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应对挑战，中国要下好“先手棋”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重返亚洲”是美国对现实的一种再确认　　《21世纪》：有学者认为，整个世界的权力正在东移（移向亚洲），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亚洲在整个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王逸舟：十几年以前，我写过一本《当代国际关系析论》，最后一章就叫《论“时代”》，当时就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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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在20世纪后期，随着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东亚的活力已经表现出来。我当时指出，东亚区域虽存在种种矛盾，却是一个创造性很强的区域，它未来可能成为全球的新亮点。　　现在，我基本延续之前的看法，并且将之进一步深化我认为，整个亚太地区，现已成为世界经济和文明交汇的一个板块。全球经济中另外两大板块北美和欧洲，目前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它们代表着过去几百年间支配整个世界的西方文明（或者叫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现在虽然就其成熟程度、从它在国际上的导向力和话语权而言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已出现了一些“赤字”，遇到了一些严重的麻烦；经济上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现代化新阶段的一些问题。所以它需要大的内部革新，奥巴马新政，我认为就是美国自我革新的一种尝试，虽然成功与否还不一定。　　北美和欧洲现在还处在一个在调整、组合的阶段；而东亚，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世界的一些主要大国都在关注这个地区的快速崛起。这个区域内，中国、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大洋彼岸的巴西、墨西哥，都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一区域虽然有矛盾、有一些麻烦，但总体而言，这一区域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新的支点，成为世界的发展一个新的重要发动机。虽然在其创造性扩张的过程充满矛盾和问题，但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会不断地提升。　　《21世纪》：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引起媒体和学界的密切关注，您也曾发表言论说“这是一种外交上的渲染，希望中国既不要头脑发热，也不要无所作为”，您能否就此问题展开谈一谈。另外，您怎么看待美国在亚洲的力量？　　王逸舟：总体而言，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美国的任何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都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在“9?11”以后，它打击塔利班，打击本?拉登，追剿恐怖势力的战略，就引起了全球范围的一个战略性调整。　　同理，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当然也引起了亚太地区一个重大猜测，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是应当重视的。但是就我个人来看，究其实质，美国这次“重返亚洲”与其说是一个全方位的新战略，不如说它是一种外交渲染，或者是一种姿态。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它就像一个八爪的海星，在全球各地都有军事基地，都有自己的同盟关系，都有自己重大的贸易、能源、安全、反恐的利益。　　一战以后，美国就从传统意义上的美洲大国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强国，至今已经一个世纪了。在全球任何一个地点，美国都是超霸，都是全能冠军，亚洲也不例外在亚洲，美国军事基地最多，美国的军事同盟最多，美国的同亚洲各国的双边协定，包括经贸的、文化的、金融的、旅游的，都是最多的。有一次，我到蒙古共和国去，他们都讲美国是他们的第三邻国，就是仅次于俄罗斯、中国以外最大的一个邻国，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诧，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也可以理解，美国实际上在蒙古的影响力和经济力非常非常大。其它的亚太国家，也是将其外交的第一重点，或者说双边外交的重中之重放在美国身上。所以美国实际上一直是亚洲当仁不让的霸主，或者说老大。所以，美国的“重返亚洲”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再确认。它只不过是想向大家强调它在亚洲还是“老大”。　　但我想指出，美国这种外交渲染，也体现了它的底气不足。美国在亚洲的力量，总体而言，主要还是体现在其外交团队的巧实力和它的军事存在，这两方面确实是美国的强大手段。但它在金融、贸易、投资等方面，实际上处在一个缓慢的衰败过程当中。相反，中国在这些方面却保持了迅猛增长的势头。所以，我觉得要分清楚美国所谓“重返亚洲”背后的实质和虚言。