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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档案》（纪实文学）
第二章：大串连与破四旧
2―1、大串连
北京发出了总动员令／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揪出黑后台
2―2、破四旧
红祸弥漫／砸！砸他个稀巴烂！／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红色恐怖万岁！”／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第二章：大串连与破四旧
2－1、大串连
北京发出了总动员令
早在1966年6月初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这样表达了他的想法：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所以有此想法。
8月4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若是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8月16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讲话，他根据毛泽东在杭州讲话的精神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大串连的一个号召和动员。
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大检阅。毛泽东是个诗人，他的浪漫气质使他选择了大检阅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而大检阅确实也使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了第一次浪潮。大检阅后，各地红卫兵纷纷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我们也要到北京！我们也要见毛主席！”
于是，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大串连轰轰烈烈兴起，红卫兵一次又一次地被接见，被怂恿，被煽动。大批量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虔诚地等待毛泽东的接见，然后，他们又把革命的“火种”带往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此《通知》中说：
“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毛泽东常常突发奇想，做一番惊人之举。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并且写下长长的批语。毛泽东非常欣赏《张鲁传》中的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等作法，认为张鲁的五斗米道“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入道的信教者出五斗米，就可以吃饭不要钱，还有义舍可住，有神道治病，何其乐哉！毛泽东大赞张鲁的五斗米道，是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叫好，借古喻今，是毛泽东常用的手法。
然而，效仿张鲁的五斗米道创办的人民公社“天堂”的神话，只是一阙让人扼腕叹息的苍凉悲歌。
毛泽东的性格魅力在于他的永不服输。即使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东西，他也能看到其成绩和光明的一面。毫无疑问，大串连中的“免费乘坐火车”、“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等作法，借鉴了人民公社的一些“经验”，目的仍是为达到“天下大乱”。这样史无前例的《通知》，导致了数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
经毛泽东批准大量印发的陈伯达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各以相互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这里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支持大串连的意图。支持大串连，推广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完全是为了鼓动造反。
在学生大串连如火如荼之时，各地工人也纷纷到北京、到各大城市串连。交通顿时十分拥挤，铁路运输不堪其负担，连车厢厕所内也挤进了六七个人，车厢下的弹簧到了要断裂的程度。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并经毛泽东批准，号召徒步串连，号召有准备有计划的“长征”。可是只有少数学生徒步，多数学生依然乘车，周游全国。大量的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难以调运，危及了国家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时届严冬，已有10万人挤到大寨，又有10万人挤到井，还不知有多少万人挤在韶山。天冷，粮缺，路塞，一些地方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军队动员了一部分部队连夜赶做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大寨、井空投大饼、衣服、毯子。在空投现场，成千上万红卫兵噙着热泪，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大串连的兴趣依然浓厚。1966年12月间，他提出了在全国设立兵站以接待串连者。这个计划很庞大，实施起来有一定困难，终于只好告吹。但是毛泽东对大串连所寄予的厚望由此可窥一斑。
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当年的红卫兵们谁不记得那场规模空前的大串连？串连的往事和串连路上的漫天飞雪搅和在一起，已被深深掩埋到了记忆深处，大串连的日子，是和充满浪漫气息的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提起它，当年的红卫兵们谁都能讲几个动情的故事。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心中，这样的故事多如路边繁花，亮如天上星斗。
南方的一个小镇上，生活按部就班地缓慢推进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大检阅的消息传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但仍然还是掀起了一圈圈涟漪。刚跨进中学的5个少年集合在昏暗的路灯下，悄悄酝酿他们“长征”的宏伟计划。
老实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连饱经沧桑的刘少奇也感叹“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这几个才十二三岁的孩子，又能苛求他们了解什么呢？他们要去串连，说穿了，是图个新鲜好玩，是少年们对外部世界的憧憬和向往。
临到出发的前一天，他们才把这个秘密告诉家人。其中的一位家长坚决不依，将少年反锁在屋子里，不许串连。可是这名充满奇思异想的少年却翻窗而出，冲到长江边，扬言要投河，以死抗争。少年的家长跪在长江边，请求儿子回来，“有话好说”。尽管如此，那个少年的家长仍落了个阻拦革命小将串连的罪名。
少年背着背包和他的几个战友一起出发了，然而他再也没有回来。在韶山，少年死于一场车祸。当电报将这恶梦般的消息传回小镇时，少年的母亲当场昏死了过去。
许多年之后，这位母亲仍然生活在儿子早夭的阴影中，她反复向人述说她的懊悔：“我真不该让他去的，我真不该——”南方的这座小镇，又多了一位现代祥林嫂。
少年的故事很是平常，和后来在武斗中死去的那么多红卫兵相比，大串连中的死者为数并不算多。更多的红卫兵高擎一杆“长征”的旗帜，在迷蒙的风雪中且走且唱，不停地散发传单和毛主席语录片。大串连，是红卫兵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操练和预演。
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犹如春汛泛滥时涌出的条条山溪，迅速在全中国形成了无数条布满红旗、红袖章的河流。北京、延安、井、韶山、大寨、瑞金、遵义等革命圣地，聚集了密密层层的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的红卫兵。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66年8月到12月，滞留在北京的红卫兵最多时达到250万，大寨20余万，韶山40余万，井茨坪仅三平方公里也聚集了20万，仅只有400个铺位的井大厦挤进了一万多人。夜幕降临，天空下着大雪，红卫兵们却三人合盖一条被子，有的没拿到被子的，则六七个人围坐成一团，中间放条被子取暖，有的则干脆在身上搭件衣服，将就着过夜……。
最幸运也最实惠的是北上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检阅，煽动起了他们心中潜藏的冲天豪情，天安门成了千百万红卫兵们心中最为向往的革命圣地。
而且，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能一个子儿不花到那里串连，当然是件幸福的事。对于南方的红卫兵来说，心中还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秘密：到了北京，就能够看见雪啦！有的红卫兵则一心只想着尝一尝北京烤鸭。尽管北京气候寒冷，天寒地冻，但是上头有明文规定，“在接待站每个红卫兵可凭串连证领借一件大衣”，如此照顾红卫兵，红卫兵的滚滚洪流更是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涌来。
从内蒙古草原的牧羊少女，到西藏高原的翻身农奴；从天山脚下的维吾尔青年，到图们江畔的朝鲜族小将……红卫兵跨越万水千山，聚集到了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
一个红卫兵在讲述他串连途中的种种困难和险境，另一个红卫兵在汇报他家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更多的红卫兵则来到清华、北大校园，学习革命经验，摘抄大字报。
在接受过毛泽东检阅过的千百万红卫兵中，有一位来自西藏的翻身农奴，这个17岁的红卫兵手捧一条雪白的哈达，口口声声说要亲手交给毛主席。那条雪白的哈达上，有他们全村100多人的深重嘱托和签名。
然而，当毛泽东所乘坐的汽车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这位双手将哈达高高举过头顶的西藏红卫兵才发现，毛泽东离他仍然十分遥远。他看见的毛泽东只是一点模糊的影子，距离那么远，中间还隔着那么多人，这个全村人选出的唯一的代表，实在无法完成乡亲们交给他的深重嘱托，他“哇”地一声，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当时的报刊上登载的一篇采访报道中写道：“时间啊，请你收住脚步；汽车啊，请你开得慢些。翻身农奴的后代，西藏高原的红卫兵，要把人民救星毛主席多看一眼啊！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黑暗日子里，他的阿爸被狠毒的领主用马活活拖死在戈壁滩上；他三岁那年，阿妈因为打碎了奴隶主的一个玻璃杯，就被打断了双手双脚，含恨离开了人间。从此，他小小年岁，就成了这座人间地狱中的奴隶。是人民救星毛主席指挥解放军进军西藏，使他和百万翻身农奴一起，翻身见到了太阳！今天，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大救星，这个翻身农奴的后代怎么能够平静呢？”
