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发文悼念邓力群同志
原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发文悼念邓力群同志
20:36:34&&来源：&&作者：杨止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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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邓力群同志&
——在郑州同志悼念邓力群同志会上的发言
杨止仁&（原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战线杰出的领导人，马列毛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同志久病不愈，于日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
　　邓力群同志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从事秘书文字工作，是全党著名的红秀才笔杆子之一。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始终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兢兢业业，为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下面，我只就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谈谈邓力群同志为革命作出的两大新的贡献。
　　一是邓力群同志坚持真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使他在我国处于修正主义高压统治时期，为促进反修斗争新的革命打响了第一枪。并为支持革命队伍发展壮大作出了应有贡献。毛主席逝世尸骨未寒，以邓叶华为首的几个共产党的叛徒便秘密策划了宫廷政变，非法地篡夺了中央领导权，背叛了革命，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逐步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大多早年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经不起政治考验和私利诱惑，或跟随邓修背叛革命，为资本主义复辟摇旗呐喊，发了国难财;或丧失革命意志，政治堕落，不问国事，厌倦斗争，置党和国家命运、大多数人民利益于不顾，凭老革命获得的既得利益，安逸享受，欢度晚年;或口头上也对当局搞资本主义复辟表示不满，但不见任何实际行动，成为口头革命派。在“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全国一片非毛化的逆流下，邓力群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慧眼，较早识破了邓修复辟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他不屑身居高位，断然挺身而出，写出万言书斥责中央当时在经济领域里推行的一系列违背马列主义的政策举措，从而打破了全国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给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透出一线阳光，促使一些左派同志起来战斗。到十三大党代会，气急败坏的邓小平就免去了邓力群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宣部长职务，让他去搞新中国国史研究。邓力群同志凭借国史研究会的机构，吸纳左派，大力印发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史观研究讨论宣传国史的论文，把全国国史研究会和各省市的下属机构变成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北京先后又诞生了《中流》《真理的追求》《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思潮》四大革命刊物，受到邓力群同志大力支持，进一步冲破了长夜难明赤县天的黑暗沉寂局面，使左派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新世纪初，由于《中流》《真理的追求》拒绝刊登反马列主义的“三个代表”，被修正主义当局强迫停刊。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又相继诞生了许多革命网站，同样得到了邓力群同志和马宾、郑天翔、魏巍、李成瑞、韩西雅等诸多革命老前辈的鼎力支持，使左派队伍更加发展壮大起来，目前已经形成一支初具规模的革命力量，同修正主义集团和帝、资、奸、腐进行着坚决斗争。只要左派内部能够采取正确方法，消除目前某些认识上的分歧，团结一致，争取体制内外和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形成广泛的新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努力唤醒广大民众起来共同斗争，待时机条件成熟时，果断采取革命措施，重新取得政权，是一定能够回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重新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引的道路，实现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人类最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当前这一较好的革命形势，我认为邓力群同志功不可没。
　　二是邓力群同志历经三十多年魂牵梦绕刻苦努力，终于完成了从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和批注这部极重要的马列主义的光辉著作。这是毛主席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的探索。结合苏联四十二年的历史与现实，新中国十年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汇集在该书的毛主席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邓力群同志于日完成毛主席这部光辉著作的整理核对编辑出版后说：“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在考虑怎样整理、编辑、出版《批注和谈话》，供人们阅读、研究、分析、评说，魂牵梦绕，三十多年来没有放下。现在这部较全的书稿总算付印了。此时心情，深感欣慰。“邓力群同志在《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一书末页说：”我可以向历史交代了。我的任务是把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原原本本地、完整地记录整理出来，让它流传下去，至于对它的评价、理解、使用，我相信同时代的其他同志和我们的后代比我聪明，无须我多言。“毛主席在这本谈话记录中的论述，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如果没有邓力群同志三十多年魂牵梦绕地刻苦努力，精心核对原始记录，精心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的这一部分珍贵理论遗产，就可能被淹没了。邓力群同志这一不朽的伟大功绩，在历史上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有同志可能说，邓力群同志在文革中，跟邓修一段，为邓修起草了反毛主席路线的《三项指示为纲》，并参与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是个污点。我认为革命形势尤其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同许多事物的实质，往往被假象掩盖着一样，有时人们很难一下子看清其真实面貌，。这是许多革命老同志在文革中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同志一生不发生一点失误，这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客观事物的规律多次反复反映到人们的大脑里，，应该认清了有些人仍顽固坚持错误路线，这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邓力群同志在文革中跟邓一段，我认为可能是由于邓小平向毛主席多次写检讨悔过，并发誓要重新做人，永不翻案。毛主席重新启用了他，并委他以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权，一时受邓修的假象迷惑，跟邓小平一段，是可以谅解的。毛主席逝世后，当他一旦看清了邓小平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便不屑身居高位，断然同邓小平决裂，多次公开检讨错误，成为最早投入反邓批修的革命老前辈之一，这是非常可贵的，这恰恰证明邓力群同志是一位能够坚持真理，勇于自我批评，决心革命到底，敢于反潮流的真正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那些在文革中一度跟随毛主席革命路线，运动中政治风向一变就倒戈，堕落成为随运动多次反复搞政治投机的风派，有的最后成为可耻的投降派，从革命品质来说，与邓力群同志相比，简直是珍珠和污泥，天地之差。
　　干革命是不能有个人主义私心杂念的。一切从革命利益考虑，从大局考虑，就会减少认识上的失误，一时有了失误，也会及时纠正。邓力群同志的上述失误就属于这一种。有了个人主义私心杂念，就会看问题不全面不客观，犯了错误不回头，导致铸成更大错误，最后使自己革命节操人格丧尽，一败涂地，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那些贪腐分子，那些革命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头子，无不是由于个人主义私心杂念作怪酿成的。毛主席为什么那么强调要斗私批修，也就是要求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在参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就是这个道理。能不能勇于斗私自我革命，是考验一个人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邓力群同志在实践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中，为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作出了楷模。
　　我最近读到毛主席日写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特从中摘抄一段供同志们读一下：
