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史书&功在千秋——读《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
一部史书功在千秋
——读《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要：本文首先从结构和内容两方面，对《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一书进行简单介绍，然后对东、西方有关对比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并对作者在该书中的东西对比语言学历史发展阶段的对比基础提出商榷意见。
关键词：对比语言学；历史溯源；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近日，有机会拜读了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与谭慧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合著的《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一书，感到倍受启发。这本书是潘在南洋理工大讲学期间，与谭合作著成，汇聚了著者多年的学识积累与研究心得。这不但是国内首部对比语言学史论的专著，而且是首部系统而科学地论述对比语言学研究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专著，为对比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及其所遵循的科学研究范式，重新地审视了中西对比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并将西方对比研究的历史前推了百余年，为对比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继而成为独立的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本著也是国内第一部从哲学角度探讨中西对比研究史学课题的专著，充分而有力地向学界展示了语言学者的哲学思辨能力及其在语言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供后来者标榜。
《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其书
《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全书四十多万言，共分序（杨自俭撰写）、五个章节和后记，其主体分为三部分，即中西对比研究简史（第一至三章）、对比语言学研究本体论（第四章）和对比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第五章）。现将各部分梗概精华笔录如下，以食方家。
中西对比研究简史
术语“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是由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于1941在《语言与逻辑》中正式提出的，即“对比语言学，（它）旨在研究不同语言在语法、逻辑和对经验的一般分析上的重大区别。”（Whorf 0, 转引自潘文国
2006：2），而几十年来，西方学界却一直认为对比分析肇始于美国语言学家拉多的《跨文化语言学》（Lado
1957）一书。对此，著者进行了历史追溯，沿着沃尔夫的思想（假说、对比语言学和隐性范畴）一直追溯到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比较研究与语言发展不同阶段的关系》（1820）和《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36）二著，将西方对比研究的历史源头向前推进了百余年。著者根据洪堡特（1820）的“语言比较研究如果要成为独立的学科，提出自己的目标和宗旨，那么，它只能是用来深入持久地探讨语言，探讨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转引自潘文国
2006：7）指出，在洪堡特的心目中，对比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其实是一回事，虽然它比较的可能是具体的语言，（潘文国
2006：7），并认为这是曾经提出的第一个对比语言学的定义。
继而作者跟据洪氏对语言比较研究的思想，沿着丹麦语言哲学家叶斯柏森（Jespersen）的《语言哲学》、沃尔夫的“对比语言学”到拉多的《跨文化语言学》，再到当今的话语、修辞、篇章等层面的对比研究，对对比研究的实践与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系统重构与分期，即第一时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对比哲学思想的奠基、第二时期（20世纪40-70年代）：在主流语言学理论转向中寻求立足点的开拓和第三时期（1980年至今）：走向宏观和注重理论建构，并针对历史上脱离洪堡特和沃尔夫原始语言比对（比较与对比，下文有两者交叉使用时，均用比对代替两者）思想的实践行为及其成因进行了理论剖析，申述其利弊，并力主语言对比研究应回归于洪氏的语言比较思想，即进行具有普通语言学性质的普遍性研究。可见，著者的西方对比研究简史是建立在理论联系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对比研究简史中，著者丢开了始于南北朝时佛经翻译中的“胡语”与“中土文字”的差异及从翻译角度对涉及语言比对理论的阐述，而直接把《马氏文通》作为对比研究的历史标志，并主张一部中国语法学史也就是一部中国对比语言学史。（潘文国
2006：86）在确定《马氏文通》的学术史学地位后，对中国对比研究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合理分期，即第一时期（）：比较与对比之间：《马氏文通》及其意义；第二时期（）：旨在建立汉语自身语法体系的对比研究；第三时期（）：“暂拟系统”- 汉语语法“共同纲领”的确立；第四时期（）：旨在为二语教学服务的对比研究；第五时期（1990-
）：瞄准普通语言学的汉外对比研究，为后文的中西分期对比、总结规律打下基础。从这部分的构架布局来看，中国对比研究简史部分遵循的是实践到理论联系实践的格局展开的。
在先后引证、述评洪堡特、高本汉、叶斯柏森、赵元任、林语堂、徐通锵和著者本人等对汉语特点的论述，又引述了胡以鲁、陈承泽、赵元任、黎锦熙、王力、吕叔湘、何容、高名凯等学者的汉语研究思想，又综合了赵元任、徐通锵、王力、程雨民等汉外语学者的汉语基本结构思想，对汉语“词”的概念提出质疑，并确定了“字”本位的正确研究路线。此外，还借鉴了刘宓庆（1991，1992）、许余龙（1992）潘文国（1995，1997，2002，2004）、钱冠连（1998，2002，2005）等学者的成果，对对比学科意识、研究层面、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与培养及如何对待西方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阐述，为对比语言学本体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对比语言学的本体论
