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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直觉思维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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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维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客观世界的间接的、概括的放映过程，是科学思维的一种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它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思维两种形态。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在科学认识中各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非逻辑思维是与逻辑思维相对的一种思维方式，主要有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两种基本类型。形象思维是在形象地反映客体的具体形式或姿态的感性认识基础上，通过意象、联想和想象来揭示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思维形式。直接思维是指不受某种固定的逻辑规则约束而直接领悟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有时还伴随着被称为“灵感”的特殊心理体验和心理过程，它是认识主体的创造力突然达到超水平发挥的一种特定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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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彭华
文章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3期，原题为“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
中华文化在哲学思辨层面、理论思维领域的建树颇为丰硕，而其大端与指归，则可以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三者为代表，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三大特征。
整 体 思 维
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嵇康认为这是“自然之分”)；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乾·文言》)。“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的共同命题”，“《易经》对这一命题的发挥无疑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东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正蒙·乾称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中医)，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一自然一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辩 证 思 维
中国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万事万物既相互对立而又趋于统一。这都是合乎辩证法的重要思想。其中，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思想堪称中国辩证思维的主流。
古代中国的这一辩证思维，广见于东周以后的历代典籍，如道家和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周易》、兵家的《孙子兵法》、法家的《韩非子》、医家的《黄帝内经》以及佛教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百论》等。贯通诸家诸派的阴阳学说，有集古代中国辩证思想大成之势。诚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称》所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
老子的辩证思想复杂而有系统。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讲的都是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对立而统一，并且矛盾双方又可互相转化。老子所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则合乎质量互变规律。
魏晋唐宋时期的道教重玄学派(以成玄英、李荣等为代表)，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成玄英对《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所作之疏，“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日‘玄之又玄……
(《道德经义疏上》)，是道教重玄之学的经典言论。
《周易》所讲的“八卦”以及两卦相叠而为六十四卦的学说，就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周易》经文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泰》九三爻辞)，所强调的即是“平”与“陂”“往”与“复”的对立统一。对于《周易》的辩证思维，郭沫若()给予了高度评价，“《易》的出发点原是一种辩证观，“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来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见诸《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既是《易传》辩证思维的核心命题，更是彪炳青史的千古绝唱。朱伯昆()极度褒扬“一阴一阳之谓道”命题，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代表”，“是对先秦以来辩证思维发展的总结”。
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亦是典型的辩证思维。《礼记·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两用中”)。所谓“时中”，即“随时以处中也”；所谓“用中”，即“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总之，所谓“中”，其确切含义即孔子所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中庸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对立统一起来”，“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
