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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看日本：素质教育与英才教育双重结构的弊病
　　日，在日本东京大学校园，一名榜上有名的考生留影。 当日，日本东京大学在校园内张榜公布考上该校的新生考号。新华社发（关贤一郎摄）
　　新华网北京3月14日电 题：英才教育靠市场
　　日中社会学会会长 陈立行供本网特稿
　　日本在义务教育结束后，高中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却是以学科入学考试的分数为依据的公平竞争，一分之差就可能考不上想去的学校。
　　高中和大学每年都有排行榜公布，学校之间的差别比中国还大。因为在日本，只要考上了一流大学基本上可以说能够找到安定的工作，保证安定的收入，在工作单位有大学先辈的照应，职位晋升都比其他人快。战后的公立教育保证了所有国民的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但要考进一流大学的英才教育基本上是靠教育市场。
　　教育市场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高连读的私立中学，不用考高中。另一部分是各种学习补习班，日文叫“学习塾”。
　　私立中学的特色和水平也是千差万别。有的重视英才教育，有的重视体育或文艺教育，也有的没有太大的特色，但是私立中学可以不按教育委员会的教学进度，一般进度都比较快，到了高中2年，基本完成了公立学校的高三的全部教学内容，到了高三就有大量的时间准备高考。重视英才教育的私立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能考进一流大学。例如东京大学医学部和京都大学医学部的200名新生是日本理科考试英才的顶峰，他们中的80%来自培养英才的私立中学。
　　日，在日本东京大学校园，一名榜上有名的考生被高高抛起。 当日，日本东京大学在校园内张榜公布考上该校的新生考号。新华社发（关贤一郎摄）　　日本的“学习塾”无论规模还是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别，有像《河合塾》《代代木塾》《骏台塾》《日能研》等全国范围的大型教育企业，也有面向当地名校的地方规模的“学习塾”，还有像中国古代私塾那样的“自宅兼学习塾”，知识主妇在自己家给放学后的学生补习一下文化课。因为“学习塾”的开业不需要任何执照和许可，全靠学生和家长的口碑。
　　日本全国各种“学习塾”有大约49000所，80%以上是从业员未满5人的小教室。全国“学习塾”的从业人员大约为28万人，将近是日本中小学和高中从业人员（91.3万）的三分之一。
　　刚来日本时以为公立中学义务教育不花钱，可私立学校每年需要50万-100万的学费一定好进。等到女儿要考中学时才知道要想考进培养英才的私立中学，不能没有钱，但只有钱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想考进一流的私立中学，日语叫“难关中学”，如果不去一流的“学习塾”几乎是不可能。
　　“学习塾”都在课后，一周2天。孩子放学后赶到“学习塾”，晚上10点左右回家，周末，放假基本上是每天6小时以上。一周一小考，一个月一大考，月考的成绩优秀者张榜公布，有的“学习塾”还以月考成绩分班或分座位。在那里孩子们领悟了分数的意义，知道了什么是竞争，也品尝了拼命的滋味。
在“学习塾”上课的孩子（资料图片）90年代前，一般都是小学5年级以后想考私立中学的孩子才开始上“学习塾”，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小泉政府的结构改革，贫富差距的急剧增大，家长的危机感倍增。上“学习塾”的小学生的年纪越来越小。另外，如果去公立中学，要考好的高中也必须去“学习塾”。去“学习塾”的初2学生中大约有40%，到了初三就升到60以上。　　虽然公立中学不要学费，但“学习塾”的费用并不亚于私立中学的学费，更重要的是中学阶段的“部活动”要花费大量的课外时间，如果再上“学习塾”在时间上也很紧张。最近几年私立中学的考试越来越激烈，参加私立中学考试的人数逐年增加，2011年已经升到全国小学6年级学生总数的17.8%。东京地区已经超过20%，京阪神地区也接近20%。
　　这种素质教育和英才教育的双重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弊病和问题。
　　3月10日，在日本东京大学校园，考生在榜前搜寻考号，拍照留念。当日，日本东京大学在校园内张榜公布考上该校的新生考号。新华社发（资料图片）
　　首先，英才教育的市场化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影响社会的活力机制。日本虽然不承认像一流大学家长作为校友的“大量捐款”可以作为选考标准的参考，严格实行“分数面前绝对平等”公正的录取标准。在这一环节，靠金钱是绝对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进入一流大学。但是，要考出好成绩，要么考进“难关中学”，要么长期去“学习塾”，日语叫“double school”。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孩子的努力和天分，没有父母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是绝不可能的。东
　　京大学的调查显示，53.3%的学生来自中高连读的私立学校。东大在校生的父亲的平均年收在1,000万日元以上，1,250万以上的占19.4%，450万以下的占13.7%。而日本男性的平均年收是555万日元。因此很多学者指出这种双重化教育让很多低收入家的子女失去了进入一流大学的机会。
　　另外，双重化教育浪费了学生的大量时间，使他们在高中这一最为敏感的年龄段没有时间去接触社会，丰富感性知识。很多人为了考进一流大学，把时间全部用于学校和“学习塾”之间，牺牲了参加“部活动”的时间。大学是学生综合素质进入实践和调整的重要时期。但是，最近一流大学的学生社团活动“部活动”的参加率出现下降趋势，独往独来，很会考试但缺乏与人沟通能力的学生越来越多。
　　承认日本的公立教育在全民性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方面非常成功。但是精英教育对市场的过分依赖，出现了引领社会的精英人才素质趋向单一化。目前，日本社会正在积极探讨改变这种弊病，试点推出中高连读的公立学校，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培养适应时代的精英人才。
　　社会学家看日本：没有日程他们会惶惶不安
　　日本公立教育的“绝对平等”（新华网日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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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管理体制”向十八大进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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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方报刊杂志的各种文章看，近两年来他们所谈论的“社会管理”，所涉社会事务的范围十分广泛，实际上等同于治国理政。因为，社会管理基本任务的范围，包括了“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 等涉及面极为广阔的一些方面。
正在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交付代表审议的报告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一主张大体上继续使用了2011年2月中央领导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提法，但将“社会管理格局”调整成了“社会管理体制”，并增加了“法治保障”的内容。
结合我国当今具体情况，我觉得，中共十八大交付代表审议的报告中关于”社会管理体制”的现有定位还有改进空间。现就此提出我的个人意见，希望十八大有关机构和代表予以关注。
一、须将社会管理体制本身纳入宪法框架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国理政意义上的社会管理体制，一定得与宪法确立的相关体制接轨，否则，社会管理一定会脱离宪法、法律的轨道和法治的要求。在这方面，我国最近十多年来有不少教训，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各级领导机构往往只在涉及宪法修改、宪法实施、法律制定、法律实施的时候强调这些事务的重要性，而在规划和具体实施社会管理的时候，又往往在较大程度上脱离宪法框架。例如，有关领导机构在列举“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和概括“社会管理体制”等内容涉及的主体时，说的都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我国官方的语境中，“政府”从来指国家行政机关，这里显然不会例外。因此，对于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人们必须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哪里去了呢？在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以治国理政为实际内容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我们不适当肯定各级人大的地位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另外，法院，检察院到哪里去了呢？司法机关在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我国有关领导机构在其所规划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没有把它们安放在与其宪法地位相称的位置。
或许有的人士会说，各级人大和各级法院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可配合“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总体安排，而他们本身不必担任角色。但请注意，如果是这样，我国宪法规定的根本政治制度就不再是根本政治制度了，人大与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宪定职权关系，以及法院、检察院和行政机关及其相关部门的宪定职权关系，也就完全脱离了宪法轨道。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有关领导机构的本意不是如此，那么按他们的设想，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如何纳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呢？这些都是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造成当今社会管理体制脱离现行宪法框架的状态的原因很多，如人治型社会管理方式的历史惯性，领导者个人的工作阅历、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有差距等等，都可以或多或少为造成这种状况提供一部分解释。
