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少次想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但不是为这段经历感到愧悔，便是为觉察到自己要隐瞒这段经历中的某些事情而感到羞耻，终于搁笔。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阳光穿窗而入，斜晖在东墙上涂满灿烂，的金黄。停留在山水轴上的蛾子蓦地飞起来，无声地在屋里旋转。太阳即将走完自己的路，但她明日还会升起，依旧沿着那条亘石不变的途径周而复始；蛾子却也许等不到明天便会死亡，变成一撮尘埃。世上万千生物活过又死去，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但都追求着可笑的长生或永恒。而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获得了永恒，哪怕它只在世上存在过一秒钟。那一秒钟里便有永恒。我并不想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永恒。永恒，已经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了。
永虹是什么？那其实是感觉，是生命的波动。
稍纵即逝的、把握不住的感觉，无可名状的、不能用任何概念去表达的感觉，在时间的流程中，终于会沉淀下来，凝成一个化不开的内核，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心底。而人却无法去解释它，因为人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就有了永恒的意义；永恒，是寓在瞬息中的。我知道，我一刹那间的感觉之中，压缩了人类亘石以来的经验。
太阳即将沉落，黑夜即将来临。即将来临的还有那个梦。那个梦也许是那个内核的外形。
……芦苇在路边沙沙作响。路边的排水沟里潺潺地流淌着清水，一碧到底，如山泉，如小溪。两三寸长的小鲫鱼一群群地聚在沟边绿茸茸的水草底下，时不时露出它们黑色的小脊背，或如点点光斑那样闪现出它们银色的小肚皮。四处是黄色的阳光，空间既广裹又沉寂。温顺的土路上印着深深的车辙，象两条凹下去的铁轨。我在路当中走着，脚步既滞重又轻盈。一会儿，脚下的浮土缓缓地腾空而起，象清晨的雾气，使一切都变得迷蒙而柔软。我仍然沿着车辙朝前走。感觉到我有奇异的视力，能透过浓密的黄尘看到我意识下面的东西。我似乎看到了一只猫：灰色的，夹着白色的条纹。它弓着背警惕地站在前面，前腿和后腿分别跨在车辙两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好象随时都想逃跑。
那是“我们”丢失的猫，我知道。
忽然，猫不见了，象影子一般消失了。
梦是一个无声的世界……
但我又看见了排水沟里游着四只鸭子。从它们的脖颈和撅起的尾巴上，我能断定其中有两只母鸭。它们和猫一样，也是灰色的，翅膀中杂着白色的羽毛。它们静悄悄地游着，沿排水沟溯流而上，似乎有意要把我引到感觉记忆的深处。
我不由自主地尾随在它们后面。但它们在一片芦苇茂密的水洼中，摆了摆屁股，兜了一个回子，却顺着洄流钻入了草丛。
我仍然在如雾似的黄尘中向前走。我吃力地拔着滞重的两腿，却又走得非常轻盈，如一只顶着风飞翔的鸟儿。
走过了水洼，鸭子又从芦苇丛里钻出来了。但那不是四只大鸭，而是四只小鸭。通体金色的绒毛，在黄色的尘雾中它们好似会渐渐地溶化，会渐渐地消失在空气之中。然而，它们确实在欢快地游着，一面游还一面歪着小脑袋傻乎乎地看着我。那向上弯曲的嘴角好象表现出一种嘲讽的笑容。
我忽然意识到，刚刚见到的四只大鸭就是“我们”原来丢失掉的鸭子。这四只小鸭正是它们雏期的模样。
时间在向回倒流。那么我会不会恢复到那个时期，即使是在梦中？
于是，我在时间中振竹向回游去，想去追寻那失去的影子……
可是，我的梦每次都到此中断，接下去便是一片混沌的迷离恍憾的感觉，是一种梦中之梦。但我又清醒地意识到，那一片混沦的、迷离恍惚的感觉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波动。生命的意义、永恒，都寓于那迷离恍惚之间了。
