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身份认同与对立模式(下)/石皓伟
对立模式是人认识过程中的一般形态
当一个人突然想到要问“我是谁？”的时候，他一定是知道了有别人的存在，知道了别人是谁。所以“自我”的发现，是从“别人”的发现开始的，没有“别人”作为参照就没有“我”，和没有运动就无法知道静止一样。
人从动物界进化出来，成为万物之灵长，最大的原因就是人不仅有思维，更有逻辑思维的能力。这种高级的思维能力通过对事物的观察总结、对比分析，将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勾勒了出来，并在实践中予以驾驭。无论是使用火，制造打制或者磨制石器，还是学会稼穑，建房子，人总能在不断地对比选择中找到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随着积累和认识的深化，创造性思维也越来越多。
认识自然界、认识人类自身，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永恒的课题，当物质上的生产达到一定丰裕，人就有更多的精力用来规范自身，将思维从眼前的事物提升到虚拟的事物，在扩大对自然界的征服时，设立了伦理、价值、秩序等针对人的形而上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划分都是由这些非物质的概念决定的。人和自然的存在是客观的，但人类社会是老子、亚里士多德和牛顿、伽利略这些人吃饱了饭躺在太阳底下想出来的。
天文历法、国家、宗教、民族、阶级等等，这些概念化的名称只是对人有用的，对狮子和羚羊毫无意义。山为什么叫安第斯山，海为什么叫爱琴海，甚至为什么要叫山或海，要叫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他们本身并无意义，只是对人有意义。
人要生活就需要认识生活，要认识的准确，就要抓住事物的特征，要抓住一个事物的特征，就要拿其他来对比，在不断地对比中，所有事物都开始有了名字，都开始变得有了意义。也就是说，因为有会思维的人类存在，整个世界的存在才突然变得有了意义，这是针对自然界而言的。
人类社会既是一个整体，那么，它的意义也会影响到所有的人，在你目光之外的人如何生活不是和你没有关系，而是有无直接的关系，或者对你影响的大小而已，人要有这种整体观察的目光，就像看到一只猴子会想到猴群一样。
人在认识过程中，创造了很多方法来分析事物的规律性来帮助认知，如同耕作时的农具机械，最主要的就是两分法。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也就是说，世界是共生的，是比较产生的，有长才有短，有东才有西，有左才有右，没有比较，就没有世界的多元化区分，没有了竞争，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人类的文明进步。
同时，没有对比，也就没有了概念的争端，人和非洲草原上的动物，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就知道饿了吃，这里没有食物了，就迁徙到别的地方去，那些条件反射，是动物区别于植物和石头的基本秉性。
人不仅创造了人，给每个人命名，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概念化的物质世界，总结出“万有引力”、“相对论”和宇宙的运行等抽象化的规律，还构建了人类社会运行的普遍法则和秩序，甚至还用人的完美化理想创造了上帝的精神和形象用以校正自己，创造出魔鬼来警醒自己，辨别正邪善恶，真实的人与虚拟的概念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是人的伟大之处。
现实中我们无法将地球象切橙子一样分成若干份加以研究，也不可能象拆毛衣一样从地球上拆下很多经线和纬线来，当然，也不可能从人的大脑里找出恶灵骑士或者吸血鬼，它们只存在人的意识中，有人在，那些概念就在，那些差别就在，那些因概念差别而衍生的是非善恶就在，因为这些存在的错综复杂，人很难更在概念的概念上划出一条公正和道德的疆界来，因为是非善恶这些概念本身也是虚拟的，苹果的大小好坏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可善恶人是触摸不到的，所以无从绝对辨别。
之所以要提出“概念化物质世界”的观点，正是为更有利于我们判别现实中的社会，甲抢走乙的一袋粮食，那乙的利益受到了伤害是客观的，如果甲没有抢粮食，而是骂了很多恶毒的话，乙同样受到了伤害，但结果该如何界定呢？如果能和物质利益进行换算，那么比率如何确定？如果双方既不宽容也不道歉，那么甲乙该如何持久相处？以上都是存在的事实和存在的虚拟。
现实世界里还有一些概念之上的概念，即虚拟的虚拟，比如说，甲把乙的房子一把火烧了，因为他觉得乙的富裕和闲适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心，或者有人总觉得别人可能在密谋害他，从而先下手为强。现实中的很多冲突，起因往往是因为头脑中虚拟的敌对。
