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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与实践
辜鸿铭 () ，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后以字行。欧洲留学期间以 Koh ( Kaw ) Hong Beng 为名，辜鸿铭的闽南语发音，回国后改用 Ku Hung-Ming 立身著说。辜氏祖籍福建同安， 1857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其曾祖父辜礼欢曾为英属马来半岛的第一任华人首领。父亲辜紫云在槟榔屿一英国橡胶园内担任司理，母亲为葡萄牙人。橡胶园主布朗先生与辜紫云交谊深厚，并认辜鸿铭为义子。辜鸿铭 13 岁时，布朗夫妇回苏格兰老家，携之同行，带他到英国读书。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辜鸿铭开始接受系统而正规的西洋教育。先是在当地的英国学校就读，后于 1873 年至 1874 年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 1877 年春，他以优异成绩通过拉丁语、希腊语、数学、行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多门学科考试，荣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获工科文凭。之后又赴巴黎，在巴黎大学学习法文。 1880 年，他学成归来，返回槟榔屿，不久到新加坡英国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任职。
三年后，辜鸿铭巧遇归国途径新加坡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在马建忠的劝说鼓励下，辜鸿铭决定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旋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回到槟榔屿老家，剃发蓄辫，开始 & 中国化 & 的第一步，并开始补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
1885 年，辜鸿铭正式回国，并应邀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闽粤相随二十年。 1905 年，上海 & 黄浦浚治局 & 成立，辜鸿铭被聘为督办，在职三年。宣统复辟时，任外交部侍郎，晋郎中，后擢左丞。 1910 年 1 月，清廷列其为 & 游学专门一等 & ，赏给文科进士，位仅次严复，列第二。同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
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 1915 年，北大聘之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 1917 年张勋复辟，他出任外交部次长。复辟失败后，他回到北大教书。 & 五四 & 前后，他和林纾一样属于保守派，主张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 1924 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赴日本讲学三年，讲述东方文化，其间曾应辜显荣之邀到台湾讲学。 1927 年秋，辜鸿铭从日本回国。 1928 年 4 月 30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72 岁。
辜鸿铭是清末民初将汉籍译成外文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 .
辜鸿铭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出名的怪人，不仅在于他不平常的身世经历，乖张偏颇的奇行怪论，还在于他的学贯中西， & 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 & 。
辜鸿铭天生聪颖，勤学好思，有极高的语言天赋。他在欧洲游学十一载，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其中，英、德、法三种语言掌握得尤为精湛娴熟，能说能写一样流利 。其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令人仰止。辜鸿铭一生主要用英文著述，他的英文文章写得很漂亮，纯粹的维多利亚风格，连英国人也点头赞叹，认为可以比英国的文章大家卡莱尔、阿诺得等。 林语堂 在《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中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 & 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 & 这种语言上的高深造诣不仅为辜鸿铭了解西方文化而且为他日后的译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袖 -- 托马斯 ? 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深受其影响，成为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厌恶欧洲工业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慨叹于欧洲道德的沦丧，文明的衰退。辜鸿铭在欧洲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涉及文学、哲学、宗教、自然科学、政治等诸多方面。他对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得等人的作品和思想深入的了解。后来，辜鸿铭常在文章中或与人争辩时引用这些人的言论，一则增强说服的力度，二则表明中西文化乃有相通之处。此外，辜鸿铭还遍游英、法、德、意、奥等国，认真详细地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体验各国的风物人情、社会习俗。对于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可谓颇多了解。正如德国著名教授奈尔逊（ H.Nelson ）所说的那样： &…… 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 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 ? 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 ? 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 正是缘于这种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在后来对比中西文化、批判西方的中国学和汉学家时才能得心应手，从容不迫。