　　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他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人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邓力群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指路的革命老前辈，这是革命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学习邓力群同志的高尚品格和坚贞革命情操。要很好学习邓力群同志不计个人私利，勇于自我批评，有错误就改的革命精神，学习邓力群同志为坚持真理敢于挺身而出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把当前的批修反资反帝锄奸肃腐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推向前进。
　　邓力群同志追悼会的主持人宋英同志告诉我，同志们特别是与会的年轻同志，很想让我在追悼会上谈一下1999年1月初，邓力群同志在他家接见我们河南四位同志的情况，下面我简要说一说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和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
　　在毛主席逝世四十一天的十月二十一日，我就被武装监护了。三年后解除武装监护回到家里，深感世道已大变。1980年2月受到省委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方基层劳动锻炼的处分。昔日的众多同事，除个别知己来家看望我，几乎无人再敢和我接触，我沉寂、压抑、苦闷、愤慨，怒不可拒，拍案作诗：“耆翁把酒问墨身，几许回天荡埃尘。愤愤热血无洒处，老躯空存一颗心。”“年逾花甲志未酬，妖霾又泛害五洲。夕阳再盼东方晓，狂澜力挽斩魔头。”忽然一天，1932年参加革命的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董万里同志(和我一同受武装监护审查的同案人，所谓河南的“四人帮“之一，日死在监护的囚牢里，至今死因疑团未解)的夫人李凌云同志领着一位陌生老同志到我家看望我。她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抗战时和董万里在太行山一起战斗的老战友梁心明同志。他解放初期任农业部教育司司长，后任吉林工业大学校长，现任郑州国棉三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他听说你和董万里是一案，特来看望你，给你带来几本《中流》《真理的追求》。这真使我感到出乎意外的喜悦兴奋感激。不多天，郑州一位知己又给我送来魏巍同志著的《话说毛泽东》，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后，才知道北京已有一些同志开始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起来战斗，使我在长夜里看到了东方的几线曙光，我感到祖国有希望了。兴奋至极，决心拿起笔写文章投入新的战斗。我经过多处收集资料，与知友交谈讨论，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对苏联解体原因完全歪曲历史的谬论，又选读一些马列毛有关著作，写出了我第一篇长达三万五千字的批修论文《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篇论文为好，也估不透向社会公布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恰逢梁心明同志认识魏巍同志，要去北京看望他的老战友李友九同志，便委托梁心明同志顺便将该文转给魏巍同志一阅，想先听听魏巍同志是什么看法。魏老接到该文，花一整天时间连读了两遍，立刻到梁心明同志住处说，这篇论文很重要，当前很需要这篇论文以解决许多人政治上的糊涂认识。并询问了我的真实姓名，是搞什么工作的，通讯地址。不多天，我接到魏老写给我的第一封信，要我对该文谈生产的部分可否再做某些修改。我采纳了魏老意见，立即将修改稿寄去。不多天，又收到魏老来信，说他将该文送邓力群同志阅后，邓力群同志很赞赏，提出想见见我。我当然十分兴奋地答应很快专程去北京看望邓老。郑州的几位新结识的反修战友闻知，想同我一起去见见邓老(他们也都已刚认识了魏老)。经我同魏老联系，邓力群同志同意，便形成了梁心明、朱久如、张纤夫和我四人去北京，由魏巍同志陪同，接受邓力群同志在家接见敞胸畅谈的快事。邓力群同志说：“今天是一次幸会，有机会和河南的几位同志见面，非常高兴。志同道合的同志到了一起吗!大家可以敞开胸襟畅谈。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国内的国际的都非常复杂，不是简单开一个会议，几句话能够讲清楚的。这样的时局，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因为我们比过来比过去，还是毛主席正确，毛泽东思想正确。当今无论是中国的问题，还是世界的问题，还都得靠毛泽东思想才能解决，其他谁也不行。因为毛主席离我们最近，毛主席的著作谈到的问题与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最密切。北京的一部分同志，最近就要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要特别认真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论述，学习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学习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和批注》这部书。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条理化，、通俗化，搞成通俗读物，让人们一看一听就明白，能够从思想上接受。建国后毛主席的论著，经几十年正反两方面检验，愈来愈证明它的正确性。我们要结合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用毛主席的理论著作指导今后的革命实践。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很快，如果我们不抓紧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可能应付不了即将到来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这是邓力群同志谈话的主要内容我简要概括这么多。邓力群同志最后说写出的文章，道理要讲好，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毛主席讲，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保存自己，怎么能消灭敌人。
　　接见我们四位同志的第二天，由邓力群、魏巍同志通知，组织在《当代思潮》编辑部会议室对我那篇论文开了一个讨论会。原来准备的规格比较高，邓力群同志通知了原中宣部长王忍之，原文化部长贺敬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木，原农业部长李友九等六七位部长级干部参加。据邓力群同志的郭秘书说，他刚把该文印好给这些同志发出去，估计大多数同志还未收到，个别人收到也未来得及阅读。只有魏巍同志早些天通知的一些同志约二十几人到会。邓力群同志说，河南的同志远道而来不容易，不要推迟日期了，就按原定时间开吧。估计会上也难完全统一认识，能统一多少就统一多少。讨论会开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中间《当代思潮》杂志招待大家一顿晚饭。结束时，魏巍同志做了总结。第二天，我们四人就回郑州了。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感受。认为，一是邓老魏老两位老同志，当时主要是想通过这篇论文，解决许多同志受西方和修正主义当局歪曲历史，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苏联经济发展没搞好，人民生活没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造成的糊涂认识，特别是让同志们认清中国修正主义当局为否定阶级斗争为纲，荒谬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对立起来，混淆二者是纲和目关系的阴谋，明确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是统率和被统率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一旦抛弃阶级斗争这个统帅，就必然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问题在十五年多之后的今天，绝大多数同志已经在认识上解决了，但在当时非毛反动舆论盛行，谈左色变，谈阶级斗争色变的空气下，许多人还是难以接受的。在讨论会上，连当时任《中流》副总编之一的马蓥伯同志，就公开亮明他接受不了。二是邓力群同志公开接见我们河南四位被人看作“极左”的同志在家中畅谈，特别是接见像我这样的在河南揭批查运动中被武装监护、全省大批大斗三年的几乎无人敢接触的“反党分子”，表明他同邓修集团已毫无顾忌地决裂，坚决站到左派队伍方面，支持左派队伍尽快发展壮大。三是也表明他对左派革命队伍的关心爱护，要和左派沟通思想，交流认识，引导左派注意斗争方法策略，避免犯错误，能够较为顺利地成长。总之我认为这是邓力群同志和魏巍同志表明他们要同革命左派共命运一起战斗的一个重要举动。这件事就谈到这里吧。我那篇论文当时国内无处发表，魏巍同志给发到在美国华人左派办的《中国与世界》网上了。
　　我在日写了一首慰问久病的邓力群老七言诗，抄在这里也作为对邓力群同志的悼念：
　　慰问久病的邓力群老：
　　文革受惑错跟邓，
　　改革识破白骨精。
　　不屑高位坚真理，
　　首书万言斥修正。
　　主研国史宣马列，
　　支持四刊促革命。
　　《毛读政经》书问世，
　　记录编辑立大功。
　　余初习论主矛盾，
　　北京接见坦襟胸。
　　聆听教诲论大局，
　　革命暂处低潮中。
　　当今中国与世界，
　　唯毛理论是真经。
　　读好用好毛理论，
　　革命无往而不胜。
　　珍言深深铭心记，
　　永举旗帜毛泽东。
　　劈荆再开长征路，
　　共产主义必成功。
　　惦念邓老久住院，
　　作此拙诗代慰行。
　　敬爱的邓力群同志，革命的同志永远不会忘记您。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邓力群同志永垂不朽!
　　邓力群同志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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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天主教教史》下册——第八章&现代化的负担：面对经济、社会当代思潮和和教派林立的基督徒
第八章 现代化的负担：面对经济、社会当代思潮和和教派林立的基督徒
54．教会面对的新挑战
公元一七八九年发生的法国大GE-MING对欧洲各国，甚至对整个世界的政治与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教会的生活又何尝不如此。
在法国大GE-MING之前，当时的天主教以为它已经把人在社会中的种种生活都定了位，每个人会按照他的生活环境和规范，循规蹈矩地过日子，不致于出现多大的差错。换句话说，教会已经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关系立下了活动的范围，只要大家遵循，社会自然稳定。也因此，教会认为自己，也被很多人视为稳定社会的力量。
那晓得法国大GE-MING一爆发，教会过去所以为的几乎全部幻灭，GE-MING运动给教会的打击非常重大，除了直接迫害教会，杀伤教会神职，没收教会产业之外，也间接地伤害教会，就是在教会之外另建一个与宗教无关的世界：人们开始发展工业和城市形态的社会，建立新的哲学思想，钻研自然和历史科学等等的。这一切都在教会之外进行，毫不顾及教会的观念，也不涉及教会的生活，俨然形成一个与教会信仰毫无关系的世界，甚至对与它相反的教会古老传统进行打击。