这位红卫兵离开首都北京返回西藏之前，专门从住地跑到天安门的红墙下，捧起一把泥土包进布袋里，他激动万分地说：“我要把这包天安门下的红土带回西藏，撒在布达拉宫下。天安门和布达拉宫，是西藏人民最神圣最景仰的地方。”
10月25日，大连海运学院15名红卫兵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旗帜出发了。一个背包，一个红袖章，一张尚未成熟的娃娃脸，却有与年龄不大相称的沉稳和严峻。他们此行，是要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徒步2,000余公里，到达红太阳的身边。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胜利抵达目的地。为此，《人民日报》立即发出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文中写道：
“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这样，一支支“长征队”组成了。有的红卫兵长征队索性按照当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路线再走一遍，以示继承光荣革命传统的气魄和决心。
有的红卫兵甚至搞起了世界大串连，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点遍全球。
1966年9月的一天，一辆国际列车在海拉尔被几十名红卫兵小将卧轨拦截。列车喘着粗气缓慢停下，没等列车停稳，红卫兵一拥而上，挤进车厢，向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的乘客散发“红宝书”、语录片和红卫兵战报之类的传单，要外国人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列车被迫晚点5个多小时，后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国际列车才又恢复了正常。
同年11月4日，北京第100中学高三学生赵建军、武热河与北京56中学学生孙智忠、北航附中学生瞿绍东4人，私自偷越国境进入越南，要求参加抗美援越战斗。
中国驻越大使馆将4名中国红卫兵到越南串连的消息报告了国务院，很快，就接到了周恩来亲笔签署的电文：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越境，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在援越部队锻练一个时期，在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应由大使陪同。请将4人姓名、年龄、出身、家庭及住址等情况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这种事，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外交上的被动。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气候，这4名红卫兵的行动也被视作“革命”。此后，周恩来曾与陶铸等人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陶铸找到周恩来那儿，皱着眉说：“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涉及国外，特别是东南亚。”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强加于人。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全局观念。事情复杂，我们的头脑就不能简单。”
说归说，但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直接支持下，红卫兵大串连的势头已不可阻挡。
井，红卫兵大串连向往的革命圣地之一。
据井外事办公室保存的井革命斗争博物馆1966年的来宾登记表上反映，红卫兵赴井串连始于当年9月。
这个月到井的有：东北农学院红卫兵、哈尔滨红卫兵、江西九江红卫兵、桂林红卫兵、北京红卫兵、上海交大红卫兵、哈尔滨工学院红卫兵、井共大红卫兵、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北京43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卫兵、湖南水利学院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战校、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等。
10月份的记载，顿显粗略，似有无法详细记载之难。月末的统计数字是：“红卫兵共计40批，5,743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够完整的。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深思录——井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一文中，对井红卫兵大串连的情况作了精彩详细的描述，文中写道：
“一夜之间，井的肩头，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一道，承受了当时中国最沉重的负荷；一夜之间，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学校，有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山上的中枢机构是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仅生活组，就配备50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17个接待站，在茨坪就有7个。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沙冲、黄坳、大井等处也分别设有接待站。大部分接待站，由井附近的吉安、泰和、荷花、宁冈、遂川、安福、永新、永丰等县负责，每一个接待站由一个县来一套人马，从管理干部，到工作人员、炊事人员，从搭棚到购置锅盆碗盏，全包了。所需经费和粮食，则由接待办公室拨付。仅17个接待站的炊事员，加起来就有近千名。”
天南海北奔涌而来的红卫兵们走进苍茫的十万大山中，领略“苍山似海，残阳如血”的诗画意境，心中的豪情又增几分。他们顾不得放下行李、落实住处，也顾不得拂去满身灰尘、弄盆热水来揩把脸、泡泡脚，红卫兵们登上井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博物馆中厅的毛泽东雕像前，齐声高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巍巍五百里井冈作回音壁，那一字一句不像是从嗓子眼里流出来的，倒更像是从血管里涌出来的鲜红的波涛。
背诵过语录后，一个个红卫兵在自己长征队的旗帜上写下各人的名字，“在厅的两侧，摆满了献上的旗帜。谁都想让自己的队旗享有一个醒目的位置，占据更大的面积。为此，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收走一批。到大串连结束时，博物馆收到的旗帜，叠在一起，下至地板，上至天花板，整整塞满了一个房间。”
大概是11月的最后几天，井便下了第一场大雪。雪花纷纷扬扬，飘舞飞扬，漫山遍野银装素裹，白雪铠铠，颇有诗情画意。尤其是那些广东、福建的红卫兵，生平很少见到过雪景，更不用说大山区中的雪景了，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久久看着那一派冰清玉洁的风光，流连忘返。
然而，欢乐很快被寒冷冲淡了。
气温迅速下降，树枝变成了一串冰条。屋檐下，长短不一的冰凌悬挂下来，像是冬天寒冷的音符。红卫兵们躲进了接待站的竹棚子里，围拢在一堆堆嘶嘶叫唤的炭火前，暖和一下哆嗦个不停的身体。
但是他们心中的热量似乎并没有降温。有消息说，毛泽东要来井接见红卫兵！而且这消息被红卫兵战报的各种传单和号外喧染得有声有色。时间：12月9日；地点：茨坪；陪同参加接见的人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陈伯达……。
各个接待站都在辟谣：毛主席不会来！毛主席不会来！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任何通知！
各个接待站都在疏导，乃至采取强制性措施，规定每个红卫兵在茨坪只能呆两天，如果到时不走，就收回借的被子。
但是不起作用。先上山的红卫兵滞留下来，始终不愿离开这里；外省知道这个消息的红卫兵已经到达南昌，不会不来井；由南昌出发的红卫兵，到了吉安、拿山，更是不能不上井。
红卫兵固执地坚信，他们在运动初期在同工作组的斗争中遭受了那么深的压抑，在步行串连途中经受了那么多的磨练，毛泽东不会不来接见他们！还有，毛泽东多次表示要“重上井”，如果今天在井接见红卫兵，不是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吗！
不能说红卫兵想得没道理。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领袖，诗的艺术是象征的艺术。他能在武汉率领千万游泳健儿劈波斩浪，能在天安门广场大检阅动员全国红卫兵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奋勇冲击，又为什么不能来井接见红卫兵，再来一次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壮烈活剧呢？
毛泽东一定会来井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如此根深蒂固地扎在上了井的红卫兵们的心里，“毛主席今天要来慰问我们红卫兵！”这话不知从谁的口中传出，经过千百万红卫兵的耳朵和嘴，假话传得越来越像真话。终于有一天，一架运送治疗脑膜炎药品的飞机在茨坪降落下来，谣传多日的消息幻化出了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
胡平、张胜友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所有的眼睛都瞪着灰蒙蒙的天空，所有的耳朵都竖起来，力求捕捉到那非同凡响的声音在大气层里引起的第一阵颤动……
“我们，还有这片人山人海，不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却胜似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历史，还没有给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同一代人的机会。
“世界上难有这样漫长的等待，世界上找不到这样耐心的观众。衣服单薄的红卫兵们在零下二三度的旷野，等了半天，等了一天……
“那天上午，那片凝固了的、巨大的‘银幕’上，终于隐隐有了什么：由弱而强了，是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了，是一架涂有八一红星军徽的直升飞机。
“顷刻间，那海，发生了海啸：‘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那山，上下起落，左右错位，似乎是一座火山，即将要有一次伟大的爆发；那圈子，则像一只四面受强气压挤压的脆弱的气球，随时都有可能破碎……
