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月11日 02:13孙立哲：想念史铁生（下）
作者：经济观察报书评|
发表时间： 09:59:00
铁生跟着几个激进的同学到清华照澜院抄老右派钱伟长的家。史铁生在《文革记愧》中写到他的彷徨与无奈：“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铁生正视事实和历史，诚实反思，这是一例。钱家住照澜院16号，与我姨妈马向春的家（照澜院15号）是老邻居，女儿钱开来和钱歌放与我的表姐郑嘉名、郑沈名、郑燕名是一起玩儿大的发小和同学，小时候聚在一起，在钱家的院子里和厢房里撒花、跳高，把好婆（奶奶，钱伟长母亲）和老娘（姥姥，孔祥瑛母亲）气得没辙。钱伟长的夫人是孔祥瑛，清华附中原来的校长。孔老师的父亲孔繁霨是孔子第七十四代孙，仁学传承深厚，三十年代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有名的才女。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文学院，师从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连年拿甲等奖学金，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周刊》文艺部编辑。1939年毕业后，二十四岁的孔祥瑛与二十七岁的钱伟长在昆明结婚。一年多以后，收到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研究生录取通知，激动不已。陈先生招学生要求苛刻，这个学术进阶的机会千载难逢。孔祥瑛望着襁褓中的儿子钱元凯，想着只身一人在北美求学的丈夫，婉辞了这个机会，否则很可能成为一代女国学专家。1946年，与读完博士归国的钱伟长搬到清华。建国后，钱伟长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夫人担任清华附中校长，各自的事业有声有色。
1957年，钱伟长因为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两千来字的小文章——《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被直接划为右派分子。到底什么是右派言论引起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呢？当下的人们也许早已被历史隔膜。下面抄录几段：“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回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我也曾看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们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搞‘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务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具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进某某省的师范学院，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大学毕业以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
于是，钱伟长成为“右派”，一夜之间天地翻覆，职务被一撸到底，夫人孔祥瑛受到株连，被免去清华附中校长职务。他们的孩子从此不能再上大学。尽管儿子钱元凯1958年高考分数超过清华录取线五十多分，怎奈家中“出身”不济，只好自食体力，去工厂当了装卸工。
我告诉铁生，我和钱伟长在文革后期曾一起下围棋，成为忘年的棋友。钱教授自幼着迷围棋，父亲钱挚和叔父钱穆（国学大师）都是高手，家学基础雄厚，终生钻研棋书，自己在家打棋谱，对当时统领世界围棋界的日本棋手棋路熟悉、棋艺了得。可清华大人们避嫌他的“右派”名声，不和他纹坪放对。
1968年，文革已经大致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目标，正处在暂时的“逍遥”阶段，我和陈小悦、郑清怡、常振工、常振明等人整天聚在学生宿舍楼，与余昌民、金伯苓、吴元等“待分配”的大学生下围棋，有时也去国家队运动员大楼向国手请教。有一天，胡小明拉我到路边，悄声传钱伟长的话，意思是：听说你最近常去和陈祖德等高手下受子棋，可否莅临寒舍，不吝手谈切磋，云云。
我天黑之后悄悄走到照澜院，与先期到达的胡小明接上头。他打着手电筒，带我进了一个小黑屋，那时钱家院子里住进来好几家人，钱伟长搬到不见阳光的一间小屋，生活面积局促。开门迎面一张床，床边一个相当大的老式木质办公桌，钱先生正坐在桌边专心等候。他穿着一件手织的灰色毛背心，昏暗的灯光映出满面笑容，站起来谦卑地点头向我问候。他比我父亲大一岁，和我父亲是前后期的清华本科同学，都是清华教授。我小时候叫他钱伯伯，可如今叫不出口。这类称呼，原是清华孩子们对长辈的统称，文革开始后，我们都意识到这称呼缺少阶级性，而且充满资产阶级人情味。尤其是各方家长们纷纷从造反派那里领来“保皇派”、“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帽子以后，大人们自惭形秽，出门走路学黄花鱼溜边儿。实在面对面躲不开时，头一低，假装没看见。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自己方便大家方便，这见面打招呼的繁文缛节就都省了。“伯伯”、“伯母”等名词，一夜之间像变戏法一样突然从我们清华子弟的语言中消失，与“四旧”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只得学胡小明，从喉咙里小声挤出来一声钱先生，权作应答。只见他从小山样的书堆中扒拉出一角桌面，铺开塑料棋盘。我们猜子分先，钻进黑白世界。
