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红e网& 17:02&&来源：《太原组工》2017年第2期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作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一，“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为此，从省、市到县、乡，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把实施脱贫攻坚工程作为地方“十三五”规划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身处脱贫攻坚的最前沿，只有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切实打好、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
课题组围绕如何在推动精准扶贫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对太原市阳曲县东黄水镇吉家岗村、大盂镇大泉沟村、侯村乡店子底村三种不同的扶贫模式进行了深入解剖，召集县级负责扶贫工作的有关同志和乡、村党务工作者参加座谈，总结经验做法，深入查找问题，提出建议思路，力求真实反映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精准扶贫中面临的困境，希望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一、解剖：三种扶贫模式的经验和做法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从乡镇到农村的两级基层党组织都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最重要中心工作来抓，始终坚持“六个精准”要求，以“五个一批”为主要脱贫途径，科学规划，精准施策，确保了精准扶贫工作有序开展，扎实推进。总结不同扶贫模式的经验和做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借助项目合作。东黄水镇吉家岗村的脱贫模式主要依靠包村领导、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三位一体”的精准帮扶队伍，作为原太原市委副书记王成同志的扶贫联系点，该村争取到了非常有限的光伏产业扶贫项目，市、县两级投入85万元建设了100KW光伏发电站，每年可给村集体带来10万元的收入。与相它贫困村相比，该村的联系单位是太原市发改委，有着较为丰富的行政资源和项目资源。第一书记驻村六年不换人，全程跟踪监督扶贫项目的落实，先后为村里修路、通水，引进了大棚种植蔬菜项目。同时，作为扶贫工作的典型，“马太效应”进一步放大，由县政府牵线搭桥，山西桦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村集体赠送了300只母羊；吉家岗村从省农科院引进市场畅销的玉露香梨，发展起了500亩经济林种植；与宝迪公司合作，改扩建存栏量达5000头的大型养猪场，组织贫困村民参加合作社养猪；在县旅游局的帮助下，开发了“厚重自然、吉祥岗湾”为主题的整村改造旅游项目。
第二种，调动能人活力。大盂镇大泉沟村的脱贫模式主要依靠能人治村，通过成立农业合作社流转土地引进蔬菜种植项目，带动村民或出租土地获取租金收入，或参与其中获取工资收入。该村村主任是一个在外打拼多年的能人，回乡创业成立了涌泉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100万元。村党支部采取“合作社+贫困户”的方式，吸纳23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通过流转40多户土地，合作社租地规模已经达到150亩。据测算，按照每亩地租金800元，农户出租土地获取的租金比过去自己耕作土地种植玉米多出一倍。与此同时，出租土地的农民劳动力得到进一步解放，他们有的参加合作社的耕作种植，日工资按70元一天结算；有的去市里、县里打工，获得了更多的工资性收入。能人的营销思路更为市场化，由合作社种植的蔬菜包装运输到城市销售，广受城市居民的欢迎，按照合同约定一次性800元认购，可实现5个月（从5月到10月）天天新鲜蔬菜送上门服务，合作社实现了亩产13000元的收入，参社农民平均月工资达到2000元左右，帮助近30户贫困家庭实现了脱贫。
第三种，激活本地资源。侯村乡店子底村的脱贫模式主要依靠资源优势，以解放战争时期的支前纪念馆为依托，开发红色旅游项目，带动村民参与其中，既可以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又可以实现特色农产品及时销售。1948年9月，独臂将军彭绍辉司令员率领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开进店子底村。一时间，店子底村成为了解放太原最前沿的“大后方”，在攻克牛驼寨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太原战役前线指挥部和后勤指挥部命名为“支前模范村”。阳曲县委党校深入挖掘历史资料，借助店子底村支前纪念馆，研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现场教学主题党课。村党支部组织老党员现场教学解说，动员村民重做“支前饭”，围绕现场教学各个环节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从2015年5月开始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现场教学100多次，受众万余人。人气的活跃，带来了商机，村民的特色农产品小米、苹果、梨、杏、桃沿街叫卖，供不应求，连邻村的百姓都纷纷赶来售卖。以卖杏为例，按照每斤2元计算，户均卖杏2000斤，仅此一项可增收4000元。而以往这些农产品只能卖给中间商，价格还时常被压低。
三种扶贫模式思路各不相同，但基本上反映了太原市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的不同类型，他们或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合作，或调动能人积极性成立生产合作社，或激活本地资源、活跃人气、售卖特色农产品，都是基层党组织在推动精准扶贫中积极发挥作用的生动体现。
二、困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精准扶贫中的新问题
