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兵兵——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转）
作者：陈平原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了。&
&&&&&&&&&&&&&&&&&&&&&&&&&&&&&&&&&&&&&&&&&&&&&&&&&&&&&&&&&&&&&&&&&&&&&&&——孙伏园《回忆五四当年》&
&&&&&&&&&&&&&&&&&&&&&&&&&&&&&&&&&&&&&&&&&&关于“五四运动”
在二十世纪中国，“五四运动”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专有名词，老百姓耳熟能详，学界更是了如指掌。作为一门新崛起的显学（相对于四书五经或唐诗宋词），关于“五四”的研究著作，确实称得上“车载斗量”。八十年来，当事人、反对者、先驱、后学，无不激扬文字，留下各自心目中的“五四”。仔细分梳这些色彩斑斓而又互相抵牾的图景，那是专家学者的工作；至于一般读者，只需要对这场影响极为深远、不断被后人挂在嘴边的群众运动，有个大致的了解。
于是，我选择了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希望能得到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因为，与“成一家之言”的专家著述不同，辞书讲究准确、简要、平实。谁都知道，若想尽快进入某一特定语境，没有比借助辞书更合适的了。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纷纭复杂的“五四”，固然并非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可“百科全书”出现如此多的错漏，毕竟出人意料。看来，“耳熟能详”、“了如指掌”云云，需要打点折扣。
以下抄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五四运动”这一词条，然后略做补充、辨析。文中*号为笔者所加，目的是提供对照阅读的线索。
五四运动（May&&Fourth&&Movement）日中国发生的一次群众运动，其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一般认为，这次运动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文化和思想上的启蒙运动*。1919年1月，各协约国谈判对德和约，消息传到中国，中国人得悉和会决定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同时日本政府对以军阀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独自支配全中国*。当北洋政府即将签订和约并答应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传开时，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举行罢课*，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举行游行示威。政府军警对运动实行镇压，逮捕学生32人，这立即引起北京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召开宣传大会，并实行抵制日货。6月3—4日，北洋政府进行了大规模逮捕，仅北京一地，即有千名学生被捕。运动声势波及各大城市，上海、南京、天津及其他各地的工人举行罢工，上海各家商店举行罢市，以声援学生和工人，全国文化界也表达了对这次群众性斗争的同情，斗争随即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北洋政府最后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将三名亲日的内阁总长撤职*，并答应将不签订和约及二十一条要求*。
五四运动前夕，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开始创办刊物、发表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动新文化*。温和派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却强烈支持文学改革，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主张取缔娼妓；并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五四运动既加速了国民党的改组，也为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录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关于“五四运动”，不同政治立场及思想倾向的论者，会有相去甚远的解释。注重思想启蒙的，会突出《新青年》的创办、北京大学的改革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对“五四事件”的决定性影响，因此，论述的时间跨度，大约是年；表彰爱国主义的，则强调学生及市民之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抵制列强霸权，尽量淡化甚至割裂5月4日的政治抗议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但不论哪一种，都不会只讲“文化和思想”，而不涉及“政治和社会”。承认5月4日天安门前的集会游行具有标志性意义，那么，所论当不只是“思想启蒙”，更应该包括“政治革命”。&
&&&&&“二十一条”乃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由日驻华公使于1915年1月当面向袁世凯提出。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袁世凯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两天后，袁除对五号条款声明“容日后商议”外，基本接受日本要求。1919年1月，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要争取的是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而不是是否答应“二十一条”。另外，袁世凯死于日，“同时”一说，令人误会1919年的中国，仍由袁执政。其时中华民国的总统乃徐世昌，总理为钱能训，外交部长则是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
&&&&“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举行的不是“罢课”，而是示威游行——事件发生在1919年的5月4日。由于政府采取高压政策，逮捕了32名学生，第二天方才有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同时通电全国并上书大总统。而“上大总统书”上签字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有23所，代表9860名学生。&
&&&&北洋政府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是在6月7日。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则是6月10日。不过，三位亲日派，并非如文中所说都是“内阁总长”——曹时任交通总长，章乃驻日公使，陆则是币制局总裁。
罢免亲日派曹、章、陆后，北洋政府仍然准备对列强屈服：17日电令和谈代表签字，23日改为让代表“相机行事”。因国内压力日益增大，徐世昌总统25日方才通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可以拒绝签字。根据当时的通讯条件，政府的电报6月28日夜里才送达，而和约则定在当天上午签字。据陆徵祥、顾维钧日后撰写的回忆录，他们的拒绝签字纯属“自作主张”。另据《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大同小异的报道，28日那一天，众多旅法华工和学生包围了专使寓所，“以致专使等不能赴会签字”。
《晨报》日发表《我国拒绝签字之经过》，介绍7月3日晚收到的陆徵祥等6月28日所发电文，至此，国人对于拒签经过方才有比较详细的了解。陆等称“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几微体面，曷胜愤慨”，“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作为和谈代表，未能尽职，只好辞职并准备接受惩戒。7月11日《晨报》刊出《政府训电专使之内容》：“某方面消息云，政府前日（9日）电巴黎专使转各国云：中国之不签字，系国民反对甚烈，政府愿全民意，是以拒绝签字。惟中国极希望于得满意之妥协后，当即行补签。望和会延长期限，俾得从容讨论云云。”不难想象，此则被公开曝光的“训令”，激起了极大的公愤。5月15日《晨报》又发《政府对外态度之近讯》，称国际上确有要求中国政府“补签”的巨大压力，日本舆论表现得尤其露骨，“惟政府方面对于训令补签之说，仍极力否认；据云，政府本无签字之成心”——如果说前者真假难辨，后者则是公开撒谎。&
