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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祠宇异同录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进程中，家庭始终是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两千余年中，除非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或兵祸，每一个家庭都会在一个极小的地域间生产、生活、繁衍，几代几十代一直延续下去，成为当时极为稳定的社会基础。当然，家庭也会不断的发展，人口增多，地域扩展，生产能力不断增强，使原有的一个家庭，演变为几个，几十个甚至更多的家庭。而这一群家庭间又都有着确定无疑的血缘关系。这便形成了家族。一个家族中不仅血脉相连，而且大多在同地居住，有大致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共同的祖先崇拜，有一致的行为取向和共同的忌讳等，与周边的其他家族显示出一些独特性。在数辈相传的过程中，家族中特有的生产技巧，独门的手工工艺，养殖方法，谋生要诀，甚至于族内的传说、教育、著作、艺术......。久而久之形成了浓厚的积淀。多年之后，家族兴旺，富庶，有人将其整理流传，便形成了特有的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谱谍的整理，封建时代的人们大多受儒学传统的影响，不论贵、践、贫、富，礼法则不可不讲。长幼之序是必须尊崇的。一个庞大的家族经历数百年，期间难免天灾失所，战乱徙迁，或因谋生之计留于异乡，遂按谱寻亲，同归一宗，并确立辈伦支系，一一证明，千年数纪而有序不乱。年代越久，而这份谱谍也会越来越庞大。早在宋朝时即有人作诗曰：&久生问家谱，其族大且繁。&倘若这份当时已经&大且繁&的流传至今，应当是特大而特繁了。正是这种谱谍的存在，使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族人也许分庄异处，互不相识，但一纸谱系使之格外亲密。《颜氏家训》有云：&同昭穆者，虽百老，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
一般家族多有一幅或数幅宗图，也只称为神祗流传，大幅的帛布上，从查之有据的始祖开始，以下金字塔式排列，愈下愈众，一纸无法写尽时，按大的支系再各行其谱，写满再分，故而一个大家族，往往有很多分支谱。也有的家族并不以一幅神祗为是，他们希望将家族中更多的东西流传下来。在此基础上亦有人将先人的生平事迹，行为规范，言行著述，以及家族内可资一记的人事一一罗列，这便是书刊的谱谍了。也有人认为其中所辑范围决非谱字所能涵概。因之取春秋和晋史之例，曰家乘，清中期以后，分外流行。
宗图、家谱、家乘，一般地说都是属于内部流传的东西，即使偶然流于族外，所见者也非常有限。当一个家族因功名或武功而有人在朝身居要职，或为当朝显宦；或有人著书立说，诗文传世，誉至一方大儒；或有人经商盈利贾名远播，富可敌国。对仅：传名于内便不满足了。总希望有一些外在表现，使其因权，因文，因财所得的声名，今人一望便知。这样便有了家族祠堂的修建。对内而言，祠堂是全族人祭祖，跪拜祖先的场所。是维系凝聚全族人心的地方。对外则以其建筑规模、层次、内部陈设之高深、雅儒而显示家族的地位、财富，进而傲视一方。
关于祠堂的起源非常之早，古自春秋已有记载，早先凡在历史上有所贡献的人，或当时、当代声名显赫的名儒，死后乡人纪之，遂为筑祠，功能与庙相近。如太原河西为唐叔虞所修《晋祠》，即为一例。而为家族祖先修祠即为家祠。封建时代最显赫的家族无疑是皇族了。皇帝多称以孝治天下，上行方能下效，对先皇的祭拜一丝不苟。天子之祠称为太庙，巍峨鹤立自不必说，故《论语》中谈及：&子入太庙每事问&。连博学的圣人尚且如此，可见其威严了。皇帝修祠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江山永固，但他却不希望有别个强大无比的家族出现，故&秦尊君卑臣，故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以后虽然有所松驰，也无人敢有与宗庙比阶者。