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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重要标志是什么?简述其主要内容及意义？
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重要标志是什么?简述其主要内容及意义？
09-02-24 & 发布
近代科学的突出特征（1）分科研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古代人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同,近代自然科学把自然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例如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或者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等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科学家已不再关心古代自然哲学所讨论的那些诸如世界本原和运动的源泉问题,而是着眼于自然界的特殊的具体问题,探索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2）近代自然科学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近代每一门自然科学都要依据观察实验所积累的材料对探讨的自然现象提出理论上的解说和说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不像古代学者那样依靠哲学思辨对自然界提出种种猜测,也不像古代工匠那样仅仅追求某种实际的目标(如制造某种产品,改进某种技艺),他追求的是对自然界的理解。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要求必须把自然现象从实际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实践中抽取出来,在人为控制下加以研究,这就是近代自然科学所开创的实验方法。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从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一个最切近的基础。恩格斯在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时指出:“现代自然科学与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的消逝了的发现相反,他唯一的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2〕。这段话指出了近代自然科学与古代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别。一提到中世纪,人们总认为一团漆黑,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只有从时间上划界,才能说清楚.科学史一般把中世纪时期分为两段,公元11世纪以前的五百年为前期；11世纪至15世纪为后期。中世纪的前期，科学遭到教会血腥镇压,几乎一片空白，是真正的黑暗期；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当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找到了他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后,科学技术有了复苏，是中世纪的苏醒期。（1）古希腊文明失而复得尽管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禁锢无以复加，但古希腊科学思想还是被人们偷偷地保存下来了。由教士本尼狄克创立并为天主教教皇格里高里一世所发展的修道院制度，为欧洲在黑暗时期保存了少许文化知识，早期的修道院后来也变成了大学。罗马贵族波依修斯用拉丁文翻译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纲要和注释，是早期欧洲人所了解的仅有的希腊科学，科学以微弱而顽强的力量存活下来[6]。自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了古希腊文化以后,欧洲人在他们祖先的文明面前惭愧万分,他们积极向阿拉伯人请教，学习东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办译馆,开书院,走出去,请进来,到了13世纪就已经全部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如动力机械技术,熔炼铸铁技术,造船技术,火药火炮技术等。这些技术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欧洲人思想解放的进程，他们极力想冲破教会的束缚，重温昔日的辉煌。所以中世纪并不是科学的大毁灭，它酝酿着一场科学革命即将到来。十三世纪对应的时代大约是中国的元朝,此时正值朝代更替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如果要界定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准确时间,恐怕不是在明清之际，而是在此以前的十三世纪就已开始了，因为此时中国人的思想和欧洲人相比已经远远落后了。尽管元朝还出现了富足繁荣的景象，但这是大宋时期全面发展的余辉,是发展的“惯性”结果，就像跑的很快的车,一下子要让它停下来是不可能的。十三世纪的欧洲却像蓄势待发的跑车，已经进入了比赛的场地，只等清道夫清除掉路障就可一展风采了。（2）世俗大学的建立为欧洲科技起飞和科学革命准备了力量．十一世纪后期，意大利成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大学，此后，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大学，如牛津大学（1168）和剑桥大学(1209)及巴黎大学(1200)等.至十四世纪末欧洲已有65所大学[7]。这些大学成为当时学习和交流科学技术的专门学术机构,为欧洲科技起飞,也为近代科技在欧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从大学开设的课程来看,既包括人文学科,也包括自然学科,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天文、音乐、法律、医学等一应俱全,在校学生多达千人,学制5-6年,这些大学同时也为欧洲的科技革命提供了生力军。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将有三分之二都是以前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如罗吉尔·培根、达芬奇、哥白尼、薄伽丘、塞万提斯、布鲁诺等。而与此同时的中国高等教育还袭用以前的“程朱理学”，“四书”“五经”千古不变，“农医天算”悉听君便，自然科学始终屈从于人的实用意图,不但起步较晚,而且时兴时废,完全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那时连办新式大学的想法都没有,这不能不是一个差距。（3）欧洲中世纪已有了近代科学实验思想的先驱在中世纪后期，继古希腊阿基米德之后出现又一位科学思想的先驱者――――罗吉尔·培根。罗·培根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在经院哲学盛行的时候，他大胆地卓有见识地提倡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用实验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界。他说“聪明人通过实验来认识理智和物质的原因，没有实验什么东西也不能令人满意地得到理解”。〔8〕罗·培根在重视实验的同时也很重视数学，他认为经验的材料必须用数学加以整理和论证，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离开数学。我们知道，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以及二者的结合，是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建立的支柱，这样的研究方法在阿基米德那里已见开端，罗·培根把它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如果说古希腊科学离近代科学已是一步之差，那么中世纪后期就已到了科学的边缘。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的理论优势加上中世纪科学思想的先入为主，造就了近代科学诞生的温床，科学选择了欧洲正像欧洲选择了科学作为文明复兴的法宝一样，都是理所当然的。六 结束语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既是一个谜，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可能存在单一的终极原因。如果从科学自身去找原因，可能会最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把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分为外因和内因，那么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就是内因；如果把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分为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那么中西科学特征的差异就是主因，科学自身的缺陷和封建统治阶的不予重视是形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根源，而科学的缺陷主要集中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逻辑理论思维的欠缺是古代中国科学的制约因素。本文只从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探究这一难题，意在突出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对一个民族和地域的科学发展意义重大，希望有关部门能以之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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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的突出特征（1）分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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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大学，如牛津大学（1168）和剑桥大学(1209)及巴黎大学(1200)等.至十四世纪末欧洲已有65所大学[7]。这些大学成为当时学习和交流科学技术的专门学术机构,为欧洲科技起飞,也为近代科技在欧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从大学开设的课程来看,既包括人文学科,也包括自然学科,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天文、音乐、法律、医学等一应俱全,在校学生多达千人,学制5-6年,这些大学同时也为欧洲的科技革命提供了生力军。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将有三分之二都是以前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如罗吉尔·培根、达芬奇、哥白尼、薄伽丘、塞万提斯、布鲁诺等。