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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之论战”的思考
（原作者：任秀蕾）摘要：中国音乐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语境下，走过了10年的发展历程，其体现出追求垒球共性及彰显民族个性的可持续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无疑是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观念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因此对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作回顾和反思，无疑对中国音乐在21世纪后续的健康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探寻新时期论战的起因、论战的内容，对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所持观点作简要阐述和分析，并在论战思考部分提出个人拙见，认为中国音乐发展应随着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变迁，持有“拓而能容”的“龙”之精神。
关键词：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论战起因；论战内容；论战思考
一、新时期论战的起因分析
以“中西关系”为中心论题的“中国音乐发展论战”已持续近一个世纪。“中国音乐发展论战”在新时期再一次升温其主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门向世界开放，中国经济得到迅猛腾飞，世界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也随之进入，致使中国人民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发生转变，中国音乐在漩涡中徘徊，再一次陷入了如何发展的思考中。由此，中国音乐界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中西音乐文化之异同”及“中西音乐文化之发展”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再一次走向了白热化的阶段。详细分析，，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在改革开放历史背景下，由于文艺政策的宽松与自由，中国音乐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健全的、充满生机、具有创新精神和气氛活跃的艺术创作环境，并且一种以和平经济建设为特征的新的文化艺术规范也处于萌芽状态，充斥着整个80年代的艺术创作。在此宽松的氛围下，文艺者思想逐步解放，言论相对自由，具有学术意义的音乐争鸣正在向和谐的方向迈进。文艺政策的宽松与自由主要体现在：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明确提出“不横加干涉”的意见，并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含义比较广泛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首次以的态度总结了历史上党领导文艺工作存在的缺点，并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西方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在此和谐、宽松的文艺政策下大量涌入中国，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审美听觉体验和新的审美感性样式，并将中国音乐发展推向了多元化发展的格局。
(二)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现代文艺思潮被逐一的介绍到国内，从而引起了音乐思想和审美领域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音乐界出现了“新潮音乐”“流行音乐”“严肃音乐”并存发展的趋势。而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传统音乐受到冷漠的境遇不断被加重，致使部分民族音乐学家在1986年的“必城会议”上对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提出了质疑，认为我国自“学堂乐歌”伊始的新音乐，导致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太的战略失误。然而，民族音乐学家的观点并没有在此次会议上引起争论，不同意见只是在随后一篇公开的论文中被反驳，文中说道：“批判‘欧洲中心论’是应该的，但应该注意其内涵和适用范围，新音乐运动所力图冲破的，只是业已僵化了的音乐传统而已，而并未将革新的矛头对准传统音乐。把这段历史评价为战略失误，怕是言重了。”这个不起眼的辩论回合，成为了90年代末“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激烈论战展开的胚胎。
(三)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化界掀起了否定“五四”，批判“全盘西化”，弘扬“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思潮，这一思潮随着90年代海内外学术思想界“中国传统文化热”阵阵升温，并在中国音乐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中国音乐理论界以沈恰为代表的一批民族音乐学家公开发表论文，以“音乐价值相对论”为立足点，攻击“欧洲中心论”，对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的创作、表演、教育、理论研究等领域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反思，并对其中存在所谓“全盘西化”问题、“后殖民主义”问题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持此观点的学者还有王耀华、管建华等。针对上述严厉的批评，老一辈音乐史家冯文慈在其《近代中外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音乐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中，对所谓“全盘西化”的指责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随后青年学者邢维凯在其论文《全面的现代化，充分的世界化：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必由之路——关于“中国音乐文化自性危机论”的几点思考》中，批评了“主体危机论”“全盘西化”以及相关论断，将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论战推向了“对话”的方式，从而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论战。
二、论战的主要内容
(一)20世纪末“中国音乐发展”论战，仍旧以“中西关系”为基点，对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传承等方面进行对话。对于“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论辩”，梁茂春教授将其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欧化道路说”(抛开传统全盘欧洲)，此观点以刘靖之等人为代表，一类是“传统发展说”，即吸收西方音乐文化，经过融汇贯通，有的已经成为中国音乐的新成分，此观点以冯文慈、牛龙菲、邢维凯为代表。管建华则将其分为“融合派”和“全面现代化派”。他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是单一线性进化论、单一文化价值论。并认为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历史主要是“西体中用”的历史，认为中西音乐一开始就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对话的资格。。在音乐教育的问题上王耀华提出：在学校的音乐教育中，“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较为深重，以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教育，忽视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与重建，助长了妄自菲薄、盲目崇洋的思想，不利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与发展。管建华也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在本文化系统内仅占有亚文化的地位，首先在当代中国音乐教育中它就是一种非系统化理论的音乐教育，因为基础理论都是西方的，西方音乐理论教学移入是系统化的，传统文人音乐在社会中的传承几乎断裂。还有部分音乐学者认为流行音乐的冲击是造成中国传统音乐衰落的原因之一。
