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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沙特大使杨洪林卸任 被授予一级荣誉勋章
沙特驻华大使叶海亚（右）受沙特国王所托，为杨洪林大使颁发了勋章。
　　今年10月，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杨洪林卸任，因其近年来的努力，中沙关系实现快速、全面发展，沙
沙特驻华大使叶海亚（右）受沙特国王所托，为杨洪林大使颁发了勋章。
　　今年10月，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杨洪林卸任，因其近年来的努力，中沙关系实现快速、全面发展，沙特授予其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沙特开国君主)一级荣誉勋章。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也获得过这一荣誉。来 自 西 陆 军 事 　　12月20日，授予仪式在沙特阿拉伯驻华大使馆举行。沙特驻华大使叶海亚受沙特国王所托，为杨洪林大使颁发了勋章，并高度赞赏了杨洪林大使在过去4年为中沙两国友好关系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杨洪林大使在接受勋章时说，该奖项不仅是对其个人的高度肯定，更是中国驻沙特使馆工作人员在其任职4年间团结奋斗、努力工作的结果。杨洪林大使还感谢了沙特国王、政府尤其是沙特外交部对发展中沙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为发展两国关系做出的巨大努力。　　杨大使还指出，中沙建交21年来，实现了全面、快速的发展。目前中沙关系正处于双边关系最好的发展时期，两国之间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济、贸易、能源合作突飞猛进，青年体育、文化、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丰富多彩。他表示，未来中沙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加深和发展到更高水平。　　杨洪林1974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进入中国外交部工作。3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先后在中国驻苏丹、科威特、埃及、伊拉克、巴林、沙特阿拉伯使馆工作，2003年10月出任伊拉克战争后首任中国驻伊大使，2007年11月至2011年10月任中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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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 -
美国驻华大使特殊使命
5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提名犹他州州长（中文名洪博培）为新任驻华大使。消息一出即引起全球关注，中国和美国的几乎所有重要媒体都在第一时间给予了充分报道。 奥巴马表示，他提名的驻华大使一方面要代表美国的原则，同时也要“尊重中国的看法”，“这才是我们需要的驻华大使，他尊重中国引以为豪的传统，懂得如何做才能让美国在21世纪更加具有竞争力，他还将毫无保留地拥护美国的利益和理想。” 举足轻重的驻华大使 “美国的历任驻华大使提名都是费尽思量的。尽管不同时期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总体来说这个角色相当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能够改变世界格局的大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中美建交30年来，驻华大使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美国政府也是非常重视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郭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得更为透彻。他说，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五大核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从中美两国刚刚建交到冷战结束，当时美国和中国需要联手抗衡苏联，因此那个时期的驻华大使责任重大，要协调中美两国抗衡苏联的一些事务。冷战结束以后，由于中美两国共同对手的消失，中美两国的关系陷入了一个低谷，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从1989年开始，美国驻华大使的担子更重了，因为他担心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因失去了共同的对手而陷入长期动荡，甚至发生擦枪走火，而这对两国的国家利益都是不利的。2001年“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向前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驻华大使的任务仍然很重，此时他要协调两国在对付非传统安全如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而在当下，全球金融危机仍不见底，世界各国都盯着中美两国，看中美两国如何行动，如何相互沟通和协调来带领世界走出危机，而这个沟通和协调的工作重担，责无旁贷地压在了驻华大使的肩上。“驻华大使能为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发挥非常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认为，驻华大使的重要性取决于在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和了解程度，当然也取决于中国在美国整个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而实际上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 史料显示，从1973年5月至1979年3月，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联络处，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起，位于北京的联络处正式升格为大使馆。 