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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丽，女，出生于中国云南。中科院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高端访谈资深主持人。具有多年权威丰富的新闻采访及媒体运营经验，曾担任人民日报新闻信息中心《高端访谈》栏目主编；人民日报社海外版国际交流部主任；中国日报社专题部副主任；经济日报社《经济决策》栏目主任；经济日报社《经济》调研部主任。现任新华社《》总编室副主任、国家的远见-省部长系列访谈栏目主编，瞭望智库战略研究室主任。从业十几年以来，采访过国家领导人、政府领导、行业领袖，主持风格以才慧、灵秀、清新见称。[1]
在文丽主持高端访谈栏目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以心灵鸡汤式的对接，与多位国家领导人、部委及地方领导、行业领袖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用文丽自己的话说，“通过洞悉这些风流人物，了解他们的生理心理属性、教育背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取舍、思想思维逻辑，和他们进行思想性的对话，可以深度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性质、意义、问题，预测发展方向，努力让社会了解，让社会更透明、洁静、理解、包容、多元、厚重，形成直面问题，共同担当，群策解决，做到和而不同，和谐发展。这也是这份职业应尽的责任。”2010年08月，文丽担任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总编室副主任、国家的远见-省部长系列访谈栏目主编，瞭望智库战略研究室主任。[2]
[1]采访对象采访单位采访主题采访时间邱学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重在抓三点2004年4月王振川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从源头治理腐败2004年4月吴振均中纪委副部级巡视专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强化权力监督2004年5月吴振均中纪委副部级巡视专员提高执政能力要强化权力监督2004年5月樊士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党校学习心得体会2004年5月王云坤吉林省委书记把吉林打造成新型国家工业基地2005年4月桂世镛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经济发展趋势探究2005年5月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宏观经济战略2005年5月陈元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建设世界一流银行2005年9月李肇星外交部部长重点监督落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0年4月蔡冠深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爱港爱国为祖国发展建言献策2010年4月李盛霖交通运输部部长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刻不容缓2010年10月蔡武文化部部长文化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2010年11月陈德铭商务部部长商务发展转型2011年1月张云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农行的后上市时代2011年1月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利率市场化冲击银行业2011年1月陈刚北京市副市长十二五期间保障房占比将达70%2011年2月陈刚北京市副市长政府要掌握70%的住房市场2011年2月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产业转型要靠市场力量2011年3月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必须要有框架性设计2011年3月黄华华广东省省长提升金融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1年3月李立国民政部部长关注养老和慈善践行好“民生”新内容2011年4月李立国民政部部长应对十二五民生课题2011年4月徐绍史国土资源部部长违法违规用地总量大比例高2011年5月徐绍史国土资源部部长善治国土资源2011年5月袁贵仁教育部部长推进教改须从教育系统和教育部入手2011年6月王国强卫生部副部长新医改手术刀2011年6月王国强卫生部副部长现代中药已成为狠抓方面2011年6月袁贵仁教育部部长新教改挑战2011年6月宋丽萍深交所总经理建议创业板实行直接退市制度2011年7月郭树清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很小2011年8月郭树清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美国政府许诺百姓都有房子导致金融危机2011年8月杜家毫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省医改领导小组组长医改新动力2011年9月李斌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国人口经济账2011年10月李斌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人口再生产不能一放了之2011年10月李斌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要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2011年10月张少春财政部副部长财政投入新试验2011年9月马建堂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统计局要把统计工作透明化公开化2011年11月马建堂国家统计局局长统计直报将使GDP核算更准确2011年11月马建堂国家统计局局长不能对物价后期走势掉以轻心2011年11月宋海广东省副省长实业强则国家强：2012，中国回归实业2011年11月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农业并不适合公司化经营2011年12月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不要陶醉在城镇化的数字中2011年12月陈锡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详解新扶贫标准2011年12月陈锡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中国不缺乏刺激增长的动力2011年12月庄心一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以差异化监管推动市场发展2012年1月邵琪伟国家旅游局局长旅游业怎样成为支柱产业2012年3月程国平外交部副部长外交也是经济生产力2012年3月邵琪伟国家旅游局局长将旅游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2012年3月蔡武文化部部长确保“文化大国”战略目标落地2012年4月汪民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找矿突破新方略2012年7月王军财政部副部长公共财政的民生情结2012年8月徐绍史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土破局六年三大步2012年12月陈云贤广东省副省长金改创新先行一步2012年12月郭树清中国证监会主席维护市场效率与公平正义2013年1月郭树清中国证监会主席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取信于市场2013年1月陈云贤广东省副省长广东试破金改“小门”2013年2月姚刚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不能靠停发新股救市2012年7月黄奇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再谈重庆发展与改革2012年4月许勤深圳市市长对话深圳市市长许勤：“综合创新城市体”的深圳试验2013年5月国土部长徐绍史：坚守好18亿亩耕地红线
2007年4月履新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土地总督察的徐绍史，执政轨迹迄今已跨越十六大后期、文丽十七大全程和十八大序期。
前后近6年间，恰值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又逢房地产市场持续单边上扬、及至调控震荡。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国土资源部门被赋予的新历史使命，是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增强制度创新与供给。
徐绍史对历史赋予其自身的角色和使命有清醒认知。在《关于2012年深化国土资源管理改革创新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徐绍史曾对他任期内的任务总结道：“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新的制度供给，逐步健全有利于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新型的国土资源管理制度框架体系，是全系统的一项重大任务”。