概念化的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也有毁灭自己的危险。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里提到一个“以河为界的正义观”，河此岸的人总是不自觉地将对岸的人当做对手或者敌人，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总是在意识中有一种敌对的情绪，在这边属于犯罪的事情，到了对岸就可以容忍，甚至在某些时刻是鼓励的。这个时侯，彼岸在此岸的人看来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战争一旦发起，对面所有的单个的事物和人就都要被打包在一起，成为敌对势力。到时候，冲到对岸用马刀砍死的就不是砍死“人”，是砍死“敌人”，“敌人”不是“人”，砍死他们和收割地里的麦子一样，只有自己人才是人，才配得上谈笑风生。
所有的征战中，杀掉多少敌人往往是战功和荣誉的最简单来源。
以前匈奴王击败其他部落，杀掉其首领，用他的天灵盖做成酒器来显示威严，秦国在商鞅变法过程中，也强化了这种非人化的认知，把杀敌多少作为内部荣誉和封赏的标准。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秦国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开战，每次对东方六国宣战，都要举国欢庆，战场上嫌弃铠甲沉重碍事，光着膀子嗷嗷叫就冲进敌阵里去了，砍下的脑袋腰里挂不下，就用一只手抱着继续往前冲，在秦人眼里甚至没有敌人的概念，他们在战场上看到的不是敌人，他们满脑子都在换算一颗脑袋价值多少良田、几等爵位。
在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里，对立模式是最有效的统战思想，也是最能显现凝聚力的，非此即彼，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没有中间道路。将敌人物化或者非人化，是一切世俗力量在消灭异己过程中强化的认识，这种认识在群体中渲染后，就成为道德上的护身符，一切行为都将是正义的，都是“替天行道”的，杀敌就是在杀魔鬼、灭臭虫。
人在利用两分法分析事物时，同样也在用对立模式强化自己，有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因为自己塑造自己是很难的，有了对手，成为自己就相对明确简单了。英国人在和法国人几百年的战争中塑造了不列颠民族，美国人在反抗英国殖民过程中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这就是对立化的意义所在。
生活中我们看到，一只狗在啃骨头的时候，慢慢吞吞的，另来一只狗，即便对方也在啃自己面前的骨头，但两只狗明显会局促不安，会加快啃得速度，并观察对方，有时也会冲对方吠叫，虚张声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了对手竞争。竞争不仅可以塑造一个人，也可以塑造一个民族性格。
竞争分两种，一种是资源相对充足的战略竞争，大家各自利用共同外部财富，内部挖潜发展自己。另一种是资源匮乏的生存竞争，彼此之间，有你无我，非常惨烈。其他国家之间虽然也有警惕、有争执，但是好歹自己嘴里都有骨头咬，巴以之间却是两只狗争抢一块骨头，失败就意味着死亡，所以没有理由不用尽全力，要么咬死对方，要么占有骨头，不让对方靠近。
有时候，人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没有冲突的时候主动地制造冲突，打击异己，强化自我，这类事情在政治领域是很平常的，哈马斯的挑衅就是这样的。
对于一个“圣战”的发起者，一个激进的暴力组织，和平只是对外部对手以色列和内部对手巴解组织有利，如果和平建国的协议达成，那么他们的存在就岌岌可危，就将失去号召力和支持者，就会瓦解。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要收复圣地，驱赶异教徒，不惜和巴解火拼，不惜用人体炸弹和火箭弹去袭击、挑衅以色列人，战争打的越惨，流血死人越多，报仇雪恨的想法越占主流，那么，哈马斯的力量就越强。如果不能在竞选和军事较量中消灭巴解，独统巴勒斯坦，还可以利用共同的敌人来分化他们，搅乱他们和平建国的尝试。
哈马斯的矛盾论未必比中国人学的差，不过还是毛泽东用的最拿手。毛曾经在五、六十年代几次对日本访华团用他特有的幽默多次说过“我们要感谢日本侵略”这样的话，这话里虽然含义很多，但却是有它不可否认的客观作用：如果没有因日本的侵略造成中国人“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不可能那么快凝聚在一起，聚沙成塔，“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集全民族之力，争取到国家主权的独立。
相较而言，同样是民族主义情绪激扬，义和团运动就要混乱许多了。
义和团运动本来是反抗满清的黑暗统治的，列强的横行，使得排外的“外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拳民所到之处，见洋人就杀，见洋物就打砸烧，教堂、铁路、汽车、电话线、轮船，能损毁的全部损毁，但有中国教民无处躲藏的，无论老幼良贱，鸡犬不留。这是一种癫狂的也是最极端的民族主义，也是弱势无知者所能表达的最强烈抗议，当时很多人都不敢上街，生怕有仇人使坏，在拳民跟前冲自己骂汉奸、假洋鬼子。