&&&&&谈论影响五四运动之得以形成与展开的“知识分子”，李、陈、毛的排列顺序令人费解。就算排除“温和派”的蔡元培与胡适，影响最大的“激进派”，也仍非陈独秀莫属。尤其是谈论“创办刊物”，还有比陈之主编《新青年》更值得夸耀的吗？至于毛泽东在湖南主办的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总共只出版了五册（1—4号，加上临时增刊1号，刊行于月），文章质量再高，也无法挤进五四时期重要刊物的前三名。更值得注意的是，《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于日，将其放在“五四运动前夕”论述，无论如何不恰当。&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实用主义”，与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的“儒家学说”，二者并不完全对等。五四时期，批判“儒家学说”的，远不只胡适一派；而胡适之接受西学，也不局限于“实用主义”。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实用主义”可以派上很大用场；可新文化人之“打倒孔家店”，从终极目标到理论武器，均与“实用主义”没有多大关系。将五四时期的思想潮流，简化为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两大流派的斗争，此乃五十年代全国上下批胡适留下的后遗症。
这里仅就史实考辨而言；至于意识形态与解释框架如何制约着五四运动的意义阐发，牵涉的问题更多，暂不涉及。
其实，以上所述，没有任何“惊世骇俗”的意味，也谈不上什么“独创性”。之所以选择具有权威性而又代表一般知识体系的“百科全书”，目的只是说明一点：纪念了几十年的“五四”，未必真的为大众与学界所了解。&
&&&&那么，五四运动到底是如何展开，又如何被后世纪念与诠释的呢？
&&&&&&&&&&&&&&&
五月四日那一天
谈论影响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五四运动，思路及策略千变万化：可以长时段研究，也可以瞬间描述；可以全景透视，也可以私人叙述；可以理性分析，也可以感性复原。鉴于有关“五四”的研究成果多偏于前者，本文希望拾遗补阙，关注“瞬间”、“私人”与“感性”，希望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展现那不大为今人关注的另一种“五四”风貌。
本文假定读者对五四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已有总体印象，需要了解的是，5月4日那天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政治抗议的具体细节。在众多关于五四运动的描述中，我选中《晨报》日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作为基本的叙事线索。因其系记者的“现场报道”，虽也有明显的倾向性，但比起日后各路人马越来越丰富的追忆，显然更接近“真相”——假如承认有“真相”一说的话。以下的叙述，先引一段上述《晨报》文字，而后才是我的考辨与发挥。希望如此古今重叠，能帮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重睹当年情景。
&&&&&&&&&&&&&&&&&
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
1919年的5月4日乃“星期天”，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学生之所以游行至东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并“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寄希望于美、英等国主持公道，是否过于天真，这且不论。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公使可以出面接纳说帖，若如是，学生之激愤将得到很大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无论是当时文件，还是日后追忆，都表明学潮的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
历史本来就是“万花筒”，充满各种偶然因素。当初事态紧急，群情激昂，没人顾及星期天是否有人接受说帖这样的细节，后人更无另做假设的权利。相对于无可争辩的“星期天”，伸缩度很大的“天气晴朗”，更值得留意。一心救国的青年学生，不会分心考虑阴晴冷暖；可游行当天的天气情况，切实制约着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效果。尤其是集会天安门前、受气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等戏剧性场面，实际上都与天气状况不无关系。
更何况，对于后人之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需要虚拟的，第一便是此并非无关紧要的“天气晴朗”。
“五四”那天的天气，不受时人及史家的关注。不像6月3日——那天北京学生大规模上街演讲，军警包围北大三院，将其作为临时监狱——竟以“狂风怒号”、“黑云遮天”进入史册。军警捕人与狂风怒号，二者刚好配对，很容易大做文章。先是6月5日《晨报》发表的“时评”《咳，这是什么景象》：&
&&&&&“前天下午，北京的天气，忽然间大变起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本馆的电话也坏了，电灯也灭了。记者这个时候，不禁发了悲天悯人的感想。何以故呢？因为当老天大怒的时候，正是那几百位青年学生被围的时候。记者此时想到北河（沿）一带的光景，不觉于电光闪闪之中，发了一声长叹，说道：咳！这是什么景象。”
接着，6月8日出版的《每周评论》25号，又有陈独秀的《六月三日的北京》，提及政府派军警抓捕上街演说的学生：&
&&&&&&“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这既是写实，也属象征，特别适合表达某种政治倾向。故史家在论及“六三”时，均喜欢引用陈等颇带文学色彩的描述。6月3日那天确有风雨，但似乎不像《晨报》记者和陈独秀说的那么严重。《鲁迅日记》对天气的记载，历来很仔细；那天的日记是：“晴，下午昙。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晚大风一阵后小雨。”
同样依据《鲁迅日记》，我们可以大致复原1919年5月初的天气：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风，4日“昙”（即多云）。这样的天气，无疑很适合室外活动。1919年的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二，立夏前两天，气候宜人。旧京风俗，四月初一至十五，妙峰山举行庙会，据称“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燕京岁时记》）；另一盛事则是四月初八的浴佛会，“街衢寺院搭苫棚座，施茶水盐豆，以黄布帛为悬旌，书曰普结良缘”（《帝京岁时纪胜》）。五四时期的中国，古都北京的气候及习俗，与清代没有多大变异。春夏之交，依然最值得留恋，最适合于郊游。
就像郁达夫所说的，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北平的四季》）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称“妙峰山虽热闹，尚无暇瞻仰”（《北平的春天》）的周作人，对北京人之热心于游春，颇为欣赏。
只是1919年的5月，国难当头，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可有趣的是，日后回忆，时常会带出春天的芬芳。“五四”当天被捕的学生之一杨振声，日后撰写文章，称：
“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回忆五四》）这“一天风云”的说法，大概属于象征，与鲁迅日记中的“多云”没有多大关系。另一个北大学生范云，风云之外，终于注意到周围环境：“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初，在北京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一天天地高涨。”（《五四那天》）还是不满足于写实，非要将“春暖花开”作为“爱国热情”的起兴不可。