太阳重又升了起来，蛾子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不知是否还活着。这时，我想，我为什么不把那个梦用笔来补充、续接出来？真实地、坦率地、有条理地、清晰地记录下那失去的过去？没有什么可感到愧悔，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怎么能用观念中的道德来判断和评价生命的感觉？至于理智，亚里斯多德早就说过：“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蛾子死去了，谁也不会为它生命如此短促负责，那么，谁又有权利指责它飞旋的弧度和途径？”
也许我过去见到过她而没有留意。也许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总之，这一次，她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两个月前，我从大组被抽调出来，去管水稻田。在劳改队里，我是大组长，调到田管组，我仍然是田管组组长。调我出来的王队长，一个本地干部，农民出身的小老头，吸着自卷的喇叭筒烟对我说：“调你出来当组长，是领导对你的信任。熊！那十二个人可难管！人人都能干，人人都一身毛病。你婊子儿要能把那十二个家伙管好，出去就能当管千儿八百人的厂长了。”
当时，他蹲在高高的斗渠①堤坝上，我刚从灌满一农渠水的渠口中上来，光着脚站在他面前。他似乎还想说什么，然而终于没有说，只是一门心思地吸烟。布满皱褶的干瘦的小脸上，显出一副沉思的神情。我当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知道这是任何一个劳改干部在单独对某一个劳改犯人布置特殊任务时，都必须显露的神情。沉思的神情表示着严肃，而严肃又表示了他与你之间那不可逾越的界线。这种神情还表示了他的布置是慎重的、是经过反复掂量的，甚至是翻着你的档案材料由更高一层的集体讨论所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文化程度不高的、不善于言辞的干部，常常用沉默来引起你对他只言片语的重视。默默无言，倒会使你意识到：从此，由于这种“信任”，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并且，又由于这不仅仅是对你的一般性改造，而是加倍的改造，所以常常能使你获得立功受奖以至提前释放的机会。因而，这又往往是你一生命运的关键。
①引黄灌区的灌溉系统一般分总干渠，干渠、支渠或斗渠、农渠，配在一起组成灌溉网络。支渠或斗渠是农场中最主要的灌溉渠道。书中说的大渠指干渠，斗渠指农场中最大的渠。
他装模作样的沉默中藏有他所能表示的善意，我理解。
他蹲在渠坝上面吸烟，我站在渠坝下面交替地倒着脚，用脚底板搓着光光的脚背。水稻刚播下地的时候，蚊子还没有出世，但成群的“小咬”集结成团，一拥而上，会叮得人心烦急躁。这种比一粒沙子还微小的飞虫，能钻到人的耳朵里、眼皮里、脖颈里、腋窝里、头发根里、裤裆里……简直是无孔不入。让它叮了一下，皮肤上即刻就会肿起一个比它大几百倍的疱。我一面搓着脚，一面挥着臂，手舞足蹈地仰面看着他。
然而他还不说话。他穿着线袜，戴着帽子，手里又拿着烟，他有一整套防备“小咬”的设施，因此他并不着急走。大队已经走得很远了。高高的斗渠坝的尽头，就是那渠水拐弯的地方，几株粗大的柳树下面，金色的夕阳映照着他们黑色的囚服。他们列着队，扛着锹，甩着手臂。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颇觉得他们精神抖擞得可爱。在渠水拐弯的那里，正经过有姑娘熄妇的村庄。当然，对他们的亲切感，主要还是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属于劳改队的，而不是属于其他什么地方。况且，那边还隐隐约约传来如此熟悉的歌声，合着渠水潺潺的节拍在刚播下种的田野上荡漾：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尽管我被“小咬”叮着，也不由得展开一丝调皮的、会意的微笑。这是我们犯人自编的“劳改队队歌”的最后两句。“劳改队队歌”以诙谐的西北俚语叙述了劳改犯人一天的生活，用轻松滑稽的“宁夏道情”的调子谱成曲，主施律表现出了铁丝网里的乐观。“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用本地口音唱出来，极象正在推广的普通话“倒灶，倒灶，倒那么个灶。”而“晚上回来一大瓢”，那是多么喷香诱人的一大瓢啊！葱花撒得很多，大米面条是稠稠的。“呱叽”、“呱叽”、“呱叽”……炊事员不停地奋力挥动着粗壮的手臂，俯在热气腾腾的大桶上，以机械式的速度和准确，用海碗那么大的短柄铁瓢，一大瓢一大瓢地把“米面调和”打到劳改犯人的饭盒里。这“米面调和”里还洒有炊事员的汗珠，因而那机械式的音响——“呱叽呱叽”和机械式的动作，都实实在在地洋溢着人情味。