除了法国大GE-MING所带来的完全俗化的新世界把教会丢弃在一边之外，当时的教会还得无可避免地设法与同是信仰基督，却已经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其他教会团体和平共存，对这些教会团体天主教一向不愿正式承认它们。
曾有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教会内部负责人士筑了一道高大的墙来对付外在世界的威胁。但是与其筑墙对抗，倒不如正视现代社会的种种改变，因为到底基督信徒还是生活在这个不断在改变中的世界里，如果不正面解决这些问题，恐怕将来连教友们也变成外教人，再也无法宣讲福音。
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再度发生工人暴力GE-MING，致使法国主教和有名望的教友又选择了保守路线，支持拿破仑三世的专制独裁政权，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Socialism。后人常常引用一句据说是庇护十一世教宗的话说：「教会在十九世纪失去了工人阶级」。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在指责教会总跟统治阶级站在同一条线上。其实，许多历史研究并不以为如此，这些研究要求社会不要那么肯定地判断教会的态度和立场。
事实上，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与法国的并不相同。比方在德国，尤其是西部的莱茵邦，那里的天主教和工人阶级有着根深蒂固的良好关系；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天主教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所以，法国的情况有些特殊，那里的工人阶级似乎是在教会之外形成了。法国的主教经常是来自农村的乡绅家庭，他们对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工人的贫困处境并非视而无睹，或无动于衷。问题出自主教们没有能力分析造成劳工阶级贫困的因素，也不知道采取什么补救的办法。比方说，那些从乡村涌到工业城市谋生的人，都挤在城市郊区，他们一方面离乡背井，但在城市郊区也找不到适当的社区结构来接纳他们大批的涌到。所以，他们生活处境的恶劣可想而知。再说，城市里的本堂区原来只有本地固定的教友家庭，现在乡村的人大批涌入城市，每个圣堂挤满了彼此素不相识的各方人士，本堂神父过去和每位本堂教友都保持来往，互相了解，如今再也很难保持昔日的个人接触来往。过去本堂区的生活方式特征，在外地居民蜂拥而至以后，逐渐在变质。一八四九年巴黎教区一位代理主教便开始抱怨这种新情势。当时的本堂神父们只能在精神生活层面对教友有所贡献，他们呼吁雇主慷慨大方地对待工人，也呼吁工人作个有德行的人，不要酗酒，不要荒淫无耻，要遵守教会的规矩和天主的诫命等等的。
十九世纪初年Socialism逐渐形成之际，不论在思想或在社会经济改革工作上，都遵循着天主教的教导。不幸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和六月法国发生暴力GE-MING后，原来的Socialism开始渐渐地放弃教会的福音精神，不但不再表现宗教信仰的立场，甚至公开反对教会，宣称教会是政权和经济剥削者的同路人。当时法国Socialism理论家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便说：「私有财产是偷来的东西，天主乃是一种邪恶，必须用正义来代替宗教的观念。」
同一年，也就是一八四八年二月，正当巴黎人民再次发动GE-MING，占领市政府，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迫使国王路易．腓力普逊位出亡的时候，Marx和恩格斯把他们在一个月之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所草拟的"Communist
party宣言"（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MUNISTA）送到英国伦敦​​印行。十九年后的一八六七年，Marx又出版他有名的"资本论"（CIPITALE）的第一卷，目的在为Socialism的阶级斗争寻求和奠定科学理论基础。这个基础便是阶级斗争乃历​​史进步的动力，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Marx的思想很能吸引社会中长期被剥削的工人，他 ​​们把希望寄托在Communism的理论和Communist
party的行动。在一八六四年已有"国际劳工协会"的存在，这个协会以教会的对立者自居。为了这个理由，教会领导人士不能不反对否认天主存在的Socialism，否则，教会的基本信仰必将被这种无神论的思想所破坏。
为了对抗正在蔓延的Socialism，当时
​​的教会不断地向教友发呼吁，勉励他们坚守基督信仰，而且要求他们广泛地推动社会慈善事业，补救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弊端，使贫苦的劳动阶级人士仍能从教会所推行的爱德工作中看到人性的一点希望，而不致于投入阶级斗争的怀抱中。&
一八四八年对欧洲，尤其对法国的社会改革，是个关键性的一年。那年二月，凡是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包括共和党人，天主教保守派人士，以及失业的工人，大家行动一致，在巴黎发动GE-MING，罢黜王室，建立共和国。一时，全国兴高采烈，以为国家从此可以走上自由、民主、修和与繁荣的康庄大道。
那知两个月后所选出来的国会代表竟是一批保守派人士，他们对社会迫切的问题毫无所知，也缺乏改革的意志。当一大批一大批失业的工人涌向巴黎，希望在国家工厂里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而国家工厂又因为国会认为所需的经费太高，而不批准开业，于是失业工人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巴黎发动一次比二月更严重的暴力GE-MING。三天后GE-MING被政府军所镇压，死伤无数。
这场工人的暴力GE-MING再度推动政府走向比以前更保守的路线。就因为这个缘故，法国天主教里面一些比较开朗，支持自由、民主与改革的人士在一八四八年以后便不再受到社会多大的重视。
虽然这些前进改革派的力量不再主导社会思想与行动，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原有的问题再也没有人关心，而是说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已不再是自由派人士，反而是保守派的人。这些保守派人士以为导致社会贫穷悲哀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因为这种主义摧毁了旧时代社会中那种家族父权体系和同业公会制度的运作方式，而造成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主义作风，整个社会再也不存在彼此关怀的义务精神。
基于这种看法，法国天主教保守人士认为必须推行反GE-MING运动，回到过去，重建昔日的社会关系体制，让关心贫穷的社会贤达把最贫苦的人纳入同业公会的制度中。因着这种看法，一时有许多以守望相助为目的的民间社会组织相继诞生，其中有些甚至在工厂里面建立起来的，这些工厂的主人当然都是比较好的教友。
这种具有慈善互助性质的组织在一八七Ｏ年结合了巴黎五分之一的学徒工人，他们彼此形成一个大家庭，大家互相尊重，友爱，服务。不过，这些看来很富有人道和人情味的民间组织却引起倾向Socialism的工人的不满，这些人不喜欢那种仍带有家族父权至上色彩的劳工组织。而事实上，这种出于自愿，形式很简单，很民间私人性质的工人结社团体，是没有能力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当时法国天主教一位对社会工作非常活跃与关心的人阿尔芒．德默伦（ARMAND
MELUN），在一八七一年承认这种团体组织的失败说：「Socialism的想法之所以成功，不仅仅在于它们知道激动人的热情，更在于把自己当作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完整的系统介绍给人，它们回应社会问题的难处，而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提出任何类似的方案」。
从阿尔芒．德默伦这段话，我们似乎看到十九世纪中叶前后，法国天主教保守人士主张的家族父权管理方式和同业公会体制，并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德国好像得到比较客观与中肯的处理。
德国的工业发展在整个西方世界上来说，步调比较缓慢一些，但这种缓慢反而给天主教人士更充分的时间来思考和了解十九世纪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能凭私人或团体内部的彼此协助和爱德关怀来解决，而应该从根本下手，那就是重新建立社会经济制度，并要求国家在这方面大力投资。当时德国美因茨（MAINZ）教区的主教凯特勒（KETTELER,
）在建构这种新的社会思想上有相当的贡献。
事实上，凯特勒主教的思想很少染有自由主义的色彩，他倒是很怀念中古世纪欧洲社会的同业公会组织，不过他已经看到社会结构改革的必要，这在他于一八六四年所出版的"劳工问题与基督教义"这部巨著中有深入的探讨。他在书中指控「富有的人偷取天主分配给众人的东西」。
凯特勒主教既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也反对Socialism，他们希望的是一种同业公会组织的社会，但他也要求国家干预同业公会组织的规则，例如规定工作的时数，星期日必须停工休息，让工人分享生产的利润，帮助在外劳动的母亲等等的。
与凯特勒主教同时代的，德国还有一位著名的关怀劳工青年的神父，名叫科尔平（KOLPING,
）。科尔平神父出身鞋匠，对重建工人的结社组织非常热衷，他在德国全境创立了青年劳工团体，也希望劳工们在劳动场所之外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团体。科尔平神父的见解和作法对法国那些主张家族父权主义的保守天主教徒并发生不了影响。
德国天主教为解决十九世纪工业发展所衍生出来的问题而倡导的社会思想训导虽然比法国先进，但是法国天主教在这方面的努力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一八七一年二月法国人民选出一个以保守派为主的国会，这个国会企图复辟，结果巴黎市民在三月十八日再度发动GE-MING，并于二十八日建立历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COMUNE
PARIGI）。巴黎公社一成立，却没收教会的产业，拘捕巴黎总主教和神父们，他们都在政府军向巴黎公社发动攻击时，被公社杀死了。这次GE-MING行动的本身和所引起的政府军的反击都非常剧烈残忍，在这种可怕的血腥事件中，却也反映出当时一些天主教徒的慷慨行为，其中以阿尔贝．德曼（ALBERT
DE MUN）和勒内．德拉图尔．迪潘（RENEDE LA TOUR DU
PIN）最具代表性。他们两人在一八七一年创立天主教劳工社团，同时表明他们反对GE-MING，希望恢复君主体制的立场，不过也愿意促使社会各方面的人士建立来往的关系，让那些领导社会的人了解被领导的人的处境，进而为他们的生活着想。
这种天主教劳工社团形同今天的俱乐部，是大家消遣和聚谈的地方。可是实际上出现在这种场合的工人很少，倒是资产阶层的人士居多。虽然如此，总有助于资产阶层人士进一步了解社会问题，也让劳动阶层人士知道资产阶层人士为他们作了些什么具体的事。例如当时在兰斯（REIMS）一位工厂老板，名叫莱昂．阿梅尔（LEON
），他是一位好教友，他把基督信仰的基本原则在自己的工厂里面实践出来，他的作法虽然仍带有家族父权的作风，但总带有民主的色彩，他愿意工人参与工厂的经营。他曾说：「工人的益处是经由工人而来，并与工人同在，决不能反过头来反对工人」。试想，在兰斯那个地方，当时每位工人和家属从生到死都受到工厂的照顾，工人没有后顾之忧，他们的生活都获得改善。