“直升飞机并没有立即着陆。它在低空作了多次的盘旋，那道道灼热的气流，纷纷扫落树枝上的冰壳、冰凌，强大得像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在俯视人世间的芸芸众生；它几次像是要着陆了，又猛地升上去，似乎又有蜻蜓般的小心翼翼，生怕让什么东西吃了，或缠了去……
“身子向后顶去，脚板向前蹬去，解放军战士们的手拉得更紧了，彼此的五指，宛如一道铁钩。
“这一刹那，站在高坡上的胡平看见，往前涌的人海扯出了后面的几个口子，口子里都有结着一层薄冰的粪坑，粪坑里不断有闪避不及、被撞下来的红卫兵，其势正如中国的改革者在1985年纷纷中箭落马！已挤到圈子边的张胜友看到：一个十五六岁、操着宁波口音的红卫兵喊了一句：‘我要第一个和毛主席握手！’话音还未落地，他和另一个红卫兵竟冲进了圈内，仅跑了七八米，许是被发动机喷出的气流那巫师般的力量摄住，他不动了，身体又往左侧了一下，旋即，飞机头部的螺旋桨劈将下来，一股白色、粘稠的脑液似从高压水龙头里喷射出来，他的两颗眼珠子，也被打出七八丈远……
“前面的红卫兵都呆住了！圈子内的另一个红卫兵更是呆住了，几秒，十几秒……足足半分钟之后，他走过去，双手捧起地上的一摊脑浆，将它们放回到同伴的冒着热气的大半边脑壳里，似乎这样能够起死回生。
“上帝没有被感动。所有的欣喜，所有的痴迷，同时被螺旋桨劈得粉碎……直升飞机运来的是几箱贵重药品——进口的阿拉明、新福林，还有血管紧张素等抢救休克的针剂。
“红卫兵散去后，在这半边水田里，拾到了两大筐鞋子、袜子……
“直升飞机只能暂时停在了茨坪，螺旋桨劈坏了，在等着从南昌向塘机场运送新的螺旋桨来换……
“惊愕、愤怒的红卫兵们向空军造反了，他们誓死要揪出杀害红卫兵小将的刽子手和幕后策划者……。”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毛泽东的挑战性格和造反情趣在红卫兵大串连中得到了一次满足。他自信他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正义的事业和人类崇高的理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无论处于什么样艰难险阻的境地，他相信自己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很好。一次毛泽东曾对外国友人这样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他自认为找到了这种形式，毛泽东高兴得不得了。大串连，红卫兵四处点火，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终于成迅猛燃烧之势，这更使毛泽东感觉到兴奋。
早在大串连开始之前，一次讲到西安交大工作组限制学生打电话、电报、上京告状时，毛泽东就说：“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在后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才敢讲，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讲，毛泽东有不同常人的气魄，他曾经说：“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红卫兵要学习毛泽东，让天下大乱，让历史乱得斑驳陆离。
数以千万人计的红卫兵奔走在千山万水间，蔚为古今奇观。同时，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南下，散布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这些最早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先锋，因为得天时地利之便，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听得最多，领会最深，他们的大串连也就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
每到一地，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贴大字报，搭辩论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谁？当然是批判当地的“黑省委”、“黑市委”。他们颐指气使的“天生革命家”派头使许多人不满，连当地揭竿而起造反的红卫兵也被他们的革命阵势吓住了，连代表一个省份的共产党最高层头头也能批斗？当地的红卫兵感到惊奇、疑惑和不理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提出疑问，继而产生严重分歧。北京派出的红卫兵先后在各地受挫。
在武汉，湖北省掀起了抓“南下一小撮”的活动，当地群众、红卫兵在辩论台上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展开激烈辩论，随之“革命”升温，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被围攻、谩骂甚至被关押。
在上海，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受到昼夜围攻。
在贵阳，数万名当地革命群众对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层层包围。
但是，局势很快逆转，中央关于大串连的《通知》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讲话，给红卫兵串连者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反过来号召当地革命群众对操纵围攻北京红卫兵的当地党政领导展开反攻。很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和当地另一部分红卫兵联合起来，形成极其浩大的声势。北京红卫兵犹如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第二国际派来的“联络员”，他们人数不多，权力极大，能耐也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操纵掌握着当地的运动势头。
11月4日，四川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北京来四川点火的红卫兵驾到，造了省委的反，三级干部会议停开，延长到12月初才结束。
到了12月底，北京红卫兵进驻西南局机关和四川省委，局、省委负责人被拉上街头轮番批斗。此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工作实际上已经中断。
12月初，北京聂元梓、蒯大富到南京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他们号召当地红卫兵“踢开党委闹革命”，“要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省市委。”果然，南京市及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除了批判之外，外出串连的北京红卫兵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一次次发誓，要把全国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变成一片不掺任何杂质的红彤彤的汪洋大海。
这一想法最初是由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想出来的。红卫兵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他们组织各地红卫兵，在数天之内，把全国各地大小街道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统统涂上红色油漆，写上巨幅标语，连小胡同里的建筑物也不肯放过。在商店、住房等处，红卫兵号召革命群众用红纸剪辑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志，贴上墙壁，大门也刷成了鲜红的颜色。在农村，则竖起一块块红色牌坊，书写毛主席语录。那些在破四旧中已经改名的工厂、商店、街道、学校，则一律都非得用红颜色书写不可。
“红海洋”开始泛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其结果是形式主义盛行，造就和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社会风尚。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出现了；红小兵扛着红缨枪拦在路口，要过路者背诵毛主席语录的镜头出现了；一尊尊毛泽东的巨幅塑像在城乡各地出现了……
与此同时，一幕幕人间悲剧也重复出现了。一位教师写标语发生了笔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牢20年；一个农民因背不出毛主席语录，被绑押游街，他妻子因此投井自杀；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为把毛泽东塑像上的灰尘掸掉，用手去扶那尊塑像的脖子，被说成“企图掐死伟大领袖”的恶魔，全家被押送下乡改造……。
虔诚的红卫兵，没有想到他们的狂热和迷误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如此恶劣的后果。走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泥泞的路途后，再回首当年的路，面对一枚枚青涩的果子，他们无言，只有痛苦在嚼啃心灵，使灵魂难于安宁。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这么一段论述：“产生各国人民运动的，不是如史学家所想的权力，不是精神活动，也不是两者的结合，而是参与事件的一切人们的活动，并且他们总是这样的结合的，即：最直接参与事件的人，负的责任最小；反之亦然。”
在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的思想影响下，要那些当时才十七八岁的红卫兵先行先觉，能预见由于他们的过失造成的严重恶果，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正的。红卫兵大串连，甘洒一腔热血，他们此时此刻的行动是迷狂的，是不计后果的。
井上，造反的第一颗火种，是由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点燃的。
9月的一天，井大厦前，十几个红卫兵和数十倍于此数的当地干部、群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红卫兵一方的观点是：“炮打司令部！炮打井管理局党委！”
与之对抗的观点是：“井人不是阿斗，井文化大革命不需要外界插手！”
针锋相对，火药味甚浓。一边是外来红卫兵，是毛泽东呼唤出来造反的“孙猴子”；另一边是革命圣地井的儿女，是从里红到外的无产阶级。双方都能从毛泽东的语录中找到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吃共产党的饭，穿共产党的衣，进共产党的学堂，现在倒跑到井上来造共产党的反了！”显然，井儿女们的生活节奏慢了半拍，他们似乎还不知道北京的造反形势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辩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愤怒的井儿女情急之下，有人动手打人了。红卫兵揪出几个打手，周围更多的人群一拥而上，说是劝架，推推搡搡中不断有人向外地红卫兵暗送拳头。红卫兵跌跌撞撞后退。一场关于如何革命的争论演变成了街头地痞似的打斗。