先秦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对辩证思想多有继承与发扬，如张载()的“一物两体”、程颢()的“物极必返(反)”、朱熹()的“理一分殊”（或“一本万殊”）等。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认识到事物都有矛盾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并且，凡是相对相待的东西都不是绝然的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金炀则液，水冻则坚，一刚柔之无畛也”(《周易外传·说卦传》)。
《孙子兵法·势》所说“奇正”“日月”“四时……‘五声”“五色”“五味”等，都无一例外地揭示了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基础”。其中，“奇正”具有普遍意义，“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其后，《李卫公问对》又补充了“奇正相互转化”的内容，阐述了“奇正”和“虚实”的辩证关系，“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李卫公问对》卷中)。
战国末年，韩非用“矛盾”故事就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描述和概括(详见《韩非子·难一》、《难势》)，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以反映事物自身的矛盾和人类思维中的矛盾。当然，韩非的矛盾学说，也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阴阳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也是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黄帝内经》虽然确立了中医的阴阳学说，但没有给阴阳下定义。明朝末年，张景岳（）为阴阳下定义，“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类》)。张景岳为阴阳所下定义的“一分为二”四字，“抓住了阴阳的要领”，“可谓高度抽象、概括，揭示了阴阳最一般的规定性”，“清楚地阐明了朴素的辩证观点”。
在中国先哲看来，阴阳虽然相互对立、关系紧张，但绝非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先哲还认为本来相互对立、关系紧张的阴阳亦可互济互补，从而通过动态运动以至达“和合”的和谐状态，这“证明了中国人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一种根本的调和与统一而不是斗争与混乱”。
中国的辩证思维以追求和谐、协调、统一为目的，讲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崇尚矛盾的调和统一，不太注重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斗争，尤其不提倡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这种思维的优点是有利于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弊端是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容易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阻碍新事物。
直 觉 思 维
所谓“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直觉主义”(intuitionism)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与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HenriBergson，)&和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直觉主义者推崇“直觉”而贬低“理智”，肯定“直觉”是比抽象的“理智”更根本、更重要、更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认为“理智”必须依赖“直觉”才有意义（
克罗齐）&，故哲学应以“直觉”为基础（柏格森）。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不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需经验的积累，而是凭借主体的神秘的自觉、灵感、体验、感悟，在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
中国作为逻辑学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另外两大古典逻辑是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和古印度的因明逻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逻辑思想、逻辑理论，它们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苟况、韩非等人的著述中。
道家最先提出并且首先运用直觉思维。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至上的存在、唯一的终极，但“道”是不可闻见、无以名状的，是不能用名言、概念认识的，只能靠直觉或体验加以感悟或体认，是为“悟道”“体道”。作为先秦道家学派重要代表的庄子，倡导“心斋”和“坐忘”。所谓“心斋”，就是排除一切知识之后，保特心的虚静（“虚者，心斋也”），从而对“道”予以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庄子·人间世》)。所谓“坐忘”，就是“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即毁弃四肢百体、屏黜聪明心智，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从而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浑沌状态(“旷然与变化为体”)，以便全体把握、整体感悟大全之“道”(《庄子·大宗师》郭象注)。究其实，这就是一种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
佛教也重视直觉思维。佛教所讲的“般若”，其实也就是一种直觉思维。佛教的直觉思维，既排斥感性认识，又排斥理性认识，强调通过“般若”的虚静智慧而一览无余地洞察真理的特殊智慧。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的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了“本性是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顿悟成佛”理论(相对于北宗的“渐悟”
而言)，把直觉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从而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禅宗的“顿悟成佛”理论，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儒家也很重视直觉思维。先秦时期，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论语·述而》)，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都具有直觉思维的显著特点。宋明时期，程朱所说的“格物致知”(《大学章句》)，陆王所说的“求理于吾心”(《传习录》卷中)
等等，更是直觉思维的展示。梁漱溟（）指出，“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此敏锐的直觉，