而与此同时的中国高等教育还袭用以前的“程朱理学”，“四书”“五经”千古不变，“农医天算”悉听君便，自然科学始终屈从于人的实用意图,不但起步较晚,而且时兴时废,完全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那时连办新式大学的想法都没有,这不能不是一个差距。 （3）欧洲中世纪已有了近代科学实验思想的先驱 在中世纪后期，继古希腊阿基米德之后出现又一位科学思想的先驱者――――罗吉尔·培根。罗·培根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在经院哲学盛行的时候，他大胆地卓有见识地提倡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用实验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界。他说“聪明人通过实验来认识理智和物质的原因，没有实验什么东西也不能令人满意地得到理解”。〔8〕罗·培根在重视实验的同时也很重视数学，他认为经验的材料必须用数学加以整理和论证，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离开数学。我们知道，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以及二者的结合，是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建立的支柱，这样的研究方法在阿基米德那里已见开端，罗·培根把它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如果说古希腊科学离近代科学已是一步之差，那么中世纪后期就已到了科学的边缘。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的理论优势加上中世纪科学思想的先入为主，造就了近代科学诞生的温床，科学选择了欧洲正像欧洲选择了科学作为文明复兴的法宝一样，都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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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先生前些年在关注“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这一问题时提出，由于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经过“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特别是“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1]不过，相当多近代中国学人与张先生的取向恰相反，以西方观念为世界、为人类之准则并努力同化于这些准则之下是他们普遍持有的愿望，并为此而做出了持续的努力。　　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而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大约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应该说明的是，西学本身也是发展的，且西方在近代以前似也不那么注重分科，今日尚遗存的早期学问如“经学”(Classical  Studies)，便颇类20世纪前期中国所谓“国学”，实为一种以文字为基础的综合性学问，而今已衰落的欧洲“汉学”也正有西洋经学的特色。（注：季羡林先生在讨论什么叫“文史”时说，“它同我们常讲的‘国学’，外国学者所称的‘汉学’或‘中国学’几乎是同义词”（季羡林：《文史天地广阔无边——代发刊词》，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便是于此深有心得的见解。）直到今日，这类西方“旧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区域研究”这类新学也还半独立于“常规”的学术分类之外，通常的专业或学科排名之中便不包括此类学科。　　梁启超在1902年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2]这已暗示出中西学术分科衔接的困境。特别是在西学分类被尊崇为唯一“正确”或“正当”的体系后，只能是中学适应西学，也就只能是所谓在传统之外改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这更增添了中学分类的困难。且怎样处理既存学术与新确立的学术分类体系的关系，直接牵涉到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敏感问题，不仅偏于守旧者无法回避，趋新一方尤其关注。　　相关的思考在20世纪的中国是持续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两次关于国学与汉学的跨世纪争论直接与西方学科分类在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逐步确立以及中国学界的调整与因应相关——不少学人在因应时发现，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歧异，有些既存的研究对象或治学取向似不那么容易转换并融入新的分科体系之中。本文简单回顾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希望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论争的学科背景。　　　　一、图书分类与教学分科　　中国先秦时代学在官守，学问趋于致用。既为用而学，自重专门，故有“学了无用，不如不学”的主张，所谓商人不必知书、士人不必习武（此大体言之），就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在实用层面，“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春秋是个过渡时代，孔子的学生已是六艺皆学，然尚各有所专，故有孔门四科之说。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3]且逐渐形成重广博而尊通识的学风，“博学”长期成为以学术名世（即读书不仅为做官）的士人长期追求的境界，更产生出“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观念。　　此后两千年，中国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虽然也不时有主张分治者，但皆未得到普遍认可）。钱穆曾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4]在这样一种世风学风之下，读书人对各种学问多兼而治之，但以经学（及其在各时代的变体）为主，（注：这里为讨论方便，仍以后人习用的“经学”这一称谓。其实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言，“经学”作为一种学科的确立也较晚；秦汉所设博士，便不尽以内容分类，而是注重“家法”。）离此而专治他“学”的，历来少见，惟宋代或稍例外，曾出现治史学者与治理学者争胜的情形，即所谓“评世变者指经术为迂，谈性命者诋史学为陋”也。（注：张文见《玉海》卷49，转引自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198-199页。关于宋代史家的独立学科意识，参见蔡著118、192页。按宋代的经学史学之争与当时政争有密切关联，故史学的独立意识部分也受政治影响。说详蒙文通《经史抉原·中国史学史》（《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317-318页。）　　总体言之，古人治学既然不提倡“分科”，也就很难产生将学术“分类”的社会要求。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学术分类日见注重，主要受到重视分科的近代西学的影响。今日赛先生意义上的“科学”，早年多译作“格致（学）”，那时人们说“科学”多指“分科之学”及“分科治学”之意。这样的“科学”当然也具有新意而属于新学，却与后来和赛先生划等号的“科学”有相当距离。[5]自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并逐渐确立正统地位后，中国人对自身学术分科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曾出现治学趋于专门的倾向，傅斯年注意到：“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注：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6册，22页。有意思的是，傅斯年的同学顾颉刚在1923年却认为，“中国的社会和学术界看各种行业、各种学问、甚而至于各种书籍，差不多都是孤立的，可以不相谋，所以不能互相辅助以求进步”（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4月，315页）。两人的看法适相对立，中国学问既不“专门”而又“孤立”，且都造成不“发达”或不“进步”，两方面或皆可举出一些例子，到底还是有点矛盾。其实他们可能都是以西学为坐标在进行对照，“专门”要像西学那样分科，相通也要像西学那样有“系统”。）这就是说，桐城派兴起之前清代经学和史学已出现专门的趋势了。但学术应该分科以成“科学”的概念，大致还是近代西潮东渐以后的事了。　　西潮的冲击支持了中国学界内在的专门倾向，晚清时便有像薛福成这样的读书人主张建立专精的学问。[6]章太炎在20世纪初年更特别看重当时分科意识的增强，他说，“近来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学人乃逐渐树立为自己求知识的心，“晓得学问的真际，不专为致用”。[7]而前引傅斯年对桐城派的批评，已是后来分科意识进一步强化之后的观念，其实桐城派在强调“缺一不可”的同时，先已承认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类学问的存在，到底还是某种分科意识的表现。　　晚近学人先有了来自西方的学术分类观念，然后回向中国传统寻找分类体系，结果很容易就重新“发现”了所谓四部分类，“四部之学”成为中外不少学者的口头禅（过去也常见用“乙部”代“史学”的，但多为非学术的随意表述；偶有稍正式者，也未必真这么想）。（注：比如旅美学者汪荣祖就说：“中国的旧学问，大致可分经、史、子、集四门”。参见其《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40页。）其实中国学问本不提倡分而治之的取向，说四部分类是古人的学术分类本身就有些违背古人的学术观念，何况经、史、子、集这一图书文献的四部分类流行也不过一千多年而已。只是由于论及古代学术流派的载籍不多，一些学者或因长期从记载书籍源流的文献梳理学术流派，无意中形成了书籍与学术流派等同的习惯见解。[8]　　到近代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传入，惯从四部论学的学者便产生四部分类就是学术分类的观念。实际上，古今图书分类虽然都与学术分类密切相关，但两者间毕竟有不小的区别。近百年间一些学者将图书分类看作学术分类，或者就是只看见两者的相关而忽视了两者间的明显区别。今日的图书分类基本以学科为依据，但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常常并非以学术为准绳，或以书之多少为类、或以书之形式大小为类、或以书之体裁为类。如四部之一的集部，就是典型的按体裁分类。[9]故主张“学贵专门”的章学诚认为文集这一体裁的出现就是由于“师失其传”而使“学无专门”。（注：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叙例》，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71-773页。乾嘉时颇受冷遇的章学诚在近代得到不少学者的青睐，或也因“学贵专门”这一主张与西方将学术分而治之的观念看来有相通之处。）　　在中国文化体系之中，更易为昔人接受的学术分类，或者不如从古人论学而不是藏书的言说中去寻找。比如乾嘉时人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或词字稍异而意思相类者）这样的区分，就比四部分类更接近昔人学术分类的观念，故为“汉学”派之戴震和桐城文派之姚鼐不约而同地言及（虽然他们的本意是三者可分也不可分），并一直为许多学人所重复，（注：按当时焦循尤其关注“考据”是否可算作一“学”，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7-308页。