但无论如何，从今以后，社会管理体制本身应该纳入宪法框架。也可以说，社会管理体制必须按宪法框架设计。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这是社会公认的法理。只有将社会管理体制纳入宪法框架，才谈得上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
二、应在公民个人、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合理划分管理空间
曾几何时，我国很多行业的管理部门，都强调“管理不留空白”，以至让人感到，“管理不留空白”已被有关公权力机构视为一项运用职权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如果在相关宪法原则指导下进行解释，说“治安不留空白”是可以的，但“管理不留空白”说不过去。因为，这是一个违反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和有限政府精神的口号。
按我国宪法的原则和精神，作为社会管理对象的全部空间是这样划分的：社会的全部活动空间都是属于国民的；国民通过制宪、进而立法，把一部分空间交给国家机构管理，同时把其余空间作为自由全部留给自己；国民留给自己支配的自由空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自由直接支配的空间；另一部分是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各种社会组织自主支配的空间，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做自治空间。我国缺乏自主社会组织或市民社会，即使有少数这类介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组织，它们也没有应该有的法律地位。因此，官方所说的社会管理空间，往往就是现有各级各类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空间。
但是，至少从法理看，政府的管路空间是受宪法原则和精神限制的，绝对不能是国家权力的触手想伸到哪里就伸到哪里。所以，“管理不留空白”的口号，其真实法律含义是要求公权力的触手无处不在。按这个口号的要求,公权力的触手可能从田野、街道一直延伸到农户的庭院、城市居民的小区、楼道，一直到达他们住宅的门口，甚至可能进入宅门。“黄碟案”是公权力进入公民住宅进行“管理”的广为人知的案例。今年前几个月某地公人强行不法闯入民宅搜查某人侄子引起防卫行为造成较严重后果一事，则是公权力进入民宅进行“管理”的另类实例，此举为海内外所瞩目。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个人自由或自我管理的空间被用各种形式压缩得比较小，国家相对于作为整体的公民个人来说，其占有的社会管理空间大得不成比例。原本应该在全部社会管理空间中占有相当比例的社会组织，因为政治环境使他们不能生存而无法建立起来而缺位，其留下的活动空间基本上被公权力的触手所主宰。这里要说明，从名称上看我国有些组织从名称上看很像社会组织，但实际上都是国家机构的附属机构。
“管理不留空白”造成了超强、超大的政府（指广义的统治机构，下同）。这种超级政府有多方面的副作用：极容易危害或侵犯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形成高价政府，加重国民的负担，且使得全部财政很少能用于社会保障；公权力对市场无所不在的控制造成较大规模、很普遍的贪腐；政府要做的事情无论多么不必要都能做成，政府不赞成的事情无论多么有必要都办不成，等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一些显然必要的措施：限制公共权力的强度和干预空间；精简机构，减少吃财政饭的人员；切实保障公民结社自由，并培育自主自立的社会组织；按厉行法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保障言论出版、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
三、正视政治利益分配不公并改革其分配方式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所以，人不能忽视政治利益。在人类看重的全部利益中，物质利益与人的生存联系最紧密，是最基本的人类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似乎政治利益只是在重要性上居于第二位的人类利益。但实际上，政治利益往往比物质利益更重要，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人类首先要争取的利益。这不仅是因为政治利益能满足人类比生存更高层次的需求，还因为政治利益能够轻易转化为物资利益并具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物质利益分配结果的神奇功能。在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一些权力较少受限制或制约的国家，国家权力掌握者与其家族财富数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或许能够直接证明这个判断。
有人批评我国经济利益或财富分配不公，但不知我国政治利益分配不公正的程度，较之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的程度同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我国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很大程度是政治利益分配不公和公共权力失去制约导致的后果。从经济利益分配角度看,宪法有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规定。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收入还是自己辛勤工作换来的，虽然多寡有时因政治因素的作用而极为悬殊，且还有少数人极高的年收入几乎与劳动成效无关。但是，我国毕竟存在较广大的市场，个人的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可通过市场机制得到实现。但是，我国政治利益分配领域的情况则与此完全不同，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利益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的，它们完全处于执政党控制下，只能自上而下按权力意志分配。
要了解政治利益分配及其不公的情况，必须先清楚什么是政治资源。一国的政治资源很多，直观地看，它们一般表现为各种占有和运用公共资源的岗位。在我国，政治资源主要可划分为四块：1.执政党党内的各种重要职位和领导岗位，如各级行政区域的党代表大会代表，党委委员、常委，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副书记、委员，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委员等等，其中最上是总书记，最下有乡镇党委书记和委员。2.国家机构的各种重要职位和领导岗位，如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的代表、常委、委员长、副委员长；地方各级人大的代表、常委、主任、副主任；从行政系统看，上有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部长等等，中有省长、副省长、厅局长等等，最下有乡镇长、副乡镇长等等。还有军委系统，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各种领导岗位。3，全国政协、地方各级政协的委员、常委、主席、副主席，以及组成政协的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单位的领导岗位，还有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社会团体如中国作协、文联以及其下的各种协会、联合会、基金会等组织的各级领导岗位。4.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岗位，国有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岗位。
我国几乎所有这些岗位，或者说我国几乎全部政治利益，都是自上而下按权力意志分配的，而且一定下来就是终身的，只能上不能下，离开此岗位会另上其他相应岗位，只要没犯错误，会直到退休。这些都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计划政治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妨将其称为政治资源的计划化配置。
计划化配置政治资源的做法，在执政党党内完全阻绝了普通党员在获取各级党内领导职务方面的平等竞争机会，在党外则完全阻绝了普通公民在获取各级国家机关领导职务方面的平等竞争机会。而政治资源的分配状态又直接影响经济资源的分配结果，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政治条件下，拥有政治资源往往能轻易给自己的家族和朋友带来经济资源。“我想让谁富谁就能富”，这是一些手握关键政治资源的党政官员私下里爱说的实话。政治资源的这种分配方式不仅极其不公正，不仅使社会阶层趋于固定化、既得利益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还限制、缩小了中共执政的社会基础。
我国的政治资源分配，到了亟需执政党释出一部分政治资源交由市场机制决定分配结果的时候了。这是扩大中共执政基础的需要，是增加社会各阶层间流动性的需要，是缓和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政治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封建社会，有政治资源过度集中于皇室的问题，但科举制度的实施，曾经长期有效地降低了其副作用，保持了社会各阶层间的必要流动性，起了缓和社会冲突的作用。当代中国要解决政治资源长期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问题，已经没有科举制那样的机制可资利用了，但好在现代有民主机制或竞争性选举机制可供利用。中国执政党应该有勇气、有智慧运用这种在世界上已行之有若干世纪的机制来解决自己面对的一些紧迫问题。
四、要真诚实行法治
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十多年了。在这十多年中，中国法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存在着不少令人甚为担忧的现象，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我这里说的不是公民不守法。公民违法好办，依法处理就是了。本文所谓有法不依，指的是公权力机关及其官员带头有法不依，执法违法或司法违法。如果真诚希望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公权力机构应该做守法的榜样。但是，近些年来，党政高官有法不依，执法违法，司法违法的事情太多，以至于某些公权力机构行使职权呈现出流氓化趋势。
