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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久留米大学在中国的招生情况
日本久留米大学在中国的招生情况
别科(预科)：一年有2次招生。即4月入学和9月入学。
1．4月入学的考生，于前一年的7-9月开始报名。10月中旬考试。10月底合格发表。其后的时间办理银行存款证明，在留资格，交纳学费，办理签证等手续，第二年的4月初入学。
2．9月入学的考生，于当年的2-4月开始报名。5月中旬考试。5月中旬合格发表。其后的时间办理存款证明，在留资格，学费交纳，办理签证等手续，9月中旬入学。
本科招生情况：
在中国招生的本科有2个学部，即文学部和经济学部。一年招收一次，4月入学。报名时间是7-8月，10月上旬考试。
文学部招生主要有心理学科，信息社会学科，国际文化（英语交流专业），国际文化（国际文化专业），社会福祉科（儿童家庭福祉专业，医疗福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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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学：剖析2014去日本留学需要准备多少钱 生成时间为： 13:29:47
福岛大学位于福岛县市金谷川的日本
千叶大学走过了55个春秋，在这55年
东京外国语大学，英文名称：TokyoU
名古屋大学的前身为1871年设置的临
山梨大学是一所位于山梨县的日本国
香川大学，英文名称：KagawaUniver12345678910
日本名校推荐我在久留米大学读书（下）（扶桑散记）
我在久留米大学读书时，发现日本大学学生穿戴很是随便，着奇装异服者不在少数。更有一些男女学生，里面的衣服必大于外面的衣服，且决不捅在裤子里，似乎是有意让其显露于外，这或许就是一种时髦？穿戴随意的日本学生，背得书包也别有样子，书包的带子很长，背在身上边走边拍打着屁股，在校园里或大街上行走，他们拿着手机，旁若无人地打着电话，声声“毛西、毛西”（喂，喂）地叫个不停。
起初我到学校时，不明白这里面的道道，认为到了人家大学园，去读研究生，就应当正正经经，穿得要讲究一点，而不能弄得太散漫。到校第一天，我穿得很整齐，手上还提着一个特意买的皮包。上完课到了图书馆，碰到一位来自沈阳的留学生孙诚，当他得知我是留学生后，开玩笑地说：“我还以为您是教授而不是学生呀！”他解释说，在日本，教授与学生的装束是不一样的，提的包也不一样。学生没有穿西装打领带，更没提着皮包的，如果这样的打扮，就让人误以为是教授了。
这似乎是被大家普遍认可的一种观点，在那里的留学生也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我朋友丘山，有一次开车带我去他读博士学位的九州大学办事，临下车时，赶忙将领带摘下，脱掉外面的西服。他说：“我们现在是学生身份，若穿得西装革履进去办事，会被人家笑话的。”打那以后，我每次到校都穿上打工时的衣服，也专门买了一个背带很长的书包挎到了肩上。到了这时，才感到自己是回到了学生时代，与校园里其他学生完全一致了。这是一种安全而舒服的感受！
小竹先生所带的8名学生，在上课时基本上很少全到位，有几次只去了四人，加上我才五位学生坐在那大教室里，弄得那老先生的脸色很是难看，但他还是照样讲下去。课间休息十分钟，我与小竹先生到教室外面去抽支烟，与他聊聊天。他次总要去自动贩卖机里取一瓶冰镇水，吸完烟喝完水再到教室。说实在，小竹先生讲的有关中国历史与政治，我早就熟悉。作为历史系毕业又教过十二年历史的我，所读到的书、所给学生讲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讲，比我在日本大学课堂听到的要多得多，所以我坐在那里，并未认真听讲，常以写信来打发难熬的时光。
上完课，我一般去图书馆里呆上一小时，为的是翻阅一下各式各样中国报刊。久留米大学与南开大学结为友好学校，南开赠去了不少中文书籍，另外图书馆还订购了《人民日报》、《花城》、《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我从那些文学杂志上读了不少中篇小说和散文。如莫言的《记一次跳高比赛》、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及相关的评论文章。