而且明文规定不得擅越。时至清朝，从《文献通考》中亦能查到其详规：&立家庙于居室之东，一品至三品官，庙五间，中三间为堂......四品至七品官，庙三间......八九品庙三间&。大约到了同治、光绪以后，内忧外患，国运衰微，也就无暇顾及这些琐陈了。因之这一时期所修的家族祠堂便泛滥开来，突破陈规，无例可循了。此风一开，南北皆然，遍地修谱，处处筑祠。财力所至，大兴攀比，几乎每县都有几处可观的祠堂。可惜历经一百多年，天灾兵祸，直至经历史无前例的文革，幸存者万不足一。今日，尚有可观者如广东省广州市之《陈家祠堂》和山西省晋中市之《常氏宗祠》，地处南北，保存均较完整，为今日游客提供观赏资源，也为不同地域的祠堂文化提供了相应的范本，应对其作详尽的文化探讨。
中国的家祠可分为宗祠和合族祠两种，宗祠是同一血缘族人，供奉和祭祀先人的场所，祠内所供的图像，牌位或遗物均属同族先人，有案可查，有叙可稽，非族人一般不得进入。合族祠则不同，为同一地区，数村镇，、一县、数县的同姓人的祠堂。以姓氏集合，其间有无血缘并不重要。因此规模较大，人丁众多，财力自然也相对厚实。这种祠堂修建的初衷在于集合同姓资源，组成一个人多势众庞大的群体，聚而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广州《陈家祠》便是合族祠典型代表。
据最新的人口统计资料，中国大陆的姓氏中陈姓仅次于王、李、张、刘等，位列五大姓氏之中，而在广东省内为第一大姓。从历史上查证，周武王时封舜的后裔妫满于陈国。妫满死后谥：&胡公&，后称&陈胡公&，他的后人一部以国为姓，亦陈姓。而当年陈国的封地是今属河南省周口市的淮阳县。陈国后来被楚所灭，但陈姓却从此留传开来。东汉时陈姓中出了一位名人，名陈实，官拜太邱长，即今河南省永域县一带的地方长官，官职虽不算很高，但官声极好，时人有谚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但官运却并不大好。东汉末年曾遭党锢之祸，自请就狱，后遇赦得免。当时他的道德行为均传誉一方，死后有名士蔡邕为其作《陈太邱碑文》，文中有&资九德修百行......文为德表、范为士则。&溢美有加。其后人不断生息繁衍，逐渐形成颍川陈氏这一大的族群，两宋之交，&中原坂荡，狄夷交侵&。北方士族为避战祸，南渡求安，此时颍川陈氏一部分便落脚粤地，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定居，也便成为广东陈姓的一个主源。
在中国的姓氏谱中有&天下李广东陈，&之说，粤省是陈姓最为集中的地方。为体现这一望族显赫的地位，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由陈昌朝、陈宗询、陈兰彬，陈伯陶等省内四十八位陈后族中的乡绅名流，联名向全省各地陈姓宗族发出《广东省各县建造陈氏书院》、《议建陈氏书院章程》等信函，邀及全省各地的姓氏族人到省城广州商讨修建陈氏书院一事。函中开明宗义道出：
敬启者我&太邱太祖德高汉氏，荫贻后昆，奕叶蕃昌。散布于粤中者类成巨族。今切水源木本之恩，为崇德报功举，邀集宗族......
函中所见，共议以颍川为祖地，陈实为始祖，始成为粤省陈姓之共识。其实一省之中陈姓人等数百近千万之众，是否均出自颍川，皆属陈实嫡后，很难断定。即使有案可稽者也不一定能确定大多陈门均来自豫中，更何况省内潮、汕地区的陈姓即有传闻来自闽南，很难同河南方向联系了。对于多数人而言，抬出太邱公为祖，目的恐怕是聚众大于寻根。有一位前代历史人物为招牌，就能使这种合族修祠之举变为名正言顺，借以增强一般陈姓人自觉依附的心理。
《陈家书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红火火地筹建起来。前面提到首倡者四十八家列名代表中均为有一定官职财富，为一方有影响的人物，如曾任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著名外交官吴川陈兰彬；曾任翰林院编修的东莞陈伯陶等，在这些士绅倡导下，很快地完成集资，进入实施。