1973年中美两国决定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时，美方确定由资深外交家布鲁斯为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1974年至1975年，老布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中美建交30年来，美国共有8人出任驻华大使：伍（年）、恒安石（年）、洛德（年）、李洁明（年）、芮效俭（年）、尚慕杰（年）、普理赫（年）、雷德（年）。 今年初，刚刚离任的驻华大使雷德在告别晚宴上这样回顾了中美建交30年来使馆的巨变：“在1979年，使馆有67名工作人员。当我2001年到达北京时，有大约500名员工为12个不同的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现在在我离任之际，有超过1100名员工在我们的新使馆里，为29个不同的美国政府部门工作。” 奥巴马用心良苦 此番被提名为驻华大使的亨茨曼，身上有太多的新闻元素：共和党人，摩门教徒，几朝元老，收养中国女婴等。 “我觉得提名亨茨曼是奥巴马综合考虑的结果”，袁鹏说，首先他是一个中国通，其次他从政后也有过一些经商的经历，当过美国贸易副代表，跟中国加入WTO打过交道，与一些中国商务部的领导和地方领导有比较深厚的关系，而中美的经贸关系现在是重中之重。另外，他在气候变化和新能源等方面跟奥巴马的理念比较契合，再加上他是共和党人，应该会在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上更多地赢得两党的支持。 袁鹏分析认为，对华政策在美国国会是一个争议度比较高的议题，经常因为两党势力的牵扯而遇到麻烦。如果用一个共和党人作为大使可能会有助于一些重大问题在国会的通过，另外亨茨曼可能不会跟希拉里和美国国务院走得太近，有助于奥巴马直接通过驻华大使来掌控中美关系，因为奥巴马认为对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必须由总统亲自来处理。 “亨茨曼当驻华大使有助于摆脱对华关系由某个部门或者说由某个强人掌控的局面，加上亨茨曼本人也年轻能干，所以我觉得选择他是个一箭多雕的聪明的做法，”袁鹏说。 对于这样的说法，也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如此，奥巴马在两方面都是得分的，”一方面，选择一个共和党人担任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大使，显示出自己是不计较党派的，所以这个提名不论今后在国会能否通过，奥巴马已经得分。另一方面，从亨茨曼本人来讲，据说他中文非常流利，对中国事务非常了解，做事情认真干练，奥巴马提名他也显示出自己量才用人的一面。 陶文钊向本刊记者介绍说，美国的驻华大使通常有两类，一类是职业的外交官，如上世纪80年代的恒安石，克林顿第一任期的驻华大使芮效俭；一类虽非职业外交官，但却是总统的亲信，如第一任大使伍德科克，跟卡特总统的私人关系非常密切，再如刚卸任的雷德，与布什不仅是耶鲁大学的同窗挚友，更是住在同一宿舍的“铁哥儿们”。 但是，亨茨曼两者都不是。陶文钊分析认为，奥巴马的提名可谓用心良苦。选择亨茨曼这样一个政治经验很丰富且属共和党温和派的政治家当驻华大使，就是希望这个大使能够尽力推动中美两国之间各个方面的合作进程，并且希望能在对话中取得共和党的合作来实行两党一致的对话政策。众所周知，奥巴马的政策经常遭到共和党的不支持甚至是反对。因此在对华政策方面，他希望通过亨茨曼让两党达成一些共识，使两国关系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另外亨茨曼是唯一能说汉语的州长，他跟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还有一个中国的养女，说明他跟华人社会还是比较接近的。 “现在中美关系的特点是两国拥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在一些领域，比如处理金融危机、环保和能源，等等，都需要通过两国合作来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谁当大使，决定中美关系的走向还是要看双方的共同利益和未来国际关系的变化，”郭宪纲如是说。 美国政坛的“中国通” 这是一个特殊的要职。身居这个职位，无论他们自己有什么观点,都必须奉行华盛顿决定的对华政策。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常讲的一句话是,“大使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执行者。”因此历任驻华大使在任时期的表现和对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都与当时美国政府总的对华政策有密切关系。 场景一：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紧急召见尚慕杰大使，奉命就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遭北约导弹袭击一事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最强烈抗议； 场景二：下午，美国政府处理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的全权代表、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向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递交了关于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的致歉信； 场景三：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召见雷德大使，与其商讨美国对自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实施配额问题，“美国的举动令人震惊和不满，这将给中美贸易带来负面影响，并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大使的工作都是非常具体的，他要同中国相关的部门去接触去沟通，去澄清一些事情，而且要把沟通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美国的决策层，反馈到白宫。