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 真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与文革有什么关系

读书笔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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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场大讨论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方针的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
  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多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党内、政府和军队中的全部领导职务。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不少老同志也从不同角度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正确认识与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时期,中央党校也作出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二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这就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文章在党内外和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
  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针对当时的形势再次精辟阐述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个讲话在关键时刻给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有力的支持。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提出的种种责难,得到了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中央和地方报刊也发表了许多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其中包括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部队领导同志的文章,从而推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深入展开。
  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这场大讨论,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总结。
1978: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胡耀邦亲自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文稿
  很多人参与修改,胡耀邦审定
  到6月下旬,正要动手写文章时,我妻子生病了,开刀住院。到7月份了,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写出来了。9月初开学了,我就把文章寄到北京去了,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
  文章寄过去后三四个月没有回信,1978年元月,报社寄来一份清样,说要我写得严谨一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修改一下,马上要用。
  我改好了寄到北京,北京改了清样又寄回来,再修改再寄去,一直到1978年4月份,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一天晚上,王强华接我到光明日报社,这个时候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还有孙长江也去了,在杨西光的办公室讨论怎么修改。他们的要求跟开始的要求不一样了,开始要求我收敛一点,后来要求现实针对性更强一些,加强战斗性,另外文章写得更准确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
  在北京前后我改了六七遍稿,最后确定,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等同志再改一次。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杨西光告诉我,他已经定了,先由《理论动态》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而且《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发通稿。实际上杨西光没有这个权力,最后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开始投稿和发表的稿差不多长。修改了好多次,开始越修改越长。后来修改又变短,长长短短几遍。
  但从头到尾,基本观点一个也没有改。文章开始三个部分,后来我自己改成四个部分,也没有变。第一部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部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是自觉地用实践的标准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第四,批判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文章的结构没变,文章的基本观点没变,但是文章也补充了新材料,新内容,主要是加了毛主席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
  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著作权不著作权的,那是冒着风险写文章,准备坐牢写文章的,所以没有想到后来谁的著作权问题。
  “你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里去了”
  我离开北京之前,看过我文章的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对我说,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我说我也知道,我老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知道要斗争,反正是豁出去了。
  日,这篇文章出来后,有一段还是挺紧张的。后来是听了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感觉很轻松了。我是早晨在广播里面听到播报讲话的,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当时,我跟我爱人在一起。文章发表后她也一直为我担心。
  文章发表是一回事,真理标准大讨论又是一回事。文章发表后,如果是给汪东兴、华国锋他们扼杀了,真理标准也讨论不起来。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花了大力气的,做了很多工作的,没有他们,形不成这么一个讨论的形势,也带动不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改革开放刚迈步,解放思想远没到位
  1979年的时候,有一次南大学校党委告诉我,省委组织部决定把我调到中央宣传部去,后来还说要调我到中央党校去。但是我没去,因为我觉得在大学当教师挺好的,而且北京我一个人都不熟,中央的情况又十分复杂,一个书生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复杂场合。
