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妹的命运抗争，时代悲歌中的女性力量

她，曾在巴黎经历开放的生活和启蒙教育，但回到美国后，她的生活几乎变成了毫无喘息之机的无限循环：怀孕、分娩、康复。对她而言，作为妻子、母亲的生活变成了艰巨的考验，以至于要有英雄气概才能经受。

她，渴望爱情，渴望家庭，人生目标是做个贤妻良母，曾努力追求过自己的幸福，但她的生命因为生育戛然终止在25岁，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的眼泪、悲伤、抵抗都再也不会有人知道。

她，虽为总统的女儿，却因为黑奴出身无法拥有自己的身份。为了获得自由，她挑战社会惯例和种族规范，大胆地假冒成了生而自由的白人女性，代价是：她需得隐姓埋名，终身忍受一种奇绝的孤独。

人生教会她们，女性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不堪一击。无论是爱情、善意、身体，还是教育、阅读、写作，都不足以柔化父权制那异常粗砺的边界。她们，是否能够重建自我，寻找到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黑皮肤、白面具，伪造新身份的故事

在杰斐逊的时代，黑人需得“假冒白人”才能获得所谓的自由。但是直到今天，每年还有35000 到50000 名黑人要跨越肤色的分界线转换族裔，为自己编造白人身世和谱系的说辞。“白人手里拿着钥匙，其他人则被锁在门外。”对于人的偏见与歧视，仍存在于现在的美国，甚至整个世界。

◎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复杂面向

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以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而闻名于世，他是美国人民心中的“国父”，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但在蓄奴制问题上，他却是虚伪和冷漠的，作为父亲和丈夫，他在教育理念和性别观念上的落后也令人震惊。他一方面坚持主张女性拥有所谓的“天生平等权”，同时又认为，女性服务男性的义务是与生俱来的。当杰斐逊用他的人生余热创办一所大学作为自己的纪念碑时，却从没想过让聪明活泼的外孙女们坐进大学的课堂。

◎层层深入的侦探笔法+丝丝入扣的历史考据

作者凯瑟琳·柯里森是一位历史学者，多年来一直教授殖民地历史、美国革命史、妇女史以及性别史课程。此书虽为学术研究之作，但读来却毫不晦涩难懂，既有非虚构的纪实笔法，又有侦探小说般的阅读体验，尤其是关于杰斐逊的黑人小女儿哈丽特·海明斯，柯里森为了找寻到她隐姓埋名后的真正身份，耗时多年，查阅了大量资料，甚至仔细调查了58个名叫哈丽特的人，使得最后的故事变得扑朔迷离，也磕磕绊绊地遇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故事，并了解到许多普通人的故事。

巴黎的这个周末看似平静。入夏几个月来，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不祥的气氛。乡下农民骚乱的消息传进城来，巴黎人忧心忡忡地看着国王一直忙于部署防卫。这个夏天，政治骚动也震荡着巴黎：平民要求加入新组建的国民议会，国王、贵族和主教们却断然拒绝。不过，路易十六国王最终显然是向民众的意愿低头了，他做出了让步，一场危机似乎已经逆转。这天，托马斯·杰斐逊的马车驶过街道，这位驻法国宫廷的美国公使坚信“胜利……业已达成”，国民议会“具有完全的、不容置疑的独立性”。

然而，杰斐逊有所不知，恰好就在这天，恼火的贵族逼迫国王收回了成命。杰斐逊事后回忆道，“巴黎人大约在一两点钟时获知这一改变”，于是这座城市又开始纷乱不安起来。经过优雅的路易十五广场（如今的协和广场）时，杰斐逊吃惊地看到，广场一侧站着300名全副武装的德裔、瑞裔护卫队。另一侧聚集着愤怒的人群，他们“爬到一大堆石块上，或者蹲在石垒后面。广场上堆着大大小小的石块，本是要修一道通向广场的桥”。杰斐逊发现自己来到了最危险的地方。他刚从那里经过，人群的愤怒就爆发了，人们开始向骑兵投掷石块。前几排德裔护卫策马冲向人群，但遭到了顽强的反击。护卫队中有一人殒命，他们便放弃了广场。杰斐逊在回首此事时意识到，那正是“全面起义的信号”。两天后，也就是1789年7月14日，另一群巴黎人冲进了巴士底狱，武装自己，投入战斗。

从1784年起，杰斐逊就住在巴黎。在他的妻子芳年早逝后，国会请求他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与大英帝国进行和平谈判，他就像溺水的人抓住绳子一样，抓住了这一任命。他趁机逃离那些铭刻在家乡蒙蒂塞洛（Monticello）风景中的痛苦回忆，带着12岁的女儿玛莎（Martha）横跨大洋来到法国。三年后，玛莎的妹妹玛丽亚（Maria）跟来团聚，与她同行的是女奴萨莉·海明斯（Sally

早在1789年夏天那个命运攸关的时刻来临之前，巴黎就已经改变了他们每一个人。法国大革命的温和派绞尽脑汁地构想政府改革理念，他们找到杰斐逊，鼓动由他牵头举办一些研讨会，因为众人景仰他对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巴黎也教他学会了欣赏法国贵族的假发和优雅的丝绸时装，他也在这里爱上了法国的艺术、建筑、家具和书籍。玛莎也像父亲一样，对政治极感兴趣。她的帽子上戴着革命的徽章，德·拉法耶特将军（General Lafayette）骑马走过巴黎街道时认出她并向她脱帽致意，惹得她的朋友们羡慕不已。甚至小玛丽亚也变了。起初她被留在弗吉尼亚，当杰斐逊写信让她来巴黎团聚时，她并不情愿。但是，到了巴黎以后，这个九岁的女孩变了，她已经对巴黎的美景完全习以为常。等全家人回到弗吉尼亚，在返乡第一站的诺福克看到战后的断壁残垣时，她哭得声泪俱下。萨莉·海明斯学会了打理杰斐逊的丝绸衣物和亚麻床单，还有他女儿的时髦衣物。她还学会了法语。在这个法国历史（以及杰斐逊家庭史）上的关键时刻，她学到了能挣钱的本领，也看到了过上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那与她在弗吉尼亚所熟悉的奴隶生活截然不同。

然而，1789年秋，她答应与杰斐逊及其女儿们同行，乘“克莱蒙特号”船回到弗吉尼亚。但是，等待他们的会是个怎样的国度？新当选的总统乔治·华盛顿组建了政府，他面临的挑战是，要将宪法中写在纸面上的政治制度转化为一个能高效运作的政府，问题多多，首先便是决定宪法的开篇之语“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这一表述中包括哪些人。在这个革命年代，独立不光涉及一个不受君主关系约束的国民政府，也意味着个人的自决权。但是，谁有资格来主张这种权利呢？更具体地说，美国革命可能会带来哪些改变？尤其是对女性、自由黑人以及奴隶来说，意味着什么前景？

当杰斐逊一行启航回家后，他们会分别以大相径庭的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但巴黎给他们所有人都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塑造着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并影响着他们此后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