近6年的执政期内，徐绍史的施政被业内人士普遍评价为做了三件大事，即：大设计、大调查和大破局。
具体来说，一是开展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土资源战略研究，对全国国土资源规划和管理进行定向、定位式的顶层设计；二是打基础、摸家底。着手推动《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等基础法律的修订工作，推动开展国土资源大调查；三是在政策落实层面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新机制，诸如深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深化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建立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等等。是为“大破局”。
当前，土地资源日渐稀缺，一些先行步入后工业化、后城市化时代的城市，土地红利渐渐消失。在“两难”和“双保”矛盾日益突出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如何做好国土资源规划和管理工作，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业界专家学者屡有呼吁，要想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要想解决高房价、土地财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众多热点难题，必须依靠土地制度改革。在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上，专家学者提了很多建议，国土部也做了很多土地改革试点。观念之变、机制之变、制度之变，开启了国土资源管理改革发展的新思路，各项重大制度成果，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新动力。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徐绍史对未来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充满信心，他表示：“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是辩证的统一，关键在于要有变革的勇气，要有创新的思路，要探索走出一条新路子，使有限的国土资源更好地承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
大设计：加快推进职能转变
《财经国家周刊》：国土资源部最近在一部总结性出版物中指出，“十一五”规划目标已全面实现。请你具体介绍一下，在土地资源管理及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迄今已完成了哪些规划目标？
徐绍史：“十一五”期间，涉及土地管理和制度的改革，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严格耕地保护，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守住了我国18亿亩耕地红线，基本农田面积稳定在15.6亿亩以上，农村土地整治面积达6000多万亩，经整治的农田产出率提高10%?20%，“十一五”耕地保护目标全面实现，为粮食连续7年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提升资源保障能力，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需求。“十一五”期间，国土资源部门共批准新增建设用地3300多万亩，保障了城乡建设、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等对土地的合理需求。
三是积极参与宏观调控，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土资源部积极主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入开广东金融调研展“保经济发展保耕地红线工程”，实施差别化管理，优先保障国家重点项目和民生项目用地，有力支撑了经济回升向好；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出台用地支持政策，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此外，在拓展国土资源管理服务领域，国土资源部还积极推进了征地制度改革试点，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努力探索并建立征地补偿安置长效机制。同时加快国土资源管理法制建设，推进《土地管理法》等一系列基础法律的修改工作，使国土资源法制体系更加健全。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喊出了“要革思想的命、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应该说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你如何看待主管部门的职能转变？
徐绍史：的确如你们所说，这些年来我们和地方、部门密切配合，共同破解“两难”局面，在路径上做了大量的改革探索。我们觉得，改革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关键是转变职能和制度创新。“十七大”以来，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提出，国土资源系统从部机关到各省厅，一定要革思想的命，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冲破思维定式、行为惯性和路径依赖，也不可能处理好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的关系，不可能破解“两难”局面。
第一是转变管理理念。要树立新型的资源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从单纯的资源管理走向资源、资产、资本三位一体的综合管理，尤其是发挥资源的资产、资本功能。
第二是转变管理职能。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推动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从重审批走向重监管，从项目安排走向制度设计，把权力和责任放下去，把服务和监管抓起来，政府不与市场争利，不与企业争利。
第三是转变管理方式。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技术手段，大力推进信息化，追求公开透明，接受方方面面的监督。
调查：夯实管理基础
《财经国家周刊》：2007年?2009年，由国务院部署开展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为我国土地管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这次历时三年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目前取得了哪些突破性成果？
徐绍史：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首先实现了“三个第一”的突破——第一次由国务院组织和国务院领导亲自部署，多部门密切配合；第一次实现土地分类标准在国家层面的统一；第一次实现了遥感影像全覆盖，国家对全国土地利用状况可以直接掌控并实施数字化管理。
其次，二次调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如：实地调查了1.5亿个地块，查清了每一块土地的地类、位置、范围、面积、分布等，掌握了各类土地的利用现状。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和规范，建立了2859个县级土地调查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容量75TB的超大型国家级数据库，建立了数据管理信息系统，国家可以跟踪、查询、监管全国每一块土地的利用情况。
同时，二次调查形成了各类相关制度标准。2007年出台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首次统一了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
此外，借助二次调查，我国还探索出了一条土地调查成果快速更新、国家数据共享的新路子。按照“边调查边应用”的原则，二次调查成果不仅在国土资源管理领域广泛应用，还提供给城乡建设、水利、民政、国防、人口、文物保护、抗震救灾等多个领域使用，取得良好效果。