白宫据此作出决策之后再反馈回驻华大使，并且通过他来执行美国的决策，把美国高层的意见传达给中国的有关部门，以解决具体的问题。因此大使的工作是大量的复杂的具体的，”郭宪纲说。 刚刚离任的雷德大使在长驻中国的近8年间，中美关系历经坎坷。从2001年中美因撞机事件军事关系几乎降到冰点，到现在的“历史上最好时期”，“一路走来，作为大使的雷德功不可没。他以商人的眼光去经营中美关系，甚至比学者还要强，”这是郭宪纲对雷德的评价。 在陶文钊眼里，印象深刻的是芮效俭大使。芮效俭大使上任的时候是克林顿政府的前几年，那段时间是中美关系的多事之秋。在李登辉访美之后他悄悄离开了中国，但实际上他是在为中美之间的沟通而努力工作。当时冷战刚结束，整个国际大气候不好，所以他的很多努力没有成功，“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作为大使来说他还是很杰出的”，陶文钊说。 如今，芮效俭是美国外交界和学术界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外交学会高级顾问，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美中关系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美国亚太理事会主席。 郭宪纲认为洛德是位出色的驻华大使。洛德受命于里根总统时期，时年48岁，是美国历届驻华大使中最年轻的一位。他33岁时就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首访中国，先后在3位共和党人总统和1位民主党人总统任职期间亲历和参与中美关系许多重大事件，在美国外交界获称“中国通”。 “‘中国通’的好处就是便于沟通交流，但也有坏处，很容易把自己的理解上升到政府的层面，而非‘中国通’可能只是单纯地忠实地履行国家的旨意”，郭宪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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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中国故事
尽管于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开馆日则是日，但早在1973年5月，中美就互设联络处，联络处主任级别之高，是许多派往一般国家大使所不能比拟的。三位不叫大使的“大使”第一位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来头不小，1949年便出任驻法大使，后相继担任过驻西德、英国大使，由他出任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可见美国政府对美中关系起步看得有多么重要。布鲁斯是情报官出身，曾作为战略情报局观察员跟随观察了诺曼底登陆，也正是他的一纸评估报告，促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决然终结了杜勒斯时代，而且此人以文笔优雅、观察细致入微著称，选择这样一位人选，意味实在深长。然而布鲁斯和中国的渊源却并不深厚：就认之前，他曾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次类似“口述历史和感想”的长篇访谈，在访谈中他提到中国的次数居然是零。就任前他唯一和中国的直接接触，则是在1970年起，一直充当美国和北越和谈的首席代表，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外交官。正因如此，当他于1973年3月抵达北京筹建代表处时，抱着“当代马可.波罗”的心态。情报官的本能让他迅速在北京外交圈建立起人脉，并从加拿大大使斯莫尔等资深外国驻华外交官那里，学会许多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办法。布鲁斯对周恩来总理评价甚高，早在驻华之前，前国务卿艾德礼就曾向他盛赞周恩来“是他所见过最出色的政治家”，而他本人则对周举止得体、幽默放松印象深刻，而对其每天工作18小时、十分疲倦但思维丝毫不乱，多年之后他还对自己可以与这位“同时代最杰出政治家之一”频繁接触、共事感到庆幸。布鲁斯到达中国时，中国尚未对外开放，因此他对中国物价水平之低深感诧异，“在北京饭店吃一顿鱼子酱大餐，所花的钱简直不值一提”，他也努力和各界人士建立更多的接触，如国家体委主任王猛等，还积极向赵元任等著名旅美学者了解“中国的学问”。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很难接触到中国社会的更多层面，这令他感到沮丧，甚至称“中国人仍视我们为野蛮人”，甚至说“我在中国任期内没结交到一个中国私人朋友”，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屈辱感和敌意他也印象深刻，并且感触良多，认识到“和中国打交道充满困难，必须小心翼翼”。他于日离任，感言“我全家在中国生活的非常愉快”。离开中国后他继续担任诸多要职，但与中国的关联度似乎不多。暮年他撰写了一本《紫禁城之窗》，收录其在中国期间所写日记，在美国对华外交圈中口碑甚佳，但2006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引进中文版后，在中国却并未引起强烈反响，或者，他过于狭窄的中国社交圈，让今天的中国人几乎忘了这个首任美国驻华“准大使”的存在。继任者老布什和布鲁斯的风格完全不同，他后来回忆称，自己之所以选择中国而非英、法，是因为“更有挑战性”，中国正在崛起，美中关系的前景对全世界关系重大。老布什最有名的就是“骑自行车了解北京”，他经常和妻子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胡同，由于当年“外宾”稀少，他们曾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关注和围观。后来老布什坦承，他之所以整天在北京街头骑车，是因为那时中国上层政治斗争激烈，他经常“无人搭理”，但这种独特的体验却让他受益匪浅，“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据说他是第一个参观秦始皇兵马俑的“外宾”，以至于里根总统访华时曾开玩笑称“那些兵马俑应该对那个外国人（老布什）很熟”，而他对烤鸭的痴迷更是名闻遐迩。1995年老布什夫妇金婚大典，烤鸭成为醒目的主菜，他的儿子、同样痴迷烤鸭的小布什总统就任当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时报》等媒体都刊出了布什一家和中国烤鸭的故事。