民族主义在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过程中，有它正义和积极的一面，一旦民族独立这个过程结束以后，它的破坏性就渐渐地显现出来了。民族国家独立以后，接下来的就是民主化的考验，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世界各地民族意识纷纷觉醒之后，所建立的国家很多不是陷入极权主义独裁，就是陷入内战，这两者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原因很多，主要还是对立模式引导下，缺乏彼此尊重和对独裁欲望的克制。
民族主义的表现有很多种。贫弱但自尊心强的人，总是难免自卑，不愿意与富强的人交往，总是觉得对方“可能看不起自己”，即便是亲戚之间，有了明显的财富或者地位变化以后，交往也会受到影响。敏感不自信的人，也常常觉得别人的行为言语总是在针对自己，这是一种意识上的强迫症和自闭症，只要是本国本民族的，都是好的，只要是别国别民族的，好的也不值一提。以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尤其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
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希望能得到别人足够的重视和尊重，一旦现实的状况让其陷入痛苦，那么很可能就会采取极端的方式。因嫉妒产生的仇恨未必就小于实际侵犯造成的敌视，如果穷人的生存都无法保证，那么富人的利益也必将经受考验，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越穷的地方越乱，越乱越穷，光脚之人是什么也不怕的，反正有烂命一条，容易走极端。有些财产和利益牵扯的人就会权衡，希望做出最合理的选择，不能更好，也不至于更坏，这也是物质丰富的社会暴力行为减少的原因，没必要那么做。要想培育和平和民主的基础，就要关注弱势群体，让他们拥有财富和尊严，没有人会孤注一掷，只会投鼠忌器。
随着利益分配的不均，民族主义将是21世纪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地区间、民族国家间小规模的冲突将成为一种常态（恐怖组织往往也是民族主义和宗派对立的变种），一国之内，地方上的自治也将必然兴起，没有人能代表其他人的利益，也没有群体代表得了群体，只有自己才会对自己负责任。民主和宽容将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形态，它们将最小程度地减小对立模式造成的消极后果。
对立模式作为人意识中的一种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共同的生活和明天，人们无法保证总是在变得更好，更多时候，人的所有努力只是希望它们不要变得更坏。
萨特在他的戏剧《紧闭》里塑造了三个刚死不久的鬼魂形象，他们惶恐不安地来到地狱里，害怕遭受油锅、烈焰、刀丛这些酷刑的惩罚，却没想到，地狱里没有那些，唯一折磨和约束他们的是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想获得解脱，但都去别人那里寻求支持和认可，用别人的目光来审视自己，调整自己，于是，自我丧失殆尽，“我”成为别人眼中的我，而不是理想中的自己。人成为一个脱离自身、依赖于别人的客体，为他人而活着，一旦无法获得他人认可，就要经受内心的折磨，于是，所有人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真正的地狱，他人即是地狱。
生活中这样的地狱到处都是，很多人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活着，于是就要观察别人为什么活着，最后得出结论是：自己之所以活着，是因为别人都活着。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韩文版的序言里有一段文字描写了自己眼中的“许三观”，他写道：“……他（许）是一个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有认识的人那样。当他的生活极其糟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
如果不能从自我出发，用自己的意愿和需求来塑造自己，那么必然最终将丢失自己，不是说别人有什么你有什么就幸福了，一个人的幸福从来只是建立在自己的需求获得满足的时候，独立的，以我为主的，不依赖于他人存在的人才最有可能获得幸福。所以，人必须要发现自己。
同样，一个民族国家或者一个利益集团的存在与发展，也不能被他人所左右，否则就会丢失自我，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敌对起来，让自己抱残守缺。他人是必须的，交往也是必须的，独立自信地接纳和学习他人，才能增长自己，塑造自我。