《财经国家周刊》：土地产权是土地管理的核心。近年来，在持续推进土地产权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设过程中，国土资源部配合国务院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徐绍史：近年来，国土资源部一方面以深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目标，持续开展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究，摸清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认真查找了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提出了有关显化主体、细化权利、明确权能的政策建议，并先后在湖北武汉、广东东莞、海南三亚及四川成都等地启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建设试点，努力推动形成产权明晰、权能明确、权益保障、流转顺畅、分配合理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另一方面，国土资源部积极配合做好国家《土地管理法》修订，贯彻落实《物权法》，切实加强土地产权登记制度建设，出台了《土地登记办法》和《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办法》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建立了土地资料公开查询制度，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开展地籍资料公开查询的单位逾3000个，累计查询次数1600多万次。
与此同时，国土资源部大张旗鼓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和土地权属争议调处工作，努力扩大土地登记覆盖面。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发证率达到73%，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发证率达到84%，宅基地使用权发证率达到80%。目前，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有望于年底基本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我们这些年更加加强了土地管理的手段和工具建设，在系统内的信息化建设方面有很大推动，你能否介绍下这方面的考虑？
徐绍史：确实，我们两年多以来，着重推动了信息化这项工作，从而来助力我们土地管理工作。
第一，信息化建设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国土资源遥感监测的“一张图”和“三大平台”—也就是综合监管平台、电子政务平台、共享服务平台—已经基本建成并不断深化应用。二是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硬件设备大量普及，网络设施日益完善，互联互通快速推进。三是信息资源不断夯实。海量数据加快向数据库充实集中，各种操作软件和应用系统等资源不断积累。四是队伍不断壮大，人才的培育和成长受到了各级国土资源部门的广泛重视。
我感觉到我们两年多的工作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还有融合度。所谓广度，就是网络的覆盖面以及应用的范围不断地扩展。所谓深度，主要是数据系统以及应用在不断的深化。融合度主要是信息化技术和管理业务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
第二，信息化工作成效明显。信息化本身是一种技术手段，目的就是要促进政府管理的转型，本质上是利用交通部甩挂运输调研信息技术办事，在政府管理中推行推广和应用，是管理理念、方式、结构、制度、文化、行政与网络环境的一种内嵌和融合，是政府管理的创新和改革。工作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了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网上办公、网上审批、网上交易的快速、便捷、透明，促进了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二是带动了行政质量和效率的极大提升，国土资源遥感监测的“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的应用，使国土资源的监管工作有了质的提升、质的飞跃。三是促使社会服务和监督大大强化，以国土资源门户网站为载体的共享服务平台不断改版升级，另外一些专用网，比如全国土地市场网、全国矿业权市场网等，也都是服务社会公众、接受社会监督的共享平台的一部分。2009年以来，中央领导到部里检查指导工作，都看过“一张图”和监管平台的汇报演示，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大破局：制度供给释放改革活力
《财经国家周刊》：在各地方的试点上，近几年各地在国土资源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探索。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哪些规律性的认识，可以总结到下一步整体改革推进的规划中来？
徐绍史：大量的改革探索表明，立足于改革创新，加大新制度供给，才能推动国土资源管理事业不断发展。
从改革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一是要从国土资源发展战略、规划体系、综合改革和制度建设四方面开展顶层设计，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定位、定向、定思路；从规划编制、法律修改、资源调查、遥感监测全国“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建设等方面摸清家底、打牢基础。
二是要以发展的观点和开放的理念，在实践中持续丰富和完善新机制。在促进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落地、服务产业升级、节能减排和房地产调控等方面，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完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机制；在开展农村土地整治、保护耕地、健全执法监管体系等方面，深化国土资源“大家管、大家用”的共同责任机制；在总结推广安徽泥河、河南嵩县找矿模式和广东“三旧改造”集约用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拓展开源节流机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大力推动“走出去”的过程中，探索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国际合作机制。
当前国土资源管理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关联度越来越高。我们不仅要看到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服务经济发展的功能，还应该看到它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功能。比如说土地和矿产的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就是社会管理的一项最基础性工作。我国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从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入手的，我们现在推进的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以及宗地统一编码，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采矿权、探矿权的出让，都是产权制度改革创新的重要基础，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始终要把国土资源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和推动。
下一步，我们将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促进改革全面深化。持续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开展政策制度立改废。推进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和征地制度改革；深化国土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推进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矿业权有形市场建设；参与国家综合试验区改革，通过签订备忘录或协议，与地方配合共同探索；强化自身管理方式改革，推进政务公开、阳光行政和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提高国土资源配置的质量和效率。
制度改革释放出了巨大能量，观念之变、机制之变、制度之变，开启了国土资源管理改革发展的新思路。各项重大制度成果，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新动力。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中央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以节约集约为统领，完善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创新，加大政策储备，加快制度供给，着力优化国土综合开发利用空间格局，着力提高资源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真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相协调，切实实现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北京副市长陈刚:十二五期间保障房占比将达70%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北京市“十二五”期间，保障房占比预期达到70%。陈刚认为，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住房体系”