(二)部分学者认为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与他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有所交融。如冯文慈教授在其文章《近代中外音乐交流中的“全盘西化”问题——对于批评“欧洲音乐中心论”、高扬“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认识》中，用历史发展的眼光，从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两次文化交流的高峰，说明文化交流的诸多益处，同时也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与他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有所交融。邢维凯教授以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对以“文化价值相对论”为立足点提出“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危机”论对话方，指出其对“文化价值论”理论使用的偏差。“文化价值相对论”核心论点是：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因此，在比较各民族文化时，必须抛弃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我族文化中心主（原作者：任秀蕾）义观念。他们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时常会有象征该民族文化中最主要特征的文化核心。……文化相对论认为，尽管各民族文化特征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本质是共同的，其价值是相同的，即它们都能起到对内团结本民族，对外表现为一个整体的作用。从以上论述可见，其最核心的观点精神是提倡尊重各非欧民族的文化，包括音乐文化。然而，这一理论传入中国后，却被某些学者加以极端化理解，变异为“削平一切的文化平均主义”，变成了在中国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必须“排除他性”的口实。此外作者还提出在对话中“中国音乐”与“音乐文化”概念层面的交错性。“中国音乐”的概念，长期以来没有定论，“音乐文化”这一概念却在诸多论文中频繁使用，且使用的同时，经常将其等同于音乐艺术。“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组织的乐音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其的审美价值在任何时段，是没有优略之分的。但“音乐文化”则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它所涵盖的是一切与音乐有关文化现象，其内容除音乐艺术外，还包括音乐形式、音乐审美、音乐教育、音乐传播、音乐理论交流等文化现象。因此赵元任文中所指的“不同的不同”和“不及的不同”是从音乐文化的角度进行比较，而非音乐艺术样式。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的音乐文化的确存在上述的特点。邢维凯教授还从文化共生的角度，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对“危机论”中提出中国传统音乐中国特征独特性的界定进行了有力驳斥，他指出“危机论”者在中西音乐比较中出现了比较对象的错位，即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专业音乐的比较。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衰落，邢维凯教授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阐述了音乐文化必须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以适应人类新的精神需求和审美情趣。因此，中国传统音乐的危机是因其自身的发展过于僵化，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代的发展严重脱节的必然结果。邢维凯教授在音乐文化的发展中，提出其核心思想“人本主义”，即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文化应该为人服务。因此，音乐文化发展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来看待，应该从“人本主义”出发，音乐的形式、内容、技法、风格、特征等应为中国气质服务，即只要能体现中国人民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即为中国特征和气质的音乐，不能以“民族性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必须放在大的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下，必须与全世界的现代文明、现代精神相结合，才可能弘扬世界。“
三、论战思考
21世纪已经过去10年，对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发展作回顾和反思，无疑对中国音乐文化在21世纪后续的健康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音乐届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立论依据对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道路，发表了各自的主张。尽管有些主张由于对立论理论的理解偏差，或是在论述自己所持观点时带有主观的思想感情，甚至在部分文章的言论中措辞过于尖锐，但这次论战仍旧体现出较浓的学术气氛和基本和谐的氛围。笔者对此次论战的几点思考：
(一)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音乐创作应该更加强调音乐创作的个性。在一个世纪的音乐创作历程中，“民族化”“民族性”一直作为评价音乐作品是否具有中国音乐特征的重要标准。音乐作品的创作主体是动态的人，而音乐的本源来源于社会。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其即具有群体性，也具有个体性，“民族性”则是群体性的特征。因此，在百年的音乐创作中，个性的彰显一直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当今音乐创作凸显“人本主义”的背景下，在音乐世界化的前提下，尤显个性的彰显的重要性。在此，笔者并不是因为近一个世纪强调音乐的“民族性”就否认中国新音乐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新音乐近一百年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在20世纪早期赴日本、欧美留学的萧友梅、王光祈、李叔同、黄自等中国音乐家等人提出“借鉴西乐、改造国乐、创造中国新音乐”的中国音乐发展道路，把目光投向欧洲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和时空交接性的。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西方文艺思潮不断被介绍到中国，中国音乐创作呈现了多元化的局面，观念的转型、技法的创新都呈现出新时期的社会的变革和社会意识，为中国音乐创作平稳向新千年过渡做好了思想的准备，积累了发展的潜力。21世纪初，中国的音乐创作以转移到挖掘中国音乐文化背后的深层次内涵以及凸显个性特征上。
(二)中国音乐创作的发展离不开音乐教育体系的支撑。中国虽在西周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音乐教育学校，由于不善于总结归纳，终究未形成系统的教育体系。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在全面接收西方文化的背景下，专业音乐院校教育的模式均参照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为标准，延续至今。改革开放后，因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国学热，作为音乐文化的一部分——音乐教育也引起了部分音乐教育家和民族音乐学家的思考。认为音乐教育严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音乐教育的基础已经“西化”等观点，必须重新振兴我国传统音乐教育。试想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长达几百年。而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谈何容易。且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参照标准是什么?中国传统音乐亦或宫廷音乐?即使建立起“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其前景如何，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会有着怎样的作用?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有待于仔细思考的。面临新千年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家管建华认为：高等音乐院校应该培养出综合能力较强的人才，精英文化应该对大众教育有所引导。同时，在世界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我们应该建立起多边主义音乐教育，使我们的音乐教育具有国际化视野，走出单纯依附于西方音乐发展的局面。德国学者多洛忒·巴尔特针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肤浅认识及简单做法，探讨了多元文化教育中文化传承的意义。