哈马斯的存在是虚妄的，只有战争下去他才能存在，他的力量增长不取决于自己，他们已经身不由己，如果他们主张和平谈判，那么他们就和阿拉法特建立的巴解一致了。他们是不愿意失去自己的，所以他们要突出自己只能选择暴力，并在暴力中生存。他们宣扬的民族战争必将造成更严重的爱国主义灾难，名为爱国，其实害国。
本来巴勒斯坦就属于弱势民族，多次中东战争中更是加深了自己的灾难，同时造就了以色列的强大与团结，越打下去，以色列的控制范围将越大，从加沙城的硝烟和瓦砾来看，与其说是争锋相对的战争，不如说是以色列人杀戮的演习，哈马斯是非理性的，他们拒绝承认现实的差距，他们国小民穷，根本没有持久战的资本。
更遗憾的是，小国之争往往源于大国角力，朝韩分治、越南战争、非洲普遍的内战，利益千万重，巴以之间也不可幸免。作为一个战略要地和国际热点，很多国家都希望施加影响，同时也希望能保持一种相对的均势，不希望其中一方占据绝对优势，适当时候自然会有人出面调停或威胁，息事宁人。
伊朗、埃及这些地区大国时常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免得“自己人”受到大损失。以前中国的帮会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专门用来处理涉及自家兄弟的争斗，叫“有理相帮，无理相劝”，若是兄弟有理，自然要出面撑腰讨个公道，若是兄弟没理，也必须出面打个圆场，免得兄弟吃眼前亏。不讲义气就无法在江湖上立足，也无法在兄弟们面前得到威望，相同利益或者价值观的国家之间，也无非这样。
还有一种值得警惕的对立模式就是无中生有的非人化。
汉娜·阿伦特在一篇名为《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邪恶的报道》文章中提出一个“平庸邪恶”的概念，阐述了在极权状态下，人逐渐变成一种工具，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比如说二战期间的德国人、红色高棉、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满山遍野的红卫兵。
纳粹说，犹太人是魔鬼的仆人，是劣等民族，他们不应该在土地上生存，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和左右，应该从地球上消失。于是，艾克曼这些军官就把犹太人组织起来，一批批送到集中营。对于他们而言，这不是在犯罪，他们只是在完成一件上级交代的工作。在红卫兵们看来是革命行为的抄家、侮辱、杀人，都是无意识，被概念化敌对思维灌输过的，他们无法区别自我，和稻田里一片片的蝗虫一样，只是躯壳，他们在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时候，根本分不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工具。
极权主义存在的条件就是绝对的思想统一，绝对的服从，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感情用事，要完全忠实于信奉的主义，否则，不但无法在官僚体系中得到提拔，还可能因此受到惩罚。极权主义总是要异化一些东西来强调自己主张的正确，于是人为地将人类社会割裂开来，用阶级、革命、思想异端等概念绝对地敌对化内部成员，通过洗脑般的政治强化，告诉体系内的人什么是正确的、不可违背的，什么是错误的、不可容忍的，对待自己人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般的冷酷无情”。
这样的划分在毁灭他人的过程中，也将自己的人性丧失，成为“坚决执行任务”的行尸走肉。不用自己思考，上级让干掉谁就干掉谁，即便是身边的人，也绝不留情，自我机械化为两腿直立行走的动物，为了表功和求赏，变本加厉、别出心裁地调动起一切罪恶神经，将异化或者非人化的敌人予以折磨、杀戮。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三头六臂的怪兽，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能成为刽子手，象艾克曼那样的普通人再平常不过，却在他的手里葬送了上百万犹太人的生命，这种“平庸邪恶”正因为不显山露水，所以才更觉可怕。
纳粹党屠杀犹太人一方面为了夺取他们的财富，另一方面为了证明日耳曼民族的高贵，他们认为，只有征服其他民族才能显现这种高贵，才能洗刷巴黎和会造成的耻辱。这是外部寻找敌对。
&&&&此外，上个世纪最流行的还是在群体内部寻找敌对。斯大林掌握政权之后，大肆屠杀异己，冠以“整风”、“清洗”之类好听的名字，把一切困难总结为国际敌对势力和托洛茨基分子阴谋破坏。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借用托洛茨基等人，塑造了一个叫果尔德斯坦因的阴谋分子，他是“老大哥”最大的敌人，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臭名昭著，虽然人人仇恨唾骂藐视他，他的理论每天都在讲台、电幕、广播、报纸、书本上遭到义正言辞的驳斥、抨击和嘲笑，让大家明白他是在胡说八道，但奇怪的是，“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总是有傻瓜上当受骗。思想警察没有一天不揭露出间谍和破坏分子受他指使进行破坏，说他组织了地下司令部，一心要推翻国家政权，他还写了一本可怕的书，集异端邪说之大成，四处秘密散发，蛊惑人心，诱骗群众。那本书没有名字，大家提到它只说是“那本书”，任何党员只要办得到，都尽量不提那本书。