井造反的第一粒火种熄灭了。熄灭得窝囊，让人总觉得不甘心。接待站拒绝再留宿，当晚，这一行红卫兵只得怏怏下山。
11月，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再度上山。
这回情况不一样了。连毛泽东都在“炮打司令部”，井党委岂有不许造反的道理？
在罗浮，红卫兵首次揪斗了山上的一批领导干部。
在茨坪，红卫兵直奔公安局：“你们打电话去学院调查我们的成分、表现，现在必须把黑材料交出来！”红卫兵听毛泽东的话起来造反，公安局却在背后整“黑材料”，企图“秋后算帐”，红卫兵们的气愤可想而知。他们抡起斧头，把文件柜、办公桌乱砸一气，木屑纷飞，纸张遍地。堂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造反的红卫兵面前，第一次丧失了威风。
在井博物馆里，红卫兵在第一展厅的“八一起义”部分，涂写了“朱德是个大军阀”、“贺龙是土匪”、“陈毅是老机（机会主义）、老右”等字句；在第三展厅的一幅朱德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的巨型油画上，朱德的腿上被打了叉叉；在第四展厅红五军坚持井斗争部分，张贴了“这是为大阴谋家、野心家彭德怀歌功颂德！”的标语；在几排起装饰作用的松柏木雕图案上，红卫兵发现12根叶针组成一圈，无疑象征着国民党的党徽，当即撬下，作为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追查谁是设计者及其家庭成分、社会背景；朱德题书的“井革命斗争博物馆”横匾被倒了过来，并书上“批判馆”三个大字取而代之……。
1967年1月，红卫兵正式封闭了井博物馆。
揪出黑后台
日，晚10点，中南海小礼堂里，湖北省高等院校“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红卫兵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和“谁要不革命，就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等待陶铸的会见。
红卫兵的歌声在中南海上空回旋着。
时针指向11点。红卫兵不耐烦了，愤怒地喊道：“陶铸，快出来！”“陶铸，快出来！”“快！快！快！陶铸快出来！”一阵有节奏的喊声过后，又齐声唱起了《语录歌》：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也在行动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歌声停止下来，满脸倦容的陶铸刚刚结束了一个会议，匆匆忙忙赶到这儿来了。
以下是红卫兵和陶铸的对话：
红卫兵：（呼口号）炮轰中南局！打倒王任重！打倒调和主义！打倒折衷主义！……
陶铸：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恰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成员，是接见你们。你们这种形式我不赞成。不能跑到中南海来闹事。
红卫兵：通令上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求解决问题，不是接见。
陶铸：你们觉得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
红卫兵：不开就不开。我们是要解决问题，被说成是斗争你，这个说法我们不能接受。
陶铸：我现在是代表中央接见。你们80个人总不可能都谈，你们由5个人提出问题，我来回答，如谈不完，还可再谈。
红卫兵：既然讲代表，就得15个代表。
陶铸：不行。原来讲座谈会是15个代表。
红卫兵：按你的要求，15个代表座谈，其他红卫兵听一听，算哪门子事儿？看来，今天陶铸没有诚意。
陶铸：今天把江苏的代表都回绝了，怎么没有诚意？
红卫兵：是因为我们绝食才见到你。
陶铸：绝食我不赞成。你们要是不吃饭，我今天还不接见你们。
红卫兵：晓得这个样，应该不吃饭，看你出不出来见。
陶铸：别扯这个。今天讲5个，超过了5个就不讲。我来回答问题。
红卫兵揪王任重的原因和背景已是一笔混乱的历史旧帐，梳不清理还乱。红卫兵应用绝食的方式来求得陶铸的接见，其政治热情不能说不高亢，他们的全部过错在于，整个红卫兵运动就是一场错误，于是红卫兵所有严肃的斗争（包括拿生命赌博的绝食）就不仅显得微不足道，而且有些荒唐可笑了。
红卫兵不知道，仅凭他们的一腔热血是不能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课题的。何况，由于他们所冲击的方向是错误的，他们的热血便像西班牙斗牛场上被刺倒的公牛身上淌下的血液，只配遭到历史无情的嘲笑。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例会上，陈毅在打瞌睡。朦胧中，陈毅感到有人在碰自己的胳膊，他扭头一看，是叶剑英元帅。叶帅使个眼色，递给陈毅一张纸条，努努嘴，没多吭声。陈毅戴上眼镜细看，叶帅递来的纸条上写着一首词：
串连炮轰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沙场赫赫旧威风，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
严冬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已朝东。
陈毅默读一遍，回过头来又默读一遍，心有所动。他提笔在信笺上飞快划了龙飞凤舞的四个字：“绝妙好词！”后面的惊叹号又粗又重，浓缩进了陈毅此刻胸中的激昂情感。
过一会，陈毅再次伸手，要过信笺，掏出笔记本，把信笺夹进笔记本中，叶剑英明白，诗人陈毅一定是要唱和一首吧。
但是陈毅的诗始终没有唱和出来。红卫兵的冲击，使陈毅坠入惊涛骇浪中，而陈毅不屈服的性格，更是激怒了红卫兵，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掀陈”高潮。
在北京外语学院的档案资料里，至今还保存着周恩来总理接见红卫兵的谈话记录，其中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底，短短50天里，周恩来接见红卫兵达5次之多，累计20多小时，谈话记录中，有一半的篇幅是为了说服红卫兵正确对待陈毅。陈毅生性直爽、豁达，敢说敢做，不是周恩来用身体挡住那些明枪暗箭，恐怕十个陈毅也早已撂倒了。
日晚9时，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北侧的窗户前，周恩来总理揭开紫红色天鹅绒窗帘的一角，注视着人民大会堂正门前方万头攒动的红卫兵和卫戍区战士用身体组成的警戒线。
坐在沙发上的陈毅，像头困在笼子里的美洲虎，再一次站起来说：“总理，还是让我出去和小将们谈谈。”
“不行，我不准你去见红卫兵。”周恩来说。
下午，周恩来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还是被几万名红卫兵围困住了。红卫兵一次次冲击警戒线，一遍遍呼喊口号：“打倒陈毅！”“交出陈毅！”3个多小时过去了，这片由高音喇叭、手提话筒和几万条喉咙管组成的喧嚣声浪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在天安门东侧，送面包和茶水的汽车不断开来，一队队红卫兵轮流到汽车旁吃饭，同时，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仍被围得水泄不通。
周恩来心情沉重。一边，是要求造反揪斗的红卫兵；一边，是红卫兵要揪斗的对象陈毅。周恩来知道，情急之下，红卫兵是有可能做出任何过激的行动的。
在一次揪斗会上，陈毅被叫到台前讲话，刚开口不久，会场发生了打斗，骚乱中，一个腰扎皮带的红卫兵跳上主席台，重重打了陈毅一个耳光。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把陈毅带到了后台，骚乱才渐趋平缓。
还有一次，红卫兵当着陈毅和外国大使的面，把驻某国大使的皮鞋拉下，挂在他的脖子上，硬是勒令他下跪、爬行，陈毅上去制止，红卫兵毫不理睬，还扬言要将陈毅一起批斗。
这样的例子太多。周恩来觉得有责任要保护好陈毅。
负责警戒的卫戍区一位团长进来报告，第二道警戒线已被红卫兵冲垮，请求调来武装部队。
周恩来断然拒绝：“不行。”
在这个时候调来武装部队，无异于火上加油。周恩来侧过头对陈毅交待：“记住，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准出去。”
周恩来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汉白玉的台阶上。借着广场上探照灯的光柱，他看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
红卫兵挥舞着密密匝匝的拳头，砸向手挽着手的军人。此刻，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只得用自己的头和脸，去承受一场非战争的战争。那堵人墙微微波动着、颤抖着，显然已经承受不住超负荷的压力，像洪水前即将坍塌的大堤。
周恩来心中滚过一阵复杂的感情，他猛地推开警卫员，走下台阶，扶起一个头上还渗着血迹的战士。一道探照灯雪白的光从面前划过，冲在前边的红卫兵看见了周恩来，飞向战士的拳头停在半空中，再也砸不下去了。
处理过无数错综复杂情况的周恩来，还从没有遇到过如此复杂的场面：
一边是红领章，红帽徽；
一边是红袖章，红语录。
周恩来深吸一口气，调理一下内心里的情绪，然后大步走过去，从一个军人手中夺过手提话筒，大声向红卫兵喊话：
“你们今天一定要冲进人民大会堂，那就从我周恩来身上踏过去！”
周恩来的眼睛微微有些潮湿。他的声音在几万名红卫兵中间传送着，冲到前边的红卫兵，一个个立住了，随即似湍急的江水打了个旋，往回卷去……。
“别往前挤了，停下，停下！”
“安静，听周总理讲话。”
红卫兵冲击的浪潮渐渐平息下来。
显而易见，红卫兵揪黑后台，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指使暗示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所陆续披露的大量材料证实了这一点，相信关注文革史的读者也会关注这一事实，即：红卫兵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打狗棒的角色。狗打过了，打狗棒也就被扔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揪斗彭德怀的情况。
揪彭德怀，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先提出来的。江青、康生全力支持，王力、关锋一哄而上。
有后台撑腰，戚本禹亲自给当时北京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电话，戚本禹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1966年12月的一个冬夜，成都市永兴巷7号彭德怀住宅被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包围了。
红卫兵翻墙而入，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怀押往北京。
北京，党中央所在地，没有什么惧怕的。身经百战、突破过敌人无数次封锁线的彭大将军，随红卫兵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12月28日，火车抵达北京，红卫兵立即向戚本禹报到。当时，戚本禹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碰头会”，他站起来，眉飞色舞地向与会者通报：“当代‘海瑞’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回北京！”
