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英烈，有一种缅怀叫守护
上图1从左至右依次为：图①：1942年5月庆功大会后，杨成武（前排中）接见葛振林、宋学义（前排戴花者）。图②：1986年重建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图③：1941年11月7日《晋察冀日报》刊登聂荣臻等签署的训令。图④：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为宋学义（右二）授勋章。图⑤：宋学义（左一）和葛振林（左二）获救后与恩人、道士李元忠（左三）合影。
上图2：日本报纸当时对“狼牙山之战”的报道。萨 苏提供
上图3：进攻狼牙山的日军步兵第163联队。
上图4：参加狼牙山地区扫荡的日军163联队官兵在极为难行的狼牙山中行进。资料图片
又是一年清明时。万物生发，思念滋长。
在我们缅怀先人、悼念逝者、寄托哀思之时，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但那绝不是靠淡淡的哀愁，或泪水浸泡的悲伤，而是需要深深的铭记和坚定的守护。
因为，唯有铭记，才能感悟英雄身上蒸腾的力量；惟有守护，才能捍卫国人心中的精神高地，守望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前浩气永留人间，逝后英灵安得永眠。
谁在抹黑？
2016年3月3日，“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尽快制定保护英烈名誉的相关法律。20多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人别有用心地质疑、甚至抹黑这段被英雄鲜血染红的历史，但无休止的争议和恶意中伤终究抵不过真实的存在。
1994年7月9日，某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打出特大标题——《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当年狼牙山有六人》。该文写道，当时“五壮士”所在的6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其中小商贩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在敌伪劝降下投降，“被气急败坏的日军用刺刀当场挑死”。
真有此事？NO！这种说法来源于一出叫做《五大勇士》的话剧。该剧借鉴苏联话剧用叛徒烘托英雄的表现手法，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时，加工出一个叫吴希顺的叛徒。文章把经过文学加工的话剧当作真实的历史刊载，不料竟至谬误流传，河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媒体纷纷转载。“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和当年第一个采访幸存壮士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钱丹辉知道此事后，立即站出来，证明6班、2排和7连都没有这个人。很快，有关报纸进行了自我批评。
仅仅过了1年，又一则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这篇名为《壮歌重唱狼牙山》的文章，认为两名幸存者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顺着崖壁溜下去。这种说法同样遭到亲历者葛振林和《解放军报》的驳斥。
此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声音沉寂了很久，直到葛振林去世，海外华文媒体“不失时机”地出现一篇题为《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帖文，称5位壮士是鱼肉乡里的逃兵，村民向日军告密来剿，并将5人骗上狼牙山绝路……对此，有网友进行了客观评述：“这般说法，新则新矣，却实在是没有半点史料依据可寻，是造谣确定无疑。”
微博兴起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甚嚣尘上。2013年9月19日，北京某杂志在网上公开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多有不实之处》一文，很快被一些新媒体转载，影响迅速扩大。同年11月8日，该杂志又刊出《“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以下简称《细节》）一文，对这个英雄群体进行“挖墙脚式”的质疑。
“狼牙山五壮士”负面信息发布者，几乎都以“言论自由”作为质疑的挡箭牌。但“言论自由”不能无边无界，胡说八道就可能吃官司。2013年11月23日，网民鲍狄克截取《细节》中的一个“细节”发布微博：“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并附《细节》一文链接。随后，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和《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后对此事进行评论，痛斥抹黑者。
对质疑的质疑
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言论中，“最有分量”的当属《细节》一文。该文引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主要从在何处跳崖、怎么跳崖、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4个方面的细节进行质疑。笔者斗胆，在这里接上几招。
地点：“小莲花峰”VS“棋盘陀”VS“小莲花瓣峰” 《细节》一文称：“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葛振林说跳崖处是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宋学义又说在棋盘陀顶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看再多档案也没用，不如到现场走一走，瞧一瞧，问一问就明白了。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最高峰1105米。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共有5陀，包括36个大大小小的山包，远远望去，好似一排狼牙直刺青天，故名。不过，除了棋盘陀、大小莲花峰等少数山包因为长得“有型”而拥有形象的名字外，绝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山包都是“无名之辈”。所以，葛振林于1957年回忆往事时，对跳崖附近的描述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说不出具体名字。“陀”是相对较大的地理概念，范围较广，往往包括几个山包，棋盘陀就包含了小莲花峰在内。作为副班长，葛振林的回忆更准确，而宋学义的说法稍有差池，但也不能算错，因为在宋学义眼里，跳崖附近的几个山包都可以叫做“棋盘陀”。