过去两三年，执法违法、司法违法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许许多多的公权力组织处理事务的原则基本上是这样：法律的规定于己有利，能够约束普通公民，就说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的规定有利于公民，自己的行为受到了相关法律条款的限制，他们就把法律丢在一边。公权力组织最为恶劣的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不走任何法律程序，任意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有的地方如此行事居然不给予任何解释，连搪塞百姓之口的借口都不愿找一个。君不见，个别地方最后弄得局面不可收拾，给中国和执政党的形象带来了重大损害。还有的地方，在上边的统一部署下，法院、检察院配合公安部门大规模制造冤案，背离事实真相，侵吞私有财产和私人资产，狂捕乱拘，滥施刑罚，给大批无辜百姓带来牢狱之灾。
如果中国公权力组织都如此流氓化地对待国家法制，哪里会谈得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不论什么地方，不能继续这样干下去，必须改弦更张。
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另有一大课题是处理好社会管理创新与有法必依的关系。这里简要强调如下几点：
1.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在宪法、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不能以创新为借口违宪违法进行“改革”，更不能在“改革”的旗号下走回头路。
2.社会管理创新要结合实际情况、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不能为吸引眼球、制造政绩而无事找事地“折腾”。
3.不能不加区分地要求公权力机构创新。有较大决策主动权的公权力机构创新空间较大，不行使决策权的机关创新空间小或几乎没有。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的基本性质是依法办案，几乎没有什么创新空间，不宜过多提倡“创新”。
五、确保司法裁判在法律争议解决中的终局效力
及时有效解决法律争议，是社会管理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法律争议有很多解决途径，诉讼、调解、和解、行政复议、仲裁、信访等等，都是可以采用的方式。在权力分立与制约平衡的国家，法院都拥有解决几乎一切法律争议的终局裁判权。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院地位没有实行权力分立、制约平衡原则的国家那样高，但按我国宪法，法院也应该拥有除解决宪法争议之外的其它一切法律争议的终局权力。
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远不是像应然的那样。这里有两种应该改变的情况，其中之一是法外权力对法院审理个案的干涉。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情况是上级或本级党委的重要领导人对案件做出批示，而这种批示按惯例又不会进入可查阅的案卷，不会让当事人及其律师知晓，自然也不可能受到质证，但法院对这种批示往往只能照办。此外还有上级或本级政法委以召集“大三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和公安局长）会议等形式对具体案件搞未审先定、甚至未侦先定。第二种应该改变的情况是信访冲击司法裁判的终局性。信访在历史上原本是对法制建设不到位的一种补偿或事后救济体制，但由于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始终上不来，信访逐渐成了与司法裁判并存且相互抵触的一种争议解决机制。这不应该是法治国家的常态。2009年以来，虽然有关公权力机构曾发文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缺乏必要的顶层设计以及司法缺乏独立性，这种努力的实际成效并不明显。
现在看来，确保司法裁判在法律争议解决中的终局效力，已成为我国社会管理方式变革的一项比较紧迫的要求。这项要求只能通过加强法院的政治、法律地位和有效保障审判独立，形成有公信力和有权威的司法的路径来满足。从根本上说，只有公正和有公信力的司法，才能最终把信访从法律争议解决方式中排除出去。
六、结论：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社会管理就可以做好
任何一国的法律体系，都不可能不包括治国理政或进行社会管理的体制。所以，“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包含在现行宪法、法律中，没有必要在宪法、法律之外再提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情况是，我国宪法原则和宪法中关于国家机关职权划分的规定，已经确定了我国公共机构进行社会管理的主体、他们须遵循的组织和活动原则，以及办事的职权范围等必要内容，相关的法律进一步规定了我国公共机构及其官员的行为准则，包括办事权限和程序。宪法、法律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修宪、立法来解决。
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没有做不好的社会管理。宪法、法律本身就是公共机构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活动准则。公共机构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必须依法进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好办法。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减少乃至杜绝以言代法、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等非法治现象，必须尽可能消除造成出现这类现象形成的条件或可能性。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执政党严格守法，尽可能不在宪法、法律之外另制定和推行公共机构新的行为准则。
如果执政党在一定时期内确有必要在宪法、法律之外为某些公共机构或其官员制定某些行为准则，那一定要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做到与宪法、法律的具体规定相互兼容，不与它们相互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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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28日上午于广州市政协大讲堂
　　第一个问题，结构调整。
　　十二五规划主要是要转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就是由速度型转为效益型，因此结构调整非常重要。我们通常都知道，GDP是重要的，GDP总量是重要的，但是GDP的结构更重要。以1840年中国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为例，1840年时中国GDP总量比英国大很多，但中国当时GDP的结构是不如英国的。英国在1770年左右进行了工业化，工业革命开始了，到1840年大体上已进行了70年。中国当时GDP结构主要是农产品、手工业品，而英国当时主要是钢铁产量、蒸汽机的制造、机器设备的制造。1840年时英国已经进行70年的工业化，而法国和德国这时刚刚开始工业化，蒸汽机、机器设备都是从英国输入而来。英国的棉布生产很多，但是都是由机器纺织出来的，而中国的棉布仍然是手工制造的。英国的交通工具当时是火车和轮船，而中国的交通工具仍然是马车和帆船。从GDP结构方面来说，1840年的中国和英国（相比）要差一大截，英国GDP结构是符合世界技术进步潮流的。
　　今天我们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应当承认这是我们多年来努力的结果，但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因此我们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日本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在GDP中的比重超过了中国，日本产品的科技含量一般说来比中国的高，因此我们绝不能自满，我们在结构调整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人力资源结构。中国人口总量在鸦片战争时要比英国高很多，可是人力资源结构又是远远不如英国。1840年时英国产业革命已经70年，小学普及了，中学大量建立，还兴办了很多大学，已经培养出了大量科学家、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英国的技工也是有名的。当时法国和德国刚刚开始工业化，他们的机器设备从英国输入，工程师也是从英国聘请的，技工也需要从英国挖来。而当时的中国，鸦片战争时的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是这样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什么呢？四书五经，为了考科举，有几个人懂近代的科学技术、有几个人懂经济管理和金融呢？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人力资源结构上，中国当时也是远远不如英国的。
　　当前我们和日本相比，人口总量比日本多，多10倍，但是人力资源结构不如日本。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国国民中的比重，比中国大很多，日本熟练技工人数比中国多，而且熟练技工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大，所以中国人力资源结构也是不行的。十二五期间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既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然要使结构合理化，我们在结构调整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不但要成为一个工业制造大国，而且要成为工业创新大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强国。我们不但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也要做到人力资源的强国，这就是我们在十二五期间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第二个问题，通货膨胀。
