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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评坛人渐瘦（上）之二阎 纲
《文艺报》的老师们（一）　
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问我愿意到哪个编辑部去，我说我爱好写作想去《人民文学》。“《文艺报》改版，到那里去做评论编辑好吗？”从此爱上编辑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同时，告别文艺写作，爱上文学评论。　　我们新来的一批，对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并且时常在文坛发难的《文艺报》敬畏备至，情愿为《文艺报》而献身。同学谢永旺在会上说的一句话，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他说：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要像别林斯基一样，将我的《祖国纪事》――《文艺报》枕卧在棺材里。　　一九五七年《文艺报》的一次联欢会上，节目正在进行中，我临时动议主编张光年朗诵他的《黄河大合唱》，全场好激动啊！十年后的一九七七年――《黄河大合唱》诞生三十八周年之际，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应《音乐论丛》之约撰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论〈黄河大合唱〉词作的艺术成就》。一九三八年秋天，二十五岁的光年来到壶口，他惊呆了。黄河之水龙腾虎跃，从天上倒下来，撼动着大地，叫嚣之声十里可闻，恍惚千军万马呼啸着压将过来，“黄河啊，多么伟大、坚强！”衣服被浪花打湿的诗人同黄河融为一体。他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写一首讴歌黄河的诗！”　　为了呼唤诗神，一九六一年，张光年给《文艺报》和作协同仁以及人大文学系的青年朋友讲解《文心雕龙》。四十八岁的光年英姿勃发，他的朗读，立刻在我的眼前浮现出诗人当年同是在这个会议室朗诵《黄河大合唱》的情景。特别是朗诵《神思》篇：“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金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诗人激动起来，神采飞扬，那迷醉，那潇洒，那错落有致的铿锵和不加掩饰的得意与满足，十足的一幅行吟写意图。　　张光年温文尔雅的诗人气质，谆谆教诲的学者风度，热情洋溢的演说才能以及刚劲秀美的书法艺术，都是那么清晰和美好，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文艺报》的领导爱才，我们一批年轻人无一例外蒙受到他们精心地荫庇，甚至将编辑部确定的题目交由我们完成。侯金镜对我说：“你自己有了写作实践，方知评论的甘苦，约稿时就有了共同语言。”　　我分工负责长篇小说评论的编辑业务，要我独当一面独立工作，我当时二十四岁，此前宣传队和文化馆的工作经验毫无借鉴作用。侯金镜郑重其事地通知我：“我要让你的专业相对地固定下来，长期不变，争取自己在这一领域有自己的发言权。”　　侯金镜手把手教一个成分不好的人怎么阅读作品，怎样发现问题，怎样撰写评论文章。他教我一丝不苟，更要我有胆有识。他批评人不留情面，表扬人不顾虑出身，爱憎分明却“敌我不分”，极危险的“有教无类”！为了我的一篇刘树德论的文章，他连夜修改，第二天一大早，见他眼睛网着血丝，满纸红笔点点，仍然不能起死回生，他竟然向我表示歉意，我心里难受极了。这是他惟一的一次帮我修改文章，因为文章基础差，失败了，但他奖掖后进的不遗余力，凝重严谨的文风，给一切受惠于他的年轻人开辟了成功实践的道路。　　当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三红一创”即《创业史》、《红旗谱》、《红日》、《红岩》。“三红一创”的流行与《文艺报》――特别是侯金镜指导下的规模性的评介有着直接的联系。我们拜访梁斌，组织对于《红旗谱》全方位的、包括它的人情人性描写的研究和评论。我们以《创业史》为例，多次举办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大型学术讨论。我们深入部队座谈《红日》，发表由闻山和我评论《红日》的文章。对于《红岩》的评介，规格高，声势大，影响尤其广泛。其实，《文艺报》推出的何止“三红一创”，此外还有：杨沫的《青春之歌》（《文艺报》上连篇累牍的讨论知识男女几乎尽人皆知），曲波的《林海雪原》（侯金镜亲自执笔撰写富有艺术说服力的评论），孙犁的《风云初记》（黄秋耘散文诗般的评论充分发掘其阴柔之美）。