熊十力提出，孔门本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之说，惟“考据不别立科，盖诸科学者，无一不治六艺，即无一不有考据工夫故耳。后世别有考据之科，于是言考据者，乃有不达义理及昧于经济、短于辞章之弊”（熊十力：《答邓子琴》，《十力语要》卷二，中华书局，1996年，213-214页）。按熊氏此说通达，则“考据”即后之所谓“方法学”也。）后曾国藩又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上偏于应用的“经世”一类（注：曾国藩这一补充尽管更多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但从儒学言也是非常重要的。盖义理、辞章、考据三学并不能衔接先秦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那时主要体现在今人所谓外交上），甚少顾及“澄清天下”这一传统重任，反倒接近于今日的“学术”概念。可知这一分法深受清代汉学风气影响，还真有些学术独立的意味。前引傅斯年所说的清代经学及史学的专门趋势，或即以新学术观念反看历史。由此视角看，他所攻击的桐城派姚鼐虽文宗唐宋八大家，明显偏于宋学，亦可谓汉学家也。这一背离传统的治学取向由后期桐城派曾国藩来补充，加上“经世”一门后学问更接近早期儒家本义，也算是桐城派一段佳话。的确，当年士人所学若皆在义理、辞章、考据方面，为官时自难以之退虏送穷；“经世”之学的重新回归本受西潮冲击的影响，那时也确实更多涉及洋务或夷务，早期的具体设学更落实在“方言”之上，都提示着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实不能少，则通常认为最理解经之本义的乾嘉汉学确有背离传统之处，宜其为宋学家所攻击。进而言之，西学取向既然与中国古代传统相近，晚清那些说西学源于中学者似也更容易理解些了。），成为一些士人的思想资源（注：熊十力后来说：“中国旧学家向有四科之目，曰义理、考据、经济、辞章。此四者，盖依学人治学之态度不同与因对象不同，而异其方法之故。故别以四科，非谓类别学术可以此四者为典要也”（熊十力：《答邓子琴》，《十力语要》，211页）。他不同意以此四科来类别学术是基于治学不分科的传统，但却注意到这已是“旧学家”的常规认知。）。　　中国学界在学术分科上对西学冲击的早期回应恐怕更多体现在清末办理各类新学中的学科分类，各类新学章程及课程表才是了解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个重要参考系。从戊戌维新前开始的整顿书院（其重要内容便是“定课程”）到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政府和书院、学堂关于中国学术的分科先后有经学、史学、掌故学（略近于今日的现代史或当代史）、舆地（地理）学、诸子学、理学、时务、治法学（政治学）、词章学、文学、格致诸学、算学等。（注：后两者也曾并称格算学，实际是愈来愈以固有名词指谓西学，也可以不计入中学。这其间比较接近西部的表述大概是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在强调学堂并非专讲西学时，特别指出中学向有之“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见《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1年第4期（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影印本，91页（栏页）。但“理学”与“子学”显然不能等同，因为它们同时并列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等章程之中，而词章之学和“集学”也有相当的距离。）　　这一过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是1898年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设经济常科，正式把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并于科举考试的正科之中，应能提示当时人对学术分科的一种看法；二是《奏定学堂章程》仿照日本模式主张办理分科大学，共分经、文、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每科之下设学门（此前在实际教学中一向得到提倡的史学未能专立一科，而是成为文科之下的一个学门）。除设经科大学作为“中学为体”的象征外，这已基本是摹仿，没有多少传统的影响。进入民国后“经学”不立，格致学改称理学，大致即是后来办大学的模式。（注：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450-477页。应该指出，刘教授是主张“四部之学”为学术分类的。）　　与此同时，晚清民间或半民间的书院等也在尝试怎样对学术分科。经曾国藩补充而成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四种分类便被一些士人采用，康有为自述其在长兴学舍教学内容，所设“学目”正是义理、经世、考据、辞章四种。[10]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则为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学科”，次序和名目略有更易。其中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而文字之学则有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5页。这里的部分细目恐为梁的事后创造，或至少有修改，盖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所述基本不涉西学，尤其“泰西哲学”恐非19世纪90年代初期国人之用语，遑论以之为教学科目也；然其大科目的划分与康有为略同，可知该学舍当年确如此分科。）具体细目暂不论，康、梁共同的这一大科　　这里的船政、矿政等，更多是指今日所说的“科技”之“技”，大体传承了“术”的早期含义。然而，“政”的这种跨越今日所谓文科和工科的包容性显然与后来逐渐为中国人接受的西学分类不甚相合，故此后“工科”的那一部分渐被“艺学”取代，在张之洞的《劝学篇》里，“西学”便有“西政”和“西艺”的明确区分，后来“西政”逐渐落实在西方制度之上，但仍不时包括今日涉及“管理”一类的学科，与再后确立的“政治学”一科尚有较大区别；进入20世纪，邓实在光绪二十八年（约1902年）办《政艺通报》时，与“艺学”并立的“政学”才基本接近今日所谓政治学，即时人口中的“政论”或“政法”。　　不过，如果不预设某种分类体系自然正确的观念，试图用“政”来涵盖《奏定学堂章程》中相对偏于实用的政法科和农、工科，实有所见，盖若可以区分人与自然的话，当年和今日所谓“理科”，皆关于自然的学问；而农、矿、工、商、兵、船等实用之“政”，则皆人类运用有关自然的知识于社会，在这一意义上，它们的确可说是“社会科学”，与法政一类今日所谓“社会科学”在学理上是相通的。而且，这些重应用的学科在整体思路上确较接近，而与偏重学理的文、理科颇不相同。（注：蔡元培或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1917年入主北京大学时即主张“大学”应发展着重基础理论的文、理科，其余偏重应用者均应析出与各专科大学合并。当然，梁启超已指出，“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综合大学包括应用学科也是较常见的通例。但蔡元培主张区分学与术，他认为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则为“术”；而学理和教学是有区别的，“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趋不同”。近代中国人本已“重术而轻学”，再加上“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北京大学此前兼设文、理、法、工、商各科的结果是本应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而造成全校风气的转变（《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3卷，149-150页）。这一从实际观察中得出的理念的确值得思考，今日大陆各综合大学都明显可见学风和教育思路上“术”压倒“学”的倾向，部分即因这两大学科类别的基本思路原有较大差异，一遇急功近利的世风吹拂，其冲突对立的一面便得到凸显，而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根据上面的思路，蔡元培正式提出以“学、术分校”的主张，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最主要的理由即“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蔡元培全集》，第3卷，130-131页）。且蔡氏的见解也并非独创，近年连续排名美国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便无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设置，相当接近蔡元培的观念。）　　梁启超的书籍分类对稍后的学科分类有直接的影响，蔡元培在1901年撰《学堂教科论》，参照日人井上甫水的方式，分为有形理学、无形理学和道学三大类，与梁启超所分的“学”、“政”、“教”三大类颇相近。其中“有形理学”大致即今日的理科，而“无形理学”最主要的部分是“群学”（一级学科），下设“政事学”（二级学科），即不仅包括“政学”和“法学”，也包括“计学”（由财政学、农政学、工政学、商政学组成）和“兵学”，也大致接近梁启超的“政学”一类。（注：蔡元培：《学堂教科论》，《蔡元培全集》，第1卷，142-149页。这一学科观念大概即是蔡元培1917年为北大提出“大学改制”的思想基础，蔡氏明言：“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差别”（《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第3卷，150页）。专门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让生徒“学成任事”，而“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故他提出的入大学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一语，是特别针对“学成任事”而言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5页）。）不过，蔡元培并未提到梁启超，他自认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人的观念。　　康、梁再加上严复和蔡元培即是清末讨论学术分类最有影响者，浙江学者宋恕在1902年末为瑞安演说会拟章程，便主要依据此四人的著译，并参考他所了解的日本学术分科情形而斟酌定出以哲学和社会学（即康、严、梁、蔡等所称“群学”）为总科、以乐学、礼学、时史学、方史学、原语学等30种为别科的分类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宋恕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处理，他不同意日本大学将汉代以前的经、子纳入哲学，以为“汉前经、子中虽有可入哲学之篇章句，而宜入科学［按指分科之学］者殆居十之六七”。他对经学的处理方式是：“十三经”中的《易》、《诗》入总科之社会学，《书》、《春秋》经传入别科之时史学，《孝经》入别科之伦理学，《语》、《孟》入别科之伦理、政治、教育诸学，“三礼”入别科之礼学，《尔雅》入别科之原语学（按《说文》也入此学）。（注：宋恕：《代拟瑞安演说会章程》（1902年12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上册，350-355页。宋恕的分类颇有特色，且有些思考现在仍为学者关注而迄今未能获得充分的共识。如他认为传统的舆地学乃史之半体，不可单独命名，故名为“方史学”，而通常意义的史学则名为时史学；后者也仅是史学的一部分，“全体”的史学还要从哲学角度去理解。