　　按照经济学的分类有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第一种类型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第二种类型是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第三个类型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类型的，即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大部分通货膨胀如果是需求拉动的话，主要是投资需求拉动，比如中国在90年代初的那次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以上，主要是由于投资规模过大。对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的通货膨胀，有对策，就是采取紧缩政策。财政紧缩，就是压缩了财政开支。信贷紧缩，或者说货币紧缩，就是减少了货币流通量。两个闸门一关，通货膨胀就慢慢下来了，以至于到后来紧缩有一点过度了，所以在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但是毕竟是将通货膨胀抑制下去了。这是投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
　　历史上有没有消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呢？有。在经济史上有两个例子通常都会被提到。第一个例子就是公元前四世纪末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带兵南下，征服了希腊全境，然后带着希腊人一起跨海东征，消灭了波斯帝国。波斯王宫藏了大量的金银财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了，就将这些东西据为己有。他怎么使用这么一大笔财富呢，那是积累了好几百年的金银财宝啊！一部分是分给了他的兵，因为跟他一起打仗，征服了波斯帝国，很辛苦。另外还有一部分兵退伍了，就给退伍老兵发了钱。还有一部分运回希腊，给希腊各个城邦，因为他们是出船舶、出人力，使他能够东征，所以希腊除了斯巴达之外，所有城邦都拿了一笔钱去，这些钱就分给了当地的希腊人民。为什么将斯巴达除外呢？因为斯巴达不支持马其顿这次东征。还剩下一部分就是自己留下了，过几年亚历山大死去，他的家人就将这些财宝分掉了。于是这些金银财宝流到希腊、分给退伍老兵、奖赏兵士，还有就是将领瓜分的，全部都流入了民间，造成了需求膨胀，物价就飞涨了。时间大概是多久呢？一百年：一百年之内物价慢慢上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名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将拉丁美洲占领了，除了巴西归葡萄牙之外，其他国家都归西班牙，几个印第安的王国被灭掉了，王宫里同样也藏有金银。南美洲的玻利维亚等地有大量银矿可供开采。金银都被西班牙人得到，这些都被用船运回欧洲西班牙本国。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报纸上登的，在大西洋某一个港湾外，有礁石的地方发现有沉船，这些船也有被风浪掀翻了的，捞出大批的金币、银币、金器、银器。当时这些金银运到西班牙，要买东西啊，西班牙虽然对外扩张，但它是一个农业国家，有一些农牧业产品，工业不发达，工业品需要去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购买，大量的金银就由西班牙流入这些国家，引起了物价飞涨。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价格革命”，时间多久呢？二百年，二百年之内需求膨胀，造成物价的上涨。这次物价上涨中最吃亏的是谁呢？最吃亏的是欧洲各国的地主，因为地主当时跟佃户之间订立有长期合同，根据当时的合同，一亩地的租金可能99年不变。因此，物价上涨了，钱就不值钱了，地主的收入就少了，于是他们有的变穷了，有的破产了，有的干脆就用暴力的方法将佃户赶走，将土地收回，然后在土地上养羊，生产羊毛。“价格革命”跟后来的“圈地运动”有一定的关系。
　　有没有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的通货膨胀呢？也有。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长达二三十年时间内西方经济是高涨的。这时，投资增长是因为战后要重建，另外，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压抑了很久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又起来了，所以这是共同拉动的。但是单独消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除了刚才举的两个例子之外，还不多见。
　　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主要由两个渠道输入。一是商品流通渠道。假定本国需要进口商品，而这个商品的主要产地在国外，那么国外价格一波动就会传导到国内来，最明显的比如说石油、铁矿石、棉花、粮食等这些大宗产品。还有一个就是资本流通渠道，为什么它可以输入通货膨胀呢？主要是两个东西在引诱，一是利息率的差别，一个是投资机会的多少。以这次通货膨胀来说，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冲击后，中国经济复苏最快，中国的利率上去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慢，它的利率仍旧很低，像日本长期都是零利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上的热钱奔着利息率的差别，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还有西方发达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冲击之后，经济一直没有起来，所以投资机会不多、投资机会不好，而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投资机会多、投资机会好，所以热钱又往新兴国家流入，包括中国。除中国之外，比如说，巴西是通货膨胀率高、印度也是通货膨胀率高。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次输入型通货膨胀中，两个渠道都有：既有商品流通渠道输入的，也有资本流通渠道输入的。
　　第三个类型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新通货膨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美国发生了滞胀：既有经济停滞又有通货膨胀，按照标准凯恩斯理论，滞胀是不可能发生的。标准凯恩斯理论是调整总需求的理论。大家可以想一下，经济停滞、失业增多，是由于总需求不足，而通货膨胀，则是需求太大了。经济停滞，需求不足；通货膨胀，需求过大。不足就不能过大，二者是冲突的：有滞就没有胀、有胀就没有滞，怎么滞和胀同时存在呢？所以标准凯恩斯理论对这个问题讲不通，于是出现了新凯恩斯理论，或者称为后凯恩斯理论，它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通货膨胀，凯恩斯本人没有研究过。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他们这么解释：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两大垄断势力，一个是工会，另一个是大公司。工会控制了工资，形成了工资的刚性，只要物价上涨，工资就上去，而物价平稳了，工资上去了就不会下跌。大公司控制了价格，只要工资成本上升，价格就会上去，工资稳住不动甚至略有下跌，物价也不会下来。两大垄断势力的力量是相当的，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即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就是“青蛙跳”，或者说是“蛤蟆跳”。什么意思呢？幼儿园两个小孩子玩游戏，一个小孩子趴在地上，另外一个小孩子从他的身上跳过去，这个跳过去的小孩子又趴下，第一个小孩又跳过去。工资和物价就是这样相互跳，当时的后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对策，这就是后来尼克松新经济政策的依据。对策是：两个小孩在玩青蛙跳，你只要摁住一个，只跳一次而已。如果两只手将两个小孩全部摁住，小孩就没有办法再跳了。于是尼克松采取的政策就是工资冻结、物价管制，这样两种势力就不能再下去了。但这样一来，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只能短期有效，长期根本就没有效。企业认为，物价管制，我就不生产了，因为生产就要赔本。这样就造成东西紧张，价格还会上去。尼克松下台以后又过了几年，美国总统是里根。里根怎么应付这个问题呢？里根采取了供给学派的观点，他没有用凯恩斯的观点。供给学派认为，之所以发生物价上涨，归根到底是供给不足，所以要增加供给，增加了供给物价就不会上去，怎么增加供给呢？减税，只有减税才能增加供给，只有增加供给才能制止这种新的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
　　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我都讲了，那么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什么性质呢？2008年以后，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综合性的，何以见得呢？首先，我们有投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因为2008年为应对经济危机，四万亿投资下去了，再加上银行配套的贷款下去了，总需求大了。在当时来看，这些投资是必要的，因为假定没有这些投资来刺激、来带动的话，中国的失业问题会更严重。所以说，有没有必要？有必要，可以讨论投资的方向，产业结构是不是恰当，是不是有利于结构的调整，这些是要考虑的。还有投资的量那么多，效益究竟如何，这些也可以考虑，但投资还是必要的。第二，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也有，因为从商品流通渠道来说，我们对外贸易量不断增加，我们的出口依赖度也在不断增加，对石油，我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需要进口。铁矿石需求量大，也需要进口。从资本流通渠道看，因为中国的利率比国外高，中国的投资机会比国外多。所以外国资本也就来到中国。
　　至于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中国也有。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以前的通货膨胀都是投资需求拉动型为主的。