我执黑上来第一着天元，这是我的绝活，以天下为己任，指点江山。白棋占右下角星位，古风本手。钱先生布局方方正正，定式走得中规中矩，显然底子雄厚，训练有素。我一看心里默想，这么走下去最多是个细棋，收官不是我的强项，一目一目算计，像小脚女人买菜讨价还价，胜负难卜呀。我是下野棋出身，没有受过科班指导，只相信中盘搅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片吃掉对方，方显出英雄本色。我想起平时“许猴儿”传授的秘诀：跟有正规训练的人士下棋不能按牌理出牌，老老实实走定式干不过他们，非得大刀阔斧把局面搞乱，杀起来再说，乱中取胜。这话在理，好比运动会开幕以后，突然宣布规矩变了，让举重的改跳高儿，再好的运动员他也赢不了。我于是抡出变招，飞、关、拆、打，逢扳必断，断了再说。四处挑起战斗，明火执仗，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钱先生看我来势汹汹，接连走出变着，还故意到处开劫，明摆着是欺生，知道今天又是秀才碰见兵啦，嘴里连说厉害厉害；一边暗暗审度大局，处乱不惊，对我在局部的无理挑衅并不恋战，甚至脱先不应，弃子取势。我学“天煞星”加藤正夫，人不犯我我必犯人；他仿“围棋美学家”大竹英雄，整理棋形抢占大场。我拿出武宫正树的“宇宙流”，五洲震荡；他摆起林海峰的“二枚腰”，以静制动。总之他一颗“平常心”并不气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围魏救赵、激流勇退，棋局里演练人生智慧。进入中盘，判断局面。钱教授棋形厚实，四角有三但实空有限，外加上几个大场。我在边路四面开花，几条大龙窥测中腹一块白棋，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不期想，战线太长，首尾难以兼顾，被钱教授抓住一个破绽，把我的一个“棋筋”“扭了羊头”。原来以为我方征子有利，一细看，接棒的棋子气紧，自顾不暇，接下棒跟着一起扭死。无奈之中只好耍浑的，动员起中腹一块大棋强行杀气，开出一只宽三气的 “赖皮劫”，扭起自己的羊头当劫材，饮鸩解渴。棋越走越重，终于积重难返，无力回天。胡小明坐在床上，双手托腮，一幅藤泽秀行的“长考”状，看得目不转睛。
第一局结束，我拿起棋子，给他复盘两天前陈祖德和清华棋王许纯儒（原清华工程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极瘦，精明无比，外号“许猴儿”）下的一局授子棋。陈祖德的白棋在看似铜墙铁壁的黑阵中二线打入，左冲右突腾挪出一条白龙，突破黑棋围剿如蛟龙出海，却只有一个眼。双方比气时，陈祖德居然在底线大飞的关联棋型上自紧一气，做出“拐弯四”，看似形同自杀。没想到这是一着“倒脱靴”手筋，黑棋贪心吃人，提子后却被反吃，白棋大块棋子失而复得。钱先生看了点头说，难得难得，平时下棋能走出“倒脱靴”真是少见，可遇不可求。再来一局。我们老少三人躲进黑屋成一统，杀得难解难分，忘却天下熙攘。1982年，钱老终于收到正式平反文件，从小黑屋出来重见天日。人生七十老当益壮，走马上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改为上海大学），演绎出真人版命运“倒脱靴”。只是这漫漫的二十五年“右派”岁月，人生精华之中的精华，付入历史长河的一团漩涡之中。有如长江赤壁“千堆雪”卷出的一朵浪花，逝者如斯，无处追寻。这是后话。
铁生随着大流儿去抄钱家之前，红卫兵轮流去抄过多次，照澜院16号早已家徒四壁。孔祥瑛是个现成的阶级敌人，“老当权派”、“右派老婆”、“历史反革命”，头衔内涵包罗万象，造反派上纲上线随心所欲。孔老师被附中学生剃成“阴阳头”游街，任人辱骂。批斗时，造反派的质问直指要害：为什么明知丈夫是反动右派却坚决不离婚？是不是准备两个人抱着花岗岩脑袋一起见上帝？！随后，钱伟长的右派脑袋上又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十几年来一家人的灾难如波如浪，奔涌而至。女儿钱歌放回忆：“母亲告诉我们，她被关在（清华附中）理化实验室的小屋，勒令她写交代材料：承认散发反动标语，是反革命；揭发校领导；母亲自知此次凶多吉少，不知是否还能活着回家，就清清楚楚讲述了病句之事的原委，明确重申绝无反党之心，与校领导也只是工作上的来往，绝无包庇之事。母亲详详细细讲述她在学校的工作，全部是按上级领导的指示行事。整整写了两夜一日，未曾停笔，耳边响着受刑者的慘叫声，母亲要紧紧抓住这最后机会为自己申辩。造反派拿着厚厚的这一大叠，破口大骂：X 他妈，什么都不认！拉出去给点历害，看她认不认！母亲被推进行刑室，按倒，蒙住眼就开打，母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连呻吟也没有。母亲说就是打死也不能认。开始还在心中默默数数，还知道又换了打手，后来，就只记得一次次地被水泼醒，后来，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说不能再打了，会出人命的。苏醒后只见嘴边一杯水，黑油腻的破玻璃杯上还沾着血手指印，母亲嫌脏，没沾一口。‘他妈的，这老东西还真他妈死硬，记住，今天饶你一命，敢出去说，就别嫌我们不客气！去！滚蛋！’”“回到家，掀起衣服，只见母亲腰部以下完全是黑紫色的，母亲脸上豆大的汗珠如雨，必须去医院。背着母亲，我才发觉，刚两天，母亲轻得就像一页纸。”
铁生在文章中反省他心中的纠结：“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和我站在一边的人，在一夜之间，马上就转到红卫兵那一边去了？怎么忽然就说校领导是修正主义的？工作组一进校，我就蒙了。” 躬身自省，在主义和革命使命的名义下，谁有选择的余地呢？在这大潮中最可怕的现象之一是个体无意识和集体跟风，学名“羊群现象”。环望四周，每个人心中的撒旦纷纷飞出魔瓶。难道果真人性恶，每个人心中都藏着魔鬼？
我给铁生“交代”了我在文革中的劣迹。与铁生相比，我的“造反精神”彻底得多。我出身“高知”，学校轮不上我表现，但是革命是毛主席给我的权力，哪能无所作为？我回到“教授楼”实施革命行动。