虽然辜鸿铭一生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但他后来的中文水平也不可小觑。在回国之前，辜鸿铭几乎是个中国文化盲。他只在欧洲留学期间读过一些由传教士或汉学家写的或翻译的作品，而这些极为肤浅的作品并不能使他窥见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辜氏对中国文化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感悟是通过与马建忠的晤谈。学识渊博的马建忠为他讲述祖国的文物典籍，剖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辜鸿铭深受鼓舞，决定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中。他先回到槟榔屿，从衣食住行各方面进行中国化的初步调整。 1882 年，他转往香港，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继续学习中文，闭门苦读经史子籍。其间，他还专门到上海拜师学习古籍经典。经过几年的认真学习钻研，辜鸿铭进步神速，中文已有相当基础，但还无法参透深奥的古代典籍，谈不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第一次真正系统地研习中文是在当了张之洞的洋文案之后。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张府里，聚集着一批国学根底深厚的幕僚，张之洞本人也是个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辜鸿铭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认真请教。他从查中国字典，读《论语》开始，二十年勤学不辍，博览经史子籍，诗歌词赋， & 沉酣寝馈其中，积有岁年，学以大成 & 。尽管辜氏日后承认 & 大成 & 是过誉之言，但是此时他的中国水平已今非昔比，并著有两本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 1910 ）和《读易草堂文集》（ 1922 ）。此外，他还辑有《蒙养弦歌》并自费刊行。罗振玉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就赞他的汉语文章为 & 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以等类齐观者也。 & 他对儒家经典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浸淫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
在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传统儒教与卡莱尔倡导的浪漫主义有相通之处，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可以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于既倒。于是乎，他满怀热情、孜孜不倦地向西方社会大力弘扬中国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为沟通中西文化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 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 1901 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 & 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
2 ．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 （《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 1904 年 12 月 10 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 1906 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 ．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 1910 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 19 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 Cardinat Newman ），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 -- 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 ．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 1915 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 ?A?H? 施密茨（ Oscar.A.H.Schmitz ）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 & 良民宗教 & （ 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 ）；正文第一章论 & 中国人的精神 & （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第二章论 & 中国女子 &(The Chinese Woman) ，第三章论 & 中国语言 &(The Chinese Language) ，第四章论 & 约翰 ? 史密斯在中国 &(John Smith in China) ，第五章论 & 一个著名的汉学家 &(A Great Sinologue) ，第六、七两章论 & 中国学 &(Chinese Scholarship) ；附录论 & 崇拜群众的宗教 & 或名 & 战争与出路 &(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 North China Daily News ）、《日本邮报》（ Japan Weekly Mail ）、《北京日报》（ Beijing Daily News ）、《密勒氏远东评论》（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华北正报》（ North China Standard ）、《泰晤士报》（ The Times ）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 & 周孔之道 & 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 1920 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 Vox Clamantis （《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 1925 年在日本刊行。 1941 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 ? 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 James Legge ）。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 & 十三经 & 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 ），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辜鸿铭早在 1884 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 1 898 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 1906 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 Higher Education ）， 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今天，当我们重读辜氏的翻译作品时，我们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他翻译的特殊风格，理解到他的翻译方法、翻译态度和翻译观点。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 意译法，即采用 & 动态对等 & 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 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 & 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 & ，因此他努力 & 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 & 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 & 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 & 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例如：