在看到三种模式推动精准扶贫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基层党组织在推动精准扶贫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党员队伍老化、文化素质偏低，村“两委”成员待遇偏低、工作没有积极性，集体经济薄弱、基层党组织缺乏凝聚力等等，这些都是影响和制约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老”问题。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值得有关部门和领导关注。
1、执行落实上：“各显神通”与“按章办事”有矛盾。实施脱贫攻坚工程以来，县级党委政府都在本县域范围内制定了比较完整的规划，特别是在产业布局和开发上都对各个乡镇提出了明确的定位和要求。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缺乏规划的整体性和统筹性，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一方面，县级部门人力、物力、财力有限，没有足够的能力均衡投入，实现既定的产业定位。驻村工作队所在单位权责不同，手中掌握的行政资源也是千差万别，扶贫项目的选择只能是有什么能力，就做什么项目，根本无法完全遵照县级部门的整体规划实施。有些县的产业规划虽然得到了贯彻实施，但却“朝令夕改”，令政府的威信大打折扣。比如媒体报道的临汾蒲县强令农户“限期卖羊”事件，两年前下发的“红头文件”以致富为名，鼓励农民养羊，不到两年，又以环保为名，要求农民“卖羊”。尽管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看，出发点都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但是两个政策之间的落差，还是显得在折腾老百姓。既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也牺牲了政府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执行落实“各显神通”的基层党组织，其带领的村庄市场适应性和灵活性越强，产品的差异性和竞争力越强；个别“坚决贯彻”县级统一规划和要求的，出现产品供过于求，价格卖不上去，农民利益受损。比如，太原市周边的几个县（市）都把蔬菜种植定位为主要产业方向之一，有些乡镇甚至具体规定了具体种植的蔬菜品种，结果是今年夏季部分蔬菜价格过低（如美特好超市里西葫芦每斤只有0.19元），农民亏本甩卖，血本无归。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基层党组织管得太多，县级扶贫政策“顶层设计”应该是方向性的，乡镇贯彻落实的应该是配套举措，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应该交给农民自己。产业扶贫要想真正见实效、可持续，说到底就是引导广大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2、资源配置上：“一枝独秀”与“满园春色”有差距。发挥典型模式的示范效应是推进渐进式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基层党组织同样也应该大力发挥典型示范的作用，为其它贫困村作出探索和借鉴。
但是，扶贫资源是有限的，为了选树典型而将优势资源全部集中起来打造一个所谓的典型示范，恰恰忽略了典型经验的可复制性。吉家岗村以项目合作促进扶贫开发，思路是正确的，但经验的复制性是有难度的。全省建档立卡精准扶贫太原现场推进会在吉家岗村召开后，来这里学习观摩的县区络绎不绝，大家在赞叹这里取得了巨大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系列疑问，如此多的项目纷纷“关照”一个村庄，这样的经验可复制吗？如果不是市委副书记的联系点，光伏项目可能落户吗？如果不是发改委这样的实权部门，修路、供水能这么顺利吗？如果不是县里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养猪、养羊、种梨、旅游这些项目为什么特别青睐这个村庄呢？
在肯定该村干部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必须指出，有限的扶贫资源必须注重配置的平衡性，“马太效应”的扩大如不及时制止，必将导致扶贫工作“富村愈富，穷村愈穷”。贫困村的扶贫模式选择必须因地制宜，任何外力介入式的项目合作都应当以调动本村居民生产积极性为前提，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质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3、脱贫成效上：“一时脱贫”与“长远致富”有脱节。我们认为，大泉沟村调动能人积极性回乡创业，组织贫困户共同成立专业合作社的做法值得借鉴和复制，是实现脱贫的好途径。虽然这样的专业合作社从性质上讲不是集体经济，但它毕竟形成了大户和贫困户共同构建的利益共同体；虽然这样的合作地位上不完全平等，但它却是遵照产权明晰的基本原则，组建的权责对等的“现代企业”，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和要求；虽然这样的合作中基层党组织并没有直接具体参与其中，既无分红，又无控股，但它却极大地激发了利益相关人共同“创业”的积极性，最终受益的是贫困户。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要想充分发挥，带领群众从当前脱贫到长远致富，必须要以坚实的集体经济实力为支撑，这是调研中县、乡、村三级干部的共识。据了解，太原市无集体经济收入的村达六百多个，弱化的村集体经济导致了基层党组织凝聚力的削弱，出现了有想法但“无米下炊”的现象。调研中，有的贫困村到了冬天连取暖问题都解决不了，更别说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没有坚实的集体经济做支撑，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底气不足，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发挥受到了一定限制。
三、思考：基层党组织在推动精准扶贫中的定位与作用