一次“破四旧”行动中，17公寓楼后燃起一堆大火，全楼的人纷纷把家中的“四旧”拿出来投到火中，有线状的古书和卷轴画，还有领带、西装、丝头巾。我的父亲拿出美国带回来的几十张古典交响乐唱片，这是他珍藏的宝贝，小心地从封套中抽出来，再仔细端看一遍英文的曲名，一闭眼，猛地砸在桌沿上，一声爆裂的脆响，再弯下腰把碎片捡进一个大脸盆里。我端着脸盘，像是缴获了战利品，跑出去丢在火中。碎片瘫软在火焰里，随即翻卷，放出一股股胶皮味道，令我想起粘知了用的半透明胶。母亲踩着凳子，从壁柜最顶部纵深处拿出一摞摞的英文书，啊？这隐秘的地方还藏着东西，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原来是我姐姐读医学院时的妇产科教科书，硬质的精装封面包着亮面铜版纸，随手翻开，尽是女性裸体细部。母亲说不要看，快烧掉！这些书在熊熊的火中像一块块硬砖头，封面慢慢打起摺，“砖头”边上窜出黑烟，特别耐烧。我们一群孩子有的来回奔跑运输燃料，有的拿着树枝围着火堆转，不时近前去拨动其中的燃烧物，被烟熏了眼睛又跑开去。“破四旧”真好，革命的烈火烧毁旧世界，迎来无限光明的未来。我们这群孩子心潮涌动，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节日。“是谁在烧东西？！是不是在烧毁罪证？！”一群戴着红袖章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飞快地跑过来，面孔在火光映照下变了形，喘出的粗气里喷出革命义愤，“赶快把火灭掉！”一个红卫兵，像是领导模样，夺下我的棍子，扒拉着尚未烧尽的图书，高声喝道：“怎么都是些孩子，谁指使你们烧的，大人呢？都给我出来！”我恍然大悟，革命警惕性太低了。“是我妈让烧的！”我带头揭发，毕竟是清华附中出身，立场鲜明。飞跑回家把我的母亲强拉出来，她脸上的肌肉颤抖，小心地解释这只是医学书。“医学书为什么烧？！”革命者头脑中的逻辑清晰，我的母亲理屈词穷。“留下姓名单位，听候处理！”红卫兵的话如法官宣判。
从这一天起，我母亲的脸落下了抽搐的病根。后来又发展为迎风流泪，成了史铁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的原型。这是后话。
给史铁生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郑光召等学生挨打的情景。
那是1966年8月份，全国“血统论”甚嚣尘上。打下江山当然是为了坐江山，哪有为别人打江山的道理？用出身划分阶级阵营，建设纯洁的革命队伍，确保大好江山代代相传，天经地义。清华附中每个班里都发现了“反动学生”——这些天生血管里就流着反革命污血的“黑五类”子女。铁生班里发现了两个女生出身“反动”，名叫王淑英和孙淑绮，史铁生眼看她们被剃了阴阳头、挨皮带抽打。我们班挖出的是一位女生和一位男生。女生是年级短跑冠军，家中贫困，平时衣着朴素，虽然学生注册表成分一栏填的是“城市贫民”，经考察，祖父是从农村跑到城里来的漏网地主，她撒谎，欺骗了组织。男生令我惊讶，功课一流，是我的心中偶像。文笔好，嗓音带有磁性，造反开始时当了班文革组长，带领我们写大字报，对资产阶级口诛笔伐。班里同学揭发他隐瞒了成分，父亲是个大“右派”，发表过一千多万字的文章向社会放毒，全是封、资、修货色。更为严重的是，有人揭发，在城里看见他和高中女生肩并肩一起走路，这女生比他大三岁，还偷偷拉手！现在这一对男女同时不在校，有意逃避批判。同学们警惕呀，这是一个伪装革命混进造反队伍里的“狗崽子”，反动分子就睡在我们身边！那个年代，男女学生谁敢私下发展男女私情，发生身体接触？男女界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水岭，革命的纯洁性哪里去了？！此时，刘树华已经被揪出来了，前车不远。这男女“拉手”事件，居然在我们班的同学里发生，不啻是一颗精神原子弹在我的胸中爆炸。心内暗自庆幸，好在没人揭发我和史铁生在莫宗江家偷看裸体画。
8月26号上午，各个班级的“红五类”不约而同地开始殴打出身不好的同学，让其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过了中午，十来个 “反动学生”，像畜生一样被分批驱赶到了大操场上。铁生和我都随着大批同学出去“接受教育”。我俩出身“职员”和“高知”，各自底气不足，感觉处在距离“黑五类”不足五十步的边缘地带，处境岌岌可危，革命活动不敢缺席。只见“反动学生”们散落在大操场各处，撅着屁股，跪在地上拔草。三三五五围观的同学走走停停，像是北京动物园中的游客。我们随着一片叫骂声，走到大操场中央靠东的一群人中。郑狗！你也有今天！一阵乱脚踢上去，一团壮硕的身体跪在长着杂草的土地上，东倒西歪，胸腔内发出“吭吭”的回声。是郑光召！我心里说。他是清华附中高三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顶尖人物，除了功课好，还是铅球和短跑冠军，我们背后叫他“郑大块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人居然还是文艺能手，文章写得漂亮，能导演，会编剧，是全校文艺汇演节目的总编导。铁生佩服郑光召，这名字常挂在嘴上，用今天的话说是铁杆“粉丝”。平时在学校里，郑光召走到哪里，身上不但经常聚起姑娘、小子们故作不经意投来的目光，更不时触发青年人大脑沟回下意识的电子撞击、还有神经介质和体内激素的超常分泌，思想和欲望历来在潜意识中穿行：好奇、激动、幻想、喜爱、钦佩、崇拜、嫉妒、不屑、仇视、憎恨……优秀的人逼你暗中做出比较、秘密地审看自我和发现自我的欲望。
世界复杂，人心不古。也许真是应了三国魏人李康《运命论》里的古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郑光召上午已经在教室被连续教育了好几个小时，棍打脚踢。如今单衣上浸出数条血迹，背上好几处撕开不规则的裂口。头上的汗流出来清晰可见，淌在地上，渗进被烈日晒熟了的热土里，化为无形。崇拜是获取权力的先声，革命需要打碎旧的崇拜，建立新的标杆。这时，人群中闯进来三个女生，一水儿的黄军装、黄军鞋，腰中紧紧扎着武装带，粗大的金属扣在太阳下闪出幽暗的光泽，两个梳着“刷子”小辩，另一个戴着军帽。一个女孩儿解下武装带，袖子挽起来露出半段上臂，两腿劈开，身体成一个大大的“人”字形，将武装带高高扬起，把铜头狠命抡向下面的身体——只见郑光召身体猛地抽动了一下，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跪着的身体翻向侧面，周身饱满的肌肉痉挛大抖，面孔像是滚油里的煎鸡蛋，暴起皱褶，眼珠凸出一网血丝。换了一个女生，抡起武装带再次左右开弓，前胸起伏，气喘吁吁。郑光召的衬衣上，被太阳晒黑的条条旧血污上又添出几片殷红，像彩色墨笔在宣纸上写意出的几枝腊梅，黑褐色的是骨，亮红色的是花。抽累了，一仰头，脸上的热汗甩出一串漂亮的弧线。显然，郑光召扭动身体的样子和狼嚎般的叫音，使打人的女生产生巨大快感，她们互相交换眼神，上下嘴唇拧出怪笑，扬长而去。铁生和我多次提起这个场景，他相信法西斯主义不是德国人的专利，如果没有爱和法律，每个人都可能变成法西斯。史铁生和郑光召后来成了终生的心灵之友。