莱昂．阿梅尔甚至组织工人朝圣团来罗马朝圣，他更和当时教宗良十三世就社会问题交换意见。
除了法国一些天主教徒对社会问题有这样的关怀之外，当时奥地利维也纳也有一位男爵名叫福格尔桑（VOGELSANG），他是德国美因茨主教凯特勒的学生，他在维也纳创立了一份杂志，作为奥国天主教徒关心社会问题的喉舌。福格尔桑男爵曾严厉批评自由资本主义，甚至被认为是信仰Socialism的基督信徒。他也要求国家介入社会劳动问题。
在瑞士也有一位名叫梅尔米约（MERMILLOD）的主教，他从一八八四年起，每年召集许多国家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徒在弗里堡（FRIBOURG）开会，讨论有关问题，这项集会活动便成了弗里堡天主教社会研究联盟（UNION
CATHOLIQUE D'ETUDES SOCIAL）。
此外，在十九世纪末年，在意大利有托尼奥洛（TONIOLO）教授大力推动探讨社会问题；在美国有吉本斯（GIBBONS）枢机主教在一八八七年维护劳工骑士（CAVALIER
LAVORO）的尊严和权益；在伦敦有曼宁（MANNING）枢机主教于一八八九年出面调解造船工人的罢工事件；在澳洲悉尼则有莫兰（MORAN）枢机主教邀请天主教徒加入工会。
以上天主教在世界各地有关社会劳动问题的研讨和采取的种种行动，都逐渐汇成一股趋势潮流，终于促成良十三世教宗在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颁布了举世闻名的、天主教有史以来第一道有关社会问题的通谕，"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
56．天主教社会思想的诞生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欧国家的工业发展成为一股社会生活的必然趋势，义无反顾。可是有谁能预料到工业发展所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呢？工业发展本身是一件好事，可以节省人力物力，使消费大众化。但是掌握工业生产的人如果只知道增加产量和消费，以谋求更多的利润，而没有想到产量和利润是用什么代价换取的话，则必然要引起劳动人士的反弹，因为他们只被资方视为生产工具，而工具的效用必须发挥它的极限，才能达到最高产量的状态。于是劳动工人被无情地剥削成了自由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可是劳动的是人，而不是无生命、无理性的机器工具，在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必定会爆发GE-MING式的危机。这种或轻或重的危机在十九世纪的法国、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出现过。
为了面对这种因产业结构不良而导致的种种危机，于是产生了各种理论和行动，如Communism，Socialism，天主教家族父权主义作风，天主教同业公会的再度出现，以及劳工结社团体组织等等的。
在这些社会理论行动中，最令当时教宗良十三世感到忧虑的是Socialism的快速扩散和无政府状态的经常出现。的确，在十九世纪末年，西欧多次出现流血暴力的工人罢工事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凶谋害行为。当时有心人士担心劳动界人士会不会全部倒向很具有吸引力的Socialism。天主教内部有识之士曾发起各种不同的活动，希望能减少劳资双方的冲突，甚至使劳资彼此形成一种类似家庭的关系，由资方怀着父亲似的关怀态度来照顾劳方的需要和工人家庭的困境。再不然，也有部分人士，包括教会主教神职在内，一方面谴责资方剥削工人，一方面要求国家必须介入社会问题，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不幸的是天主教关心社会问题人士的种种创举活动都遇到天主教内主张经济自由者的反对，这些主张经济自由的人一向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组织。此外，就连这些关心社会问题的人士之间，意见也不一致。为了这个原因，有些人希望罗马教宗出面干预，支持社会工作者的见解和思想，并指出大家共同的思想与行动原则。就在各方殷切请求之下，良十三世教宗终于在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颁布了一道取名为"新事"（RERUM
NOVARUM）的有关社会问题的通谕。这是天主教一千九百年历史中，第一道有系统讨论社会正义问题的重要文献，它被视为"劳工大宪章"。
从这道通谕的诞生经过，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先知先觉的思想，甚至对时代社会弊病的觉察是迟了一些。虽然如此，这道通谕对当时的天主教徒仍然有重大的影响。文献看出社会已经改变，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了劳动者不应该有的贫困。当时Socialism声势日益壮大，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宝自居，而"新事"通谕则揭穿Socialism的真相，指Socialism是错误的解决和补救之道，因为Socialism主张废除私有财产，但是天主教认为私有财产是天主愿意人拥有的。
"新事"通谕指出：真正解决和补救社会问题之道还是教会所教导的基督信仰原则。教会认为人生而不平等，这是自然律；但是所有的人都联合为一体仍是必要的，阶级斗争则不可取；没有劳动不能有资本，没有资本也不能有劳动；国家必须介入财物的分配、工作的时数、每周的休息、以及合适的薪金以供养合乎尊严的生活与教育这些重要的事务。
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到自由经济主义是受到新事通谕的谴责的，而工人组织则被视为有益、而且是必要的、不过，良十三世教宗倒是比较喜欢由雇主和工人联合组成的同业公会（CORPORAZIONE），但他并不排斥仅由工人单方面组成的工会（SINDACATI）。虽然如此，这道通谕并没有获得劳工和Socialism者热烈的反应。它的重要性比较侧重在教会内部，这就是说：身为教宗的人已不再沉缅于过去，已不再在历史中寻找避难所，他反而要求天主教徒重视他们生活其间的世界，并在现存的政治体制和工会结构中生活。
总之，良十三世教宗颁布的这道"新事"通谕使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人士如释重担，心情为之开朗，他们感到自己受到教宗的承认，并从通谕中获得一股新活力。
良十三世在一八九一年五月中旬所颁布的"新事"通谕和他在次年所颁布的，为邀请法国天主教徒接受"第三共和国"的在"挂虑中"（INTERSOLLICITUDINES
）通谕，在法国境内相互为用，发生不少影响，促成了许多新的社会工作活动。不过，家族父权思想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新通谕的出现而消失，因为这是数百年传留下来的经营观念，不可能因为一道文件的发布而消除殆尽。更有什者，法国北部天主教工厂雇主协会反对天主教徒工人组织工会，而且拒绝国家干预介入的原则，这些雇主继续按照自己的见解成立"工厂圣母互助会"，可是这样的互助会却成了Socialism者攻击的目标。
其实，在"新事"通谕颁布前几年，即一八八七年，法国已经出现零星的，由教友人士组成的工会，他们大多是机关公司行号的职员。这些零星的工会逐渐发展扩大，终于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基督信徒工会法国联合会"。
"新事"通谕颁布不久，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人士和教会领导人士之间便出现了某些困难，因为公会组织无疑是一股很大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和政治必然有很多的接触来往。在这种极为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在俗教友在当时难道可以我行我素，自己成立工会与政治打交道，而不顾教会当局的立场意见吗？这便是困难的所在。事实上，继良十三世教宗而来的庇护十世教宗以及当时的许多主教们都担心天主教徒在社会劳工问题上与非天主教徒合作后，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而且这种情形在德国尤其可能，因为那里信仰基督各宗派的人士组织了联合工会，因此，教宗和主教们希望能控制并指挥这种具有民主精神的社会运动组织。
对庇护十世教宗和主教们的心意，当时有不少人接纳了，但也有一些人​​反对，意大利有一位神父，名叫罗莫洛．穆里（ROMOLO
），他对天主教徒参与社会这种运动的事务很投入，但教会当局以为不妥，终于和教会​​分道扬镳，后来他又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投身政治，结果在一九Ｏ九年遭教会开除教籍。
总之，从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良十三世教宗颁布"新事"通谕后，在教内外各种正反两面的冲击与反省之下，天主教的社会训导思想终于逐渐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一九二九年圣座在法国神职人员和里尔（LILLE）教区利埃纳尔主教的支持之下，出面维护法国北部天主教友公会组织的合法性，与当地的工厂雇主站在相反的立场。一九三一年，庇护十一世教宗发表"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纪念"新事"通谕颁布四十周年。新通谕进一步充实并发挥旧通谕的内容和前景。那个时代正是Communism威胁日渐严重，而世界经济又陷入重大危机的时候，庇护十一世教宗在"四十年"通谕中再度谴责Socialism的不是，而且对社会问题的反省观点已经从社会企业层面走向更广泛的国家层面，他呼吁重整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整体的秩序。这位教宗在一九三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酝酿爆发之际，于三月十四日和十九日分别颁布的，针对Nazi主义的"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通谕和针对Communism的"神圣救主"通谕（DIVINI
REDEMPTORIS），都引用了已经成形的教会社会训导来反驳集权主义的危险。
当然，天主教这些社会训导思想并不是具体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而是一种比较侧重于理论的指导方针，它要求国际和各国以人的尊严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考量对象。
57．天主教传统面对现代思潮的挑战
十七、十八世纪现代科学在欧洲奠立基础，发展迅速。但是科学的进步似乎也同时令人感到多少世纪以来天主教会所坚信的某些启示的当信道理已被提出质疑。十九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康德（KANT）便主张；人类的理性无法认识天主，所以，"天主"的概念实在毫无意义，甚至对人有害。同时代的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看到科学的潜能，便认为宗教和中世纪的形上学的时代已经结束，寿终正寝了，人类终于抵达科学时代，也就是实证主义的时代了。那些推崇科学至上的人相信人类知识的进步将是毫无止境的，而宗教的退化则是已成定局。
十九世纪人类考古学的新发现，把人类的历史推回十几万年前的史前时代。那些被挖掘出土的人类化石让人想到人可能是进化而来的，这便是英国达尔文在一八五九年所出版的"物种起源"这本书所主张的理论。
根据进化论的见解，如果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那么圣经所记述的天主创造论和人类的原罪说应当怎么解释？而且圣经上的年代纪法又有什么凭据？
