,学校、单位、超市、电影院、书店、大剧院、体育场,皆可步行抵达,而步行时可以一路赏鉴那些默默开放的花朵,以及突然惊飞的一只白顶黑背的小鸟。哦,对了,有一次,我还在路边邂逅一条小蛇,可见生态环境之好。有时也不免想,假如当年我没有出来,会怎么样?会在那家公司干下去吗?我的直觉是不会,最好的情形也不过是终于博得谁的同情,去某个文化单位做个“临时工”,拿着比别人少一大截的工资,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眼巴巴地等着转正,一等可能就是五六年、七八年——有几个和我处境相同的人,在那里是这样过的。说了这么多,我不是说小城市不好。我相信中国一定有无数可爱的小城市,甚至于家乡的小城也不见得就不好,也许是我运气不好,也许只是那地方不适合我,应该会有很多人,在那里拥有着真实的幸福,但是,若我在那里,确实只是等死。这些年,也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大一点的城市呢?”本省的一位作家直接问:“你为什么不去北京?”我没法回答,我不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在被那家报社辞退的那一年,我给北京的一家报社投去过简历,没有收到回复。那时我24岁,很年轻,如果能去成,可能也就去了。那几年,是去北京的黄金年代,亲戚买的东四环外的房子6000元一平方米。一开始去可能有点艰难,咬紧牙关,打拼几年,总能够生存下去,我不知道如果去了,现在的我是什么样。现在的我和北京,都明显不再相宜。房价且不说,交通也让我头疼。还有各种限购、抽签上牌,这座城市对于新移民可谓严防死守。再说又何必去北京呢?网络这么发达,长途话费一分钟0.15元,包月套餐都用不完,传说中的那些歌剧、舞剧、演唱会,早已将二三线城市当成新市场,在这里并不缺少什么。但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在微信朋友圈里围观朋友们的生活,总觉得他们比我活得要投入。的确,那么高成本地生活着,一定要更加不辜负自己的心吧,不妥协,也不轻易放弃自己。从合肥去北京的一位作者就对我说,她回到合肥,见到很多女人,不过30多岁,口口声声说把小孩弄好就行了。她总可惜她们太早地放弃了自己。她这话让我警醒。我在北京见过一个女人,锦州人,退休后来到北京,租了一间小房子,学画画,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很精神,很有斗志的样子。我觉得她为我指了一条路:等我老了,没准也会选择做个老北漂,那时我就不想买房子了吧,那时坐地铁该有人给我让座了吧,趁着胳膊腿还能动,我在北京城里东溜西逛……想想这样的夕阳红,觉得人生还有点奔头。——来自馆友的馆藏作者:周小北前几天,一个同事请吃饭。我已经很久没出门赴宴了,整天埋头在家带孩子、看书,谢绝一切外事活动,几乎快修炼成了古墓派掌门人。不记得有几年没参加过这种饭局了,竟有些许恍惚和不适。我是因为结婚来到这座小城并认识了他们,当年的他们也初出校园,供职于这家稳定安逸的事业单位,刚刚组建各自的家庭。未来远未到来,一身的书生豪情还没来得及褪去,我只记得他们谈笑风生的样子,让我感到明天会更好。可几年过去,其中最意气风发的A已经离婚了,帅气儒雅的B开始谢顶了,为人忠厚踏实的C拥有一只比怀孕七个月还大的肥硕肚皮。席间,C的老婆指着另一位女士满脸放光地对我说:“你看她的头发!”我瞧了瞧,那位女士顶着一头红发,想必是染了。C的老婆瞪大了眼睛,仿佛在公布一个举世震惊的秘密,以稀奇的口吻说道:“不是染,她戴的是假发套喔!”尔后,她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对方的头发,心下安慰地自言自语:“完全看不出来,效果真不错,我也可以这么戴啊。”