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中国人最刻骨铭心的世纪，所有的灾难都发生在那段时间里，AB团、延安整风、反右、各种在国家独立后出现的“反革命集团”，受牵连迫害者数不胜数。
伟大领袖的伟大不是他变成了神，恰是其他人为求生自我矮化为两脚动物，不是红太阳进化了，是其他人退化了。
既然一个一辈子投身革命事业的人突然间可以变成“叛徒、内奸、工贼”，那么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革命与反革命到底该如何界定？决定权只在判官那里。人民群众与敌对分子的区别和转化也奇妙非常，那个时代最发达的就是“帽子工业”，帽子一扣，“性质就变了”，其他人赶紧与之划清界限，还得教育、劳动改造对方，孺子不可教的就直接消灭。
为了给蒙昧的青少年以指引，极权内部事先划分出红、黑五类的界限，分出各种各样的出生背景，用来提升自豪和分辨敌人。
一个人若是在斗争中不积极，不凑在人群里狠狠地往“坏人”身上砸石头，那就是同情坏人。于是，落井下石成为一个民族的通病，现在也没什么变化。昨天还在高台上风光无限地念稿子，今天就可能成为众人唾弃的贪污犯，即便有很多人责骂，只要还在台上，就是正人君子，就是同志。一旦党不要他了，要杀鸡给人民看“党和政府是要动真格的了”，那他就成为“站到人民对面”去的人，就该认罪待诛，其他人赶紧出面罗列罪状，谴责堕落，显示自己的正直与清白，恨不得判个斩立决。
一个人的灾难，也是所有人的灾难。
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共生共存”的社会，只有把对方当人，把自己当人，统一在“我们是人”这个界限上，才能真正地相互尊重，相互同情，相互包容。单个的人也应该成为独立自信的自己，而不是被一些概念化的身份所界定，要自己思考、判断，不被“平庸邪恶”所操控，对于一个群体来说，用合作取代对抗，用交流取代敌视，也是一个大的趋势。
人不可能孤独地生活下去，也不可能在别人那里找到自我，不可能消除对立模式，但终究会理性地对待它。既然争斗不可避免，那就在争斗的规则上下功夫，体育比赛是人最善良的尝试，随着人与人交往的广泛深入，共同的认知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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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字母分类:生物质成型燃料蹒跚起步 商业模式尚未成熟
生物质成型燃料蹒跚起步 商业模式尚未成熟
发表于: 13:48:13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卖过家具、开过垃圾回收处理厂，行情好的时候甚至一年的收益达到数千万元，但黄勇现在却停掉了先前所有的业务，投身到生物质成型燃料领域。
　　“我2009年在南宁市石埠开设了第一家生物质颗粒厂，每年亏损都在100万以上，但并未放弃，反倒将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一领域。”这位广州衡锅热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坚信该行业春天即将来临。
　　“生物质成型燃料”是以农林剩余物为主原料，最后制成成型环保燃料，用以在锅炉内燃烧。由于其燃烧时间长，强化燃烧炉膛温度高，而且经济实惠，同时对环境无污染，是替代常规化石能源的优质环保燃料。
　　目前在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发达区域，生物质成型燃料已开始初具规模。据介绍，2011年，国内已有680处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厂，生物质成型燃料总产能约为500万吨。
　　虽已经初具规模，但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市场份额仍非常低。
　　商业模式尚未成熟
　　据了解，由于经济、社会效益兼具，目前国内生物质成型燃料主要应用于钢铁、纺织、印染、造纸、食品、化工等工业产品加工工艺过程所需高温蒸汽领域。
　　深圳市华美钢铁有限公司（下称华美钢铁）是华南地区规模较大的钢铁生产企业之一，2011年钢材年产量在200万吨左右。该公司营销部胡经理表示，华美钢铁于2009年与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迪森股份）开展合作，改装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为轧钢生产线提供热源。