1 ．《论语 ? 学而第 1 》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曰： &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 子曰： & 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 & 辜鸿铭译为：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 & 谄 & 字译得尤为精彩， servile 远比 flatter 更能表情达意。而且整个译句简洁明了，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又与原句语体风格相互呼应。
2 ．《论语 ? 子罕第 9 》中记载颜回赞叹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话： &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 辜将之译为： &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这段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简意赅的特点。 &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 译成 &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对仗工整，用词洗练到位。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则将颜回慨叹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语气栩栩如声地传递出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辜氏将 & 欲罢不能 & 译成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内涵和神韵并将之生动地再现出来。
辜氏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如《论语 ? 微子篇第 18 》中楚狂接舆之歌： &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 辜氏是这样译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 7 行，每行 8 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 & 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 & 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 & 西学东渐 & 的势力始终要比 & 东学西渐 & 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 ? 约翰，子路比作圣 ? 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氏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 &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论语 ? 学而第 1 》）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 &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 &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 和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命、地名删掉。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 & 孔子的一个弟子 & 或 & 另一个弟子 & 。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 & 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 & （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 Lionel Giles ）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
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 & 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语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 & 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辜鸿铭（ 1 ）
　　 作洋文 讲儒道
　　 辜鸿铭真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 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 “ 四书 ” 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也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作为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辜鸿名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
“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 ” 的天才
1857 年，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而这个几辈子惯同西方人打交疲乏的家庭也让辜鸿铭继承了西方人的潜质。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 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 “ 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
　　 一到英国，布朗先生马上安排辜鸿铭的教育。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他让辜鸿铭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家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977 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 40 年后当另一位圣手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 14 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辜鸿铭（ 2 ）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