《细节》一文说，发现“五壮士”跳崖处不在棋盘陀顶峰，而在“小莲花瓣峰”。实际上，在这之前，官方已认定壮士跳崖处在小莲花峰。1999年，易县政府走访多位当事人后，确定“小莲花峰”为跳崖地点，并建了铁架标记。2014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文件，确认了小莲花峰，更是权威的“官方认证”。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刊载的《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小莲花峰”的名字也很容易查到。至今矗立在棋盘陀顶峰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是1986年落成的，当时官方尚未认定五壮士跳崖处是小莲花峰，所以建在棋盘陀并无不妥。
《细节》给人的感觉，似乎作者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哪用得着他去发现？倒是笔者担心《细节》作者“因细失大”，没有看到，否则怎会把“小莲花峰”写作“小莲花瓣峰”呢？
《细节》对这一细节的质疑给人的暗示就是官方在“说谎”，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当地政府的立塔行动，还是国务院的公开认证，官方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
动作：“跳崖”还是“溜崖” 《细节》引述1995年发表的《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葛振林和宋学义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溜崖”。这篇文章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当年“五壮士”所在1团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但她既非亲历者，也非目击者，所知只能是“听说”，已经是“三手”信息。因此，该文在细节上漏洞百出。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具名，大概是心虚、怕挨骂吧，毕竟当事人还在世。
《细节》说葛振林等人对该文进行了全面批驳，“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这恐怕是其孤陋寡闻了。当年，葛振林针对“三跳两溜”的说法，发表了如下严正声明：“这和去年‘狼牙山六人说’一样纯属捏造，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
《细节》试图进一步证明葛振林和宋学义是“溜崖”而非“跳崖”，于是引用了葛振林的几段自述：“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伸出来，去抓树枝子……”（1957年）；“当年我和宋学义纵深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上坡……”（1995年）；“我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的树……”（2005年）
每一次回顾往事，葛振林明明都说自己是“跳”崖，《细节》却选择性失明，硬要往“溜”字扯，实在令人不解。《细节》引述20多年前地方报纸一篇不靠谱的旧文，重提“溜崖说”，有意无意给人传递一种感觉：葛振林和宋学义胆子小，不够英雄，以损害两位幸存壮士的光辉形象。
其实，事后，宋学义的腰就没直起来过，左眼也被刮伤了，所以1944年便退伍，后半生一直靠“腰卡”（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支撑上半身度过，一生务农。他去湖南看望老战友葛振林时，葛振林夫人王贵柱对宋学义的印象是：“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扶着墙走。”1971年，宋学义过世，年仅53岁。
伤亡：5500还是84、224 关于日军1941年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扫荡双方的伤亡情况，《细节》引述了2组数据。一组来自中方：“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一组来自日方：“战死84名，负伤224名”。如此对比，似在告诉人们——八路军吹牛，夸大战绩。
《细节》喜欢抠细节，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档案材料中的“伪”字。日军难打是出了名的，所以八路军歼灭的敌军以伪军居多，在统计战果时，出于鼓舞士气等需要，一般将日军和伪军合计。当时，参战日军有6万余人，伪军也有1万多人。《聂荣臻年谱》记载“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而日军称自身伤亡308人，数据出现不一致并不奇怪，因为“消失的人”多为被歼伪军。
进一步说，《细节》所引日方伤亡数据只是来自于第110师团，而参战日军至少有3个师团。另外2个师团（第21、33师团）的伤亡情况在《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死伤。《细节》引证中方资料，用的是“全部数据”，引证日方资料，却只用“局部数据”，一致的也只能是不一致的结果了。
退一步说，战争双方的伤亡统计数据不一致，这其实是军战史常识。不要只戴着显微镜盯着狼牙山，不妨换上望远镜去瞅瞅古今中外的战史，就会发现，作战双方对同一次战事伤亡数据统计结果往往不同，完全一致的情况极为少见。
萝卜：挖了？吃了？ 《细节》引述葛振林的回忆说：“刚才忙着打仗不觉得累，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个人拔个吃着……”《细节》抓住当事人大段回忆中的一鳞半爪，如获至宝，无限遐想，把“挖萝卜”事件提升到八路军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