不伦倡导者的主旨，还是建成后的实际状况，陈姓诸人无疑是以修祠堂为目的，但宅名上的却冠以书院二字，令人费解。原因是复杂的，&该祠堂对外而言是&光宗耀祖，拜祭祖先，宗族联谊，也为方便陈姓子弟赴广州读书应考、诉讼、议事等事务时提供临时居所。但结果往往是同姓合族、力量骤增，人多势众，成为地方势力，连官府有时也须让其三分。这种情况在广东一带甚为普遍。仅广州市内就有《何氏庐江书院》、《邱氏书屋》、《万木草堂》等多处。清政府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乾隆时即有明令禁修合族祠的政令，并动手取缔，表面上的说法是：&凡属同姓不宗，皆得送资于祠，即可得牌片移设祠内。其出资者虽平生素昧，可联为一家；不出资者则近代亲友亦置诸膜外。不循天理，唯利是图。&而实质为：&乾隆三十七年，巡抚张彭祖以&城内合族祠类多把持讼事，挟众抗官，奏请一律禁毁&。这才是真正目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遂有&于是各姓宗祠皆改题书院&。称书院者，并非讲课授徒之所，只是借其名行祠堂之实，陈氏书院也是如此。
近年出版的《陈家祠》作者的一段话道出了该祠修筑的用心。
在本质上，它们并不是宗族祠堂，它们联络的各&房&之间，大多没有可靠的血缘关系和世系关系。陈家祠号称联络了全省七十二县陈姓族人，但是这些族人之间却大多互不相识......只是象征性地找所谓汉代的太邱公作为共同的始祖来供奉。
以太邱公陈实作始祖，是应了一种越古越有号召力的思维惯性。既然大多数陈姓人都认定其祖上有北宋时南迁的历史，那么从南渡诸老中找出一位来不是更便当吗？实际确非易事。按当年陈姓在河南的发展早已是支系繁多，各存各谱了，南渡时可能有多门，多支分别落户于粤中各地。此时若推出某一门系的先人为祖，其他支系自然不服，倒还不如选择一位传说中的古代名人，而且大家均无谱可接的长老才具有更强的向心力。
在遥远的北方，山西省中部，一处不引人注目的榆次县车辋村，也有一座祠堂成为近年来旅游的热点，这便是《常氏宗祠》。祠堂修建的年代略早于陈家祠，大约在光绪五年（1879年）始建，越三年峻工。
据《常氏家乘》记：&我族本太谷惠安村人，不知何时迁至本邑之墩坊村。始祖讳仲林公者，由墩坊复迁于兹殆，历史有所矣。当时简朴相尚，谱谍无传。&相传常仲林原是一位羊倌，他走乡串户为人放牧。后来&遂在车辋村定居下来。关于他落户于兹的确实年代已无从稽考，只是后人在本村传教寺所铸的大钟上镌有其名，时间为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五月。以此推之，其去车辋村应为弘治初年，距今整五百余载。
车辋村，距县城四十余里，处榆次、太谷、徐沟三县交界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且有潇河灌溉之利，是农耕的理想居所，比及惠安，墩坊两处显然要优越的多，常仲林的选择无疑是独具慧眼。当然，一个异乡的放羊人，不免财力有限，文化水平较低，故而&简朴相尚，谱谍无传&。待到常家家境好转首倡修谱时已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距常仲林迁至车辋村已有二百八十年了。
明、清两朝以晋中一带山西商人所组成的经济群体出现在社会舞台上，他们以极强的进取精神和当时较为开放的经商理念，历经近百年努力，迅速占领了中国商场的半壁江山，形成了闻名一时的晋商集团。常氏家族属于晋商中的后起，大约在康熙初年，由八世常威只身远赴塞北，在张家口、多伦一带开创了自己的贾业。常威从跑单帮开始，直到坐地设摊，开创布店，直到进军漠北蒙境。在中俄边贸的恰克图市场上得到拓展，一跃成为北中国外贸市场上最大的茶商。以后常威儿子常万^、万达和孙辈使这一事业蒸蒸日上，跻身于晋商八大家族之列。
常家人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之后，开始注重家族内的文化建设，广设私塾，延聘名师。全族十余处私塾中，举人、拔贡等名士即有数名从教于期间。常家青年在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后，方令出外深造经商。正是这一批年青人以自己聪明的头脑和一定的文化素养，使之在商海中眼界开阔，算度精细，同时将儒家诚信好义的理念带入其中。在经营过程中，避免了投机取巧的短期行为，高瞻远瞩，静观商机，身体力行，百年不衰。