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也不要过于慌乱，尤其对中国而言，我觉得既要看到美国的长项，看清楚美国的综合实力，也不要为此而担忧。　　《21世纪》： 今年年初，美国《外交政策》采访了福山、约瑟夫?奈等九位在外交领域比较活跃的学者。当被问及美国2012年面临的最大的外交问题或挑战是什么时，三位认为是中国崛起；在被问及世界上对于美国安全利益来说，最重要的区域及原因是什么时，五位认为是中国或东亚。由此可见，美国学界很多人也把中国当成了美国最有力的挑战者。而且在美国也一直有人强调要遏制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王逸舟：我想，首先要分清楚，今天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当年美国对于苏联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也有别于美国对于像伊朗这种直接反美的国家。美国对前述国家采取的是遏制或者是根本摧毁的政策。　　对中国而言，美国现在还是在一种两面下注，还处于接触和防范并用的过程中。接触不用说了，防范也不等于扼制，防范中间它更多的是用一种先手棋，用一种组合拳，来防止中国成为挑战者。　　美国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挑战之一，表明中国的崛起确实对美国构成一个全新的画面。在美国的决策层、在公众、专家看来，中国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需要用复杂的态度、复杂的手段来处理的全新的一种挑战。即使个别右翼主张遏制中国，我觉得也不是主流。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其实一直有这些的声音存在。　　因此，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在我看来，中美现在实际上是既有分歧、又有合作，而且如果双方都朝着一个相向而行的方向走，未来合作就可能增强；但是如果这种认知朝着一个比较坏的方向去评估、去努力，也不排除说中美未来对抗性会增加。　　王逸舟： 应对挑战，中国要下好“先手棋”　　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但不会导致全面对抗　　《21世纪》：那么，在您看来，现在的亚太地区，中美之间有哪些共同的利益，冲突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逸舟：中美之间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而且在未来，这种结构性矛盾可能不仅在老的领域，比方贸易、人权，包括东亚地区各种各样的问题方面会继续展开；而且会在新的领域出现，比如像外空、海洋，又比如在非洲，甚至拉美等地，都会出现摩擦。所以从中长期看，中美一方面“相向而行”，“和而不同”；另一方面又有麻烦、有斗争，但是它不会导致全面对抗。“斗而不破”，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目前，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双方的经贸利益、包括人员往来，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同时，中美之间确确实实是有很多很多大的分歧。有些分歧甚至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比方说过去没想到，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的模式会对美国的华盛顿共识造成挑战；也许我们未来在外空会有更多的照面的机会，或者是在极地开发中间，或者在太平洋或者印度洋的洋底这种勘探过程中间，一般的国家不会去，但是中国会去，而美国在那里，那么这样就会产生更多打照面，打照面也意味着说可能产生误解。　　当然，中美之间的利益主次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过去我们常讲经贸关系是压舱石，中美关系有什么问题时，这个大船都有压舱石在那。但现在，我们看到经贸方面的摩擦是非常多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越增长，这方面的麻烦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过去军事和安全方面是短板和软肋，但如果军事、安全方面的沟通做好了，反而容易增进互信，而且能够使得东亚地区保持一个创造性紧张的局面。　　美国是当前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而中国作为全球的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又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政治大国。中国和美国之间，包括政治的、安全的、经济的、贸易的、文化的、社会的在几乎所有重大的领域，现在都有一种外溢现象，什么叫外溢呢？就是说这个关系在越来越增强，而且它外溢出了双边，不止是两国，还更多地就对周边和对全球发散，成为全球性的挑战。这个是任何中等强国之间，或者是美国和其它中小国家之间所不具有的一种特殊关系。　　中美之间，有相互的需求，在一些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好，对双方都不好；另一方面，确实要看清楚，中美也不会是盟友、不会是铁哥们，不会是一种两个人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关系，因为二者文化不同、价值不同、制度也不一样。中美之间未来，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一定会有更多的接触，会有更多的麻烦，关键是如何来掌控这样一个关系，使得共同利益能够往大的方向继续发展，使得利益冲突能够“斗而不破”，能够“求同存异”。　　