  后来省委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到省里去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大概一个月,我的调令就到了,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是我就到省里去工作。进入省委,我想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了,否则没有道理。
  我是1982年11月调到省委宣传部,到1984年底开省党代会,被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常委是很少见的。
  我到省里工作的时候,应该说是新时期的起始阶段。改革开放的步子刚刚迈出,解放思想还远远没有到位。很多同志脑子里面所认识的社会主义,还都是“文革”前那个社会主义,很多人当时的观念远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摆脱“一大二公”。
  我当时对于一些新的东西都采取支持态度,我认为苏联那个社会主义模式本来就是不成功的。
  面对争论,宣传部是比较苦恼的
  当宣传部副部长是比较苦恼的,在我看来,当时一个总的特征是“左”的思想还在阻碍改革开放,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它被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事物。
  对反对“精神污染”,我是弄不清楚的。记得我到北京去开宣传部长会议,当时邓力群主持的会议,他是宣传部部长。他点名让我和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翰发言。我在讲话中专门问了个问题,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经济领域里面能不能搞,经济领域里面要不要清除“精神污染”?因为如果搞“精神污染”,到处搞下去的话,经济建设也要被搞烂,去反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它们才刚刚起来呀,那样的话经济工作都得乱套了。邓力群马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说昨天请示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经济领域里面不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只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进行。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我开了句玩笑。我还批评了一些学校的干部,他们站在学校门口,把学生的裤管给剪烂了。他们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
  1986年年初,我到省委党校去当校长去了。我到党校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变教育内容。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党校的主课,重新编写教材,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党校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我所知,这个转变在全国党校还是较少的。
  我做了两届江苏省省委,年。1995年我到省政协当副主席,感觉工作轻松了许多。最后三四年,我负责政协的常务工作。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提的建议一般都有回复。提的批评?我就没有看到有谁提批评。而且,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改革走到今天非常艰苦,但比我预期的走得要好得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只期盼,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否定“文革”、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就行了。我没有想那么远。我不是思想家,只是一个普通的书生,我只能说,我以为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我还是比较自觉地跟着这个时代走。
  据南方都市报
  -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一叶苦舟》作者;别道林 保留所有著作权 湖北省武汉市武珞路586号 邮编:4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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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作者:人生难得几回搏
澎湃新闻记者 龚菲 徐笛 实习生 马秋萍
15:42 来自
南大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文,日发表于光明日报,引起真理标准大讨论。  CFP 图       1978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当时引发强烈反响,也引起邓小平的重视。经过岁月的验证,如今人们普通承认,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并列为现代中国“三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由这篇文章引发的。       8月19日,该文主要作者胡福明在自己南京的家中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他承认,完成这篇文章后自己压力确实很大,但当时他已觉察到“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要改弦更辙,所谓“改弦”,就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去掉;所谓“更辙”,就是要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在人生关键的时刻,我选择搏一搏。”胡福明今天的语气依然坚定。学习哲学可以更好地认识社会       胡福明是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他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当时之所以想做记者,是觉得这个行业可以了解社会,但后来他发现,仅仅了解社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正确地认识社会。为此,大二起,他开始旁听哲学系的课。       胡福明最后发现自己是真的对哲学感兴趣。1959年临近毕业,本来要被分配去中央级通讯社当记者的他,因为学校党总书记要他去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继续深造,他欣然前往。1962年冬,胡福明作为一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选择去南京大学政治系教书。       “文革”开始后,南京大学是继北京大学之后最先卷入“文革”的高校。在距离南京市区200里的南大溧阳分校带领学生劳动建校的胡福明很快也受到打压,成为“黑帮分子”,被批斗、带高帽子游街、抄家、被勒令劳动改造。全家受到牵连,就连他3岁的女儿也被人骂作“黑崽子”。       胡福明不仅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还被扣工资,每天扫厕所、拉板车、进行劳动改造,“我们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只能写检查、认罪书,如果不去学校必须请假。1967年2月,我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就先去学校劳改队请假,这件事让我记忆很深刻。”胡福明回忆道。       对胡福明以及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文革十年太漫长了。