　　成本上升，可以细分一下，首先是用工成本的上升。用工成本的上升是很自然的。根据经济日报的调查，现在出来的农民工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同于80年代出来的那一批老农民工。80年代出来的老农民工，只要城里打工的收入比农村种地的收入多，他们就会出来，但是他们的根在农村、心在农村，赚了钱就会寄回家，盖房子，然后讨老婆、生儿育女，大部分人最后还是会叶落归根。但是，现在这批新生代农民工，二十岁左右，他们就不一样了。根据经济日报的调查，现在出来的新生代农民工，2/3有高中学历，从前出来的农民工很多都是文盲，或者是小学毕业，顶多读到初中。而且新生代农民工挑工作。他们想，既然我的学历已经到高中了，有些活我就不会干，比如，搬运工我不做、饭馆里端盘子我不做。还有，在小城镇和近郊农村出现了啃老族。这真的很奇怪，本来啃老族在城里才有，都是独生子女，但是为什么农村也有啃老族呢？农村也有独生子女，但是主要是因为家里有活可以干，如养猪、养鸡，找不到好工作就在家里等吧。另外，这段时间中国的技工不足，技工的工资上去了，但是一般的工人就会觉得技工的工资那么高，我们的工资为什么不改变呢？外面给的工资低，我就不出来了，就是出来，我也是就近打工。全国都是大工地，到处都可以找到需要简单劳动力的工作。
　　同时还出现了一个现象，这是什么呢？农民过去出来，从不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成本收益分析这是一个新概念，新生代农民工慢慢懂了。老农民工时的成本，就是指火车票钱，：来这里、回家一趟多少钱，而新生代农民工除了考虑这些，还会考虑心理成本。经济学里的心理成本是什么意思呢？夫妻长期分居心理成本增加了；或者，夫妇都在外面打工，儿子、女儿在家里，成为留守儿童，心理负担加重了，这些都是成本。北京有一次经济学家开讨论会，有人说，看来中国将进入缺乏保姆的时代，城里人雇保姆雇不上，因为农民工不愿意出来当保姆，除非你给我比较高的工资，用工成本上升了。房地产价格上升，是很有意思的。房地产价格上升是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结果，但却是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的原因。房地产价格上升了，租金也上升了。一些学生过春节放寒假，到外地去了，回来聊天时说回到家乡的城市，理发价格一下子涨了很多，于是就问：是不是过完年，价格会下跌？回答说不，因为过年前几个月价格就上涨了，原因是门面租金价格上涨了。理发店老板说，我不从你们头上捞一点回来，我这个店就得关门了。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写字楼的价格也上升了，铺面的价格上升了。还有，就是农民工也好、普通工人也好，房租的价格都上升，在北京城周围，五环路之内租不到房子了，只能住到更远的地方。虽然房租便宜一些，可是每天的上班时间却提早了，这也是成本的上升。所有价格都是相互影响的，房产价格上升、租金上升，生活费也就上升。
　　再有，就是融资成本上升。为了应付通货膨胀而采取了紧缩政策。存款准备金率每提高0.5个百分点，根据我们调查的材料，民间借贷成本大约提高三到五个百分点。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使民间的融资成本上升。据全国政协讨论会上的材料，据一些地方统计，民间借贷利息是按照天计算的，日息最高达到千分之九，当然这些都是很紧急的状态下，急需一笔钱，才会有这么高的利息。但这些情况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问题。
　　用工成本上升，是不是说中国“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结束了？有的经济学家是这样讲的，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说法还为时过早，这只能说明低素质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技工时代才刚刚开始，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通货膨胀预期是一种预期，而经济中是两种预期并存的：一是通货膨胀预期，另一就是投资前景预期。你不能只顾一个预期，你要顾两个预期。对企业来说，它当然更着重投资前景预期。如果投资前景预期越来越差，那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就大了。
　　现在经常讲要让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而现在（2011年9月来）被认为还没有回归到正常水平。甚至有的研究货币政策专家说，现在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还有空间、利息上调还有空间。这样的说法，对国外这么说，是一回事，但是对国内，绝对不能这么说。因为货币流量的计算公式是根据国外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而中国不一样。第一个原因，现有的货币流量公式适合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是一个转轨中的国家，转轨中的国家对货币的需要量较大。第二，中国正在进行城镇化，城镇化本身也意味着市场化的扩大，农民过去使用货币少，很多东西都是自给的，而现在不同了，农民生产的猪卖掉，要吃就到市场中买肉，进城的农民不养猪了，他们要吃猪肉，农民吃蔬菜也需要到市场中购买，这样的话，货币流通量当然增大了。第三个原因，中国整个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城乡发展不均衡，地区发展是不均衡的，在不均衡的前提下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流通的速度慢了。这种情况之下，货币的需要量就要大一些。第四个原因，货币流通量的计算公式只适合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正常的增长水平，而中国连续几年都是超正常的经济增长率，超正常的经济增长率之下，就打破了常规，所需要的货币可能要多。根据以上原因，今年年初我说过，所谓“让中国货币流量回到正常水平”，实际上就是紧缩，因为按照国际标准来计算中国的货币流量，不紧缩才怪呢？而且紧缩对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有些用，对国际收入型的通货膨胀用处不大，对于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没有用。猪肉不足，整个生活费用上升，紧缩有什么用呢？能够将猪肉拉下来吗？紧缩，大家都不吃肉，行吗？要降低猪肉价格，就要鼓励养猪。可是，鼓励养猪收效没有那么快。政府一鼓励养猪，难道农民养的猪就可以马上上市？不是的，猪怀孕得几个月，生了小猪、养成肉猪还得几个月，大半年时间过去了。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根据中国的情况，对价格上涨采取专门的措施。
　　比如说，要逐步建立国家储备制度，要健全它，像是一些重要的商品，如粮食、食用油、猪肉等，要建立一定的国家储备。遇到临时性的价格波动，就可以动用这些储备。还要建立商业储备。国外规定，除了政府储备、国家储备外，要有商业储备，如大超市必须准备若干天的东西，而中国的商业储备跟不上。此外，要打击对商品炒买炒卖情况，比如炒绿豆，炒大蒜，国家还得有专门的绿豆、大蒜储备指标吗？这些主要靠商业储备，重要产品可以有储备。同时要整顿市场秩序。这些政策会逐步起作用。今年的物价究竟会怎样？很难预测，经济学家谁也不可能预测得那么准。我的看法是：可能出现稳中有降。
　　第三个问题，就业问题。
　　2008年11月时我到西欧讲学，当时国际金融风暴已经开始冲击中国，2008年11月时我们的GDP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六点几，西欧经济学家向我提出问题：他们说，在我们西欧国家，只要增长率达到2%或者是3%，我们就感到不会出现大的失业问题，为什么中国非要9%、10%以上，失业问题才能缓解，现在GDP增长率跌到百分之六点几，中国全国上下的报纸都是一片惊呼：企业倒闭了，农民工下岗了，农民工回乡了，农民工不回乡又怎么办啊，等等，他们感到不理解。在他们看来，百分之六点几的增长率多好啊，但是中国为什么会这样？我就笑了。我说你们的国情跟我们中国的国情不一样。西欧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已经200多年，农村多余劳动力都已经释放完，现在农业人口只占全国的百分之几，农民都有自己的家庭农场，有比较好的住宅，城乡生活条件一样，社会保障覆盖全社会。你们现在这些农民会那么傻，跑到城里打工吗？不会的，那是他爷爷做的事情，他不会到城里来打工。你的人口增长率接近零，每年退休职工留下的工作空位，就被新达到就业年龄的人口填补了，所以不会出现大问题。如果你们国家有2%或者3%的增长率，那太好了，北非的移民也可以找到工作，社会就是稳定的。中国不一样。
　　中国，可以这么说，城镇化水平太低。据2009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说明我们的城镇化率已达到了46%。1949年多少呢？1949年城镇化率为20%，也就是说，1949年时，80%的人口是农民、20%是城里人。建国60年了，才提高26个百分点。这个速度比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慢，比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都要慢。还有经济学家提出：2009年46%的城镇化率是不准的，因为是按照城市常住人口来计算，常住半年就算为城市人口了，但是其中很多是农民工，农民工还是农民身份，怎能把他们计算到城市人口中去呢？不管怎样，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太低了。农民不断出来，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社会保障不一样，因此就业问题跟西欧国家是不一样的。
　　根据中国2008年第四季度、2009第一季度的情况可以看出，增长率降到6%左右，各个城市都发生了就业问题。一定要了解，在中国，就业始终是一个大问题。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变动率，这两个周期是不重叠的，在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奥肯定律。奥肯是美国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滑坡在前、就业滑坡在后，经济回升在前、就业回升在后。经济为什么滑坡在前？因为在企业没有订单之后，企业产值下降，经济就滑坡了。可是暂时还不会有大量裁员，因为企业都要考虑：“现在我将人裁掉了，万一收到订单怎么办？再招回来就不容易了。”拖、拖、拖，实在没有订单了，就大量裁员。所以经济滑坡在前、就业滑坡在后。经济开始回升了，订单开始增加了，就业不会马上增加，因为企业需要考虑：“万一将工人都招进来，又没有活干，怎么办？靠现有的职工加班加点，可以完成这些订单。”所以需要到订单确实多了，就业才会开始回升。所以这两个周期是不对称的、不重叠的。而且每经过一个经济周期，技术总是在进步，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企业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提高了，所需劳动人数可能减少，正由于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光靠经济增长率不能来解决就业问题。