作者首先借鉴了潘文国（2004：100）在总结人类学术发展史中所得出的结论，即每门学科都可以分成四个层面：学科哲学、学科理论、应用理论、应用实践，并将其应用于对比研究，得出了对比语言学的四个层面说，即语言哲学（哲学语言学）、理论对比语言学、应用对比语言学、应用对比实践；然后著者又借用潘文国（2001）中对自洪堡特以后，中外学者关于语言的68个定义进行分析、归纳得出语言的三个属性说，即自然属性（其代表是“自足系统”说，代表人物是索绪尔）、社会属性（其代表是交际工具说，代表人物是斯大林）和人文属性（人的本能说与世界观说的结合，前者代表是乔姆斯基，后者代表是洪堡特）。（详见潘文国2001：32）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本学科研究的框架，即三个属性四个层次说（参见潘文国2006：237），并在此说基础上，对各家有关对比语言学的学科性言论给予回顾，从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应用的角度进行了重新认识，且针对对比语言学的学科性提出了新的见解。基于本著所述的中西对比研究简史，著者经过归纳整理，得出结论说：中西对比语言学走过的道路相似，除第一、第三两个时期可看作过渡时期外，第二、第四和第五这三个时期可分别对应于西方的三个时期，其追求目标也与之相似，即第二个时期重在对语言本质的探索，只不过在中国具体化为对“汉语特点”的发掘。（潘文国
2006：216）继而，著者提出对比语言学的本质论，即对比观与异同观，并展开论述。最后，在综合各家对比语言学定义（Fisiak et al. 1978, James 1980, 许余龙
1992，王宗炎，杨自俭 2004等）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新更为完备的定义：
对比语言学是在哲学语言学指导下的一门语言学学科，具有理论研究的不同层面，旨在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进行对比研究，描述其中的异同特别是相异点，并从人类语言及其精神活动关系的角度进行解释，以推动普通语言学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不同文化、文明的交流和理解，促进全人类和谐共处。（潘文国
2006：253）
对比语言学方法轮
首先，著者回顾了方法论的研究，然后以丁金国（：8）的方法论定义为引子对方法与方法论进行区别。与以往论者不同的是，著者将方法论分为适宜与不适宜本学科的方法论方法，适宜者又分兼具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对比与比较、求异与求同、共时与历时）和主要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对比出发点、对比的方向、归纳和演绎、动态与静态）两种，兼与方法论原则（背景性、选择性、同一性等原则）、对比出发点（从体系、规则、范畴、意义、问题和中立项等）、对比方向性（单向型、双向性和多向性）和求同求异方法论（由同求同、由异求异、由同求异和由异求同）等进行系统论述之。从学科性及其深广度看，是前无古人的。
思考：溯源标准：实践、理论何者为第一性？
阅读本著所得最大的收获是启发自己对于某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现将思考的内容与过程一并书录于此，以备商榷。
仔细研读中西对比研究简史部分就不难发现，西方对比研究历史溯源至洪堡特，以洪堡特语言比较思想为纲，即理论联系实际；而中国对比研究历史则追溯至《马氏文通》，以《马氏文通》的编写实践为中国对比研究之肇始，其发展格局为：实践-理论-理论兼实践。进行比对研究，标准一致方为比对研究的根基，也是比对研究的基本充分条件之一，标准不一致就会产生巨大误差，甚至会倾覆比对的结论。
世间万物的运动，均有其各自规律。理论的思考，均是源于生产实践，且此规律也非常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客观规律，即“实践—理论—理论联系实践”。纵观中西千余年有关语言思考的历史，可见，语言比较实践，历史悠久，古已有之，而非源于近代。
著作前三章标题中的“中西对比研究”的范围，比对比语言学宽了许多。我认为，比较与对比的区别在于：比较通常发生在具有亲属关系的几门语言之间，旨在“存异求同”，而对比通常发生在同时代不同语言或方言间，旨在“存同求异”，两者有时候在实践中又重叠交叉现象。然而纵观中外史实，对比似乎可存在于语际也可以存在于语内层面。本著中只涉及前者，而没有注意到语内层面的比对行为。中外的史实均表明，语言比对行为均先发生于同一语言内部，起于修辞风格层面的对比，然后为求深层次理解某语言的特征或为方便语际沟通，进行与他种语言对比，这个从语内比对到语际对比的历程也就构成了语言比对发展史。
西方对语言的思考起源于古希腊的演讲术和修辞学。进而延展到了语法研究，到罗马及其他民族进行与希腊著述研究和模仿时，就不免发生了比对行为，如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 116—27B.C.）、昆提利安（Marcus Fabius Quintilian，ca35A.D—ca95A.D.）、普里斯基安（Priscian，6th
century A.D.）等在其相关著述中均涉及语言的比对行为，特别是普氏的18卷本语法著作，是在参考比较了希腊语法著述基础上而成书的。（详见：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学网络教程之世界语言学史；刘润清、封宗信
2006：32-34 ）另据《语言学史导读》（姚小平 2007：F28），“16、17世纪之交，经利玛窦等人介绍，汉语始为西方所识，不但为研究对象，而且影响了欧洲本土追求普遍语言文字的思潮”，与这一思想平行，1660年安托尼·安尔诺（Antoine Arnauld, ）、克洛德·朗斯洛（Claude Lancelot,
）撰成《普遍唯理语法》也涉及了语言比对实践，而待到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和威廉·琼斯（W.
Jones，）方才从普通语言学和语音角度进行了系统阐述，然后结合实践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可见，西方语言比对发展的模式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即实践—理论—理论联系实践。
我认为，汉语对比研究史也是遵循了从语内到语际，从实践到理论再到理论联系实践的客观规律。中国的对比实践行为的源头大致有三：语内修辞比对、翻译（佛经与政经）和外国传教士的汉语研究实践。在语内阶段，西晋文学家挚虞（？-311）在《文章流别论》中，从修辞角度对赋体进行了比对，（袁晖、宗延虎
1998：61）后又有《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约465-约520）在《体性》中，对文章风格进行对立比照，并初步接触到风格个性化问题（袁晖、宗延虎
1998：74），此后刘知几（661-721）从史学著作角度进行修辞比对（袁晖、宗延虎 1998：96），再到宋·陈骙才真正地出现了今天意义的对比行为，他在《文则》中，将不同时代的著作进行纵比，将相同时代的著作进行横比，还善于将不同体裁的著作放在一起相比，或把同一著作中的不同段落集中起来对比。（袁晖、宗延虎