今日历史地理学者还一直在争论其学究竟是否属于史学，许多史家也往往忘掉时间概念是史学的关键要素，总思从历史哲学角度去诠释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这都说明宋恕已触及学术分类的深层问题，他所主张的将经学分而纳入各新式学门的主张到民国后也一直是学者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尽管有传教士和江南制造局等译书的影响，晚清西学更多仍是通过日本影响中国。康有为曾形象地论证了借鉴日本以学西方的取径，他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585页。标点略有更易。）。康氏在其《日本书目志》论及具体门类时，一则曰泰西如何、“日本法之”；再则曰泰西如何、“日人效之”；则就被仿效者本身而言，或者也可说是“日本学”。王ｋǎｉ＠③运在光绪二十九年（约1903年）就认为时人所习“名为西学，实倭学也”。葛兆光先生以为“这话应当反过来说，当时看上去虽然满眼都是倭学，其实都只是转手从日本贩来的西学”。二人或各见其一个侧面，不过当时的情形确如葛先生所说，大致已是“西潮却自东瀛来”[13]。　　据（日本式）西学分类来规范中国学术的尝试在20世纪初年相当流行，1905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总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谓“依类”即仍依西学分类，分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今称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注：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原刊《国粹学报》第1年（约1905年）第1期，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503-528页。）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六经皆史”思路下，专门的“史学”反而不存在。但若去掉各学之后的“史”字，也就是刘氏认知中分科的传统学术了。除术数学外，他的分类全按西学分类，大多数学科今日仍存在（有些名词略有改易），中国学术自此进入基本按西学分类的时代。　　　　三、国学可否例外或“独立”　　不过，中学毕竟是一个长期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其总体上向不提倡分科之举，真要分而治之，在不少地方与西学并不能充分吻合。梁启超在试图区分“政”与“学”时就说：“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14]这可以说是所谓“见道之言”，盖学术分类主要还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根本言，学术分科本不是非有不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分类已很难在自然界的形成和发展中找出对应的划分依据，与人类相关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更不易在古今人类活动中得到支持，因为昔人及今人都很少在行为时先想到这是我的“心理”、那是我的“社会行为”或“政治举动”等等，则所谓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分类实未必有充分的学理依据，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注：在近年的西方，作为“现代性”成分的“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s)之正当性，已受到一些学者（特别是倾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学科的划分也是带有“偏见”或倾向性的“现代”产物，其出发点又不同，其说似亦不无所见。与这种“反学科”的观念有相当区别而针对近代学术专科化趋势的某些弊端和弱点的，是一种在西方与中国都很早就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跨学科研究”这一说法隐含着接受或至少不挑战既存“学科”的正当性，但未必就是在学理上确认“学术”应该分科而治。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所写的《新史学》中已提出跨学科研究的取向，或许即是无意中受到不将学术分而治之的传统倾向影响。）　　其实民初人取为标准的近代西学本身也是个变量，“学科”的分聚与兴衰往往随外在的社会需求和学理内部的发展而演化。（注：例如西方一些大学（特别是层次较高的大学）多设有专门的“区域研究”系或科（专业），这一“学科”便因二战及战后的实际需要而兴起，今日已渐略呈衰落之相；又如今日西方盛行的“文化批评”大致尚属于似学科非学科的阶段，但一些学校已设此专业，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评”理论对一些既存学科造成了冲击，导致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讨论其本身学科存在的正当性。）然而“西方”权威在近代中国的树立使本来可以再思或讨论的“学科”划分实际成为众皆认可而不必讨论的内容，当某一学科研究的对象与“学科”本身出现冲突时，只有极少数学人如傅斯年有非常婉转的“反抗”，他认为中国古代无西方意义的哲学而只有“方术”或“思想”；（注：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起家的胡适后来也基本接受傅的看法，说详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更多不论新旧的20世纪中国学人并不挑战新确立的分科体系，而是反求诸己，或否定研究对象的正当性，或希望在因应的进程中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面对新进入的西学，出现一种长期的努力，即以一个包容广阔的名目来囊括传统的中学，类似的名称包括中国文学、国文，以及后来的国学、国故学等。康有为在奏请废八股改策论取士时即主张要求士子“内讲中国文学”而“外求各国科学”，这里与“各国科学”相对应的“中国文学”包括经义、国闻、掌故、名物等，[15]则其“文”更接近今日广义的“文化”之意，且暗含不分科的寓意，即各国之学主分，中国之学虽分而考试，其根本还是一种以“文”汇通之学。后来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所学“以国文为主”，其“国文”仍是广义的，包括各类传统学问。[16]那时张君劢进入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上课是“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其英文“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等”，而国文则“由先生指导看三《通考》，弄点掌故，作论文等”，分别是中学与西学的代名词。[17]　　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到20世纪初年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因“无用”而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已经战败”的中学之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的观念在清季已出现，到民初更越来越得到强调。[18]　　正因为“国学”更多不过是取代“中学”的包容广阔的名目，其在西方学科分类为基准的学术体系中如何定位就成为困扰许多学人的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整理国故运动一度风行之时，“国学”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亦即“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问题，困扰着当时许多学人。各类新旧学者就“国学”或“国故学”的含义与类别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大部分学者都承认“国学”存在的正当性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而基本未见有人质疑西式学术分类本身。这样，尽管新派学人中也有可以接受“国学”这一名目的（如梁实秋■■不少趋新学者却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只有取消“国学”才能安顿“国故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更有人连“国故学”一起否定。（注：本段及以下数段的讨论，参阅罗志田《学术与国家：北伐前后“国学”的学科定位与认同危机》，收入《国史浮海开新路——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457-506页。）　　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些被认为“守旧”的学者持论并不“保守”，如柳诒徵于1923年在通常被视为“保守”的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两校的“国学研究会”组织的演讲上提出“非汉学非宋学”的口号，他主张“论学必先正名”，明言“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汉学不过“文字学耳、历史学耳”，而宋学则可“分为伦理学、心理学”。很明显，他心目中“就其学术性质”而定的“正确名词”皆以当时学校中通行的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注：柳诒徵（讲演，赵万里、王汉记）：《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4-90页。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复制，谨此致谢。）　　反之，最为趋新的胡适在大约同时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不仅在综述清代“古学”时数次使用“经学”一词，在论及将来意义的“整治国故”时，也无意中说出“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这样的话，立刻被更年轻的吴文祺批判。吴氏等不少人以为，国故学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总名”，整理国故是将传统中国学术转换成现代西式学术进程中一个必须的环节，国故经“整理”而分别归入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19]　　可以看出，吴文祺等人所提倡的其实就是刘师培那一代人早已在做之事，不过清季人直接入手进行，不那么注重取向的提倡，或使后人感觉此类事还没有开始做？也许这些后辈本具那一时代较流行的“前无古人”之风，根本不怎么看已经“落伍”的清季人著述？（注：按吴文祺在前引文中说，“从来没有人替国故学下过定义，我且来替它下一个定义”；然其所述多半都是在发挥或系统化毛子水、胡适、曹聚仁先已提出的观念，很能提示当时少年新进那种目中无人、横扫一切的气慨。）有趣的是，吴文祺本人那时就在质疑学术传统的中断，他对十余年前曾著有《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在民初学术史和文学史中的失语现象甚感不平，对当时趋新文学青年或不知有王氏此书、或竟不屑一顾甚感“奇怪”。（注：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中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1927年6月，1-13页（文页）。进一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新红学”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中华文史论丛》，待刊。）但吴氏自己在提倡将国故“整理”而纳入西式学术分科时，同样也忽视了清季人的努力；学术传统中断的质疑者本身也在实践着其所批判的行为模式，这一极具诡论意味的现象揭示出当年“前无古人”的世风是多么强有力。　　