就是孔子所谓仁”。贺麟（）进一步指出，“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朱子与陆象山的直觉方法，恰好每人代表一面。陆象山的直觉法注重向内反省自己的本心，发现自己的真我。朱子的直觉法则注重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
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
能有效地突破认识的程式化，为思维的发挥提供灵活的想象空间，对于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甚至对于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而言，直觉思维亦有其用武之地。比如，居里夫人(Marie
Curie，)之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其中就不乏“大胆的直觉”(bold
intuition)。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曾经敏锐地指出，“科学知识不只是理性的，其中有相当比重是体力的和直觉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亦尝明言，“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热情展望，“如果我们更加注意直觉或大胆的想像，来作为不可避免的抽象化趋势的一种补充，基础物理学的又一次返老还童就是可以期望的”。
直觉思维是思维过程没有中间推理阶段，不进行逻辑论证就直接得出结论，具有直接性、自发性、非逻辑性等特点。虽然说直觉思维具有逻辑思维不能替代的优势与特质，但同时又不得不指出的是，直觉思维重灵感、轻逻辑，重体验、轻思辨，重直觉、轻论证，容易导致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不利于思维向形式化、定量化发展，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还有可能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
张岱年()曾经指出，朱熹所说的“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事实上就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直觉思维“只是一种主观的神秘体验”，而“真正进入物中究见其理，只能通过科学实验”；可惜的是，“中国传统中缺乏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蒙培元进一步指出，直觉思维“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也就是说，由直觉思维获得的认识，还必须进行逻辑的加工和整理，同时接受实验的检验。如此，方能由知识的毛坯，升华而为科学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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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23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演讲者：侯玉波　　北京大学心理系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著作有《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本文是日的，摘自中国科学院网站。　　中庸思维、整体思维常常可以“代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这些结论是否有数据支持呢？侯玉波副教授和朱滢教授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彭凯平教授从1998年开始在这一领域内从事研究并进行了很多试验。他选取超过1万名测试者，将中国人与西方人处理事件、社会适应等问题进行横向分类比较，得出结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确实有区别，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确会影响他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　　中国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非新话题。但侯玉波副教授认为，这一结论还有待充分的研究支持。传统的研究常常难以逃出西方心理学的框架，多元的时代和社会发展对这一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他在梳理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实验和比较，编制一套可以测量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量表，使得中国人思维特性得以量化、具体化，为以后进一步从事与思维方式有关的研究提供测量工具和理论指导。目前研究虽已达到精确结构与分类，但还有一系列的后续研究，因此实验结果还没发表。　　侯玉波认为，北大教授费孝通的四句话可以概括中国人做人方面的思维方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侯玉波解释，中国人希望实现人人和谐，天下大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思维方式，这为现代学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路径。　　在古代书籍中，也有类似的概述：“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观念更倾向于绝对独立的思考。而中国人的思维核心是承认对立双方可以互相转变。　　在此传统基础上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需要从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首先，这一研究从理论上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解释，文化如何从深层次上影响中国人的心理进而影响其行为；其次，这一研究从实践上能说明什么问题？现在很多人评论，中国人缺乏创造力，新兴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实际上，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这些问题。　　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的北京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提出，《易经》阻碍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批评有人赞同。而研究表明，心理学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从心理研究结果看，中国人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缺少把问题从整体背景中区分出来的意愿、能力、技巧，因而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分类。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远程作用力，却不善于对此内容进行更细致的区分与分类，也就不可能产生电磁学、量子力学等新的学科，更别谈更专注更深入地研究。　　