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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文明，仍待求索
生活在亚马孙欣古河附近的印第安部落居民（摄于2013 年5 月）画中描绘的是大约1800 年，传教士在巴西为土著人做弥撒差异巨大的部落在旅行前我对亚马孙地区印第安人的认识，还停留在猎奇性的图片和纪录片上。他们的标志性打扮就是裸露着身体，也许会有几片树叶遮点儿部位，有些脸上涂着油彩似的图案，有些下巴里插着长长的木头条。也有可能是传播者人为强化了这种印象：热带雨林里的印第安人显得越原始，就越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好奇心。这种印象倒也没错，亚马孙密林中仍然生活着状态原始的部落人。正是由于隐居，原始部落的情况很难统计。2007年1月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报告表明，巴西取代新几内亚，成为拥有原始部落最多的国家。2013年一支探险队在飞机上拍摄下了巴西与秘鲁边界处的一个隐居部落，这些赤身的印第安人身上涂着大红颜料、搭起一人来长的弓箭，向可能的进犯者示威。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鼓励人们在不侵犯的前提下用影像记录隐居部落，这样能让外界确认密林深处生活着土著人，提醒人们不应该肆意侵犯这些土地。几乎所有与世隔绝的印第安人都是游牧者。他们随着季节变更在雨林中迁徙，家庭规模较小。雨季水位较高时，这些通常不使用独木舟的部族会居住在雨林深处远离河流的地方。在水位较低的旱季，河边形成沙滩，他们就会在沙滩上安营扎寨，在此捕鱼。这个时候的部落相对容易被外界发现，他们是在沙滩上寻找和挖掘河龟蛋的行家，也以肉、鱼、车前草、坚果、浆果、根茎类植物和一些幼虫为食，还捕猎南美貘、野猪、猴子和鹿。隐居部落的生存样式，容易让外界对“印第安人”的概念有一种错觉，似乎游牧的小规模群体，代表着所有亚马孙多数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我们亚马孙雨林里的印第安人也是差别巨大啊。就好比中国和德国的区别。”马克斯对我说。他留着黑色的短平头，棕色皮肤，身材不高却结实有力。穿着蓝色T恤和牛仔裤，马克斯显得非常精神，细长的双眼神采飞扬，又有股谦虚的气质。他目前生活在玛瑙斯，是一个为亚马孙黑河盆地上游地区印第安人权利而斗争的组织代表。在他租住的办公室院子里，白色墙壁上满是印第安人的手工绘画，有男女服饰、劳动工具、奇异的花朵、图腾性质的图案，色彩艳丽。马克斯说，每一种图案都来自黑河盆地上游的一个部落。“我的部落叫作图卡龙（Tukano），我们生活在亚马孙州的圣加百列（Sao Gabriel da Cachoeir）。我的部落从300年前开始与非印第安人接触，现在过着比较西式的生活。”根据马克斯的估计，整个亚马孙地区目前有240多个印第安人聚落，其中有180多个在巴西。马克斯说：“秘鲁安第斯山那边的高山地区印第安人，与我们黑河盆地地区的聚落就有非常大的不同，聚落之间语言、文化、习俗差别很大，有些接触外部世界几百年了，有些可能才从10年前接触外界，有些至今隐居。”300年前，未接触外界的图卡龙部落住在一种叫作“马洛卡”（Maloca）的屋子里，这种所谓的屋子其实就是用柱子撑起来的大顶棚，四周没有围挡，也没有任何隔断，全村所有人都住在一起。随着与外界接触，慢慢大家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房子。“现在村里人沿河建了自己的房屋，与西方人的小别墅差不多。”同为图卡龙部落，里边又分为不同的社区，大型的社区有几百人，小的甚至只有两三个家庭。1961年马克斯出生时，他的社区有着27个家庭、120口人。西方宗教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改变印第安人的力量。对于16世纪的征服者而言，耶稣会士算是所谓的“在那个时代，唯一守着原则底线的人”。比起早期粗鲁的抢掠性殖民者，他们希望用道德力量改造社会、教化后人。耶稣会士的一种理念是，用西方的文明之手引度落后的印第安人，以免他们因落后而堕落成牲畜或者奴隶。马克斯所在的图卡龙部落也受到传教士影响，1923年传教士在那儿建立了学校，用以教化当地人。马克斯的父母分别在学校念过4年和2年的书，能说一点葡语。当马克斯长到10岁，也与他的另外9个兄弟姐妹一样，到教会学校进行住读。