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母亲中风了…一个没用的中国女儿的悔恨
编者按：人在海外，最牵挂的是还尚留在国内的，父母的身体健康
直到一周后，我才发现我母亲中风了。
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没有告诉任何亲戚她的病情。她不想给人添麻烦：她没有告诉我的两个表亲，因为她认为他们要忙着照顾年幼的孩子。她没有告诉我，是因为她不想我改变计划——申请博士学位，继续写英文小说。我是在她的状况恶化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她没有及时去医院，而且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我被告知，还不到60岁的她，恐怕余生都将不良于行。
我被这可怕的消息，以及无法承受的母爱吓傻了。我跟表亲通了话，他让我不要回去。“哪怕你马上坐飞机回来也没用的，”他说。
于是，我试着从远处帮忙，但很快就发现我做不了什么。我想给她在上海最好的公立医院之一——华山医院挂上一个专家号，但发现到八月底的号都挂完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前提是你得认识内部人士，有够硬的关系——在中国，什么都靠关系。
我本应该是有一些关系的。我毕业于复旦大学，那是上海最著名的大学；我的许多校友可能现在就在那家医院步步高升。当时要是听长辈的话，在学校多结交一些人，现在就会有一长串可以打电话求助的“有用朋友”。我没有。在大学，我没交到什么朋友，那些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兴趣的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唯一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我同宿舍的Y.C.，但我跟我妈一样，不愿意麻烦她。她怀孕了。而且，我也不想她跟我一起去面对那个真相时刻——我有结交到可以帮忙的“有用朋友”吗？
我有第二次建立关系的机会，但也错过了。毕业后，我在当地的重点高中教了五年多的语文。只有出生在特权家庭的人才能进入那所学校，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的一些同事甚至做了Excel电子表格，上面列出了所有家长的职称和联系信息，以备万一有用处。前任校长喜欢吹嘘他通过这些家长得到的关系。“我父亲要做心脏手术，”他在一次教师会议上说，“我让秘书找个在华山医院院长办公室工作的家长。很快就找到一个。”但在上海教书期间，我想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所以拒绝承担那些需要经常在课外同父母打交道的工作。此外，我觉得“利用”学生的想法有点令人反感。现在我后悔了。
一个正在追求我的男人也试图帮忙。他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让我和他的中学同学联系，后者现在是一位杰出的血管外科医生。“我也问问读MBA时的同学，”他说。“他开发了一个在线预约医生的应用程序。”两天后，他的外科医生同学没有回应，我的朋友沉默了，对他的无用感到惭愧。
当然，如果没有关系，一切都会变成金钱问题。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给母亲找一个优秀的康复护士，因为我不在她身边，而且我父亲不太做家务。在上海找一个好护士并不难，但是要花很多钱，母亲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这样的建议。作为一名研究生，我赚不了多少钱。更糟糕的是，作为一名作家，我可能永远都赚不了钱。而我的父亲，自从中央政府在1990年代关闭国有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成千上百万下岗工人后，他当上了看门人，只有最低工资，这对他们没有多大帮助。
在母亲生病之前，我对中国人过度的实用主义嗤之以鼻，他们希望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朝着实用的方向发展。大学学位、工作、友谊、婚姻——所有这些都应该做实际的选择。“聪明一点，找个能干的人。爱情不能养活你，”我身边的人喜欢这么说。回想高中时代，我是个好学生，所有亲戚都劝我在大学里主修理科或是金融。但我顽固地坚持我最喜欢的科目：文学。现在我理解了他们。他们非常清楚，在生活中，一切都很容易崩溃，而这些学位承诺着稳定、高薪的工作，或许还是通往自由的门票。
我知道我不应该把这一切当成针对我个人的。毕竟，应该受到指责的是中国的制度。要想获得良好的医疗，为什么我们的选择这么少，为什么教育资源这样有限，为什么职业道路如此狭窄？我们为什么需要成为富人，或者拥有关系，才能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解决这些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不是拼命追逐关系或金钱。
但这需要太长时间，太多事情无法等待，所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例如，最新的疫苗丑闻促使焦虑的父母思考，应该怎样让孩子在香港或外国接种，而不是如何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每次社会悲剧发生后，在社交媒体上，受害者都会遭到鄙视，而不是同情：“你是失败者才会遇到这种事；因为你没有关系；因为你没有赚到足够的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想法变得根深蒂固：
- 如果我足够有钱，我的孩子就可以得到进口奶粉，而不是有问题的中国配方奶粉；
- 如果我足够有钱，我的孩子就不会进虐待儿童的幼儿园，被迫脱光衣服、被针刺；