在美国华人餐饮界，一直传说着老布什引进北京烤鸭师父的故事，而老布什经常光顾的一些中餐馆（如休斯顿的姚明餐厅），不论本来属于什么菜系，都不约而同增加了烤鸭这道菜。当然，老布什和中国真正的情结远不止于兵马俑和烤鸭。他的名言“我就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以来的34年，唯一的不变就是永远在变”，他就任总统之际正逢中国和西方关系陷入低谷，未能有太多作为，但卸任后却赶上关系逐渐回暖，他几乎年年访华，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或干脆度假，最多的一年（1996年）来了4次，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对中国的积极态度影响了众多美国政客，并被认为是其子小布什总统对华政策逐步趋向积极的重要因素。作为美国奥运代表团荣誉团长，他和小布什总统同时抵京出席奥运，更被认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最后一任驻华“准大使”小托马斯.盖茨的经历则较为与众不同：他曾任职海军，长期在国防部担任高级职务，和中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充满敌意——他大力推动U-2侦察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侦查计划，这种飞机由台湾飞行员驾驶，在上世纪60年代频繁刺探中国大陆领空，并被认为是其子小布什总统对华政策逐步趋向积极的重要因素。作为美国奥运代表团荣誉团长，他和小布什总统同时抵京出席奥运，更被认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最后一任驻华“准大使”小托马斯.盖茨的经历则较为与众不同：他曾任职海军，长期在国防部担任高级职务，和中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充满敌意——他大力推动U-2侦察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侦查计划，这种飞机由台湾飞行员驾驶，在上世纪60年代频繁刺探中国大陆领空，并被中国导弹先后击落5架。尼克松总统上台时他早已从国防部长任上退休多年，成为JP摩根的CEO，但他选择加入尼克松外事顾问团队并担任主席，这个团队在1969年提交的报告，被认为对尼克松下决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意义重大。然而盖茨及其团队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历来颇有争议，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他们工作不力，对中国通过“斯诺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查理.卓别林遗孀”等一系列外交暗示反应迟钝，以至于基辛格不得不冒险作秘密中国飞行。盖茨到中国就职已是，此后不久，中美开始频繁高层互动，作为“准大使”的他作用反倒下降，以至于他本人尚未离职，新任的正式大使伍德科克已经抵达北京（这与通常外交惯例相悖），因此他曾被戏称为“最轻松的‘大使’”。各具特色的前三任伍德科克被国内许多学者称为“最后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实则并不确切，虽然他在建交前便常驻北京，负责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但当时的联络处主任仍是“最轻松大使”盖茨。他之所以在北京待了很久，以至于产生如此误会，是因为中美建交谈判实在困难重重。伍德科克是工会领导人出身，谙熟中国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思维，这让他成为美国谈判代表团的“王牌”，他被认为“善于和中国领导人沟通”，在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上，他4次紧急会晤邓小平，一方面充分表达美国立场，另一方面认真聆听中国立场，并向各自政府准确阐述，并最终推动卡特总统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令其有足够勇气与中国建交，而不顾国会庞大的台湾游说势力。伍德科克与邓小平、黄华等中国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邓小平曾积极评价他对《中美联合公报》的贡献，1979年1月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访美，伍德科克在9天行程中全程陪同，打破了国际通行的外交礼仪。1981年里根在大选中曾一度表示要“恢复与台湾正式关系”，伍德科克异乎寻常地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批评里根“言辞不当”，这同样打破了外交惯例。里根上台后伍德科克几乎第一时间收到离任通知，他临行前表示“将带着永恒的、美好的回忆回国”，并称“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充满乐观和信心，中国必将取得更大成功”。他在临行时建议中国政府不要轻易攻击里根，并应立即派要员前往沟通，中方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收获理想效果。伍德科克离任后和中国渊源不解，他大力反对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认为“害人害己”，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有趣的是，他本人是者，而工会恰是最坚定主张限制对华贸易的团体。他和中国的渊源不止于此：他的第二任妻子莎朗.托西是为美国驻华使团工作的护士，两人在北京相识、结婚，因此他曾称北京是其“第二故乡”。由于工团领导人出身，伍德科克素以直言不讳出名，邓小平曾评价他“言语坦率准确”，而他对中国的好感，也并不妨碍其对看不惯的事提出批评，如他对中国许多城市建设缺乏规划，造成巨大浪费和破坏，就多次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伍德科克于2001年初在家乡密歇根州去世，BBC当时曾评价称，他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最能得到中国官方信任的一位”。