我想赶快回到那行列中去，赶快回到号子里去，赶快去享受那“一大瓢”。那号子里的一片“唏溜唏溜”的吃饭声，是多么美妙啊！
但是，王队长不发话，我便不能走。这是劳改队里的规矩。我是熟知全套规矩的，因为我已经劳改了两次了。正因为我劳改了两次，是“二进宫”，正因为我熟知全套规矩，所以我才能荣幸地一被押进劳改队即当上管四个组，六十四个犯人的大组长。今非昔比，这次劳改比上次劳改可风光多了。劳改队里奉守的是完全不同于外部世界的那一套观念和价值标准。这说来奇怪但又不奇怪。在外面，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是被歧视的，不能重用的，道德败坏的人倒常常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看待，认为是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是“小节”，被列为团结和教育的对象。在劳改队，政治犯却几乎都能得到劳改干部的信任，虽然这种信任只表现在极为窄狭的方面，但毕竟与他们对刑事犯的态度不同。并且，劳改队里都能够做到“人尽其才”，谁能干什么，就把谁安排在能发挥他专长的地方。劳改队本身就是个独立王国。农、工、商百业俱全，包容了所有不同的劳动部类。有一个在外面成天打扫厕所的医生，进了劳改队倒当上了内科主治大夫。啊，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劳改队是天堂！
尽管我这个劳改犯并不是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不停地手舞足蹈，不停地扭动身子，不停地抓耳搔腮，不停地摇头晃脑，但劳改队长并不怪罪，仍是沉思地吸着那支粗大面硕长的卷烟。我不走开，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为他还会给我透出什么外面的信息。和我曾经认识的谢队长相似，这个干瘦的劳改干部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爱说爱笑的好人。从小和高原上的黄土打交道的人，心地很自然地和黄土一样单纯；传统的手工农业劳动，使他们的头脑总保持着传统的观念，当猛地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他们根本难以理解。譬如，当我们这些劳改犯人在田里一边干活，一边唱那“劳改队队歌”或是说些猥亵得露骨的笑话时，在这大唱“语录歌”的年代，他蹲在田埂上只是听着，并不呵斥我们，而且摘下帽子，拍着推得光光的脑袋，裂开嘴笑着叹息：“哎呀，你们这些婊子儿！唉，你们这些婊子儿！……”发出他由衷的赞赏。他听到越南军民又打下了若干架美国飞机，也是用“这些婊子儿”来赞扬越南军民的。我们还注意到，他抚弄他的孙子——有一次，他竟把他三岁的孙子抱到劳改犯人干活的田里来，也用的是“婊子儿”！所以，每当劳改犯人听到他用“婊子儿”来称呼自己，都会感到一种家庭式的温暖。
去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个月份，我们劳改大队在水稻田里薅草。王队长随公安干警去城里集体参观了本省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回场后，没有进家，就扣着他那象张烙饼似的单布帽，撒开大步，急急忙忙跑到田里来。他站在田埂上用眼睛搜寻着，看见了我，于是几步跨过两条沟渠，兴奋地朝我喊：
“哎呀！章永璘，你这婊子儿！你在五七年做的那个啥诗，用核桃大的字写着，挂在展览馆里哩！”他边说边用手比划：一个核桃是多大。他褐色的粗糙的拇指和食指箍成一个圆圈。那个圆圈刚劲有力，没有一点计的高雅悠远的意境，却又形象地把诗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物质力量。“哎呀，你这婊子儿！哎呀，你这婊子儿！字好大好大咧！你他妈真能写……”