胡福明们作为经历者,他们看到的是:老百姓饭吃不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到处都是冤假错案……“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胡福明说。看到“两个凡是”大吃一惊        1976年,在得知粉碎“四人帮”的当日,举国欢庆。胡福明特地买了瓶酒、买了几只蟹,全家一起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天。       “粉碎’四人帮’以后,老百姓共同的首要愿望是,要为1976年’四五运动’平反,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这个愿望当时在我们全校师生中就很强烈。”胡福明说,同时,他们还要求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把他们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摘掉,否定对17年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日,“两个凡是”提出,胡福明说,当时他惊呆了,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也不能平反,“四五运动”不能平凡,刘少奇更不能平反。       “我认为这’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如果不推翻,中国就不可能拨乱反正,中国还要坚持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所以我认为不行,这时我感觉到,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阻力就是‘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也是‘两个凡是’。”胡福明说,       从1977年3月开始,胡福明就考虑写文章批判“两个凡是”,但是他确实有很大顾虑,文革中他已经当过一次“反革命”了,现在还没平反,还带着“犯严重错误”的帽子。再把他打成“反革命”怎么办?“我已经吃过一次苦头了,现在我还有老婆和两个孩子。”胡福明看得很明白。       在纠结和挣扎中他渐渐厘清一条逻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但仍需为国家和人民计,中国已经到了开辟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时候,不能让“两个凡是”挡路。       “人生难得几回搏,所以我下决心驳斥’两个凡是’。”胡福明对澎湃新闻说。文革的烙印还在,让胡福明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这个计划,他害怕一旦挨整,又是牵连一大串,“地狱让我一个人下,”这就是胡福明当时的想法。 如何评批判“两个凡是”       然而,怎么批判“两个凡是”呢?       胡福明首先研究“两个凡是”的本质,它是怎么形成的,他认为这“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个人崇拜,这个很清楚。       胡福明认为当时根本不可能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那我怎么去批判呢?我必须针对’两个凡是’的本质、特征来批判,按照’天才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毛主席的理论、观点、指示、决策都是正确的,不会有错,因此无需经过实践的检验,而且永远正确,必须坚决维护,必须始终不渝的遵循……所以我想到用马克思最基本的观点来批判’两个凡是’,这个观点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胡福明认为,党的理论路线、政策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要坚持;经过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这个问题讲清楚后,胡福明觉得还不够,对“两个凡是”贴得不够紧,于是他又想出一个论点:马克思恩格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理论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都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因为这是由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所有人都必须遵循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       “我在最后一部分专门批判‘句句是真理’的谬论,为什么当年不提‘两个凡是’呢?因为当时还不能提,如果提了,明显是要跟当时的两报一刊社论对着干,这样做可以吗?你能公开的说两报一刊社论错了,哪个报纸能够发表呢,文章只能用林彪的‘句句是真理’,来做‘两个凡是’的替身,当演员不是有替身嘛,文章里面也能用。”       1977年的7月,胡福明的爱人生病住进了南京当时的工人医院(现在的江苏省人民医院)。就着病区走廊上的灯光,他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查阅资料。实在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五天后,妻子出院,胡福明文章的提纲也大致完成。       “当时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奋斗。”胡福明说,回家后,大约一个星期就把文章写好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近八千字。文章引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语录。“这是一种不好的文风,但这是当时通行的、力求自保的文风。” 对话胡福明        澎湃新闻:当时《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提出的修改建议是“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后来在修改中,为了增强战斗性,是怎么加强联系实际的?为了《实》一文,您和他还有一次深谈。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胡福明:后来文章写完了以后,到了九月初,开学了,我就把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因为之前认识了编辑王强华。我寄过去的时候他不在报社,他出差了。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把报纸排好的清样给我寄来了。       他信里的意思是说:文章要说什么他们明白,文章肯定要用,但要修改,要谨慎一点,不要让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文章修改来来回回有两三次。       4月20日,我和两个老师一起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哲学讨论会。一天晚上,杨西光把我接到他办公室,在座的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王强华,还有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等,每人发了一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       杨西光说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到哲学版太可惜,要放到第一版,但是要改,要更加准确,要更有战斗性。之后大家提了修改意见,我白天在朝阳区党校参加讨论会,晚上我就回宿舍修改,就这样改了几次。会议结束后,杨西光又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的招待所,继续修改。这中间我们有几次谈话。       