周恩来一愣，迅速在心中作出决定。他站起来，说道：“此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说毕，周恩来离开了会议室，亲自将彭德怀安置在京郊的一个军营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连陶铸、陈毅这样步步紧跟毛泽东的干部都难逃批斗、挨打的厄运，彭德怀作为人们心目中毛泽东的强硬对立派人物，其遭遇是可以想象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周恩来尽他的努力保护着一批共产党的干部。
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彭德怀。日。”
这封信中有些字句的错乱，或许能证明彭大将军当时心中的惊恐情绪吧。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在1966年底到1967年的上半年，彭德怀虽然被关押，但还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1967年的酷暑季节，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领袖韩爱晶等，下达了折磨摧残彭德怀的指令。戚本禹明确地说：“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红卫兵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德怀七次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据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向中央文革送交的一份报告中记载：“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太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在一份《关于彭德怀的监护情况》的原始资料中，对彭德怀的情况有这么一段记录：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又躲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来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在为样一种危难的处境中，彭德怀依然忧国忧民。一天看《人民日报》，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彭德怀浮想连翩，忍不住起身写信：
“总理：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得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产四五十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石穿。日晚。”
石穿是彭德怀的号。彭德怀信奉“水滴石穿”的哲学。他忧国忧民，身处厄境还在想着钙镁磷肥。遗憾的是，现在红卫兵也在忧国忧民，在红卫兵的忧国忧民面前，彭德怀的忧国忧民似乎太微不足道，应该让步。
2—2、破四旧
“八·一八”红卫兵接受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林彪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决不是红卫兵一朝一夕能破得了的。但是北京的红卫兵并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破四旧容易实行，且能立竿见影。何况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从校园冲向社会，能充分体现红卫兵的威风。
一开始，红卫兵破四旧是小心翼翼地试探。
从8月20日开始，一些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
中共中央的宣传喉舌迅速作出了反应。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紧接着，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边还配以社论《好得很！》。社论中说：
“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名，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旧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诞生在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首都和人民永葆青春。”
有中共中央宣传喉舌助威，红卫兵破四旧的红祸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上海、天津、杭州、武汉、广州、长沙、济南、郑州、南京、福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成都、南宁、西宁、银川、南昌、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部分中等城市，也开始破四旧。新华社8月25日播发了一则新闻稿，详细报导了“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的情况，并且声称，红卫兵破四旧“受到了广大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中说道：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倒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话。他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的整个社会面貌。”
林彪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对其中有些提法，毛泽东有另外的看法。林彪在讲话中提出的“四个伟大”，毛泽东就持保留意见，日，毛泽东对卡博·巴布库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毛泽东这么说，不知是“伟大的谦虚”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毛泽东毕竟是个伟大的战略家，出于从全局着眼的考虑，他同意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知道，经过了半年多时间的酝酿、点火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火总算点起来了，这很不容易，决不能轻易给自己点的这把火泼冷水。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红卫兵的这些行动“正合孤意”。
有喉舌的推波助澜，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迅速升级，抄家，砸文物，批斗黑帮，最后发展到对黑五类大开杀戒。
早在7月28日，江青就在一次会上煽动打人，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了公安部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负责公安工作的谢富治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撑腰，红卫兵就像天兵天将下凡，“破四旧去——”一声呼喊，掀起一阵红色风暴，降下一阵滂沱大雨，倾盆大雨浇打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砸！砸它个稀巴烂！
自元朝建都以来，北京就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京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遍地都是。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无疑是破四旧最好的战场。
8月20日，北京打响了破四旧的第一枪。北京市第二中学三千多名红卫兵充当了“尖刀连”的角色，他们首先冲向市内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革命宣言《向旧世界宣战》，其宣言中写道：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在当破之列。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
“‘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我们要彻底铲除这些资产阶级的温床和苗子。为此，我们向理发、缝纫、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要管。我们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1966年8月的北京城，仿佛是一个处于临战状态的战场，哪怕一点细微的颤抖，也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贴上街头的宣言，像一颗红色信号弹，宣告红卫兵已经出击，并且抢占了制高点，形势十分鼓舞人心。被政治狂热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谁也不甘示弱，纷纷杀出校园，杀向社会，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中争抢头功。
破四旧从改名开始。红卫兵指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岂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红卫兵在市民们的配合和支持下，将商店、工厂、学校、公社等统统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光华路”改为“援越路”，“王府井商场”改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
“尖刀连”大获全胜，大兵团全面出动，大军压境。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他中学的上万名红卫兵也开始动手了。
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个稀巴烂，正式换成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
“亨得利钟表店”改名为“首都钟表店”，革命职工“无不拍手称快”；
当红卫兵把沿用资本家名字命名的“顺昌服装店”改为“东风服装店”时，街道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革命群众齐声高呼：“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万岁！”……；
在荣宝斋的玻璃橱窗里，挂着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为《砸碎荣宝斋！》大字报署名为“抗大美术学校（原中央美院附中）红卫兵”，其文中称：
