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导演剧本需要 拍个绑架人口节目什么的可以拍吗?

最近电视剧《大决战》播出,槽点满满。

各种军事历史常识的错误,几分钟就能出现一个。武器能弄错,战术能弄错,指战员能弄错,关键领导人生活习惯性格特质能弄错,还要把陈布雷叫作陈训恩来卖弄,又出错。

这些错误虽然过分,我们姑且忍了吧,因为还有更不能忍的。美化地主,美化国民党指战员,竟然还美化宋美龄这种反动统治者兼卖国贼。据本岛主对某导演那一拨人一贯尿性的了解,这大概是想挖掘“复杂的人性”,以凸显自己作品的深刻。我Q***GB。

另外还是老毛病,那一代文艺创作者的普遍问题。把我军拍的无组织无纪律,唯一优点就是不怕死。把复杂的郑智斗争军事斗争,拍成了故弄玄虚的宫廷阴谋。

在聚集众多老戏骨的情况下,某导演依然能把质量拉到如此水平,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大决战还没开播的时候,我一看到导演的名字就立刻和朋友说,完了完了,这么重要的一部献礼剧又毁了。某导演在令人失望方面是从不会令人失望的,有时候还会给你更大惊喜(Xia)。

2013年末,为了纪念毛教员诞辰120周年,同名电视剧《毛泽东》播出,导演还是……某导演。这部剧的编剧是黄晖先生,他也是《恰同学少年》《血色湘西》等非常优秀的革命题材剧集的编剧。我在之前的文章就讲过,黄晖是少有的能把领导人写出革命者气质而非老干部气质的编剧,对于那一代人来说,非常了不起。

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好编剧,被某导演气得宣布退出编剧行业。后来他处理完手头已接的两个剧本后,真的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剧本。

原来,在《毛泽东》播出后,黄晖先生发现,自己的剧本被大量篡改面目全非。精彩的、重要的部分被删了,节奏全乱了,导演还自以为是地添加了许多错误的史实。本岛主之前的文章里提到过一处,有观众向编剧反映,塔山阻击战我军连长喊的是“弟兄们”,这违背事实。编剧回复

“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剧本中的塔山阻击战,连长就是叫‘同志们’的,至于导演不按剧本拍,我也没办法——某些从业人员,大概觉得不把军人拍出股匪气,就不像他理解的军人吧。”

其实这只是一处细微的地方,其他魔改数不胜数难以一一指出,黄晖先生不得不在微博晒出剧本原稿供大家对照。

而且,他专门指出,这些大规模的删减改动,并不能归因为重大历史题材的特殊审核制度。黄编剧写过很多红色题材剧本,他很清楚,审核最多是把不合适的地方剪掉,而绝不会出现大量魔改的情况。另一个证据是,本剧的总导演为高希希,嘉娜·沙哈提和刘海波也在导演名单中。据黄晖微博,嘉娜导演负责的少量内容,是坚持按照原剧本拍摄的。

嘉娜导演是哈萨克族人,在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学习了10年(在此期间经历了苏联解体),获得导演系学士学位和电影理论副博士学位(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博士)。她与黄晖编剧在《恰同学少年》中就合作过,同时她还是《走向共和》和《大明王朝1566》的副导演。以及,她是今年饱受好评的献礼片《大浪淘沙》的总导演。

嘉娜导演可以按照剧本拍,某导演为什么不行?

某导演,以及他们那一代的大量文艺工作者,爱拍阴谋诡计不是一天两天了。在他们的作品里,英雄人物的伟大行为,一定要挖掘出黑暗面,这样才符合“人性”。比如,同样是某导演的新《三国》里面,孙策托孤时处处提防试探周瑜,担心他以后篡权。刘备托孤时,让阿斗拜孔明为亚父,告诉他这才能保你将来平安无恙。而“桃园结义”一段在新三国中被整个删掉了,某导演在采访时还公开大言不惭地表示,删掉这段才是合理的,因为他本人觉得桃园结义的故事逻辑有问题。在他的认知里,三个素不相识且没有血缘关系利益关系的人,不可能为了所谓理想抱负而结为兄弟。

一个连桃园结义和白帝城托孤都认为不符合逻辑的人,你让他拍革命历史题材,这不是搞笑吗?他们理解的人性,就是蝇营狗苟,就是为了一己私利相互算计。这些人怎么可能理解革命的动机、革命者之间的情谊、革命英雄的牺牲与奉献?

还是编剧汪海林总结得好,这帮人理解的人性,就是贪生怕死想RI PI。

而这帮作家导演挑出来的文艺领域接班人,又是蒋方舟这样的货色。蒋也曾发微博分享自己看到的好故事,说年轻士兵睡了排长的老婆,但排长并未惩罚士兵,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心中有愧的小兵才能在关键时刻为他挡枪子儿。有这种理解的人,真的让他去写去拍革命历史题材,能拍成什么样咱还不早就心里有数?

