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 照在权谋家的刀上 《资治通鉴》要这样读
『煮酒论史』 [历史随笔]残阳如血 照在权谋家的刀上 《资治通鉴》要这样读作者：锐圆??人人是刀斧手，个个是权谋家。《资治通鉴》，一部相砍书。老人家要许世友至少读三遍《红楼梦》，他自己却读了十七遍《资治通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的兴替，有醇酒，有美女，有帝王将相，偶尔也有才子佳人，有聪明人，也有菜鸟，最让我们感叹的是，如鬼魅般的刀斧手，他们潜在命运的某个角落，只要冥冥之中一声召唤，立马越将出来，一通猛杀，一通血流成河。今天看通鉴，纯属喜好，如有同好，纯属巧合。：）这里，从秦始皇称帝开始……[101]典型性政变的历史密码（前211年）初，始皇尊宠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在外将，蒙毅常居中参谋议，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赵高者，生而隐宫，始皇闻其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胡亥幸之。赵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当高法应死。始皇以高敏于事，赦之，复其官。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赵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乃见丞相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扶苏发书，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谓蒙恬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中华书局版第248页这就是传说中的政变。政变的策划者是阉人赵高，协从者是皇子胡亥和丞相李斯，他们当然也是得益者；政变的受害者首先是皇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还有一个就是已经崩了的始皇帝。这次政变是一次典型性政变，释放了许多历史信息，可供我们解码。一、中国第一帝国创始之初，即遭遇政变，说明了帝国的体制很成问题。秦始皇很强的一个人，没有很好地考虑自己的后事，用文革时的话批评，就是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秦始皇所托是赵高一个人，当时李斯随驾，为什么不托后事于“组织”，这种遗命，知道的人越多，越难以更改。还有一个细节。赵高与蒙毅、蒙恬有隙，蒙氏是扶苏一党，赵是蒙氏的对头，又与胡亥一党，这种两党对立的局势难道他一点不知。或谓，秦始皇本欲传位于胡亥，故意为之，不过，这样做也太不靠谱，风险忒大了。还有就是，秦始皇太自信了，认为自己的诏命无人敢违背，随便交待给谁，谁都会认真执行，这次他托大了。“矫诏”，两个字，难道始皇帝没听说过吗？二、从秦体制看，皇权和相权分置，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讲“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看来还不是一体。从赵高的话里透出，这样的政变没有丞相的配合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次宫中的太监与府中的丞相合谋的废立更改式政变，这种模式确定下来，历史不会只演出一次。三、赵高是个极强的心理专家，马上拿出五个项目，让李斯和蒙氏，李斯一看PK不过，选择了和赵高合谋。四、秦始皇对托于赵高的遗诏没人听，被截留了，但伪诏却得到了忠实的执行。扶苏奉诏自杀了。扶苏乖乖自杀，我很不理解，以前的经验是“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这一次却是在内而继位，扶苏在外而命亡。扶苏有太子身份，有手握兵权的蒙恬拥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即将登基的太子乎。扶苏连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意识都没有，能解释的理由只能是，父皇积威之下，抵抗的心理和欲望彻底没有了，要不，就是像下三滥的文艺片，遭受遗弃，心怀怨望，索性死给你看。五、赵高李斯派一队使者，不仅逼死了扶苏，还让带兵三十万的蒙恬束手就擒，看来，秦政令军令严肃，法纪严明，人人都已养成服从习惯了。从秦始皇兵马俑的阵仗，我们也似乎能感受到秦始皇说一不二的威严。[锐圆读通鉴随笔一○二]秦始皇陵迷千古（前211年）始皇九月，葬始皇于骊山，下锢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有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尽，闭之墓中。——《》卷七 秦纪二 中华书局版第250页为帝王造陵，是最劳民伤财的事情。今天，当许多陵墓成了文物古迹甚至是世界文化遗产而倍受爱护的时候，我担心有人会忽略当初造陵的不合理性和残酷性。中国最有名的帝陵当属秦始皇陵。