巴西印第安部落的孩子们在学校学习 （ 摄于2008年）牧师们劝说印第安人将孩子送进学校，说孩子们可以学习制作手工艺品，再把这些卖给丛林外的人，今后不用发愁生计。对于散居在广阔森林的部落来说，学校非常遥远，马克斯的社区离学校有200公里，住读意味着与部落的疏离。图卡龙部落里的120个孩子和他一起住读。“那些牧师不让我们说部落语言，不希望我们与自己的文化亲近。我们当着他们的面说葡语，背地里说部落语。”在牧师看来，教化印第安人就是使他们远离自己的文化。“你长期没有生活在部落里，那你觉得自己还是印第安人吗？”我问马克斯。马克斯说他对这个问题的情感有些复杂：“如果没有传教士，我连葡语都不会，没法与外部世界交流。现在我至少与政府说同一种语言，可以为印第安人争取权利。可是传教士并不尊重我们的文化，我的一些同伴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印第安人了，他们不会捕鱼、不会狩猎，人们病了也懒得去森林里采草药，更愿意去诊所拿点西药。”当马克斯9年后从学校毕业，他学会的木匠和小手工艺品的活计，并没有市场。过了两年，马克斯加入军队，又过了一年，他和朋友成为矿工，直到1989年他回到社区，给孩子们当老师。这时已经28岁的马克斯，才开始以一种略带外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群体。他和三个兄弟也开始了为部落争取权利的道路。2004年，马克斯的社区开了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决定今后的发展方向。第一点就是要改变印第安人的教育状况，“我们不再需要牧师来决定，我们应该学什么。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公立学校”。在争取了几年之后，他们赶走了牧师，自己接管了学校。“我们走了很漫长的道路，才认识到应该有印第安人自己的教育。牧师们说我们管理不了学校，我们不会与外界打交道，可是我们做得很好。”部落会议的第二个决定就是建立他们的维权组织，保证他们的土地不会被各种借口抢占。“你们社区现在有多少人？”我想知道，这些年外部社会的发展，到底给传统印第安部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克斯说，现在他的社区里只有6个家庭，一共40口人，这比马克斯小时候少了三分之一的居民。不少家庭为了孩子接受教育，搬到了大一些的城市。离开的家庭对土地仍然有着权利，马克斯所做的，便是保证这种权利不受侵犯。因为开矿、砍伐、开辟牧场等行为，仍然是雨林里村庄的直接威胁。印第安人一般以河流来划分领地，他们的领土观念一直很明确，马克斯告诉我：“爸爸从小就教育我们，踏进一片陌生领域前，要征得主人的同意。”为了迎接2014 年世界杯，这个生活在里约旧印第安人博物馆附近的部落不得不搬离让我吃惊的是，图卡龙3万族人，拥有着800万公顷的土地，这对我来说已经大得没有了概念。“你们人均土地面积可真大啊。”马克斯不完全赞同我的说法，他告诉我：“欧洲人入侵之前，我们的人口数量是比较大的。现在外界对印第安人的保护政策更好了，我们的人口会迅速增长，我们必须保护好土地，来支撑更多的人口。”隐居者的权利部落人就是亚马孙的天然守护神，保留印第安人的传统，就是在保护大自然。在经过上百年的血泪教训之后，巴西政府最终发现：不去打扰印第安部落，才是最好的管理政策。特别是对于与世隔绝的部落，除非他们的生存面临极大的威胁，不然政府不会主动联系他们。这种看似“不作为”的政策，却是以一系列外部力量试图“教化”印第安人的血泪历史为惨痛教训的。巴西政府对待印第安人的第一代政策是由坎迪多·罗德元帅制定的，他以成功穿越马托格罗索州闻名，在土著人生活的地区修建电报线缆。罗德元帅尊重印第安人，他坚信少数族裔只有和当地人同化才是唯一出路，所以他努力帮助印第安人受教育以融入当代社会。1910年，罗德元帅被任命为印第安保护组织（SPI）总指挥，SPI的宗旨是通过将印第安人引领回社会“主流”来保护他们，从而消除文化差异，“解放”他们的土地。这种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最终变成了一项法规。SPI逐步破除了过去教会在“帮助”土著人上的垄断，但是随后SPI自己陷入了官僚化和腐败的泥沼，变得不受监督，甚至成为迫害印第安人的帮凶。巴西土著族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悲惨，以至于1967年内政部组成了一个最高委员会着手调查此事。