除了进化论，十九世纪在欧洲出版了许多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文物典籍，这些丰富的资料慢慢促成了宗教学的研究。学者专家们开始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记载解读其中未曾被后世的人窥探出的奥秘。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原始文字也被逐句地解读，就像其他任何宗教的古代典籍被仔细研究一样。这为当时的基督信徒来说是不可思议，甚至是大不敬的事，因为这些天主所启示的事情怎能怀着科学求真的态度，以怀疑为出发点来加以求证呢？！
当时德国"黑格尔"学派的一位神哲学家达维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
），曾在一八三五年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耶稣传"，指出耶稣是初期基督信徒团​​体用想像编造出来的人物。
与德国施特劳斯同时代，但稍为晚一些的法国作家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也在一八六三年出版了一本"耶稣传"，他纯粹从人性和历史的观点来描写耶稣的一生，在他笔下，耶稣只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而已。
德国还有一位比前面两位晚几年，专门研究新旧约圣经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尤利乌斯．韦尔豪森（JELIUS WELLHAUSEN,
），他根据自己的理论，认为旧约圣经前五卷，即所谓的"梅瑟五书"，并不是出自梅瑟的手，而是后人搜集史料、文献和法律条文，加以整理编写出来的。
按照这几位名噪一时的专家学者的理论，则教会始终所强调，并视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的"天主的启示"，到底作何解释？根据当时的评论，教会历史似乎充满了传说和神话，教会一向肯定的信仰经科学一试，好像都被揭穿了底细，成了一堆破产的笑话而已。
面对科学实证主义来势汹汹的考验，十九世纪的教会有什么反应呢？当时猝不及防的教会最初的反应只能忙于防卫，宣称凡是不接纳启示的科学都是魔鬼的杰作，这些不良的读物都必须严加禁读。罗马教宗庇护九世甚至在一八六四年颁布"何等关心"（QUANTA
CURA）通谕，并列出教会认为错误的九十条哲学、伦理和政治上的理论（SYLLABUS），加以严厉谴责。
一八六九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曾努力设法澄清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平行关系，而教会当局也希望它的立场得到国家有关当局的支持。事实上，埃内斯特．勒南在出版他那本"耶稣传"之后，他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所授的课就被停止了。
总之，在那思想混乱的时代，教会的论战家和护教学家都使尽全力，以可靠和比较笼统的论据来维护教会受到攻击的那些真理。
然而，维护并不是宣扬真理的最好途径，振兴宗教科学的研究，予宗教公平的评价，承认理性与信仰的分野及相互的关系，去芜存菁，这或许是正视宗教信仰与人生的关系的妥当途径。
十八世纪末年法国大GE-MING危机过后，德国的大学很快地便恢复先前的学术活动，天主教和誓反教之间的思想对比很有助于宗教学术的发展，当时的塞勒（SAILER,
），格雷斯（JOSEF GORRES, ），莫勒（JOHANN-ADAM MOHLER,
），多林格（IGNAZ VON DOLLINGER,
）等人都是教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的努力对欧洲天主教会和社会有相当的影响。他们的讲学和著作多少建立了宗教学的基础。
在英国，天主教面对的现代科学思潮的冲击似乎没有法国和德国那么强烈，所以教会的反应也相对地比较缓和，当时的纽曼枢机主教（JOHN
HENRY NEWMAN,
）在一八四五年从圣公会牧师归依天主教那一天，出版了一本名叫"基督信仰教义发展评述"的书，书中说明天主教教义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法国，由于大GE-MING的汹涌，当时的教会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鼓励圣召，培养神职人员，确定本堂区的权责，以及政治局势的争论上，所以教友知识份子和神职人员大都把教会知识的研究工作束诸高阁。不过在教会知识文化普遍低潮中，却出了有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米涅神父（JACQUES-PAUL
MIGNE,）。米涅神父倾力推动出版上千册的基督文化思想古典作品，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两百二十二巨册的拉丁教父著作和一百六十一册希腊教父著作。这些出版物形成了所谓的"神职百科书库"（BIBLIOTHEQUE
UNIBERVELLE DU CLERGE）。
然而，对法国天主教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教会获得在高等学校教授学业的自由。那个时候还有一位迪谢纳神父（LOUIS
），他是个历史学家，他自一九Ｏ七年起，先后写了四本一套的古代教会史。迪谢纳神父治学的态度很严谨，他把一些属于传说的资料完全删去，比方说，曾有人以为法国天主教会是由宗徒们直接创立的，类似的说法都不出现在迪谢纳神父笔下。另有一位道明会士拉格朗热神父（LAGRANGE），他在一八九Ｏ年创立了耶路撒冷圣经学院（L'ECOLE
BIBLIQUE DE JERUSALEM）。最后，法国还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莫里斯．布隆代尔（MAURICE BLONDEL,
），他是国立大学的教授，他在一八九三年出版的"行动"（L'
ACTION）这本著作中强调：若要使同时代的人接受教会的观念，就必须从普遍都能接受的"人"的定义著手。布隆代尔认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意志，从这些无限的意志会产生许许多多新的行动，目的在设法满足意志的期待。然而，人的行动的结果始终无法完全满足意志所希望的目标。于是人发现他所理想的那个事实始终超越他的能力所及。换句话说，人的思想和意志远超过实证主义的经验世界，所以，经验世界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可见，人的思想和意志告诉人：在实证经验界之外，还有别的非属于物质世界的事物存在。
以上所举出来的这些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学者和思想家，是在十九世纪天主教遭到哲学和科学的严重挑战后，力图为天主教信仰挽回狂澜所作的努力。他们的作为都从学术文化方面着手，所以一方面必须防止来自天主教保守派人士的偏激看法，另一方面也必须留意无宗教信仰者的攻击。他们的观点并非完美，但是他们的处境也实在不容易。
58．现代主义者的危机
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天主教内部产生一种所谓的"现代主义"（MODERNISMO）思想和运动。这种思想运动的确实内容是什么，见仁见智，全看使用"现代主义"这个名词的人心中作何解释和有什么目的。一般而论，天主教内部的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改革运动，目的在调和教会的信仰教义和现代的思想。这种改革运动使用的主要方法便是对圣经的文字内容进行语文批判分析（l'ANALISI
CRETICO-FILOLOGICA DELLA
BIBBIA），并用唯心论（IDEALISMO）、非理性主义（IRRAZIONALISMO）、新康德主义（NEOKANTISMO）这些现代哲学思想，以及莫里斯．布隆代尔（MAURICE
BLONDEL）所倡导的内在论哲学思考方法来研读神学。
不过，一位名叫普拉（POULAT）的历史学家用两句话形容现代主义说：所有正面与反面的努力，企图使新近获得的知识与信仰的始终要求彼此协调起来。
新的知识与旧的信仰​​竟然需要协调，可见其中必有蹊跷。原来，在现代科学发达后，天主教内便发生对立的两派，保守的一派坚持拒绝采用任何现代科学的立场与主张来表达教会的信仰，而进步派人士则企图使用现代科学知识来为天主教传统的信仰教义服务，在不危害信仰一贯所要求的原则之下，来解释教义。这些进步派的人士便是现代主义者（MODERNISTA）。
然而，现代主义者的心态并不完全在为教会服务，并不以信仰为他们研究工作的主要中心和目标，他们心中想的是现代科学要迫使教会修改它过去所接受的理念；在他们心中科学占第一位，而基督信仰教义必须适应科学的需要和要求。这些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所提出来的看法是教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教会如果想存在下去，非得从内在根本改变不可。否则，面对科学，天主教的信仰是无法活下去的。这些现代主义者已变成十足的理性主义者。这些理性主义者认为科学至上，他们希望用科学来解释宗教，来解决宗教问题。然而，事实上并不如他们想像的那样。于是现代主义者便陷入危机。
其实，真正陷入这种危机的人并不多，主要的多是一些关心理智问题的神父和部分在俗教友。事情之所以有点甚嚣尘上，理由在于主张现代主义的是教会内部的人士，这自然会产生不小震撼。
话说回来，现代主义的范围并不只限于如何用科学和现代哲学思想来解释和解决教会传统的教义这些企图而已，它也包括一些政治和社会性的活动，比如法国天主教政界人士马克．桑尼耶（MARC
SANGHIER,）在一八九四年创立的，具有民主意识的社会政治运动组织"西永"（SI​​LLON），以及意大利罗莫洛．穆里（ROMOLO
）神父的醉心于社会政治运动，他甚至不惜与教会当局决裂，投身政治。还有法国的遣使会会士费尔南．波塔尔（FERNAND
PORTAL）神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所推动的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希望天主教徒与英国圣公会教徒有朝一日彼此合一的努力，也属于现代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
不过，现代主义最大的危机仍在于圣经的研究和教义的解释这两方面：
关于圣经的研究，现代主义鼻祖、法国圣经学家阿尔弗雷德．卢瓦西（ALFRED LOISY,
）和德国的圣经注解专家们一致采用历史批判的方式在巴黎天主教大学教授圣经课程，并撰写"圣经的训导"（L'EINSEGNEMENT
BIBLIQUE）这本书。他也认为旧约圣经的"梅瑟五书"并不出于梅瑟的手笔，而且"创世纪"前十一章并不属于历史类型。因着这种主张，阿尔弗雷德．卢瓦西教授于一八九三年被要求放弃他在巴黎天主教大学的教职。
卢瓦西的教职虽然被迫停止，但是他的思想很快便超越圣经的范围，而进入宗教和当代人的观念的关系领域。他在一九Ｏ二年出版了一本名叫"福音和教会"（L'
EVANGELIE E​​T​​
EGLISE）的小书，书中指出：「耶稣的福音所包含的一切都进入了基督信仰的传统中。但是今天基督信仰教义中所蕴含的真正属于福音精神的那一部分，并非历来一成不变的，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一切都改变了。然而，尽管外在的事物不断在改变，那些因基督所赋予的推动力而进行的一切，仍然以基督的精神为本，有同样的理想，同样的希望」。
卢瓦西这本"福音与教会"的书一时引起很大的喧哗，当时巴黎总主教里夏尔（RICHARD）枢机下令禁止阅读这本书。卢瓦西不甘愿，又写了另一本回辩。
卢瓦西在他的著 ​​作中设法把自己的宗教思想作个初步的综合。与他同时代的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