　　 回到南洋的辜鸿铭，在新加坡碰到了另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语言学家马健忠。马健忠建议他认真研究千年流传的中国文明，并劝道： “ 似你这等深通西洋学术文物、典章制度的人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怎好居此不中不洋之地，久困于庸庸凡夫之中呢？ ” 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很快地捧起线装书开始研读。说服母亲后，他回到祖辈世居的中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 “ 通译 ” 。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还自号 “ 汉滨读易者 ” 。
　　 很快，他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同时作为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自 1883 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 “ 中国学 ” 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 1901 至 1905 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1909 年，英文著儿《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5 年《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 “ 一战 ” 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拖长辫子的北大教授
　　 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在讲台上他说： “ 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网等七国风。 ” 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 “ 古怪 ” 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我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登门。他毫不客气地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 “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令各位大家钦佩不已。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 1928 年 4 月 30 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
　　 他死后，围绕着他的炫丽的光环与 “ 落伍、倒退 ” 的声名几乎同时消逝了，近年来，辜鸿铭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人们将负载着中国精神的洋文重又译回中文。热闹的同时，又似乎过分执著于他留辫子、穿长袍的古怪形象和对小脚、蓄妾的赞美，而忽视了他的精神。另一位作洋文很有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曾评价他说： “ 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 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 而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 “ 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 ” 看来西方人也是当他为同类的。
《论语》在海外的传播
　　 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还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1988 年 1 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获奖者国际会议上， 75 位与会代表经过 4 天的讨 论，提出了 16 条以 “ 面向 21 世纪 ” 为主题的结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 25 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1] 。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孔子的评价是很高的。尽管如此，孔子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最近几个世纪才开始的。
　　 《论语》的最早译本
　　 孔子《论语》最早的西文版本于 1687 年在巴黎出版，即拉丁文的 《中国哲学家孔子 . 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2] ，书中附有一段简短的 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致谢词，感谢国王对该书出版的支持。该书的编 者之一是刚从中国回来的耶稣会会士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 。他同行 者中还有刚皈依的年轻中国教徒沈福宗。 1684 年，柏应理带着沈福宗去凡尔赛宫觐见了太阳王路易十四。自然，这一恰当的表示增加了国王对此事的重视。
　　 路易十四对中国人的来访极有兴趣，甚至还让皇太子和太子妃一同来参加会见，并要求客人表演用筷子进膳的方法；当时，食物都被放置在金制的盘子中。国王还饶有兴趣地看了沈福宗的汉字书法，听他用中 文念主祷文。作为回报，国王下令打开新近建成的凡尔赛宫花园中的所 有喷泉，让中国客人尽情地欣赏。中国来客磕头致谢，行三跪九叩之礼，国王再三劝阻。这就是路易十四《论语》最早译本资助的由来。
　　 尽管《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所署的编译者是柏应理和殷铎泽 (Intorcetta) 、恩理格 (Hendtricht) 和鲁日满 (De Rougemont) 这三位耶稣会会士，但是该书的出版事实上只是一个复杂过程的最后阶段。在此一 个世纪之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首次进入中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尝试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利玛窦发现，中国的人才 培养开始于所谓的《四书》，其中包括《论语》。如果耶稣会传教士不掌握它们，将不会被中国学者认为是知识分子，从而也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做皈依的工作。于是，利玛窦开始将其粗略地翻译成了拉丁文。随后，至少有 17 个耶稣会会士对此进行了修改和研究，其中有法国人、葡萄牙人、热那亚人、西西里人、比利时人和奥地利人；他们都通晓汉语和拉丁语 [3] 。
　　 不幸的是，他们的开拓性工作从一开始就很有争议。论战与日俱 增。包括编译者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经典翻译以后不应与基督教教条相背；教会中的一些反对者则认为，这些耶稣会会士们正在放弃他们 信仰中的基本观点，试图与中国的迷信调和，但徒劳无功。