他的继任人恒安石是第一个拥有汉语姓名的美国驻华大使，也是第一个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大使。他于日出生在山西汾阳，父亲是传教士、汉学家，曾任校长，1940年恒安石曾任北京教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捕入集中营，关押在山东潍坊，1944年5月在中国农民张兴泰、等帮助下成功越狱，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恒安石是历届美国驻华大使中和中共打交道最早的一位：1945年抗战胜利，他作为盟国被解救人员代表，曾参观淮北解放区，受到新四军四师师长张爱萍的接见。里根任命恒安石为大使接替伍德科克，本意在于“纠偏”，但身为中国通的恒安石很快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在两国高层的沟通中起到积极作用。恒安石任上最大贡献，是促成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达成，这一公报至今仍对两国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和前任不同，恒安石卸任后继续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他不但经常出席中美关系研讨会，还积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并出任南大-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培养了大批精通英语、熟悉美国思维方式和沟通习惯的中国青年人才。洛德恐怕是“前三位”中最复杂的一位。他有一位华裔妻子、颇有名气的小说作者，又是之行的高级随员，素有中国通之誉，他于1985年11月上任之际，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因此各界原本对其抱有很大希望。和几位“准大使”深感和中国社会沟通不便相比，洛德时代中国开放程度已经较为宽松，因此他们夫妇可以接触更多中国朋友，“包柏漪沙龙”一度名闻遐迩。1988年6月，洛德未履行手续便进入北大，出席“周三自由谈”，与数百名学生自由讨论，引起中国官方不快；1989年2月，老布什抵京访问，在长城饭店举行招待会，洛德将方励之等几人列入邀请名单，并在布什获悉前便透露给媒体，结果引发中美关系的轩然大波，和洛德与布什政府班子的激烈争吵，最终迫使布什提前将洛德调回。洛德是第一个在离任后攻击中美关系前景的美国前大使，他在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多次发表所谓“中国政府过渡论”，认为中国现政府只是“过渡阶段”，将被“更开明领导人”所取代，因此美国无需过多重视美中关系，而应做好直接和新领导人打交道的准备。他并曾多次指责美国历任政府对华政策太温和。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洛德的态度也发生再次变化，奥巴马上任后他曾多次表示，应重视中美关系与合作，并称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支持奥巴马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战略。如果说，此前的几位大使和“准大使”，其对华基本态度始终如一的话，洛德则经历了前后两次明显的变化。两位“老资格”也许是恒安石的成功引发了美国总统对“老资格”和中国通的兴趣，洛德之后的两位驻华大使均出生于中国。李洁明1928年出生于中国青岛，父亲是美标美孚石油的职员。李洁明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长达28年，曾是老布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时的随员，年任美国在台协会驻代表，是第一个先后任职海峡两岸的美国大使。李洁明的提前赴任，原本有老布什政府试图弥合洛德所制造的裂痕之意，然而这位中国通却是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上任伊始就曾给布什政府发电，在长达9页的电文里指责布什政府向中国“献媚”，他在任期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他后来也曾坦言对中国政府缺乏好感。然而作为职业外交官，他在职期间还是较忠实履行了老布什政府“保持与中国沟通”的政策，但在离任后，他却长期以“台湾代言人”身份活跃在院外。但李洁明并不赞成将经济与政治挂钩，也不赞成对华实施更严厉的高科技禁运，他也是为数不多、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出口卫星禁令的政客，2004年以后，针对中国在达尔富尔等问题上的海外指责声音渐高，对此他不以为然，对于抵制北京奥运他也持批评态度。李洁明有典型美国政客“公事公办”的作风，在任上中规中矩，不会作出洛德那样冒失的行为，其给布什的电文一直被列为绝密，但在卸职后，他却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他既批评过大陆、也批评过台湾，并表示过，并不在意东道主是否当他是老朋友，他的回忆录《中国通：亚洲冒险、间谍与外交生涯九十年》2004年完成，被认为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类似作品中可读性最强的一本。芮效俭同样出生于中国，他的父亲曾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他本人直到1950年才随父回中国，被认为是司徒雷登后对中国最有感情的驻华大使。芮效俭通晓中文，曾担负情报工作，1959年在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又被派驻台北，是唯一在两岸三地都任过职的驻华大使。1978年，芮效俭被派任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是伍德科克最得力的助手，在促成中美建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中美建交后他被任命为驻华使馆副馆长，是建交早期的重要美国驻华代表，1981年离职转赴泰国，1991年，他赴任驻中国大使，为中美关系的“第二次正常化”起到筚路蓝缕的开拓作用。芮效俭离任后直至退休，一直在国务院外交口工作，被认为是美国外交圈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2001年，退休后的他加入基辛格事务所，继续从事与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芮效俭被认为是“实干家”，尽管公认他对中国事务谙熟，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却很少留下其工作和努力的痕迹。