光绪初年，正是常家商事兴旺期，从塞外江北资金财富滚滚而来，在修起一座座豪宅大院之后，族人便产生了修祠的愿望。其祠的目的较广东陈家祠而言则单纯，不过是为完成一座能供奉祖先灵位，开辟子孙祭祀的场所。同时，作为公用的账房。资金来源从族中每年生意收入中划拨。具体承办人为十二世常炳、十三世常立仁、常立道。当时晋中一带各大家均有修祠之举，常家人丁众多，财力雄厚，且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论是建筑布局，还是文化气韵方面部要显示出一种压倒的优势。这中间自然有商人夸富的心理。在中国史书中，不论历朝历代&士、农、工、商&的排序已成惯例，无可更改，商人尽管有钱，也很难得到社会认同，要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理念，商人只能在财富上显山露水，以博群羡。
对常家而言，其时人口已达二百七十余口，商事虽繁，多有店号掌柜具体负责经营，一部分常家人变为出资的东家，只行监督之责，而另一部分则从商务中剥离出来，谋求出路。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下，另外的出路无疑是读书、制艺、求功名了。同光之际家族中涌现出一大文化人，有人一心仕进、举人、拔贡出了数名，也有人吟诗作赋，互为唱和，成立诗社借以共进，也有人钻研书画、收藏，其作品在省内名噪一时。这些人也急于趁修祠堂之际，尽可能地将儒风渗透其中，以此作为改换门风的起点。故而儒商之气并存其间，其规模气势在晋省中冠绝一时，黄河以北即称少见。
常氏宗祠建于住宅群之东，合于礼制，家族祠也为清政府所提倡，合于以孝治天下的皇旨，尽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行土木，并没有出现广州陈家祠修建时不能不改名换字的情况。时值山西省内连续三年荒旱，饿馁遍野，民不聊生，于是凡十里八乡居民能搬砖运瓦者颖以食宿，一时饥民蜂拥而至。以建筑与救灾并行，此善举早已传为佳话。
以上我们谈及两处祠堂的运作情况和基本理念。以广东七十二县，数百万之众的陈姓子孙共同筹资，其财力自不待言，而山西常家也凭错当时对俄商贸中所集的巨大财源而修祠，两方均有厚实的资金保障，其建筑之奢华便可想而知。百年之后的今日，两祠虽然均遭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但仍不失为中国祠堂文化中的南北双绝。
陈家祠堂位于现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今属于较为繁华的路段。但在一百二十年前为广州西关地界的大片农田。建祠之初购地约五十余亩，祠堂建筑占地二十余亩，其余土地租种，以农养院。整体座北朝南，分左中右并行的三个主要院型，均为带过厅，穿堂的三进五路，分前门、中堂、后寝。以中院为轴，两边对称，厅堂之前均有相对低矮的东西厢房。主院进深八十余米，三院相排基本呈正方形。整个建筑均为青砖灰砌，硬山合顶，总体由十九个高大的厅宇组成。由山门外广场拾级而进，一路向北，步步登阶。其结体布局既能遵从儒学礼制，又突出实用性。而厚房脊、弯挑檐，高浮雕饰，无不窥见岭南建筑的独特风貌。
地处南国的广州，紧邻北回归线，常年高温、阴湿、多雨，气候条件决定了建筑形式，院内高屋深檐，又穿插有多处回廊，使宽敞庭院多为房顶所遮，低头望去犹有天井之感。这也是为人们遮阴避雨所需与北方大院不同之处、正因高温之利，不需避寒厅堂内前后隔扇均能大开，故厅中还是十分敞亮的。今天的旅客所看到的仅仅是外观雄伟，雕饰奢华，原设计中特有的文化底蕴则需要专家研究了。下面摘引黄淼章先生在《陈家祠》一书中谈及：
充分利用天人合一的建筑设计理念，站在前庭广州地区最宽阔的古祠天井中，可以看到整个建筑中最为精美的部分，日兰天下的祠堂古色古香，绚丽多彩，这里是祭祖时的重要场所；同时既可晨沐朝阳，又可夜观天象；而南方多雨，天降甘露，广东人视水为财，雨水从屋顶四周流下来，落入天井，汇进暗渠而排出屋外，来有影去无踪，被称为&四水归堂&，又是&天降洪福&，肥水不流外人田！建筑外围每设边门四个，以连廊贯穿整个建筑，通向前院、后院、东院和西院。院外以青砖外墙围合，远远望去，陈家祠一组古建筑，山墙高耸，脊饰华丽，典雅大方。在清代广州西关一片低矮的平房和田地中，陈家祠巍峨壮观，鹤立鸡群，气派非凡，充分体现了陈姓在广东首屈一指的望族地位。