再加上对于《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讨论，欧阳文彬和侯金镜关于茹志鹃小说的争论，侯金镜评论王愿坚小说的文章《结结实实的人物形象》和评论赵树理作品的文章《实干家〈潘永福〉》等等，一时间，评论的身价提高，审美的意识增强，一种艺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批评之风逐渐在《文艺报》上形成。　　给我印象极深的是侯金镜一九六一年初写成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一文。文章写道：“高亢激昂、豪迈奔放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这时代的主调”，但是“茹志鹃作品的优美柔和的抒情调子，唤起了读者对于时代的温暖、幸福、喜悦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是健康的，也反映了人们多样化的感情生活的一方面。”在当时那样狂热的政治气氛中敢于这样开明地衡文论道，实属难得。
《文艺报》的老师们（二）
一九六一年底，侯金镜带我到颐和园云松巢阅读全年的中、短篇小说，边读边议，耳提面命，帮助提高我的分析能力和鉴赏水平。在他的指导下我写出了《一九六一年中、长篇小说印象记》，重点推出罗广斌、杨益言合作的《红岩》。《人民日报》李希凡来访，侯金镜向他推荐《红岩》，李希凡约我写出评论文章，侯金镜叮嘱我“现在是困难时期，人民物质生活匮乏，我们要把好作品献给人民，使人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我当夜写出《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人民日报》发表后，《文艺报》上发表了王朝闻、严文井、侯金镜等参加的《〈红岩〉五人谈》，一时间，全国掀起“《红岩》热”。　　一九六二年，鉴于老作家李人的《死水微澜》重印以来，一发而不可止，仅仅六年时间，卷帙浩繁的连续性历史小说继《暴风雨前》后的第五部《大波》已经在读者中流传开来。这是一部历史的大书，一座宏伟的建筑，急需评论却难以下手。张光年和侯金镜放手让张秉炎同我一起完成一篇不大不小的文章。一个年轻的老人在我眼前活跃起来，仅用了一个通宵，我将文章草草写出，题为《绘声绘色的〈大波〉》。文章说：“我身入大伽蓝中了，它那样的宏丽，观之心神飞越。然而，它太大了，全面而切实地估价五部作品，对于我们不可想象。”“历史上的重大活动，距今五十年矣，竟然这样有声有色，连他们的陈设、礼法、一举手、一投足也无不栩栩如生且切合当时时尚。”“对重大事件和对人物的侧面烘托，在紧锣密鼓中尚腾出手事描摩几幅可人的风俗画，语言准确生动富有浓烈的时代色彩，都是作品出色之处。”“历史长篇小说到底怎样处理写人与写事的关系，怎样艺术地塑造真人的形象，可以在李老的大书中寻求答案。”　　过不几天，张光年告诉侯金镜说，他见到周扬，周扬说评李人的这篇文章难写，阎纲这样写很好嘛。　　在侯金镜的指导下，我遍览全年的中、短篇小说，继《一九六一年中、长篇小说印象记》之后，连续三年，对当年的中、长篇小说进行综述。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日，读《北京青年报》发表的本报记者鲍云帆采访姚雪垠的幼子姚海天写的《〈李自成〉四十二年后人去卷终》一文，文中写道：“……之后姚老又被送到武汉东西湖农场去改造，直到一九六二年第一卷才完稿。一九六三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冒着一定风险将该书出版，因为当时姚老还是个摘帽右派。此书出版后不仅报刊上未见到一个字提及，姚老也只能领到最低级别的稿酬。”　　《李自成》第一卷一九六三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颇受欢迎。侯金镜和冯牧二位副主编胆识兼备，一致称赞《李自成》一卷的创作成就，认为它在当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无疑是鹤立鸡群，经过商议，同意在我起草的以本刊记者名义发表的《一九六三年的中篇、长篇小说》一文中加以介绍和推荐，同时嘱我，现在大讲阶级斗争，眼睁睁地盯着右派翻案的活动，下笔要注意分寸，不可过分突出。这样，我便公开地肯定《李自成》第一卷的成功，并在文中提出：“当代题材的创作还在摸索之中，《李自成》却流传开来。《李自成》的成功，原因又在哪里呢？”粉碎四人帮之后，姚雪垠几次见到我都要提及此事，说当时一片沉寂，惟有你们一家公开表了态，我个人非常感动。可见，《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报刊上未见到一个字提及”之说不是事实。　　侯金镜教我重视原作、适时对创作做出评述的那份认真，我一直继承下来。一九七七年底，复刊《人民文学》，我写了《粉碎四人帮一年来的长篇小说》，复刊《文艺报》，写了《谈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印象》和《日趋繁荣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兴起》。　　