1998：166）这样，后来从修辞角度在同语内部比对的行为渐多。佛经传入华夏大致在西汉时期，然约于公元二世纪始有译经行为。在汉朝时，译经家就在实践中发觉“胡语”（梵语）与“中土文字”的差异，如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先厥义，是则为善。”（引自方梦之2005：405）又有南北朝时，道安从文体方面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至唐朝，有玄奘从文法角度提出“五不翻”原则，待到清朝的政经翻译，有严复在《天演论·序》中，从内容、文体风格角度对照，论述原译文之差异和译文应该达到的效果，继而提出“信、达、雅”说。而外国传教士均从习得汉语角度编写教材，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母语与汉言的比对行为，万济国（Franciso Varo, 1703）就曾将汉言与其母语Castilian以及法语进行过比对，甚至比万济国更早的还有利玛窦（Matteo Ricci）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在《西字奇迹》（1605）和《西儒耳目资》（1626）分别对汉西语音进行了比对。此外，这样的传教士还有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汉语语法》1653）、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emare，《汉语札记》1728）、雷慕莎（Jean Pierre-Abel Remusat,《汉文启蒙》1822）等等，后来渐渐上升到了理论研究的层次。
纵观史料，我们可以总结出，语内修辞对比旨在更好地为达意服务，从而不断改善行文规律、提高措辞的准确率、不断走向文体的规范化，甚至发现、总结语言文法规律，为后来的传统语法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翻译中所存在的对比主要是在跨越文化鸿沟基础上，旨在寻求两门语言间的通约性，以沟通思想，传达意义，为文化的传播做出无可比拟的贡献；而发生在传教士著述中的比对行为旨在寻求便捷的途径，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这则很可能是今天我们二语教学研究的早期形式。
综上所述，我认为，历代学者译经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现象，提出了有关语言的比对心得，以警来者，这就说明当时存在语言比对的观念，只不过局限于实践层面而已，后来方才渐渐上升至理论层面。可见，无论中外，都遵循着“实践—理论—理论联系实践”这一规律、这一为学范式。所以，中国的比对研究缺少译经者和传教士的著述研究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
最后想指出的是，不论是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对比语言学本体论方面，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而对于中国的对比语言学研究来说，更是一本史书，功在千秋。
http://www.sinoss.net/portal/webgate/CmdArticle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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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采纳
而所谓的名著不过是提炼，而非看几本书就理解人生了，几乎所有的书都会牵扯到这个问题这样书很多的。早期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围城》都挺好的。热爱生活，凝缩，使之成书拧懈汾咎莴侥惑手罢了，享受生命，你会发现人生一直在你左右。关键在于你主动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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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思考和哲学指导
――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
&&&&作者：
　　在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的组织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关专家辛勤工作，精心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近日出版发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全党都在努力做的一件伟大事情，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也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实践。要做好这件事并不容易，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努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的号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国情，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应了这样一种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得以编写出版，供全党党员干部学习，通过学习使党员干部熟练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哲学素养，改进思想方法，提高工作本领，完成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讲了些什么？它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是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该读本总共写了十讲，内容丰富而又简明扼要，站位很高而又深入浅出，逻辑缜密而又具体生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观点与方法的统一上，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上，集中讲了三个重大问题：