2010年，房地产调控大年。北京市推出了包括限购、税收、信贷、供地、加大住房保障等一系列调控政策组合拳，彰显遏制房价的决心。政策累积效果已逐渐显现：数据显示，北京新建住房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连续7个月回落，由5月份的22%降至12月的9.9%。但从全年看，同比涨幅仍然达到18%，房价上调的冲动依然强烈。土地出让金也刷新历史，总额突破1600亿元。
飙升的数字背后，是否意味着调控政策再度失效？综观2010年一年来北京市住房生态结构的变化，此结论又难以立足：2010年，北京全面完成年初制定的“政策性住房用地占全市住宅用地的50%以上、新开工建设政策性住房占全市住宅新开工数量的50%以上”两个“50%”目标，完成保障房用地供应约1332公顷，新开工各类保障性住房22.5万套，超额完成全年新开工13.6万套的任务。
2010年，北京土地市场“地王”的声音在调控中渐趋微弱。国土部门采取“多招标、少拍卖”、“综合评标”、“限房价、竞地价”等土地出让新规则，有力地防控了多起可能出现的“地王”事件。
2011年1月中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北京市副市长陈刚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陈刚不但畅谈了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的现状与未来，更透露出诸多北京“房改”细节。譬如对保障房政策的前瞻设计，对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公租房的试点探索，以及“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对房地产业的重新定位。[4]专访国土资源部长：违法违规用地总量大比例高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土地执法形势总体向好，但违法违规用地依然总量大、比例高，形势更为复杂
土地和信贷是宏观调控的两大闸门。国土资源部肩负着土地调控的艰巨职能。
未来10年，土地及其相关问题是影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就最直接的影响来说，包括了地价与房价的关系、耕地与中国粮食安全的关系及土地财政等问题。
但就长期性而言，土地制度尤其是农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影响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也影响几亿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如何着眼于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实施资源全球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进资源战略合作，保障能源资源安全和经济安全，也已经成为国土资源管理“十二五”期间重要的战略任务。
就这些现实和长期性重大问题，《财经国家周刊》于近期专访了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
“双保”化解“两难”
《财经国家周刊》：“十一五”期间，国土资源部在参与宏观调控过程中，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
徐绍史：在“十一五”国土资源改革发展实践中，我们坚持以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为主线，既抓顶层设计、又抓业务基础，统筹工作布局，为国土资源事业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坚持统筹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具体来说，“十一五”期间，国土资源系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击汶川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等方面工作成效显著。
一是国土资源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国共批准新增建设用地3300多万亩。单位GDP建设用地消耗下降29%。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近7万亿元。新增石油、天然气地质储量56亿吨和3万亿方，新增煤炭资源储量3380亿吨、铁71亿吨、铜1656万吨、铅锌3345万吨、铝土矿5.1亿吨、金2226吨。主要矿产品产量持续增加，石油近10亿吨、天然气超过3800亿立方、煤炭140亿吨、铁矿40亿吨。
二是国土资源保护和监管秩序持续向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基本农田面积稳定在15.6亿亩以上。全国农村土地整治面积6000多万亩，新增耕地2000多万亩，农业生产能力提高10%-20%。完成了125万平方公里农用地分等定级评估和165万平方公里54种土壤微量元素测评分析。整合矿区6574个，减少矿业权2.6万多个。土地矿产违法违规形势逐步好转，尤其是近三年来，违法建设用地宗数、面积和占用耕地面积平均分别下降25%、24%和26%，无证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案件发生率下降32%。
三是国土资源维护民生力度不断加大。征地补偿标准提高30%以上，2500多万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供地超过68万亩。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提高，在全国30个省(区、市)1000多个县开展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成功避让地质灾害3000多起，避免人员伤亡近19万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20多亿元。帮助缺水地区解决了1000多万人饮水问题。
四是国土资源发展后劲日益增强。国土资源规划体系逐步完善，土地、矿产、地质勘查和地灾防治四项基础规划全面完成。依法行政不断加强，土地、矿产“两法”修改稳步推进。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矿产资源三项调查取得积极成果，利用科技手段创新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全国1∶5万区调和航磁工作程度分别达到23%和39%。全系统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执行力、战斗力不断增强，部门公信力不断提升。
《财经国家周刊》：从国内形势来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土地和矿产资源需求将持续上升，国土资源管理形势依然严峻。您如何看待土地管理的两难局面？
徐绍史：土地管理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我们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由于多因素叠加，土地管理的“两难”局面和“双重”压力日益突出。
2010年土地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全年实际建设用地642万亩，同比增长34.2%。四季度来，全国105个重点城市地价总水平2882元/平方米，同比增长8.6%，住宅用地价格同比上涨11%，房地产用地调控面临较大压力。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突破2万亿元，城市发展对土地的依赖有增无减，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矛盾突出，土地出让制度亟待进一步改革完善。2011年，虽然中央要求在“十二五”开局之年要防止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但各地加快发展的势头依然强劲，土地需求十分旺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16个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的实施，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社会民生项目、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用地需求将明显增加。与此同时，土地供给相对不足与土地利用粗放浪费并存，节约集约用地的难度很大。
从土地管理来看，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市低效利用土地的二次开发、征地制度改革等，需要进一步探索推进。审批制度、管理方式的改革，还需要持续推进。改革创新，既不能等、要积极探索，又不能急、要稳妥有序，更不能乱、要依法依规。改革创新需要在协调配合中不断凝聚共识，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执法形势总体向好，但违法违规用地依然总量大、比例高，从2009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结果看，重点工程文丽项目用地和部分行业用地违法问题严重，问责压力大。土地管理“两碰头、一忧虑”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形势更为复杂。