得出结论：学校音乐课没有义务传承各民族、民间文化和流行文化等，学校教育应该从不同文化的不同背景出发，帮助学生认识不同文化以及音乐在其中的意义。”笔者极为赞同后者的观点，目前中国音乐的繁荣景象以及所取得的可喜成绩，在世界乐坛的地位，足以证明，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三)传统音乐的衰落是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与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上个世纪初，由于西方文化的东渐，新文化运动、新音乐的兴起，使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受到影响。一批进步人士，在“欧洲中心论”的大环境下，大胆的提出并探索“中西融合”之路，收到一定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音乐创作上主动探求民族化和声和调性的使用，以求创作有中国民族气质的音乐作品：2.重视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其源头可追述到国立音专成立时；学校大力提倡收集民歌，虽因条件所限没有确切的实际行动，但对传统音乐的保护意识己初露端倪。上个世纪40年代，鲁艺民族艺术研究会延续了这一思想，成立了中国民歌研究会，国立音乐院的作曲系也由王震亚等人成立了“山歌社”，为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做出了努力；3.对乐器改进，刘天华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改变了原不能等大雅之堂的乐器——二胡的命运。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央文艺政策的大力提倡及扶持下，我国传统民间民族音乐文化搜集、整理、拯救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发掘长期流落在民间的优秀艺人和优秀作品；由音乐院校聘请优秀民间音乐人才进行授课和传技：派汉族音乐工作者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全面的录音、记谱、整理、出版；组织专业工作者重点深入民间作实地的采风、访问等专题性田野工作。使许多濒临消亡的音乐文化遗产得到了及时的抢救和保护。这一工作在黑暗的“文革”中停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传统音乐赖以生存的土壤减少甚快，遭到自然或人为的损害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保护音乐文化遗产的行动迫在眉睫。在这期间，部分学者已经向中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稿，并于2003年宣布了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由此可见，我国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程，无论政府还是音乐工作者都对其进行了挖掘、利用和保护，因此，中国传统音乐的衰落不能简单的归结为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其真正衰落的原因是因为随着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审美情趣发生变化而对某些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出冷漠的态度。”
总之，“任何的音乐文化都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同外界渗透隔绝的。音乐风格、体裁、个人创作的历史总有一部分是受到外来影响的在一切的时代中都存在着其他文化的渗透，每一个时代对于来自外部的东西都是开放的，或者同化他们，或者抛弃他们，这取决于自身的需要，以自己的传统的精神去改造它们，将他们纳入到自己的文化中来”。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百年来，我们客观的看到了自己与西方音乐“不及的不同”，有选择的对西方音乐加以借鉴、消化、吸收、融合，同时也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与西方音乐“不同的不同”。历史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作为音乐界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将在不同的时期给出不同的答案，以适应时代的需求。（www.niubb.net）欢迎您转载分享，并保留本站链接地址；如需在文中注明原作者或者删除这篇由网友热心分享的文章，请附具体文章标题、作者邮件联系bianji爱特niub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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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尽管如英国全球经济问题专家阿兰·鲁格曼所言，目前“'全球化’一词已经被滥用” 注释①，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化的脚步已势不可挡。在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中国如何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决定了在新的世纪里中国能否产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能否真正地振兴并立于世界之林。在此，我将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为题展开讨论，请老师批评指正。
　　一、 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学术界对何谓经济全球化，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世界经济的美国化;二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等经济技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中，第一种观点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我认为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第二种观点既全面又最接近实际情况，其表现就是当今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逐渐融入了全球化的经济浪潮。
　　我认为，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应该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出发，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说，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注释②
　　二、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原因及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近代市场经济的建立，而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以致被人们所感知并为之震撼，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尤其是上世纪的最后20年，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全球化的浪潮更是汹涌澎湃。注释③
　　(一)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原因
　　1、 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扫清了体制上的障碍
　　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只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本国经济的运转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封闭经济由于缺少外部资源、信息与竞争，而呈现出经济发展的静止状态。计划经济体制则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不充分、不对称和激励不足等问题，而导致资源配置与使用的低效率。所以，不管是传统的封闭经济，还是起源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由此而造成的各国在经济体制上的趋同，消除了商品、生产要素、资本以及技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体制障碍，促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2、 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作了物质基础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代表当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远距离控制成本。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其经济的活跃程度，表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的。远距离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这种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全球各地。