《21世纪》：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议中美应该建设“太平洋共同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逸舟： 对于基辛格谈到的中美之间来领导或者是组建“太平洋共同体”，我不完全赞同。前一段时间，国外的媒体一度反复讲G2，我觉得实际上那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东西，因为两个大国之间，不要变成一种太排斥其它第三方的关系。在G2这个说法，或者是在太平洋共同体说法中间，总是让中小国家觉得有一点点被大国操纵，让人不舒服的感觉。　　从我个人的哲学和思考来说，特别不希望看到那种大国主宰世界、大国一统天下这种主张；在利益上讲，我也就不同意G2或者是“太平洋共同体”这种领导者的定位。　　我觉得中国未来还是运用自己传统的思维中庸的文化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对大国不卑不亢，对小国平等相待，真诚合作。　　不应该把俄罗斯看作盟友　　《21世纪》：对于亚太这样的一个全球活跃的领域里边，俄罗斯肯定也不会甘心没有它的一席之地。俄罗斯在亚太势力均衡中有何作用？普京重新当选总统，您认为对中俄关系有何影响？　　王逸舟：我的一个基本评估，俄罗斯现在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国，但是远不是超级大国，在亚太也好、在中东也好，在其它地区也好，都有这样一种趋势。　　另外，我和俄罗斯的智库学者、和俄罗斯的媒体有一些接触，我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和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有反差：国内的很多人好像对俄罗斯有很高的评价，或者是在中国说俄罗斯好话的人很多；而在俄罗斯，则是少数政治人物对中国说一些比较好听的话，但是公众、媒体对中国的批评非常多，也抱有很强的防范心理。这方面我们的报道很不够。　　我们看待俄国的时候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当然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大国，但它也就是像德国、像印度这样的大国，跟我们有分歧，也有利益交合点。我觉得未来跟俄罗斯要做到能够和平共处，能够合作，能够不断深化关系。但也不要把它看成盟友，看成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这样做的结果是弊大于利，那种认为通过联合它就能抗衡西方或者美国的的考虑要适当克制。　　至于说普京重新当选总统对中国关系有没有影响？我觉得有，但不会有大的剧烈变动。因为其路线基本上在普京第一任时就已经确定，他对中国的态度非常清醒，他看到了中国对它的不可或缺，但是他从来该讲原则、该讲利益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我觉得他的定位其实是很冷静的大国关系，很冷静地处理双边关系中的一个立场，对我们也有借鉴作用吧。对于普京当选以后，我觉得正如我们领导人祝贺那样，就是中俄关系会继续发展，但是也不要因此而对其它的方向作出重大改动，我觉得没有必要，还是看清楚这两个国家的需求在哪里。　　中国要有大国风范　　《21世纪》：在处理亚太事务，尤其是处理周边关系时，中国该如何创造性介入？中国在处理亚洲外交事务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逸舟：中国的崛起，确确实实是一个大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国际关系现象，它首先就体现在亚太和周边。如果中国处理不好周边关系，那么中国在全球高地上实际是站不稳的。或者用我经常写和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真正能够立足周边和亚太，建立一个于我有利，能够互利共赢的周边关系，是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一个基石。　　中国未来应该有我们自己全方位的外交布局，包括亚洲外交布局。中国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古国，是占当今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又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第二位GDP的拥有者，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和最大的船队出发地。所有这些都预示着说中国这个巨人的成长，它会带来周边一系列的“震动”，我用“震动”这个词是想说有积极的、也可能会有一些消极影响。　　在这样一种新的全方位的成长过程中，中国要有一种大国风范，要有主动构建一个新亚洲、新亚太、新周边的胸怀和能力，要学会去体察邻国的不安、忧虑或者是需求；要在周边地区释放善意，多提供公共产品，比方说，我们要向这些国家提供一些海洋的保护、保护海洋多样性，打击海盗，去监测海啸、海流，我们的海军，既保护我们的渔民，也能够防范公海犯罪就像湄公河流域我们的巡航，它绝不只是保护中国的渔船，同时也能够在湄公河流域建立起这种次流域河流安全的保护一样，在南海、公海、东海都应该是这样。就是中国的海军、海监船、预震船出去，让人家感觉到不纯粹是为了保护中国利益而来，它们的到来会让大家都觉得更安全，对于多重问题的解决有更多的思路和建议。　　无论是处理中美关系，还是南海问题，我觉得要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应对，我个人提倡的是“创造性介入”。现在，遇到问题时，我们更多是见招拆招，更多是撞击反射，更多是在人家的牌局、人家的出招中间去应对，这点不太符合一个新兴大国的进取气象。而是要主动地去下一些先手棋，前些日子，我们主动邀请阿富汗、巴基斯坦进行三方对话，就是非常好的举措。