在过去，人们对于秦始皇陵的想象能源于上面的这些文字，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陕西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和挖掘，让想象有了“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味，让中国人吹牛有了新的资本，拍电影有了好的题材，祖宗真是为我们长脸。秦陵的全部还未挖掘，对待此事有两派，有速掘派，称挖出来每年有25个亿的，也有缓掘派，认为现在技术水平不够，怕把古人的宝物氧化掉。真正的不掘派似乎是没有的。所有的历史是当代史，所有的利益也是当代的利益，为子孙计，嘿嘿，多半口不对心。中国有句古话叫“慎终追远”，意思很好，意境也很高，造陵厚葬，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阶级奢侈腐败”，也不完全是一种暴发户式的炫耀，这里面多多少少地有原始宗教的意义在里面，人类的许多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大肆修造陵墓，不好都用奢侈解释。在中国，修建宫殿和陵墓，都有用雄伟的建筑加强权力威严的效果，镇慑小民，这玩艺是管用的。今天，我们政府的办公楼，特别是司法系统的，都选用罗马柱一类能增加威严感的设计，道理是一样的，理由是一致的。修建教堂的用意也一样，不过教堂是公共建筑，陵墓则不是，大家都是文化遗产，但我认为还是有上下之分的。现在，更多的文明国家，把这种庄严的诉求体现在博物馆、图书馆、歌剧院、体育馆之上，建筑标志着一个时代。在没有宗教的国度，中国皇帝始终都想把自己装扮成半神半人的“天子”，以巩固威权，但是儒家从一开始就不配合，“子不语怪乱力神”，从根本上给“君权神授”或“君权天授”打了个楔子，并随时可以为改朝换代自圆其说。秦始皇为自己修造陵墓不能算什么过错，错就错在他的“一世二世以至万世”的想法太过执迷，把自己的陵墓标准提得太高。秦帝国二世而亡，后来的皇帝只要不那么疯狂，在修造陵墓时，都不作“万世”的梦想，自觉地把规格降低了，一方面可能是体恤民力，也有的对身后不甚乐观，担心陵墓豪华招惹项羽式的颠覆者。即便如此，修陵的开支仍占了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黄仁宇先生要还活着，不妨让他算算，历朝各代修陵的开支占财政的比例，或可画出一条“修陵亡国”警戒线。[锐圆读通鉴随笔一○三]儒生评价历史的“标准多元化”二世欲诛蒙恬兄弟。……遂杀蒙毅及内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药自杀。扬子《法言》曰：或问：“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壍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尸有馀，忠不足相也。”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不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版第250页有人对《资治通鉴》有一个确评，说这是一本“相砍”书。鲁迅说翻开中国的书，满纸仁义道德，最后在字缝里找到“吃人”两个字。鲁迅大概是泛指中国古书，倘若翻开《通鉴》，不用到字缝里，页页几乎都有砍人的报道。这次砍的是拥有重兵的蒙恬兄弟。蒙恬该死，原因是：一、不能保护和拥戴扶苏登基；二、二、不能和扶苏拥兵自重以待时机；三、最起码的，不能制止扶苏自杀。锐圆看通鉴和写笔记有点时间差，昨天看到东晋时期，什么王敦、苏峻，有个几万人马，不高兴就跳起来了，皇帝乖得和小鸟似的。秦、晋同样是“封建王朝”，差距咋这么大呢？蒙恬被砍了，后代儒家们和评价体系又紊乱了。扬雄，后来被尊为扬子，在儒家体系算是牛人一个，你看他怎么说。有人问：“蒙恬赤胆忠心却被杀掉了，忠诚还有什么用呢？”扬子回答说：“开山填谷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接辽水，威力不足而造成的尸体却有余，蒙恬的这种忠诚是不足以辅助君王的。”司马光这次有了变通，他说：“秦始皇荼毒天下，蒙恬是帮凶，‘仁’是谈不上了。但他对做臣子的‘义’还是遵守得不错，没有过错被杀掉，没有怨言，更没有造反，那还是值得表扬的。“忠”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但是遇到这样坑过儒的皇帝，这个还执行不执行，扬子晕了，干脆说蒙恬这不是忠，或者这样的忠诚没用。司马光把忠义“抽象”出来了，因为他写《资治通鉴》以后，一观察历史，历史上不值得忠的浑蛋皇帝太多了，但以此否定忠义的价值，后果更糟糕。所以对坏皇帝的忠也是要肯定的。把忠绝对化了，对稳定是有好处的。[锐圆读通鉴随笔一○四]秦二世胡亥说“我有一个梦想”（前209）夏，四月，二世至咸阳，谓赵高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 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虽然，有所未可，臣请言之：夫沙丘之谋，诸公子乃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陛下安得为此乐乎！”——《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秦二世胡亥同志，是个标准的纨裤子弟。有一天，他正儿八经地和他的精神导师赵高畅谈人生。他凝视远方深沉地说：“人最宝贵的是东西生命，这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赵高一听，傻了一半，没想到二世是个有为青年，心下不免惴惴。