回归职业外交芮效俭之后，美国驻华大使似乎回归职业外交范畴，是否“中国通”变得仿佛不再重要。1996年2月上任的尚慕杰是律师出身，资深参议员，来华前和中国并无深刻关系，当克林顿竞选获胜，邀请他出山时，他声称只接受“有挑战性”的驻华大使一职，当他获得任命后表示“仿佛充电一样”。此前并不了解中国的尚慕杰有其前任不具备的优势，即没有成见，他在国会时曾多次附和针对中国的提案，但上任后却积极促成中美领导人多次互访，并尤其注重“培养两国民间感情”。为此他曾坦率指责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报道存在偏见”，也曾直率地指出美国政坛对中国“缺乏起码的常识”。他曾在克林顿访华期间安排后者赴西安和村民座谈，自己也曾应邀观摩中国农村基层选举并走访特区；他也曾为江泽民、朱镕基的访美提供公关建议，指出“中国领导人应对外展示亲切、亲民形象”，要注重公关效应，甚至声称为让美国国内多了解中国情况，不惜“被打得鼻青脸肿”。“中美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这个有建设性的提法，据说也是尚慕杰的发明创造。尚慕杰是戈尔副总统的密友，和白宫关系密切，被称为“唯一可以直接和白宫随时打电话的大使”，也是第一个国会出身的驻华大使，这些都为他的工作带来许多便利，基辛格曾说“我不知道在促进美中关系方面，还有哪位大使工作做得比尚慕杰更为出色和更富有激情”。他曾坦承美国对华外交“犯过4次大错”，也曾直言批评“两国论”。尚慕杰在离任后闲居，但仍关注中国事务，曾在“李文和案”等多次事件中为中国辩护。尽管如此，尚慕杰曾被称为“最不值得羡慕的大使”，因为在他任上发生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使得美国大使馆被示威围困。日，尚慕杰离任，为表示对中国的念念不忘，他特意将在华收养的一只土猫带回国，结果仅两天后就因踩到猫背而摔落楼梯，导致左臂骨折，这只可怜的猫也以“尚慕杰猫”名噪一时。尚慕杰之后的普理赫为退役海军上将，曾任职海军35年，并担任过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和中国的交道最初是在剑拔弩张中开始，就任驻华大使时退役仅半年，在其任职期间，中美双边军事交流起到了重要进展；刚刚卸任的雷德大使则被认为是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官，他1974年便任美中贸易国家委员会驻华代表，1982年-1984年又任职美国驻华使馆。他曾作为律师在香港居住18年，被公认为中国法专家。如果说尚慕杰的“不被羡慕”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国际风云变幻，他本人在美中关系上的重要性仍被广泛关注和称道的话，后面两任则更“不被羡慕”，因为他们尽管尽心尽职，在其任上美中关系也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一切更多被归功于两国高级领导人，或具体职能人员，而大使仿佛被“遗忘”了。由于中国地位提高，中美关系已进入到美国最高战略层级，加上包括历任大使在内，许多有心人的多年经营，双边早已建立起不同层级的直接沟通渠道，许多重大问题都由高级领导人直接对话解决，相形之下，大使被“抢戏”也便顺理成章，说到底，这是中美关系步入更高阶层的表现。
美国驻华大使 -
布鲁斯——第一任美国驻华大使传奇
1973年中美两国决定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时，迅速确定了各自派往对方首都的第一任代表。中方确定由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黄镇为第一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司长韩叙为副主任。 美方确定由资深外交家布鲁斯为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由此开始了一年零四个月短暂而重要的来华外交生涯。 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接待 戴维·布鲁斯当时是美国资历和地位最高的外交官，曾先后任驻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在美越举行巴黎会谈期间，布鲁斯又是美方特派代表，这在西方外交界无人可比。 “联络处”顾名思义显然低于大使馆(联络处官员名字甚至列不到各国驻华外交官名录上)，但中美关系又十分重要和极为敏感，在当时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起着关系全局的作用，因此尼克松刻意选拔一位最资深的外交官担当此任，由此可见其用心良苦。在中国方面，毛泽东主席确定黄镇大使的职务后，于日召见黄镇主任和韩叙副主任及外交部几位领导人，曾幽默地问黄镇：“你是升了还是降了？”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足见中国领导人对这一职务的重视程度。 ，布鲁斯夫妇抵达北京。他们意外地发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美大司司长林平已等在机场欢迎他们。姬鹏飞外长很快会见了布鲁斯，乔冠华副部长在风景如画的香山饭店会见和宴请他们夫妇。更令布鲁斯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5月18日会见了他。 一向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对所有驻华使节一视同仁的中国政府为什么破例地高规格接待这位美国使节呢？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其一，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先期到达华盛顿后，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破格接待。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派出高级官员远道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欢迎韩叙一行。