将来中国也可以主动邀请美国、日本进行三方对话，就东海，或者整个亚太，包括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看看三国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种主动性很有必要的，否则就是大家互不打照面，然后防范对方，这种结果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的。如果说中小国家这么做还情有可原的话，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我觉得要克服这种弱小心态、防范心态，要有一种大国的气象。　　这样的一种“创造性介入”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其它区域，如处理西亚、中东问题，我们要先手去下棋，而不是跟着美国，跟着阿盟的后面去走。比如叙利亚问题，近期有关中国投否决票的问题，各方议论纷纷，我个人也觉得这里面确实有可斟酌之处。我个人也觉得，此事是不得不否决，但是我们太晚了。如果是早期中国自己拿出提案来，让世界各国、让阿盟，包括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议案去投票，那我们不就主动得多了？我们可以提出三点内容：　　首先，就是要尽快对话，制止流血冲突，制止对无辜平民的伤害。　　再者，就是武器禁令，任何外部势力和世界大国，在这个敏感时期，比方说半年内，或者一年内，禁止对叙利亚的官方或者反对派或者其它的力量，提供军火。　　第三点，就是为了保证停火和武器禁令，要派遣联合国的监测团，就是扩大现在阿盟的代表性，因为现在阿盟，像卡塔尔和沙特与叙利亚实际上是不同教派的国家，他们之间的矛盾有的时候外人很难说清楚，也使得阿盟的公正性在叙利亚那里受到质疑。而联合国的决议要扩大这个代表性，它可能有非洲的代表、北欧的代表、巴西的代表，当然中国、美国、俄罗斯也可以派遣去，这样的话它有更大的权威性，也有更广的公信力，那么制止停火它有更大的授权。　　如果我们很早设想，把这个决议抛出来，在安理会、在联大去讨论，那么中国既能够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同时也能够达到我们现在的目的，使得这个流血冲突，对平民伤害尽快地停下来，而且在阿盟，在阿拉伯国家也能得到广泛的同情和认可。　　反过来看我们实际做法，就是在后期别人提了提案，再去投票，这个我觉得不管投什么票，都不太好办，两头得罪。那么你说现在如果叙利亚倒了，那西方就会嘲笑中国；如果阿萨德他们站住了，可能那一方还说是俄罗斯在那里撑着它呢，中国也没得到什么。所以还会得到很多批评。我想这是一个教训，就是未来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是跟招拆招，不是按别人下的先手棋去跟进，不是撞击反射，而是有我们自己的设计，我们自己的先手。在这个角度上看，我觉得亚太地区是我们最大的一块基石，是我们最迫急，最需要去规划，去推动的一个大周边。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用创造性的思维、创造性的手法、创造性的战略去处理，而且更多不是依靠蛮力，而是统筹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外交方略，我们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包括可能的一些释放善意吧。我相信，它最终是有助于一个比较和谐、有活力、不断向上的亚洲出现的。　　（未经受访者审定，本报记者王尔德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21世纪网)
(责任编辑：王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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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球政治的视角---评王逸舟教授的新著《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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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贸名师大讲堂王逸舟：中国对外高依存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
　　新浪财经讯 3月15日，对外经贸国际商学院《名师大讲堂：中国外交新趋势新挑战》如期举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为大家分享了中国外交的新趋势、新挑战。
　　王逸舟表示，中国是全球大国中间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经过了一个高度发展以后，现在探讨公正性，幸福感，探讨可持续，均衡，这些概念跟在国际上中国的定位重新思考，是对接的。
　　主持人：2012年全面了解今年的国际形势，了解中国外交的新动向，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做客对外名师大讲堂，题目是中国外交新趋势，新挑战。
　　我简单介绍一下王教授，王教授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社科院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杂志主编。特别要说明，王教授是著名外交学者，他有很多专著成为外交学院专业学生的教材。最新著作是床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教授。