7000页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印第安人经历的噩梦：杀戮、虐待、性侵害和土地掠夺，这些残酷的罪行导致“共有80个土著部族已完全消失”。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派了记者诺曼·路易斯去调查，他的文章《种族灭绝》震惊了公众，直接促成了1969年国际生存权利组织的成立。巴西帕拉州的Serra Pelada 地区在1980 年发现了规模巨大的黄金矿藏，由此引发了亚马孙地区的采矿热潮压力之下，SPI也由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代替。和前任罗德元帅一样，第二任负责人瓦立萨·鲍斯兄弟对印第安人非常同情。但是，这时巴西的军事独裁政府一心想开发亚马孙，他们的名言是，“让无地之人，去进驻（亚马孙）的无主之地”。雨林中的印第安人被视若无物。1970年，巴西开始修建整合亚马孙流域及周边地区经济的跨亚马孙高速公路网。从标注的工程路线图可以看到，高速公路线路要穿越一片长长的未知地带。这片区域是无数土著部族居民的家园，很多与世隔绝的土著人就生活在这里，还有很多族群外界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些土著居民与勘测及建筑人员发生冲突。与1492年欧洲殖民者踏上美洲一样，西方社会的流行疾病，如麻疹、流感、痢疾和疟疾等疾病随着工程在土著人族群内部传播。为了躲避灾祸，印第安人的不少族群都迁移到欣古河（Xingu River）附近的大片保留地。这些印第安人不仅要背井离乡，还要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对所谓安抚政策的不满和跨亚马孙高速公路工程的完工，促使人们开始思考第三种保护土著居民的政策。如果不希望印第安人死亡或失去生活的信心，他们就不能被外界染指，也不能轻易迁移到其他区域生活。这些痛苦的“同化”经历，使得一些部落更加倾向于与外界隔绝。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认为：“以我们对这些与世隔绝的印第安人的了解来看，可以确定，他们一直寻求维持他们的孤立。在极少数他们被外界看见的情形下，他们都明确地表示希望隐居。”第三代政策的争取者坡索依罗终于说动政府划归出新的预留地，即“禁区”（Exclusion Zones），让与世隔绝的部族居住，以保持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受枪支和疾病的侵扰。近年来，随着许多土著民族开始确立自己的行政组织，巴西政府已经停止试图使他们“现代化”的种种行为，并且采取了更为有效的措施保护他们。现在，一些亚马孙地区的部落，特别是欣古河附近的马托格罗索地区的土著人得以繁衍生息。在大屠杀以后，他们的人口又开始增长，语言和习俗也得以保存下来。印第安人的斗争了解亚马孙流域里印第安人的历史，就是在看一部由殖民时代到商业时代的残酷剥夺史。白种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历史，像一部加长的墓志铭。许多部落被疾病和大屠杀灭绝了，他们的语言和歌曲也随之消亡。20世纪初，橡胶贵族们为了补充劳动力，派出武装部队闯入森林劫持印第安人为奴，对他们进行惨绝人寰的虐待。根据英国政府的调查，秘鲁亚马孙公司为了收集橡胶，至少导致了3万印第安人的死亡。他们往印第安人身上泼汽油并点燃，溺死或饿死他们，或直接喂狗等。这让印第安人产生了“致命的复仇心理”。一些小部落目前的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FUNAI发现，巴西亚马孙丛林中一个2008年才被发现的原始土著部落，2011年神秘失踪。基金会担心他们可能已经被秘鲁毒贩屠杀，因为警方在部落基地附近发现疑似毒贩使用的帆布背包，里面有20多公斤毒品和断掉的箭头。基金会的卡洛斯·特拉瓦索斯说：“我们非常担心，这些箭头就像土著人的身份证。这可能是过去几十年来，对我们保护土著部落工作最大的一次重创。这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灾难，又发生了一次种族灭绝。”非法盗猎、砍伐珍稀木材、开矿、贩毒等活动，仍然是雨林中印第安人的生存威胁。印第安人对付得了凶险的自然环境，却一次次遭受人为的杀戮。如今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亚马孙地区南部的一些印第安人将大片土地卖给开发者，用来种植大豆或是养牛。