心理学关于思维方式的研究　　有一些实证研究，如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归因差异研究,在事件归因方面，西方学者习惯归因到个人，中国人则强调团队影响。西方研究者将此称为归因错误。但在中国，这一错误应该颠倒过来，因为中国人先看情境再看情境中的个人，与西方人相反。思维方式在中西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西方跨文化的思路——寻求统一、一致的机制和理念来衡量中国人是不对的。　　既然中国人的思维和西方人的不同，那么如何衡量中国人的思维特性呢？　　赵志裕、杨中芳等学者2000年在香港曾发表过一个关于中庸思维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他们得出三个因素来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目标上，中国人希望达到和谐；从认知和过程来看，中国人看问题从整体去把握；从行为表现上看，中国人处理问题采取折中方法。彭凯平2002年所做的研究认为，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也应包含三个维度：矛盾观念，中国人的思维承认矛盾观念；认知变化，从认知取向看，中国人承认变化；行为变化，中国人认为人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　　如何测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侯玉波从思维分类学的方向进行思考，希望能通过研究得出中国人的思维结构；用这一结构进行测试、综合中国人在这一结构中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而分析这些不同得分的维度如何组合在一起，从而代表一个人考虑问题的整体思维；并研究如何用所得出的整体思维方式，预测其之后的心理和行为，以及这种思维方式如何影响其在生活中处理各种问题。　　研究一，建构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结构。　　首先，在分析以往中西方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中国人思维特性的理论框架；接着，以此理论框架为基础，编制可以测量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量表；以适合测量中国人思维特性量表为工具，进一步研究中国人思维特性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喜欢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承认变化，容纳矛盾观念，处理人际关系时追求和谐，处理问题时采取折衷方法。2001年，研究小组编制了包含17个题目的思维方式结构量表。该量表包含联系性、变化性、矛盾性、折中性、和谐性。但由于每个维度的题目太少，结果不是很理想。　　2004年，研究小组对上述量表做进一步的理论研究，通过对1883名15岁以上被试者的进一步分析，原始的量表变成三个因素的量表：变化性、矛盾性、联系性。三个因素是这样的：变化性包含5个衡量不变观念的题目，为了与字面意思相一致，在记分的时候这些题目反向记分，得分越高表明变化性越高；联系性包含4个强调联系和相互影响的题目，这些题目衡量一个人对联系观念的看法，得分越高表明越倾向于用联系的方式看待事物；矛盾性包含4个衡量矛盾和适应性的题目，得分越高，表明越喜欢用矛盾的观念看待和处理问题。　　2005年，小组扩大样本，对上述量表进一步完善，对1200名被试者资料的分析，量表的题目从13个增加到26个，仍包括联系性、变化性和矛盾性。分析结果发现，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有所提高。从统计学指标上看，这一结构已基本上比较稳定，算是比较好的工具。　　研究二，中国人与法国人的思维差异。　　得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结构，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这种结构是否为中国人所独有？　　研究小组因此用这一结构对136名北京学生和100名法国学生被试进行测量。结果表明，中国人与法国人在思维量表上的得分确有不同。联系性、变化性上，二者有明显差异，矛盾性的差异则不明显。　　另外，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人的得分中，三维度明显相关；而法国人总分所体现出来的三维度之间相关性则非常低。　　研究三，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发展特性。　　中国人思维方式并非生来而就，它呈现一定的发展趋势。因而需要进一步追问：青少年思维方式是如何发展的？有什么样的规律？和成人的思维有什么区别？小组对15岁以下的被试测量表明，其三维度呈现聚合式，三维内部结构成一体，即正相关。而对成人来说，联系性、矛盾性与变化性则是呈负相关的。　　中国人的思维维度中，联系性与矛盾性是正相关，二者与变化性是负相关。根据这种相关性，将联系性和矛盾性合称为单一因素，将之命名为“辩证思维”，即用联系、矛盾和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　　这种“二维”研究表明，青少年思维内部关系的结构与成人不同。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辩证思维能力随之增强。这反映了我们的教育在塑造人的思维特性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学校教育中关于辩证观念的灌输，使得受教育越多的人，越容易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另外，小组还做了一些后续研究，如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中国人对事件的归因，如何影响中国人处理健康问题，如何影响人们对压力的应对，如何影响管理者处理人际冲突的行为与自我概念和人格的关系，与个体社会适应性有何关系，思维方式与成就动机的关系等。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有明显联系。行为方式可以通过结构进行预测。从而证明这项研究是富有成效的。　　中国人23个思维模式　　1、自我超越　　有形有相的东西终归于毁灭，要实现真正的不朽，就要超越自我这个有限的存在。中国先哲将“道”作为超越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的永恒存在。但这个“道”又不是不可捉摸、高高在上的上帝，它“有情有信”，就在万事万物之中。理想人格的获得就在于与“道”自觉、自然而然地合和。　　道虽“有情有信”，它又超言绝象。要与“道”冥合，就需要超越一切形体和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在现实中实现永恒。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提升，不在躯壳上起念，追求某种精神境界，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在现实中的体现与应用。　　2、自我实现　　中国先哲的目的是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性，从中得到真正的精神享受，即所谓的“心中乐地”。这种实现完全是现世主义的，它主张在现世人生中实现最高理想，并不需要彼岸的永恒和幸福。因为永恒和幸福本来就在你的心中，随时可以实现和受用。中国人把“立德、立功、立言”定为人生“三不朽”，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现世特征。　　然而，也同样由于这种现世的自我实现导致了中国人的功利主义、家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同追求永恒的精神境界正好形成明显的反差。