　　在当前的中国，要解决就业问题，主要靠民营企业，因为现在新增劳动力，75%是民营经济吸收的。“无农不稳”这话是对的，过去如此，现在这句话也对，但是需要补充、完善：“无民不稳”，这是指：没有民营企业，社会是不能稳定的，因为没有民营企业，就业问题无法解决，所以说：“无农不稳”，再加上“无民不稳”。过去说“无工不富”这也是对的。不办工业，国家财政是没有税收的，但这是国富。要老百姓富，一定要民富，国富加民富，才是真正的富。浙江就是这样的情况，浙江人愿意做小老板，白天当老板、夜晚睡地板，他们有这样的积极性，所以他们的口袋里就有钱。过去说“无商不活”这同样是对的，但如果都是国有商业，经济也不一定能活。“无民不活”，就是说没有民营经济，经济是不会活的。这样，我们对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就会有所了解。
　　怎样让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呢？要减税。只要减免税收，全国一千万家中小企业、三千万个个体工商户，税收减免一些，生意好做了、日子好过了，每一个中小企业增雇三五个人，全国一下子就可以增加好几千万人就业。每一个个体工商户感到日子好过了，从邻居家里、朋友家里、亲戚家里招一个人过来帮帮忙，一家增加一个帮手，就可以增加三千万人就业。就业一增加，生意做起来，国家的税收又会回来，所以它不完全只是减税，减税是今天的效益，明年后年税收是会增加的。
　　要大力扶持微型企业。国内对微型企业是不重视的，我们的概念是大中小，小企业最高限度是雇工300人以下。微型企业是小而又小的企业。重庆最早制定微型企业的标准，什么标准呢？包括业主本人在内，工作人员20人以下，这就是微型企业；创业时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的，就是微型企业。后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通知，对微型企业做了分行业的界定。重庆没有分行业界定，现在分行业界定，行业之间有差别，这就更符合实际情况了。总之，微型企业就是小而又小的企业，要给它们帮助。重庆的做法，第一是减免税，第二是贷款时政府给提供担保，第三在资本金不足时，自己至少得有5万块钱，要想达到10万块钱，政府可以借5万块钱给你作资本，赚了钱再还，比如说，你有6万块钱，政府就借4万块钱给你。还有，职工免费培训，以及简化登记、注册、银行开户的手续。这样一来，微型企业就热起来了。根据重庆的经验，大学毕业生、下岗工人、农民、退伍军人、残疾人、库区移民等等，最近我带着政协调查组去重庆，重庆这一年之内增加了三万多个微型企业，解决了二三十万人的就业问题，这表明中国的就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就是以创业带动就业。很多国外大企业，最早不也就是几个大学生搞起来的吗？所以我们对中国的“创业带动就业”问题的解决应该有信心。
　　　　　
　　第四个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别。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且这种扩大的趋势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原因究竟在哪里？找到原因才能找出有效的对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关于资本的理论讲起。
　　第一，三种资本概念。一是物质资本；这种概念从来都有，货币投入之后转化为生产资料，比如说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等。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资本概念，这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教育程度、文化程度、技术水平、智慧和经验。人力资本概念出来之后，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财富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创造的，人力资本甚至比物质资本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工厂被炸毁了，铁路被炸断了，港口被炸坏了，物质资本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人力资本还在，所以战后经济很快恢复，很快发展。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三种资本概念，这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是我们现在报纸上常用的“社会资本”概念，报纸上使用的“社会资本”指的是民间资本，动员“社会资本”，就是动员民间资本。经济学中的社会资本不是这个意义，而是指一种无形资本，包括人际关系、社会信誉等方面。举一个例子，改革以来广东经济发展这么快，原因之一是广东人有雄厚的社会资本，这个社会资本包括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同胞，也就是人际关系的存在，这样，广东经济就迅速发展起来了。浙江为什么发展快？浙江也有它的社会资本，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同乡关系、海外的浙江人等。现在为什么强调校友会、同学会、同乡会？都是在寻找社会资本。为什么农村在修家谱、修祠堂？这也是扩大和寻找社会资本。
　　三种资本的结合，才能够创造收入、创造财富，但问题在于：城乡居民三种资本的拥有程度是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呢？
　　首先看物质资本。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但是祖传的房子有产权、有房产证，买的商品房有产权、有房产证，可以用于抵押和转让。抵押和质押不一样，当铺就是质押最典型的形式，比如说，我需要一笔钱，我将我的手镯放在那里，我将我的皮大衣脱下来放在那里，可以贷到一笔钱，这就是质押。抵押是什么意思呢？房子你照住，土地你照耕，你只要将房产证、土地证一交就行了。如果到期不还，通过法院来处理这件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法国工业化时期，城市没有乱，农民大量进城，因为法国的农民都是小土地所有者，这个时候法国专门成立了一家银行，叫不动产抵押银行。你要进城，把房产证、土地证交给我，农民就带资进城了。房子你照住、土地你照耕，进城之后可以租房子住、可以买房子住、可以开小店，也可以做工，几年之后赚钱再还清，把土地证、房产证收回来。这样，他们的生活还过得去，社会也没有乱。拉丁美洲国家为什么工业化时期就乱了呢？因为拉丁美洲国家实行大种植园所有制，干活的都是一些雇农，没有土地、没有房子，在种植园里搭一个小棚子就住了。他们进城，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东西可以抵押，于是在城市里建窝棚，住贫民窟，如果找不到工作，城市秩序不就乱了？
　　现阶段中国广大农民没有产权。政协经济委员会调查组去几个村调查，农民意见很大。他们说，我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啊，宅基地上自己新盖的房子也没有房产证，不能抵押、不能转让，连出租都困难。我们就问：出租有什么难？农民说，你们不知道，我没有房产证，不敢乱租给外地人，外地人租了之后，不走，赖在这里，怎么办？打官司的话，没有房产证可以证明这个房子是我的。所以农民出去打工之后，宁肯一把锁把门锁上，带着老婆、孩子两手空空进城。于是出现了“两个老鼠”的故事，怎么说呢？出去打工，老婆孩子也一起去了，一把锁将门锁上，空房子，变成老鼠窝了。另外，农民是没有带钱进城的，进了城之后，房租越来越贵，租也租不到，于是就钻到地下室居住。北京的一个材料显示，一个楼的地下室，也没有多大，一个门洞内住了16户人家，用纸箱子板隔成了16间，所以北京出现了一个词“鼠族”，成了老鼠，钻到地下住了。还有更糟糕的，村干部向我们反映：明明知道那一家人进城打工了，老板孩子都带走了，晚上灯亮了，奇怪，于是几个干部约了一起去看看，打开门，一看吓一跳，里面堆满了炮仗，原来这是地下鞭炮厂，反正这房子不是我的，炸也是炸人家的房子。还有的成了炼地沟油的地方，成为赌博场所，或者卖淫嫖娼，乱七八糟，社会治安也不好管。农民没有产权，第一桶金怎么来？他们两手空空。城里的人还可以将房子抵押，钱到手就可以开小店了。总之，城乡居民物质资本的拥有程度不同。
　　第二是人力资本不同。城里的学校好、师资力量足、教育设备好、学生上学比较安心，一般都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而农村不一样，多年以来农村都是这样的情况：小学初中质量低，教师水平不高，设备又糟糕，农民的孩子学不到什么东西，就回来干活吧，或者出去打工，所以人力资本的拥有程度不一样。
　　社会资本呢？城里人不管怎么样，在市场经济中多少有些亲戚朋友，还认得一些人，这些是社会资本。但是山沟里的农民，周围认识的都是穷人，到城市里找谁帮忙啊？
　　结果农民的三个资本都大大不如城里人：物质资本没有，人力资本差，社会资本极少，这样的情况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怎会不扩大？再进一步分析，当前存在二元劳工市场。这是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流行的经济理论。劳工市场分为两类，一个是上等劳工市场，一个是次等劳工市场，上等劳工市场的职业被认为是“好职业”，次等劳工市场的职业被认为是“坏职业”，好职业和坏职业怎么区别？有四个区别：1.工资不一样，一个多一个少。2.福利不一样，一个多，一个少，甚至没有。3.上等劳工市场有提升机会，而次等劳工市场没有。4.上等劳工市场的职业可以不断的增加技能，而另外的就没有了，次等劳工市场的职业无非是简单的、重复的体力劳动。赚取收入的能力甚至是递减的。比如说。当搬运工，20岁时我能扛200斤，35岁之后就是扛一百多斤。这样的情况就必然形成一个结果，这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凝固化，职业的世袭化。父亲是农民工，儿子也是农民工，孙子甚至还是农民工。这就造成了现在的不合理状况：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引起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引起了收入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引起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形成了下一代不平等。这样的情况就摆在我们面前。