大概也只有文学家，才会如此关注这些日常生活细节。冰心四十年后追忆，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回忆五四》）。王统照的描述更仔细：&
&&&&“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山公园（那时叫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
当然，就像王统照补充说明的，那天学生们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可对于复原历史事件的现场气氛，红墙里飘散出来的芬芳，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清末民初的北京城，“本来就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春天里，最让郁达夫难以忘怀的，就是“城厢内外的那一层新绿，同洪水似的新绿”（《北平的四季》）。对于代表着春天的花木之鉴赏，北京人历来十分敏感。所谓“花名玫瑰，色分真紫鹅黄；树长娑罗，品重香山卧佛”（《帝京岁时纪胜》）；或者“四月花开时，沿街唤卖，其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味”（《燕京岁时记》）。而据《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所列“本园花信表”，自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该公园依次有下列花开迎宾：紫丁香、山芝兰、杏花、白丁香、紫荆、海棠、榆叶梅、月季、黄刺梅、藤萝、白牡丹、各色牡丹、蔷薇、芍药、玫瑰等。“纪念刊”出版于十多年后，可“花信”不会有多大改变。
可惜的是，1919年的春天，却被北京人普遍冷落。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转而投向天安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三千青年学生，手举白旗，列队示威，除了记录在案的标语口号，其衣着如何，是我们复原现场的另一重要因素。五四运动后十五年，钱玄同曾对孙伏园说：“你穿着夏布大褂，戴着蒙古式毛绒帽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孙当时没有反应，事后想想不对，很明显，五月初“还不会穿夏布大褂”（《回忆五四当年》）。可春夏之交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北平的春天》）。“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已烦热”，你爱穿什么衣服，其实无所谓。根据王统照的回忆，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而上述那篇《晨报》的报道，提及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安门红墙旁时，“身穿旧式天鹅绒织花马褂，褐色呢袍”。从现存照片看，确实是春夏衣着夹杂。&
&&&&&如果说考证衣着，只是为了视觉形象；衣着与天气配合，却关系游行者的心境。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到，那天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大热天里，在东交民巷等候将近两个小时，这对于“酝酿情绪”，不无帮助。用《五四》一书的说法，便是：“此一心一德三千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
&&&&&&&&&&&&&&&&&&&&&&&&&&&&&&&&&&&&&&
集会天安门前
记者到时，学生不过六七百人。少顷，各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各方云集而来。……（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称）等大家到齐，我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安门红墙旁）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
以天安门红墙为背景举行集会，学生自然只能来自“东西南”三个方向，而不可能从北边的故宫冲杀出来。看来，记者的用词还是蛮讲究的，比起日后众多“四面八方”之类的概说，报道中之“找不着北”更为准确。可这不能理解为当年北京的专门以上学校均集中在天安门的东西南三个方向。恰恰相反，当天参加游行的13所学校，处在东西长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这13所学校当年的校址以及学生数，现列表如下。
&&&北京大学&
&北沙滩、景山东街、北河沿&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和平门外厂甸&
&925/700人
& & 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西城太仆寺街&
&& &/700人
& & 北京工业专门学校&
&西四牌北祖家街&
&200/150人
&&&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阜成门外罗道庄&
&200/150人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前门外后孙公园&
&200/130人
&&&铁路管理学校&
&西单李阁老胡同&
&&&高等警官学校&
&北新桥以西&
& & 北京税务学校&
&朝阳门内大雅宝胡同&
&& &/320人
&&&中国大学&
&前门内西城根&
&&&汇文大学&
&崇文门内盔甲厂&
&& & /80人
&&&民国大学&
&宣武门外储库营&
&300/300人
& & 朝阳大学&
&东四海运仓&
&200/350人
表中学生数目有二，均为略数（如“三百余人”以300人计），前者见静观《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新调查》（《申报》日），后者依据日学生所呈《上大总统书》上的签署。至于校址，根据各种资料综合而成。&
&&&&为了让读者对当年天安门前游行学生的“来龙去脉”有感性的了解，这里引录侯仁之先生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中1917年的北京城示意图。除了农业专门学校地处阜成门外，不在此图之内；民国大学1917年方才正式招生，未来得及补上，余者均不难“按图索骥”。锁定各校位置，对于今人之想象学生如何走向天安门，会有很大帮助。
《晨报》文章提及参加集会的若干学校，可就是没有唱主角的北京大学。这反而证实了记者确系“有闻必录”，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北大学生因与前来劝说的教育部代表辩论，耽误了不少时间，故最后一个到达天安门前。
记者所录法政学校代表的谈话，并未歪曲学生的意愿，最早的设计，确实就只是提交说帖，表达民意。这一点，从北大学生罗家伦所拟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罗不愧为胡适的高足，用白话文草拟群众集会的传单，显然更适合于传播。这份沿途散发的传单，“最简单明白”（《晨报》记者全文引录时所加的评判），故流传也最为广泛。&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这个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青岛问题。所谓“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相比之下，另一位北大学生许德珩所拟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可就激进得多了。&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虽然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除奸，游行学生并没真正准备“手枪炸弹”（据高师的匡互生称，他们有此设想，可并没弄到手）。晚清之侠风高扬，暗杀成风，国人记忆犹新。民国建立后，政府严禁会党活动，谴责政治暗杀（起码表面上如此），而“宣言”之放言“手枪炸弹”，与其时之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无关系。两份主要文件的微妙差别，隐约可见学潮中的不同声音。