虽小竹先生的学生大多对上学读书兴趣不大，且经常房迟到早退，但有一位我发现却是难得的“读书种子”，此人叫德永浩一。在我第一次到小竹办公室时就碰到他，见他正谦恭地向先生请教。以后每次上课我都看到德永浩一总是第一个坐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讲，一丝不苟地记着笔记。他因学过两年中文，所以对我的到来特别欢喜，每节课总愿坐在我旁边，用汉语不时与我交谈，要我纠正他的发音。课后，别的同学或开着小汽车或骑着摩托车或三三两两背着书包慢条斯理地到校外玩耍，而德永总是一个人去图书馆再坐上一阵子。他借来好多书，认真查找资料。他告诉我，他对中日关系史很感兴趣,想在这方面下点功夫，研究一点成果，并希望将来有机会去中国留学。
我对德永浩一说：“你要研究中日关系史，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千万不要受日本右翼势力的观点左右。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国对日本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没有中华文明的传入，日本社会恐怕很长时间内还在荒蛮中。近代以来，日本虽经明治维新而发展起来，但对中国发动了数次侵略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日本人死不认罪，矢口否认侵华的历史。在80年代修改教科书时，把侵略说成是‘进入’，还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子乌虚有的事。最近，又投资15亿元，拍摄了一部名为《自尊》的影片，公开为东条英机这个战争狂人翻案贴金……”德永只二十岁左右，若放在中国比我的许多学生都小得多，我自信在年龄与学问上可以当他的老师，所以与他单独在一起，我也就老大不客气地给他上了一课，好在这家伙脾气很好，在听我讲话时，始终老老实实地瞪着眼睛看我，一边听，一边笑着点头。他能否从内心接受我的说法，我不敢保证，但至少在表面上他不反驳我，这就给我个身在东洋的中国人感到些许的快慰。
在久留米大学期间，除了小竹一彰先生外，我只与德永一浩接触较多一点，对其他日本人，我见面只是打个招呼，而且因我到校总是来去匆匆，且住在福冈，故对学校里约四十多名中国留学生也没有多少交往，倒是文学部与经济学部的一些留学生经常看到《九州华报》上我的文章，主动来找我办这办那，这中间有位来自北京的公子哥，因对我出言不逊，被我教训了一顿，惹得我险些对其动粗。
那是一个周一的上午，我上完两节课，因那天晚上不打工，我没有急于赶回福冈，先到抽烟室里坐着抽烟。不大一会儿，有三位小青年进来，一个“小黄毛”，说着日语，一看就是个“小鬼子”形象。那两位，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身材都在一米六十左右。胖子脖子上套着一条粗大的项链，手上还戴着个大戒指，活像珠宝商。他们走向我，那瘦的用纯正的北京话问我：“你老兄是不是《九州华报》的？”我一听是中国人，很是欢喜地站了起来，忙道：“是我，我与我朋友在福冈办了一份供在日华人阅读的中文杂志，你是怎么知道的？”在他们坐来后，交谈中我得知，那胖的姓吴，瘦的姓林，都来自北京，是久留米大学经济部二年级学生，他们是在国内上完高中后就来日本留学的。那天我开始心情不错，因没急事要办，就坐在那里与他们闲聊。
闲聊中，姓林的小子说他的祖籍是浙江，他本人出生长大在北京。他一会说北京如何好，一会又说浙江怎么好，言外之意我们山东根本不行，不能与那两地方相提并论。
待他说完，我笑道：“北京、浙江是很不错，中国哪个地方还差呢？这我并不反对，可我要对两位小老弟讲个故事，让你们见识见识。”我接着说：“清朝的某一个时期，有批读书人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有两个人住在同一房子里，一位是你们浙江人，一位是我们山东人。有天晚上闲来无事，浙江那位老兄喝了点酒后，有些兴奋，他出了一幅对联的上联让我们山东人对下联。那上联为：‘千山千水千秀才’，意思是你们浙江风光秀美，人才辈出，有一千座山，一千条河，一千个秀才。你猜我们山东人的下联是什么？”说到这里，我有意停了一下，反问那姓林的。他看着我，要我快点回答。我说：“这下联是‘一山一水一圣人’。这山是泰山，五岳独尊；那水是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从山东入海的；那圣人自然就是孔子了。我们山东以一对你们浙江一千，你看如何呢？”我的话把他弄得哑口无言。
在我与那姓林的小子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好姓吴的胖子对着黄毛“小鬼子”满脸陪笑的样子，而又不时地休斜眼瞧我。过了一会，那胖子点了一支万宝路烟后，对我开了腔：“你老兄这么大年龄来留学，是官派的吧？”当我告诉他我是私费留学，每天打两份工来维生和交学费后，那家伙哈哈大笑：“打工？你这样的岁数还跑到日本来找工？我就不打工，遭那份洋罪干啥？”这时，那姓林的瘦子对我说，那吴胖子的老子在北京是个什么长之类的官，属高干。我看那家伙不像个地道的玩艺儿，没想与他多言语。