　　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读本的第一讲主要阐述这个问题。首先，读本开宗明义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今天，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随后，读本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四个部分，系统地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读本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思想提出300多年的时间里，这一伟大的思想仅仅是天才的空想，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社会主义才开始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到多国、由初步探索到不断深化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接着，读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它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服务的，是无产阶级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论武器，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学说；它要求把理论和实践贯通起来，打破了以往哲学知行脱节的严重弊端，强调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观点、核心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性质和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读本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指出实事求是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之中；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根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读本还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强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这一理想和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精神支柱和安身立命之本。
　　二是怎样从哲学角度看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读本的其他九讲，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基本原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实践是社会生活本质的原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原理，事物是永恒发展的原理，事物是对立统一的原理，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主客体价值关系的原理。读本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基本原理的过程中，紧密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紧密联系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观点到方法，总结和阐发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和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用哲学的思想、哲学的视野、哲学的方式，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主观能动性、历史规律性、现实必要性、理论创造性、思维系统性、实践科学性、战略前瞻性、发展艰巨性、信念重要性、人民根本性等重要的道理。读本中这些充满哲理的道理，一方面讲清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另一方面也坚定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党中央的有关重大决策部署。
　　三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帮助党员干部克服思想上的迷惘和本领上的恐慌，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读本着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讲明白、讲准确，让读者易学易懂易用。在讲原理的过程中，读本十分注重把基本观点与思想方法统一起来，不是从原则、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而是努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宝库中，找出那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并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讲解，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的鲜明特性，使读本讲得清晰、学得容易、用得灵便。其次，读本从头到尾始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做到环环紧扣、节节相连、主题突出。读本开篇第一讲就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在以后各讲中，凡讲原理、讲观点、讲方法，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始终没有偏离主线。其三，读本用大量篇幅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让读者既明白马列老祖宗的基本理论，又掌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关哲学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特征和创新特点更好体现出来。其四，读本紧密联系当前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和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工作实际、生活实际，从哲学的层面进行剖析、讲解、分辨，很有针对性，很有现实意义，有利于党员干部坚定信念、端正思想、改进作风、提高能力、增强素质。读本编写者倾注于书稿中的这番苦心，也让学习这一读本的党员干部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就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就要着重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就要紧紧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实际，做到带着问题去学，拿出答案来干。
　　（作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委原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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