无论如何，整理中国的“国故”使之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的取向从清季到民初持续得到提倡表明这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主张。这样，王国维以前提出的学问没有中西之别终于实现，中国学术也就成为天下之公器而走入“世界”学术之林。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必要条件的西学分科，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这又违背时人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问题的实质当然在于“学科”的正当性是否必须与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学术分科“接轨”，这一未能解决的问题终成为后人的学术遗产。　　钱穆在北伐前后编撰的《国学概论》之《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20]他的预言看来并不准确，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就曾出现所谓“国学热”，今日大陆以“国学”为名的学术刊物尚不止一种（多为集刊，如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四川大学的《新国学》等），尽管这些“国学”的内涵或者已与前大不同，但“国学一名”仍旧存在，其生命力甚至可能恰在其定义的模糊性之上。　　中国学者关于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思考是持续的，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有人明确否定“汉学”的正当性，更多的人则力图界定“汉学”有其特定的专门范围，甚至出现了可以被称作“汉学学”即以“汉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注：类似问题几乎成为近年关于“汉学”的学术研讨会之必议内容，也是一些以“汉学”命名的刊物的持续论题。除此之外，《中华读书报》对此也颇有兴趣，刊发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参见刘凌《名不符实的学科命名》，日《中华读书报》23版；顾钧《为“汉学”正名》，日《中华读书报》23版；刘凌《“汉学学科”再质疑》，日《中华读书报》22版；顾农《让“汉学”存在》，日《中华读书报》8版。关于“汉学”学科，参见严绍＠④《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范畴与研究者的素质》，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李学勤《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均日《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版。）尽管争议的对象主要是指外国的“中国研究”，仔细考察近年的争论，仍可看出今人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昔人的观念和思路。两次论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参与的学人似乎都在讨论学术，其实往往是从思想角度看待“国学”与“汉学”（前一次比后一次更明显）。这一（更多是无意识的）历史记忆“复苏”究竟提示着传统的中断还是延续？是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只能另文探讨了。目的划分提示了民间一些学者确实如此思考学术分科。　　　　二、区分“学理”和“致用”的尝试　　实际上，在试图衔接西学时怎样使用中学术语表述新概念也曾困扰着近代学人。朱维铮先生曾将古代中国关于“学”与“术”的区别概括为“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后来或因“术”渐同于君王南面之术而曾引起乾嘉学者试图区分“学”与“政”的努力。[11]他所指出的“术”与“政”的渊源的确重要，这一关联曾引起晚清士人的注意，而“政”在当时也真一度继承了“术重实用”的特点。梁启超在其1896年著的《西学书目表序例》里便将西学分为“学”、“政”、“教”三大类，“教”暂不计，今日属于“理科”的各学科多归入“学”，而“政”则不仅有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科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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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实习报告（一） 1.前言概述 日，在我院领导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青岛胶南市恒源化工厂开始了为期十天的“化工原理见习”。本次实习主旨在于：针对我们上学期开设的化工原理课程，实践性的了解实际生产中的化学工艺流程、更好的巩固所学的化工原理知识、提高实际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 青岛市恒源化工厂于1968年筹建，1969年建成投产。90年代初引进美国的硝酸生产设备，后逐渐增加硝酸钠、硫酸钠、有机硝基苯、苯胺等产品的生产项目。逐渐成为以苯胺为龙头产品的的大型化工企业。工厂现有职工200余人，实现年产值7亿多元，上缴利税2000多万元，并栖身于青岛市民营企业二十强、全国化工企业五百强。2002年本厂成功收购胶州市化肥厂并成功实现该厂的转型。 本次实习我们主要是学习两钠（硝酸钠、亚硝酸钠）生产车间的化工流程。 该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收获了很多的东西，这些都是我在学校里和课本上找不到的，现在我们已经是大四了，马上就要踏入社会，这些实践性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让我们脱离了书生的稚气，增加了对社会的感性认识、对知识的更深入的了解。 在以前的头脑中，我认为的工作都是很美好的，我想企业和工厂应该都是挺漂亮、挺大起的。现在不都是在讲环保、讲生态化吗，将来的工作环境肯定是整洁美丽的，工作应该也是有趣轻松的。我就是怀着这种憧憬到了我们的实习工厂。一下车我就傻眼了，天哪！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刺鼻的气味，到处是一片落尘，原来老型化工厂就是这样子的啊，经过工人师傅的初步介绍才知道，我国的早期建厂的化工厂由于技术含量相对比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各项生态指标不可能达到现代化的工厂水平。这也是我国化工行业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个现状，但是这也说明化工行业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的化工专业的学生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一天由工厂领导带我们参观了生产线、工人师傅给我们进行了入厂安全讲座。第二天我们就正式进入车间参加生产。我们私人一组，每个车间的师傅负责带我们生产学习，现在的化工厂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工人劳动相对比较轻松，但是一般一个产间一班就一个人，一班的时间是8个小时，也就是说，工人师傅要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一呆就是八个小时。一开始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于我们来说，在学校里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和同学朋友，这八个小时单调的工作难以想象，但是随着与工人师傅共同工作的时间久了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我们现在吃穿不愁，但是真正到了社会上，首先我们的自己养活自己！然后的为家庭担起相应的责任！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劳动来实现这些！这时我们就不会觉得这八个小时是多么的漫长了,因为这八个小时的背后是我们劳动换来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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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支撑。要坚持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性质，全面落实二轮土地承包政策，依法确权、确地到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在此基础上，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建立土地使用权依法流转的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要适应取消农业税的新形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加快推进以乡镇机构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乡村债务化解工作。要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整体改革，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积极发展农村政策性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切实解决农民贷款难、农业贷款难、农村贷款难的问题。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继续建设农产品集贸市场，重点培育农产品批发市场，稳步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鼓励采用现代流通方式，规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要加快推进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探索采取多种方法，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生活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要发展农村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着力培育农民自己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此外，还要进一步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户的多种服务功能，搞好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保障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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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 （1）西汉先后出现絮纸和麻纤维纸。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绘有地图的纸，是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的纸。 （2）东汉宦官蔡伦于105年改进造纸术，制造植物纤维纸。 （3）造纸术6世纪传到朝鲜、越南和日本，8世纪传到中亚，并经阿拉伯人传到非洲和欧洲。 2．印刷术 （1）隋唐已有雕版印刷的佛经、日历和诗，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我国印制的《金刚经》卷子。 （2）五代有了雕版印刷的整部书籍。 （3）宋代雕版印刷业很发达，刻印的书，字体工整，装订精美。11世纪中叶，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400年。 （4）元朝出现锡、木活字。后来又有铜、铅活字印书。 （5）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向东传入朝鲜、日本，向西传入埃及和欧洲，改变了当时欧洲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 3．指南针 （1）战国时期发现磁石指南特性，发明“司南”。 （2）北宋已会使用磁针指南，后来把磁针装在罗盘上，制成指南针用于航海。 （3）南宋时指南针传到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国，促进了各国航海事业发展，并为新航路的开辟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条件。 4．火药 （1）唐朝时《真元妙道要略》一书最早提到了火药，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 （2）北宋时火药已广泛在军事上使用，东京设立“广备攻城作”，制造火药和火器；宋仁宗时成书的《武经总要》记载了许多火器的制作方法。 （3）南宋时发明了“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 （4）金的火器制造业比较发达，所制的“震天雷”、“飞火枪”威力很大。金的军队用这两种火器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取得局部胜利。 （5）我国发明的火药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来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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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 [差评]0 0众所周知，欧洲文艺复兴在人类文明史，尤其是西方近代文明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看，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出现的，那么文艺复兴究竟给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了怎样的基础性作用？给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带着这样一种思考来探讨一下。一、对探讨范围的界定在探讨之前，我认为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文艺复兴”是被当作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呢？还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特定历史事件（或运动？或思潮）？如果是前者，那么我要思考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一切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事物——近代科学技术由此诞生则是给科学技术带来的最大影响——也就是说给科学技术带来划时代影响的究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哪些事物？这个论证预设让我们不能忽视除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直接影响外的其他影响，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狭义的文艺复兴带来的直接影响，然后研究诸如大学的发展，宗教观念的变化等带来的间接影响。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只需研究文艺复兴这场历时300年的关于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社会大思潮带来的影响，即上文所提的直接影响。我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认为应该选择前者作为本文的论证预设，因为“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是社会综合发展的产物”，其中文艺复兴运动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近代科技革命的机制和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等各种促进因素的一种[①]。而且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话语前提下，研究文艺复兴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便会被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这样便无法客观评价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二、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对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直接影响虽然在上文中我已经对“文艺复兴”异词作了广义界定，但在阐述传统意义上的，即狭义的“文艺复兴”带来的直接影响时，我们还是有必要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对狭义的“文艺复兴”作出相应界定。《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 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第三版修订中第1319页【文艺复兴】词条定义：指欧洲（主要是意大利）从14到16世纪文化和思想发展的潮流。[②]而我从大量资料中知道，基督教从犹太教中继承了信仰的传统，其主要信仰，如“创始论”、“原罪论”、“救赎论”、“末世论”分别来自古希伯来犹太教的“独一真神观念”、“犯罪受罚观念”、“弥赛亚观念”、“最后审判观念”。系统化、理论化的信仰体系建立在古希腊、古罗马出现信仰、道德危机的基础上，于是在中世纪时期过分强调了信仰的重建和道德的净化，甚至不惜以压抑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和人的自然欲望为代价。[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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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的突出特征（1）分科研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古代人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同,近代自然科学把自然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例如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或者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等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科学家已不再关心古代自然哲学所讨论的那些诸如世界本原和运动的源泉问题,而是着眼于自然界的特殊的具体问题,探索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2）近代自然科学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近代每一门自然科学都要依据观察实验所积累的材料对探讨的自然现象提出理论上的解说和说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不像古代学者那样依靠哲学思辨对自然界提出种种猜测,也不像古代工匠那样仅仅追求某种实际的目标(如制造某种产品,改进某种技艺),他追求的是对自然界的理解。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要求必须把自然现象从实际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实践中抽取出来,在人为控制下加以研究,这就是近代自然科学所开创的实验方法。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从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一个最切近的基础。恩格斯在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时指出:“现代自然科学与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的消逝了的发现相反,他唯一的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2〕。这段话指出了近代自然科学与古代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别。一提到中世纪,人们总认为一团漆黑,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只有从时间上划界,才能说清楚.科学史一般把中世纪时期分为两段,公元11世纪以前的五百年为前期；11世纪至15世纪为后期。中世纪的前期，科学遭到教会血腥镇压,几乎一片空白，是真正的黑暗期；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当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找到了他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后,科学技术有了复苏，是中世纪的苏醒期。（1）古希腊文明失而复得尽管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禁锢无以复加，但古希腊科学思想还是被人们偷偷地保存下来了。由教士本尼狄克创立并为天主教教皇格里高里一世所发展的修道院制度，为欧洲在黑暗时期保存了少许文化知识，早期的修道院后来也变成了大学。罗马贵族波依修斯用拉丁文翻译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纲要和注释，是早期欧洲人所了解的仅有的希腊科学，科学以微弱而顽强的力量存活下来[6]。自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了古希腊文化以后,欧洲人在他们祖先的文明面前惭愧万分,他们积极向阿拉伯人请教，学习东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办译馆,开书院,走出去,请进来,到了13世纪就已经全部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如动力机械技术,熔炼铸铁技术,造船技术,火药火炮技术等。这些技术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欧洲人思想解放的进程，他们极力想冲破教会的束缚，重温昔日的辉煌。所以中世纪并不是科学的大毁灭，它酝酿着一场科学革命即将到来。十三世纪对应的时代大约是中国的元朝,此时正值朝代更替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如果要界定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准确时间,恐怕不是在明清之际，而是在此以前的十三世纪就已开始了，因为此时中国人的思想和欧洲人相比已经远远落后了。