- 如果我足够有钱，我的孩子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接种安全的疫苗。
我们对本不应该感到内疚的事情怀有内疚之心。
母亲也责备自己——“女儿生活的关键时刻，为什么我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最近和她视频通话时，我告诉她，我想给她买个轮椅。“我不需要，”她说。“我能一瘸一拐慢慢走，”我坚持让父亲坐出租车帮母亲跑腿，但他又一次在闷热的夏日骑着电动自行车穿过城市。
“别担心我，”母亲对着手机镜头笑着说。“追求你在美国的梦想。”我知道眼泪是没用的。承诺也毫无用处。甚至我的决定也没有用处。无论我选择回家照顾她，还是留在美国继续追求梦想，不管选了哪一种，迟早都会后悔。我总会责备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走另一条道路。
在海外踉踉跄跄，钱却不再重要
每当有人问小编我“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究竟怎么样”，我都想跟他们讲讲姚医生和肖先生的故事。
这两位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的那批年轻人，身揣着少得可怜的积蓄来到美国，如今，都过上了典型美国中产的生活——拥有郊外独立屋、汽车，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份体面的中产阶级职业……
但让我感到新奇的并不是这些。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在房与车之外的生活。
要等到成了比尔·盖茨之后，才关注社区和改变世界？
第一次听说肖先生，是在一个留学生公众号上读到了他在“第二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上的发言。这位清华大学1981级计算机系的毕业生，将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解释成两点：“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要回馈和改变自己的社区、国家和世界。”
“我觉得我们几乎每个校友都做到了第一点，也就是照顾好了自己和家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清华人，从总体来讲，经济收入、子女教育不输给任何学校的毕业生。”肖宇在校友大会上问道，“但我们每个清华人是否做到了第二点？我们是否要等到成了比尔·盖茨之后，才想要关注社区和改变世界？”
肖宇是个身材壮实、肤色黝黑的中年人，北京人，大嗓门，说起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就滔滔不绝。读到这篇发言几天后，我在亚特兰大一间韩国烤肉馆里见到他。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体会到“服务社区”的概念，是刚到美国那时候。他在佛罗里达州上学，有天听说当地华人团体急需一个翻译，目的是为一批因为偷渡被抓捕的华人提供法律援助，他自告奋勇地去了。
等见到了那个“华人团体”，他大吃一惊：对方看起来完全不是东亚人面孔。
他问：“你们会说中文吗？”
“那你们还要管偷渡客能不能得到法律援助？”
这些都是来自牙买加的华裔。虽然这辈子没踏足过中国的土地，也不会说中文，却还有那股子“同气连枝”的劲头，义务为偷渡而来的华人提供援助。
“美国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表面上看貌不惊人的——高楼大厦也没多少，电线杆还是木头的……实际上，讲究多着呢。”他说。
在美国生活的这20多年，肖宇迷上了研究美国人生活细节里这种别具一格的“讲究”。比如，社区里每家的花园形态各异，但都遵循着“没有裸土”的准则，家家户户都得买树皮或松针覆盖住花坛里的土，因此风刮过不会起尘土；路边的木头电线杆，看着都特别破，一条条电线晃晃悠悠挂着，看着好像一百年没动过的模样，但其实维护成本特别低，特别省纳税人的钱。政府要在社区里建商场，大家都跑去反对：不欢迎商业机构进驻，晚上会吵着我们。
孩子从公立小学读到公立高中，都是免学杂费的，家长要负担的就是每天2美元一份的午餐；这午餐的饮料，还不准碳酸饮料公司来赞助，得是橙汁或牛奶这种健康饮料。当然，要是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水平，午餐也是免费的。
每天早上，校车接人也是不同的：小学的校车会停到每个学生家门口，中学的校车则会停在路口，大孩子们需要多走一段路，但因为停车站点少，校车效率也更高。
在肖先生看来，国内一些人提起美国，总爱讨论什么“民主的细节”，这其实不是他的美国邻居们在生活里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自由”与“公平”。
当然，自由也意味着责任，每个人都得把自个儿的事情处理好。如果忘了在花坛里撒树皮，会被社区罚款，如果毫无理由地不让孩子上学，也要面临国家“暴力”机关的问候。类似的细节会给生活添不少麻烦，但老肖觉得值：“给你免费校车，给你免费午餐，课本也给你免费了，你再不来上学，我把你逮了，也不算冤枉吧？”
即便到美国多年，肖宇还是能发现新的、意想不到的细节。前两年，外甥来美国，肖宇稀里糊涂地带着他去了一趟家附近的公立高中，原本只是想问问学校：外甥这情况能在这儿上学吗？要办什么手续？
询问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学校的老师说，按照义务教育的规定，学区里的孩子来了就必须得上学。问题是这会儿都快期末了啊，让这孩子现在考试，貌似不大公平。
“要不这么着，你们就当今天没见过我，这孩子你带回去熟悉下英文，等下学期开学时候再来，怎么样？”一番思索后，老师决定卖老肖一个人情。
房子，或者钱，在生活中都还排不到最前面.