这说明，任何事物都是把“双刃剑”。这种着眼于现世的自我实现既解释了中国人易于满足不思进取、长期安于小农生活的弊病，也成就了中华民族勤劳忍耐的美德。　　3、中庸之道　　中庸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执两用中，不走极端，如对圣人的描写，“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2）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不偏激，追求平和。最明显体现在中医对身体阴阳二气的调节上。（3）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至今仍有关于种小麦的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4）允执其中，保持平衡。（5）有原则地折衷。　　中庸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农业、医学、政治和人际关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稳固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缓和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协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至今对世界仍有重大意义。　　4、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视逻辑思维，而习惯于进行直觉体验。但这种直觉思维并不排斥理性思维，而是与理性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的特征。它目的在于把握对象的整体表象特征，其基本形式常常通过“顿悟”来表现。道家的“悟道”、儒家的“豁然贯通”、佛教的“立地成佛”，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运用。　　就思维的精确性来看，直觉思维是一种模糊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自然界或宇宙的本质，不可能通过推理或分析来把握，只能通过直觉来领悟。中国人的许多概念、命题歧义丛生，正是这种思维造成的。所谓的“天人合一”，所谓的心通万物，都是这种思维的必然结果。　　5、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它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的特征。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主要有以下特点，（1）它形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克等整体结构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2）宇宙整体和作为整体的具体事物具有统一的结构，遵从相同的演化法则，并由此导出天地一理、万物一马、宇宙全息的结论。　　整体思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人素有的“大一统”思想，中医的“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的整体疗法，以及中国文化偏重综合、弱于分析、概念的模糊性等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6、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方式亦称为象征，是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方式可分为三类：（1）符号意象思维，用某种符号来象征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则，如《易经》中的“---”“－”，各种道教、佛教的灵符。（2）玄想意象思维，用选择出的意象符号来象征事物本质或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如老子、庄子的“道”、玄学中的“无”“自然”，朱熹的“太极”“天理”等。（3）审美意象思维，通过塑造审美意象来达到某种带有文学艺术情趣的思想境界，如王维的诗、苏轼的词、中国的山水画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中国传统意象思维的优点是富于灵感，带有跳跃性和创造性，但它的缺点是不够严密、精确，缺乏科学性。从这种思维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长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而乏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很多人这样来解释这一问题；但是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这一点大约也没有人可以否认。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在此）。　　7、物极必反　　中国人普遍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如《易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那么，事物在什么地步才发生这种转变呢？那就是，无论任何事物，到了盈满或顶点时，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自汉代《淮南子》明确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后，它便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思维模式。这里的“极”，实际上是一种极限、顶点。之所以发生物极必反，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当一方势力上升，达到顶点时，便转而消退；另一方则相反，由消而长，这时就发生物极必反。　　8、循环变易　　中国古人认为，“物极必反”只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一半路程。如果从事物的整个运动变化过程来说，则是一反一复、周而复始地循环运动的。老子一方面讲“道”生天地万物，同时又讲万物复归于“道”，整个宇宙都处在这个大循环之中。《易经》同样也倡导终则有始、反复其道的变化观。中国古人不但用这种循环往复的变化观解释万物，还用它来解释社会运动和朝代的兴替。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正三统”说，把中国的历史纳入一个永远的循环往复之中。以至于今天人们还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皇帝轮流坐，今朝到我家”。　　9、万物一体　　中国先哲，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皆是“万物与我为一”。这个“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在儒家则表现为对万物的仁爱上，认为万物中的一草一木皆与我息息相关。在这种境界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甚至认为虫鱼鸟兽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在这里，已无主客之分，物我之别。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自然界之所以“鸢飞鱼跃，一片生机，乃是因为在其中投射了人的仁爱胸怀，是主体体验的结果”。