不论是非功过如何，《文艺报》认真阅读作品和及时推荐作品的评论作风源远流长，我终生受用。八十年代参加作品讨论会，亲见冯牧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引用原著时，我联想起《文艺报》的日子，几乎掉下泪水。九十年代以后参加研讨会，亲见一些发言根本离开原作，又想起《文艺报》，不由悲从中来。　　侯金镜铁骨铮铮，劬劳敬业，对已严，待人宽，是中国共产党里最讲党性，最讲纪律，又非常实事求是的一名实干家。他痛恨虚假，憎恶浮夸，轻蔑那些懒惰不负责任的人。三年困难快要过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喟然长叹：“吃饱了，又要折腾了！”“要不，我到乡下养鸡去！”文革初期，红色恐怖，他和《文艺报》冯牧一起，指着林彪的挂像大骂“小丑！”滔天大罪，五雷轰顶，差点没被打死。在干校，他属罪大恶极的重犯，风里爬、雨里滚，白天当苦力，夜晚啃马列，烈日下挑重担、炼红心，脑溢血发作，倒在向阳湖畔再没有醒来，年仅五十一岁！　　侯金镜的追悼会是后来补开的，听说参加的人非常少，但是在《文艺报》的报史上，他将永存。我以有缘亲聆他的教诲为终生幸事。　　一九七九年，在讨论我入党申请的支部大会上，我说了发自肺腑的一句话：“在从事文学编辑和学写文学评论方面，《文艺报》是我的摇篮，侯金镜是我的恩师。”
《文艺报》的老师们（三）
包括文革在内，我跻身《文艺报》总共二十七年，是张光年、侯金镜、冯牧、黄秋耘他们把我们一伙年轻编辑拉扯大的。　　张光年文质彬彬，侯金镜凝重严谨，冯牧敏锐热情，黄秋耘简约精当，我们应该恭恭敬敬称他们为老师。　　黄秋耘的人道主义文学批评和艺术情调的批评，使他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别具一格。黄秋耘喜欢“精致而优美的艺术形式”，“宁愿淋浴在小小的浪花中洗净自己的心灵”，不愿“时时刻刻都在装腔作势地咆哮”。他在《孙犁作品的艺术特色》一文中称道其“既有小品文的纤丽韵致，又有诗歌的抒情色彩。”在《〈山乡巨变〉琐谈》一文中称道其“对人物心灵的细致剖析和对事物的诗意描绘。”黄秋耘的文学创作如《杜子美还家》、《丁香花下》、《雾失楼台》等等，如泣如诉，忧愤有加，成为他人道主义理念的文学范本。黄秋耘的悲悯情怀激起人们对于非人道的仇恨，但是，人道主义随着连续二三十年来“灭资兴无”地被蹂躏，黄秋耘始终不为马列主义批评家的主流社会所器重，他的幽灵在作家群中飘荡着。　　冯牧一直到粉碎四人帮，都是我在《文艺报》的领导。冯牧热情奔放，敏感有才，是当代文学史上人缘最好，来客最多，团结作家最多，阅读作品最多，推荐作品最勤最热情的文学批评家，一直到老，手不释卷。冯牧精通中外，文艺思想并不保守，可是，当一批新锐作家冒出来挑战冯牧的“革命现实主义”时，他茫然，他们却声称，要“跟我的老师分道扬镳”，尽管他对《班主任》、《红高粱》以来的创作何其推崇！冯牧代表七十年代末到世纪末文学的新时期。他的逝世意味着新时期文学评论的终结。　　“《文艺报》啊，摇篮！”一九八四年，我在《答〈编辑生涯〉问》一文中这样写道：“它拥有多少和培养了多少名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他们的名字是：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秦兆阳、康濯、萧殷、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冯牧、萧乾、钟惦、邹荻帆、黄秋耘、唐因、唐达成、陈默、刘剑青、杨志一、闻山、黄沫、侯敏泽、蒋和森、冯宗璞、谢永旺、李基凯、吴泰昌、杨匡满、刘锡诚、陈丹晨、钟艺兵、雷达、孙武臣、何孔周、高洪波等等，哪一个文艺期刊编辑部出现过这么多的人才？”“发现人才、爱惜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是《文艺报》的优良传统。”
震惊全国的《文艺报?再批判》
一九五八年第二期《文艺报》上，发表了《再批判》专辑。“再批判”是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文章的再批判。”这一期《文艺报》态度强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要出大事了。《再批判》发表，中外文坛为之震惊。　　《再批判》的标题和按语都是毛泽东亲笔修改过的。《文艺报》编辑部的全体人员亲眼看到手迹原件。原件发自南方，“即送文艺报”。　　一堆小样摊在王府大街六十四号文联大楼四○一作协会议室的长桌上，小样的左下方，是麻钱大的一个烧焦了的窟窿眼，恐为边写信、边吸烟时掉下的烟灰所致。我那时年轻，不谙世情，高度地兴奋起来，口念心记，反反复复，过目成诵。毛主席给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正副总编的信就写在首页校样的右旁，龙飞凤舞，句句逼人，上写：“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来说，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在校样的另一侧又写道：“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意看下去。