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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惹出“走私”官司的学术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资料集(专题转贴)
　　携香港出版物入境被没收并定性为“走私”　北京律师与首都机场海关对簿公堂
　　　　　　　　　　　　　　　记者　陆沪生／文
　　　　　　　　　　　　　　　海关处罚引发诉讼
　　对北京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的朱元涛律师而言，今年2月24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是他平生第一次为自己“打官司”，也是他十多年律师执业生涯中第一次以原告身份出在法庭上。为了去年8月由香港返京在首都机场入境时，随身所携购予香港的一本党史学术著作被作为走私违禁品没收，他于今年1月1日把首都海关机场告进了法院。2月24日，这一案件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行政审判庭进行了公开审理。这起迄今为止国内绝无仅有的不服海关没收学术著作处罚决定的行政诉讼，无论对他，对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对被告首都机场海关的官员，都是一次全新的经验。
　　　　　　　　　　　　　　　审查三月定性“走私”
　　上午9时，审判长赵建萍法官敲响法槌，庭审准时开始。
　　据朱元涛在法庭上的陈述，和开庭结束后对记者所说，因首都机场海关没收而引发诉讼的这本书，是2000 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书），此书据称“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作者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此书出版时为副教授、博士）。朱元涛是在去年8月初赴港公干之暇，从香港三联书店以150 余元港币买得这本书的。
　　去年8月4日晚12时余，朱元涛由香港飞返北京。准备出机场时，一位40来岁的机场海关女关员把他叫住，对他的行李箱进行了仪器检查，随后又开箱检查。打开箱子，女关员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放在最上面的《红》书，她没有问朱元涛任何问题，也没有翻阅，当即对他宣布：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
　　朱元涛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他问道：“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学术著作，在香港三联书店买的，海关依什么规定没收？”
　　女关员忙着检查别的旅客，也不搭理他。朱元涛无奈，便对她说：你要没收也行，但你给我出个手续吧，不能光说没收就没收。
　　女关员不愿意出手续，只是回答：你有异议的话，明后天来找。
　　朱元涛说：没有手续凭证，我来找谁？
　　女关员这才拿出了“海关代保管物品、扣留凭单”，划去了“扣留”字样，填写了《红》书名称、数量等栏目后，又注明了“待审”二字。
　　此后几个月，朱元涛多次与机场海关联系，要求发还《红》书。10月9日，机场海关来电请他去谈了一次。一位审读此书的海关人员告诉他，发还此书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他接受没收《红》书的事实，不必启动更多的行政执法程序。朱元涛不同意，要求按程序执法，出具行政文书。海关人员遂向他出具了《行政处罚告知单》，内容为，因其入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被查扣”，属“走私行为”，依法“拟作没收上述书刊的行政处罚”等。海关人员还告诉他，机场海关的决定已和北京海关商量过。
　　当天，朱元涛已带去了一个给机场海关的“意见”。其中说，《红》书“待审”的结局是没收还是发还，有待于贵关的审读结论。为此有几点想法供贵关考虑：
　　1、《红》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据介绍，作者高华是以这一学术成果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评为教授的；
　　2、《红》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而非其他对我国我党存有偏见的出版单位；
　　3、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朋友介绍，《红》书一大特色，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资料；
　　4、《红》书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延安整风。这一段党史详情，既为我们所关心，又为我们所不知；
　　5、学术研究允许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对党史有浓厚兴趣的党员，通过多方面阅读了解、学习党史并不为过；
　　6、对《红》书的鉴别，应当从总体上把握，不应局限于个别词句或段落。如有必要，不妨听取相关权威单位和个人的意见。
　　10日，即拿到《行政处罚告知单》第二天，朱元涛又书面向机场海关邮送了《对〈行政处罚告知单〉的申辩》，说明自己的行为不是&走私&，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旅客如何判明携带入境印刷品的性质、审查印刷品是否允许携带入境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对货物进出境，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一系列的《目录》，印刷品等进出境是否也有类似的《目录》？他再次请求机场海关终止行政处罚程序，将《红》书发还。
　　或许是因为没有答复这些意见和申辩的法定义务，机场海关没有给予回应。
　　12月17日，机场海关打电话请朱元涛过去，告知他：经最终研究决定，还是要没收《红》书。按程序作了笔录以后，朱元涛拿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称，依据我国《海关法》第八十二条（一）、《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二）、第五条（一）之规定，决定将他未向海关申报而携带的禁止入境的书籍《红》书予以没收。
　　　　　　　　　　　是否“走私”存有争议
　　朱元涛提出的诉讼请求是：
　　1、撤销被告首都机场海关（2002 ）首关字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判令被告首都机场海关发还《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首都机场海关承担。
　　他在诉状中说，我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有下列内容之一的印刷品或音像制品，禁止入境：
　　1）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诬蔑国家现行政策；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颠覆破坏、制造民族分裂；鼓吹‘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
　　2）具体描写性行为或淫秽色情的。
　　3）宣扬封建迷信或凶杀、暴力的。
　　4）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
　　他说，以自己的学识和对海关相关法规的理解，《红》书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显然不属于有上述内容的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作者高华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发表过大量论文和主编、参编的专著。党史，尤其是发生在60多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既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党员学习阅读的对象。党员学习党史，在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为指导的前提下，对党史人物，包括已故20多年的毛泽东有更多的了解并不为过。带这本书入境，不应被视为“走私行为”。
　　　　　　　　　　　　法庭之上双方质疑
　　由于原、被告双方对案情事实陈述一致，法庭归纳了双方争议的焦点：携书入境是否应当申报；《红》书性质如何确定；原告是否属于“走私”。
　　被告表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他们向法庭提交的第一个证据，就是已被没收的《红》书。接着是一份《印刷品审查表》。这份审查表的“书籍内容定性”一栏，有一位机场海关审查人员的审查意见，全文如下——
　　《红》书“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从历史上看‘肃AB团’，富田反革命事件，均是毛泽东‘书记独裁’的后果。毛泽东在党内派别斗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攻击毛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报复心也极强的人。毛泽东胸襟狭隘，一身‘山大王’气质。党的路线是经验—实用主义。毛泽东的思想有因袭的成份，也有独创的方面，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部分传统的混合物。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因此，“处理意见”是“建议没收”。“领导签字”栏内是“同意”。
　　被告的第三份证据，是海关总署监管司去年11月19日致北京海关的一个批复。《批复》内容是——北京海关：《北京海关关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处理意见的请求（京关）传（2002 ）101 号》收悉。现批复如下：经商有关部门，同意你关对该书作没收处理的意见。
　　这份批复同时抄送了海关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和各直属海关。
　　被告还向法庭提交了行使海关执法职能、对《红》书作出没收决定的8个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及其相应条款的目录。
　　对被告提交的这些证据，原告及其代理人说，直到在法庭上亲眼看到内容，总算才搞明白为什么将《红》书定性为“禁止进境”的“违禁走私印刷品”。但一本几十万字的党史学术著作，作者花了近10年心血，一个海关审查人员寥寥几行断语就全盘否定了。作者引用的资料，全部是国内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说《红》书“丑化”这个“否定”那个，被告就应当拿出相应的史实资料，在这个基础上来证明《红》书有问题，证明此书应当禁止进境，进而证明原告“走私”。这样的比照判别，才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此外，在审查学术研究著作方面，海关是否具有权威性，海关审查人员是否具备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学术理论素养，是值得存疑的。至于海关总署的批复，由于它是系统内的上级机关，它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样具有可诉性，因此不能作为认定《红》书是禁书的依据。说到入境申报，法律法规规章也并不是一概而论没有区别的，海关事无巨细监管每个旅客的每件物品，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实际执法中也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接着，原告也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新证据。这是一份下载予南京大学校方网站的相关资料。
　　原告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二级网站上，有该系所有教授的名录、专业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成果等内容。其中，高华教授为中国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教授；研究方向：目前承担“日伪江南地区推行的奴化教育”；主要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由这份证据可见，《红》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学术界公认的。据原告有限检索，已有十几篇在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引用了《红》书的内容。