　　 其它早期译本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争论，使得《论语》的拉丁文译文没有立即被译 成其它欧洲文字，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可以算作《论语》和其它儒家著 作译文的有法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 (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1688 年 ) 和英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道德箴言－孔子活跃于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到来的 500 年前，本书 是该国知识遗产的精华》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 (1691 年 ) 。但是，这两本书事实上都 不是孔子论述的翻译，它们只是拉丁文版本的概要。尽管书中相当详细 地论述了《中庸》和《大学》，但是对于《论语》的处理则很草率。在 这些概要中，《论语》被处理成一系列道德说教，没有明确表现出孔子 本人的个性。它们表现为 80 条短小而无趣味的 “ 箴言 ” ，任何人读了以 后都不会想作深入的了解 [4] 。
　　 除了 1687 年的完整拉丁文版本，要想了解《论语》的精妙之处， 只有是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法文月刊《世界和历史文库》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 的订阅者了。在该月刊 1687 年 12 月这一期 上，刊登了新教学者让 ? 勒克莱尔 (Jean Le Clerc) 的一篇关于《中国哲 学家孔子》的书评，长达 68 页，十分引人注目。勒克莱尔对该书的内容 作了细致的概括，并在评论的最后附上了他从拉丁文转译成法文的《论 语》中 16 段译文，还注意涵盖十卷中的各卷，附上拉丁文的译文 [5] 。勒 克莱尔对《论语》中所包含的孔子的广泛而丰富的思想以及关于孔子生 平的信息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仍持以保留态度，认为耶稣会会士 编纂者们模糊了孔子论述本身和在同一段落中出现的评注。使勒克莱尔 感到遗憾的还有，书中没有汉字，使得读者不能区别正文和评论。
　　 勒克莱尔的分析似乎没有在英国引起什么影响。继《中国哲学家孔 子的道德箴言》的一个歪曲缩短的版本（ 1724 年）以后，孔子的论述被 变形为类似于奥立弗 ? 哥尔德斯密斯 (Oliver Goldsmith) 和霍勒斯 ? 沃波尔 (Horace Walpole) 作品的一种模拟文。 19 世纪初，新教传教士们重 新回来从事《论语》的翻译工作，他们的译著被美国作家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所知，并由他介绍给了作家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 19 世纪初的版本都是不完全 的。它们或者由于编纂者们对汉语知识的不足而被曲解，或者由于他们 的宗教目的而混淆。在传教士学者麦华陀 (W.H. Medhurst) 于 1840 年完 成的一个独特的版本中，《旧约》和《新约》的段落被插入于《论语》 之中，以引出有关的道德和宗教意义。
　　 直到 1861 年，苏格兰传教士学者理雅各 (James Legge) 在香港出 版了《论语》的英译本，它成为后来所有《论语》学术译本的原型。它 是按照中文逐字翻译的，并附以中文原文，以及根据两千年来的大量中 文注释而写的解说。理雅各还首次使用了 &Analects& 这个词来作为《论语》英译本的书名，他认为这样可以言简意赅地表示出这本书实际上是 “ 讨论和评论的选段 ” 。
　　 这部学术巨著得以出版，是在约瑟夫 ? 查顿 (Joseph Jardine) 的帮 助下才实现的。查顿是英国在华最有影响的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and Co.) 这一贸易公司的成员，其公司以鸦片生意以及常规的茶叶和丝 绸贸易而著称。正如理雅各在引言中模仿查顿的口气所写的那样， “ 我们在中国挣钱，我们应当乐于支持任何有利于我们挣钱的事情 ” 。
　　 利斯译本
　　 自理雅各以后至今，一直有人在努力重新翻译《论语》，他们以各 自的方式表示了原作的微妙和复杂的内涵和道德力量。为什么会有如此 多的译本，并且还有人努力去尝试新的译本呢？因为《论语》不仅是一 部微妙且优美的书，而且它用词简练，几乎没有一个版本可以完全和准 确地捕捉到它的精要之处。此外，各个版本的差别还取决于他们所依据 的不同的注释。
1997 年，美国诺顿出版社出版了澳大利亚籍的比利时汉学家、小说家和文化评论家西蒙 ? 利斯 (Simon Leys)( 即彼埃尔 ? 里克曼斯 - Pierre Ryckmans) 的译本 [6] 。
　　 利斯的版本精细且优美。他心目中的孔子既是人，又是思想家。他 在书的引言中指出，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涉足这一中国传统之核心的优 势是，他没有将《论语》看成是经典著作，而是作为现代作品来欣赏。 利斯说，他 “ 可以不带偏见地看待这部著作，好像是全新的作品。 ”
　　 利斯在翻译中的用词也很有独到之处。例如，《论语卷之五 ? 子罕 第九》第 25 章中的 “ 匹夫不可夺其志也 ” 这一段中的 “ 志 ” ，过去不同 的版本都有不同的翻译。 1861 年理雅各将 “ 志 ” 译为 &will& （意志）， 英国汉学家阿瑟 ? 韦利 (Arthur Waley) 在其 1938 年的版本 [7] 中将 “ 志 ” 译作 &opinion&( 主张 ) ；刘殿爵 (D.C. Lau) 在其 1979 年的版本 [8] 以及雷蒙德 ? 道森 (Raymond Dawson) 在其 1993 年的版本 [9] 中将 “ 志 ” 都译作 &purpose&( 目的 ) ；而利斯将这一句译为 &one cannot deprive the humblest man of his free will& ，其中 “ 志 ” 译为 &free will& （自由意志）。
　　 又如，《论语卷之六 ? 颜渊第十二》第 10 章中的 “ 子张问崇德辨惑 ” ，利斯译作 &Zizhang asked how to accumulate moral power and how to recognize emotional incoherence& ，也就是把 “ 惑 ” 译成为 &emotional incoherence& （情绪不一致）。而在过去，理雅各将其译作 &delusion& （欺 骗、错觉），韦利将其译作 &being in two minds& （三心二意），刘先生译作 &misguided judgement& （被误导的判断），道森译作 &confusion& （困惑）。
　　 利斯的译本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完全是译文，后半部分是注释。其注释旁征博引，出现了大量西方文化名人的语录，他们包括柏拉图 (Plato) 、帕斯卡 (Pascal) 、司汤达 (Stendhal) 、尼采 (Nietzsche) 、马可 ? 奥勒利乌斯 (Marcus Aurelius) 、康德 (Kant) 、叶芝 (Yeats) 、赫拉克 利特 (Heraclitus) 等等。例如，在关于《论语卷之四 ? 泰伯第八》第 4 章中 “ 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 这一句的注释里，有如下这些段落：
“ 一个人的临死遗言，就象深沉的音乐一般，有一种自然吸引 注意的力量 ” （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场） [10] 。在欧洲 文化中，天鹅之歌的神话起源于柏拉图： “ 天鹅歌唱了一生，当感 到死亡将至，它们会更热情地歌唱 ” （《菲多篇》， 8.5a ）。认为 “ 临终遗言 ” 具有特殊的智慧，这是人类所共有的信仰，尽管这看 来有背于明显的肉体和心理上的障碍 ―― 死亡通常是一件很吸引人注意的事情，它留给人们极少的珍贵时间和精力来简短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由此可见， 利斯的译本还是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的产物。 在此之 前，利斯曾经以自己的原名出版过法文版的《论语》 [11] ， 1998 年的西班 牙文版 [12] 也是以他的译本为基础的。