面对复杂的形势，对照中央的要求，我们要准确把握国土资源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方位、承担的职责和肩负的使命，更加准确地定向、定位、定思路，坚持改革创新，善治善为，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切实有效推进国土资源管理各项工作。
总之，国土资源管理使命神圣、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保持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的充沛激情、锐意改革的坚定决心，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善治善为，努力开创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新局面，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5]郭树清：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取信于市场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专访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每一项改革措施的推出，都关系股市账户持有者的切身利益，关注资本市场实际上是关注经济社会的未来，也可以体现出每个投资者的“幸福期待”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奋斗目标。而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投射到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股市变得与民众休戚相关。截至目前，沪深两市的股票账户数已经近1.67亿。可以说，每一项改革措施的推出，都关系着这些账户持有者的切身利益，都牵引着他们的目光。因此，关注资本市场实际上是关注经济社会的未来，也体现着每个投资者的“幸福期待”。
证监会是资本市场发展和改革的领航者，是与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发展和利益都休戚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作为这样一个部门，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密集推出的多项改革措施，引发了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关注股市，这一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对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关切日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市场在国家发展和国民福祉之间架起了一座牢固的桥梁。鉴于此，《财经国家周刊》在十八大结束后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时点，采访了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
《财经国家周刊》：具体到证券监管领域，你认为应该如何领会十八大的部署？同时，对于目前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你又是如何认识的？
郭树清：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证券期货监管系统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中，紧紧围绕这些任务和要求，坚持培育市场机制、依法治市、公开透明的原则，坚持维护市场效率和公平正义，着力夯实市场规范发展的基础，不断开创改革创新的新局面，加快建设一个更加成熟、公平、高效的资本市场。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在下一步的中国经济转型中，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郭树清：对于我们前进路途上的困难与障碍，十八大报告已经给予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提出了清晰明确的解决方略。在落实十八大任务部署的过程中，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无论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还是落实依法治国、形成诚信社会、改善发展民生、建设文化强国、推进生态文明，都需要大力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
一是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的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能否根本性突破，关键在于落实好十八大报告“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这就需要完善市场竞争规则和秩序，强化企业治理结构，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在技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中，资本市场有着基础性作用。过去20多年，资本市场始终处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前沿，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今后，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股票、债券、期货产品，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做出更大贡献。
二是有利于促进“四化一体”的统筹推进。当前，中国仍然有绝对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迫切需要靠文丽新型工业化来进一步消化；改造传统工业和农业，迫切需要靠信息化来提高效率；挖掘经济增长潜力，迫切需要靠新型城镇化来拉动投资与消费；解决好“三农”这个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迫切需要提升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十八大报告提出“四化同步发展”，是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具实践意义的战略决策。实现“新四化”需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拓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满足农业生产的风险管理需求，促进企业的并购重组和转型升级，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提供不竭动力。
三是有利于促进民生问题的改善与发展。十八大报告在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即使在经济增速合理回落过程中，居民收入也是可以显著提高的。国际经验表明，资本市场和民生事业的发展互为条件、相互促进。从我国现实需要看，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可以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可以增加住房、教育、医疗、文化等民生领域的资金筹集渠道，可以增加居民的投资手段和途径。更为关键的是，建设一个较为成熟和发达的资本市场，有利于促进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的投资运营和保值增值。
四是有利于促进全社会的创新创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是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目前世界的趋势是，传统生产要素分配比例不断下降，新型生产要素分配比例逐渐提高。在鼓励创新创业方面，资本市场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资本市场提供了一整套“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能够以市场化的方式，不断发掘、筛选和培育新兴产业。借助资本市场，劳动、技术、管理、品牌、创意等各类生产要素都可以实现货币化、价值化和证券化，实现对资本、劳动等传统分配方式的补充和调节，优化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环境。 《财经国家周刊》：回顾过去的2012年，证监会为推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重点做了哪些工作？[6]交通部部长李盛霖：加快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财经国家周刊》 作者： 文丽