　　对原告方的上述意见和证据，被告代理人提出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红》书不在内地出版，要到香港出版？当然，在香港出版可能有各种原因，我说的是其中一种。
　　他说，的确，对这本书可能有各个不同角度的看法，但是法律赋予我们海关执法的权力，我们是依法行使职权，对它作出审查结论。这也要从政治角度以及中国的国情等各方面综合考虑。我们认为，这本书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应当禁止入境。
　　原告反诘：内地作者在香港出书就可能政治上有问题，这恰恰正是一种在政治上极其有害的假设和推断。退而言之，被告审查这本书足足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可见被告作为专门执法机构，一开始也是心里没底，胸中无数的，而我拥有这本书才短短几天，并且只阅读了一半不到，我入境时怎么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据此，就把我定性为“走私”，这能说是公平公正吗？
　　　　　　　　　　　各执己见有待公断
　　时间近午，审判长适时地将庭审转入辩论。
　　原告在发言中强调，除却对《红》书性质的不同看法，更应当明确走私是一种具有主观故意的违法行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由此可见走私以主观故意为前提，原告既无主观故意，也无“藏匿、伪装、瞒报、伪报”等任何行为，何谓“走私”？特别要指出的是，撰写《红》书的作者平安无事，还以此书为主要代表作评为教授、博导，校方网站上还作了介绍，可读这本书的人却因此成了“走私”违禁书籍，这样的反差岂不荒唐？
　　他说，我要借此机会向被告和海关总署提出建议，希望海关对印刷品和音像制品进出境的监管，能相对其他货物进出境的管理一样，随时公布相关目录，并成立各方专家组成的印刷品、音像制品进出境审查委员会，以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准，也避免公民一不小心就陷入“走私”误区。
　　原告请求法院能够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且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告代理人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反复重申，根据相关海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出境人员携带的随身物品应当向海关申报，接受海关监管，机场海关对此也有公示布告。《红》书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延安整风运动，政治上有害，属禁止进境的书籍。原告携其入境而不申报，就是有走私的主观故意。海关对其所作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准确，符合法定程序，他们表示，希望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随后，法庭又听取了原、被告双方的最后陈述，审判长宣布，法庭将在向有关方面进行一些调查之后，再行宣判。
　　法槌又一次敲响，法庭休庭。（《民主与法制时报》特稿）
又看到一篇《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书评，转过来供感兴趣者参考。
　　　　　　　理想是怎样失去的——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陈　彦（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法国国际电台）
　　由高华撰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引起关注的重要成果。此书的标题就点出该书主旨在于回答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如何在中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获得认可和确立的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如果说，在读高华此书之前，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延安整风作为运动模式对中共的重要影响的话，那么读罢高华此书，读者可以得出结论：延安整风对于中共不仅重要，它实则是中共历史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义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会有中共的建国。延安整风不仅将中共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的铁的团体，也为中共建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式和动员程序。从中共建国以后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运动来看，没有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会有中共的执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延安整风，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运动；不对延安整风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实研究，就无法理解中共政治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中共的历史、中共的性质。
　　高华此书分上下两编共十五章：上编探寻整风运动的起源，下编研究整风运动的进程。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1927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创立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前五章是疏理整风运动的「史前史」，将研究的触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创始时期。通过对整风运动的「寻根」，读者可以发现，在中共运作的初期就已经隐含着对自己同志残酷斗争的传统。这一传统自然同中共初期的险恶环境相联系，但根源仍然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高华以十章的篇幅论述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历时三年之多，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三个互相衔接又层层推进的阶段。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史料缺乏，中共官方党史不仅千篇一律颂扬整风运动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对整风中的一些重大史实也隐而不报，如将整风后期残酷打击革命同志的长达半年之久的「抢救」运动，说成是整风的插曲并将责任推到康生身上。80年代以来，一部分文献资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随着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数量可观、较为真实的个人回忆录得以问世，才使得延安整风的真相有可能重现于世。高华新着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为详尽的关于延安整风的着述，作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用高华本书前言中的话说，此书旨在「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着作」。
　　仅仅将延安整风的历史清疏整理，已经是一项巨大的学术成就，但高华此着的意义又远在一部实证史学着作之上。因为此书企图寻找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转换，个人行为与时代大势之间的交叉互动，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权势更迭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对整风运动的溯源，对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理论、韬略、权谋之间纵横捭阖的高度理性策划的内在机理的疏理，对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层的微妙关系的分析，作者揭示了以中共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作为夺取政权、保持政权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国际根源和中国本土文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独到观点。
　　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着，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个性。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书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老辣跋扈、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与毛相比，王明虽然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过不信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以下是笔者读完高华此书后的几点较深的感想。
　　　　　　　　　　　　　　　一　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落后的产物
　　延安整风是中共决定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中共的「脱布化」，中共的民族化。这一转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中国形态的确立，是舶来主义与中国土壤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组织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化，中共脱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的指挥，获得相对独立地位。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语汇、战略、策略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另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国时势造成的。毛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最终占了上风，除了他本人的天赋、谋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战乱和落后。没有长期的战乱，毛就不可能利用其军事才能压倒众多的知识份子出身的中共前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其融合中国传统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强加于40年代初仍然充满理想色彩的中国共产党。