“……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赵高很紧张，二世不理他，继续背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享乐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穷奢极欲当中去。”赵高听到这儿，一颗心扑通一声掉的肚子里了。二世对赵高说：“人生苦短哪。怪不得我老爹成天价想长生不老。但是，我要与时俱进，我……朕不能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妄图不死。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要享乐到死，HI到死，我能想到最幸福的事，就是做个快乐的帅哥。你看怎么样？提点意见。”赵高由衷地感叹到：“专业呀，您这是最专业的皇帝啊！”赵高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有权势的阉人，第一个皇帝和第一个权阉，他们同时代出现。这两样东西将伴随这个民族走过漫长的岁月。皇帝和阉宦是人的两极，一个“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而另一个则是最极端地被污辱和被戕害的。幸福是相对的，现的一个男人包个二奶，就对只守着黄脸婆过日子的哥们生出许多优越感来，皇帝哥哥三宫后院美女如云每天展示给去掉两蛋的太监，优越感还不直冲云霄。赵高对皇帝阶级进行了自己都可能意识不到的反击，他以智慧污辱和戕害了始皇帝的后代。《史记》中，秦二世胡亥并不是一味地贪图享受，他担心：“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柰何？”这样的心理和态度更符合人之常情。胡亥的上台合法性有一点问题，不符合始皇帝的遗愿，在那个时代，先皇的遗愿代表了合法性。所以，胡亥对帮助他上台的赵高失去了控制，一是欠人情，二是有短处的人家手里，第三，他确实太嫩了，才二十一岁，没有政治经验，也不懂得借助李斯或其他人，来均衡赵高的权力。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秦帝国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对国家政策失衡，没有清醒的认识，不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没有进行政策调整，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强硬政策，适当地缓解一下。历史不能假如，假如胡亥施政温和一点，他的所谓矫诏篡位根本不是问题，他上台有些心虚，心虚导致强硬，从自己的兄弟起，逐一迫害，以至更加损害了他的执政合法性。从维护自己利益集团的稳定性上，赵高只是一个狠人，不是一个智者，斗狠他赢了，斗智他输了。李斯是个智者，但他勇气和狠劲不够，结果只能是徒唤奈何，连溜狗的日子也过不上了。王夫子在读通鉴论里，看到了皇权二代的瓶颈问题。他说：“商始兴而太甲放，周始兴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苏自杀，汉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则建成死于刃，宋则德昭不令其终，迄乎建文之变而憯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则天命以之不康，汤、武且不能弭，后代勿论矣。然而胡亥杀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终安其位；则伊尹、周公之与赵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王夫子认为，第二代接班容易出事，主要是“天下初定。人心未靖”，而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也很难办，要集体接班，要有忠诚的重臣可以托付。在古代的政治经验里，王夫子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什么制度化、法制化，在这儿都是瞎扯。柏扬在其《中国人史纲》里，也有一段文字专门论及于此。民间也有俗语云：老子不死儿不大，反过来看，一代君主太强了，造成了这么多的衰神二代。[锐圆读通鉴随笔一○五]陈涉煽动了一下翅膀（前209年）秋，七月，阳城人陈胜、阳夏人起兵于蕲。是时，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因天下之愁怨，乃杀将尉，召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坛而盟，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希望快乐到永远的美好理想，在他做上皇帝宝座的第一年，就开始被现实击破。统一的秦帝国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像焰火一样，在历史的天空，迸发出耀眼的光芒，继而灰飞烟灭，人们对他的强大第一反应目瞪口呆，然而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经垮台了，于是第二次目瞪口呆接踵而来。历史像傻瓜一样，张着嘴发呆。