宜加注意。”　　批评是尖刻的，猛烈的，毁灭性的。我幼稚得可以，竟把兴趣集中到文风问题上来，对书法也赞不绝口。“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便下决心改变《文艺报》的文风。渐渐地，才觉得文风的背后是政治，“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这才是要害所在。所谓“政治性不足”，就是对反革命的丁玲、艾青等作家打击不力，笔法单调，他不满意；但毕竟胜券在握，居高临下，不无自得之意。　　“编者按”的原稿指出：“再批判”的对象是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的文章，还有另外几篇，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但是，经过毛泽东的增删，问题严重了，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帽子大得更其吓人。毛泽东改写的部分是：“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的名字的人也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毒草成了肥料”等，成为此后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制胜的法宝。　　正是《文艺报》按语的这一论断断送了一代革命老作家；正是这一论断将反右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正是这一论断上接反胡风运动而为此后的文字狱找到无限上纲的借口；正是这一论断横扫革命老作家之后不到十年功夫横扫一切革命老干部。　　《文艺报》一蹶不振，从此杂文绝收。在永远大好的形势下，作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文学也只好一条腿走路，到了八个革命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出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文艺算是走到尽头。
跟《文艺报》一起从灾难中蜕出　
《文艺报》人称“文艺《红旗》”，文艺界的晴雨表，是非之地，毛泽东历次文化上的整饬多从《文艺报》寻找突破口，《文艺报》伤害的人多了去了！一九五六年深秋，我来编辑部报到，跟随资深编辑访问一些满肚子窝气的作家。丁玲躺在颐和园云松巢的躺椅上，听说《文艺报》来人，扭过头去，不屑一顾。艾青更是对《文艺报》出言不逊。又听说《诗刊》派人去看冯雪峰，请教怎样才能把《诗刊》办好，雪峰回答说，要么办成十九世纪的《诗刊》，要么办成二十一世纪的《诗刊》。一九五六年底作家协会的一次肃反总结会上，刘白羽的总结报告刚一结束，陈企霞就要求发言，他的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一定要说还有多少收获的话，那么，一座宫殿烧毁之后，还能收获一大堆木炭吧！”反右来了，天翻地覆，文联大楼的四○一会议室成为批斗会场兼法庭，《文艺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占全体人员的比例之大令人咋舌。萧乾、钟惦、唐因、唐达成纷纷落马，沦为贱民，被批被斗、被锻被炼。此后，我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经历了好多大事件、大斗争、大运动，惊心动魄。我亲眼看见作协党组怎么砸开陈企霞这只硬核桃，亲见丁玲被开除党籍时怎样流下沮丧的泪水。周扬在首都剧院做《文艺界一场大辩论》的报告，我在前排做记录，许广平声色俱厉地指骂冯雪峰“鲁迅死了你还咬鲁迅一口！”音犹在耳。文革来了，横扫“当权派”一大堆，《文艺报》连锅端，发配干校劳动改造，“五一六”案冤枉“造反派”一大片，“好人”所剩无几，“左派”告急。　　《文艺报》的工作人员尊党敬业，一心一意想把新文学推向前进，做梦也想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可是，十七年间，从《武训传》到反胡风，到批判《红楼梦》，到“反右”的《再批判》，到北戴河会议批“中间人物论”，到一九六四年“假整风”批裴多斐俱乐部，一直到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艺报》吓破了胆，朝不保夕，赶紧把《题材问题》专论以来发出的防“左”信号收回，赶快掉转枪口。为了服从上峰、紧跟形势，十七年来，《文艺报》到处放枪，枪口既对外，又对内，伤了文坛元气，同时充当自己的掘墓人，花落知多少！