　　高华此书对这一点有充分的展现。如，延安高干供应制的建立，对中共党内知识份子出身的人的打击以及对农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合，表明毛自觉地利用农民的情感控制军队而将中共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具有农民起义色彩的红军。正如王实味指出，「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同这种根深柢固的农民意识相一致，毛泽东对知识、知识份子（尤其是西方知识、留苏派知识份子）、党内「教条主义」份子切齿痛恨。他曾指斥留苏派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批评他们「言必称希腊」，指斥知识「教条」「比屎还没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读马列的书，即使是如此，他读得最通的书，也就是最合其意的书，是那本由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布）党史》。原因无他，此书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党内斗争的指南。
　　　　　　　　　　　　　　　　　　　二　对五四精神的背弃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舶来意识形态与中国专制传统的双重胜利的话，那么这个胜利就不仅仅意味着「留苏教条派」的出局，同时更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失败。延安精神的确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产物。高华此书在这一点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洞见。作者明确将「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份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页304）作为毛泽东思想革命四原则中的第二条。高华对王实味个案作了详尽分析。王实味虽然接受马列主义投奔延安，但他为纯真理想所驱使，思想深处仍受五四民主、科学所激励。他正是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并且直接溯源到等级制的专制主义传统，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强烈闪光。而王实味最后被砍头，是整风运动因言获罪的死囚，成为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祭品。只要王实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独立的五四精神还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党天下。这一认识不仅是对延安整风性质所作出的准确结论，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起点。
　　　　　　　　　　　　　　　　　　　　三　知识份子的「原罪」
　　以意识形态作为巩固和强化个人权力的手段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将意识形态教化推广至全党每一个干部党员，以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方式，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应该说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创造性发展。
　　延安整风虽然是以中共全党为对象的，但由于意识形态是其主要武器，因而党内知识份子首当其冲。同时由于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彻底摧毁王明、张闻天等留苏派的所谓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知识尤其是书本知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对象。从这里开始，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发动意识形态教化运动的操纵杆。这个操纵杆可以概括为某种可以同基督教「原罪」相类比的「知识原罪」概念。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任何知识，尤其是同人文、社会相关的知识，只要未经过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过滤，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这种知识的知识份子就应该接受改造，就需要赎罪。同基督教一样，赎罪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式的「灵魂革命」就是赎买「知识原罪」的中国仪式。从今以后，不经过这一仪式，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高华在本书中对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个案和细节作出生动的描述，充分揭示出这种类宗教「炼狱」仪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据。高华指出「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原罪意识━━本文作者按），知识份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简直是罪孽深重！」（页424）从此，「知识原罪」便成为套在中国知识份子头上的紧箍咒。
　　高华强调延安整风中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但笔者则更倾向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的模式借鉴主要来源于苏联。中国儒学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慎独」功夫，同基督教的个体忏悔有相通之处，但却不是将个人隐私（家丑）张扬于大庭广众。将这种「涤荡灵魂」的公共忏悔仪式推广至全党范围，表明毛泽东深得斯大林真传。高华以翔实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风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毛泽东思想独尊在全党范围的确立，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知识份子包括党内高级干部在内的其他个体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与螺丝钉」。高华以丁玲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过读完此书，掩卷之时，联系到中共建国以后的现实，读者也许会问：当年受到残酷斗争、非人打击的受害者，为甚么对延安整风尤其是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三缄其口？当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后的运动中又对其他人大打出手，成为残酷的整人者？对于这些问题，结合东欧苏联与中国历次运动的实践，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只要他们挺过这一关，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制度与独裁
　　高华在本书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40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很显然，当时的延安不仅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与行动指南的极权主义的小社会。不过，这是一个初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真诚信仰、富有朝气的极权社会。王实味、丁玲、萧军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份子及更多的向往平等、自由的知识青年大量来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满了热情浪漫的气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这样的革命洗礼，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延安这个小社会可能仅仅是偶尔汇聚的浮云，而难以成为中共今后夺取全中国的革命中坚。
　　延安整风其实包含着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根本趋向。一方面，延安整风是中共由草创走向成熟，是意识形态由思想变为制度，是马列主义由理论教条变为实践纲领定型阶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的确立，是理想主义让位于政治权谋，是乌托邦走向强制的决定性转折。中共本来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证集体决策的制度化机制，延安整风则使个人独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风前的毛泽东虽然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紧张，但他却必须利用制度规定对付他的政敌，直到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才可以甩开制度的束缚。延安整风所建立的制度是一个助长专断的制度，自延安整风始，政治运动将成为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这种「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使得毛泽东可以甩开一切制度规定和集体决策框架而另起炉灶。高华对延安整风中中央总学委的论述很具启发意义。由于运动的特殊要求，临时组织就可以压倒常设组织，凌驾于党的法定最高决策机构之上，于是临时制度就可以抛开正规制度，而最终使个人专断成为制度。延安总学委的核心是毛泽东与康生，而实际上由毛泽东一人支配。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种以临时机构取代正式机构的做法的重演。
　　　　　　　　　　　　　　　　　　　　五　功利原则与人道原则
　　在共产革命中，功利主义往往是重要的行动原则。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华民族难于从长远思考。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从功利出发，毛泽东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高华在此书中详尽地展现了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时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妥协精神。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作出的。在那种艰苦转战的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个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大门。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红太阳升起之时，就是美丽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终结之时。高华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但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制约机制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仅延安整风之后党内冤案错案如影随形最终无法避免，而且按高华在本书中的勾勒，1931年邓发在闽西的肃反扩大化，张国焘、夏曦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都可以佐证：残杀和打击同党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