秦亡的导火索，就是区区九百人的揭竿而起，这种力量的反差，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进程是那么不可捉摸，历史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她的魅力也缘于此。陈涉吴广，匹夫发难而天下影从，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陈涉这只蝴蝶的小翅膀一煽乎，于是引爆了摧枯拉朽的飓风，帝国雄伟的大厦就此崩塌。“蝴蝶”的逻辑非常简单、清晰：横竖是死，与其窝囊地死，不如轰轰烈烈地死。每朝每代，在我们的身边，总有若干位赌性巨强的英雄，在灭亡和富贵之间用生命下注。“蝴蝶”的策略也是相当到位，诈称公子扶苏、项燕。项燕应该是他们起义地点大泽乡所在的故国楚的贵族，和扶苏不可能站在一起，陈涉这样做，就是为了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秦二世发出愤怒的吼声。从后来的情况看，秦长子扶苏的旗帜不好使，号召力不够，粉丝不够多。这就使这次暴动不局限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不是“只换皇帝，不换法统”的暴力政变。而是改朝换代，国祚不享。当时的陈涉以及后来的项、刘，他们刚开始发起和响应暴动的时候，并没有改朝换代的想法，而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复辟，他们推举楚国的贵族作为起义的领袖，而最令人吃惊的是，项羽在灭秦之后，以无可置疑的领袖地位，居然把自己和下属不加区别地统统封为王，也没想做皇帝，似乎也没有明确自己天下共主的地位，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同样也是让历史目瞪口呆。刘邦做到皇帝，完成了从造反到改朝换代的全部流程，在后世，除了像刘秀这样的贵族“复辟”以外，其他人造反直接打造自己的品牌，因为走刘邦的路径，已经是标准答案。陈涉揭竿而起，罕见地获得了历代主流历史学家的认可，在儒家系统，他是实践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伟大学说的代表，也是个愤青，主张“造反有理”，前提是君主已经异化为“独夫民贼”。卓有远见地把陈涉列入“世家”，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藏书》，甚至把他列入了帝王排行榜，称陈涉为“匹夫首倡”。毛泽东当然更不客气，词云：“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在文革中，中国历史已经变成了农民起义史，由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农民起义也形成了自己的道统，陈涉当之无愧地成了的“”。儒家系统小心翼翼地精挑细选，把陈涉确定为唯一的人民反抗合法性的代表，作为战略力量和思想武器，用以约束和威胁不听话的皇帝主子。秦始皇、陈涉都是这样作为榜样或典型存在于历史上的。[锐圆读通鉴随笔一○五]王侯将相 还是有种（前209年）初，大梁人张耳、陈馀相与为刎颈交。秦灭魏，闻二人魏之名士，重赏购求之。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里吏尝以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馀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馀谢之。陈涉既入陈，张耳、陈馀诣门上谒。陈涉素闻其贤，大喜。陈中豪桀父老请立涉为楚王，涉以问、陈馀。耳、馀对曰：“秦为无道，灭人社稷，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则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懈也。”陈涉不听，遂自立为王，号“张楚”。——《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中华书局版第255页农民起义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被贵族篡夺成果，一种是自己蜕化为贵族。陈涉是前一种，朱元璋是后一种。夺取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再继续保持“无产阶级”的字号和品牌，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毛泽东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掌权以后，还要做无产阶级，那就是全社会都是无产阶级，全部都是穷人。难之乎？难矣哉。陈涉起义之后，得到天下的响应，原因忒简单：“天下苦秦久矣”。中国人是最能忍受的民族，只要赏口饭吃，骑在脖子上拉屎问题都不大。秦始皇国力太强，军力更强，性格更更强，所以只懂得用大棒，二世不知调整为何物，致使全盘崩溃。陈涉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讲“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还讲“苟富贵，勿相忘”，说明这家伙是个民间精英，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有发展空间，是建设力量，没有，就是不稳定因素。