作为中国交通部门的执掌者，李盛霖面前最大的命题是，如何推动中国交通运输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在各种运输手段都已取得较为充分的发展后，推动不同运输方式间的联合协作，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0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一楼贵宾室。刚参加完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谈及此次重要会文丽议，兴奋点之一，是“公报中提到要‘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
2个小时的专访里，李盛霖对《财经国家周刊》谈得最多也最富激情的，即是建设中国未来的综合运输体系。
所谓建设综合运输体系，是指统筹规划公路、水路、航空、铁路等运输方式，并加以综合利用，以提高交通运输的总体效率。
在李盛霖看来，与以往不同，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建设综合运输体系的历史机遇期。事实上，这并非一个全新概念，中国政府和交通行业内专家很早便诞生了建立综合运输体系的设想。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业内人士向国务院等机构建议，将多种运输方式的管理职能整合在一起，组建交通运输部或交通委员会，并打造中国的综合运输体系，但这些建议都因时机不成熟而最终搁浅。
“如果各种运输手段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只能是空谈，而目前中国各种运输手段都已经取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无论是社会进步还是经济发展都需要综合使用各种运输手段，建设综合运输体系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李盛霖说。
另一方面，2008年国务院进行了大部制改革，虽然在交通运输领域，这种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但已搭建起的大交通运输部的平台，为各种运输方式最终实现协调发展，打下了基础。
李盛霖强调，“如果不抓住时机，适时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以及建设以综合运输体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交通运输业，就会犯历史性错误，交通运输就很有可能会再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7]专访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财政投入新试验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转方式”这场转型革命，首先孕育的是公共财政领域的一场全新试验。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如何在“加快”上下功夫，“转变”上出实招，是摆在财政主管部门面前的紧迫性命题。
当前，财政部门正在围绕消费升级、节能减排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等方面，加快推进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制度创新。目前，政策效果已日益显现，财政杠杆对“调结构、转方式”的撬动作用越来越突出。
财政对转型的意义已渐次凸显。比如，每年光伏发电国内应用规模已接近1000兆瓦，光电在清洁能源与能源替代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已在25个城市全面铺开，驶入快速发展轨道；现代服务业试点在北京中关村、辽宁沿海经济带等地率先展开，聚集发展势头更加明显；北京、重庆等八个城市开展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争取率先走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科学发展之路
财政部副部长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财政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着力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集中财政政策资金要素，力争在关键领域与重点环节实现突破，取得实质性进展。
眼下，下一阶段财政政策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及重点已经明确：完善扩大消费的财税政策，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8]对话深圳市市长许勤：“综合创新城市体”的深圳试验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成为“深圳试验”的新坐标，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科技创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摸索创造性经验。
在新一轮创新驱动发展中，着力打造综合创新生态体系，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深圳试验”的新目标。自2008年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首个试点以来，深圳毫无争议地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最典型城市。
“一般意义上的创新，指的是科技创新，深圳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体会到了综合创新的优势。”在许勤看来，经过多年发展，深圳的自主创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创新活动不仅是科技创新，正在向“综合创新”方向发展。“金融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商务模式创新等各方面相结合，形成综合创新体系。”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深圳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这一探索，将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又一种创造性的经验。
“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不仅仅是深圳城市自身的追求，更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步骤。”在许勤看来，现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发展速度之比，也不是单个指标上的你追我赶，而是在正确竞赛规则下的全面竞争，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建设将为深圳发展提供持续的正能量，推动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
表示2008年6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将深圳作为全国第一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深圳用3个月的时间编制了《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年)》，这是国内第一部国家创新型城市规划。这个规划超越了单纯的科技创新，是对建立创新型城市的全面规划，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城市规划创新，也涉及文化等方面，与之同步出台的还有33条自主创新政策。这些政策在当年9月召开的深圳第一次自主创新大会上公布，标志着深圳全面启动了国家创新城市建设工作。
综合创新城市本质上是一个综合创新生态体系，是“一内一外”两方面的问题。从内讲，它应该是可持续、生生不息的生态链；从外讲，是资源的集聚和资源的开放式利用，就是通过对创新环境、创新载体的建设和创新政策的打造，吸引创新资源更多地集聚到某个地区。
深圳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将更加突出开放性，加强创新国际合作和竞争，努力打造国际创新中心。要着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把更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级创新载体和科研机构等创新资源向创新能力强、效益好的区域配置，鼓励支持创新龙头企业和新型科研机构更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率先在创新前沿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9]对话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金改创新先行一步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在加快金融改革创新的新形势下，国家对广东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