正当我起身准备离开时，吴胖子突然对我说：“以后你把每期的《九州华报》送给我一份行不行？”他那样子令我讨厌，遂道：“不行，为什么要送给你？你要看就花钱订。”见我不理他，这小子脸色顿变，将烟头扔到地上，说：“我想不出你们两个山东人能办出什么样好杂志！哼，给我看，我才懒得看。”看他如此嚣张，我的火气腾地一下也上来了，也将手上的烟头狠狠地扔到他眼前，一步跨到他跟前，怒道：“你他妈的张狂什么？你老子是什么狗屁的官儿又怎样？你这个京城恶少跑到这里来逞什么能？我们山东人办不出好杂志，可毕竟办出来了，你有本事弄张小报让我瞧瞧？”
临走前，我正色地对他们说：“人不论做什么，也别管你出身如何，家境怎样，都应摆正自己的位置。老老实实做人，才是正道。”自此之后，我没再见到这两位，也不知他们后来如何。
在久留米大学读书期间，我认识了三十多年前从台湾到日本教书的张国兴教授，并与他共同谈论了李敖，这让我不能不写上几笔。那是1999年元旦后的一天，我到学校找小竹先生办事，恰好那天小竹不在，而小竹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屋子外面挂着“张国兴”三个汉字，我一看就确认这必是一个中国人在此工作。我贸然地上前敲门，里面传来了“夺凿”（日语：请）的声音。我推门进去，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小老头在伏案读书。我说：“您就是张先生吧？”他抬头看了看我，仍用纯正的日语说：“你是谁？找我干什么？”我对他讲：“您是中国人，请用中文与我说话吧！我的日语不好！”我告诉他我是小竹先生的研究生，来自山东威海。这时他站了起来，与我握了握手，改用中文道：“喔，就是你呀！小竹向我说过你。怎么样，到日本来还习惯吧？”我简略地介绍了我到日本后的经历与感想，他也讲了自己的经历。他说，他是1959年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台湾文献研究院工作了几年，1965年来日本讲学，不曾想就这样留了下来，一呆就是三十多年。
张国兴所讲别的事情，我也感兴趣，但最令我兴奋的则是那句“1959年台大历史系毕业”的话，因为我知道，名满天下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敢于和善于同一切邪恶势力做不屈抗争的斗士李敖就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的，而且也是1959年，这样说来他与张国兴应当是大学同学了。在我心中的地位、对我思想的影响，李敖是仅次于鲁迅的。我从国内带到日本的为数不多的的书籍中，就有李敖的千秋评论集与秦文编著的《李敖传奇的一生》。我读过李敖的十几本书和各种介绍评论他的文字，我敢说对李敖我生平经历和思想才化，我是比较熟悉的。我为自己能在日本碰到李敖的同学，从他这里更具体地获取一些关于李敖的情况，而感到异常的兴奋。张国兴说，李敖的确是一个有才情的人，书读得很多，涉猎广泛，记忆力又好，但为人很是古怪，整天穿着一袭长袍，校园内没人不认识他……
交谈中我发现张国兴对李敖并不推崇，话语中还夹杂着贬损李敖的意味。比如他说，李敖之所以愿写那些杂文之类的东西，那是因为他搞不出真正的学问来。真正能坐下来搞学问的人，不会去弄那些所谓“战斗性很强”的文章来。张国兴这样看待李敖，我当时很不愉快，可面对一个六十岁的老者，我也不意思与其争论。
回到福冈后，我把与张国兴的交谈说给朋友丘山听，他说，张虽人在日本，却是一个“台独”分子。他写了好些书，大都是宣扬鼓吹“台独”的。至此我才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贬损李敖了，因为敖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张李虽为同学，但在思想上早有很大的距离，张国兴这样的人是不会理解李敖这种狷介、坚韧的特立独行者。
后来我回国购买了李敖的《回忆录》与《快意恩仇录》，只是在《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131页中发现了“张国兴”三个字。李敖的那段话是这样的：“我去文献会，我是惟一的研究生，其他全不是，后来龚忠武、张国兴来，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除此之外，在整个回忆录里，李敖再没提张国兴一个字，可见他在李敖心中是没什么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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