从步军统领李长泰的劝说看，当局最担心的是引起国际纠纷。显然，政府并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学潮的巨大能量，以及可能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后果。也不是学生使用计谋蒙骗当局，游行一开始确实显得比较平和。如果不是被激怒的学生临时转向赵家楼，“五四”那天的游行，大概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可所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无不充满各种变数，随时可能改变方向。更何况，学生中还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区别。不只李统领预料不到事态的严重性，政府及军警也都没想到会如此急转直下。这才能解释何以曹汝霖已经知道街上学生的游行口号，仍没感觉到危险，参加完总统的午宴后照样回家。
学生之所以集会天安门前，因此处及西侧的中央公园，乃民初最为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天安门附近，明清两代均为禁地。民国肇兴，方才对外开放，东西长街顿成通衢。“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钜丽，乃于民国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朱启钤《中央公园记》）民国初年，京城里文人雅集，往往选择中央公园；至于大型群众集会，则非天安门前莫属。
天安门原名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是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并改用现名。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天安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即原大明门、大清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旧提醒你此处乃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天安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没变。集会、演讲、示威于天安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本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
天安门前的那对精美绝伦的华表，见识过多少激动人心的政治场面！远的不说，十九年前八国联军的炮火、七八年前隆裕太后之颁布溥仪退位诏，还有半年前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小学校三万余名学生为庆祝协约国胜利举行盛大集会游行，都可由天安门前的华表作证。1918年的11月15、16两天，也就是集会游行后的第二、三天下午，北京大学还在天安门前举行针对民众的演讲大会，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陈启修、丁文江等轮流登台讲演。&
&&&&这一回的集会可大不一样，组织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是学生们自己。走上街头的学生，其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一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另一则是高师学生张润芝（参见《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64页）所撰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
而这，恰好对应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界宣言及游行口号。
1919年7月出版的《五四》（蔡晓舟、杨景工编）一书，不只记载了上述宣言、传单、标语、挽联等，还用简捷的语言，渲染集会氛围：&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天安门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报以掌声、和以摇旗，以及“步法整齐，仪容严肃”等，作为一种政治抗议的示威游行，其仪式已经基本确立。不同于一般“骚乱”，学生游行并不妨碍“治安”，故被作为文明社会的表征，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
至于偌大广场，没有扩音设备，三千学生如何集会？有称站在天安门前石狮子头上作演讲的（夏明钢《五四运动亲历记》），但我更倾向于王统照的说法，演讲者是站在方桌上；而且，现场中大部分人实际上听不清演讲内容，只是因为有很多标语，加上不时呼口号，知道大致意思（《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但这已经足够了，读过宣言，呼过口号，队伍开始向南、向东、向北移动。&
&&&&&&&&&&&&&&&&&&&&&&&&&&&&&&&&&
&受气东交民巷
学生欲通过（东）交民巷往东而行，该处警察竟然不许通行。学生颇受激刺，不得已折而往北，出王府井大街，经东单牌楼，向赵堂子胡同，入赵家楼曹汝霖之住宅。
关于五月四日学生游行的路线，众多事后追忆，差别不是很大。起码东交民巷受阻、而后才转向赵家楼这一强烈印象，保证了所有回忆文章的大致方向不会有误。差别只在于转折的路口，以及经过的具体街巷。相对来说，记者的现场报道比较可靠；但比起原北洋政府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的报告，还是小巫见大巫：&
&&&&“该学生团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阻止。该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见《历史教学》1951年6月号）&
职务所在，当年跟踪学生队伍的宪兵排长，其所提供的报告，应该说是“最具权威性”的。两点半方才起行，四点左右已到达赵家楼（这点为不少回忆文章所证实），那么，东交民巷耽搁的时间，就不可能像许多回忆录所说的“足足有两小时”。
即便如此，受阻于东交民巷，依旧是事件发生逆转的关键所在。宪兵排长只说学生代表交涉而未获允许，自是不如《晨报》之注意到“学生颇受激刺”。《五四》一书，更将游行队伍之转向赵家楼，直接归因于使馆界口的等待：&
&&&&“学生既在使馆界口鹄立两小时之久，而市民之加入者亦甚众，当时群众义愤填膺，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于是议定先寻曹氏，次寻章、陆。”
为何由使馆界口受挫，便“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除了此次运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宗旨，更因东交民巷这种“国中之国”，本身就是主权丧失的表徵。恳求列强“维护公理”说帖没被接收，反而目睹使馆区骄横的巡捕、狰狞的兵营，更强化了中国人的耻辱感。&
&&&&罗家伦等四位学生代表前往美国使馆交涉，公使不在，只是留下言辞恳切的“说帖”。其时国人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总统威尔逊大有好感，故“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英、法、意诸国使馆也有学生代表前往交涉，可都只是答应代为转呈说帖。至于申请穿越使馆区游行，始终未得到允许。学生们之所以希望“往东”而不是“向北”，明显是冲着仅有一街之隔的日本使馆。三千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被堵在狭隘的东交民巷西口，这景象，与半年前三万大中小学生集会天安门前庆祝协约国胜利时，美、英、法等国公使相继登台演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有技术性的原因，各使馆确实星期天不办公，美国公使等并非故意回避；但巴黎和会上中国人合理权益之被出卖，也凸显了国际关系中的“弱肉强食”。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
至于具体到东交民巷之不让游行队伍通过，有中国政府的关照，也有辛丑和约的限制。东交民巷最初叫东江米巷，明、清两代属于天安门前“五部六府”范围。乾嘉年间，出现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迎宾馆”；鸦片战争以后，更陆续设立英、俄、德、法等国使馆。庚子事变中，那拉氏纵容甚至怂恿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第二年，清廷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1901），此后，东交民巷就成了变相的“租界”。清末仲芳氏《庚子记事》辛丑年五月十五日记曰：&