　　最后，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某些可完善之处，如对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交代较少。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毛泽东之所以专横跋扈、置同志于死地，除了他的权谋暴烈之外，应该还有当时中国革命节节成功的大背景，这一背景是毛泽东整风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条件使得毛更可以同当年的列宁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纯然的屠杀政敌。不过，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则渐渐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加强自己的权势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对延安整风惊心动魄的描述，读者可以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中共这架机器从整风开始就已经是以夺取政权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工具。不过，高华自己却没有完全走向这个方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甚至也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这种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性认识，坚决地、义无反顾地告别它。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书我已经找了很久了，可惜到处找不到。闹了半天还有这么场官司在身哪！
我也是。原来想托在香港的朋友给带本过来，他们也说海关查得挺严，只好作罢。现在在网上只找到一篇书评。
蚂蚁,我依稀记得在“父母都很难”的对话里曾提过这本书，当时我还偷偷去找一遍,原来在这里。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书评，供大家参考吧。
　　　　　　　洞见与不见——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ZT)
　　　　　　　　　　　　　　　最恨多情
　　黄土高坡上成排的窑洞，山坡间流动的延水，山顶矗立的宝塔，还有在塔尖处辉映的一轮红太阳，这一组生动而又熟悉的地理剪影，共同建构了人们心目中“延安”的经典形象，而与之直接联系的是一份关于中国革命的集体记忆：延安，社会改造的范本，无数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中国共产党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起点，“共和国的摇篮”酝酿着历史奇迹，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甚至震惊了世界……就连被我们一向认为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海外学者也毫不吝啬地评价延安的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大胆的”、“富有创建性的”的国家发展道路（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然而正如太阳底下，难免有暗色的投影，堂皇眩目的历史铺陈之中，事实也不尽如想象一般的美妙，对任何事物的认识远非是单面的。今天，一个以“革命”作为整体性反思对象的时代，当一些有心人对历史进行回溯性的考察时，竟然发现不健康的领袖崇拜、腐化的等级差序制度、被个人集权严重践踏的民主生活、卑从于政治操纵的文艺创作、周而复始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这一系列最终孕育了灾难性结果的不良种子在“延安时期”已经种下！有过痛苦和黑暗的共和国历史记忆的人们，再回头打量曾经以朝圣心情看待的“延安”，展开的又是另一重审视的目光。而“整风运动”，在很多人眼里与“延安时期”几乎是同义词。作为现代思想改造运动之滥觞（“思想改造”这个词实在是牵扯了太多人敏感的神经和不愉快的记忆），“整风运动”揭开了“前文革时代”的序幕。许多人认为“整风”负面地塑造了国人的政治性格，更在消极意义上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原初面貌，新近一位台湾学者的著作便将其径直以“阴影”命名（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亟待全面考察的重大历史题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虽然80年代以来出现了有几部以“延安整风”为主题的小册子（如《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但仍禁锢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解释系统，对历史事实多有简化和重构；而一些分散的局部研究（如戴晴、陈永发、杨奎松等人的研究），虽不乏创见，但终因畛域的分野而未能构成系统的论说。所以最近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版）应该称得上是迄今为止最有分量的一个大部头了。
　　诚如作者所言，“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而本书的优长之处首先也就是在材料掌握上超越前人，作者以十年之力，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资料，包括报纸、期刊、少量公开的档案、文件集、当事人的回忆录不一而足。作者以史家特有的敏锐，对这些资料进行细致的整理爬梳，在“延安整风”的起源、“整风”期间上层权力的交锋以及在中下层锻造“新人”的革命过程诸多方面重建史实，致力于突破“传统意识形态术语的演绎”，“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起源的追溯，作者显示了宽阔的历史视野，首先梳理自江西时期以来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继而考察遵义会议后毛的权力扩张和莫斯科政策干预的因素。其间论述颇多出彩的地方，比如毛对赣西南苏区“肃AB团”事件负有的责任、1931年至1934年王明对毛的认识、关于“抗日反蒋”问题毛与莫斯科的分歧等重要历史关节，作者一一进行的重新审视，挖掘出许多原本鲜为人知的史实，相当程度上扫除了历史“迷思”的成分，从而松动了读者原已凝固化的既定认识。只是作者的笔触过多围绕毛泽东个人展开，大量的讨论篇幅集中于毛泽东“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关于一些历史细节我以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1937年初，中共中央的权力格局正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是年二三月间，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两次致信当时还是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刘在信中突破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了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的极左错误，由此引发了党内关于十年政治路线及白区工作评价问题的争论。虽然这场争论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作者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依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六中全会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第97页）。与此同时，作者断言“毛张联盟从此走向解体，而毛、刘长达三十年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争论而告奠定”（第98页），做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有些过于匆忙。首先，在“毛泽东是否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的关节点上作者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作者在行文中使用了一个并不严谨的“让步从句”，基本上假定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第94页）；其次，对于刘、张之间的争论，毛的态度基本上是置身其外，毛似乎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扶此抑彼的倾向；再次，从这次争论以后中央格局的发展态势看，刘并没有因此进入中央权力中枢，而是被派往太原继续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而毛、张的合作关系也未见得破裂在即，就在其后不久的洛川会议上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及军事战略方针中央发生分歧，党内高层中明确表示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惟一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张闻天。
　　1938年春天，任弼时从延安赴苏联汇报中央工作，作者认为任是为配合毛“借洋师助剿”王明而往莫斯科充当“高级说客”（第164页）。可能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材料，作者借毛曾对同时期赴苏联学习军事的刘亚楼“交代任务”，做出了一个“想当然尔”的推论：“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第164页）对毛之“用心”的揣摩，确实体现了作者之于中国式政治哲学的不凡参悟，但这并不意味了历史事实的细节缺少可探究的余地。其实作者也指出了“提议派任弼时赴苏联汇报的竟是王明”，只是从他对于政治谋略一贯的理解思路出发，这样的历史信息也就不值得过多关注，可玩味不过的是一层“讽刺意味”而已（第165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到，任弼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也明确贯彻了中共十二月政治会议的精神，姑且不论这算不算任为“王明路线”张目，要说任做了毛泽东的“说客”多少有些勉强。类似的例子，还有差不多同期赴苏的王稼祥。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作者由此反推“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中共领导人的活动”（第169页），从而完成“任弼时未竟成功的使命”（第167页）。这样王也被作者纳入到了关于毛泽东一系列政治谋划的表述策略中间，由此展开的论说流畅而且圆融，并不失突破成说犀利风格；而我担心的是，由于作者对于把握历史人物政治意态的自信过分，是否会有意无意间遮蔽了事实的另外一面？