）曾把基督信仰缩减为一个天主圣父和普世博爱的宗教而已，对这种见解卢瓦西用他所写的"福音与教会"这本书来回答，他以为「耶稣是来宣讲他的天国的，于是产生了教会」。卢瓦西强调天国本应该立刻实现的，教会便是天国的继承者，可是教会却把天国的内涵改变了，为使天国的实现过程延续很多世纪。卢瓦西因此解释教会的历史演变，以及教会的信理教义是如何地逐渐形成。他相信天主教是由福音和基督而来的，但他的论点使人觉得他把历史中的基督和信仰中的基督分为两件事来谈，也把教会的信理教义的演变当作纯为应付人类知识的要求而发生的。
阿尔弗雷德．卢瓦西的见解和教会传统的信仰是有一段距离的，他有五本书在一九Ｏ三年十二月被列入禁书。他最后还是接受了教会的立场，只不过表示他的研究工作成果不能因此被完全抹杀。
以上是现代主义在圣经研究上所遇到的危机，现在我们再来谈一下现代主义在解释教义这方面的危机。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法国"基督哲学历史"杂志（LES ANNALES DE PHILOSOPHIE
CHRETIENNE）上发表文章的神学家们，对那个时代使用的言语特别关心，因为当时表达思想的用语已经不再是十三世纪圣多瑪斯所使用的言语。当时有一位数学家爱德华．勒鲁瓦（EDOUARD
LE ROY）在一九Ｏ五年写了一篇"教义是什么？"（QU' EST CE QU' UN
DOGME？）的文章登在这份杂志上，结果引起很大的共鸣。勒鲁瓦说：传统解说教义的方式对习惯于当代科学与哲学思维的人已不再发生作用。因此，必须区分教义表达的方式和时代的实际状况，因为时代的处境先于教义表达的方式而存在，在理智形成教义表达的方式或格式之前，教义早已先行存在，而且已经具有精神道德和实际生活的意义。
除了法国爱德华．勒鲁瓦这位数学家之外，在英国也有一位著名的现代主义者，名叫乔治．蒂勒尔（GEIRGE TYRREKK,
）。他原是加尔文教派信徒，后来改信英国圣公会，一八七九年又归依罗马天主教，并加入耶稣会，晋升了神父。蒂勒尔神父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他想效法当时极负盛名的英国纽曼枢机主教，于是努力设法编撰使教会超性的信仰道理与当代哲学思想并行不悖的教义。他相信教会必定要以新的格式来表达教义，因为天主是借着启示使人和他发生一种神秘的接触，但在启示发生之初天主并没有用任何具体的格式把真理通传给人。然而，天主和人的这种接触必须表达出来才行。如何表达呢？就是用当代文化使用的名词来描述这种先知性的对天主的认识。这样的描述必须由神学根据每个时代的文化来加以解释说明。因此，所谓的信理教义乃是宗教经验所创造出来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具有伦理道德价值，对人类的进步有益。神学可以过时，可以是死亡的，但必须从神学中分辨出活的信仰，好使天主教会的信仰继续演进下去。
乔治．蒂勒尔神父的思想使他在一九Ｏ七年被逐出耶稣会，并被停止他的神职。
以上所谈的现代主义在圣经研究和教义解释这两方面所造成的危机，曾在欧洲神学界和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思想文字论战。有些走现代主义路线的神父、修会会士和教友最后还是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但另有一些坚持自己的看法，于是都主动或被动地脱离神职或修会。
在这时期，有很多人也出面维护教会的真理，凡是有现代主义嫌疑者，他们都予以揭发，并加以谴责，只不过这些谴责有时候言过其实，不合乎客观公正的原则。
59．教会对现代主义的谴责与修和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天主教会内部某些高级知识份子倡导现代主义（MODERNISMO），他们当中不乏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这个文化思想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使圣经和教会的训导与新的科学知识调和，甚至在使教会的信仰随从科学的理论。倡导这个主义的人士以为：教会若想继续生存下去，惟有迁就科学，随从科学一途。
面对这种主张教会当然有很多话要说，要澄清，要辩护。教会的话和所采取的立场有它的道理，但也有过火的地方。这也难怪，因为那个时代正是教会处境非常艰困的时代，教会为了确保自己的传统信仰，可能无暇让时间来解决一切，于是对那些危及教会古老尊严和生存的主义学说采取了快刀斩乱草的行动。有许多标新立异或思想比较前进的书都被列入禁书之列（INDICE），也有很多杂志被勒令停刊，有些思想可疑的神父也不准再教书。其实这些神父中有很多并不是现代主义者，顶多只能算是前进派人士，例如在一八九Ｏ年创立"耶路撒冷圣经学院"的道明会士拉格朗热神父（LAGRANGE），一九Ｏ三年出版"宗教哲学评论"（SAGGI
DI FILOSOFIA RELIGIOSA）的吕西安．拉贝托尼埃神父（LUCIEN LABERTHONNIERE,
），以及推动天主教徒与圣公会信徒合一的法国遣使会会士费尔南．波塔尔神父（FERNAND
PORTAL）等人，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现代主义者，而是思想新颖，作风前进而已。当然，当教会四面受敌，遇埋伏的危险时候，如果有前进派人士推波助澜，自然被认为不识时务的人。
面对自由主义的蔓延，罗马教宗庇护十世在一九Ｏ七年七月三日先发布一道名叫"可悲的"谕令（DECRETI
LAMENTABILI），其中列出六十五条被谕令谴责的命题思想，这些命题思想有五分之四都是从阿尔弗德．鲁瓦西（ALFRED
LIOSY）的著作中发现出来的，不过在谕令中：并没有指名指姓谴责他。教宗在谕令中指明那些言论的错误在于对圣经和信德奥迹的歪曲解释，比方说谕令所举出的第二十条错误认为：天主的启示不是别的，而是人对他与天主的关系的体认；第三十六条错误说：救主耶稣的复活并不是真正属于历史性事件，而是纯粹属于超性界的事实。这种超性的事实并没有显示出来，也不可能显示出来，而是基督信徒从其他事物中逐渐推论出来的结果；第四十条错误则是以为：圣事的产生来自宗徒和他们的继承人在种种时代环境和事件的启发和推动之下，对基督的思想和意愿所作的解释；谕令第五十二条所列的错误是：基督并没有意思在世界上建立一个长久持续下去的教会团体。相反地​​，在基督的思想中，天国和世界末日都很快就要来到；第六十五条错误则指出：今天的天主教会无法与真正的科学修和，除非教会变成为一个非教义性质的基督信仰，就像誓反教那样地自由与开放。
庇护十世教宗发布"可悲的"谕令两个多月后，又在一九Ｏ七年九月八日颁布"牧者"（PASENDI）通谕。这道通谕把现代主义者描绘成集众家思想言论和身份于一身的想像中的人物。通谕中有一段这么说：「现代主​​义者掺集许多角色人物于一身，诸如哲学家，信徒，神学家，历史学家，评论家，护教学家、改革家等等的。谁若想要深入认识他们的方法体系，知道他们的原则和他们的思想主张的后果，就得分辨这些角色，这是很重要的事。那些对这整个方法体系一见钟情的人，怎能惊讶我们把这样的体系称之为各种异端学说的会合呢？事实上，现代主义者不但破坏天主教，而且就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也破坏任何宗教」。
庇护十世教宗在两个多月之内连续颁布的这两道谴责现代主义的文件，把所有现代主义者塑造成唯一的人物形象，其实那些现代主义者没有一个具有那么多的身份或角色，而且他们之间也不尽相同，彼此也没有太多的来往关系。这位教宗又指出导致这些"异端学说大会合"的原因是无知，骄傲，现代哲学思想等等。于是，他指示教会应该怎样对付这种多面貌的异端。
庇护十世教宗邀请修院修生重新研读圣多瑪斯的哲学；每个教区都必须设立监督委员会，审察出版物的内容和神父们讲道教书的思想倾向，并且要经常向罗马写报告。那些被视为有问题的神父，只能担任一些微不足道的职务。修生修士们除非获得准许，不可以到国立大学就读，因为这些公立大学所教授的哲学和历史都充满危险性。一九Ｏ九年，终于在罗马创立了圣经学院，为传授合乎天主教立场的圣经知识。次年又规定：凡是领受神品圣事中的大品，也就是过去所说的五品、六品乃至七品晋升神父的人，以及接受学位和担任某些职务的人，都必​​须宣誓反对现代主义。
当时拒绝宣誓的神职人员并不多，约有四十人左右，另有一些人只是为了不招惹麻烦，而不再大鸣大放。现代主义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卢瓦西没有接受教宗的谴责，于一九Ｏ八年被开除教籍后，继续在法兰西学院教授历史和圣经注解的课程。
庇护十世教宗颁布那两道谴责现代主义的文件后，有关神学方面的争端表面上似乎平静下来了。事实上，卷入争端的只有一些神职人员而已，一般教友对那些问题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虽然如此，教会信仰和现代化之间的纠葛问题仍然存在，即使在今天那些问题还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教宗颁布谴责令那一阵子，教会整个气氛很沉重，不少思想开放而且忠于教会的人士噤若寒蝉，不敢也不能再发表意见。就因为这样，那些强硬派人士的立场逐渐巩固起来，慢慢形成所谓的"整体主义"势力（INTEGRISMO），其中不乏在世界各地追踪现代主义者的言行，并向罗马告密的人。当时罗马一位名叫贝尼尼（BENIGNI）的蒙席就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告密组织（SODALITIUM
PIANUM），但是本笃十五世教宗对这种行径也不欣赏。
随着时日的转移，现代主义的潮流也渐渐缓和下来；当初，由于科学进步受到过分的信赖，所以现代主义者也不可一世。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尤其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万能的口号已不再叫得那么响亮，因为人们发现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的所有问题，也不能用科学来建立伦理道德观。
物极必反，水流到尽头总要折回，于是开始有回复唯精神是从（SPIRITUARISMO）的趋势。当时有许多作家，如法国的海斯曼斯（JORIS-KARLHUYSMANS,
），他归依天主教后，成了神秘主义者；还有佩吉（CHARLES PEGUY,
），是个诗人，在天主教传统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莱昂．布鲁瓦（LEON BLOY,
），也是天主教的一位神秘小说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天主教作家们更独领风骚，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莫里亚克（FRANCQIS MAURIAC, ），贝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 ），马赛尔（GABRIEL-HONORE MARCEL,
）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于科学家如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物理学家爱德华．布朗利（EDOUARD BRANLY,
），和法国地质矿物学家皮埃尔．泰尔米耶（PIERRE TERMIER,
），他们都证明科学与信仰没有冲突。
虽然现代主义在喧哗一时后渐渐平静下来，文学和科学界也重新为信仰与现代科学定了位，但是庇护十世教宗所颁布的谴责现代主义的两道文件却使教会在圣经注解研究方面几乎留下了空白，许多饱学之士为了谨慎，转而闭门潜心作学问和研究考古学。这个现象直到一九四三年庇护十二世教宗颁布"天主的感召"（DIVINO
SPIRITU）通谕后，才得以纾解，而圣经学家们也重新获得教会最高当局的鼓励，用最新的方法研究圣经的注释。
至于历史学和教义神学方面的研究气氛也缓和了下来，学者专家们再也没有义务肯定教会当信的道理与历史没关系。神学家如道明会士舍尼（MARIE-DOMINIQUE
CHENU, ），里昂神学教授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