陈涉造反，全国响应，陈涉很意外，六国遗老遗少也很意外，当然意外之余也有惭愧。但是，这帮家伙政治经验还是有的，张耳、陈馀之流，用文革语言讲，就是迅速地“混进革命队伍当中，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给陈涉的建议和朱升给的基本一样，有一条叫“缓称王”，从常情判断，这个策略对陈涉是有利的，找一个六国的后裔，做个傀儡，可能要比自己冲在前面好一点，项梁就是这么做的。从这些情况看，六国的势力和影响还是有的，起码当时造反的人，都多多少少或真或假地想借助一下他们的余威。陈涉显然缺乏统筹大局的能力，也没有时间学习和培养这种能力，更要命的是，他没有一种天生的素质，这一点比他厉害，就是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从谏如流。时势造英雄，有时候时势来得太快，造出来的英雄只是粗糙的毛坯，就像今天的超女一样，人气很旺，影响力也挺大，如果这时能接受专业的指导，背后悄悄补课，最后名至实归，也就成就大事了。倘若自以为天纵英才，谁也不屌，后果基本是死得很难看。由秦帝国的崩溃我想到了清帝国的崩溃。辛亥革命从形态上看，与陈涉起义颇有类似之处。都是一不小心，就用竹竿捅塌了巍峨的大厦，武昌首义也是急就篇，即兴表演，谁也想不到，大清国就此忽喇喇大厦颓倾。第二个相似点是，一处火起，顿时燎原，体制外的造反力量和体制内的异己力量相互呼应，先以推翻旧王朝为共同目标，然后随即从革命演变成权力斗争。第三个相似之处，陈涉是反秦革命第一浪，最后死在沙滩上，虽然他没有主动放弃主导权，但主导权还是被旧贵族夺走了。武昌起义的下层士官，一开始就放弃了主导权，从桌子下拉出了旧官僚黎元洪，由此看来，帝王将相，还是有种的。最后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发端于楚。唯楚有材，多是造反之材。[一一六]从仓鼠到厕鼠（前208年）于是赵高侍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闲，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先使人按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皆决焉。——《资治通鉴》卷八 秦纪三我们再讨论一下李斯。李斯是战国时期著名学者荀况的学生。荀况，后人尊称他为荀子，与孔子、孟子的待遇一样，都是“子”，荀子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劝学篇》一直收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背过的。荀子现在被划为儒家，但和孟子不同，主张“法后王”、主张“性恶论”，欣赏“法”、“术”，所以，也有人认为他是法家。我第一次知道荀子，就是在文革运动中，当时中央文件，林彪的罪行之一是“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一下子，连我们的老师都傻了，因为在1973年前后，大家都是史盲，老师念得稀里糊涂，学生听得晕晕乎乎，随后，我记得我们的语文课加了几篇活页课文，讲秦始皇年轻有为，也有的寓言，加上报纸杂志包括小人书都是连篇累牍地宣传儒法斗争史，上的思想家都是那个时代通过那种方式认识的。“批林批孔”客观上起到了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呵呵。荀子是法家，主要是他的两个著名的学生都是法家，一个是韩非，一个就是李斯。我看过一本讲韩非的小人书，当时我看到他被李斯害死，当时就有“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一类的感慨，现在知道，儒家杀儒家，法家砍法家，朋友害朋友，自己人整自己人，那是相当正常的。阅读中国历史，后世的阅读者都有心理定势，比如，对李斯这样的，经过名师教导的，我们把他归纳于读书人行列，他参加政治活动具备了充分的正当性，而对于赵高，因为他是阉人，我们在心理上就不接受他，毫无疑问地把他判定为“小人”，孔夫子“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其实对我们影响至深，用这一套看历史，历史就很简单，忠臣孝子，奸佞小人，阵线分明，正邪立判。可是人是复杂的，历史的每一步，都是人在推动，有所谓的规律性，也有很多偶然性，充满戏剧的张力，让我们好奇，让我们感慨，让我们着迷。李斯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争论，是因为我们都替他有些不服气，他的学识、才华和对秦帝国的功绩，都是赵高不能比拟，从内心我们不愿意看到他被赵高修理成这样，认为他死的冤。为古人平冤，是读书人自己给自己加码的义务。李斯得到大家的好感，主要是因为《谏逐客书》，这篇文章不仅写的文采斐然，关键是道出了读书人个个皆有的情怀，就是希望帝王家广纳贤才，而自己已经把缺省值定为贤才了。李斯道出了大家的心声。仅此一文，足以让大家对他其他的行为都愿意宽恕，比如参与焚书坑儒的策划，这项罪责大家更愿意加在秦始皇身上，秦帝国的一切恶，都放在秦始皇这个筐里，李斯可以被摘出来，作为读书人致仕的成功者之一，摆在那里，激励后人。李斯的一生，是从仓鼠到厕鼠的一生。司马迁善于用细节展示人的性格，性格则又决定了人的命运。李斯从老鼠在谷仓和茅厕的不同境遇，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就是谋取好的位置，保住好的位置。