&&&&“东交民巷一带，东至崇文大街，西至棋盘街，南至城墙，北至东单头条，遵照条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工作，修建兵营、使馆，洋楼高接云霄。四面修筑炮台以防匪乱，比前时未毁之先雄壮百倍，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伤心何可言欤！”
除了“四面修筑炮台”，还在使馆区内建立了一整套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司法、经济、文化管理机构，再加上东西两端由外国军警日夜把守的铁门，这里成了道地的“国中之国”。不但中国官员、百姓不能随意进入，连人力车都得有特殊牌照才允许通行。在这个意义上，巡捕及警察之阻止学生队伍通过，并非故意刁难。
可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和约”是一回事，“公理”又是一回事。没有大总统令以及外交照会就不准进入使馆区游行，此说依据的是“和约”；学生们要追问的是，如此不平等的“和约”符合“公理”吗？经过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新一代读书人已经学会独立思考：“从来如此，就对吗？”东交民巷西口巡捕及警察的“合法”阻拦，不只没有平息学生的抗议活动，反而激起强烈反弹。据《五四》一书称：“学生已觉刺激不浅，以为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何如？”四十年后，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再次强调游行队伍无法通过使馆区时学生们愤怒的心境：&
&&&&“青年学生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正当“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的时候，听说“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杨晦的这一描述，与“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的说法，不谋而合。&
&&&&根据匡互生的回忆，长时间受阻于东交民巷的游行队伍，决定直扑曹汝霖家时，“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五四运动纪实》）。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潮社”同人，关注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革新，对实际政治运动兴趣不太大，也不主张采取激烈的手段，其劝阻直扑赵家楼，自在意料之中。问题在于，学生之转向曹宅并采取暴力行动，是群情激奋呢，还是有人暗中策划？&
&&&&曾为北京学联代表的高师学生熊梦飞，三十年代初撰文纪念匡互生，提及天安门前集会时，有往总统府、往外交部，还是往英美使馆之争（此说不太可信。学生游行之目的，“说帖”和“通告”都已表白无遗，直奔使馆区早在计划之中，无待天安门前表决），“互生是时，意固别有所在，集其死党为前驱”。到了东交民巷游行受阻，“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
（《忆亡友匡互生》）。言下之意，将学生队伍引向赵家楼的，是匡互生及其“死党”，而且是蓄意谋划的。另一位高师同学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提及游行队伍本该向总统府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然而，当时与匡互生同行的周予同和张石樵，都没提及匡转移游行队伍的努力。据周称，游行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的小组织有过秘密集会，希望采取激烈手段而不是和平请愿。可游行当天，匡等并无到曹家的计划。“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口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到了群众一致的拥护。”（《五四回忆片断》）而张石樵作为同窗好友，与匡互生一路同行，听说直奔曹家，认为有理，“也正合我们早就商量好的”惩罚卖国贼的计划（《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这两位当事人，只是强调转赴赵家楼的提议符合自家意愿，并没提及匡所发挥的作用。
依我看，此等“神来之笔”，正是群众运动特有的魅力。说不清是谁的主意，你一言，我一语，群情互相激荡，一不小心，便可能出现“创举”。匡互生说得对，“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五四运动纪实》），很难确定谁影响谁。日后追根溯源，非要分出彼此，弄清是哪一个首先喊出“直奔曹宅”的口号，其实不太可能，也没必要。作为一个基本上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五四”与日后众多由党派策动的学潮的最大区别，正在于其“著作权”的不明晰。
&&&&&&&&&&&&&&&
火烧赵家楼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至六时许，火光始息，学生仍将整列散归，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
游行队伍向北、向东、再向北，再向东……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泥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来。”（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只是群情激昂之际，没人顾及此等小事，学生们照样高呼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
下午四点半左右，据说仍然排列整齐的游行队伍，终于来到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2号曹汝霖的住宅。这是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房，所有门窗紧闭，周围有二百军警把守，按理说，不该出现如下戏剧性的场面：赤手空拳的学生破窗入室、打开大门，殴打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事后大总统徐世昌发表命令，责备警察“防范无方，有负责守”；曹汝霖则认定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与他作对，纵容学生放手表现。将警察之“防范无方”，归咎于上司示意放水，或者像众多回忆录所说的，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化，恐怕均非事实。持枪的警察，面对如此果敢的学生，仓促之间，确实不知如何处置。
“赵家楼”这场戏，乃五四抗议游行的高潮，从事发当天到现在，出现无数版本，实在耐人寻味。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情节，历来众说纷纭，需要进一步确认。一是何人冒险破窗，二是何以放火烧房。
匡互生撰于1925年的《五四运动纪实》，只是说“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三十年代初匡逝世时，同学熊梦飞撰写纪念文章，称“互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忆亡友匡互生》）。到了五十年代，匡的另一位高师同学周予同进一步证实：“他首先用拳头将玻璃窗打碎，从窗口爬进入，再将大门从里面打开。”理由是，游行当晚，周回学校时，见匡满手鲜血，说是敲玻璃敲的（《五四回忆片断》）。后来，关于匡击破铁窗的故事，便越传越玄，几乎可与武侠小说相媲美。
六十年代初，高师学生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称：“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接下来，便是警察拉后腿，众学生帮忙解脱；“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面还有数十名警察，正枪口对着他”，于是开始演说，终于警察良心发现，把枪放下。
七十年代末，另一位高师学生夏明钢（原名夏秀峰）《五四运动亲历记》的描述更精彩：“匡济从西院窗口将铁栅扭弯了两根（匡在少年时就练就了一手好内工，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够把弯的铁门扣捏直，其气力之大有如此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从缺口爬进去，摔开守卫的警察，将大门打开，群众便蜂拥而入。”