获得一点经济利益的印第安人开始无所事事，喝酒打架以打发时间，永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雨林里的土地根本不适合大规模开发，不管是种植还是开辟成牧场，经营不到10年土地便完全失去肥力。开发者会很快将伤痕累累的土地抛荒，再以低廉的价格去“啃”掉另一片土地。一些印第安人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开始领导大家进行抗争。巴西的奇科·曼德兹就是其中的领袖人物。奇科·曼德兹1944年出生在亚马孙丛林部落里，这时候由于“二战”而产生的新一轮橡胶热开始衰退，北美人陆续离开丛林里的码头和机场。需求一旦减弱，割胶工人陷入更为窘迫的境地。据巴西的媒体估计，在5万名登记的割胶工人中，有2.3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奇科·曼德兹本来只是一个忍受着穷困的普通男孩，但是他幸运地遇到了政治避难者欧几里德，便从14岁开始跟着欧几里德学会了读写，开始收听短波电台，知晓外部世界。随着1970年巴西政府开始修建穿越亚马孙的公路，再加上非法砍伐森林、开发牧场等行为，奇科号召印第安人联合起来进行抵抗。他的斗争获得了北美生态学者和人权组织的帮助，奇科质疑世界银行支持开发亚马孙工程的斗争也获得了胜利。就在他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时，日，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胸膛，奇科死在了自家门口。丛林中血腥的杀戮并未停止。2005年2月，持枪者来到一位74岁名叫多罗西的美国修女面前。多罗西为了保护印第安人的利益，在亚马孙雨林边缘的阿纳普镇生活了30多年。多罗西对着凶手读了《圣经》中的段落，他们站着听了片刻，然后近距离对着多罗西开了6枪。跟我讲起这些历史时，同样来自部落的玛瑙斯记者伊丽莎白非常无奈：“一些人认为印第安人有这么多土地，却不工作，应该从他们手中把土地拿过来，变成经济利益。可是有印第安人的存在，才保护了这些雨林和土地。亚马孙太独特了，所有试图开发它的行为，最后都变成一场灾难。”如今活跃在国际社会的大卫·科伯纳瓦是巴西北部亚诺玛米人的代言人。亚诺玛米是亚马孙里非常古老的部落，人口一度非常兴盛，但是接连的侵犯使他们人口衰减，仅是近年来的金矿开发，就使得部落人口减少20%。一个印第安部落的母亲和孩子们 （ 摄于1967年）马克斯说，在维护部落权益方面，他们希望更多部落建立政治组织，而不只是像过去那样，由头领说了算。因为单个头领可能会向威胁屈服，或者因为目光短浅把族人的利益拿去交换，而政治组织则要安全得多。初来者的疑惑印第安人被侵犯的历史，也让我这个初来者产生了深深的疑惑：从500年前遭受欧洲人入侵开始，为什么印第安人永远处于弱势地位？真的是因为自然环境所限，他们没法演进出更高的文明，所以永远在生存的边缘挣扎吗？带着疑问，我见到了今年74岁的马西奥·索萨。他是亚马孙地区的代表性作家，因为两部小说《亚马孙帝王》和《疯狂玛利亚》而享有世界声誉。《亚马孙帝王》讲述19世纪晚期带着血腥的橡胶财富，一个记者如何成就了他的橡胶王国。《疯狂玛利亚》则是以著名的“魔鬼铁路”（Madeira-Mamore Railroad）为背景，讲述了20世纪初为了运输橡胶而修建穿越世界上最密热带雨林的铁路，带来了上万工人的死亡，被称为“每一根枕木下边都垫着一具尸体”。我眼前的索萨有着突兀的高鼻子，头发花白、眼神睿智。索萨深知印第安人的历史，不认为印第安人需要融入所谓的主流世界。他告诉我：“印第安人和外部世界的差距非常大，他们几乎不能融入外部世界。他们的肤色长相、说葡语时浓重的口音，使他们在城市像个异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待在他们热爱的丛林里，政府和一些组织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医疗和教育。”索萨说他认识一个从印第安部落出来的年轻人，在玛瑙斯读了大学，毕业后成为法航的一名机械维修师，算是印第安人融入外界的最好例子了。可是因为一次诬告，他官司缠身，失去了工作。“等我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他自杀身亡了。一个部落人想成为所谓的摩登人，有多么艰难。”“为什么会有诬告？”我问道。索萨双手一摊，觉得答案显而易见：“很多人认为印第安人低人一等，他凭什么能有这么好的工作？”