　　3、 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动因
　　商品与要素价格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异，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客观存在，为企业在全球范畴内的“套利”活动提供了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扮演了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套利;另一方面，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优势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实际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当跨国公司利用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4、 世界范围内商法体系的趋同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法律制度环境。
　　众所周知，主导世界的两大法系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近年来，两大法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互相融合与趋同发展;另外，随着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经济组织的统一立法活动深入开展，这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统一的法制环境。
　　(二)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1、 贸易自由化
　　国际贸易障碍逐步消除，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国际贸易量迅速增长。国际贸易手段、商品标准以及合同样式逐步统一和规范。WTO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使得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
　　2、 生产全球化
　　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宰力量，其商品生产环节分布于不同国家，并因此使相关各国间的经济关联程度提高。
　　3、 资本流动国际化
　　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对外资管制的放松以及由投资基金和养老保险基金高速成长导致的国际游资的形成，使得资本流动性进一步加大。
　　4、 金融活动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各国相继放松金融管制，推进金融自由化，放松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和退出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拆除了不同金融业务的隔离墙，加快了金融业的整合。自由宽松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加上计算机、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从而形成了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连动的统一国际金融大市场。
　　5、 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
　　当今世界除个别国家外，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统一的经济体制基础。
　　6、 各国商法体系的国际化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得益于两大法系的趋同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世界各国商法体系的国际化。
　　三、 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利是弊、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已为大家所公认，即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回避经济全球化只能带来更大程度上的落后。面对经济全球化，既要很好地把握它带来的机遇，又要趋利避害，规避它带来的风险。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利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因素
　　1、 可以充分地利用外资
　　大量外资的进入，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以中国为例，中国外资依存度(外资投资存量与GDP的比重)1985年仅为1.55%，从1995年起保持在20%左右(1997年为24.4%)。另据资料表明，截止到 2001年10月底，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84894个，合同外资7319.1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3858.77亿美元，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
　　2、 资本的进入带来了实用技术、管理经验和企业创新精神
　　以实用技术的进入为例，自1994年以来，加拿大北方电信、美国IBM、英特尔、太阳微、宝洁、杜邦、诺基亚、爱立信、松下等知名公司都相继在中国成立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或实验室。
　　3、 资本的进入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购并当地企业实现的外资进入有助于传统产业结构改造和促进产业竞争，对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4、 外资进入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内配置生产要素资源。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众多，存在劳动力超额供给和劳动力成本普遍偏低现象，外资进入得以安排大量的工资低廉的过剩劳动力从事有效就业，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具有国际分工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产业。
　　5、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完善,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化和金融深化
　　6、 资本的进入有利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转型
　　资本进入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和惯例，大大缩短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型的时间，能够加快现代经济制度的形成。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越开放，其经济转型的进度越快。
　　(二)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
　　1、 大量外资的进入容易造成债务负担，可能引发国际债务危机。如1995年墨西哥爆发了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墨西哥经济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自1994年2月以来，美国连续6次提高利率，造成了数百亿美元从墨西哥等国抽走流向美国，极大地损害了墨西哥的金融和经济稳定。
　　2、 外资进入对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冲击较大
　　由于跨国资本“无国籍”和无民族认同感，它不可能完全取代民族资本的功能。因此，外资的过度进入有可能挤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因而可能损害经济的长远发展。
　　3、 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