直到“还嫌‘左’得不够”的被横扫、“文革”互相残杀，《文艺报》灭了不少有良知、有才华的作家，写下文坛大段的哀史血泪史，《文艺报》自己把自己也给毁了。我是《文艺报》编辑部一名小编，情愿充当这个阵地打压新锐的驯服工具，既约请许志乔张扬《红旗谱》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又组织马文兵大批巴人的修正主义人情、人性论，并且代表《文艺报》出席南开大学中文系李何林的批判会……每每念及，心情沉重。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报》全体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揪斗“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整得人焦头烂额，命悬一线。连队（作协编制为干校五连）刚开罢批判《黄河大合唱》的投降主义路线后，我就和张光年咬耳朵：“老张，看来，《文艺报》的主编没一个有好下场。”他笑了，说：“《文艺报》的副主编何尝不是！”　　《文艺报》与共和国同龄，五十年来是与非，包袱相当沉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一九七八年《文艺报》复刊。满身疮痍的《文艺报》站立起来，抖擞精神，代表被“文艺黑线专政”论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文艺家们向着真正的“文艺黑线”进行控诉并发起攻击。一面是同仇敌忾，一面是同病相怜；一面是推倒文化专制，一面是张扬文艺复兴；一面背负传统的包袱重整归部，一面打开因袭的闸门扩充新军；一面是思想的解放，一面是忘我的工作。在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一座小院的一角，聚集着义愤填膺的编辑和记者，冯牧和孔罗荪器重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文艺报编辑部是一台灵敏度极高的收发报机，《文艺报》又成为文坛的晴雨表。　　大家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热气腾腾，像个大磁场，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不知疲倦地议论，不遗余力地编写，连饭都要打回来吃以便接上刚才的话茬，那份上劲、那份融洽，在《文艺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三中全会的大解放，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理论务虚会的大爆炸，“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清算，《文艺八条》的大翻案，“黑线人物”的大翻身，群情激昂，口诛笔伐，《文艺报》气壮山河。它既是敢于弄潮的参谋部，又是对外开放的文艺沙龙，不少中青年批评家来这儿做客神聊，聊着聊着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有了。我们的主编冯牧，同时领导的另一个骁勇善战的部门――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就在马路的对过，江晓天、顾骧、郑伯农等一帮笔杆子，像一家人似的，经常走动，言必“思想解放”，语多“文坛动向”，激昂慷慨，捶胸顿足。唐达成一扫陈年晦气，焕发出一九五六年任《文艺报》副主任时议论风生的勇气。我们欢呼“天安门诗歌”扬眉剑出鞘，我们策划否定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我们讨论作家“干预生活”问题：“歌德”还是“缺德”，我们为革命现实主义呐喊请缨，迎接“伤痕文学”潮头，我们专访“右派文学”作家，惊呼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和中篇小说的新崛起，甚至斗胆为冤重如山的作家和作品平反，其势如地火奔突，狂飚卷席，葳蕤春意遍于华林。我们举办了好几期“读书班”，把那些文革前写评论现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写（是不是“今后冼手不干”）的中年评论家邀来北京，受命撰写重头文章。这批中青年评论力量在新时期为创作披荆斩棘，蔚成大国。我和谢望新不约而同地把“读书班”美其名曰“《文艺报》的黄埔军校”，直至今日，大家谈论起来仍然激动不已，“你是‘黄埔’三期的吧？”“永远忘不了那个‘黄埔’”。筹备恢复《文艺报》的前夕，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举行，会上郭沫若主席（因病不能出席）的报告《衷心的祝愿》是刘锡诚、谢永旺和我连夜受命赶写出来的，第二天在开幕式上宣读时，劫后重逢的文艺家们一片唏嘘。邓小平批评电影《苦恋》，指示《文艺报》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来，这一艰巨的任务由唐因、唐达成最后完成。　　