国际金融危机正产生持续影响，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和布局深刻调整。在这场金融大变局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依然持续稳健发展，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部与外部条件正逐步具备，人民币随之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敏锐捕捉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利用毗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独特地缘优势，开展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这也正是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重要原因。
《总体方案》内容涵盖了国际金融、科技金融、产业金融、农村金融、民生金融多个领域。广东以《总体方案》的批准为契机，先行在广州南沙、深圳前海、佛山千灯湖等地进行金融改革创新布局，力推“横琴岛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结算”等创新试验。
发展创新农村金融对东西北地区发展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农村金融改革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比如，创新和完善为“三农”服务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重点完善金融支农的担保、保险机制，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用金融手段积极促进农业园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业龙头企业改制上市做强做大。
表示广东发挥经济大省、金融大省优势，利用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优势，率先落实好国家金融工作部署，并在推动金融进一步开放、建设现代金融体系、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解决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等方面率先开展探索，推动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10]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不能靠停发新股“救市”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去年底以来，中国证监会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环境的同时，着力创造条件培育壮大机构投资者，这些都被公认为政策利好。
证监会对于发行节奏“管还是不管”、新股发行“停还是不停”，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表示，市场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证监会并不能左右股票指数的变化。“证监会主要负责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近期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着眼于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而非急功近利地去调节短期涨跌，不能用“政策救市”的眼光去看待制度建设。
对于市场期待的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等长期资金何时入市，资本市场需要配套的管理制度，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
我们要重视投资者的意见和市场的声音，维护市场供求的动态平衡，更加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工作，主要推进两方面基础制度建设：一是深入推进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样发行人就会自主衡量发行的成本，选择发行的时机，市场的内在机制就会自动调节新股发行；二是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主动做好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衔接和服务工作。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
证监会一直高度重视培育机构投资者。改变个人投资者为主的市场局面，必须要大力发展专业投资，鼓励和引导个人投资者主动改变投资理财方式，从自己理财转向通过机构投资者的集合理财、专业理财。这样才是保护投资者的根本之道，也是奠定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
去年底以来，证监会加大了工作力度，主动做好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衔接和服务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退市制度改革是今年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工作，市场和社会各方面要求改革的呼声一直很高。新的创业板退市制度已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关于主板和中小板退市制度改革，目前沪深交易所已经完成对社会的征求意见，正在着手研究和吸收各方意见，对退市制度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
新的退市制度在着力树立市场价值投资理念、引导投资者通过理性投资的同时，在退市工作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做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全面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1]经济调研档案 牵头单位
交通运输部
综合运输体系建设评价研究
政府及交通系统
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
国家海事局
海洋强国服务创新研究
全国海事系统
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
营业税改增值税研究
地方政府及企业
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
广东省政府
广东金融创新实证研究
政府及金融机构
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
广东省政府
金融支撑经济转型升级
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
经济日报社《经济》
福建省交通运输管理局　　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交通运输管理局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广东海事局海洋强国服务创新广东海事系统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上海海事局　　海洋强国服务创新上海海事系统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天津海事局　　海洋强国服务创新天津海事系统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江苏省交通厅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江苏交通系统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深圳市交管局　　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深圳交通系统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甩挂运输试点调研：探索道路货运转型升级突破口
——深圳、福建、浙江、江苏试点情况调研
文/调研小组 文丽 熊学慧 周泽天 尹绍平张之
构筑现代物流新格局是中国物流实现新一轮发展的关键。其中，道路货运零散、粗放的运输组织模式已成为目前制约我国道路货运市场高效运行最为突出的矛盾。那么，突破该从哪里切入？
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让中国货运业的转型升级变得更为现实和迫切。同时，随着近年来针对运输行业在治超、安全、环保等方面整治力度的加大，带来了以运输效率提升为主的发展模式之变，取代了过去投资拉动下的运力快速增加的运输方式，开始呈现集约化、效率化、专业化、智能化趋势。
甩挂运输，以提高货物运达时效、降低平均运输成本、降低劳动强度、降低平均油耗而成为当前最先进、最科学的货运组织方式，自诞生以来迅速为货运物流企业所接受。目前，实现我国道路货运业转型升级的最主要途径就是提高运输生产组织化程度，而甩挂运输最大的优势就是组织化程度高。2009年国务院发布《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甩挂运输组织方式。就道路运输业自身发展而言，发展甩挂运输恰恰就是促进传统道路货运业向现代物流业转型的重要切入点。
调研数据显示，甩挂运输模式较传统运输模式平均单位运输成本下降10%-20%，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下降了15%-20%。首批26个试点项目实施以来共节约燃油消耗超过12.6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9.7万吨。目前实际投入补助资金2.3亿元，带动企业完成投资额25.88亿元，投资拉动比为1：11.25。