），神学家伊夫．孔加尔（YVES CONGAR,
）等人都提出一种以教父和教会历史为根基的神学。关于教会学，过去都是从法律的角度或是从教会与世俗社会的争端冲突事件中去研究的，如今则侧重在教会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关系上。在这件事上，比利时神学家耶稣会士埃米尔．默施（EMILE
MERSCH, ）所著的"奥体的神学"（THEOLOGIE DU CORPS
MYSTIQUE），以及亨利．德吕巴克神父所著的"天主教"（CATHOLICISME）这两部作品便是有力的证明。法国天主教当代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AUES
MARITAIN, ）在他所写的"完整的人文主义"（UMANESIMO
INTEGRALE）这本书中肯定现世的事物和精神的事物是有区别的。
从上面所提出来的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以及科学家的思想见解，我们看到教会和知识文化界在现代主义缓和下来之后，彼此又慢慢地走向修和。教友们再没有必要放弃建设一个以福音价值为理想的世界，但教会也没有必须作现世事物的监护人。
60．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正教与誓反教
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纷纷向外移民，同是信仰基督的不同教派的信徒到了新地方以后，往往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为了奉行自己的信仰，甚至为了传播福音，彼此产生竞争，乃至磨擦。这种现象一方面使当地居民感到困惑，他们深深惊讶同是信仰基督，并宣讲基督的人，为什么互相竞争、排斥和中伤？另一方面，这些不同教派的基督信徒到了新地方以后，本已成了少数族群，再加以互不和睦，更形孤立，实在难以向不认识基督的人宣讲爱的福音，使他们相信基督是人类的救主。
欧洲东部和巴尔干半岛地区自十一世纪中叶以后，几乎全都成了与罗马天主教分裂的东正教的世界。十四世纪下半叶，土耳其奥托曼帝国从小亚细亚的安那托列亚半岛越海，侵入巴尔干半岛，伊斯兰教随之进入东南欧东正教的世界。从此，奥托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在它治下的东正教不但谈不上发展而且仅能苟且残存而已。公元一五二九年土耳其人围困维也纳城失败，北上的企图受挫。公元一五七一年，奥托曼土耳其海军在地中海东部勒班陀（LEPANTO）附近与西班牙、威尼斯、教宗国和意大利各城邦的联军决战失利，从此，土耳其人西进的野心也幻灭。
虽然如此，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托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仍然非常稳固。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个帝国才急速走下坡。二十世纪初年，继意大利之后，巴尔干半岛上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纷纷战胜土耳其人而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托曼帝国与奥匈帝国结盟，大战失败，帝国从此瓦解。
巴尔干半岛各地脱离土耳其人的统治之后，本地东正教徒纷纷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东正教团体，各拥有自己的宗主教担任宗教最高领袖。一时，在东南欧地区竟产生十五个各自独立自主的，几乎以国家为单位的东正教会。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教会并非没有它的缺点和问题，因为它和本国政府不能不产生许多关连，也因此，教会和信徒的自由多多少少都受到牵制。
除了这十五个自治的东正教团体外，当时在东欧广大地区还有其他既不属于西方天主教，也不属于东正教的基督信仰教会团体，例如亚美尼亚教会，伊拉克"加尔迪亚"（CALDEI）
教会，以及在第五世纪被厄弗所大公会议宣判为异端的"聂斯托里"教（NESTORIANESIMO），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景教"。
在信仰基督的东方世界中，信友最多，辖区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教会团体莫非是俄罗斯东正教。这个教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年渡过它最后残存的时期。在最后几位沙皇中，俄罗斯东正教受到政权很大的限制，在体制上几乎无法有所发展和改进。但是政治压力无法控制人的内心；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神哲学家弗拉迪米尔．索洛维约夫（WLADIMIR
）就曾努力设法使俄国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来往接近。撰写"战争与和平"等重要不朽的杰出作家托尔斯泰（LEV
NIKOLAEVI? TOLSTOJ,
）也提倡非暴力的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信仰。他这种思想使他被俄国东正教当局开除教籍。
沙皇统治下的东正教一般都必须以皇帝马首是瞻，不能任意有所作为。直到一九一七年俄罗斯东正教才得以选出吉洪（TIKHON）担任新的宗主教，恢复中断多时的东正教体制。岂知吉洪宗主教所领导的俄罗斯东正教还没来得及重整，便又进入另一个由"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动的长期迫害阶段。一九一五年土耳其大举屠杀亚美尼亚人，使亚美尼亚人避难到海外各地。
总之，十九、二十世纪东欧世界的基督信徒因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大量移​​民到西欧各国，甚至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地。他们虽然都是基督信徒，却有自己的传统的礼节和归属，所以大家都成了少数族群，生活相当孤立。
信仰基督的教会中，除了东方的教会团体外，还有相当的一部分是誓反教团体。誓反教的特点是它有许多不同名称的宗派，而且间断性地发生醒悟振兴的现象。一八六五年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威廉．布思（WILLIAM
BOOTH, ）在伦敦创立"救世军"（L'ESERCITO DELLA
SALVEZZA），希望重整卫理公会创始人韦斯利（J.
WESLEY）创立教派的原始精神。救世军的成员很同情劳动人士的生活状况，因此，都以最简便、最普通、最经济的方式传播福音。他们在马路街头、在广场，或搭帐蓬，或在戏院等公开场所宣讲福音，分发生活用品，劝人弃恶行善，戒绝不良嗜好。
一八七六年美国卫理公会内部又发生另一个醒悟振兴的运动；参加运动的人都渴望获得圣神的降福，以便在种族歧视蔓延的世代中为基督作证。这个运动于公元一九Ｏ一年在美国坎萨斯州以"五旬节教会"（PENTECOSTISMO）的姿态出现，而且很快便传到世界各地。
"五旬节教会"的特征是信徒所领受的圣神的洗礼，能在信徒的团体聚会中重新产生昔日五旬节圣神降临时所发生的奇迹，例如说预言，治病，说不同的语言，或者神魂超拔等等奇特的现象。这个五旬节教会可以说是贫穷人士的教会，任何人都受欢迎，并能在里面表达自己内心所感受的一切。
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年，欧洲誓反教的神学似乎被溶解在现代哲学思潮和科学理论中。不少有识之士便从事深入更新誓反教神学思想的工作。瑞士神学家卡尔．巴尔特（KARL
）与誓反教自由派的神学思潮决裂，重新发现并肯定天主的超越性，他强调天主在生活的圣言，即耶稣基督身上，把自己启示给人类。他认为神学是对天主圣言的信仰保障。卡尔．巴尔特在他的重要著作"致罗马人书释义"（COMMENTARIO
ALLA LETTERA AI ROMANI,
1919）中，一方面表现出他重新找到人类为中心的错误；他强调：必须聆听和顺从天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卡尔．巴尔特从事反对德国Nazi主义的活动，同时开始撰写他那部二十册的信理神学大作，费时三十七年，在去世前完成。在这部著作中，他重新评估了天主圣言和信理的绝对价值，并再度恢复誓反教的严肃性。他的成就令天主教徒刮目。
本世纪中叶，德国誓反教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AMANN,
）提倡用历史形式的方法来研究新约福音的形成。换句话说，他尽量排除福音记载中属于被认为是稀奇古怪的神话成份，只保留有稽可考及合乎人性常理的部分，然后以历史方法来研读和注解圣经。
与鲁道夫．布尔特曼同一时期的，还有一位著名的誓反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
），他因为反抗Nazi主义而被迫流亡美国。他研究神学的方式途径是从当代人的生活处境与问题为出发点，以便达到天主那里。他设法在神学与文化之间建立关系，他以为每种文化的本质就是宗教，而文化是宗教的必然表现。
以上所谈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天主教以外信仰基督的各教会团体在世界主要地区的简要概况。
61．非天主教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的诞生
十九世纪末，欧洲居民大量向外移，他们都是信仰基督，但属于不同教派团体的信徒，其中大致分为誓反教徒，东正教徒，以及天主教徒。誓反教徒里面分的宗派更是不胜枚举。他们一到世界各地之后，顿成了少数族群，而且各教派宗派又积极展开传教工作，为自己的信仰团体争取更多的信众。无形中，这些同是信仰基督的人竟在异地非基督信徒面前竞争起来，令人觉得惊讶，给人立下坏榜样，叫向往基督福音的人无所是从。不少有心的基督信徒看到这种状况，内心非常痛苦，渴望同是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彻底反省，彼此修和，真正归依基督，大家同属一牧一栈。于是，一股推动和促进基督信徒合一的力量便逐渐形成。
十九世纪中叶，一些属于同一个教派的誓反教徒曾经努力，设法维持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教内弟兄姐妹的合一，于是，在一八四六年成立了"全球福音联盟"&
（ALLEANZA EVANGELICA
UNIVERSALE），这个联盟把誓反教各宗派都联合起来，不分彼此。一八六七年全球圣公会在英国兰贝斯（LAMBETH）召开代表大会，同时决定每十年举行一次类似的会议。此后不久，誓反教改革教派也成立"改革教派全球联盟"
（ALLEANZA MONIALE DELLE CHIESE RIFORMATE）；浸信会也成立"全球浸信会联盟"（ALLEANZA
BATTISTA MONDIALE）；路德派的也组成"世界路德派联合会"（FEDERAZIONE LUTERANA
MONDIALE）；全球誓反教男女青年也各组成"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和"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
以上这些誓反教各派别单独和与别的教派组成的世界性组织，多少都反映出信徒合为一体的渴望和需要。
一九一Ｏ年全世界誓反教各传教社团组织的代表在英国爱丁堡集会，一千两百位与会代表中，有一些来自亚洲和非洲。这些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代表在会中沉痛地指出：他们看到基督徒传教士彼此分裂，各为自己所属的教派或社团工作，这令他们不齿。一位来自远东地区的代表向大会说：「你们派遣传教士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对这点我们深深感谢你们。可是你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你们的区分：某些人向我们宣讲卫理公会，某些人则宣讲路德派，另有些人又宣讲公理会或圣公会。然而我们只要求你们宣讲福音，并让基督自己在我们的同胞中，借着圣神的行动，激发出合乎他的要求，也合乎我们的民族特性的教会，那将是基督在中国，在印度的教会，这个教会已经摆脱你们向我们宣讲福音时，所乐意套上的种种教派思想特性。」