这与儒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人格修养距之甚远，作为常人，对环境斤斤计较，幸福指数不会高，作为政治家，对此耿耿于怀，不免进退失据。就象一般的庸手，对几个子过于计较，肯定丢失大局，李斯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基本立场，一切以是不是还处在仓鼠的位置为指针，结果被政敌欺之以方，李斯之败，与他这种爱计较的性格有关。在沙丘，胡亥取扶苏而代之，这是违背秦始皇本人的遗愿的，在中国皇朝更迭，先皇的遗愿就是合法性和正当性，李斯在这个关节点上没有坚持，而没有坚持有原因又完全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这就让他失去了前朝元老的合法性，失去了与赵高斗争的政治资本。李斯在一开始，可能以为自己参与策划、实施了政变，有拥立之功，自己也是二世的控制人之一，甚至是主要控制人，这是他接受赵高方案的重要因素，扶苏继位，他会失去控制的地位。后来，李斯发现了赵高对二世的控制十分严密，自己根本插不上嘴，分不到羹，转而想调整策略，想让傀儡皇帝变成独立自主的皇帝，自己仅施加影响力，他在继对赵高之狠没有正确判断之后，对二世胡亥之昏也没有做出正确判断。他向二世写举报信，揭发，说赵高专擅大权，贪图私利，有谋反的野心。而赵高在二世胡亥心目中接近完美了：“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李斯仓促之间的反击，反而陷自己于不义的境地，误判形势，对关键人物二世胡亥到底怎么想，也没揣摩清楚，这一回合李斯虽然先出招，但这样的臭招数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一一七]从仓鼠到厕鼠（续）（前208年）是时，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无已。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曰：“……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戌、转。”二世曰：“……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自杀；独李斯就狱。二世以属赵高治之，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欲上书自陈，幸二世寤而赦之。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遂具斯五刑论，腰斩。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皆决焉。——《资治通鉴》卷八 秦纪三李斯给二世上书揭发赵高，李赵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极其普遍，朝中有两党、两派或两个巨头，彼此不和，互相攻讦。这时，皇帝居其间，有皆听之妙，有操控之柄，当然，皇帝必须是所谓“明君”，如果是昏君，要么误杀误判，要么两派争吵不休，朝政长期处于混乱之中。不管什么情况，皇权在政争中的裁判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裁判存在并有权威，政治就仍在轨道上运行；裁判不公，政治就会走向偏狭，最后导致危机；如果裁判的连地位都不保，就是政局混乱，就会有乱臣贼子或野心家逐鹿问鼎，寻求裁判的位置。李斯、赵高、胡亥正是处在这常见的三角逐力中。李斯给二世上书，二世胡亥居然担心李斯杀掉赵高，这就很值得推敲：一是情况是李斯在这个时间确实有“清君侧”的力量；二是胡亥发昏，对李、赵的实力的判断正好颠倒了。如果李斯有力量干掉赵高，那么为什么他只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不动用“武器的批判”，为什么光揭发而没有行动，看来李斯此时已没有操纵军、警的能力了。如果是第二种情形，那么赵高这个人就太深了，他在二世面前一直示弱，雌伏不发，一发即中。李斯下狱，是因为和冯去疾一起劝谏二世停止重点工程，修正劳民伤财政策。二世这次明确地翻了脸。从通鉴的历史文本看，赵高并没有在期间下药。有意思的是，赵高当时对二世能最后杀掉李斯并没有百分百信心，反而一直担心二世对李斯网开一面。于是赵高派了好几拨人到狱中，冒充二世的代表看望李斯，李斯自然要申冤，结果是更加严厉的审讯，直到李斯住嘴。这时，真正的二世的代表戏剧性地出现了，是不是赵高拿捏准了，故意出这个主意，让二世派个信得过的人去探问李斯？李斯面对皇帝的使者，果然不敢做声了。腰斩咸阳市的决策清晰地下达了。李斯是被二世抛弃还是被赵高算计，或者两者皆备，已经不重要了。政治人物在大的关节上还是要站稳立场。这样，即使失败，也能得到敌人的尊重。对于二世，失去李斯，赵高就没有制衡了。这一点，做皇帝的杀重臣前一定要想透。对于赵高，我们无话可说，这样的狠角色，最好别在人生当中碰到。对于李斯，我们只能致以同情。李斯入仕前以仓鼠为榜样，临死前想到是“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李斯是上蔡人，在上蔡的日子，在李斯心目中，或许是做“厕鼠”，今天以仓鼠挨一刀，比在老家做厕鼠何如？司马迁状李斯，以鼠始，以犬终，岂是闲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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