1997年铁生去美国旅游。在《扶轮问路》中记录道：“那时双肾已然怠工，我一路挣扎着看：大沙漠、大峡谷、大瀑布、大赌城……”。铁生长途乘车到了芝加哥以后，已经精疲力竭，出现尿少，头晕等肾功能衰竭的症状。我和朋友们劝他多歇歇。铁生躺在刘瑞虎家床上，双手向下撑起上身说，去看郑光召吧，出国前早已写信约好了。
郑光召文革后成为作家。我在80年代初出国学习以前，曾经与铁生和北玲一起看过一部郑光召创作并编剧的电影，是关于文革武斗和人性冲突的悲剧，大家观后激烈讨论。80年代末又看了郑光召写的另一部电影，心灵再次受到震撼，印象经久不衰。说走就走。刘瑞虎把房车主卧室里的大床两旁订上两个护板，无论汽车如何颠簸，确保铁生安卧其中，驾驶房车，载着铁生一行，马不停蹄，继续长驱东进。到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郑光召喜出望外。8年来，他在陌生国度的秘辛与收获，谁人可以真正理解和坦心言说呢？是啊，八年岁月，想当年中日持久抗战都已经结束……由衷感喟自不待言。精神挚友自远方来，郑光召带着铁生游览美东诸城：还是那一团团“灯笼”般的“大块儿”，推扶着铁生的轮椅，一起遥望华盛顿国会山上的圆顶，一起近观普林斯顿旁边的古战场，一起聆听大教堂传出的悠扬钟声，一起享受从天外飘来的宇宙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后来闻听铁生去世，郑光召惊痛至极，说道：“这样的朋友离去，等于我的中国离去！”
郑光召东面不远的地方跪着一个女生，边上不少同学围观。最先看到这女孩儿的双腿，一双塑料凉鞋，脚上很多泥土，一边拔草一边向前爬动，爬行时塑料鞋条带下方偶尔会露出一条条白嫩的皮肤本色。小腿露在外面，上面有泥土污秽，记得是穿一件黑色裙子——今天的记忆里不敢确定。上身一件浅色的翻领衫，满身泥污显然被汗水渗进棉织物的纤维里，又被太阳晒得皱皱巴巴，腰部有一段皮肉露在外面。她低着头，一侧小辫的束扎皮筋脱失，颇长的长发散乱，垂在一侧，遮了半张脸；另一侧小辫上的皮筋向下移位，皮筋上部的头发蓬松出几个鼓包。几个女生走过来，其中一个在女孩儿腰臀部猛踢几脚，每踢一脚，女孩儿身体向前方冲一下，随后缩回来，没趴倒。打人者又绕到她的前方，向下啪啪几巴掌打在头上，边打边喊，我让你不老实！我让你不老实！随后，左手抓住长发，突然向上后方一提。我看见一张沾着泥污的脸，从年龄判断是高中生，不认识，长得样子也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的脸歪向一侧，眼皮不断地眨。打人者右手甩起来，几个耳光，打在左脸的同一个位置，准确而响亮，脸上鼓胀起不规则的手印，鼓起的皮肤团块是青白色的。打人者把抓住的头再向下一甩，满怀骄傲地大声对同伴说，今天让她知道知道厉害！这话显然也是说给我们这些观众听的。随后晃着身子走出人圈。女孩儿至此一声未吭，默默忍受。又有一个女生过来，手里拿着一根青绿色的新鲜树枝，显然侧枝刚被撕折，部分树皮剥脱，有弹性，像根鞭子。走到跪着的人形后面，猛地向后背抽了一鞭，女孩右肩反射性地抬了起来，反手又是一鞭，女孩儿左肩又抬了起来，连续抽了两、三个来回，女孩的头向后仰，脸朝着了天空，整个背部向后方反弓起来，等待着下面的抽打，形成一种奇特的姿势。多年以后学了医，我才知道这种姿势的学名叫做“角弓反张”，是中枢神经系统处在危机状态极度紧张时才出现的病理姿势。打人者走了，女孩儿终于小声地戚戚哭了出来，肩膀剧烈地抽动，继续向前爬，抓住一把草，猛地拽出来，带出一团泥土。我的周身发紧，关节僵硬，纯粹生理反应，却故作镇定，心中有一种意志强大无比：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围观的人表情漠然，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抑或和我一样，不敢让人家看出内心的“活思想”？一顿暴打告一段落，我们随着人流挪步，像是要赶场看下一场表演。
女儿孙婕莹，铁生的小粉丝，16岁。听了这段故事，无法想象和她同岁的花季女生，在46年前会跪在地下任同学随意殴打，她问我：“为什么打人？“
如果人有终生记忆的话，这算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终生记忆。我和铁生回忆的时候，都清楚地记得住场景，但是一点都说不出她的面孔。我们至今不知道这位女同学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出身。我自认为记性好，比如我能复盘几十年以前下的一盘围棋。但是今天写这个回忆的时候，头脑混沌，记忆像一阵风。好几次眼前竟然跳出16岁的女儿婕莹。这女儿是个优秀学生，会拉琴，会跳芭蕾舞，经常给老爸出难题，让我给她摘星星、摘月亮。
史铁生与“黑五类”只隔着一张薄纸，纸的另一面是眼前地狱般的世界，只等着一条消息把这张纸捅破。史铁生的爷爷是地主，在河北涿州乡下曾经远近闻名，后来在战乱中败落。铁生在《奶奶的星星》里写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更可怕的是，铁生的姥爷是个解放后镇反运动中被枪毙的“反革命”。被无产阶级镇压，这可是板上钉钉的“血仇”。铁生知道，与班里挖出来的“黑五类”和这些挨打的“反动学生”相比，他血统中的颜色也许更“黑”。命运正对着史铁生窃笑：去吧，跪在地里等着挨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铁生从来没有见过姥爷，其生命和尸骨早已灰飞烟灭，化在宇宙的无垠之中，虚无缥缈。铁生写道：“但这虚缈并不是无。就象风，风是什么样子？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