尽管元朝还出现了富足繁荣的景象，但这是大宋时期全面发展的余辉,是发展的“惯性”结果，就像跑的很快的车,一下子要让它停下来是不可能的。十三世纪的欧洲却像蓄势待发的跑车，已经进入了比赛的场地，只等清道夫清除掉路障就可一展风采了。（2）世俗大学的建立为欧洲科技起飞和科学革命准备了力量．十一世纪后期，意大利成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大学，此后，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大学，如牛津大学（1168）和剑桥大学(1209)及巴黎大学(1200)等.至十四世纪末欧洲已有65所大学[7]。这些大学成为当时学习和交流科学技术的专门学术机构,为欧洲科技起飞,也为近代科技在欧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从大学开设的课程来看,既包括人文学科,也包括自然学科,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天文、音乐、法律、医学等一应俱全,在校学生多达千人,学制5-6年,这些大学同时也为欧洲的科技革命提供了生力军。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将有三分之二都是以前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如罗吉尔·培根、达芬奇、哥白尼、薄伽丘、塞万提斯、布鲁诺等。而与此同时的中国高等教育还袭用以前的“程朱理学”，“四书”“五经”千古不变，“农医天算”悉听君便，自然科学始终屈从于人的实用意图,不但起步较晚,而且时兴时废,完全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那时连办新式大学的想法都没有,这不能不是一个差距。（3）欧洲中世纪已有了近代科学实验思想的先驱在中世纪后期，继古希腊阿基米德之后出现又一位科学思想的先驱者――――罗吉尔·培根。罗·培根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在经院哲学盛行的时候，他大胆地卓有见识地提倡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用实验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界。他说“聪明人通过实验来认识理智和物质的原因，没有实验什么东西也不能令人满意地得到理解”。〔8〕罗·培根在重视实验的同时也很重视数学，他认为经验的材料必须用数学加以整理和论证，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离开数学。我们知道，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以及二者的结合，是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建立的支柱，这样的研究方法在阿基米德那里已见开端，罗·培根把它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如果说古希腊科学离近代科学已是一步之差，那么中世纪后期就已到了科学的边缘。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的理论优势加上中世纪科学思想的先入为主，造就了近代科学诞生的温床，科学选择了欧洲正像欧洲选择了科学作为文明复兴的法宝一样，都是理所当然的。六 结束语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既是一个谜，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可能存在单一的终极原因。如果从科学自身去找原因，可能会最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把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分为外因和内因，那么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就是内因；如果把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分为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那么中西科学特征的差异就是主因，科学自身的缺陷和封建统治阶的不予重视是形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根源，而科学的缺陷主要集中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逻辑理论思维的欠缺是古代中国科学的制约因素。本文只从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探究这一难题，意在突出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对一个民族和地域的科学发展意义重大，希望有关部门能以之为鉴。 比较这三个阶段，在第三次中西文论的相遇中，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前两次，西方文论(特别是20世纪文论)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影响也更明显。新时期以来，形式主义、新批评、巴赫金文论、结构主义和叙事学、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等各种文论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在学界引发了“美丽的混乱”(谢冕语)。一部西方文论著作短时间内出现两三个中译本这样的“奇观”屡见不鲜。[1]高校的西方文论教材往往是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文论传播的风向标。据笔者统计，从1985年缪朗山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伍蠡甫的《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算起，20多年来大陆已出版了40余本西方文论教材。在新时期30年中，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相遇有哪些特点?其演变过程怎样?西方文论在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有什么教训需要汲取?这些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一　新时期中西文论交流的两个阶段在新时期之前，自古希腊至今的西方文论大约经历过五次重要的“转向”：人学转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神学转向(普洛丁、奥古斯丁)、认识论转向(新古典主义文论、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文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语言论转向(现代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接受文论等)、文化论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1978年以来，经过这五次转向后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相遇，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出现了三种相遇方式：追补式、叠加式、平行式。[2]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0年代末。这段时间中西文论相遇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追补式”相遇：当“新时期”国门重开，欧美西方文论重新登陆时，强烈的心理期待支配下的接受变得十分迫切，人们恨不得立时追补完建国后的30年与西方的文论思潮特别是“语言论转向”以来的西方文论疏离所耽误的文论。第二种是“叠加式”相遇：西方文论的种种文学观念，都在此时期蜂拥而至，联翩而来高度叠加或挤压到一起的特定方式，也导致了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的某种错位：一些文论虽然在西方早已风光不再但在中国却方兴未艾。这一阶段，结构主义、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新批评、精神分析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的译介和研究占据了西方文论传播的主流。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代初以来至今的十多年时间，这段时间里中国与西方的相遇主要是“平行式”。自“文化论转向”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文论思潮和中国的引介呈现出大致平行(或雁行)的姿态，有了接轨、同步的可能。其中，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等文论的传播构成了这一阶段的主潮。[3]二　相遇的背后：文论转型与文学体制的保障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在新时期之所以能发生如上相遇，其中不乏追赶学术界追新逐“后”的渴望，但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受到了中国当代文论转型的内在需求的推动，和中国文化语境与接受主体的需要有着直接的关联。同时，也得到了文学体制的某种保障作用。从时间上看，以“语言论转向”为主的文论如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最先在新时期登陆并掀起学界的译介热潮，而西方同一时期或更早些时期的文论，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直到1990年代初以后才明显受到青睐，这种接受顺序和态势也正好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在新时期以来的从“向内转”(审美批评、本体批评)到“向外突”(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文化诗学)的转型吻合。首先看“向内转”。1980年代之前，韦勒克所说的“外部研究”——政治-社会批评——在中国文论界长期处于一元独白的地位，认识论、反映论和政治论文艺学大行其道，文学和文论被视为政党革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审美论文艺学遭到挤压和排斥;改革开放以后，和文学创作的潮流相一致，审美研究这个时候代表着思想的解放，文论界为了“拨乱反正”，调整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观念，摆脱庸俗社会学的桎梏，开始重视文艺内在形式与审美特性，文论界把目光投向了新批评、形式主义文论、精神分析学等重视文学文本分析、关注主体性等所谓“内部研究”的文论。新时期以来“人性论”、“人道主义论”、“本体论”、“主体论”等重大话题的提出，都是“向内转”这一主题的延伸。1985年的方法年，1986年的观念年也见证了倾向于“内部研究”的西方文论合法化的过程。再看“外突”的倾向。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结构转型的加速，大众文化和审美文化兴起，中国文化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主导文化不再一统天下，中国文化的格局是大众文化、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共生。中国文论如果继续“向内转”，那么就无力回答许多现实而尖锐的问题，因此又开始“向外突”，开始重视文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阐释，开始关注大众文化，过去为审美批评所排斥的“外部研究”以新的方式重新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文学研究的对象转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和性别条件、社会语境、物质基础，审美性、文学性不再是文学批评的唯一取舍标准，过去不为批评家注意的文化现象，诸如广告、传媒、通俗读物、日常生活等均被纳入研究的范畴。