“索萨，那你认为政府给印第安人提供教育，如果不是为了让他们融入外部世界，是为了教他们什么呢？”索萨不假思索：“教育给予他们与外界对话的工具。他们应该用这个工具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再遭受伤害！”我抛出了自己的疑问：“从500年前欧洲人入侵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印第安人的历史一直是一部血泪史，他们为何还处在社会的最下层呢？我想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不知你能不能提供一些新的观点？”索萨想了想，说：“我们或许真该换种想法：他们是多么先进。印第安人不需要国家机器，他们维持着平等的社会关系，他们自给自足，对大自然取用有度，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上万年。亚马孙可以没有我们，可是你能想象一个没有印第安人的亚马孙吗？”索萨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印第安人的文明。我仍旧有疑惑：“我这么说可能不太礼貌，可是如果印第安人连自己的生存都很难保证，一种文明的延续只能依靠入侵文明自己的觉醒，那么这种文明是不是太孱弱了呢？”索萨摇着头说：“印第安人的社会本身没有问题，500年前他们开始出现了问题，那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为什么人类社会只能按照更加职业化、更加科技主义的线性方式前进？印第安人提供了文明演进的另一种样式，可是我们总是只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索萨其实给了我喜欢的答案。复杂文明不可能有两种主流种族范式共存，这个观点曾盛行了几个世纪，大大矮化了印第安人的文明能力。长久以来，人们认定印第安人不可能衍生出自己的文明。在20世纪初期，当时流行的人类学传播学派主张，如果南美洲存在复杂的古代文化，它的起源要么是西方人，要么是近东方人（例如以色列人），或者生活在水上的腓尼基人。索萨虽然不是人类学家或考古学家，但他谙熟亚马孙的历史，他代表新一代对印第安文明有着悲悯情怀和敬重心的知识分子。只是，我内心的困惑并未完全消失。为什么在欧洲的远洋航海和火器面前，印第安人的文明这样不堪一击。一种文明如果完全没有战斗力，它怎么去保存自己的果实呢？（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需要讨论：文明的价值等同于文明的战斗力吗？）热带雨林到底是阻碍了印第安人的演进，还是保护了他们，至少使得一些部落至今仍然保留原始的生活方式？真的是客观环境所限使他们难以“进步”，还是真如外界一些学者试图告诉我们的——他们的价值观使他们拒绝所谓的现代生活？热带的狂热幻想？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巴西：未来之国》里对印第安人的描述，代表了蒙蔽“文明世界”几百年的传统观点：“（巴西）土著人除了皮肤和头发外一无所有，只会惊奇地望着穿了衣服的白种人。巴西与秘鲁和墨西哥不同。那两个国家都拥有独特的文明形式，而圣十字地赤裸的食人部落连文明的初级阶段也算不上……巴西的土著人却连耕种土地蓄养牲畜都不会，更不会建造房子……那些没用的人们，如果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在皮鞭下工作，不出几个星期就会倒地身亡。”“巴西的土著人不像阿兹特克或秘鲁人那样拥有文明……”描绘19 世纪初巴西印第安部落的绘画2010 年9 月，美国考古学家安娜·罗斯福（前左）和同事在亚马孙州伊兰杜巴地区考察茨威格的看法代表当时的主流观点，玛雅文明与印加帝国及阿兹特克帝国并列为美洲三大文明，这些文明留下了残破但是显赫的城市建筑、神庙、宫殿。比较起来，巴西热带雨林中只有接近原始状态的印第安人，没人相信他们曾经与文明有过机缘。热带雨林土壤的贫瘠，给这一观点做了最有力的注解。保罗·理查兹在1952年的经典著作《热带雨林》里写道，无论其初始条件如何，密集的降水与森林的热浪都会侵蚀地表，将矿物质冲刷出来，继而把重要的有机化合物分解干净。因此，亚马孙河流域的很大部分红土都深受风化影响，酸性极强，而且几乎丧失了全部养分。这也是生态学家将这片热带森林视为“湿润的沙漠”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我到了亚马孙之后最为吃惊的，不知为什么，之前我一直认为雨林能养育这么多的植物和动物，一定像个生育过若干个孩子的俄罗斯大妈，丰硕肥沃。