韩叙一到华盛顿，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多次宴请，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本人亲自会见。周总理得知后即指示外交部，对美国派来的联络处主任要提高。国与国之间讲究“对等”，既然美方以高规格接待中国外交使节，中国当然应还之以礼。其二，当时中美领导人之间经常有一些重要口信需要传递。周总理5月18日会见布鲁斯，除了对他表示欢迎，也确实有事情要谈，要他转达给华盛顿。 周总理的两次接见 布鲁斯到北京任职时已73岁高龄，妻子叫伊万杰琳·布鲁斯，在她4岁时(1948年)曾跟随其父亲(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在北京待过一年，长大后又学过一些中文，总算同中国有一定缘分。布鲁斯没学过中文，但他一生爱好艺术，喜欢收藏古玩和艺术品。 美国任命驻外大使时有个习惯做法，即第一把手可选择第二把手，这样在工作上易于协调合作。至于下面的外交官，则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选派。布鲁斯选择了当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当副主任，负责政治事务，即两国关系事务。为了不引起国务院的反感，又选择了国务院当时的中国和蒙古处处长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副主任，主管领事、行政等事务。一个驻外机构任命两个副主任，这在美国外交界也是前所未有的。 布鲁斯到达后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居住和办公，同时加紧装修日坛公园附近的官邸和办公楼。7月1日，新址正式启用，布鲁斯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并开始在官邸接待客人。美国联络处雇用中国工作人员(厨师、会计、翻译等)都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局申请和安排。 布鲁斯的任务是尽速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联系，开展两国间的各种交往，沟通两国间的高层外交信息。他在最初两个月内就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拜会了外交部有关司、局领导，国家体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对一些重要的美国访华团他都要出面招待，介绍情况，并派联络处官员随同访问。布鲁斯也招待中国访问美国的重要代表团，如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团等。 布鲁斯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上面提到的周恩来总理5月18日的会见，主要谈了印支问题，周总理强调解决印支问题对缓和远东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催促美国在结束印支战争问题上早日采取实际行动。布鲁斯把这一重要口信及时传回了白宫。不久，周总理又在6月25日会见布鲁斯，他以严峻的态度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反对立场，认为该协定限制不了苏联扩充核军备的势头，反而对世界人民造成虚假的安全感。布过这次谈话，清楚看出了中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所在。 布鲁斯是一位谨言慎行、彬彬有礼的外交家。他多次讲到：中美经过20多年的隔离，现在两国人民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谊，在美国已出现“中国热”。两国利益有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两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各自设立联络处，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美国联络处开办小学 由于国情不同，中美外交人员对处理家属问题是各不相同的。当时中国外交人员出国都不带家属，除非配偶也是外交人员，子女都留在国内。美国驻华联络处人员大都带着家属，包括小孩，到了北京以后分散住在公寓内，办公与住处分开，宴请一般都在家内举行。本来法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已在北京办了学校，但美国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送小孩去入学。中国在外交公寓附近办的学校也收外国小孩，但美国人也不想入。美国联络处决定自己办学校。开始时只有6名小学生，地点就设在美国人住的公寓的门厅和阳台里，教员由联络处人员的家属担任，有时美国外交官也去讲课。课程则选用美国教材。联络处曾向中方提出，希望解决小学的校舍问题，但中方当时也有困难，暂时只能因陋就简办下去。后来也有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家属到美国办的学校入学。这件事，也算是布鲁斯任职期间的“政绩”之一。 海军陆战队惹麻烦 布鲁斯的驻华联络处开始时人数不多，开馆前通知中方将有29人，另外，还将雇用一些中国雇员，担任会计、翻译、打扫卫生等工作。实际上开始只来了26人，以后随着工作量的加大而进一步增加人员。派海军陆战队的做法有些特殊，美方解释，这是美国驻外机构的通用做法，并非专为驻华机构而设。但就是5名海军陆战队成员，却闹出了许多麻烦事。 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平时着便装，不抛头露面。正式举行新址开馆仪式时，布鲁斯曾请示美国国务院，建议海军陆战队人员不着军装，以免引起不良反响，但美国国务院征求海军陆战队司令意见后，否定了布鲁斯的意见，所有海军陆战队成员都穿正规蓝色军装出席，不少人并佩戴在越战中获得的勋章、绶带。这就引起了中方的反感。 美国军人不能没有夜生活，因此，联络处装修官邸和办公楼时，也在海军陆战队成员居住的建国门外外交人员公寓修建了一个酒吧间，公开打出“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并印刷、出售饮酒票券，招来许多驻京外国人员到此跳舞和饮酒作乐，有时相互打打闹闹，搅得，影响很坏。由于出席的人多，酒吧主管人就发会员证，一位非洲留学生由于得不到会员证，竟在喝醉后发酒疯捣毁了酒吧附近一位非洲外交家住的公寓套房。