　　王逸舟：很高兴向各位介绍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外交相关一些新动向，新特点。我们大家虽然从事企业做经济，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感受，中国同世界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说上一代人他的收入，他的事业，很小一部分是来自于国外的话，我的计算恐怕不会超过国内经济1%到2的比例。到我们这代人从国民收入通过GDP来看，我们现在过半中国的GDP，中国的人均收入，中国的各个发展来源，跟我们全球开采有关系。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大国中间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如果，按照现在中央设想，在过15到20年战略机遇期结束的时候，我的预期就有更大的比例是来自于我们至今还没有涉足一些领域。比如说来自于东海、太平洋开发，印度洋，来自于南极、北极新勘探事业，甚至来自于外空。包括月球和未来火星的探险。
　　中国的未来跟全球的发展，跟世界高地风光是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应当有一个简短的回顾，看看中国从哪来？大体上把中国过去60多年来分为特同时期，第一个毛泽东时代，建国30年以毛泽东作为符号的时代，基本上是一个在国内推进无产阶级积极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世界革命。所以外交虽然有周恩来温和的一些尝试，比如说提出和平共处5项原则，总体而言中国外交时期是一个不妥协形象，是同国际体系对抗一个摧毁现有国际体系一个交涉。
　　从70年代后期，邓小平执政以后进入中国新的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个时期外交对国内发展主题相吻合。国内转向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改善，转向4个现代化。邓小平出访第一站去美国，不仅对中美双边关系提升，更大意义带动中国全方位的开放。比如说随着尼克松访华，1972年有大批发达国家跟中国建交，所以今年也是中国建交纪念一个大年。包括日本、德国等等在内世界很大发达国家都是在那以后，跟中国建立关系的。
　　邓小平的主体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外交上怎么体现？保驾护航就是为中国招商引资，基本上服务于中国的发展。我觉得以往两个时期，各有长有短，而且都是这样一个。在早期长体现明显，在后期短逐渐暴露。
　　毛泽东时期最大长处，对于以前半个世纪，就是毛泽东改变一个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任何人任何大国，包括两个超级大国，不管是苏联和美国，都无法奈何中国这种自主。 看到一个占全球五分之一的大国，真正不再受他人支配的国家，这是毛泽东时代给中国最大的遗产。我们还要继续光大。
　　但是毛泽东时代的弱点，到后期非常明显，就是他没有搞经济，没有注重人民生活。国内的发展一直处在一个缓慢的阶段，他革命浪漫主义和二战结束以后总的格调，时代格格不入。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信息时代，全球化加速时期。世界大国不是去革命，而是搞建设，搞开发。毛泽东革命浪漫主义如果在20世纪前半期扩张非常快，到20世纪后半期显然不入流，跟世界主流显得是对不上号。
　　所以，后来中国逐渐陷入经济乏力，有些部门甚至陷入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大的改善，停在比较低水平的阶段。后来，我看到毛泽东时代被邓小平时代取代，邓小平时代优点恰恰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不足，他找到一个走向富强的之路。通过调动市场，调动人的积极性，对企业、基层单位，对于伫立这种热情，使得中国过渡变成一个全球市场化一个最大受益者。
　　中国人是当今世界追求商品，追逐经贸，投资、金融自由化过程最热的之一，而是仅仅在过去30年间完成。所以邓小平伟大改变了过去跟当今世界格格不入对抗者角色，变成一个建设者，变成当今世界参与者，当今世界经济最重要一个拉动者。
　　但是，后来我想也是跟任何历史规律一样，不是永恒。邓小平时代的问题到今天也暴露无遗。就是他由于过渡注重赚钱，注重市场，注重商品。那么，资本主义所有的重大弊端在中国可以说多半出现，迅速贫富差异，没有尊严的追求利润，不同民族之间这种矛盾，富人的更富，包括政治上群组(音译)。
　　在外交上发现问题，周恩来在后期经常委屈他的路线受到革命路线打压一样，现在中国外交变得非常拘束，就是早期那种保驾护航外交，现在越来越失去它的光芒。相反还是批评，说中国外交比较被动，总是跟在俄罗斯后面，美国后面，别的大国后面出的招。说中国软弱，中国外交没有章法，缺少主见等等。
　　我想也不能完成怨外交人，总的来看邓小平时代重心没有移除，中国新的发展主题已经确立。我们叫科学发展观，实际未来不仅十八大怎么提？基本精神追求一个更加均衡时代，更加有质量的发展，更加合理公正的一个政治格局。在外交上这样一种主题，开始折射了，要求中国不是简单搭列车，搭市场经济的列车，搭欧美大国管理技术，或者是法律法规的列车。当然更不是毛泽东时代那样一个对抗者这样一种路线。
　　新的时期我想中国是一个全球高地上的新型大国，新型大国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定位，目标、操作平台。就是创造性介入外交，他更多有自己的全盘谋划和布局。这个时期，简单推算一下，我的一个预估，像毛泽东时代连续30年左右，邓小平时代延续30多年一样，未来我们看到中国在一个新阶段，中国外交新时期恐怕也要有3、40年时间。我们现在刚刚开始， 特别进入新时期第二个10年的时候，以奥运会成功举办，以中国GDP成长为全球第二，我们军备成为全球第二，港口为全球第二标志，中国作为新型大国全球大国高地角色已经确立。但是能否与这样一个硬实力向符合外交软实力，现在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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