这时，人们的理解是：文字的意义是和文字的大小成正比的，已经开始把任何一句“毛主席语录”在任何文章里都用大一号的黑体字印刷了。这样，他就认为我一九五七年写的那首诗一定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不然，为什么要用“核桃大”的字来写？尽管那是一份“罪证”，是供批判用的，可是在他心目中却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听了他的大喊大叫，别的劳改犯人都对我侧目而视，目光里含着隐隐的惊诧和尊敬。我没有动声色，仍弯着腰低头薅草，而心里不禁又感到悲哀，又觉得自豪。整整九年过去了，可是外面的人还揪住我不放，还要把我的诗拿出来“示众”。但另一方面，这不也说明了我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人物了么？历史人物实际上是群众造成的，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功过的大小，只要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忘不了他，他便会不由自主地取得一定的历史地位。而历史人物的命运却是由历史支配的，也不由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直起腰，把手中的杂草缚成捆，抛到田埂上。我看到远方的群山，沉默而庄严。我弯下腰，拨开稻苗寻找杂草，混浊的泥水表面上闪着粼粼的光斑，碟蝶而多变。啊！这两幅画面便是历史：既稳定又不稳定；做为人，就既要以不变应万变，又要力求多变以适应历史！
当我再次直起腰，把另一捆杂草抛到田边，我突然觉得我高大了，似乎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我环顾周围弯着腰薅草的犯人们，就象耶稣在各各他①的十字架上看着他左右两边两个强盗，还自认为“我是神的儿子”一样，涌起了一阵由精神上的优越感而产生的怜悯。
①各各他：又称骷髅地，耶稣殉难的地方。
感谢他给我传来的信息！人在困境和屈辱中需要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来支持自己。
果然，历史的变化快速得令人吃惊。秋天，割完了水稻，劳改犯人开始把一捆捆割下的稻子背运到路边，再由大车拉到谷场上。被刘光的田野，在密密麻麻的黄色的稻茬下面，潮湿的褐色的原始土地裸露了出来。从高高的斗渠坝上望去，大地蒸发出冉冉的水汽；由纵横的沟、渠、田埂切割成象棋盘格似的稻田里，来往奔忙着无数象蚂蚁一般的穿黑色囚衣的劳改犯人。我们把一捆捆沉甸甸的、用草要子捆绑好的稻子提到田边，在铺在田埂上的长绳上码好，然后用背绳结勒紧，坐下来，将两肩用力地挤进交叉成人字形的背绳里去，再使劲向前一拱腰。一摞稻子就紧贴着背背了起来。我这个大组长当然要起带头作用，通常，我都比别人背的多。在这里，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历史清白不清白之分，“劳改”，是我们固定的职业，于是，只有劳动好，会劳动，才能取得特殊的待遇。我劳动好，会劳动，我便能管理别人，斥责别人。我便能获得“信任”成为一个自由犯，我便能回号子以后不但有那“一大瓢”，而且“一大瓢”之外还会给我加“一大瓢”。劳动创造了人，因而人的原始本性天生地倾向于体力劳动；紧张的体力劳动会激发起已被文明淹没了的、早已经变为人的潜在意识的本性，突然使人又倒退回若干万年，感受到一种自身正在发展，自身正在变化，自身的品质正在丰富的心理上的快感。
回到若干万年以前去再现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去享受满足与愉快吧！
从我和海喜喜比试体力劳动以后，从我被马缨花喂养成一个有正常体力的劳动者以后，五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地在劳动中享受过这种返祖的满足与愉快。
我只要一投入劳动，锹一拿到我的手，麻袋一沾上我的肩，稻捆一贴在我的背，我就会入迷，就会发疯，如同《红菱艳》中那位可爱的女主人公一穿上那双魔鞋就会不停地跳啊，跳啊，直跳到死一样。