　　 黄译本
　　 同在 1997 年，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也随后出版了由美籍华人黄治 中翻译的《论语》 [13] 。该译本可以所是目前所见的最新的译本了。除了 《论语》译文以外，该译本还包括了 “ 引言 ” 、 “ 术语 ” 、 “ 比较历史 年代表 ” 、 “ 发音指南 ” 、 “ 地图 ” 、 “ 中国历史年代表 ” 、 “ 孔夫子 生平 ” 、 “ 孔夫子的弟子 ” 和 “ 索引 ” 等部分。
　　 在 “ 引言 ” 中，译者介绍了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 “ 术语 ” 中，译者用相当的篇幅详细解释了《论语》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重要术语 的意义，它们包括： “ 道 ” 、 “ 德 ” 、 “ 仁 ” 、 “ 义 ” 、 “ 礼 ” 、 “ 智、 仁、勇 ” 、 “ 忠心 ” 、 “ 忠恕 ” 、 “ 中庸 ” 、 “ 权 ” 、 “ 孝悌 ” 、 “ 文 质 ” 、 “ 恭敬 ” 、 “ 圣人 ” 、 “ 善人 ” 、 “ 公、侯、伯、子、男 ” 、 “ 卿、 大夫、士 ” 、 “ 君子、小人 ” 、 “ 儒 ” 。例如，译者指出， “ 仁 ” 体现 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孔子在每一方面有着不同的解释。 在礼的方 面，有 “ 克己复礼为仁 ” （颜渊第十二）；在言行方面，有 “ 仁者其言 也讠刃 ” ；在工作方面，有 “ 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 （雍也第六）； 在政治方面，有 “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 （阳货第十七）；在待人 方面，有 “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 （雍也第六）。
　　 在《论语》正文的译文中，译者在每一章后面都附上了一定篇幅的 注释。例如，《先进第十一》的第 24 章包括了 10 个注。这些注释主要 是对译文字面意义的进一步解释，还有一些人物和历史背景的介绍。
　　 最后，译者根据《史记 ? 仲尼弟子列传》、《史记 ? 孔子世家》、 《孔子家语》和《论语》，对颜回（渊）、闵损（子骞）、冉耕（伯牛）、 冉雍（仲弓）、冉求（子有）、仲由（子路）等孔子 35 位弟子的生平作 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通过这个译本，人们可以对孔子的所有方面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其它各种文字的译本
　　 其它英文版还包括山西省太原府大学堂、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苏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于 1910 年的译本 [14] 、斯科特 (Delmore E. Scott) 的译本 [15] 、斯威特 (Dennis Sweet) 的译本 [16] 、贾尔斯 (Lionel Giles) 的译本 [17] 、 1991 年马尼拉的版本《儒学大全 ? 第一卷 ? 论语》 [18] 以及刚 问世的埃姆斯 (Roger T. Ames) 的译本 [19] 。
　　 除了英文版和以上提及的一些法文版本以外，还有各种西方文种的 版本，例如：
　　 法文版： G? 波蒂埃 (G. Pauthier) 翻译的 1865 年法文版《四书》 (Les Quatre livres : Les Sse-Chou ou Les Qua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 和 1981 年法文版《四书》 (Les quatre livres de Confucius qui représentent son héritage spirituel et se nomment : La Grande Etude, l'Invariable Milieu, les Entretiens, le Meng Tzeu) ，还有若干种法文版《论语》 [11], [20], [21], [22], [23] ；
　　 理夏德 ? 威廉 (Richard Wilhelm) 翻译的 1948 年德文版《论语》 (Gespr?che. Lun Yü) 等等；
　　 根据利斯的版本翻译的 1998 年西班牙文版《论语》 [12] 和多种西班牙文版《四书》 [24], [25] ；
　　 弗洛伦蒂娜 ? 维桑 (Florentina Visan) 翻译的 1995 年罗马尼亚文版 《论语》 (Analecte) ；
　　 王崇芳翻译、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世界语版《论语》 (Analektoj de Konfuceo) ；
　　 奥勒 ? 比约恩 ? 龙根 (Ole Bj?rn Rongen) 翻译的 1988 年挪威文版 《论语》 (Konfutse samtalar) ；
　　 阿尔贝托 ? 卡斯泰拉尼 (Alberto Castellani) 翻译的 1924 年意大利 文版《论语》 (I dialoghi di Confucio) ；
　　 阿尔夫 ? 亨里克松 (Alf Henrikson) 等人翻译的 1997 年瑞典文版《论 语》 (Samtalen med Konfucius) ；
　　 约恩 ? 克卢比恩 (Joergen Klubien) 翻译的 1955 年丹麦文版《论语》 (Samtalerne. Den store laere. Ligevaegt og bestandighed. Confucius' laere) ；
　　 马亚 ? 米林斯基 (Maja Milinski) 翻译的 1988 年斯洛文尼亚文版《论 语》 (Pogovorj) ；
　　 菲克 - 卢格腾 (W.A. Fick-Lugten) 根据阿瑟 ? 韦利的译本翻译的 1946 年荷兰文版《论语》 (De gesprekken van Confucius) ；
　　 哈吉 ? 穆罕默德 (Haji Mohamad) 翻译的 1994 年马来文版《论语》 (Lun Yu : pembicaraan Confucius) ；
　　 托克依 ? 费伦茨 (T?kei Ferenc) 翻译的 1995 年匈牙利文版《论语》 (Beszélgetések és mondások) ；
　　 雅罗斯拉夫 ? 普实克 (Jaroslav Pr?s?k) 翻译的 1995 年捷克文版《论语》 (Rozpravy : Hovory a Komentá?e) 。
　　 谢梅年科 (И. И. Семененко) 翻译的 1994 年俄文版《论语》 (Изречения) ；
　　 拉格纳 ? 巴尔迪松 (Ragnar Baldursson) 翻译的 1989 年冰岛文版《论语译注》 (Speki Konfúsú usar)
　　 纳比 ? 厄泽尔蒂姆 (Nabi ?zerdim) 翻译的 1974 年土耳其文版《论语》 (Konusmalar) 。
　　 在东亚，早在公元三世纪末，百济的博士王仁将《论语》带到日本。 当时因日本尚无自己的文字，所以人们直接阅读中文版的《论语》。后 来在日本流传的是各种注释本，其中具有权威性的是伊藤仁斋著的《论语古义》（ 10 卷）和荻生徂徕著的《论语徵》（ 10 卷）。其它翻译 本包括：武内义雄译注的《论语》（岩波书店， 1954 年）、金谷治译注 的《论语》（岩波书店， 1991 年）、久未旺生译的《论语》（经营思潮研究会， 1965 年）、新岛淳良译注的《论语》（新地书房， 1984 年）、 平冈武夫注释的《论语》（集英社， 1980 年）、诸桥辙次译注的《论语 三十讲》（大修馆， 1974 年）、小林一郎讲述的《论语》（上、下）（平凡社， 1938 年）、吉田贤抗解说的《论语》（明治书院， 1984 年改订 19 版）。
　　 在韩国，《论语》的主要译本有桂明源（音译）译注的版本（三中堂， 1983 年）、金京拓（音译）译的版本（海东出版社， 1984 年）、 金锡源译的版本（三省堂， 1976 年）。