　　1938年9月至11月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借莫斯科的“钦点”之力，毛泽东一举奠定其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在会上，毛作了题为《新阶段论》的政治报告，突出强调了“长期抗战、长期合作”、“抗战高于一切”的思想。作者鉴于毛自抗战前夕以来一直“强调中共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质疑毛为什么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作者认为：“毛泽东所有的这类言论都是违心之言，这是他在当时复杂、微妙的形势下，为应付斯大林和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为麻痹蒋介石而精心设计的谋略手段。”（第175页）而在我看来，如果多一层对于具体历史环境的体察，毛的言论恰表现了其思想的某种连贯性。确实毛一直非常重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自主地位，但毛首先是一个实际主义者，他很少拘泥于教条，而注意在变化的实践中不断修正其关于国共合作原则及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和表述，就1938年下半年战争局势的发展而言，毛对统一战线还是有信心的；毛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是莫斯科，当时毛对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还是尊重的、服从的，况且共产国际本质上也不主张无条件地迁就国民党，其策略方针与此时毛的看法，有着某些共同的立足点。当然，以毛的个性和能力，不可能让莫斯科的认识不折不扣地左右自己的思维逻辑；而中国革命的实践也确实更多表现了与国际“共运”相异的一面。事实上，毛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一直保持了具体分析与大胆怀疑的态度，到六中全会，毛已经开始对国共关系问题有了一些不同于十二月会议的认识了，但这些认识还没有上升到他意识的主流层面。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同样是在六中全会，毛的《新阶段论》报告讨论加强统一战线的意见，在另外一些场合毛也提出不应“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作者由此批评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言论和行为集中体现了“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第174页）这样的评论未免太过“诛心”。细心的作者还提醒我们《新阶段论》的报告以后未全文收入毛泽东主编的《六大以来》，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因为这个报告包含了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而依据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解释，毛正是在六中全会上“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样的解释当然是带有强烈后设性质政治话语，但毛当时却未必已经谙熟了这套话语策略，毛的思想在当时也未必与王明路线有着完全清晰的截然的区分。毛泽东要真正完成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转变，并且考虑根本上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还留待另一个契机，那就是“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作者着墨不多，主要批评集中在毛泽东对皖南新四军失败的遥控指挥上。“毛泽东在中共军中最不信任的对象是项英”（第254页）。作者认为出于对项英的成见，毛“只看结果，不管过程，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在延安对项英吹毛求疵，百般指责”，发出的电报指示“前后矛盾，变化无端”，从而使项英在新四军北上问题上无所适从，最终陷于困境（第276—277页）。中央的指挥失据，导致皖南新四军的被动，这样的结论应该说大体不差；但由于作者过分专注于毛、项之间个人恩怨的考究，在一些问题上历史的眼光反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事实上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后一系列决策与指挥，与其对国内国际局势的总体估计有关，也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一时期策略变动有关，尤其是在判断蒋介石有无联合日本夹击八路军的阴谋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发生了意见分歧，并且这种分歧深刻影响了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势（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与策略变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皖南事变”的教训及类似的历史经验都提醒了毛，必须调整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党之间那种长达二十年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必须破除党内对莫斯科盲目迷信的心理。与莫斯科拉下面子直接对抗，显然不可取也不可能；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口头表示了对毛泽东地位的承认，王明失掉了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大势已去；而1941年苏德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苏联内部事务应接不暇。这样看来以王明和博古为代表的“国际派”中共领导人首当其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群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成为“整风运动”的矛头所向实在是“命数”使然。关于“整风运动”起源的考察，作者用力最多的一面，也是以往研究相对忽略的一面，即对于党内领导层权力斗争多重线索的梳理；而我以上的分析想强调的一点是，如果因此忽略了对国内国际背景的观照，也同样可能走进认识的误区。
　　“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是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提出的概念，在此时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战略意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锋芒所指，自然是党内那些赴过苏、留过洋，擅长引经据典的领导人。作者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为了“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第178页），此论不无所见，但也不尽然。首先，以此逻辑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整风运动”中毛始终把《联共党史》以及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的相关指示奉为经典，反复讲解，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在作者看来，毛对斯大林完全取“为我所用”的态度，所以可以“一边用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即使“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是食之如甘饴”（第192页）。但也有学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毛还是“一位典型的列宁主义者”，毛仍然相信“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阶级利益以及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一致的，中共与苏共之间还存在某种师生的关系”（杨奎松《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整风时期”的中共中央一面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斗争矛头尖锐地指向莫斯科实际利益的代理人王明，不顾莫斯科愿意与否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面仍继续表现出高度尊崇莫斯科的态度，极力在王明与共产国际之间寻找不同点，一切“整风学习”的理论材料和指导原则大部分仍源自于莫斯科，在这样繁复的政治操作中间，毛泽东的面目愈益驳杂，毛到底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列宁主义者？还是功利主义者？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在笔者的智识能力以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脸谱式”的简单化处理只是满足了人们思维的惰性，为急于在传统意义的“善善”、“恶恶”标准上做出表态的“正人”平添一丝道德审判的快意，而对于历史真正的理解无所助益。
　　作者对于中共领导层权力斗争的“深描”不惜篇幅，而相比较来说，我觉得全书最精彩的笔墨还是在整风运动深入中下层，关于全面锻造“新人”的革命实践那一部分。作者一针见血点出：“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第303页）“在中共党内、军内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是教条主义传统，而是经验—实用主义传统。毛执意要在基本由农民组成的中共党和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其严重的后果却是从此也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中。”（第304页）。在这里作者表现了令人钦佩洞察能力。从对王实味个案的处理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党文化”观的脉络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而教化与强制软硬两手兼施的“新人”锻造过程也凸现了从“整风”到“审干”必然的转换逻辑。作者以侦探式的耐心与细致，对从“试验田”里制造出“张克勤案”进行层层梳理，最后得出使人信服的结论：“抢救运动”并不是所谓“康生的阴谋”，不过康生所说的“整风必然导致审干，审干必然转入抢救”的名言却道出了整风、审干和抢救之间真实的关系，在这三者依次快速递进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决策的主导地位”（第462页）。行文至此，也许是想在理论层面攀上一个高度，作者又把自己的论述推进了一步，提出了毛泽东“肃反”情结的概念。通过历时性的一番考察，作者认为从江西时期到延安时期，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肃反斗争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对党内敌情的过分估计，极左的肃反观已形成固定的思考模式”以及“毛出于其个人的目的而对‘肃反’的误导”（第466页）。在这里，作者原本敏锐的历史触觉似乎反被思维的惯性钝化了。心理分析一旦上升到“情结”的高度，一切细节的讨论便失去了意义，给人一种万事万物皆入其彀而不得脱的宿命感。一次次“肃反”只是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只是毛“功利主义政治谋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467页）。我由衷欣赏作者对于毛泽东政治性格的深刻理解，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深刻也模糊了史家应有的历史感觉。换言之，深刻的“洞见”，有时也因为它的深刻而成为“不见”。马克·塞尔登曾经指出：“整风运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在思想、方法和方向都一致的统一政党，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强调的重点是创造性地适应人民战争的独特环境。”（前揭书）这一观点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我们恐怕既不能说“延安整风”的全过程都是由毛泽东一手策划的，也不能说“延安整风”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政治发明。“延安整风”虽然是毛泽东蓄谋已久的事，但其实际进程却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延安整风”虽然是毛泽东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大手笔”，但它却是一代延安人集体参与创作的——不仅“延安整风”时期地位崛起的刘少奇、任弼时等人是毛泽东的重要合作伙伴，也不仅“延安整风”时期地位下降的张闻天、王稼祥（甚至包括一度对“整风”有过顽强抵制的王明）是毛主义上升的配合者，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延安人也在不断地参与创造着那种新的政治文化。还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五十年代以及文革时期毛泽东对政治谋略的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造化无穷”的大师级境界（借用本书作者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由此反过头来推论毛在刚刚确立其领袖地位的“延安时期”，甚至在更前的“江西时期”也早已是此道高手，一切皆能轻松玩弄于股掌而自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这样的讨论与本文评论的主旨已经离得太远了。