葛振林早在1957年就留下如上口述，此后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人觉得八路军打日军没饭吃没水喝时，挖几个散种的萝卜吃有多严重的问题。可到了《细节》这里，就成了八路军不顾群众纪律了。网友“令狐锋之一剑飘红”说：“作为一个狼牙山下长大的人，我知道先人为了抗战的奉献到了悲壮的地步，萝卜算什么？狼牙山的萝卜也成了某些人给五壮士泼脏水的‘武器’，真是有点吹毛求疵了——这样的人居然是媒体人，汗颜!我感到确实是别有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人去狼牙山实地察访过，得到的情况是：“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
“黑历史”的“黑手法”
《细节》对“狼牙山五壮士”4个细节的质疑，本身就值得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细节》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实——5位壮士宁死不降。《细节》为什么要“丢西瓜拣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访时指出：“用细节否定本质，用细节上的差异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除此之外，《细节》还惯会利用当事人陈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进行所谓的质疑。然而，人的记忆会出错，这并不为怪。再者，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细节。葛振林与宋学义，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后来只见过4次面，见面时也很少聊当年往事，没有仔细比对回忆，减少回忆的差错，结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
按照某些人的臆想，亲历者没有做到回忆一致，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也会“补救”。那么，为什么葛振林与宋学义等人的回忆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殊不知，共产党是允许这种“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历史的全面和客观。
笔者有例证在手。比如，叶飞与麾下支队长陈挺在1936年“南阳事件”中遇险，跳崖侥幸得脱，但具体细节众说纷纭。不少文章说陈挺背着叶飞跳下陡崖，也有人说陈挺开始潜藏在密林中，等敌人散去才救下叶飞，但叶飞和陈挺的回忆录都不是这样：叶飞说陈挺随后也跳了下来，陈挺则说他和叶飞遇险时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队，叶飞第二天才到。可见，这件事比“狼牙山五壮士”的“不一致性”复杂多了。
对这种分歧，叶飞于1982年12月7日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我跟他（陈挺 笔者注）对证，他还是坚持他的……记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
日本人怎么说
《细节》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就有两个日军总结此次“扫荡”对“共军”印象的细节——“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日方写下这两条时，尽管没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壮士”，却肯定了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
笔者电话采访国内以收集日军史料见长的名家萨苏，竟意外获其无偿提供了一些日方关于“狼牙山之战”的资料。
萨苏提供的8份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日方当年的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的标题为《山西省境内壮烈的扫荡——消灭狼牙山战败的敌人》，作者是驻石家庄的特派员矢岛。报道记述了日军的英勇和战绩，动不动就歼灭八路军游击队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灭的，就没“资格”进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这不难理解：八路军对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壮士的宣传和纪念有一个过程，日军将5人逼下悬崖时，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时报道中特别记上一笔。直到1943年9月，日军再次扫荡时，发现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毁。
萨苏告诉笔者，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迎击日军“扫荡”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个，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点儿“委屈”，结果鲜为人知。萨苏提供给笔者的另一张报纸《朝日新闻》，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感人事迹。该报道标题为《连结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样》，文章称日军打死了一名八路军干部，发现其手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内圈刻着4个字——“抗日救国”。
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
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
面对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无意中沦为阴谋者的帮凶。守护英烈的精神和荣光，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这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和缅怀！（许述 唐文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