去年圣诞，我在休斯敦见到了父亲的挚友姚医生。在机场上，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斯文的中年人，虽然出国已近30年，身上还有挥之不去的江浙人气质。
姚医生和我父亲，都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考上苏州医学院(现苏州大学医学部)的应届高中生。报到第一天，在一群大龄同学之中，我父亲敏锐地找到了这个和他一样才16岁的小伙伴，便与对方商量着说，要不一块儿去观前街转转。
“从学校里走到观前街要多久？”姚医生问。
“为什么要步行？坐公交车啊。”我父亲很惊讶。他后来才知道，姚医生的老家是长江中心的一个小岛，岛上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
姚医生的前半生，更像是一个励志典型。来自乡村的少年，考上大学，又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然后获得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1988年，姚医生第一次见到美国留学生住的宿舍，被满屋子的家电惊呆了：有电话、空调、小冰箱，还有电视机——这不是高干宿舍才会有的东西吗？
放假的时候，他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开着一辆漏风的N手车去佛罗里达州旅行。几个30岁左右的大老爷们儿，在迪士尼乐园里流连忘返：天底下居然还有那么好玩的地方！
像小蛋糕似的美式松饼，把蜂蜜或果酱浇在上头，味道可香，姚医生一下就喜欢上了。
他领着2000多美元的微薄工资，但德克萨斯州物价便宜，一个月房租只要400美元。剩下的钱换算成国内的货币，在当时看来，就是一笔巨款。到美国一年多之后，在北京当护士的妻子告诉他，医院要外派她们出国，去约旦工作。沉吟片刻后，姚医生问：“如果非得要出国，为什么不来美国呢？”
夫妇俩现在都很感激，医院没在办护照的事情上为难她。
其实说到这儿，命运最难测的部分就展露出来了：他们离开，也就错过了国内接下来30年的飞速发展期。现在，在美国做研究的学生月薪还是在2000美元左右，但在国内，几乎找不到什么东西，还能维持30年前的价钱。上世纪80年代末，肖宇在中关村见到过联想公司开出1000多元人民币的高薪招人，而他毫不犹豫地出国了；当姚医生咬牙下苦功夫用英文考取美国行医执照的时候，与他同一届的大学生，在国内普遍受到重用，如今正是国内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我不止一次见过国内的中年大V发网帖讨论这一现象。大体上，人们比较后得出结论：现在国内的生活水准都赶上去了，有些地方比国外更便利。
从表面上看，在国内的同学们，与姚医生在美国的生活条件，差别已经不大：他在郊外的房子连地价，也就40多万美元，和国内二线城市的别墅差不多；老家家里开一辆中高档品牌的车，也和他的差不多。看起来，姚医生的日子过得还更朴素点，他的别墅内部只是简单的瓷砖或地毯铺地，油漆刷墙，没有大理石地砖，没有水晶灯，没有富丽的墙纸，没有任何看起来彰显财富的标志。
但当姚医生一家去教堂庆祝圣诞时，某种显著的差异出现了——华人社区一年给教会的捐款，是一个令我咋舌的数字。
当地人的解释非常平淡：“慈善捐款可以抵税，大家就倾向于捐钱了。”
除了捐款，姚医生也在业余时间参加当地的义诊活动。曾经乡村里走出来的少年，如今每次回中国，几乎都是为了去某个不知名的山沟、农村做义诊。
这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业余时间里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说，年轻时，也曾日日焦虑，总觉得生活里所有的成就都得靠自己去奋斗努力，但在某一刻，突然就放下了这些执念，相信命运自有好的安排。
我想这真是很有意思，这些从两手空空到步入中产阶段的中年人，他们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也在尽情享受，并不排斥物质。只不过，要是把他们生活中要关心的东西排一排，房子，或者钱，都还排不到最前面。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还带着股焦虑，总会跟人聊房子。渐渐地，我发现这个话题没有听众。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在美国多年的华人，都不理解我的焦虑——既不能理解没有房子时，从一个出租屋流落到另一个出租屋的辛苦；也不明白冒出买房的主意后，一颗心跟着房价起起伏伏的煎熬。
这不是因为他们修为深厚看破红尘。只不过是，多年习惯了宽裕的生活，这些人的注意力，早就不在物质上了。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米糕新闻日记、 北美留学生、新里程美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