在此过程中，后殖民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新历史主义研究、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等等“文化论转向”以来的文论在中国逐渐受到推崇，由此也引发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文艺学边界”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等一系列热烈讨论，“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文学理论死了”等不无悲壮的呼声也在文论界激起一阵阵波澜。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的引进和传播，除了文论转型的需要，与包括学术交流体制和学科建设在内的学术体制的保障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的文论研究对此往往不太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封闭已久的国门向世界敞开，学术交流制度得以恢复和重建。一批批中国学子负笈西行，久被疏离的西方文论得以被译介和传播到中国。新时期以来较早和有影响的传播西方文论的学者几乎都有海外留学经历赵一凡、张隆溪去哈佛大学读博士()，王逢振去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做博士后(1986)，王一川去牛津大学做博士后(1988)，王宁去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做博士后(1990)。如上经历为这些学者接受西方文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他们回国后的文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就有了《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1986)、《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1988)、《语言乌托邦》(1994)、《后现代主义之后》(1998)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著作的出版。同时，西方学者频频到中国访问交流，也推动了前沿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如杰姆逊1985年在北大关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的演讲，米勒2000年关于“文学终结论”的大会发言，都为文论界接触西方文论的学术热点铺设了桥梁。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也为西方文论的传播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据笔者统计，自1983年中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以来，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一共批准和建立了约34个文艺学博士点，此外文艺学学科的硕士点多达130多个。随着文艺学学科点的快速发展，西方文论研究不仅成为数量可观的一批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而且为西方文论的传播培养了重要的师资和接受主体，促进了风貌各异的西方文论教材的推出，扩大了西方文论的影响力。三、理论传播之后1942年，著名批评家李长之先生在分析“中国文学理论不发达”的原因时，曾经得出了三点结论：一是中国的文学观念不正确，如不承认文学的独立价值，缺少“为文学而文学”的精神;二是中国的其他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艺术学、美学、哲学、语言学、文法学、神话学等不发达;三是中国的著述体例不完备，中国文学理论多是诗话、札记、批点校正、指南等，缺少有课题、有结构、有系统的、有普遍妥当的原理原则。[4]如果以李长之的这些批评为参照，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虽然仍然算不上“发达”，但确实有了长足进步。第一，在吸收了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侧重文本批评的文论之后，在“本体论”和“主体论”讨论之后，中国文论的审美批评已趋于成熟。如，在经过多年来的“本质论”式的追问之后，特别是在功利主义批评或工具主义批评被过度使用之后，中国文论界对文学的独特价值和审美属性已达成了某种共识，已认识到文学并非是政治的附属品，“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一种以感性修辞为基本属性的语言艺术品”等等。第二，随着文学的相关学科的逐步成熟，中国文论研究也向多方位拓展，文艺学学科走向相对完善。中国不仅拥有被大大拓宽了的文艺社会学，还拥有了文艺美学、文学语言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修辞学、文学叙事学、文艺心理学、文学文体学、文学接受学等文艺学分支。第三，随着文艺学学科的发展，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学位论文制度基本建立。中国文论的著述文体已经逐步走向严谨、周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在新时期的相遇，推动着中国文论走向开放，拓宽了中国文论研究的学术视角，促进了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中国当代文论的格局也从一元独白变成了多元共生的格局，中国文论的“对话化、学术化、常态化”的转型得以发生和完成。[5]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的传播也存在着需要汲取的经验。其中最应引起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在引进西方文论的同时，如何进行有中国特色和原创性的文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是充分结合中国当代文学现实、激活和转化了传统文论资源的开放式文论。在1990年代初期，有比较文学专业的学者对中国文论的“西方化”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认为：中国文论在西方话语霸权和“全盘西化”面前丧失了话语权，特别是在1980年代西方文论大规模进入中国后，国人言必称西方理论大师，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患了“失语症”[6]。“失语症”这一并不严密的提法很快就得到了许多人的接受与呼应，主要是基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焦虑和民族认同。不过，“失语症”把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西化”和“失语”的过程，无疑漠视了包括新时期在内的中国文论在与西方文论的对话、冲突和交融中形成的文论新传统和独创性。在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追求中，虽然是以西方现代文论为主要参照系，但中国文论的传统并未被抹杀而是“呈现出总体上的现代性与深层次的古典传统性相融汇的复杂品格”[7]。在这条路上，鲁迅、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钱钟书等前辈已经踩出了深深的足迹。新时期以来“建设中国特色文论”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文论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积淀说”、“审美意识形态”、“形式与内容相互征服说”、“文化诗学”、“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兴辞诗学”、“艺术至境论”、“圆形批评”“性格组合论”、“否定主义美学”……新的文论传统和美学原则正在累积和建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建设还处于初创阶段，文学理论界要创建“中国学派”，还需要在百年来累积起来的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的基础上接着说、对着说，任重而道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西方文论发生五次“转向”之后，在文学系统中的作者、文本、读者、世界各个要素都早已相继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之后，似乎很难再有什么空白可供再次挖掘了，也难以让人达到哪怕是“片面的深刻”了中国文论界要进行理论创新，所面临的难度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大。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在经历了“内转”和“外突”之后，在接受了文化研究浪潮的洗礼之后，会走向何方中国文论创新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和思路，如在“比较、分解和综合”的基础上成功转化中国古代文论[8]，提倡一种现象学存在主义语境中的“哲学阐释学”[9]等等，但无论哪种方案，都不能忽视和无视西方文论已经对中国文论造成了深刻影响这一既定现实。很明显，我们不得不将目光继续投向西方文论，但同时也应该指出的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在吸收西方文论的同时不时地回到文本，在中国文本和个案的阐释中去寻找创新的途径。从西方文论的发展演变来看，特别是17世纪之前和20世纪的西方文论，每一次创新和突破，都有特定的问题意识或挑战对象，有着自己的生存土壤——文学文本或符号系统。20世纪的西方文论很大程度上属于“批评理论”，大多来自对文学现象的细致而深刻的个案分析。而新时期西方文论的传播的致命缺陷之一就是许多学者沉醉于移植和演绎西方概念，宣称“中国文论十几年的功夫走完了西方文论百年来的路程”，却忽视了中国问题的发现和中国文本的阐释，结果只能是“食洋不化”。有学者这样描述：“中国学者巧立名目，译介文论，迄今已有二十年。同行普遍认为：这玩意佶屈聱牙，艰深晦涩。一不留神，就会变成精英游戏或沦为商业炒作。时下国内的文论教学，相对集中于一批重点高校博士班。所谓专家治理，亦处于探索阶段。不妨说，文论确已入中国，养在深闺无人识。”[10]当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超过百年之后，这种评价还不绝于耳，只能说是文论界的悲哀。考察西方文论是否益于中国文论建设和创新，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拿它来解读中国文本和创作实践，根据对文本的悟性和解读，看看我们能否做出独特的结论和表述，能否对西方文论进行补充、改造甚至颠覆，进而提炼出我们自己的概念和范畴，否则就谈不上理论的成功传播，更遑论创新和超越。所谓“变而通之以尽利”，“推而行之谓之通”《(易经·系辞上》)，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当理论盛行的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当文论研究者的角色从“立法者”转为“阐释者”之后，与西方文论保持不间断的对话，坚定地回到中国当代文本，可能是借鉴西方文论以及中国文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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