陈家祠以合姓共建，地域宽广，人口众多，今天我们很难考察出当年共有多少家户响应倡议，出资出力，但以一省中最大的姓氏动员起来，人数应是非常庞大。因之要突出一个大的特色，亦占地面积大，二十余亩院落；厅堂高大，祠院中心部分一处名&聚贤堂&，是当年族人在此举行春秋祭祀、聚会、宴请的地方，其堂宽27米，进深16.7米，高13.75米，一厅面积有450平米之大；院大厅大，其他附属设施件件巍峨。如祠堂首进的两扇木门就高5.16米、宽4.1米、厚0.13米，外雕高达4米的秦琼、敬德两尊门神，这些都足以令陈家祠在当年岭南诸多同类建筑中夺冠称雄，推向全国也极为罕见。
相比之下常氏宗祠整体建筑气势比之自是逊色一筹。院落占地仅为五亩稍多，房舍布局呈一正一偏外设园林，总面积达四十余亩，较一般的宗族祠，已经算很大了。
常氏宗祠在动议之始，资金便一步到位，所以可省去集资之劳。家族内当时仅四十余户，大多居于本邑，有事即可随时会议，不似陈家祠合七十二县之众，每有要事，召集共聚也需时日。这里，族长的意见大体可主宰一切，故修筑时间短，中间变动也少。
常氏宗祠座落在车辋村东，该村早年修有堡墙，为粘土夯筑，墙高八米，环绕村周。四周修有多处堡门。据云亦系防太平天国进犯。村中训练乡勇时所筑。进入东门上有&敦艮吉&的字样，显系按八卦方位命名。门内一条长街两旁青砖筑墙，屋宇高耸，这便是常氏族人所居街道。座北朝南一处眼引人注目的，独立于宅户之外，分外高大壮观的院落，便是常氏宗祠。祠门外有一围石护栏，栏内两尊旗杆巍屹立。杆后便是祠堂正门。登十几级台阶，顺门望去祠堂主体厅院一览无余，沿中轴线向北，一路为正门，门后廊、戏楼、二门、献殿而直达大殿。中轴线两旁则有东西厢房，东西过殿、回廊、通道、并有多株松、柏、古槐，在庄重肃穆的祠堂间透出了浓浓的绿意。站在外门的高台阶上，越过一尺多高的门槛，其水平高度与大殿台阶正好持平，三过院均低于南北两台，外院有七阶石阶，一米二之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台阶两侧是高的平台，深四米外，宽两米五，两边各有四根明柱支撑着卷蓬项，站在外院返身望去，是一座完完整整的戏台，而台阶凹只需有木板履盖，台面有二十七八平米。足够老戏班整本大套的演出。而耳房中平时储存木板，演出时便成为理想的后台。这一设计既凸显前门的气势，又节省了建筑面积，突出了适用性和功能性。台下外院宽二十四米、进深三十五米、可容纳千人以上，四周高墙环绕，在没有扩音设备的一百年前，演员的每一句唱腔，道白都可清晰地送入观众的耳膜。
在二院和三院有一处卷篷式廊庭，明柱支撑，石栏围绕，突出地面三阶，名曰献殿，是当年祭祀祖宗时摆放供品的地方，祭祀时主祭和助祭在献殿和大殿间焚香，祝愿高读祭文，其他祭众则于献殿二院中跪拜。供品摆于四面敞开的院中，除向祖先供奉而外，亦有公祭天地君亲师之意。
大殿是供奉先人之处，去世长辈均设木牌灵位，上书名讳，世别及生卒年等。殿深十六米宽二十一米，加之两边覆盖小廊，如此宽度显然不是五开间的尺码，但为遵清制，及&一品至三品官五间：。只好变通为七开五，合于常家官有二品官的官祠标准，比及天高皇帝远的陈家祠，无疑相对保守。
总之两座祠堂在修筑之初已确定了雄踞一方，无人可匹的意愿。在资金充足之后，以其规模、气势令人景仰之余，在房院装饰方面更是曲尽天工。不论每一处人工能及的位置，无不满嵌着精心的构思和精美的技艺，处处都可视为艺术精品。
被视为岭南艺术宝屋的陈家祠，除其习见的三雕（砖雕、木雕、石雕）外，还有二塑（陶塑、灰塑）以及金属铸造和彩绘装饰，被称为祠内&七绝&。进入大门之后，极目所见，每一处厅宇，厢房从最高处房脊开始，以下垂脊，茅头、梁、椽、柱、础到处都有精美的图案，处处都汇集着花草、鸟兽、鱼虫；而下面的门扇、门楣、窗扇、隔扇间，更是艺术家大显神手之处，无尽的匠意，完美的构图，细致入微的雕工画技，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更为叫绝的是在墙面上有这样一幅&高浮雕竟占据了每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间，大片的素墙面几乎很少看到了，每一组浮雕都讲述着一个历史故事，其如&三国演义&、&水浒&和&八仙过海&之类，真可让人一目了然，多数人物，场景看来似曾相识，但要想彻底，还需动一番脑筋。如此令人目不暇接的图案装饰如若仅凭一时半刻走马观花的浏览而尽知其文化内涵是绝然不可能的。
在&七绝&的技艺中，灰塑无疑是最具有地方特点的岭南绝技了。据《陈家祠》一书介绍，它以石灰为主要原材料，加上稻草和草纸，特制或草根灰和纸筋灰，...高浮雕和圆雕需要用瓦筒和铜线捆扎成骨架，先以草灰泥堆塑造型，再用纸筋灰细塑表面，待干到一定程度后，绘上各种色彩而成，极富装饰性......灰塑造型灵活多变，艺人在现场制作过程中随形就势，将山川、水洞等景物穿透墙体，将动物、花卉突出墙体20至60厘米。