“‘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甚至于甘当洋奴才，为外国的大资本家吸血鬼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头子邓拓是你们的大老板，老主顾！黑画家‘驴贩子’黄胄就是你们的黑后台……你们这里已成了黑帮画家的交易所了！直到无产阶级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你们仍然在橱窗里大挂邓拓的黑字画，‘荣宝斋’完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阵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你们休想溜过去，这是不行的，办不到的。我们红卫兵坚决不答应。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裂！让它永世不得翻身抬头！”
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红卫兵的这一张大字报也许算是“温和型”的。更多的大字报则会加上“火烧”、“油炸”、“砸烂狗头”、“千刀万剐”之类的咒语。
破四旧，决不仅仅停留在贴标语和街道商店改名的浅层次上，贴标语和改名只是前奏曲，只是急风暴雨到来之前掠过大地的第一阵雨点。
从破四旧开始，红卫兵的形象变得狰狞起来。运动之初就十分激昂的政治激情经过一次次煽动，渐渐变成了歇斯底里般的大发泄。红卫兵把粗野当革命，上演一场场残暴的街头活报剧。是的，一代红卫兵在自己的悲剧上演之前，先为社会编排了一幕悲剧，这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实。
8月23日，燥热沉闷的空气似乎要爆炸一般，在“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闯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先冲进编辑部，把刊物、稿件撕碎；又冲进会议室，用剪刀将精神贵族们养尊处优的一张张沙发戳上大窟窿；然后翻箱倒柜，将库室中的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等京剧戏装和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央，遍洒汽油，纵火焚烧。大火点燃后，红卫兵命令那些精神贵族们在浓烟四周跪成一圈，并用木刀向他们身体上、脑袋上砍去。
8月23日，同一天，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200多人到颐和园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
在此前后，破四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山东2中的红卫兵和革命教师，想到了要砸武训墓。柳林农业中学、卫生学校的红卫兵前来声援，一齐砸向坟墓，挖出武训尸体，抬尸游行，并在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审判大会，最后将尸骨砸烂焚烧。
位于我国最北端城市哈尔滨市的名寺——极乐寺，被一群红卫兵捣毁，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红卫兵勒令和尚们举着“什么佛经全是放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然后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
河南洛阳，砸掉了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的头颅。
最南端的海南岛，捣毁了海瑞墓。
进入9月，破四旧砸风更盛。据同兴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毁于月间的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里就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十八万五千件，古旧图书236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万多件。
在破四旧中，牛鬼蛇神们理所当然遭到了打骂、凌辱、抄家等无端污辱。月间，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达到85,198人。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1,231户。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抄家者64,056户。查抄搜缴财产中，仅图书、字画、文物三样就达17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鹃视若生命的“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的三盆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财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物、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凭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破四旧后期，这些财物大多数被作廉价处理。
仅仅一个多月，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据目击者称，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总是一片狼藉，在丢弃的鞋帽和红宝书中，竟然夹杂着不少的金银饰品。同样，在北京，非法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共有124万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运。
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破四旧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这些“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人还在，心不死，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100余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员31人，民盟36人，民进8人，农工民主党8人，九三学社8人。工商联在8月24日下午被揪斗者就有13人。这些民主党派在当天接到红卫兵的“最后通牒”，限期72小时内全部解散，并登报声明。第二天，各民主党派机关纷纷贴出“通告”，声称“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
一切都像是喝醉酒的醉汉胡编滥造写成的街头闹剧，却又比任何一部最成功的荒诞剧更加真实可信。只是，看这幕剧时，谁都忍不住会有满眶热泪。
北京东四闹市区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院落里，住着四位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出身，国民党中将，1956年从香港起义归来。唐的夫人徐来是解放前的著名影星，有“标准美人”之称，曾主演过《渔家女》等影片。
郑庭芨，海南文昌人，郑介民的堂弟，黄埔五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军长。1959年12月特赦后与家人团聚，举家搬进了古老的四合院。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出身，原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1959年12月特赦后，经候镜如夫妇介绍，与易吟先女士结婚，搬进该院中安度晚年。
杜聿明，陕西榆林人，黄埔一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1959年12月特赦后，其夫人曹秀清从美国绕道瑞士返回北京，与杜聿明团聚，并决定在此长期定居。
在中国现代史的风风雨雨中，这四个人的身影颇为引人注目。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沉与浮，现在的职务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会，学习，撰写史料，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由政协按月发给工资。工作学习之余，他们在院子里栽栽花，种几株果树，体味着昔日军戎生涯中难以体味到的清静和幽雅，日子过得也还算有些韵味。
突如一夜寒风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一次打破了他们的宁静。
从5月起，政治风声便越来越紧，他们心上那根无形的弦也就越绷越紧。各种小道消息使他们忐忑不安，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夹起尾巴做人”。上班时在机关埋头工作，下班后各自回家，关上门，决不多说一句话。
破四旧了，红卫兵杀向社会，令人心惊肉跳的残酷斗争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终于，有一天下班后，他们看见大院的门口贴着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
你们听着——
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
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下面的落款是“某某中学红卫兵。日。”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造就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更不用说他们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了。看过白纸黑字的《通令》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共商对策，决定立即答复红卫兵。
于是，由宋希濂执笔，匆匆成文：
“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
1、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机关扣除，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生活是应该的。
2、我们没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会再雇。过寄生虫生活是可耻的。
3、从明天起，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另外还有什么活，只要我们能做的，还可以多干一些。”
下面的落款是“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
唐生明单独另写一张，以示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有所区别。