人类是群居动物，生活在不同的社会规则中。有的社会，你是你自己，你用未来塑造自我；有的社会，你是别人，你必须生活在过去。好像运动会上比赛跨栏，有人盯住前方的目标，腿下狂奔，有人却不得不一步三回头。这后者怎么能跑得快，怎么能不摔跤？文革开始，历史走出尘封的案卷和无奈的记忆，被重新赋予生命，卷土重来。时间向量突然逆转箭头，和宇宙规则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裹挟着人定胜天的强大意志，带领人民返回未来，走向宇宙大爆炸的“原罪”。被枪毙的姥爷突然从坟墓中站了起来，走入史铁生的生活。铁生记录了母亲的讲述：“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早春的一个午后，母亲说：“太阳多好呀，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随风摇荡，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那枪声沉闷之极。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姥爷”一词从不出现，母亲只说“他”，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我不问，只是听。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里去了，永不复返。”
铁生的姥爷早死了，但是奶奶还活着，让人家盯上，顺藤摸瓜，“黑五类”出身的消息难免走漏。再说，城里天天有抄家和游街的事，世道凶险。怕是早晚纸包不住火。在铁生母亲的精心策划下，铁生奶奶主动“自我遣返”，回了原籍——河北涿州的农村。铁生在文章中记录了这个过程：“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铁生有家不能回，成了半个孤儿，越来越多的时间和我们这群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厮混在一起，经常出没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出没于我们“教授楼”。我们一起看大字报，一起听批判会和辩论会，一起朦胧，一起迷茫，一起偷书，一起“逍遥”。老天爷长眼，多亏母亲的前瞻性安排，史铁生躲过一劫。
铁生说文革颠覆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观，改变了几乎每个人的生命轨迹，也培养了许多畸形儿。
一叶知秋。我和史铁生谈到清华发小吴文北曲折命运和可悲结局。他六岁随父母从法国来中国并加入中国籍以后，在家里和法裔母亲一律说法语，发音字正腔圆，绝对唬倒外语学院二把刀教授。他熟悉法国历史，看过大量法文文学名著，还能说出来西贡的法文和巴黎的法文在发音和用法上有什么不同（越南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学问不浅。科学院数学所搬离清华后，吴文北随父母搬到中关园科学院宿舍。
大约1968年初的一天，小悦来我家说，你看谁来了。吴文北从身后冒出来，傻乎乎的笑，小时候脸上的雀斑被高矮不同的一排排壮疙瘩代替。之后我们几个发小隔几周见一面，交换各种见闻，海阔天空。在我的请求下，文北还专门来家教过我几次法文。那时，华侨饭店、友谊商店等专门对外国人或拥有外国护照的华侨开放，国人不许入内，神秘非常。门外有持枪的卫士站岗，进门有保安检查证件。这位老兄不服，法兰西雅各宾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血中沉渣泛起，脸上青春痘涨起来，大嘴一咧，都是人，凭什么偏不让咱进？！回家自己照镜子，满脸青胡茬子，长相也像老外。于是，穿戴上父亲从法国带回来的一双老皮鞋、一件皮夹克和一顶鸭嘴帽出门。到了华侨饭店，见了门卫假装不懂中国话，满嘴往外秃噜法文，把装成仆人跟着提包的弟弟吴文中训得狗血喷头。察颜观色是门卫倚赖的根本饭碗，平常有领导以身作则，无师自通。一看这主儿路子够野，在外国也绝不是一般干部，没敢要证件，赶紧恭敬放行。他出来到我家，给我和小悦等几个朋友大侃在里面见到的珍稀商品，香肠美酒外国巧克力，口沫横飞，两只蓝眼珠瞪得溜圆。我听得过瘾，心中羡艳。
吴文北腹中馋虫造反、饥渴难耐，无奈袋中羞涩只有眼福。家中将近十口人，吃饭主要靠父亲一人工资，哪有闲钱给他花？口中骂骂咧咧：想当初，我妈要不是为了我爸的什么瞎编的爱国理想，才不会把我们从巴黎带到中国这种鬼地方受罪，狗都不会来。口无遮拦。我和小悦的政治觉悟早就武装到了牙齿，忙说，赶紧打住，这话可别再说啦，被人家听了去，说你污蔑红色政权，打成现行反革命不跟你商量。铁生大有感触地说，是呀，权力和流血最能教育人，文革以来，无数人祸从口出，“因言获罪”，满世界假话真说，真话不说，想活命的人都跟着时潮学嘴。瞎话重复一百次就成真理，大大超越戈培尔为希特勒造势、谎话说一千次成为真理的历史记录。有的话一说出来，天生就是真理，更有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会简单乘法的人，写文章开篇就先来几万句真理，安全高效，哪管真话、假话、言不由衷？！我接着给铁生讲：还别说，一次偶然事件，吴文北真和红色政权结下了梁子！我哥立博熟悉内情。
吴文北一次坐火车外出，几天没洗脸，加上他那个洋人长相，没招谁没惹谁，在天津火车站被便衣警察当新疆盲流盯上了。车站里的告示贴得漫天漫地，坚决打击盲流，没有本城户口不许进城。少数民族不好好在新疆呆着，乱串什么，是不是到大城市来偷东西，扰乱社会治安？两个便衣二话不说抓住他的胳膊就往后拧。哪知吴文北力大无比，双膀一较力，两个便衣被扔出去摔倒在地。警察握有国家权力，谁见谁怕，哪里吃过这个亏？招来十来个大汉一拥而上把文北按倒，拷上手铐。带到拘留所，不容分说拿起警棍一顿胖揍，打得吴文北满地乱滚，特别是吃了亏的那两个，下手阴狠无比。把吴文北打昏过去几次才算解了气。醒来再一审问，这位盲流“招供”是北京中国科学院家属，父亲吴新谋。电话打到数学所，警察才知道抓错了。