这位来自远东地区的誓反教代表的这席话，无疑地很感人。于是，爱丁堡会议在闭幕报告中强调：「在任何非基督信仰的国家，都必须设法建立一个不分裂的教会……将来会有机会让本地教会自己、在不受到西方传教士的看法和意愿的影响之下，解决合一的问题。」
在这次爱丁堡会议中，与会的各教派代表虽然还不能一起举行共融的礼仪，必竟一种大公合一性质的运动已经诞生了。与会代表们更决定定期召开会议，而且这次会议的小组委员会也成了日后的"传教国际委员会"（CONSIGLIO
INTERNAZIONALE DELLE MISSIONI）。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乌普萨拉路德派教会的总主教纳坦．瑟德布卢姆（NATHAN
S?DERBLOM, ）曾为世界和平向基督信徒发出呼吁。他在战争结束后倡立了一个名叫"生活与行动"（LIFE AND
WORK）的运动组织，鼓励人度实际的基督信仰生活。
一九二五年来自二十七个国家的六百位这个运动的代表们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其中有德国人，也有他们在战争中的敌人，有誓反教各派的代表，也有东正教人士，他们一同研讨教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正义的问题。
十二年后，一九三七年，"生活与行动"组织又在英国牛津召开第二次会议，属于四十四个国家的一百二十四个教会都派代表出席。这次牛津会议肯定在极权统治时代中仍应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
方才我们提到一九一Ｏ年全球誓反教的传教社团组织曾在爱丁堡举行过一次会议，而且获得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那次会议之后产生了一个名叫"信仰与秩序"（FAITH
ORDER）的运动，其中以圣公会人士为主导。这个运动于一九二七年在瑞士洛桑（LOSANNA）举行了第一次重要的聚会，有来自一百零八个国家的四百位代表参加，东正教代表团的阵容也相当重要。聚会中代表们谈了许多有关教义的问题。虽然与会代表中有一些人迫不及待，希望基督信徒尽早合一。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应该留下充分的时间来寻找真理，不要只为了追求合一而不顾一切。
瑞士洛桑聚会十年后，一九三七年又召开了第二次爱丁堡会议，距第一次有二十七年之久，与会的各教派代表比过去的还多。这次会议要求各教派的信徒努力彼此谅解，而且会议本身也承认上主已经把合一赐给整个教会了。当时英国圣公会约克城的总主教威廉．坦普尔（WILLIAM
）讲了一段很有先知性的话说：「要是我们之间未曾拥有合一的话，我们就无法寻求合一。那些在他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的人，不会感受到分离的痛苦。」
威廉．坦普尔这位约克城的总主教后来升任为英国坎特布里城（CANTERBURY）的总主教，成为全球圣公会的领袖。
方才我们提到的两个运动组织，即"生活与行动"和"信仰与秩序"，有很多誓反教徒加入。慢慢地，在他们之间便产生了组成一个共同的组织的心愿。一九三八年誓反教代表们在荷兰乌特勒支（UTRECHT）开会，决定合并"生活与行动"和"信仰与秩序"这两大运动组织。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便爆发，这个理想也只能等到一九四八年才实现，"基督教会大公委员会"（CONSIGLIO
ECUMENICO DELLE CHIESE）从此诞生。
62．天主教内部大公合一运动的困难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誓反教各派别，特别是圣公会和路德派，对推动基督信徒的合一格外热忱和努力。相对地，天主教在这方面显得比较保守、谨慎，罗马教宗甚至对誓反教这些合一运动没有好感，并禁止天主教徒参加那些活动。其中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天主教认为自己是耶稣所创立的，并由宗徒直接一代一代传下来，从未间断过的正统教会。至于誓反教各宗派，乃至东正教，都是在教会两千年历史中，因着种种人为的因素而从基督所创立的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中脱轨而出的。若是要谈合一，该当是脱轨的人回归原根，而不是要求骨干根源去和断枝落叶谈归根的条件。再说，罗马天主教一直确信自己握有基督所传授的完整真理，这个真理使它屹立不摇，而且不必迁就任何旁门左道。
天主教所持的这个理由浅近易懂，无可指摘；荡子回头当然容易，但要叫忠诚孝顺的长子和荡子平起平坐，甚至迁就荡子的需求，这个如意算盘打起来恐怕不那么容易。事实上，这段​​历史的演变过程就是这样。也因此，天主教以外信仰基督的各宗派团体之间谈大公合一的问题，没有什么基本上属于神学教义方面的阻碍，他们随时愿意聚集在一起谈，就谈。但是要和天主教谈彼此合一的问题，就必须先克服许多基本上非常棘手的障碍。这便是天主教在推动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上所遇到的困难。
公元一八九Ｏ年，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会士费尔南．波塔尔（FERNAND
PORTAL）在大西洋葡萄牙属地马德拉（MADERA）岛巧遇英国望族哈利法克斯爵士（LORD
HALIFAX）。这位爵士是圣公会教徒，但很关心圣公会与天主教合一的问题。波塔尔神父与哈利法克斯爵士相遇后，有相识恨晚之慨，彼此谈得很投机。
当时，对英国圣公会没有足够认识的波塔尔神父以为：「既然这位圣公会教徒自己找上门，来和我谈论宗教的事，我身为神父自然希望他归依天主教」。他们两人开始成为挚友，共同研​​究使两个教会修和的各种问题。波塔尔神父起初把事情看得很单纯，他以为两个教会的合一只要双方教会当局取得协议，互相了解，让圣公会信徒个别归依天主教，事就成了。他更认为圣公会最保存天主教的传统，尤其是借着主教的职务延续了宗徒的传承。不料，一八九六年良十三世教宗经过多方研究之后，宣布圣公会的圣秩无效。教宗这一宣布，使得波塔尔神父与哈利法克斯爵士多年努力的理想终告幻灭。
然而，波塔尔神父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他对基督信徒的合一倒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发现合一的工作需要从基层作起，需要从基督信徒的内心改革下手，慢慢地使他们都有一致的认识和看法。为达到这个目的，波塔尔神父创办了"各教会的天主教杂志"（REVUE
CATHOLOIQUE DES EGLISES），同时把自己的视野从圣公会扩展到东正教和整个誓反教。
一九Ｏ八年，波塔尔的努力受到冷落，可是他还是默默地继续工作。一九二一年，在比利时马林（MALINES）总主教区梅西耶（MERCIER）枢机主教的主持下，天主教和圣公会重新展开非官式的交谈，波塔尔神父与哈利法克斯爵士都是这些交谈中的主要人士。交谈持续了四年，终因为梅西耶枢机主教和波塔尔神父在一九二六年的相继去世而不了了之。虽然如此，天主教与圣公会已经比较接近了。
就如方才提到的，罗马天主教会始终认为它是唯一储存真理的所在，所以过去的教宗们从来没有考虑到和其他教派的人士平起平坐地对话，讨论基督信徒合一的问题。一九一四年当选为教宗的本笃十五世曾经婉拒参与由誓反教发起的合一运动组织，并邀请非天主教徒的基督信徒归依真正的教会"天主教"。到了一九二八年，当时教宗庇护十一世的态度更强硬，他发表"现世可死亡的心灵"（MORTALIUM
ANIMOS）通谕，严禁天主教徒参加各种大公合一的运动。对这位教宗来说，信德比爱德更重要，而事实上，本世纪初天主教徒心目中的誓反教徒是比较自由随便的，他们缺乏严谨的教义素养。
天主教在二十世纪初期对誓反教积极倡导的大公合一运动固然不热衷，不愿意卷入，可是它也从另一方面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那就是祈祷。一九二五年一位名叫朗．博杜安（LAMBERT
BEAUDUIN）的神父在比利时默兹河畔的阿迈（AMAY-SUR-MEUSE）创立了一所隐修院，专心致力为天主教与东方各信仰基督的教会团体之间的接近祈祷。院内的祈祷礼仪，拉丁礼节和拜占庭礼节同时举行。院内的隐修士也发行一份推动东西方教会互相了解，以促进合一的杂志（IRENIKON）。
一九Ｏ八年有两位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一位是美国纽约的瓦特生（WATTSON）牧师，另一位是他在伦敦的朋友斯潘塞．琼斯（SPENCER
JONES）牧师，他们倡导每年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之间举行八日祈祷，为使基督信徒都归依在天主教名下。这种八日祈祷在倡导一年后竟获得当时教宗庇护十世的支持，并嘱咐在天主教内部推行。这两位圣公会牧师所倡导的，在天主教内部获得的反应比在誓反教内部更热烈，这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然而，基督信徒的真正合一如果不是信仰基督的每个教会团体真心诚意，毫无自私，异口同声地祈祷和追寻，是很难达成的。
有鉴于此，一九三五年法国里昂一位名叫保罗．库蒂里耶（PAUL COUTURIER,
）的神父写了一篇文章说：基督信徒的合一并不是劝导别的教会来归依自己的教会的成果。他又说：基督信徒的合一只能来自天主，而且必须是全体基督信徒共同祈祷的目标；他们必须祈求基督所愿意的那种合一，而且要用基督所要的方式。保罗．库蒂里耶神父强调：各不同教会团体的每一位信徒都应该承认自己的教会团体在历史上所铸下的，违反教会合一的错误；要是每个教会团体都忠于自己的传统，都真心祈祷，天主必不会拒绝基督所祈求的，而且基督本身也为他们而祈求的合一。
保罗．库蒂里耶神父的主张和见解获得东正教、誓反教圣公会，以及天主教本身的接受。他在一九三六年又写说：「大家都应该清楚知道，从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的八日祈祷乃是天主圣神的作为，每个人都应该心平气和地从事这项祈祷，东正教徒还是东正教徒，圣公会信徒仍是圣公会信徒，天主教徒依旧是天主教徒。」
库蒂里耶神父继续写道：「问题的根源在于能够在所有的基督教会团体中推动一种大公性的合一祈祷，一种反映出内心深处为了违反合一的可恨罪过而感到痛苦的祈祷。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谦下为怀，不断地祈祷，努力不懈地祈求完全合一的奇迹。当然，我们看不到这件事，但我们应该为它铺路，不论它是如何地遥远。基督是属于众人的，他等待所有的基督信徒的团体同心合意地祈祷，以便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们合一起来。单是天主教的祈祷，或东正教、圣公会、誓反教等教会团体的个别祈祷并不够，需要大家，而且是大家一齐祈祷。」
保罗．库蒂里耶神父在呼吁全体基督信徒同心一齐为合一而祈祷后，更于一九三七年在法国栋布（DOMBES）这个地方成立一个小组，每年让誓反教牧师和天主教神父在当地一座熙笃隐修院内相聚，作一种类似大公合一性质的退省，彼此认识，交换意见，增进了解。不久之后，设在栋布的这个小组开始一种"比较神学"的研究，探索各教派之间的神学的异同。
总之，在保罗．库蒂里耶神父卓越见识的努力和推动之下，每年一月下旬的八日合一祈祷终于成为大公性的合一祈祷，同是信仰基督的人终于在那几天同心合意，怀着忏悔的心，为共同的合一目标，谦逊地祈求天主的垂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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