他们的条文贴出后的当天下午，一支20多人的红卫兵小分队开进了前厂胡同。红卫兵命令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一字排开，在大院中央站着。一个高个头的红卫兵头头发令，让四个人自报家门。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都如实作答，再次恳请红卫兵小将监督改造。唐生明在自报家门时，多说了一句自己是起义人员，共产党、毛主席有政策。高个头红卫兵冷笑一声，走到唐生明跟前，用右手戳戳唐的肚皮：“什么起义不起义，瞧你这大肚皮，吸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都是一丘之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话毕，高个头红卫兵宣布道：“你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你们胆敢有任何捣乱行为，都将自取灭亡！”
在红卫兵训话期间，四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个个提心吊胆，连大气都不敢出，低着头，静静地听着。红卫兵宣布完毕，院子里响起一阵口号声：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虽然“就叫他灭亡”里的他指的是他们四人，可他们四人不能不跟着喊口号。红卫兵喊完口号，排着队，雄赳赳地走了。四个将军互相望一眼，默默无语地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第二天清晨，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四人各执一把扫帚，分段打扫胡同。他们商定，如果白天发现胡同太脏，还可随时补扫。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运送垃圾的工人沿胡同撒了些脏土，他们更是相约着再次打扫。正扫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居委会主任走过来说：“你们一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这胡同一天到晚不知多少人走过，还能保证一点不脏？你们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一天就不必打扫几次了。”
这几句话，让他们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话听在心里，胡同仍得天天打扫。红卫兵总部经常派人来查看，可能是对战犯们的表现还满意，也就没有再发布新的勒令。不久，大串连开始，红卫兵忙于到全国各地去串连，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便再也没有光顾前厂胡同中的这个四合院了。
但是，他们四人仍然自觉地坚持打扫。
直到1966年国庆节，他们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安排小汽车接送，这颇为让人感到意外。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国庆节也这样上观礼台，但今年形势不同，能上观礼台，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会太危险。如同密集的乌云中透出一丝阳光，他们看到了一点希望。那几天，他们每家都杀鸡剁肉，聊天喝酒，个个喜笑颜开，以示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欢快中度过了。
10月2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中扫地。在门口，那位居委会主任把他们拦住了，她说：“居委会已作了研究，认为一面到天安门观礼，一面又被勒令到胡同里扫地，是不合适的。我特地来通知你们，从今天起，再也用不着天天扫地了。”
四位将军颇为感动。他们仍然坚持扫最后一次地。回到院子里，他们一个个在心中默默地想，这下好了，风暴过去，运动结束，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殊不知，这种善良的想法，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愿望。文革刚刚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炎夏过去了，还将有凄凉的秋、酷寒的冬……。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四合院的将军们又遭遇到了些什么呢？唐生明夫妇受尽凌辱，被捕入狱，妻子徐来女士冤死狱中；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命运稍好一点，没被关进牢房，但同样被抄家，受到种种污辱，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那就不再是轻松的扫地了。
在大量民主人士遭遇到灭顶之灾时，周恩来站出来，尽他的努力保护了一批人物。
8月30日，86岁高龄的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去他家抄家时的粗暴情景，信中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毛泽东当天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对章士钊先生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同一天，周恩来还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你们要讲政策，要团结大多数。”“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了。”“右派份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资产阶级，我们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违法行为，如果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一定马上打倒他。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
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没收财物，要由公安局统一没收。”“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呐。有人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四亿人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1,400万人，不能提出这个问题。”
在上海，一些红卫兵冲击宋庆龄的住所，要剪去她的长裙，没收她的书藉。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对红卫兵讲话，突出地讲了应该尊重宋庆龄。此事反映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立即派出江青，代表他去拜访已受惊扰的宋庆龄。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向宋庆龄解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静静地听着，听完了，反问一句：“但是总得有所控制，伤害无辜是不对的。”
江青陡地感到浑身透凉，她以暗含敌意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位比她年长一辈的名门淑女，颇感尴尬。同时，江青仿佛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红卫兵一度曾被江青视作她的私有财产，她简直不敢想象，竟有人当着她的面指出红卫兵运动是错误的。
宋庆龄出于爱心，而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但是这个国家不会因为她的爱，免除掉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红色恐怖万岁！
红卫兵在回顾往日的这一段历史时，血迹班班的面目连他们自己也不忍辩认。
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这条标语，使人想起德国纳粹的惨无人道，也为文革疯狂的岁月提供了一条最妙的注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何处没有冤屈的鬼魂？
“打狗棒”发疯了！
中国发疯了！
作家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到1966年红8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尸体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这哪里还是人间？这分明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图。一个民族到了生不如死，死比活着还美丽、还有吸引力的地步，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堕入到万劫难复的罪恶深渊中去了。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帜下，文革暴行更加肆无忌惮。打人杀人的事屡屡发生，暴力和武斗畅通无阻。
据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回忆，在搞过一阵抄家后，红卫兵认为这种行动太文雅，不像造反，不够暴烈，是小儿科。
于是，他们杀向社会，干了一件暴烈的事。
据居委会反映，有个叫“西山老大”的流氓头子组织了个“红山会”，专门同红卫兵作对。“红山会”的标志，是人人穿一件红背心。
居然有人敢同红卫兵作对！这一下红卫兵愤怒了，憋在血管里的热血加速了流淌，青春期的骚动能量，转换成“革命的暴力”。
大街上，凡是见到穿红背心的，全都遭秧。见一个抓一个，抓一个打一个，一时间，商店里的红背心全都卖不出去了。谁还敢穿红背心呢？
8月的一天，红卫兵得到情报：“红山会”今晚在某地集合。闻讯后红卫兵迅速行动，大队人马准时包抄集会地点，终于将“西山老大”生擒。
“西山老大”是个硬汉，无论怎么打，怎么吊，怎么捆，怎么用皮带抽，他都不认错。最后，红卫兵想出了一个新招。
在一条甬道上，一群红卫兵押着“西山老大”往前走着，后面一帮红卫兵举起当年军训用的木枪，对准“西山老大”的后背，喊一声口令，猛一下刺过去：
“突刺——刺！”
“通”地一声，“西山老大”被刺倒了，沉重地摔在砖地上，脑袋被尖石划开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鼻沟往下流。
“起来！爬起来！”红卫兵齐声怒吼。
“西山老大”刚刚站起来，后面又响起一通口令：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一次摔倒。
“把他扶起来！”红卫兵说。
“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的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死了个“西山老大”算不了什么，一个电话，火葬场就来人抬走尸体，一烧了之。