事实完全相反。因为土地贫瘠，进行轮歇耕种的农民从一片田地转到另一片田地，与热带雨林处在一种灵活而平衡的和谐状态。“刀耕火种规避了风险，这种风险也包括发展本身蕴含的风险，这是明智之举。”科学家们认为，轮歇耕作存在着一个主要缺陷，即其产量不足以支撑一个复杂社会的运行。生态局限说的倡导者把亚马孙地区的初始居民，视为“和琥珀里的苍蝇一样”，是被困在自己环境之中的人。但是这些观点，无法解释部分早期欧洲殖民者的见闻。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者一律报告说亚马孙主要河流附近人口稠密，居住在广阔的地域中。殖民队伍里一个叫作卡瓦加尔的人曾记录说，有一些地方人口太过稠密，在陆地上睡觉都很困难。“整晚我们继续穿过无数的大村庄，直到天亮。当我们旅行时，为了绕开人口密集的部落，我们都是排队前进。我们走得越远，见到的人就越多，我们就越了解这里。”卡瓦加尔说。西班牙人在入侵的村庄里发现了许多玉米和燕麦，印第安人用它们制作面包以及与啤酒非常类似的美酒，并大量囤积。其中有一个村子有专门调配酒的地方，还有质量上乘的棉纺织品。村庄中木薯、山药、黄豆和鱼到处都是，而且还圈养着数千只用来食用的海龟。亚马孙河似乎承载着极其复杂的伟大文明。“农庄中有许多……盘子、碗，还有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烛台。这些器物全部上有釉色并配有装饰，亮度让人惊讶。而且，不仅仅是这些，瓷器上的图画和喷漆色彩如此逼真，我想知道这些人是怎样利用天然技巧制造和装饰这些器物，并使它们看起来更像罗马的商品。”类似的记述不止一处。但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探险家和民族志学者的寻找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这使他们认为征服者的报道尽是谎言。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亚马孙存在黄金城以及大规模村庄和交通网络的描述，是狂热想象的产物，没有一点事实依据。掩藏的世界殖民初期的白人，就发现了印第安人价值观与西方世界迥异。印第安人“有着极强的自由的绝对概念，不容许人与人之间存在任何的高下之分，还在其辖区内消灭了苦役”。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17世纪末表达了自己极为不满的情绪：“所有这些蛮人都有着野驴一样的法律：他们生而自由，死而自由，无拘无束；他们压根儿不知道马笼头和马嚼子为何物。”印第安人对个人自由的坚持，也伴随着同样程度的对社会平等的坚持。美国国父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3年感慨道：“当一名印第安儿童被带到我们中间，学会了我们的语言，又习惯了我们的风俗的时候，只要他去看看自己的亲属，和一个印第安人漫谈起来，就再也没有可能回到我们之中了。但男性也好，女性也罢，如果是白人在年纪幼小时就被印第安人劫掠走，跟着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其友人赎回，给予他们所有可以想象的关怀照顾，以使其与英国人为伍，可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厌恶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有机会，就会逃入林中，再也寻他不见。”印第安人所表现出来的平等精神，到底是文明不能进步所处的原始状态，还是一种完全不低于工业社会、依据人与自然和谐与共衍生出来的价值观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使得研究者越来越相信，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利用和驾驭热带雨林的能力，远超传统定论。从传统来说，考古学家一直把潮湿热带区域视为贫瘠地带。由于亚马孙河流域鲜见石头或金属，99%的物质文化都是易于毁灭的——藤条、棕榈木、骨头、编织物和木头。亚马孙地区的考古学家被迫采用其他方法，比如土壤化学、网络理论等开展工作。美国考古学家安娜·罗斯福（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重孙女）在改变人们对亚马孙文明的认识方面，是个卓越的推动者。