　　不仅如此，还需要了解二次分配和一次分配的关系。市场调节下的分配是一次分配，政府调节下的分配是二次分配。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是这样解释的：一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由二次分配来弥补，可是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一次分配的不足，二次分配不但不补，还扩大了这个差别。比如，社会保障待遇，城乡是不一样的。多年以来教育资源配置也是不一样的。农村教育资源不仅国家分配少，而且多年以来（最近才改），城里人小孩子受义务教育，校舍是财政拨款建的，教员的工资是财政经费中拨付的，而长期农村孩子受义务教育，校舍是农民自己建的，教员被称为代课教员，工资是农民支付的。这公平吗？医疗保障方面，城市职工是公费医疗，农村是合作医疗，这又不一样。根据国家有些部门的统计材料，在某些地方，一次分配的结果，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收入的差距是2.9：1，经过二次分配之后，扩大到3.4：1了，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将差距扩大了，这就是当前城乡收入差别为什么越来越大的原因。如果再加上一个原因，这就是：“能人外迁，弱者沉淀”：农村中，只要你有本事、自己肯干，进城做生意去了，开小店去了，或者就靠技术打工，有的就转为城市户口。留在农村的都是老弱，还有就是没有能力的一些人，你说这该怎么办？这就是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又一个原因。
　　对策何在？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第一，必须让农民拥有产权，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要发使用权证，可以抵押。宅基地，发宅基地使用权证，可以抵押。房子，祖传的或自己盖的，都有产权，发房产证，都可以抵押。这样一来，农民的物质资本状况就好转了，他们就可以有第一桶金了，现在他们什么都没有啊。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这就是三权三证：承包土地使用权，发证；宅基地使用权，发证；农民的房子有产权，发证。这是当前措施的第一项。
　　第二，教育资源的分配要均等化，一定要均衡分配教育资源。一些地方正在做试验、正在改革。我们在一些地方看到，村里只办幼儿园和初小，也就是小学低年级，因为孩子太小，要住在家里。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办，可以住校。高中一律在县城办，必须住校。我们一开始没有听懂，就问：什么叫“可以住校”、什么叫“必须住校”？回答说：比如，高年级小学、初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办，可以住校是指：如果觉得孩子小、住校不放心，有亲戚朋友在那里的，就可以将孩子放在他们那里住，这是允许的，如果乡镇政府所在地居民的孩子要上学，可以不住校，选择在家里住。但是远处的农村，在乡镇又找不到亲戚朋友家安置孩子，那么就可以选择住校了。高中以上的所有学生，不管家庭是否在县城居住，都必须住校，不收走读生。为什么？因为这对孩子有好处，便于孩子的成长。贫穷孩子免收住宿费，伙食费由政府补助。这样就可以使各校的师资力量差别不太大，孩子受教育机会就均衡了，也就是说，客观上的条件都差不多，关键就在于个人努力。
　　让农民增加社会资本，有什么办法呢？社会资本是靠闯出来的。广东人下南洋，当初有什么社会资本啊？到那里当苦力，但靠自己闯，慢慢就有社会资本了。温州人当初出来的都是农民，也是靠闯。要鼓励农民进城，不要干预他们，让他们在市场中去拼搏、让他们在市场中闯荡，社会资本慢慢就积累起来了，而且要告诉农民，一定要重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社会资本。一个人没有信用，周围人就会躲你远远的，谁都不会帮助你。
　　总之，只要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状况有好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会缩小。社会垂直流动和社会水平流动的渠道都畅通了，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工作场所，这样，就可以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凝固化，也就打破了职业的世袭。“好职业”和“坏职业”的界限是可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好职业的工作岗位数会不断上升。比如说，服务业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吸收较多的人就业，而这些职业中有一些被人们认为是“好职业”。
　　举个例子，现在中国出现了一种职业，这就是劳动密集型的白领职业，如服务业的外包。国内有一个企业，专做服务业外包：替美国人看仓库，工作人员是不需要去美国的，他们在国内上班，全部是电脑操作，美国看仓库是在夜晚工作，夜班的工资比白天高很多，而且美国人又不愿意干这样的事情，工资高但效果又不理想，所以就外包给中国的企业。美国的夜晚就是中国的白天，中国的企业请的那些人都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中毕业生也行，他们懂点外语、会电脑，美国的仓库附近装有探照灯，有电子监测器，夜间，中国这边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看电视屏幕，电话直通当地的工厂、仓库负责人和警察局。发现了问题：第几号灯头下有两个人影在晃动，去查查看，这两个人是什么人？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了。这些工作人员只需要经过几个月训练就可以胜任了。这就是劳动密集型的白领职业。夜间看仓库是很辛苦的工作，现在都成了“好职业”。
　　即使有些所谓的“坏职业”，也可以尽量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待遇，让职工有福利，有提升机会，在工作时间有机会通过职业技术培训增加能力。慢慢地，城乡青年职业选择上的差别也就缩小了。加上，通过改革，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就加快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加快，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差距，使二次分配的结果弥补一次分配的不足。
　　要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比如说，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小额担保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形式要进一步发展，国家要有具体措施，包括扶持政策和减少限制。这是帮助农民致富的一个条件，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新情况，例如，贫困地区的财政补助可以跟农村金融结合起来。具体做法是，我们去调查时发现，如果农民向银行、信用社借钱，只要贷款数目在规定的多少万元以下，贷款的用途是养猪、养鸡、办果园、菜园，办作坊，搞运输等等，政府用财政扶贫款替你付利息。这有什么好处呢？对农民来说就减轻了负担，不用支付利息了。对银行来说，也有好处。因为银行最担心的就是农民借债后付不起利息了，于是就不愿意贷了。本钱还不还是另外一回事，财政补助款先将利息按期交付了。银行就愿意贷款了。扶贫款直接分给农民还不如帮助农民得到免息贷款发展生产创业。
　　第五个问题，自主创新。
　　当前中国的热点问题中，自主创新是一个大问题，这关系到我们的工业能不能在世界上站稳。这次“两会”以及“两会”前的政协常委会上，大家以三个例子作为教训。
　　第一个例子是彩电行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彩电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中国彩电质量好，大量出口。可是我们的自主创新没有及时跟上。进入21世纪之后，平板液晶彩电代替了传统的显像管彩电，日本走在前列，中国就落后了。现在我们正在追赶，据说还有一段距离。
　　第二个例子是照相机行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照相机水平是相当高的，当时据说是跟德国照相机一样，也是大量的出口。但是自主创新没有跟上。隔了几年，进入21世纪数码相机出现了，代替了传统的光学照相机。休息时，我看见有人在外面照相，你可以看一下你们的照相机中有几个是国产的？几乎都是日本生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上技术趋势。我们曾经在光学照相机上走到前列，但在数码相机上落后了。
　　第三个例子是：我们平时使用的签字笔，生产量占全世界第一、出口量也是全世界第一，但最关键的部件是国外专利。我们花钱购买人家的专利，我们赚的钱非常有限，仅仅是加工费而已。国产签字笔是有毛病的，大家有体会，写着写着就不出水了。为什么这么小的问题会这么难解决呢？因为没有专门的技术专家来研究这个问题。
　　这三个教训告诉我们，技术创新要有突破，是需要联合作战的。国企和民企都有优势，国企的优势是资本力量雄厚、人才多、技术设备先进，可是民营企业也有它的优势，这就是机制灵活、自负盈亏。创新一定要敢于失败、敢于承担失败的责任，国有企业不敢，如果它失败多次，上面就会说你瞎折腾、浪费钱，就要承担责任。而民营企业认定了目标，自负盈亏，成功就可以赚一大笔钱。所以国企民企要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
　　现在通常有四种合作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纵向模式。一个产业链包括很多环节，产业链上有国企，有民企，应就本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共同研发突破它，大家全部都可以受益。
　　第二种是横向模式。同一个行业中，有国企，也有民企，大家共同来研究本行业的瓶颈在何处，怎么来突破它。
　　第三种是国家大项目共同参与模式，国企、民企在国家组织之下，分工合作，共同承担任务，寻找突破。
　　第四是子公司模式。国企投资，民企也投资，建立一家新公司，专门从事研究开发。
　　这些模式都是可行的，当前一定要弄清楚，只有自主创新，产业才能升级。光靠产业转移是不够的，产业最后要升级、要突破。所谓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双赢，大家都能够得到发展。必须注意到，为什么要有国企？你是国企，所以你应该比民营企业负有更大的社会责任，要更自觉地完成国家的发展战略。你跟民企不一样，要让民企完成国家战略，必须有一些政策的引导，比如减免税、提供贷款等等。但如果你是国企，政策引导不引导是次要的，你是国企，就必须有这样的社会责任，你要自觉的完成国家发展战略，不然要你国企做什么？因此，国企的产业升级和自主创理应做得更好。
　　第六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是什么？今后究竟怎么发展？动力何在？这一系列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动力是中国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政府的任务在于发现这种积极性、调动这些积极性，并使它们规范化。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么？