小结：市场共识是对甩挂运输发展的一种强大推动力，各级政府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一“社会认知”，把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作用运用好，是促进甩挂运输和现代物流发展的另一种职能创新。而企业尤其是骨干型企业，要做的是在实践中不断适应甩挂运输发展的要求，形成与市场的持续对接。[12]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外交也是生产力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程国平认为，2012年中国外交工作要处理好大国关系，同时就自己分管领域而言，他认为周边外交应该先文丽行。
程国平曾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外交部欧亚司司长以及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如今是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欧亚事务和涉外安全事务。他认为，今年中国外交工作要处理好大国关系，同时就自己分管领域而言，他认为周边外交应该先行。将于今年6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是我国今年一项重大的外交活动。
而在大国关系方面，他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出口立国”，将使全球加工业中心发生转移，这也给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带来挑战。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保持强劲发展势头，调整经济结构刻不容缓。
在整个2011年，国际局势充满了复杂与多变，美债以及欧债危机持续蔓延，造成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浮动，政治与经济形势振动加剧。中国外交是如何走过这一年的？而迈入2012年，国际形势之严峻，较之刚刚过去的一年，并无逊色。面对纷繁复杂、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国际环境，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中国外交该有怎样的作为？《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近日专访了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13]吴敬琏：改革必须要有框架性设计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前面临紧不得、松不得的“两难”困境。
中国人民银行自2月24日起将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50个基点。此次上调后，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海事局调研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分别达到19.5%和17.5%。央行仍认为通胀风险在加大并有意继续收紧政策。
“中国采取紧缩政策后，要谨防经济下滑的风险，并且防止‘半拉子工程’的大量出现。”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要避免货币超发和资产负债表再杠杆化问题再次突出，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政策也松不得。
吴敬琏认为,“十二五”期间，解决“两难”困境的办法是通过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九五”时期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十二五”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口号已经喊了多年。吴敬琏说，多年成效不明显的症结还是在于体制。
“‘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的动力来自改革，改变经济体制的改革。”吴敬琏表示，由政府来主持建立新的体制，这个设计并不是像指令性计划那样非常具体，但是框架性的设计是必须要有的。
今年已经81岁、满头银发却仍精神矍铄的吴敬琏谈到改革，语气坚定。他说，当前旧的体制还有很多遗留问题，用旧体制来推进转型，会出现类似“洋跃进”的局面，从而导致一些消极后果。
作为中国比较制度分析学科的创建人之一，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上世纪80年代初，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运用比较制度分析学科的研究成果，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理论框架。
吴敬琏认为中国需要明白通过改革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系。他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制订一个好的规划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怎么执行好更重要。
经过30多年改革，中国已经从穷国变成一个经济大国，证明以往采取渐进的、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是正确的。但这种改革方式并非永远正确。
继续推进改革，并不是短期就能顺利完成的。当前，由于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已经固化，吴敬琏说，改革需要做很多努力。[14]把脉中国经济转型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郭树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问题：一是产业结构能不能持续升级；另一个是如何改变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二元体制
“失衡”、“风险”与“改革”，是郭树清与《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两个小时交谈中多次提及的概念。
由于银行即将向市场公布上半年业绩，目前正处在规定的“静默期”，他笑着说，“关于银行经营情况的问题一律不能问”。
作为全球市值第二大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更愿意超越银行业本身，探寻中国中长期转型命题。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问题。一是产业结构能不能持续升级；另一个是如何改变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二元体制。
回顾郭树清的履历，其早年曾就职于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和设计者之一，并在贵州省担任了三年副省长，对于当前中国存在的不平衡性、不协调性、不可持续性颇为了解。
针对当前市场化改革面临种种困境问题时，郭树清告诉记者，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涉及到生产要素，如劳动、土地、资金，和商品市场化不一样，信息不对称问题更突出、监管难度更大、可能的冲击和波动更强，国家也比较谨慎。他认为，一方面，既得利益，对改革形成了阻碍；另一方面，存在认识障碍，怎么权衡利弊得失，有时比较困难。
郭树清兼具银行家、官员、学者三种身份。在学者和行政官员之外，郭树清在中国金融体系内的历练也异常丰富。先是出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并兼任中央汇金公司董事长，2005年空降建行担任董事长，并推动建行上市。
银行业是中国宏观调控的晴雨表。透过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转型，将目光拉向整个宏观经济的纵深，才能理解其运转逻辑。郭树清长期就职的两类部门——银行与政府，也正是对中国经济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构。
政府部门既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也是经济改革的操盘手，为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发展提供制度红利。政府部门推动一系列深层次经济改革的决心与力度，对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实现转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与郭树清的对话，沿着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预判、长期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银行业联动这条脉络，一一展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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