在困惑中思考，推动精准扶贫关键是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在适应和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的前提下，激发贫困村庄的内生动力，基层党组织应当成为鼓励和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带头人”，项目合作中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扶贫资金使用的“监管人”。
1、“带头人”，就是要在贯彻县级产业规划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与驻村工作队、相关单位和部门共同协商，选准脱贫的方向和突破口
向上，基层党组织要积极跑项目，要资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这里所谓的“超常规的力度”，就是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一切资源，或通过招商引进资金投入，或通过项目合作促进生产。同时，还需要市、县、乡各级党组织统筹协调各种资源，为基层招商引资、项目合作多开绿灯。
向下，基层党组织要带头组织生产，以榜样示范的效应吸引贫困农民积极参与。比如，吉家岗村试种美国大樱桃，面对新产品、新项目，贫困农民有畏难心理，等待观望者居多。该村第一书记带头认领大棚，以实实在在的优质品种在市场上卖出了高价，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可和响应。该村组织有能力的15名党员，每人结对帮扶5户贫困户，让全体党员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当中。他们结合自身优势，主动与贫困农户结成帮扶对子，上门化解生活生产难题，传授科学技术，提供致富信息，实施精准服务，推动精准脱贫。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为党的最基层组织，面对市、县、乡三级党委和政府的指示和要求有很多，有的可能存在上下不一的内容。建议有关部门开展一次涉农政策的梳理，尤其是在涉及农民生产生活领域的“具体指示”应该尽早废止，尊重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经营自由权利。
2、“代言人”，就是要在对外项目合作中始终代表贫困农户的利益，在合同谈判、生产经营、产品售卖等各个领域充分反映大家的诉求和想法
产业扶贫是当前各个贫困县首选的模式，主要通过引进相关企业驻村生产，或者“公司+农户”，或者由大户牵头贫困户共同组成生产合作社。在调研中，很多贫困户表示了这样的担忧：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会造就新的“地主”，在合作社中大户具有绝对垄断地位，一般农户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与公司的合作过程中，更是难以形成对等的交易地位。
百姓的担忧恰恰是党组织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但现实是，有些党组织为了“亲商”和公司走得近，有些县、乡干部甚至沦为了企业和大户的“保护伞”，刻意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土地出租价格。这就要求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党组织成员的宗旨意识教育，要站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高度，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开展“两学一做”活动为契机，明确这场脱贫攻坚战役的意义；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党规党纪教育，抓出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运用底线思维筑牢拒腐防变的“红线”。
3、“监管人”，就是要求市、县、乡三级纪检部门要加强对扶贫资金使用监督，基层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确保把扶贫资金用到实处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县域范围内征地拆迁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征地补偿资金、项目合作中的来往款项、驻村工作队带来的财物，这些物资的使用和发放都是全村百姓关注的焦点，这笔钱既是整村脱贫致富的希望，也是对基层干部的考验。
从县、乡来看，要统筹兼顾、均衡配置有限的扶贫项目和资金。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要避免“大水漫灌”，更要避免新出现的“集中滴灌”，不能为了选树典型而把有限的项目和资金都集中在一个贫困村，这样的典型既无示范性，又无经验可复制，是典型的“政绩工程”。省、市有关职能部门要严格审查项目和资金的使用情况，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从村级党组织来看，要坚持在阳光下行使权力，运用“四议两公开”等方式，充分发挥全体党员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自觉公示项目和资金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在对贫困村民的精准认定上，要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既要防止漏报，更要防止虚报。调研中，有些基层干部把此次精准扶贫的认定看作是一种权力，对本应是贫困的农民不予认定借机打击报复，对不是贫困的家庭却谎报情况骗取补偿，已经激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和上访，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党中央的庄严承诺，也成为今天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之一。作为全党的最基层组织，农村党组织在推动精准扶贫过程中任重而道远，这既需要上级部门大力支持，更需要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尤其是贫困村民的信心和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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