灰塑色彩艳丽，大红大绿，有着浓烈的民间喜庆热闹的气氛和民间艺术特色。最为突出的是山墙垂脊前沿上的十二对灰塑立体狮子，其体型巨大，身长1米、高1米，全身朱红色，头长独角，张口突眼，神态各异，活泼勇猛，蹲伏在屋檐上，凌空而下，气势雄伟。
以草泥、灰土为材料，重量较轻，易于造型，可充分发挥匠人的想象技艺，这种高浮或圆塑有透风处，可避免巨风破坏。历经百多年，依旧屹立在陈家祠的顶端，风雨剥蚀已使色彩不甚亮丽，但其造型依然楚楚动人。
常氏宗祠的外装饰比及陈祠显然简朴的多。究其原因，岭南派的建筑风格均较为奢华，追求华丽典雅的时尚，总体上突出一种阴柔之美，即曲中见规，弯中求直。更兼南国气温较高，四季常青，降雨丰富，湖泽林立，久而久之，不论寺庙，衙署和民间建筑，无不体现出园林风貌，与周边环境形成一体，表现为婀娜多姿，雍容华贵。而在黄河以北地区，四季温差较大树木相对为少，建筑则以高大雄伟为要，就连宫殿，寺院即亦如此。形成一种简约持重的风格。整体建筑看来线条粗硕，直中取弯，突出一种豪迈旷达的气势。
常氏宗祠的装饰正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期间三雕及彩绘并非无一可观之处，只是它们明显地体现出一种为建筑物贴附的姿态。不论主殿，厢房的垂脊，竖脊均雕有满档的花枝图案，全都属于浅浮雕，其突出的仅有脊端的兽头，看起来平实、厚重；檐边，梁头上一律精刻着动物、花卉、山水、文具之类，并不加添别的材料为附属物。其他如梁柱间的木雕缺梯；石栏上的动物走兽；壁影上的砖雕书法等，做工细腻，图像逼真，足以与陈家祠相媲美，但总体面积小的多，且墙面上除几处书法刻板外，几无修饰。整个雕刻工艺与雄伟建筑形如一体，融在其中，无法分离，恰到好处，难以替代。从原始创意中，它并不在宗祠内作大型工艺展示，而是作为整体的有机组成，让人去领略整个祠堂的阳刚之美。
自汉朝以来，中国人被儒家思想统治了两千年，清末虽有新思潮的注入，但知识份子及一般民众心中，仍充满了孔、孟情结。修祠祭祀也还是谨遵圣训之举，在两祠间，无不处处体现着这种追求。这种思绪都寄寓在两祠的楹联、匾额间，先看陈家祠楹联云：
道缵太邱星聚一堂昌后世
德邻广雅风培百粤振斯文
文范仰先生依然东汉德星有光祖庙
孙谍诒后嗣长此南天旭日继照吾宗
发祥属东汉之年文范秉千秋仰征士风高群贤星聚
启宇在南天门外秀灵钟百粤看石门返照珠海回澜。
以上三联，从修辞结句，词汇选择方面各具特色，不失为佳对。但其表意抒怀的取向方面却基本一致。即缅怀太邱公为始的祖德；感激先人荫及后世，使陈姓在南粤一隅发扬光大；警及后人要更好地传承祖训，不断为陈姓大族增光添彩。其主要意向是以共同认定的先祖凝聚人心，核心在于&孝&，用儒家的思想作行为规范。
同样，在常氏宗祠内有楹联云：
卜居辋川百代儿孙承德泽，
名堂燕翼一脉先祖绍嘉猷
其共同之处，看以下两联可睹
衍绪溯胡公历周秦汉晋以迄于今代有伟人门有大启
敬宗详戴记统远近亲疏而系之姓谊关一本畛域何分
(陈家祠联）
问姓起何时溯乐奏承云曾有轩辕宰相
分支兴此地考年当甘露相传炎汉将军
从内容上看两个家族都是从最大的文献中对姓名的稽查，陈家从舜的后代入手，追溯到西周的陈胡公，以示名门望族的由来。而常家则以黄帝的近臣常先任起始，进而谈及西汉右将军常惠。作为姓氏溯源，稽古抚今未尝不可，但叙之谱谍则难以为继。尽管陈胡属地河南而常惠奉安晋地，但与后者联系不过传闻而已。
常家的这副楹联确实说出了其先人迁居历史，以牧羊人常仲林上居辋川为宗祠之始，自有其确切之处。宗祠原应如此，与陈家族祠抬出的太邱公迥然不同。
两祠中不论把始祖抬的多远、多高，其核心是在推出一个孝字，儒家对孝的专述多见于《孝经》，&子曰：矢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又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矣。&这种对孝文化的传承是祠堂的根本，代代相习，持续不断。对先人的祭拜，也期盼着子孙们能进而&慈爱、恭敬、安亲、扬名&。从立祠的理念上正是这种儒家思想完美的演绎。在常家的另一联中对此更有具体的译读。
春祀秋祭尊万古圣贤礼乐
左昭右穆序一家世代源流