在道家则表现为“浑沌”，人与鸟兽同处，与万物并育，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亦不知牛马之别。一切皆按各自的本性发展，共同组成自然的整体。自然界之所以自由自在，一片生机，乃是人把自己那超越一切藩篱的精神体验投射到万物之中的结果。　　10、天人合一　　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儒家、佛教、道家三家思想都主张“天人合一”。　　在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禅宗看来，人性本身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他们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有点像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故禅宗语录有言：“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禅便如这老牛，渴来喝水，饥来吃草。”　　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11、穷理尽性　　中国古代哲人几乎都讲穷理和尽性，但他们所穷的“理”却是人心中天赋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所尽的“性”是具有人类社会涵义的“性”或行为准则。其实“理”和“性”应该是合二而一的。“理”是从外在或天的角度说，而“性”是从内在或人的角度讲。二者的结合则通过“命”，故《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其实，这里的“命”就是个体的人的生命——人生的具体经验（经历），而非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命运”“命数”。　　其实，“理”在本质上就是“礼”，是社会政治、伦理原则的总称和一切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关系。这种原则本来是人类社会长时期形成的。但先古哲人将之上升为宇宙自然的总原则，再通过“天命”的手段，把它内在于万物中成为万物个体的“性”。穷理尽性就是认识这种“天然的秩序”，并切身践履，达到与自身化而为一的境界。　　因此，中国人讲穷理，虽然于《荀子》、《墨子》、《公孙龙子》、《易经》等典籍中也表现出一些外向思维的倾向，体现出一些探求物理的特征，但由于先哲将人生的意义定位于“自身精神境界”的成就，因此，这些人的穷理最终仍然归于“尽性以至于命”。虽有惠施（与公孙龙子同为“名”家人物）对外物的探求，却被庄子批评为“迷于万物而不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科学思维薄弱的原因（关于这一问题，我仍然坚持逻辑思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事物之间有因果的逻辑联系，但并非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关系，即有些事物有其因未必有其果。所以，完全根据了中国古人的这些特征或表现，就断定“中国古人科学思维薄弱”是没有说服力的）。　　12、情感体验　　中国人很注重情感体验层次上的意象思维，个人的情感需要、评价和态度在思维和处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使用。由于过分重视情感因素和心灵体验，导致中国人在思维上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没有形成形式化和公理化的思维传统。　　在个人心灵体验中直接把握事物的意义，或从具体感受中抽象出一般原则，使中国人很自然地将主观情感投射到自然万物之中，使自然万物皆具有人的特点。它不但表现在哲学家认识外物的态度上，如曾点之乐，庄子的鱼之乐，还体现在文学家的创作主题上，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关汉卿的“六月飞雪”，以及曹雪芹的“木石姻缘”。　　此外，中国人认为山川树木皆有灵气，封禅、祭河也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13、明心见性　　这是禅宗的思维或成佛方式。自南北朝时竺道生首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佛性便被从神圣的彼岸拉回到每个人的心里。因此，慧能说“佛向心头做，莫向心外求”。　　所谓“明心见性”，就是明白自家的“本心”，见到自家的“本性”。这个心就是菩提心，这个“性”就是佛性。能否成佛，关键在于能否悟“本心”“本性”的真面目，悟到这个真面目，即使普通人也能成佛，悟不到这个道理，即使佛也变成了普通人。佛与凡夫本无差别，只在“迷”、“悟”之间。　　14、渐悟思维　　渐悟思维贯穿于中国古代各家思想之中。它的特点在于主体从思维的对象和内容方面作好必要的准备，经过某种契机的引发，突然认识到事物的全体和真相。认识到事物的真相或全体，在道家称为“悟道”；在儒家称为“豁然贯通”；在佛教称为“成佛。”　　在儒家，最明显地体现在程颐的“脱然贯通”和朱熹的“豁然贯通”说。他们认为，只有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在“用力之久”的工夫中达到“豁然贯通”。故荀子对渐悟总结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灵也，思之极也。”　　在佛教，渐悟又名“因缘见性”。认为人们只有通过积德修道的助缘，才能见性成佛。最著名的是神秀的渐悟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15、混沌思维　　混沌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认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说、也无法说的。为此，儒、释、道三家皆将对世界的最终认识当作个人的直觉体验。这是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境界。为此，庄子曾举出了有趣的“浑沌凿窍”的故事。　　“南海的帝王叫倏，北海的帝王叫忽；中央之国的帝王叫浑沌，倏、忽经常到浑沌那里游玩，浑沌对他们很好。倏、忽想报答浑沌的友善。商量说：“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用来呼息、吃饭，浑沌却没有，咱们给他凿个吧！”两人于是每天凿了一窍，凿了七天，七窍全俱，而浑沌却死了。　　混沌思维的结果就是认识到“万物一体”。这不但是一种认识的结果，还是人格提升的一种精神境界。无论儒、释、道观点上如何相异，但他们的最终境界都是一致的。如庄子的“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僧肇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等等。　　16、躬身践履　　中国人学习的目的在于成就高尚的人格，而高尚的人格不是通过知识积累所能达到的。因此，伴随成德的学问，自然形成一种切身践履圣人之言的思维。它具体表现在如何通过将圣人之教与自己的言行结合起来，最终成圣成贤。故《大学》在列了三纲领、八条目之后，直接道出“一是皆以身为本”。只有个体通过躬身实践，才能成为圣贤，受人尊敬。否则，便会被人斥为赵括马谡之流，不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　　当然，无论儒家、佛教和道家，所强调的躬身践履都与西方的科学实验是两回事。中国古人的躬身践履是对圣人之言的信仰和执行，在这里不存在怀疑，只存在印证。如果你印证不了，那说明你自身有问题，决不能在圣人之言上找毛病。其目的便是达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17、格物致知　　中国宋明理学的认识方法，最早见于《大学》，是八条目中两条目。有理学派和心学派两种解释。