　　按照一般的读书习惯，我喜欢先从“后记”读起，因为在这里往往能体会作者真性情流露的一面。现在我已经读完了全书，重又回到了“后记”。这篇文字交代写作本书的缘起和过程，我想其实也完全可以当作作者的一部生活小传来读。夫子自道，情溢于言，细细读来，更加深一层对作者学术思路的理解。作为出生于五十年代初的大陆学人，作者差不多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了，与共和国一道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雨和坎坷，而这一份揉杂了苦涩与辛酸、解脱与欣慰种种复杂况味的生活体验，也化作点点滴滴的历史感悟，融进了本书的字里行间。所以有学者评价此书是“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萧功秦《拒绝残酷的美丽》，“世纪中国”网刊），确是见道之解。 由坚定不移的信念到萌生怀疑的种子，由灰色岁月的苦闷彷徨到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震撼并引发重新的审视与思考，作者心路展开的历程，也就是本书酝酿的初衷。作者坦言，全书的写作“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但也“不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也许正是这一份价值关怀和问题意识，使该书带给读者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和思想冲击；但另一方面，情感记忆过多地羼入历史的书写，价值关怀也可能造成作者所努力避免的情况，即“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第655页）。作者自信其“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加强了他“阅读资料的敏感性”，使他“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第653页），可是与此同时这种“敏感”是不是也遮蔽掉了一些什么东西？这实在是个难题！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不可避免地拥有心灵体验的情感记忆，但以历史研究者身份投入其中，往往可能使作为研究对象的事件或人物非历史化，因为情感立场维系了表态多于探究的思维惯性，历史失掉了紧张和复杂而被简化为符号，它指向一个现成的结论，深刻的“洞见”反而成为“不见”。可是谁又不是历史的参与者呢？谁能够全然抛开“价值关怀”呢？也许这就是一本好书的魅力所在罢，它呈给读者的永远不是某个可以让人心安理得不假思索接受的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思考空间，那里没有尽头…… （4/17/2003百年中国论坛）
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
　　& &&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的后记
　　& && && && && && && && &&&高&&华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80年代初，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
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春。记得有一
位前辈学者曾说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
政治上更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不仅在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
情况亦是这样。新中国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使我不幸地过
早地关注起自己不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
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
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
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
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
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
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
，第一次看到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 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
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
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
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
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
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
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
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
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
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 我对当
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
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
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1至4卷，我多次阅读了收入《毛选》中的《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
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
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
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
手拎红白相间的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30多岁的余姓美术教师，
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
击，有一天，我无意中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
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
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
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
“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
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
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学的校长
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楼，那里正举办所谓“修
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
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以及用从缅甸进口的柚木制成的地板，无一不使我
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
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
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
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
掉的那套杨绛翻译的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
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
三百首》等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
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
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
到150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
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
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
150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
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
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
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
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
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
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
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
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
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
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
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
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
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
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
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
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
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
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
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的《文艺报》的《再批
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
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
《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
、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年后南
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
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
　　70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