他后来提出几点:第一,文章要送到中央党校去,要让《理论动态》的同志帮助修改,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第二,这篇文章是你写的,是你自己投稿的,为了更好发挥作用,会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来发表,我邀请你做特约评论员。而且他还告诉我会先在《理论动态》上刊登,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上正式发表。       最后,经过胡耀邦的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式刊出。这篇文章前后共11稿。修改过程主要加强了联系实际,批评思想僵化,强调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禁锢。        澎湃新闻:文章刊登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有的说这是“春风第一枝”,也有的说是“砍旗”。您和家人因此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吗?       胡福明:文章发表后还是受到很大的压力。文章发表后,新华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相继转载,当晚一位老同志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同志,说这篇文章是“砍旗”的,是砍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反毛主席的。       后来,又遭到汪东兴的批评,他当时批评杨西光和胡耀邦,中宣部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公开批评这篇文章,甚至说你们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这篇文章究竟是鲜花还是毒草。       澎湃新闻:在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讲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来个思想大解放。小平同志的讲话算不算为您解围?       胡福明:关键时刻,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旗帜鲜明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严肃批评思想僵化,照抄书本,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非常重要,我当时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些话,我还记得我妻子在厨房做早饭,我当时就说我们解放了。邓小平支持我们啊,首先是他领导支持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当然不止是他,实际上,是邓小平和一批党中央的无产阶级老革命家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如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全国的各省省委书记、各大军区首长也纷纷表态,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展开了思想解放运动。       澎湃新闻: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开展起来,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胡福明:我当然非常高兴,欢欣鼓舞。我关心每个省的书记的表态,各位领导同志的表态。因为人民的思想得以解放,可以平反冤假错案,可以否定文革,可以全面拨乱反正了。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样的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       澎湃新闻:文章由胡耀邦最后审定,您知道最后标题中的“唯一”二字是谁加上的马?       胡福明:“唯一”两个字是谁加的谁也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有人说是胡耀邦,有人说是中央党校的人,有人说是杨西光。但是你们去看原文本身,这两个字加得并不难,他只是把毛主席的观点解剖开来了,毛主席说过“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这句话里,“只有”、“才是”就是“唯一”的意思。       澎湃新闻:回过头再说说您自己,您曾评价自己开展工作“思想是解放的,甚至于大胆”。在江苏省委党校任校长时您为党校获得了评定教授的资格,还亲自担任高等职称评选委员会主任。这让党校教师们抛弃了干部身份,真正开始注重研究工作。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胡福明:党校要进行改革。当代党的伟大事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为基本教育内容,另外,要培养人才,除了大量吸收年轻教员以外,组织动员教师到广东、大连,苏南调查研究,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内容,理论和实践结合。同时,为了培养人才也要有激励机制,党校评职称,要有一个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这样从党校的实际出发,以培养优秀的教师队伍。       澎湃新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国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么多年来,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贪腐等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解决?您认为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胡福明: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坚持,当然发展方式要转变,经济结构要调整,过去传统的高能耗的,资源浪费大的,破坏环境的不能再搞了,我们要发展高科技的。但是发展仍然是中心,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中国和发达国家比差距依旧很大,发展是为了国强民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加强国防,要发展科技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的成果要人民共享。我们发展的结果如果让贪官贪污去了,这能行吗?我认为反腐败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另外,分配制度要改革,收入低的要提高收入,中等收入的还要适度的发展,高收入的有些不合理的就要控制。国企的老总一年拿几百万合理吗?还要不要为人民服务了?他们的工资可以自己定的?国企高官的工资党和政府要管起来,消费的合理开支也要管起来,但决不是平均主义。       澎湃新闻:十八大以后,反腐反贪的力度前所未有。您怎么评价?       胡福明:反腐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要使腐败没有容身之地,要彻底反腐。要建立一个机制,使人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       澎湃新闻:我们很好奇《实践》一文的手稿目前珍藏在家中吗?会传承给下一代吗?       胡福明:手写稿不在我手里了,文章修改的11稿中,我手里原来有7稿,后来给了《光明日报》,他们都拿走了,后来出了本书。我也从来没想过问他们要回来,毕竟我当年也不知道这篇文章的命运会怎样。    
录入编辑:徐笛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胡福明,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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