中国政府向布鲁斯提出了，要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布鲁斯只得承认美方人员行为不端，须严加管束，但希望该批人员能留下来。 日，基辛格访华时亲自向周总理求情，希望体谅美方的困难，这批人才暂时免遭驱逐。但周总理当面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对外不能以海军陆战队的名义，要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习惯。第二，不要穿军装。本人是否海军陆战队队员，中方不管，反正他们是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外交人员，如果在自己卧室内穿军装，我们不管，但不能穿军装到外面。第三，不能带武器到馆外，只能在馆内佩带。基辛格表示同意中方的三个条件。从此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老实了一阵，不再着军装，只在联络处内部活动，还停止了引人注目的集体上操跑步。1974年4月，海军陆战队成员又闹出事端，其中有人竟以“强击手”和“虎鲸”的署名向各驻华使馆乱发通知，提议组织垒球协会等组织。中方再次要求布鲁斯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此情况下，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不得不撤走，其内部保卫工作改由外事安全官员接替。但美方的安全人员实际上还是由海军陆战队选派的，但不再着军装。 布鲁斯离职前的感慨 布鲁斯在华任期很短，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前半期比较活跃，后半期默默无闻。可以说他在北京的作用还没得到发挥，就结束了这段外交生涯。 布鲁斯在后半期表现比较沉闷，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开始一段尼克松和基辛格把布鲁斯作为高层传递信息渠道，但后来美方发现通过在华盛顿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或副主任韩叙传递信件更迅速、方便、可靠，经常是由基辛格向他们口头讲述就可以了，逐渐地不再使用布鲁斯这一渠道。其次是中美关系由热衷于搞“对苏缓和”战略，使中美加深了分歧。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上迈不出任何步子。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斯在两国关系上也不能有所作为。这时的布鲁斯有了“失业”的感觉。 布鲁斯在华任职期间，虽无大的建树，但对沟通两国政府高层对话，促进双边经贸、文化、科技交流和加强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临行前乔冠华副外长出面在颐和园为他送行，对他的工作表示肯定，并祝愿他回国一帆风顺。 1974年9月中旬，在布鲁斯即将回国前夕，乔冠华副部长设宴为布鲁斯饯行，美国联络处的主要官员都出席了，活动安排在风景如画的颐和园内，而且是在晚上。 这次令人难忘的活动之后不久，布鲁斯大使在会见了到北京访问的英国作家韩素音，再次谈了自己临走前的一些感受。他表示：他对离职感到惋惜。谈到对中国看法时，他表示很崇敬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留下的著作具有极大的意义。他预见中国有一个光辉的未来，因为中国资源雄厚，财力也会逐步增加，5年内中国将加速工业化的发展，但中国必须保持纪律，控制浪费和奢侈，合理利用资源，改革才会取得成功。 9月25日，布鲁斯夫妇离开了北京。不久，他被福特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常驻比利时“北约”总部。1985年布鲁斯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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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向中国派出外交使节始于清朝的19世纪。1844年美国向中国派出顾盛(Cushing)为专员(Commissioner)，负责谈判望厦条约。由1844年至1857年，美国向中国派出的最高使节皆为专员。1858年起派出的为(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至1935年改为特命全权大使。1912年，中国数千年的帝王统治结束，中华民国成立，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美国仪2月宣布逊位后与中国的关系暂时中断。至1913年年中承认中华民国并再派出大使。1913年至1928年，美国承认的中华民国政府为北京之北洋政府。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美国首先于6月予以承认，公使改驻南京。1937年起随国府迁往重庆，至1946年迁回南京。1949年，执政党中国国民党将中华民国政府由大陆迁往台湾，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驻华大使于1949年8月离开南京。之后至1953年只向华派出临时代办，未派出大使。至1953年方再向中华民国派出大使，驻台北。1971年，中华民国放弃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随后加入。美国从1972年起与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美国驻华大使仍驻台北；但同时向北京派出联络处主任。中国大陆与美国双方关系于日起正常化，同意暂时的撤回驻台北之大使，并与北京互派大使。美国驻华大使馆现设于北京市路55号，并于台北设立美国驻中华民国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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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encui/2009/05/liaowang090526h.shtml[2]http://club./r-wangzhai--0-900.html[3].cn/92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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