我背起稻子来，常有一种贪婪的、总是试图测量自己究竟能承受多大压力的心理。没有什么再比背上的重量更能证明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个哲学的根本命题了。一捆稻子有牛腰那么粗，一般劳改犯人只背两捆到三捆。但是我背五捆还不够，要背六捆；六捆还不够，要背七捆……经过王队长身边，王队长会发出他这样的赞叹：“哎呀，你这婊子儿，比驴还能驮！”
且把柔弱的自怜自爱收拾起来，
打点出另一副精神跟命运拼搏！
因为我背得多，便经常得到王队长的帮助。当我勒好稻捆，坐在地上，塞进肩膀，准备弯腰拱背的时候，王队长就主动跑来替我在后面往上皗。有这一臂之力和无这一臂之力大不一样。在弯腰拱背的一刹那，正如举重运动员在抓举沉重的杠铃时的那一刹那，只要两腿能站立起来，多重的东西压在背上都能迈步。
“别努着了，别努着了！”他说，“一努着，吐了血，那可是一辈子的事。”
有一天，我把两肩在背绳里塞妥，他又跑过来，但却不皗我，趴在我捆好的稻子上，叹了口气说：
“唉！你这婊子儿，还是呆在劳改队好。”我听见他在我背后咂着嘴。“你当是咋着？前天我进城，一看，省委书记跟省主席都让人拉着去游街罗！戴着老高老高的纸帽子，手里还敲着破脸盆：‘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你当是咋着？上次我们参观的那个啥‘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红卫兵说是走资派为了掩盖自己罪行耍的花招，说是咱们省根本就没有搞过‘文化大革命’，现时要把省委书记跟省主席和地富反坏右一道，都重新过一遍箩。怪不得，在大街上，省委书记后面，排着一长串你们这号人，男男女女，数也数不清，都戴着纸糊的帽子；还有推了半拉头的；还有画了花脸的……唉，你这婊子儿，把你送到劳改队是你的造化！要不，现时你在外边，还不跟那些人一样，让人往死里整呀！”
稗子的毛穗穗擦着我的脸，怪痒痒的。他嘴里老烟叶的气味呛鼻，在想抽口烟而没工夫抽的时候，这股气味却也能过瘾。听到他告诉我的消息，我忽然感到通体舒坦：历史就照这样的速度变化下去，整个国家和个人命运转折的契机还会远吗？
于是，我更犯了傻劲，七捆还不够，我要背八捆！王队长吃了一惊：“你这婊子儿，不要命了是咋着？你还要呆两年才出得去哩，活儿有的是你干的。”
“没关系，你来吧！”我返过身，解开背绳，又加上一捆。被压在底层的鬼魂，即使头上十七层地狱的重量没有减轻，但只要上面来回晃荡几下，也会觉得轻松。更何况我有这样好的“造化”：在当今世界，谁能想到“公安六条”上明文规定“不准冲击”的劳改队，恰恰是世外的桃源呢？
……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透露什么消息给我，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默默抽烟。我很失望，也被“小咬”叮得难受。拖拉机牵引的二十四行播种机停在路边，被阳光烤的了一天，散发出一股机油味，这种机油味和泥土的气味很不调和，仿佛古朴的土地从来就拒绝钢铁制造的现代化工具，并排斥它的一切味道，因而这股刺鼻的机油味特别难闻。我终于忍不住了，问他：
“王队长，还有事吗？”
“嗯，”他掉过头，好象才发觉我还站在他蹲着的渠坝下面。“没有了。”他说着，向前探出身子，把他还剩下半截的自卷烟递给我。“你回吧。”
“你回吧”，是叫我回劳改队的号子里去，而不是回到别的什么地方。这点我知道。我捏着他的自卷烟，掐掉他衔湿的尾巴。但我一掐，整支烟卷都散了。妈的，他卷烟的技术还不如我。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我自己有纸烟。劳改队每月发几个零花钱，也有烟卖，和一九六○年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掏出从医务所旁边的垃圾堆上拾来的一个铝制针盒，把他的烟叶仔细地倒进去，又从这个颇象银质烟盒的针盒里取出一支完整的香烟，点着了火：“回！”
他长长的沉默所透给我的信息，我以为比他跟我说了什么还要多，外面的混乱，历史的急遽变化，大概连他也说不明白了。他不说，证明乱得他没法儿说了；他不说，证明变化得他目瞪口呆了。这没什么，我可以想象。劳改犯人个个是黑格尔主义者；能从“无”生出“有”来，世界上根本没有空无一物的空间和时间，在那看起来是空白的地方，实际上充满着最活跃的希望。