那时的编辑部好像密州出猎的苏轼：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那时的编辑部诸同仁荣辱与共，人人平等，个个都是上足了发条的陀螺。我自己当时不论是编评论还是撰写评论，自我的目的十分明确，一言以蔽之：坚定不移地清除现代文艺迷信，写真实，恢复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　　《“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评论文章，是我当时觉醒意识的激情写照。　　我的编辑生涯大部分是在《文艺报》度过的，我一生的重要阶段也是在《文艺报》度过的，我与《文艺报》同命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非常关心后新时期以来的《文艺报》，衷心希望《文艺报》越办越好。《文艺报》办好了，历史对《文艺报》的公正结论自然就在其中了。
五十年代《文艺报》期间，我写了为数不少的评论文章，经历我生平第一次写作旺期。第二个写作旺期是粉碎四人帮到八十年代的文学新时期，延续到“八?九风波”的九十年代初和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第三个写作旺期，是九十年代到现在，兴趣转移到随笔、散文。
北京的豆腐巷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和母亲一家人迁入东城多福巷。这座院子，原本是老作家丁玲、陈明的住所，一九五七年丁玲被错划为右派，举家遭放逐，戴罪于边疆。丁玲搬出，我们迁入；一搬、一迁，标志着多福的豆腐巷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更迭与变迁。　　大跃进时期，有家全当没家，我和刘茵都是早出晚归，家里全靠母亲一人经管孩子。　　东城一些胡同，尽是些富商巨贾，这个院落的原主人怕也是殷实有钱的人家。久居汉唐京都的我，其所以向往北京胡同，非常想在北京老旧胡同的老旧四合院里好好住上一住，体味体味老北京的人情世故，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一九五六年来京时，这些胡同一仍故貌，胡同里的“老北京”大都健在，这是古代遗留给现代的、千载难逢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活宝、活化石。　　然而不幸，家居北京五十年，仅在胡同里住家几个月，而且是革命意志高涨心无旁骛一心扑在“超英赶美”日夜兼程无暇左顾右盼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时期的几个月。何况，儿子生下不满半周，接了母亲来京，国事家事，焦头烂额。　　“多福巷”者，“豆腐巷”也，“豆腐”改“多福”雅是雅了，可是有鄙夷劳动人民之嫌，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不然，前门外的“粪杖胡同”怎么会有个好听的名字“奋章胡同”呢？　　我家这个“多福”的豆腐巷，南行，过报房胡同口、小鹁鸽胡同口、人民艺术剧院大门口、大鹁鸽胡同口，就是我的工作地：声名远播的“北京王府大街六十四号”中国文联大楼，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编辑部。除住在文联大楼对面偏北黄图岗的我的上级冯牧一院人家外，数我上班最近。但是，我上班必须骑自行车，而且必须早早出发。　　大炼钢铁。基干民兵操练。东城西城满天飞。柴、米、油、盐、酱、醋、茶，老的、小的、吃饭的、喝奶的……国家国家，保国还得顾家，然“公而忘私”，又像是没有这个家。　　民兵操练，大炼钢铁，早出晚归。我们中国作家协会土法炼钢，“小土群”的炉子设在贡院西街一号原《文艺学习》院内。炉火熊熊，照亮漆黑漆黑的夜。人们疲劳又兴奋，将捐献和搜罗的“废”铁，投入革命的熔炉。直立两旁的张天翼、郭小川、李季大睁两眼，神情激动。我负责产品送样检验，半个北京城来回奔跑，可想而知，含碳量多么之高！不过，心里装着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和十五年左右“超英赶美”的大目标，革命加拼命，日复一日，心甘情愿。　　依然是早出晚归。一天累个半死，一门心思为炼钢，看胡同的一切都是那么平常一般。其实，哪有功夫仔细端详胡同的一切！　　不久，因为修建华侨大厦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几家又都搬了出去。　　时代变了，旧梦难圆。我和老舍先生的感受全然不同。老舍先生说：“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于我，全不熟悉。　　华侨大厦东南角下，现代文明的底下，挤压着的、永镇着的，就是丁玲和我们两代人、三代人的故旧老家。几年之后，林江乱起，人员下放，整个一座文联大楼易主，连窝都给端了，像一块糟豆腐似的，徒唤“多福”！　　路过多福巷，想起当年丁玲、陈明一家在这里高朋满座接待外宾、欢声笑语培育幼苗，以及丁玲被开除党籍哭丧着脸昏天黑地回到家里看着屋顶发愣的情景，耳边不禁响起老舍《茶馆》里王利发掌柜的呼天抢地的喊声：“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灾难全落到母亲头上　