　　据介绍，华美钢铁与迪森股份签订了长期的拿货协议，而作为生物质成型燃料的供应方，迪森股份需要为华美钢铁改装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并承诺在华美钢铁采购一定量生物质成型燃料后，将锅炉赠予华美钢铁。
　　此项目让迪森股份获益颇丰，其公告显示，预计2014年年底向华美钢铁供应生物质成型燃料突破20万吨以后，将对公司2015年及2016年业绩形成正面影响，年新增营业收入5000万元左右。
　　除迪森股份外，北京奥科瑞丰机电技术有限公司也是业内的领军企业之一，其2011年销售额超过了3亿元。
　　王景表示，虽然目前行业内已出现较有影响力的企业，但总体来看，由于门槛不高，生物质成型燃料公司还是倾向于小公司、作坊式生产。 “而且大部分公司的业务模式都与迪森股份类似，把改锅炉、卖蒸汽当做了自己的主营业务。”
　　“不少企业锅炉以重油与天然气作为燃料，生物质成型燃料与重油、天然气相比，除排放少外，最为重要的是还可以节省约15%的生产成本，所以在锅炉改造领域发展迅速。”黄勇说，“但在发电领域，生物质成型燃料却一直受困于经济效益不好，发展难有起色”
　　据介绍，与发电领域广泛应用的煤相比，生物质成型燃料成本高，且原料供应不稳定，增加了企业的发电成本， 已有不少生物质成型燃料发电厂出现亏损，严重挫伤了企业积极性。
　　“但在欧洲、北美这些生物质成型燃料的成熟市场，生物质成型燃料在发电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王景说，“目前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已超过20%，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生物质成型燃料，我们需要加快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做到均衡发展。”
　　6000亿市场空间？
　　虽已经初具规模，但在资深业内人士王景（匿名）看来，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市场份额仍非常低。
　　“我国生物质能源的使用尚不到能源消耗总量的0.5%，生物质成型燃料所占比例更是微乎其微。”王景表示，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4.8亿吨标准煤，而生物质成型燃料实际产量仅为310万吨，相当于250万吨标准煤，即使全部都被消耗，占比也只不过0.07%。
　　但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生物质成型燃料早已进入规模化利用，并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以瑞典为例，在供热能源中，生物质成型燃料占比高达70%。
　　“国际能源署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曾进行过统计，全球可再生能源的77%来源于生物质能源，而生物质能源中的87%是生物质成型燃料。”黄勇说，“虽然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未来生物质成型燃料肯定会在中国清洁能源中占据一席之地。”
　　黄勇表示，根据国家《生物质利用十二五规划》提出的2020年全国生物质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达到5000万吨的预期进行测算，生物质成型燃料每年至少有近6000亿元规模的市场可供挖掘。
　　缺乏行业标准
　　在王景看来，虽然产能在不断发展，但国内的生物质成型燃料行业还处于无序状态之中，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和产品标准，也没有有效的政策、行业决策来引导行业中的市场行为。
　　广东作为生物质成型燃料发展较快的地区，目前已有相当多的企业采用了生物质燃料替代化石燃料进行生产，但即使是这样，这些项目在实际应用推广中仍然处于项目审批无依据的尴尬境地。
　　“早前，因缺乏生物质燃料相应排放标准，新建项目环评审批时无法可依。” 广东省环境技术中心总工郑泽雄说，“而我们在请示环境保护部之后，复函（环办函〔号）明确表示，要求生物质燃料执行燃气排放标准，可是这个标准很严格，技术上根本无法实现。”
　　“虽然能够按节能减排项目申请政府补贴，但单靠生物质成型燃料这一"概念"很难得到政府补贴及税收优惠，我们企业家靠的更多的只能是"自身魅力"。”黄勇表示。
　　王景表示，相关的排放标准及行业标准都未形成，激励政策也就难以制定，企业积极性进而也就受到了影响。“欧盟各国在建立了相应的行业标准和产品标准后，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的发展迅速走向了成熟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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