水稻的田间管理，最辛苦的是从下种灌水到稻苗在水面挺立起来的四十天中。这四十天叫做“保苗期”。“保苗期”过后，十三个人全都轻松了。我们每个人管的二百多亩稻田的苗完全出齐；三千多亩水田一片碧绿。但是劳改队并不把我们中的一些人抽调回去。熟悉手工农业劳动的王队长知道，后期田管人员的清闲，正是对前期四十天中没日没夜的辛劳的补偿。何况，这时外面正源源不断地往劳改队里送人，简直使劳改队应接不暇。“文化大革命”创造了破世界纪录的犯罪率，劳改当局天天要为成批送来的罪犯的食宿问题发愁，又何必急于把我们田管人员调回到号子去呢？

回去挑饭的塌鼻子说，他在菜地碰见一个刚押来的犯人，告诉他，“外面墙上贴的法院判决布告，把街面都遮严了！”
我的天！幸亏早进来了，不然这时候也得被抓进来，早进来能早出去！我们十三个人都非常高兴，以为这是命运对我们的恩典。
“保苗期”以后，整个黄土高原陡然涂上了一层嫩绿的色棚。到处都是绿的：绿的山、绿的水、绿的田野，连空间也好象畅流着某种馨香醉人的野生汁液，鹤鸟不顾“严禁入内”的木牌，不顾带刺的铁丝网翩翩飞来，在绿色的水面上展开它们银灰色的翅膀。长脚鹭鸯在水田里漫步，那副沉思默想的模样，倒很象我们的王队长。野鸭在排水沟边丛生的芦苇中筑起了自己的巢，辛苦地经营着它们的小家庭。灿烂的阳光映照着水禽翻飞的花翎，辽阔的田野上回荡着它们欢快的鸣叫。野风在稻苗上翻滚，稻苗静静地吮吸着土地的营养。大自然充实得什么都不需要了，而人却渴望着爱情。
王队长经常到稻田区来，独自一人背着手，在田埂上转来转去，检查我们的工作。他松松垮垮地披着一件军绿色制服，一颠一颠地，忽搧忽搧地，和一个按着弹簧的玩具一样。苗出齐了以后，我们不怕他检查，也不跟在他屁股后面。我们照常干我们的活，抓我们的鱼，捉我们的野鸭，或是躺在柳荫下补那件永远补不好的囚衣。直到有一次他满田看完了，走到我跟前吩咐我：“告诉那些婊子儿，都拾掇一下：进水口、排水口打结实，田埂细的地方加一加。大队这一两天要来薅草了。”
第三天早晨，我们吃完值日员回去挑来的饭，洗涮着饭盆，一个出去倒水的田管组员兴奋地跑进土坯房里来，喊了一声：
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连我在内。大队里并没有我的亲人，没有我的朋友，但那群穿黑色囚衣的团体仿佛对我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调到田管组之前，我每日每夜都生活在那里，刻板的规章制度养成了这群人有共同的习惯，共同的生活规律，以及只有我们之间才能懂得的俚语。我也莫名其妙地放下碗筷，和大家一起跑出门外。
清晨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消散。太阳刚出来，橙黄色的阳光只能照到柳树和白杨树最高的枝梢；黑夜还残留在地面。从我们站的土后上向斗渠坝北边望去，一片象幽灵似的灰色的人影很快地向我们这边移动过来。随后，他们渐渐地走近了。灰色转为黑色，他们的面目也清晰起来。一张张严肃的、轻佻的、克己的、放荡的、开朗的、阴沉的、善良的、邪恶的、英俊的、丑陋的面孔，随着杂沓的脚步声，从渠坝上闪过，使人们惊奇的是什么法术居然能把各式各样绝对不同的人都搜罗到这里来，同时把所有的面孔都打上一个印记——“劳改纹”。不能说他们的脸色不好，因为在农忙的时候伙食不错。但是每张脸都带着苦行僧的萧索和老讼师的多疑。尤其是鼻翼两边的法令纹和嘴角的皱褶连在一起，构成相术上说的一个大忌，所谓“腾蛇纹入口”。这条痛苦的、在普通公民脸上找不到的“劳改纹”，不仅揭示了他现在的境遇，还注定了他一辈子也摆脱不了阴暗的心理。
田管组员们肃穆地站在土丘上，没有嘲笑，没有优越感，个个神色黯然地瞧着走过去的队伍。不是在队伍里，而是在队伍外，我们才感到压抑，感到自己命运的凄惨。这是怎么搞的？我们不是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出屋来看“大队”的么？是的。但是我们却体会不到庄子上的老乡来看劳改犯的心情。他们在旁边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在旁边看到的却是我们自己。而这个黑色的团体还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它一旦吞噬了你，你就会完全融于其中，失去你自己。
要想看清自己的面目必须和镜子拉开一定距离。
土丘上有人向渠坝上扔去一支点燃的烟卷。警卫人员向我们瞥了一眼，并没有干涉。渠坝上走着的一个劳改犯急忙拣起来，对着嘴贪婪地呼呼吸了两口，又象接力棒似的传给其他人。虽然都发给我们零花钱，但大队的人买东西没有自由犯方便。