专横，在1975年从其位于南京市卫巷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
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
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
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
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
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
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
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
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 这虽然
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
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
什么“×××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
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什么“×××在延安审干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对
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
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
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
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执行和推广的，那么延
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系作为自己的
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
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
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
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
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70年代
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
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
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
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
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
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的《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
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
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难以忘记
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
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
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
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
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
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80年代以后，中国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
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
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
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
我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
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
开始动笔,到1992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2年下半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
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则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 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
仍利用在华盛顿的机会，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但是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
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
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
3次修改补充，于1998年底，全书杀青。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
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
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
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
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
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
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
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
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7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
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
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
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
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
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利
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
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
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
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
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
档案，涉及40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
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
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
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
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
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1、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20世纪全
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
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
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2、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
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
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
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
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
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3、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所论及的所
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
“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
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
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
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
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
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研究的进展，他还热情的为本书
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
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
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
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现旅居美国的贺军
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高级问题研究院“华盛顿— 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
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的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
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
山(Jeff Zuckerberg)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
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
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
务，但是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对本书的出版有重
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
“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
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
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
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
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
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
　& && && && && && && && && &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
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60万字)
附该书目录：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1、&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专政&问题
2、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3、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4、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5、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6、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第二章：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与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1、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2、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
3、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4、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1、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2、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3、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4、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第四章：毛泽东对王明的初步胜利
1、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2、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3、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4、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五章：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2、&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3、&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下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及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2、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3、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4、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5、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6、扶植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与高岗
7、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第七章：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1、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2、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3、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八章：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1、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2、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第九章&&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1、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
& & 的出笼
2、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3、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4、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5、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第十章&&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1、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2、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3、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4、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第十一章&&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1、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2、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3、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4、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
5、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6、&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7、&得救&：&新人&的诞生
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1、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2、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3、&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4、毛泽东的&肃反&情结：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
5、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6、在&试验田&里创造出的&张克勤案&
7、&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1、&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2、中直机关的&抢救&
3、军直机关的&抢救&
4、西北局和边区系统的&抢救&
5、中央党校的&抢救&
6、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抢救&
7、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8、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9、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10、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第十四章&&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1、&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2、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3、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4、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第十五章、&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1、&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2、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3、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4、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5、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洛甫等人的公开检讨
6、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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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D class=bk3 width=*&厘米　平裝本　728頁&BR&國際統一書號：962-201-920-X&BR&定價：
& && &HK$175／US$24 &/TD&&/TR&
&&&TR vAlign=top&
& & &TD class=bk4 width=*
& && &height=84&　　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歷史政治運動的濫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1949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本書作者歷時十餘年，搜尋考辨大量歷史資料，在此基礎上，從實證研究的角度，詳細剖析了延安整風的前因後果及運動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力圖再現當年這場運動的歷史真貌，是目前內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著作。&/TD&&/TR&&!--EndFragment--&&/TBODY&&/TABLE&
“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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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负责同志的话，从侧面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些档案中有些什么。
谁见过此案的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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