即使在行为礼数上，也力求谨遵古训。不敢擅越雷池。同样陈家祠的前联中有&敬宗详戴记&一话，道出其祭拜过程完全按《大戴礼记》的规范行事。由此而知两家对儒学崇拜根深蒂固。如此以儒雅自居的家族对于功名科举自然也就会格外重视。据记，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倡修陈家祠的东莞陈伯陶在京殿试，高中一甲探花，被皇帝钦点翰林院偏修。喜讯传来，陈姓人一致认为均系祖德福佑，即请工匠打造一对直径1.4米的石鼓，并有精美基座相托立于祠中，以此庆贺。同样，常家十四世常麟书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5年）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后，族人兴高采烈，即于祠堂前矗立两尊八半高的旗杆，辉映一方，为族增光。
两座祠堂从功用上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亦以清音雅乐作为造福祭拜的一个内容，陈家祠在清末民初每次祭祀活动，必请一班八音乐手在此吹打奏乐助兴。而常氏宗祠因有戏台，每年春祀秋祭则必请大班献演。少则一日，多则三五日。这些娱乐活动或许有为先祖赏听的飘渺意愿，更多的恐怕属于当时人自娱。进而轰动乡里，引人注目提高家族声誉。
在我们叙及了两座祠堂的大体相似点之后，更需关注的是其不同点的比较。细究起来如前述建筑风格，装饰取向等差异外，显著的差别还是非常多的。
一如陈家祠兴建之际，广州一带已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商埠之一，它早已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商业市场，建房业、工艺美术业、材料业商行众多，可供选择，而竞争也曰趋激烈。这些商家自然瞄准了这一投资大、规模大、可传之千古的所在。而陈家当事人财大气粗，自然要优中选优，而最终入选者必是百里挑一。如当时总设计师由赫赫有名的黎巨川担任，设计图系用鹅毛笔绘制，&工程也由其黎氏瑞昌店总施工。当然在具体过程中有多家单位和名艺人，匠人参加留有姓名的便有数十人之多，很多修筑的工队、商号以及整体（如房脊等）材料制作者，都在建筑上留有姓名、号名、不论是木雕的刘德昌、陶塑脊饰的文如壁店等等，至今还鲜亮地矗立在显眼的位置上。
由此推及，常氏宗祠当年筹建之初也应有一个大型采购，广召名匠的过程，是否曾有过总体设计师及相应的图纸呢？在较为可靠的文献《常氏家乘》中只字无记，而知情人离世已有百年，连传说也无从稽考了。这些能工巧匠所建的高祠大宇，至今让游客景仰赞叹。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同作品一样流传下来。常氏家族原以商贾兴家，但到了同光以后，家族内儒风大帜，建祠修谱逐渐变成了一种文人行为。对商行、手艺、反视为无足挂齿了。
正由于南北方社会背景差异很大，当黄土高原上的内地小村仍处封建保守裹足不前时，远在南国的广州早已被坚船利炮的外国侵略者轰开了大门，异域的物资、思想、文化一股脑地涌了进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无疑受洋风所染，陈家祠上的字号名称也正是为其作广告的绝好方式，这些是当时的内地人尚难理解的。同样，&南人重名&之说古已有之，早在南北朝时代，中国书法艺术正进入成熟期，南北皆然，当时南朝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写出大量精品流传后世，篇后无不署名提号，传为佳话。而同时在北朝出现的大批碑刻，以刚劲质朴的书风著称。但作者却都无名号流传。至今，只能以碑文的内容命名，如《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等。以上如此明显的差异的确值得重视。
如前所述，祠堂是以祭祀祖先为目的场所。那么，先人的牌位立于大殿，以接收后人的膜拜，灵位无疑是最主要的展示，也是祠堂文化的核心所在。常氏宗祠的楹联里尽管提到了以常先、常惠等先贤为远祖，但在具体牌位上却并未列入，而是以明弘治时迁入榆次县车辋村的常仲林为始祖，有据可查，有谱可续。以下以辈份、年龄、门系排列，伦次明晰，井然有序，以下计十七世，仙逝者均一一列入。这是一般家族祠堂的共同点，常家还在上面作了功名、官品这类的提示，更加显一些儒气。