　　我们的改革是从农业承包制开始的，1979年农业承包制，安徽凤阳小岗村是一个代表，积极性何在？农民想吃饱肚子，他们就想办法，夜晚开会，18户农民在油灯下签了协议，我们一起搞大包干，对外我们不讲。大包干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做的，协议中有一句话：如果谁被抓了，其他各户有义务将他们家的孩子抚养成人。这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决定走改革开放之路。中央发现了农村承包制，总结经验并进行推广，一下子在全国铺开，农民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几年之后乡镇就有了农贸市场，鸡鸭鱼肉全部都有了，又过了几年，粮票和油票都取消了，这就是调动了民间积极性的结果。
　　实现承包制之后，农村劳动力反而富余了，于是农民就想办乡镇企业。农民自己出钱，自己购买设备，到大城市找退休工人做技术指导，自己找产品的销路。80年代前期，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长途汽车站、火车站等上可以看到一些农民模样的人，他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拿着大包小包。这些人是乡镇企业的推销员，带着样品走遍中国，寻找自己的客户，寻找自己的订单。当时的火车站、汽车站很多这样人，他们有极大的积极性。果然几年之后，在计划体制外面形成了一个乡镇企业商品市场，中国计划体制大一统的局面就这么被打破了，这是民间积极性的反映。
　　广东深圳的经济特区建设起来了。为什么它发展这么快？因为经济特区可以干内地干不了的事。内地只能有个体工商户，而在深圳可以有私营企业。当然，当时的名字并不是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但反正有这样的突破，可以这么做。内地按照计划调配物质，而深圳按照市场调节，这样的情况表明了什么问题呢？民间有这样的积极性，高楼一栋一栋起来，速度比香港快，这表明市场经济在中国是可行的。
　　农村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这就像是给平静的水面丢下了一块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就是力证。
　　就全国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还有一个新现象：摆地摊卖股票，农贸市场有摊位卖股票。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但这却是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在东北考察，农贸市场内还有一个摊位在卖乡镇企业的股票。乡镇企业集资建立后，他们的股票要流动。尽管这是不规范的，但是国家也认识到，既然搞股份制，证券市场必须要建立，于是出台了一些法规，在上海、深圳建立了证券市场，这些都是调动民间积极性的结果。
　　集体林权承包也是一个例子，1979年搞农业承包时，不包括集体山林在内。有的地方将集体林地分了，最后砍树成风。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农民对党的政策还不信任：今天将山林分给我，我赶快砍树，砍完我再种，如果我不砍的话，过两天如果收回了山林，我不是白搭了吗？于是中央紧急制止，集体林地不搞承包，一拖就是二十多年。到了2003年，江西、福建开始集体林权改革试点；到了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决定，全国推行集体林地改革。这是迟到的改革，但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面。
　　集体林地改革有几个突破。一个突破是：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只说长久不变，而集体林权改革说明70年承包期是不变的。70年啊，孙子那一代都长大了，所以农民就安心了，于是不砍树，开始种树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林下养鸡、林间种木耳、蘑菇、种中药材，搞的热火朝天。第二个突破是：林地可以抵押，林子里的树木可以抵押，这也是以前没有的。这样一来，中国整个集体林地改革就掀起了高潮。中国的耕地是18亿亩，中国的集体林地至少有25亿亩。去年（2010年）春天，云南、贵州干旱厉害，发生森林火灾，农民都上山救火了（我因为是毕节实验区专家组组长，所以获悉这一情况）。这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过去，烧就烧吧，集体的树林，让村干部想办法去，农民不管，但现在家家都跑到山上救火，因为烧的是自家的树林啊，亲戚朋友也都来帮忙。因为群众积极性高，结果有2个人不小心被火烧死。这是因为农民对林权的关切度增加了。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是这么走过来。
　　下一步怎么办？还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发现民间存在的积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城镇化正在进行，这是给中国未来提供最大投资机会的地方。城镇化现在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是46%，今后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到2019年城镇化率可以达到56%，到了2029年可以达到66%，2/3了，到2039年可以达到76%，3/4了。从这以后，城镇化还要进行，但速度不会那么快了。可是，今后30年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年有一千多万人进城，其中包含了青壮年、老人、家庭妇女、学生、孩子、婴儿。城里，你想想看，要盖多少房子，要修多少马路，要盖多少幼儿园、小学、中学，还有公共交通、自来水厂、发电厂等等都要扩大，要建煤气站，北方还有暖气供应，还有环境保护、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等。全世界哪有这么大的机遇？这个机遇只在中国才有。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投资机会在那里，可以保证中国经济持久稳定增长。问题在于：钱从哪里来？土地财政已经走到了尽头，也没有那么多地可以卖了。地方发债券，有的地方可以承担，有的地方现在连负债都没有办法还了，将来怎么办？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民间资本动员起来，让他们参加城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中国当前民间有积极性，你得把路放开了，把很多旧规定取消。无论国企还是民企，现在仍然有很多限制。
　　《水浒传》讲，林冲发配沧州，路上经过柴大官人柴进的庄上。柴进把他作为客人款待。这时，庄上有一个洪教头，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别人给他介绍“这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他说，现在混饭吃的教头太多了，他愿意跟我比试一下吗？林冲不愿意比，于是他就越发骄傲。连主人柴进都看不过去了，就对林冲说了一句话：这位洪教头是最近才到庄上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刚来，我跟他不熟，你该比就比，不要碍于我的面子。林冲不好意思，于是跟洪教头比试。打了一两回合，林冲跳出来不打了，说我认输了。柴进就奇怪了，你怎么就认输了呢？你还没有施展武艺呢？林冲说我是犯人，我还戴着枷，这怎么好比武呢？于是柴进请两位差人将枷解开。一解开枷，几棍子就将洪教头打翻在地。小说上写着洪教头满面羞惭、离庄而去。我们的企业，包括国企、民企，到现在还都戴着枷。下一步改革怎么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无论国企还是民企，这些枷都应该解掉。投资的主体应该是市场引导下的企业，而不应该是政府。行政单位主管，企业就没有积极性。
　　还有，资源价格体制一定要改革，这是关系长远发展的问题，因为低碳化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改变了过去的环保概念。过去环保概念认为你不能排放有毒气体、有毒废水，不能丢弃有毒废渣。二十年前的环保概念是判断有毒没有毒，有毒的废水、废气、废渣都不能排放和丢弃。但今天不一样了，有毒当然不准排放，没有毒的也要进行限制。二氧化碳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受到限制，因为它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地球气候变暖了怎么办？所以资源价格的改革一定要做，这是鼓励大家节约能源。对我们的环境保护、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是有益的，环境是我们跟子孙后代共享、共有的。
　　财政金融从整体上看应该协调。金融分为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期货业、保险业等等，怎么协调？很多大政方针究竟应该怎么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协调问题同样重要。还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这也是协调问题。所以现在需要顶层设计。过去三十年，我们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碰碰试试、试试碰碰，到了今天，必须有顶层设计，通盘考虑。再如，外汇储备具体怎么用？外汇储备有没有合理的量？这些都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考虑。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假定再有顶层设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 用中国模式这个提法不如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可能带有一种固定化的意思，而且还意味着中国模式是独特的，已经定型了。假定不用中国模式，而用中国道路，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包括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教训，这样就可以让世界更了解我们，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更有参考价值。
　　（根据录音整理，已由厉以宁教授审阅）
　　作者简介：厉以宁，1930年11月生，江苏仪征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