我看了看她的头发,刚刚四十的年纪,她的发质已经干枯到跟我奶奶当年差不多了,更要命的是,头顶居然秃了好大一片。我与他们的关系并不熟络,几年当中只是通过寥寥数次饭局来观察和记忆每个人的生活变化。看到她对假发一脸憧憬的样子,我却抑制不住地有些心疼。她一定为自己难看的头发伤心了很久,而家里似乎并没有一个人在乎她好不好看这种小事。这里的女人结了婚就被快速导入一种统一的固定化生活模型,那里没有爱与美、情与欲,只有无尽的义务和本分。过分强调和美化个人特质反倒容易招来周围人的闲言碎语,也不为家庭所容纳,每一个人都见证和帮凶着其他人枯槁乏味的生活。一个女人得活得多沉重、疲惫和琐屑,才能在短短几年间朝如青丝暮成雪。而邻座的那位面庞已不再水润的女士,想必也是有了心酸的头顶风光,不忍示人,才选择了一只生硬的红色头套作为自己形象的一部分吧。戴出来的那一刻,她还故意做出一副轻松、时尚、不以为意的样子。座中有一位不得不说的人物:A,当年的A是一位面如冠玉目若朗星且辩才极佳的男士,我没有想到他会离婚。第一次见A,他带着富态又能说会道的妻子还有两岁多俊俏机灵的儿子一同赴宴,一家三口是人群中的焦点。A擅长讲笑话,不是那种低俗的黄段子,而是自带幽默机智的诙谐调侃,有他在场,举座陶然。后来一次组织家庭聚会,A也有参加。我坐在草地上啃着西瓜吃着烤串,听A给他老婆唱戏曲,摇头晃脑甚是陶醉,一个机敏活泼爱笑的男人。可他老婆忽然兴之所至忘乎所以,向着周围的朋友,指着他大声宣扬道:“那天他脱光了上身,我发现他奶子上还有毛呢!啊哈哈哈……”他那活泼可爱的孩子已会蹦会跳,出于好奇摸了摸大人做烧烤用的刀叉。他老婆见状,扯着嗓子从人群中呼啸而出,一把扯过儿子,用力拍打屁股,振聋发聩地吼道:“你个死孩子,下次再敢摸刀,我把你手剁了!”一边说一边捉牢孩子的手腕,拿起尖刀做砍手的动作,孩子立时吓懵,拼命哭着求饶,她才轻蔑又骄傲地扫视全场,收拾落座,一面还笑嘻嘻地总结道:“小孩子就得吓唬!”。当时隐隐觉得这两人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似乎是有差距的。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老公吃饭,自己从家带了一瓶白酒,自斟自饮,很快把自己灌醉。我老公要送他回家,他死活不肯,只好送到单位办公室里休息。他横躺在沙发上,一把拉住我老公,眼泪就下来了:“老弟,哥哥心里苦啊!”他在单位里是风云人物,从来笑脸迎人风度翩翩,没人见过他这般模样。再后来听说他老婆跟一个送快递的小哥搞上了,还整天打麻将,打完麻将打孩子。然后,他们离婚了。离完婚,他老婆跟快递哥腻歪了,又回来找他,想要同居,他拒绝了,自己一人带着儿子。此番见面,头顶丛丛白发难掩经年岁月磨难,他不再端坐主席笑谈风云,而是选了一个距离大家比较远的角落,低头吃菜,甚少言语。跟我们碰杯的时候,别人说的是各种不走心台词:“这家饭店真不错啊,都是硬菜,祝你来年高升啊,来,干杯“。那种话他以前说的比谁都溜,但这一次,他低声说:“敬你们,幸福的一家。”我不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结婚,就像我时常觉得自己的选择也充满了危机一样。我们在面对人生最重大问题的时候,总是神魂出窍身不由己,任凭父辈、环境、惯性、利益和各种不能代表我们的因素代替我们发声和做主。A作为一个外地人在这里扎根,对他来说,最理想的婚姻就是找个本地女人才显得牢靠,以后还有老人可以帮衬扶持包括带孩子。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共同话题,也不是一路人,他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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