她于20世纪80年代在亚马孙河河口的马拉若岛，发现房基、精致的陶器以及很先进的农耕证据，使得她深信这个社会可能有10万多人居住。为安娜带来最大声望，并从而震撼了考古界以往“定论”的，是她在1996年发表的关于巴西潘卓品塔达岩洞（Caverna da Pedra Pintada）出土文物的报告。安娜断定，人类在1.09万年前到1.12万年前就在这处洞穴中栖居，而这与北美猎捕猛玛为生的原始人群所生存的年代同属一个时期。其他研究者的发现，也在不断改写着外界对亚马孙文明历史的认知。他们发现大约4000年前，亚马孙下游地区的印第安人就开始耕种庄稼。甚至近期有研究者说，他们至少耕种了138种作物。当时的主要作物和现在一样，都是木薯。作为年产量居全球第六位的农作物，这种大型块茎植物在7000多年里对亚马孙河流域的饮食至关重要。在138个驯化植物种类中，超过一半的物种都是木本植物。从人心果、葫芦、刚毛棕榈、巴西棕榈树、巴西莓、野生菠萝，再到椰子树、美洲油棕和巴拿马帽棕等。在欧洲人入侵前，丛林里的印第安人很可能食物丰盛，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而种植作物必须要解决土壤的营养问题。考古学家又发现了让他们非常吃惊的“印第安黑土”，这些黑土与雨林里裸露的黄红色的土壤完全不同，它们能将养分保存达千年之久，从而支撑大型社区的聚集。亚马孙印第安人制作黑土的方式非常独特，他们并不把有机物完全烧成灰烬，而是使其不完全燃烧，由此生成木炭，随后再把木炭搅入土中。有机物与木炭产生“黏着”关系，它既不会被冲走，也不会依附到其他看不见的复合物上。久而久之，它会部分氧化，这将持续为养分提供附着物。印第安人还可能把诸如龟骨、鱼骨和动物排泄物和废料放入土壤中，形成养分。由于人类从未对亚马孙地区的土壤环境进行仔细勘察，还没有人了解印第安黑土的储量和分布。有科学家推测，印第安黑土面积可能达到了亚马孙盆地土壤面积的10%，等同于整个法国的大小。一个与之相比保守得多的近期估算是，印第安黑土面积是亚马孙盆地总面积的0.1%～0.3%。但是哪怕就算仅仅是保守估计的几千平方英里，在玛雅中心地区就足以养活数百万人口。圣保罗大学与缅因大学的几位研究者合作，还在亚马孙河与黑河的交汇处发现了30多处印第安人聚落的遗址。在木瓜园的边缘，有考察队鉴定为人工修建的10座低矮土墩。根据碳年代测定表明，它们修建于公元1000年前后。研究者相信整座土墩可能充满了数百座墓葬。土墩墙体充斥着大量的碎陶片，紧紧一座不大的土墩，就可能有4000多万块碎陶片。圣保罗大学教授埃德华多·戈奥斯·内维斯认为，“你看他们为了修建墓穴土墩而把这么多上好土壤堆积起来，这是很浪费的行为，我不认为这里存在短缺现象。”迈克尔·黑肯伯格是美国弗罗里达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他十几年来断断续续地居住在欣古河流域的部落里，与部落领袖成为好哥们儿，共同追寻他们祖先留下的遗迹。这位人类学家在亚马孙雨林里得过疟疾、感染过致命细菌，还被丛林里的蛆入侵身体。但是他的研究成果使这些苦难看起来不值一提：“如果我们看看一般的中世纪城镇或希腊城邦，大多数都与我们在亚马孙地区发现的聚落规模差不多——而在规划方面，我们发现亚马孙的那些更为复杂得多。”迈克尔·黑肯伯格发现欣古河附近最大的聚落可以追溯到大约年，这些聚落由设有防御工事的城镇和较小的村庄网络构成，每一个都被设计成围绕着一个中心广场。村庄按照几何图形排列，也融合了印第安人的天文知识，每到冬至和夏至，太阳便会照向村庄最末端的房屋。欧洲人的入侵带来外部世界的疾病，天花、疟疾、黄热病等夺取了大量印第安人的性命。即使那些没有直接与外部接触的部落，也瘟疫横行。为了躲避疾病和猎杀，很多印第安人被迫抛弃村庄，逃向更深处的密林，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他们抛弃的遗址在丛林里迅速腐烂。除了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外部世界看到的印第安人没有定居文明、没有大规模农业耕种，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文明世界”的人们便认为，他们看到的是印第安人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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