数学所保卫科出面，拿着户口本和介绍信，到天津车站派出所把被专政得一瘸一拐的吴文北领回家。整个过程中，文北没做任何错事，唯一是两个便衣拿他时，他不该反抗。这也难说，捕快们又没穿官衣儿，他哪知道这些人是警察？文北因为面孔像外国人被当作异类歧视、无端挨抓挨打，倍感冤屈，对警察极端反感。火儿憋着肚子里，变着法儿向警察示威。先是把合作社成罐的果酱芝麻酱偷偷往家扛，打火机的火石100粒一袋，也抓几包。史铁生听了吴文北毫无缘由就差点被打残，心里不忿，嘴里冒出一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商店向公安局报案，专政机关打击重点放在没有户口的外地盲流身上，哪能想到是老老实实的“臭老九”儿子吴文北作案？警察干气猴儿，没辙。此时大批干部、市民和子女家属……逐步下放牛棚、“五七”干校或农村去“大有作为”了，宿舍人去楼空。天公作美。吴文北开始入室偷东西，多次得手。有一次，正在行动中，赶上主人回家，他和弟弟把主人打昏，撒丫子逃走。偷东西换成钱，到莫斯科餐厅或新侨饭店西餐厅吃炸猪排和黄油面包，到西单商场和王府井东风市场买冰激凌雪人吃，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973年，我从陕北回京，向首都人民汇报“讲用”学毛著的经验体会，也应邀去品尝过一次。铁生接上一句，我也吃过，雪人确实好吃，可是一小杯几口就吃完，越吃越饿。而且忒贵，一个雪人的价钱在陕北农村能买好几天的口粮。我接着用吴文北的口吻，学他给我讲的一件趣事。一个学徒青工，硬着头皮装阔，约来女友表达浪漫爱情。冰激凌送上桌，雪人昂首挺胸、站在玻璃小盅里，一下黏住了女孩儿的两只眼球，天下竟有这么美的玩意儿，勺子拿在手里，不好意思下家伙。眼看雪人逐渐瘫软，马上要融化。那小年青儿说：别紧着看啦，快吃吧，要不待会儿该凉啦！…….. 他当是吃炸酱面呐？不赶紧吃就凉啦！吴文北拿腔拿调模仿京片子，尾音拐弯儿，像小狗甩尾巴那么自然。我听了笑得直接想往地下摔。你看这小伙子，长一张外国脸，却说一口北京土话，中西合璧炉火纯青，全国罕有。吴文北后来发现，中国人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油水不大。剑走偏锋，偷到外交公寓的老外家中，造成恶劣国际影响。
1974年，吴文北、吴文中两兄弟终于被抓。正值文革天下大乱。乱世出重典，实行“严打”。案件以及法律程序沿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批犯人从快、从重、从严处理。父亲吴新谋是国际知名的拓扑数学研究员，1951年回国以后，早就在各项运动中挺住了千锤百炼，政治思想统帅拓扑几何，要长就长，要方得方。听到消息后，立刻找到领导表态，孩子不是私有财产，坚决割断血脉亲情，完全交给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法裔母亲听说两个亲爱的儿子被抓进监狱，还可能被“严打”判成死刑，骨肉情深，天当时就塌下来一半。神经接近错乱，二十年来，好容易学会几句中国话，一夜之间全部忘光。求告无门。情急之下，把先生工资买成大把邮票，整天不吃不喝，坐在家里给多年划清界限、不通音讯的法国亲戚写信求救。
吴文北的舅舅是法国在编将军，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副总参谋长，找到总统蓬皮杜，总统认为吴文北出生在法国，理应保有法国国籍，亲自向中国政府为之求情，或免死，或引渡至法国。无果。
枪毙前几周，吴文北被五花大绑，在北京四处游街。执行死刑那天，海淀体育场的公审宣判大会上人山人海。有的看客见吴文北满脸横丝肉和壮疙瘩，说这小子的长相一看就不是好人；有的看了高鼻子和打着卷的褐色头发，说这罪犯长得果然像外国人，枪毙外国人实在解恨，谁让当年八国联军侵犯中国，国耻难忘。一致的声音是，没想到外国总统会放下身段，为一个可耻的罪犯向中国求情，领袖居然和草民心连心，可见资产阶级全是一丘之貉。放眼天下，谁敢蔑视大国总统的恳求？唯有中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真正伟大坚强。官方宣传义正词严，民间逻辑顺理成章。杀一儆百，枪毙吴文北的故事成为广大北京市民饭后谈资。铁生把这个故事听得入神，眼镜滑下来顾不上扶，被鼻头扛住。听我讲完枪毙过程，他推起眼镜叹一口气说，可惜了，这人如果不死，绝对是教外语的好材料，全中国难找。那时凌格风和英语九百句还没有在中国登场，青年人都在对着课本上的口型和国际音标学习外语，铁生正苦攻外语，准备当翻译。铁生又问，这人小时候怎么样？我回答说，吴文北小时候心地单纯，特别忠厚，我哥是活证人。文北小时候身体瘦，黄褐色头发，长的随法国母亲，脸上皮肉白得透明，点缀着雀斑，穿个背带裤，谁见了都想在脸上掐一把。长相奇特，孩子里没人跟他玩，死活要跟着小悦拜我哥当老大，诚心加入组织。我哥犯了周章，一来嫌他没本事，个子矮打起架来没用， 二来长的像外国人，带出去显得队伍不够纯洁。他诚心诚意地要加入，争辩说他跑得快，让华光帮着说情。为了表现勇敢，张开手露出一只活动着翻卷身体的大肉虫子，是槐树上的青虫，俗名吊死鬼，当着大伙儿的面把活虫子放在嘴里，嚼吧几下就咽了，黑绿色的虫子水从嘴角淌出来。我哥和大伙儿一看，本事是真的，都被震住了，随后打成了一片成为好哥们儿。
我哥哥孙立博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幼年和少年的吴文北，诚实而重友情，乐观而开朗。文北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触犯了国家法律，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虽有伤人，没有命案；盗窃财物的总额也有限，罪不至死。然而，在文革期间，司法并不独立，法律为政治服务。文北盗窃，涉及了外国人，在文革期间给国家面子抹黑，就成为政治问题，被抓了典型，被从重从快，被全市游街，以至法国国家领导人出面说情，都没有能免一死，实是可悲可叹。后来文中被赦，放回法国，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们的案子当时判重了”。