在多福巷的日子里，母亲说她忙得高兴，可是，进入困难时期，饥饿威胁着大小八个每天张口要吃饭的人，母亲的心扯到两处，忍受着人生巨大的痛苦。　　中国作家协会食堂，已经试做一种叫做“双蒸饭”的节粮发糕，而且出售半掺树叶的棒子面窝窝头。树叶窝窝头拿回家，母亲一把抢了过去，说“我吃，我口粗。”　　我多次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窗前呆呆望着窗外，听见脚步声，一惊，蓦然回头，然后恢复正常，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像刀剜一样难受。　　母亲自己吃白菜帮子，把省下的粮食添给孙子，把平时攒下的小钱寄回老家，那里的几条命也是自己的心头肉。　　小时候，母亲常常用《三娘教子》里的上场诗鼓励我，教我成人：“天子中英豪，文章教儿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上学以后常听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什么“千钟粟”、“万石粮”，现在是“五斗米”能不能有保证，老家的几个孩子能不能度过食不果腹沦为饿殍的危险期。　　“要知父母恩，自己怀里抱子孙。”母亲又说起早年的老话来。　　北京街头上，一个个汽车背着累赘的煤气包；在河北南宫中学教书的大哥悄悄告诉我说：“为保存热量，学生们已经把体育课停了”。大哥向校方申请调回本县。　　国和家，都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母亲决计回老家去，坚决把户口也从北京转回去，而且立刻动身。　　母亲的心都在儿女身上，谁最困难最可怜她向谁倾斜，把奶头伸向谁，宁肯自己吃白菜帮子。　　母亲紧抱着她疼爱不够的孙孙阎力、孙女阎荷满意地笑着，然后转过身去，偷偷擦拭眼泪、告别北京，终成永别。　　母亲回老家以后的日子，端的是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居无定所，一言难尽。母亲一九七五年重病，头痛欲裂，呼唤着我的小名告别人世。母亲是全家最苦、最受尊敬的人。　　面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许多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包括大跃进的赛诗会以及周扬、郭沫若合编的《红旗歌谣》。
文化大革命来了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也卷进造反的旋涡，我整人，人也整我，七斗八斗，把我斗成“反革命文艺黑线小爬虫”，关进冰心、张天翼、严文井、李季、郭小川等组成的队伍庞大的“牛棚”里。一天，我坐上喷气式整整被斗了上下午两个单元。那时仗着年轻气盛，大呼冤枉，咆哮公堂，像对虾一样弯而不倒，像个“关中愣娃”的样子。回棚之时，蓬头垢面，满脖子血印，斯文彻底扫地，郭小川见状，大为惊奇。　　一日，漱洗已毕，早饭用完，“请罪”散罢，大家坐定，为终于争得“早请示”可以跟革命群众一样高唱《东方红》而庆幸。不知谁说了声“今日立春！”全棚顿时活跃起来。冰心说：“春的气息是能够感觉到的。我是世纪同龄人，有此经验。”大家异口同声：“春来了，春来了。我感觉到了，我闻到了，我听到了！”牛棚里几十条牛，不乏著作等身的名家，想象力丰富而瑰丽，可以想见春的消息在他们的艺术世界里被编织成何等诗意的憧憬。　　年底，工宣队进驻，解放干部，头一个解放的就是我，但检查未获通过，尽管我为迎接新生山呼万岁，恨不得跪颂洪恩。工宣队队长多次找我谈话，严加呵斥，说我不识抬举，继续隐瞒重大历史问题，顽固到底，誓与人民为敌，“我们不是好惹的！”　　干校后期，《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周明才悄悄告诉我：“说你当过伪保长，下乡收过租子，作协革委会派人到你礼泉县西北关调查过几次。”我大怒。我相信家乡父老一定会为这种滑稽笑掉大牙。伟大正确的支左工宣队们，你不板板手指头算算，哪有四岁当保长的？但话又说回来，“甘罗十二为丞相，太公八十遇文王。”我的天赋竟然压过甘岁！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也不至于落得现在这般模样。　　此刻我特别想家，我担心由于工宣队的调查，乡干部对母亲施加压力，而母亲的鬃角已经落霜。　　“清查五一六”又开始了。　　天整个塌下来了！
原载：《芳草》200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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