理学派以程颐、朱熹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包括事物的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而“致知”则是利用类推的方法，将已得之理推广到万事万物之上。其具体方法在于读书讨论，应接事物和到具体事物中去发现。等到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豁然贯通，达到万物之理为一的境界。　　心学派以陆九渊、王阳明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心即理”，“格物”就是正心，认识本心，使心始终不离正道。至于外物如何，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致知”则是将内心中的道德原则即良知推广于万事万物之上，使万物皆具有吾心之良知。　　但是，无论程朱，还是陆王，最终都归于明了心中的本性，即道德本然，以达到儒家的“圣贤境界。”　　18、反求诸己　　中国人认为学问的目的不在于认识外物，而在于成就自身，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因此，“反求诸己”，观察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最高人生价值的标准，便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一。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纵是卑贱之人，我也不去恐吓他；反躬自问，正义在我，虽千军万马，我也不畏惧。”荀子也说：“君子每天要做三次反思，便可达到聪睿智达，行为无过。”　　那么，所谓的反思、反躬自问是思什么、问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反问自己的良心。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时，问问自己的良心，如果心安则为之，如果心不安而为之，则失去了反思的意义。　　反思的目的就是要成就自身，成就自身的德行，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通过自我反思，觉悟到道德原则乃我本然所有，自觉地依照道德原则而行，就叫“悟”。相反，不悟自己的本性，单纯追求知识的积累，则被批评为“迷于万物而不反”。　　“反求诸己”也同样体现在道家和佛教的思维方式之中。老子的“涤除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禅宗的“明心见性”都具有典型的反观内求的特色。故老子在评价成就精神境界时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不为。”庄子更明确地提出“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言下之义，人应当反求于心，不要逐物不返，只有于内心中发现人的自然本性或人生意义，才是明智之举。　　正是由于这种反观内求的思维方式和成就自身精神境界的价值取向，使中国人懒于探求外物的规律，而重视人生意义的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逐渐深入以及逐渐渗入中国人血液与精神，这种内倾性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人探求物理的外涉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反挫力，这倒是不争的事实。宋明理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显然比先秦诸子及隋唐儒释道思想家要大得多）。　　19、顿悟思维　　禅宗六祖慧能提出的独特的悟道之方。它反对一切知识积累、只凭一介清明之心，单刀直入，直探至理真源，达到成佛的境界。但禅宗的顿悟亦不是完全无可捉摸的，它也有引导入悟的方法。　　一是疑念法，即通过提出问题，唤起疑念，久思不通，突然有得，求得觉悟。如：“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窗前柏树子。”　　二是暗示法，即通过暗示而不直接给出答案，启发人去尽心求解。如：禅宗中的“断指悟道。”　　三是遮掩法，即烘云托月，如慧能点悟神会（据《坛经?行由品第一》，我以为或应为“惠明”）时曾说：“不思善，不思恶，还我明上座本来面目。”言下神会恍然大悟。　　20、超佛越祖　　禅宗思维方式，它否定了彼岸的神圣偶像，靠自身的信念和觉悟，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在自己的心中，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境界既不脱离现实却又超越了现实，既不脱离自我却又超越了自我，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宗教的超越。正如禅宗语录所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种境界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和享受到。这种思维方式排除了彼岸与此岸的差别，取消了彼岸的偶像，在自己有限的存在中实现了无限和永恒。　　21、察己知人　　《吕氏春秋.察今》：“察己可以知人，察今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也。”因此，人应该体认内在的自然本性，而不在于辨别外在的事物之理。因为吾性即人性，要认识外物和别人，只需认识自己就够了。　　所谓内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主要指共同的爱好、欲求以及理想。这些爱好、欲望和理想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解释。《吕氏春秋》认为人皆崇尚相同的秩序，有相似的欲望或理想；道家认为人皆有相似的崇尚自然的本性；儒家则以为人皆有相同的道德本心，皆喜欢合于理义的事情，皆希望实现“大同仁爱”的社会。所有这些相同或相似，一言以蔽之，皆因为各学派都认为人心中有一个“共识”，在这种共识下，可以推己及人、察己知人。　　已经流行于全世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的思想也源于此。　　22、辩证思维　　中国先哲善于从事物的有机联系、对立统一中认识和把握事物，具体表现在阴阳刚柔的对立、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对立统一、“和实生物”、“执两用中”的处事方法，以及“物极必反”的发展变化观。特别地，“执两用中”的处事法则形成了中国人宽厚仁和的民族特性；而“物极必反”的世界观则帮着中国人在困苦危难之中，始终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希望，使我们的民族从不消沉，永远处于活力和奋斗之中。　　23、安身乐命　　人生在世，有许多东西是超出个人的能力和欲求之外的。明知在人的能力之外而又要拼命追求，则不免陷入烦恼之中。故中国先哲从心灵上解除人的烦恼。孔子说：“尽人事，听天命。”孟子也说：“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但它却来了的，都是命定的。”人在这些东西面前只有坦然处之，尽心尽力，至于那人力不能及处，只好任其自然了。庄子则提出，不但要承认天命，而且还要高高兴兴地接受它，顺应它，这样便能使心灵常常处在自由逍遥之中。所以他说：“通达生命的真实状况的，不去追求与生命无关之物；通达命运实情的，不去探讨人的理智无可奈何的东西。”这样才能安时处顺，无往而不乐。三观不正，你会世道迷茫思维模式不正，终会输的干干净净欲成大事者，必先改造自己的思维模式进而，改造你的周围和你所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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