计三猛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至今，也无人问起过这件事、这个人，也不知道‘西山老大’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红卫兵判处他的全部依据是居委会的小报告，那个时代，那种小报告，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可悲的是，对那些参预制造暴行的多数人来说，暴行在他们心中并不是“恶”，而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美”，是体现革命性的最好手段。而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和中央文革要员面对这些血腥的事实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赞道：“好得很！”那些明目张胆的杀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四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7日，红卫兵在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
一方面打人杀人，一方面谣言四起：打人杀人这事，“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也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有妖言蛊惑人心，批斗、打人、杀人之风愈演愈烈。由斗打表现不好的个别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十几个，再发展到乱杀家属和一般有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杀尽全家！
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
“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一辈子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尤其倒霉。一方面，他们白天得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另一方面，他们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那是一场不亚于白天批斗场面的痛苦折磨。
与其活着遭受非人的凌辱，不如一死了之。
于是不少人选择了死。自杀，成了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
在这样的时候，死是美丽的。
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用生命向人类敲响了声声警钟。
有权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征：
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
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
三是自杀者中，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当我们写下那些自杀者的名字时，内心里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邓拓、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
日，一个狰狞的日子。
事实上，著名作家老舍的人生悲剧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病魔袭击，入夏以来，老舍身体便感觉不适，一天夜里突然大吐血，总量竟有半痰盂，他当即被送往北京医院。住院半月，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化大革命。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老舍加速度地走向了他生命的终点。
这天，红卫兵破四旧，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烧戏装烧道具，并且还揪出几个“黑帮”要带走参加批斗。身为市文联主席的老舍看见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都被点了名，便主动地站了出来。没想到他的正直，恰恰要了他的命。当时有人认出了他，大声叫喊：“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是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
红卫兵勒令“黑帮”们在熊熊燃烧的戏装道具周围跪成一圈，用木刀朝他们身上、头上砍杀。突然，一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
这个流血了的“老东西”就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他的额角和脸颊，流进了衣领遮掩下的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额角上的血迹，他的脸色煞白，眼睛在镜片后闪动着异样的光。
批斗完毕后，老舍被接回市文联机关，继续接受数百名红卫兵的审讯。皮带、拳头、皮靴和雨点般密集的唾沫打向老舍。红卫兵向老舍提出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老舍冷静地作了回答。然而，这些冷静的、捍卫人的尊严的回答，似乎更加激怒了红卫兵，招致来的是更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无用的。除非他像狗一样趴在地上，任人拳打脚踢。
可是老舍的骨气使他注定了不会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不再低头，不再说话，也不再举手中的牌子。
“低头，举起牌子来！”红卫兵冲他喊道。
老舍使足了残存身内的微弱气力，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扔在地上。他完全清楚这一掷意味着什么。牌子碰到他面前的一个女红卫兵身体后落在了地上。
红卫兵们沸腾了。老舍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扭送到派出所。尔后，尾随而来的红卫兵在派出所里轮番殴打这位老人，直到深夜。
凌晨，老舍被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
他却到另一个地方报到去了。25日凌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太平湖边发现，他被打捞起来，放在湖边。一位好心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找了张破席，掩盖在他的尸体上。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从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老人像一尊泥塑，几乎没挪窝。估计，老舍悲剧最后落幕的时间是在午夜。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选》中，共约500万字。傅雷的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的。
这样一个终生以事业为唯一追求的知识分子，也难逃脱残酷的政治斗争，在中国屡遭厄运。1957年，傅雷被划右派，从此，他更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门前冷落鞍马稀”。
傅雷成了右派分子，灾难波及到他的正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在留学生中，右派分子之子傅聪理所当然成了批判对象，有一度，还被召回国内写检查。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对于这段往事，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这是双重的悲剧。一方面，傅聪作为中国之子，对祖国已绝望，挥泪忍走异国他乡；另一方面，爱子的出走，对傅雷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傅雷苦恼至极。
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1966年，文革风暴又起。
8月30日，夜晚11点多钟，傅家大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中间还夹杂着粗野的踢门声。
来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平时所学的那些典雅的音符，变成了急风暴雨般的打击乐。
长达四天四夜的大抄家开始了。
傅雷爱花，夜间曾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帐，于是红卫兵挖地三尺，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和玫瑰，全被连根拔掉。
傅雷家书成了重点搜查目标。红卫兵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他们父子在纸上互相倾诉爱国之情，发表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红卫兵传看起来，有的甚至读得入迷了，一时竟忘了这是在抄家。
在狂热的政治漩流中，红卫兵是不可能清醒的。何况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左的教育，已使他们丧失了辩认良莠的能力。抄家继续进行着，一会儿，地板被撬起来了。
忽然，从阁楼上传来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
“反党罪证”是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从未打开过的一只箱子。红卫兵敲掉箱子上的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在一本旧画报上，翻到了一张宋美龄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着。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四周，是黑压压的沉默着的人群，再后面，是一排排大字报栏。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那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放上方凳，并铺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着地时发出太响的响声……。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茫茫长夜中愤然离开了人世。
在一片动荡中，他们离开得无声无息。世界太喧嚣，他们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一片净土。
随便掀开幕布的一角，文革的悲剧都是这般叫人愁肠寸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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