　　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属于夕阳产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资源的同时，把夕阳产业带进了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4、 跨国资本的进入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风险度，容易给短期投机资本冲击较虚弱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造成可乘之机
　　最明显的例子如上个世纪末发生在东南亚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因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5、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充满了动荡和起伏
　　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稳定与否，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还要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充满了变数。
　　6、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联合国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的比例，1960年是30：1，1990年增加到60：1，目前已扩大到74：1。全球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
　　7、 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跨国公司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以多种形式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的经济主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家们因此担心，当前权力正从政治家手中转向大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往往不是规则的制定者，所以在国家经济主权的让与方面，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损害较大。
　　四、 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20年对外开放的结果，中国经济已深入地融合于全球经济之中。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应以积极参与、合作的态度对待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以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应该着重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 建立健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基础作用还须进一步加强。首先，要加快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规则，真正实行政府与企业职责分开，政府只负责保证经济总量平衡和重大经济结构的布局与协调，以及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要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富有生机、活力的经营管理体制，提高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第三，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创造开放、公平、竞争、有序地多元市场环境。
　　(二) 确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国际贸易体制
　　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与我国现行对外贸易体制相关的外汇、金融、投资等体制已经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是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突出的表现就是开放性不够。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经济全球化，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以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以国际贸易惯例为参考，尽快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开放型国际贸易体制。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宏观调控体系。其次，深化企业改革，建立国有民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三，规范进出口管理，完善进出口商品经营管理体制，建立竞争性的投资和贸易体制。第四，强化商会职能，维持良好的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秩序。
　　(三) 研究和实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生产和生产力的分配也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更大的动态的调整，国际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的发展时期。我国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规划时，必须做出与国际经济规则相适应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其中要着重加大产业间的结构调整力度，努力提高工业和服务业比重。
　　(四) 健全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根本转变、逐步实现法治的时期，因此健全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本国法律保障机制的任务还很艰巨。加紧修补和完善我国有关涉外经济法规，建立公平合理、有序竞争的法律体系，营造良好的投资和贸易的法制环境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
　　(五) 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接经济全球化
　　当前，我国尤其应该注重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区域合作，注重加强与APEC的经贸联系。要善于从战略的角度去分析，把进入区域化的APEC作为我国进入全球化的一个“试验场”和“练兵站”。
　　综上所述，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中国应该采取切合本国实际的开放步骤和措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唯一正确选择。
　　文章注释：
　　注释① ：[英]阿兰·鲁格曼 《全球化的终结》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注释② ：美国全球化理论权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用曾说过“中国与欧洲的丝绸之路是早期的全球化”。对此，本文认为，“丝绸之路”仅仅代表了简单的商品贸易，并没有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另外，当时尚未建立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运行的全球规则。因此，经济全球化只是近年以来才出现的现象。
　　注释③ ：在“全球化”起源及发展阶段的划分上，学界存在“一阶段论”、“二阶段论”和“三阶段论”三种不同意见。本文采“二阶段论”。相关研究见盖世金，张立：《“全球化”问题研究综述》，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参考资料：
　　1.《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作者：刘吉 原载《文汇报》日
　　2.《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 原载《求是》2001年第1期
　　3.《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影响和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王诚
　　4.统计数据来源于以下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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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贸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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