八十年代中，又出现新的版本，开始注意曹宅院子的高墙。写作者仍是高师同学，名叫张石樵，在《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中称：“匡互生发现曹宅有个窗户，他就利用从小练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学们的帮托下，一拳打开了窗子，跃身而下。”
但是，擅长武功的匡互生第一个跳进曹家院子的故事，受到另外两条材料的挑战。以下两篇文章的作者，也都是“五四”那天的活跃人物，而且均于当天被捕。一是匡的高师同学陈荩民（原名陈宏勋），在撰于1979年的《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中，有这么一段：&
&&&&“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
另一个自称踩在匡君肩上爬上墙头的，是北大学生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许称匡日休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以下：&
&&&&“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
陈自称“第一批”跳入曹家院里，而许所说登上窗台的是“我们”，都没有一口咬定是自己独自一人首开纪录。问题是，如果陈、许的说法属实，“甘当人梯”的匡互生，便不可能第一个跳进院里。可谁又能保证陈、许六十年后的回忆准确无误？
高师另一被捕学生初大告，大概意识到两种说法互相矛盾，于是兵分两路，互不干涉：“高师同学匡日休奋勇踏着人肩从门房（传达室）后窗爬进，打开大门，另外一个高师同学陈荩民越墙而入，学生们一拥而入，发现曹汝霖等已经听到风声从后门逃走。”（《五四运动纪实》）本意是弥合矛盾，没想到这下子更乱了，小小院子，能否如此迂回包抄？再说，如果墙上无窗，自是不难攀越；窗下无墙，似乎也很容易打开。聚集于曹宅门外的大批学生，何必徘徊再三？让匡、陈分开突破，表面上解决了高师内部说法的矛盾，可还有北大学生许德珩的脚下到底何人，有待进一步考证。
比打开天窗更具有戏剧性、也更扑朔迷离的，是“火烧”赵家楼。月间出版的《五四》和《青岛潮》（龚振黄编），都反对学生放火一说。前者列举曹宅起火原因共四说，结论是：“四说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无人能证明之者。”后者更将电线走火与曹家放火捏合在一起，创作出如下绝妙画面：“时正酉正，电灯已燃。未几，火起，众大愤，始知曹将烧死学子，以为泄怨计。”四十年后，杨晦还是一口咬定曹家自己放的火，理由很简单：“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杨文“政治正确”，但没提供任何新证据，曹家自己放火一说，很难坐实。
当年警察厅关于曹宅起火原因的调查，并无一定结论。因为，若断学生点火（不管是把曹宅床上的罗帐点着，还是将汽油倒在地毯上烧），势必追究学生的刑事责任；若说曹的家人点的火，准备趁火打劫，或曹授意家人纵火，以便烧死冲入曹宅的学生，则必须谴责甚至惩罚曹家或家人。既然两头都不能得罪，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案，便是“电线走火”。这么一来，谁都没有责任，而且，所有取证、起诉、审判等麻烦手续，均可一笔勾销。英文《字林西报周刊》（日）的描述最为精彩：“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该报还称，教育部为了息事宁人，也“答应以曹家着火乃因电线走火的说法以争取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政府被迫释放学生，不再追问曹宅起火原因，似乎利用了这一绝妙的台阶（参见1919年7月出版的《上海罢市救亡史》，以及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五章）。
可正像当年就读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尹明德所说的，谁都明白，火确实是学生放的，只是不能承认。“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军警机关既未在学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贸然加以学生放火之罪。”（《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当年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抵死不能承认学生放火；等到事过境迁，“火烧赵家楼”成了名扬四海的壮举，可又说不清到底是谁、用什么方式点的火了。
有说是学生们“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杨振声《回忆五四》）；也有人说是“群众找不着曹汝霖更加气愤，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范云《五四那天》）；还有说是“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燃起来了”（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以上三家，均为在场的北大学生，既然都没指定具体的纵火者，可见闻见尚虚。
根据现有资料推断，纵火者大概非北京高师学生莫属。如此巨大的光荣，似乎没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前来争领。历来自居老大的北京大学，对此事也只能含糊其词；甚至还出现了北大中国文学门学生萧劳也都站出来作证，将“放火”的光荣拱手相让：&
&&&&“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的片断回忆》）
至于高师的学生，早就不客气地将此壮举收归名下。差别只在于，到底是哪一位高师学生放的火。
高师学生张石樵自称：“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可俞劲本人，七十年代末撰写《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时，却将此光荣归诸匡互生。匡互生呢？1925年写作《五四运动纪实》时，只提学生放火是“以泄一时的忿怒”，而没说火是谁点的。
倒是1957年《近代史资料》重刊此文时，附有老同学周为群所作补充材料，确认曹宅的火确系匡互生所点。而且，还加了如下意味深长的一段话：&
&&&&“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段锡朋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当年即有“罢不罢，看北大”的说法），因而，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任”的。可群众运动就是这么回事，总是有“组织者”、“领导者”控制不了的时候。理由很简单，既然敢于起来反抗权威，就不会将“临时指挥”的命令奉若神明。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傅斯年也罢，段锡朋也罢，其实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么，谁能左右局面？准确地说：没有。但最激进的口号和举动，在群众运动中最有诱惑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局面”，容易受相对激进而不是温和的学生的影响。
当年对放火曹宅不以为然的，不只是段锡朋一人，据周予同回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五四回忆片断》）可倘若不是这一把“超出理性”的无名之火，军警无法“理直气壮”地抓人，学生以及市民的抗议也就不会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样，五四运动将是另一种结局。
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法政等校学生的讲究“文明”与“理性”，反倒不及匡互生们不计一切后果的反抗来得痛快淋漓，而且效果显著。
&&&&&&&&&&&&&&&&&&&&&&&&&&&&&&&&&&&&&&&&&&&&&&&&&
夜囚警察厅
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但所执者，未必即为打人毁物之人。昨夕，已有人为之向警厅取释，以免再激动群情云……
就像匡互生所说的，等到军警正式捕人时，“那些攻打曹宅用力过多的人，这时多半也已经筋疲力尽地跑回学校休息去了”（《五四运动纪实》）。剩下少数维持秩序、零星掉队或围观的，在大批因警察总监及步军统领的督阵而变得积极起来的警察包围下，只好束手就擒。32名被捕的学生中，北大20名、高师8名、工业学校2名、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各1名。