1978年，史铁生发表了小说《兄弟》，讲一个热血青年的犯罪故事，结尾写道：“枪毙于志强我看见了，可是没看太清楚。群众愤怒地喊口号，随即是一声枪响。记得身旁一个人幽默地说：‘怎么回事？他的血也是红的。’”每个人生下来一张白纸，青少年犯罪不是天生决定，必有多种社会环境因素。显然要多从制度和文化中寻找犯罪动因。改进制度，人类才有希望。人的血都是红的。
史铁生在红八月中侥幸逃脱了“黑五类”的厄运，心灵却在这三个月期间得到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洗礼，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成长机会。他尝受了命运的百味莫辨和人生中偶然性的强大。
铁生一生当中大凡有了疑问，历来刨根问底钻死理，不弄明白不算完。这个素质使他从不满足于表面正确的回答，他要寻找问题的本质，不断追问。首先，死去的姥爷为他的处境和未来带来了重大的不确定性。姥爷到底是个什么人？犯了什么死罪解放后被枪毙？他在记忆与印象中写道：“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来，这下大伙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没人知道去了哪儿。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说又看见他了，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我们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吗？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老人们早都说过，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材，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可惜啦，他参加的是国民党，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这个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办幼儿园，办夜校，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孩子们都去学唱歌，大人都得去识字，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这线索终于清楚，姥爷是个抗日的英雄，日本投降后退伍回乡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热心公益和教育做了许多好事，当地人民有口皆碑，显然是个好人。好人往往以为可以凭着良心活得坦坦荡荡：“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劝他快走，先到别的地方躲躲，躲过这阵子再说，他不听嘛……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让位就是，可是你们记住，谁来了我也不跑。我为什么要跑？”
铁生的姥爷就因为是跟着国民党的队伍而不是跟着共产党的队伍打日本，解放后遭到镇压。姥爷至死没弄明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政治哲学讲的是城邦利益。历史知道，与铁生姥爷命运相同的人恐怕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事吧。
1977年，我和铁生躺在雍和宫的小屋里，眼睛望着天花板，我问铁生，当年你如果是郑光召，棍棒伺候，你招不招？铁生说，不招，我没的可招。我又问，日本鬼子把你抓了去，给你上老虎凳，你招不招？铁生狡猾地回答，我的腿没感觉，不知道疼，不招。我又问，如果拿你的家人当人质，你招不招？他反问我，你招不招？我想了想，耍个心眼，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他们要是换个美人计，我就招，我这辈子还没娶上媳妇呢！虽是玩笑话，这题目引起我们俩的沉思。
20年一晃而过，1997年，铁生躺在大房车后屋的双人床上，横跨美国，两侧窗外的景色向后流动，像在窗子上放电影。希米忙呀，一会儿给铁生换尿管、一会儿给他量血压、一会儿又喂药。霍秀儿进进出出，送吃的、送水。柏晓利进来陪着聊天，突然冒出一句，您这是皇上待遇，这屋整个是个后宫呀！铁生说咱今天就当一回皇上，现在就封。陈希米是正宫娘娘不用说了。朕封你和霍秀儿为左、右宫内行走，立哲是二德子。真贴切，我们大笑。我说，没想到当年延安关家庄的御膳房主事今天直接高升成皇上了，火箭式干部，接着用陕北话说：整似仍比仍、羞撒仍（真是人比人，羞煞人），铁生用陕北话跟了一句：球毛擀不成毡、陕北人当不成官。一路上，这外号就叫起来了，铁良、王立德也跟着一声一声叫“皇上”，煮好了面条，先给“皇上”送去！一路说起皇宫里的各种规矩和历代皇室轶事，谐趣横生，稀释了旅途的疲劳。
我想起二十年以前的问题，故意问铁生，如果你年轻时让日本鬼子抓起来，用你这“右行走”美人霍秀儿（霍秀儿是当年清华附中有名的大美女）给你施放“美人计”，你招不招？铁生想了想，看着霍秀儿笑着说，得得得，您还是先把我杀了吧，我最怕“美人计”！拿小眼睛瞟着我，我们两个人心有灵犀，思绪同时回到20年前讨论的“招不招”的题目，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时光荏苒，又是十年。2007年，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读书。回国见铁生第一句话，你熟悉《安提戈涅》吗？还没等铁生说话，希米瞪起了眼睛，咦？立哲，你也研究《安提戈涅》？！我说是呀，学法律必须读《安提戈涅》，这涉及到我和铁生一直讨论的文革和“招不招”的问题！不然无法理解城邦利益和人性的冲突，无法理解法律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呀。希米说，巧了，我们家“那史”正写了关于《安提戈涅》的文章。