反过来,负面人物,反面角色,某导演(及他们那一批文艺工作者)就一定要拍出人性的闪光。不管多么腌臜的事情,都忍不住要洗个地,拍出这些负面人物的无奈。至于他们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恶劣后果,则一笔带过甚至没有镜头。

这种思路,拍武侠拍职场拍言情拍玄幻都没问题,但你让他拍红色题材,拍重大历史题材,那不是有意颠倒黑白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河殇一代搞文艺的,又有几个人靠得住?管虎?陈凯歌?对了,临时补充一个噩耗——陈凯歌接了好几部抗美援朝的电影。

不是说他们的技术水平不行,他们能拍出极好的文艺片或商业片,但对于红色题材,他们不仅理解不了,还会夹带私货。这是八十年代那场所谓的“启蒙运动”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变。去年好像有个投票,主旋律应该交给谁来拍。

网友们虽然曾经对刘伟强徐克等香港导演拍摄的主旋律多有微词,认为他们并未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很多对历史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投票中大家纷纷表示,与同一代的大陆导演相比,还是这些香港导演更靠得住。徐克他们只是不能完全理解红色,至少不会暗中使坏做阴阳人。

所以我觉得,主旋律这块儿,无论文学或影视,还是大胆地用一用新人吧。不一定会更好,但至少不会更坏。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牛小曼 邵群玉】“从《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开始,我就对现实题材感兴趣。”正在热播的农村题材剧集《幸福到万家》是导演郑晓龙的新作,该剧讲述农村姑娘何幸福(赵丽颖饰演)不断成长,从农村走进城市,再从城市回归农村,最终带领万家庄实现精神文明进步的故事。“农村小康了以后怎么办?”郑晓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实主义”在这部剧中的体现,就是“既要好看,又要反映出农村最近这些年实实在在的变化。”不仅是农村题材,郑晓龙过往执导的《甄嬛传》《芈月传》等古装剧中,也包含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对人情和人性,一定要有精神滋养”。

导演郑晓龙 图源 视觉中国

乡村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的真实碰撞

环球时报:《幸福到万家》的创作契机是什么?为何将“普法”作为故事线?

郑晓龙:6年前我看到故事大纲,它根据陈源斌小说《秋菊传奇》改编而来,讲述一个女孩法律意识的觉醒。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不仅是执法人员,也包括普通人法律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农村女性,我觉得对国家未来发展很有意义。我们把《幸福到万家》的故事放在一个重要时间点——农村已经富起来了,但在精神、法治观念上并没有富起来,还存在一些落后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社会发展道路上,会遇到精神文明、法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也是我们做这部剧的最大意义。

过去在农村,有些事就靠某个领导说“算了”来“调解”,找不着证据就各打50大板,这是不行的。通过法律弄清事实,通过法律辨明是非,通过法律弘扬公平正义,这才是法治社会。我们当时去安徽(农村)采景,了解当地从2009年开始的情况,农村富起来究竟是什么样,有没有“闹婚”等剧中讲到的事,以及服化道、场景等是否符合那个时代。

环球时报:对于外界对剧集细节上的关注,会怕被“挑毛病”吗?

郑晓龙:影视是流动的艺术,不能当成固定画面来看。其实观众也应该是这样,按艺术规律来。如果一帧一帧去看,任何片都能挑出毛病来。如果问我有没有(细节上的)压力,我有。

环球时报:剧中如何展现村支书和村民们观念的一步步转变?

郑晓龙:是“幸福”(女主角)在改变他们,让大家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如果说“幸福”努力之后大家还是无动于衷,这个片子就没意义了。其实不是非要改变谁,而是通过作品来让人们认识到社会在进步。“幸福”的妹妹“幸运”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也有一些自私的东西,屈服于压力。但最后事实教育了她,“幸运”做到了关涛(剧中罗晋饰演的律师)说的“我们不能把法律做成生意”,这才是她最后的成长。

环球时报:会为了吸引年轻观众特意设计情节吗?

郑晓龙:我没有。我觉得写好人性的基本故事,不管是不是年轻观众,都能感受到。有人说我现在拍女性角色很厉害,很受女性观众喜欢。其实我没有特意要讨好谁,只是我对“人”很了解,这很重要,关键是有没有设身处地替人们去想。比如设计“幸运”经历闹婚事件后回去洗澡的这个情节,如果认真地站在她的角度想,就会觉得很恶心、难受。这些痛苦不光是在心理上,还有生理上。

环球时报:您觉得文艺作品在社会发展中有哪些作用?

郑晓龙:从《北京人在纽约》《渴望》开始,我就对现实题材感兴趣。就算我拍历史题材,也完全是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拍。《甄嬛传》的批判性,《芈月传》的家国情怀,我觉得都是现实主义的体现。任何一个片子都要有历史观点,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要有营养。不用很宏观的理论,但对人、人情和人性,一定要有精神滋养,这些是最简单的东西。

文艺作品要有“认识价值”

环球时报:您在选演员时比较注重哪些方面?

郑晓龙:首先得看他/她的气质和角色是不是吻合。气质吻合演起来比较容易,演技和外貌都是其次。这次选赵丽颖,她本身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村比较熟悉。我觉得她身上有“何幸福”的气质,有一股倔劲儿。其次,我前段时间说过要把演员的选择权还给导演。导演会反复看甚至修改剧本,所以最清楚用什么样演员的,应该是导演。

环球时报:国内影视创作近年来有哪些变化?未来该如何发展?

郑晓龙:这两年影视行业进行了大调整,现实主义态度的创作有很大进步。人们更注重作品实际质量,而不是单纯地把影视作品当成娱乐来挣钱。我不认为我们文艺工作者能去塑造“人”,但能把“人”善良美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把错误落后的一面揭露出来。做好这些,文艺作品的价值和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文艺作品对现实要有真实反映。先不说文艺作品的批判价值,至少要让人们对社会现实和这个时代有认识价值。我们搞影视创作是做好外面的“形象”,“思想”自然是在里头。关注生活语言,才能找到它所对应的精神和思想,一定是真实客观地写出时代氛围和形象。以现实主义态度拍好作品,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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