　　 尽管本文所收集的资料有限，不可能介绍所有的译本，但是我们已 经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主要的语言，都有自己语言的《论语》译本。随 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广泛传播，《论语》一定会有更多的版本问世，今后的译本也一定会越来越全面而准确地诠释孔子这位先哲的伟大思想。
　　 注释和参考书目
[1] Canberra Times. Canberra, Australia, 24 January 1988.
[2] Spence, Jonathan: &What Confucius Sai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Simon Leys. Norton, 224 pp., $23.00&,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XLIV, Number 6 (April 10, 1997), pp. 8-13.
[3]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参见 Theodore Foss 的文章 &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 &, in Jerome Heyndrickx, editor, Philippe Couplet, S.J. (),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Nettetal, 1990).
[4] 参见 1691 年版的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第 90 页关于《论语》的论述：（它由） “ 若干句子组成，它们用于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 ” ， “ 只是包括了与前二书 相同的道德规范 ” 。
[5] 书评的全文在 1687 年 12 月号上第 387-455 页，《论语》中的引文在第 441-450 页。
[6]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Simon Leys. New York : W.W. Norton, 1997.
[7]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rthur Waley. New York : Macmillan Company, 1938.
[8] The Analects (Lun yü) /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C. Lau. New York : Penguin Books, 1979. 2nd ed. Hong Kong :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The Analects /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aymond Daw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 参见《莎士比亚全集（三）》 / 朱生豪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 .
[11] L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 trad. Ryckmans, Pierre. Paris : Gallimard, 1987.
[12] Confucio : Analectas / versión y notas de Simón L [traducido por Alfonso Colodrón]. Madrid : Edaf, [1998].
[13]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Lun Yu / A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ichung Huang.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 由于无从查考译者的汉语原名，只好根据韦氏音标音译。
[15]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ed by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910. 横浜福音印刷合资会社印。 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10. New York : Dover Publications, 1995.
[16] Analects / edited by Delmore E. Scott. Los Angeles , Ca. : D.E. Scott, [1978].
[17] Analects / by Dennis Sweet. 1st ed. [ Indianapolis : SanDenny Publications], 1977.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with an introd. and notes by Lionel Giles. [Los Angeles :] Printed at the Plantin Press for the members of the Limited Editions Club, New York, 1970.
[18] The Confucian Bible, Book 1 : Analects / English and Modern Chinese Versions authored,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B. Khu et al. San Juan , Metro Manila : Granhill Corp., 1991.
[19]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 Roger T. Ames et al. New York : Ballantine Pub. Group, 1998.
[20] L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Paris : Seuil, 1981.
[21] Confucius : Entretiens du Ma?tre avec ses disciples / traduction du chinois par Séraphin Couvreur. [s.l.] : éditions Mille et une nuits, 1997.
[22] Confucius : Entretiens avec ses disciples / trad. du chinois et éd. André Lévy. Paris : Flammarion, 1994.
[23] Confucius : Entretiens avec ses disciples. Paris : Deno?l, 1975.
[24] Confucio : Los cuatro libros / selección, introducción y notas, Luis Blanco Vila. Madrid : Torre de Goyanes, [1997].
[25] Confucio : Los cuatro libros clásicos / [traducción, Oriol Fina Sanglas]. Barcelona : Ediciones B, 1997.
（作者：顾 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图书采编部副主任）
说的太好了，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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