我后来看了铁生发表的文章 《老好人》，仿佛又看见了文革中人们面临的道德冲突，看见了每个人必须在亲人与城邦利益之间“划清界限”的两难境地，看到了人生的根本困境与迷茫，以及铁生的深入思索。现引出几段：
比如《安提戈涅》。安提戈涅要违背国王“按律法与正义”所颁布的命令，去埋葬她的一个哥哥，但这样，她就会跟她这个哥哥一样成为城邦的叛徒。妹妹伊斯墨涅劝她：“你这样大胆吗，在克瑞昂颁布禁令之后?”安提戈涅回答：“他没有权力阻止我同我的亲人接近。”妹妹再次提醒姐姐这样做的可怕后果，而后说：“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姐姐说：“(那)你就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吧。”伊斯墨涅说：“我并不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只是没有力量和城邦对抗。”安提戈涅说：“你可以这样推托……(但)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让我和我的鲁莽为担当这件可怕的事而受苦吧，我不会遭受比卑贱的死更可怕的事情了。”最后，妹妹伊斯墨涅对姐姐安提戈涅说：“如果你想去(做)的话就去(做)吧，你可以相信，你这一去虽是鲁莽，你的亲人却认为你是可爱的。”
一边是亲情，是神所珍视的东西，一边是人定的律法与正义，是成为叛徒的可怕后果，你怎样取舍?这样的疑难古今中外多有发生。
安提戈涅立场坚定，安提戈涅芳名千古。国王克瑞昂的立场也很坚定，并具正义之名。可伊斯墨涅怎么办?毫无疑问，她将遭受最可怕的事情——卑贱地死，并且卑贱地生。因为她既不像克瑞昂那样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又没有力量像安提戈涅那样与城邦对抗，因而她要么是背叛城邦，要么是藐视诸神。我常想，如果伊斯墨涅仰天祈祷，她(以及老好人)会祈祷什么? 咳，我自己就这样祈祷过呀——当我发现某史很可能为人间增加一个叛徒之时，我曾屡屡祈祷：让人人都对人人怀有爱意吧，让人人——包括那个克瑞昂——都能够珍视神所珍视的东西吧! 那样，就既没有安提戈涅式的危险，也没有伊斯墨涅式的疑难了。
“《安提戈涅》是一部悲剧，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和凡人的律法之间产生的冲突。使这部戏成为悲剧的正是安提戈涅本人……真正的悲剧在于他的感受力。”(《希腊精神》)是呀，感受力!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没有，不被发现的冲突则不能进入灵魂的考问，而只有这样的感受力使悲剧诞生，使灵魂成长。
这样看，伊斯墨涅就更是悲剧。“黑格尔说，悲剧唯一的主题是精神斗争，而且斗争中的两种精神都引起我们的同情。”(《希腊精神》)伊斯墨涅的处境更加引发我们的这种同情，更能唤醒我们的感受力；或者说，伊斯墨涅才是这部戏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她一生都将处在被撕裂的感受中。
看了这个文章，我的心绪又回到1967年文革后期。 打那个时候起，这个“招不招”的道德困境就穿入我们的生存实践，并必将纠缠一生。这年，史铁生拿到了清华附中初64级的毕业证书。这是铁生一生中唯一的正规教育证书。
人，活在当下，其实是活在未来，换句话说，活在对未来的期望中。
16岁的史铁生，青春在手，未来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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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简介
史铁生（日－日），中国当代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
史铁生年轻时就双腿瘫痪，后又患上尿毒症，需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是“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日生于北京。父亲史耀琛，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曾去东北，母亲在北京林学院工作。铁生从小跟奶奶生活。
1964年毕业于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日18岁时上山下乡运动展开，自愿到陕北延安农村插队。
1969年4月因腰腿病返京治病，6月回村，生产队照顾他，让他担任饲养员，放牛喂牛。
1971年9月，史铁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
日住友谊医院，一年有半，治疗结束之时即轮椅生涯开始之日。
1974年23岁时到某街道工厂做工，1981年因患肾病回家疗养。后从事写作。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成名作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1998年被确诊为尿毒症，需隔日透析以维持生命，其经费主要由中国作协和北京市负担。
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
2009年荣获首届残疾人“绽放文学艺术成就奖”。
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根据他的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31日凌晨6时许，其肝脏已移植给天津的一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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