当晚七点，游行学生被捕的消息传遍九城内外，各校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紧急商议营救策略——因传说被捕学生将被“军法从事”（见1919年9月出版的&
编《学界风潮纪》上编第二节）。其中北大三院的集会气氛最为热烈，更因蔡元培校长出席讲话，对学生的爱国动机表示同情，而得到广泛的报道与追忆。
至于当晚的若干秘密会议，若曹汝霖与其党羽如何六国饭店窥测时势并确定反攻战略、钱能训总理又如何在家中与内阁成员商议惩戒大学处理学生，还有上述报道提及的保释被捕学生的努力——后者很可能指的是汪大燮、林长民等。因《晨报》乃梁启超这派政治文人所办，对“鼓动学潮”的国民外交协会之内情了解较多；而报道所提的保释理由，如“以免再激动群情”、“所执者未必即为打人毁物之人”等，与汪等第二天具呈警厅要求保释之文大致相同。
比起政界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秘密活动，被捕学生的命运，更牵动时人及后世读者的心。狱中学生备受虐待，但依旧抗争——此类想当然的戏剧化描写，很难满足读者了解具体细节的欲望。当事人的回忆，让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可未必准确。
被捕的高师学生陈荩民，在《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中，谈到被捕后关进步军统领衙门，当晚押解到警察厅。被捕学生分数间关押，“我和高师同学向大光及其他学校学生共七人关在一间牢房内，共用一盆洗脸水，待遇虽十分恶劣，但大家精神抖擞，毫不畏惧”。而北大学生许德珩则称：&
&&&&“我们三十二人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两相比较，自是许说更为精彩。其实，二说均有纰漏，合起来，方才是完整的图景。因为，“五四”那天被捕的学生初分两处（步军统领衙门12人，警察厅20人），到了深夜，方才全部集中到警厅。32人共一屋，那是第一夜的情况；六七人关在一间牢房，则是翌日的调整。至于待遇恶劣，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以此前此后监狱里之动辄刑讯拷打，想象“五四”被捕学生之悲惨命运，实多有差谬。
5月6日的《晨报》上，刊有《学生界事件昨闻》，共分九个小标题：昨日各校之罢课、被捕学生之姓名、学生被捕后之况状、各校长之会议、北京社会之不平、汪王林等请保释、教育厅长之辞职、六国饭店之会议，章宗祥之伤势。其中“学生被捕后之况状”一则，对我们了解被捕学生在狱中的生活状况，有直接的帮助：&
&&&&“各学生被捕入警厅后，前夕即由该厅略加讯问，未有结果。闻厅中对于学生尚不苛待，前夕共腾出房子三间，使三十二人者分居之。而学生则不愿分居，仍在一处住。昨日由该厅备饭，每餐分为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有前往看视者，学生皆告以我辈在此尚未所苦，惟外交问题如何则极为关念。中有托人带信，勉勖同学仍以国家为重者，并谓在厅阅报等尚颇自由云。
是否《晨报》记者刻意美化当局，修饰血腥的监狱生活？恐怕未必。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晨报》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抨击政府，即便屡被警厅告戒，也仍不改初衷。更何况，这篇报道的基本情节，可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得到印证。
&&&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亿万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其中述及被捕学生在狱中的遭遇，与《晨报》所言大同小异：&
&&&&“游缉队捕几个人到步军统领衙门去，很虐待的，曾把他们放在站笼里登了几点钟。当晚十二点钟送到警察厅去了。巡警、宪兵捕去的稍好些。但是被捕之时，也不免捱几下打。到警察厅的第一天，很受罪，行动言语都不自由。第二天早晨吴炳湘去看，待遇就好些，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第三天给了一份《益世报》。从他们警厅方面看来，也算优待……&”
牢房不比旅店，自是诸多不便。但我想说的是，步军统领衙门与警察厅，在对待学生的问题上，有相当明显的差别。孙伏园在《回忆五四当年》中称，被移送警厅后，学生们的情绪开始稳定。“这时同学有一个普遍的心情是：在步军统领衙门随时可以被枪毙或杀头，到京师警察厅以后可能要文明些了。”
学生及传媒为何对警厅颇有恕词？除了当天在现场，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本不想捕人，在曹汝霖的压力下方才下令镇压；第二天吴又亲自前往探监，并迅速改善学生待遇（移住较宽大之室、解除谈话禁例、赠送报纸以供消遣，以及伙食按警厅科员标准每人每餐费洋一毛有零等——参见《五四》第二章），还有一点，后人一般不察，即清末民初的“警厅”其实也属“新学”。
倘若不是长官强令弹压，警察未必愿与学生为敌。
据报称，吴炳湘之所以主张“优待”被捕学生，是因深知“事体重大”，被捕学生“与寻常罪犯不同”。当然，还必须考虑到，政府对如何处理学潮举棋不定，社会各界又对滥捕爱国学生纷纷表示抗议，作为警察总监，自然有所忌惮。可为何步军统领衙门就没有此等顾忌，可以大打出手？其实，这涉及作为“新学”的警察厅之特殊地位。&
&&&&&民初京城的社会治安，一如清末，由步军统领衙门和警察厅共同管理。后者乃晚清新政的产物，创设于庚子事变之后，“乃效法近代文明国家而组织之警察机关”。1907年，时任京师大学堂正教习的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主编出版了囊括“有关北京的一切事项”的《北京史》。其中提到中国之公堂积弊丛生，而巡警厅的创立，“一扫贿赂之弊端”。强调新设立的“巡警厅”之不同于源远流长的“刑部”及“步军统领衙门”，在于其“能精勤其事务，洗雪冤枉，伸理屈辱”，或许太理想化了。但这种依靠“法律条文”——而不是诉诸行政长官的“贤明”或幕友书吏之“智慧”——来管理社会治安的思路及实践，毕竟透露了强烈的近代气息。故服部等人对此评价甚高，认为“此乃清国司法事务之可喜现象”。&
&&&&对待“五四”游行的学生，步军统领衙门的虐待与警察厅的相对宽容，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这两个暴力机关的不同渊源大有关系。５月８日的《晨报》上，有一则小文，题为《北京警察之爱国》，其中有云：“此次逮捕学生一事，警厅举动极为文明，待遇亦佳，逮诸人释放后，北京全体学生联合会特派代表一人，持函前往致谢。”这大概不是“黑色幽默”。如果考虑到参加游行的13所学校中，还包括内务部直属的高等警官学校，更不敢将民初的警察说得一无是处。不过，《晨报》记者的社会设计，显然还是过于理想化。强调警察与学生之互相理解，似乎想表达这么一种信念：维持秩序与表达民意，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权限。果真如此，双方的举动，确实“极为文明”。
可惜，北洋政府没有这种“雅量”，绝不允许年轻的学生挑战其权威，一开始就决定采取高压政策，因而激起日益强烈的反弹。于是，学生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政府的手段越来越卑鄙，二者互相激荡，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此后入狱的学生，不再像“五四”那次一样受到“特别优待”了。不只“斯文扫地”，而且“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很长时间里，学界成了警厅的重点防范对象。对于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来说，如此强烈的警、学对立，无疑是十分可悲的。
不满足于只是“纪实报道”，在《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晨报》日）的结尾部分，热情洋溢的记者终于跳出现场，纵论起天下大势：&
&&&&“综观以上消息，学生举动诚不免有过激之处，但此事动机出于外交问题，与寻常骚扰不同。群众集合，往往有逸轨之事，此在东西各国数见不鲜。政府宜有特别眼光，为平情近理之处置，一面努力外交，巩固国权，谋根本上之解决，则原因既去，必不至再生问题矣。”
不幸的是，此后的事实证明，记者以及无数平民百姓的善良愿望彻底落空。政府未尝“谋根本上之解决”，学生举动也就“不免有过激之处”。需要有一种“特别眼光”，“平情近理”地看待“五四”那天的示威游行以及此后的无数学潮，《晨报》记者的呼吁，八十年后依然有效。&
&&&&&&&&&&&&&&&&&&&&&&&&&&&&&&&&&&&&
如何进入历史？