而陈家祠的供奉安排则较为复杂，因为是合族祠，遍及广东省七十二县的陈姓家族，以前这些人基本上互不相识，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血缘关系，因之彼此的辈份，伦次更无从谈起。不论那一方的那一位都不可能成为合族公认的始祖。因此只能招出汉代的太邱公陈实来作象征性的始祖。在此之下各房名序的排列方式。在《陈家祠》一书中有如是说：
根据《议建陈氏书院章程》我们可以了解到，&陈家祠的董事职位可以用钱购买，作为回报，可以获得神龛正座主位。各地陈姓族人只要缴纳一定款项，即可将自己的祖先牌位放于陈家祠内供奉，牌位摆放位置的优劣与捐款数目多少挂钩。......为了吸引陈姓缙仲名流加入倡建陈家祠的行列，提高祠堂的地位，特别为他们在正座的神龛设长生禄位；另外，题捐巨款者亦获陪享位。陪享位序之高卑与捐款数目之多少挂钩。.....陈家祠后进大厅及东西厅的十一个神龛中共供奉有神主牌位一万余个。&
一万余个牌位在厅中整齐码放，不失壮观。但对数百万陈姓人这一基数而言，其已逝先人数字应算少之又少了。那么多的难以进入，恐只能是无力捐足资金了。
以七十二县，数百门户，又素昧平生，只是以一姓氏而聚合。在祠前醒目处有一幅大型高浮雕为&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倒不失为相应写照。这一群出身、经历、地位、财力、天赋各异的人聚合起来，共谋一事，也颇有一种在杏花旗下，忠义堂中吆五喝六的热闹，当然这里没有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宏旨，但其行为也被官方认为有&把特讼事，挟众抗官'.&藏污纳垢，窝匪聚赌&之嫌。当然梁山英雄最终排座次有&石碣天文&指点，陈家祠没有天文可循，遂以金钱多寡论英雄，也可算是足以服众的最佳选择。西学东渐，广东独得风气之先，对金钱的追求大约也成为一省人的共识。故而对《议建陈家书院章程》能在绝大多数陈姓子孙中顺利通过。此时此刻，即使你属太邱公的嫡系嫡传，且有谱谍铁证，若无钱交捐，恐怕也只会被拒之门外，有钱才是硬道理是铁面无情的。
最后提到的是在解放后及文化革命期间，两处祠堂都经历了类似的命运。陈家祠50年初在祠内设立广州市行政干部学校。到1957年，广州市政府接受部分人大代表的提案，于当年年底发出《关于将陈家祠移交市文化局专责保护管理的通知》，行政干校随后搬出。文物部门不久亦对全部房屋装饰进行了抢救性维修。1959年便在些筹建广东民间工艺馆，并着于搜集展品，国庆十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1966年文革破四旧开始红卫兵进入陈家祠，将原有一万多尊牌位焚烧，并毁坏了部分雕刻。当时红卫兵人数不多，经馆内人员苦口劝说，方始离去，破坏还算不大。正值此时广州新华印刷厂以赶印《红宝书》厂房不够用为理由，强行占据，从此整日机器轰鸣，因印刷宝书属政治任务，一般人不能入内干扰，避免了红卫兵进一步损毁。当时印刷厂为生产需要，也使一些房屋改观，但祠堂的大体还是保存下来了。
常家祠可就没有这般幸运了，1948年晋中战役之际，车辋村是敌我双方的主战场，战斗最激烈的阶段，炮弹、炸弹满天飞，常家宅院被炸毁者不少，所幸祠堂来受大损，熬过一劫，战后由军队驻扎，1950年始，山西省民政厅在此开设荣军学校，占有常家部分住宅，祠堂也在其中。以后更名为《山西省荣誉军人疗养院》，文革期间又被该院所属棉织厂所占。&破四旧&时院内尚无大损，而前门、戏楼、围栏、旗杆等均遭严重毁坏，献殿也遭火焚，仅存台基。
改革开放以后，两祠先后经抢修，恢复，并成为新兴的旅游点，人们不仅能观赏到南北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也唤醒了对家族文化，祠堂文化的认识、研究。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不同角度，对延绵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产生的这一特殊文化现象，作出更为科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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