日的《晨报》，以《学界风潮越闹越大》为题，报道“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前开会决议，从昨日起一律罢课，以为最后的力争”，并载录学生的《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我感兴趣的是，上述两份文件已经正式使用“五四运动”这一概念。前者将五四运动的性质，定义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后者则称曹、章、陆之卖国与攘权，“舆论不足以除奸，法律不足以绝罪”，故“五四运动实国民义愤所趋”。这两份文件的作者不详，倒是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罗家伦以笔名“毅”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开篇即是“什么叫做‘五四运动’呢”。罗文着力表彰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的“牺牲精神”，并且预言：“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之元素。”
对于这场刚刚兴起的运动，国人投入极大的热情，报刊上的文章几乎一边倒，全都认定学生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而《上海罢市实录》（6月）、《民潮七日记》（6月）、《上海罢市救亡史》（7月）、《五四》（7月）、《青岛潮》（8月）、《学界风潮记》（9月）等书的出版，更令人惊讶出版界立场之坚定、反应之敏捷。
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群众运动，竟然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而且被迅速“命名”和“定位”，实在罕见。从一开始就被作为“正面人物”塑造的五四运动，八十年来，被无数立场观点迥异的政客与文人所谈论，可从来未被全盘否定过。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塑造“五四”形象，往往牵涉到能否得民心、承正统，各家各派全都不敢掉以轻心。五四运动的“接受史”，本身就是一门莫测高深的大学问。面对如此扑朔迷离的八卦阵，没有相当功力，实在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退而求其次，不谈大道理，只做小文章。希望“回到现场”，“触摸历史”，借考掘“五四人物”，理解百年中国。相对于高举经过自家渲染与诠释的“五四旗帜”，若本书之“小打小闹”，只能自居边缘。
边缘有边缘的好处，那就是不必承担全面介绍、评价、反省五四运动的重任，而可以仅就兴趣所及，选取若干值得评说的人物与场面，随意挥洒笔墨。举个例子，谈论“五四”游行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历来关注的是学生、市民、工人等群体的反应，而我更看重个体的感觉。众多当事人及旁观者的回忆录，为我们进入历史深处——“回到现场”，提供了绝好的线索。可几十年后的追忆，难保不因时光流逝而“遗忘”，更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的“污染”。将其与当年的新闻报道以及档案资料相对照，往往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收获。比如，梁启超等“研究系”同人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便常为史家所忽视；而蔡元培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面对激进学生与腐败政府的冲突，其内心感受，绝非是否“鼓动学潮”四字所能涵盖。
至于“五四”那天下午，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陪二弟的冰心，从前来送换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街上有好多学生正打着白旗游行，“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回忆五四》）；而住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前事不忘》）；从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五四对我的影响》）；学生游行的消息传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园，闻一多写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当晚偷偷贴在食堂门口（《五四历史座谈》）……诸如此类生动有趣的细节，在为“五四”那天的游行提供证词的同时，也在引导我们进入“观察者”的位置。这些小文章，对于帮助我们“回到现场”，比起从新文化运动或巴黎和会讲起的高头讲章，一点也不逊色。
正如孙伏园所说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回忆五四当年》）。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就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青人真正记忆。这么说来，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因而，本书之选择图像与文字相配合的表述方式，不全是为了愉悦读者——也包括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反省。
古希腊的哲人早就说过，人们无法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所谓“回到现场”，只能是借助于各种可能采取的手段，努力创造一个“模拟现场”。而创造的“过程”本身，很可能比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更为迷人。听学者们如数家珍，娓娓而谈，不只告诉你哪些历史疑案已经揭开，而且坦承好多细节众说纷纭，暂时难辨真伪。提供如此“开放性的文本”，并非不负责任，而是对风光无限的“回忆史”既欣赏，又质疑。对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来说，“追忆逝水年华”时所面临的陷阱，其实不是“遗忘”，而是“创造”。事件本身知名度极高，大量情节“众所周知”，回忆者于是容易对号入座。一次次的追忆、一遍遍的复述、一回回的修订，不知不觉中创作了一个个似是而非的精彩故事。先是浮想联翩，继而移步变形，最终连作者自己也都坚信不移。面对大量此类半真半假的“五四故事”，丢弃了太可惜，引录呢，又不可靠。能考订清楚，那再好不过；可问题在于，有些重要细节，根本就无法复原。“并置”不同说法，既保留丰富的史料，又提醒读者注意，并非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可靠。&
&&&&&本书选择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的四十五位人物，将其分为四组：“为人师表”介绍北京大学的师长，正是他们的启蒙教育直接导致了新一代的崛起；“横空出世”包含学潮中不同政治倾向的活跃分子；“内外交困”描述政府官员的尴尬处境及其选择；“众声喧哗”则是各社会贤达对于五四运动的介入或反应。入口处是一个个具体人物，着眼点却是历史与社会。“五四”是个绝好的舞台，电光一闪，既展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除了常被提及的学生之爱国与政府之卖国，还有政治家的谋断、教育家的气节、外交官的苦恼、大律师的机智、特立独行之士出人意料的表态等），也照亮了中国此后将近一个世纪的道路。
对于师长，主要着眼于其“走向五四”；对于学生，则希望兼及其“从五四出发”。“五四”的登台，对于许多青年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影响其整个一生，故不能不有所交代。但五四时期活跃的学生领袖，日后政治上有很大的分化，不少成为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为了避免因日后的发展而篡改昔日形象，本书尽量将话题集中在五四时期。
五四运动无疑是全国性的，但为了集中笔墨，本书对于人物的选择，学生限于当时在京的活跃分子，政治人物方才略有变通，取其社会影响与类型特征。
全书以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开头，以其时虽尚未到北大兼课但已是《新青年》中坚的鲁迅先生结尾，既是体例所需，也颇具象征意味。北京大学以及《新青年》杂志对于五四学潮的酝酿与推动，其巨大的作用无论如何不该低估。至于“在读书与救国”之间徘徊，以及走出铁屋“呐喊”，更可看作是一种政治寓言，其所指涉的，不仅仅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
&&&&&&&&&&&&&&&&&&&&&&&&&&&&&&&&&&&&&&&&&&&&&&&&&&&&&&&&&&&&&&&&&&&&&&&&日于京北西三旗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