随后，田管人员又纷纷把昨天没吃完的西红柿黄瓜扔到渠上。扔的人和接的人都兴高采烈地，象美国橄榄球队的队员。逐渐消散的晨雾中荡漾着一片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有人以为劳改犯人一天到晚垂头丧气。不！那样子怎么能熬过漫长的刑期？总得找点什么事来乐一下。队伍有点乱起来。而警卫人员只是喊：“快点！快跟上！”对笑着的人，他们怎么能用枪托去捣？或许，他们也怀疑这些人是真正有罪的吧。
多么象一个部队的战友啊，我想。但这支部队的敌人是谁？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出。尽管这些人早被判定为“阶级敌人”。
队伍过完了。渠坝上的轻尘缓缓落下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小组已经到了田边，在王队长的催促下准备脱鞋下田。田管组员扔完了黄瓜西红柿，似乎尚未尽兴，脸上还挂着顽皮的笑容。本来应该哭的，然而却是笑，这究竟是人性的弱点还是人性的坚强？忽然，一个田管组员又指着北边。回头高兴地喊道：
把牛喂得撑死的犯人伸长脖子看了看，狡黠地笑着说：
但是，在远处，你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女人。把牛喂得撑死的犯人大概是凭嗅觉闻出来的吧。她们的囚衣也是黑色的，头发一律剪得很短。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刚被押进劳改队的时候，在谷场上劳动，远远地我还能分得清男女，因为那时候还允许女犯扎辫子。一九六六年以后，外面的“破四旧”风也突然刮进了劳改队，一夜之间，不管老少，女犯的辫子全部刮得精光。菜地有个女自由犯，是个六十多岁的跳大神的神婆，也被剪去了只剩几根白发的发髻，判她七年她没有怨言，还感谢政府给她的恩典：“出去我要给毛主席老人家烧香哩！”但剪她发髻的时候却号啕大哭，声嘶力竭地喊：“造孽啊！造孽啊！革命革到我的焦毛毛子上来罗！”还用跳大神时哼的调子唱着一种稀奇古怪的歌，谁也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一个月后她死了。是我这个大组长带着四个男犯去给她入殓的。那天，我们跟在面孔阴沉的王队长后面跨进女犯的号子，在一群索索发抖的女犯面前抬起了这个神婆。那四个男犯没有抬稳，门板一摇一晃，盖在她脸上的一张报纸忽搧忽搧地飘落在泥地上。我看见她干瘪的失神的眼睛朝着天怒目而视。我用食指和中指去摩掌她的眼睑，但想不到这个已经变成一根枯朽的木柴棍的神婆子，眼皮居然还保持着弹性。我把她眼睑摩掌下来，它又象蜗牛的软体一样慢慢地收缩进去：“你干啥？为啥叫我闭着眼睛？我就要睁得大大的！”在死人旁边，严酷的死亡，人人都猜不透的永恒的谜，抑制了我的好奇，我没有敢斜眼去看女犯和女犯的号子，虽说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参观的机会。只是在神婆子又睁开眼睛时听见一群女人的惊叫和女人的抽泣，还有几下叮叮咣咣的金属磕碰声，不知是哪个女犯吓得打翻了饭盆。
我们就这样把一个半睁着眼的老太婆放进了白杨木钉的“脆儿皮”里。“脆儿皮”，这是劳改犯人的俚语，要比文人所创造的“薄板棺材”形象得多了。不过，这个神婆子还算幸运，一九六○年死的犯人连“脆儿皮”也没有，只是一张芦苇编的炕席。那时，我就差点被炕席卷了出去。
女犯和男犯是绝对隔离的。隔离得我们这些男犯几乎忘了旁边还有女犯的存在。然而，毕竟农场是一个农场，劳动是一种劳动，道路是一种道路，她们确确实实就在我们身边，有的年轻的刑事犯，凭着公狗般的鼻子，能嗅出来女犯今天在哪里干活，经过了哪条道路，甚至今天她们女队发生了什么事。掉在土路上的一根橡皮筋，这是女犯们用来当作银镯子戴在手腕上的，是被剥夺了一切人间享乐的女犯的装饰品，于是成了劳改队女性的标记。这根橡皮筋就能引起男犯的遐想，编造出一个故事，还有，小号的劳改鞋，几乎象儿童般的瘦小的足迹，那压在泥土上的浅浅的小脚印，以及仍在草丛里的馒头渣和土豆皮（女犯们一般都比男犯饭量小），都会象花园里幽雅的林间小径，成为一条通往两性结合的道路。当然，这种结合只能是在精神上的，就和暗夜中的梦一样，除非双方都是自由犯，那永远也不会变成现实。
晚上点名以后回到号子，大伙儿还没入睡的时候，老劳改犯煨在火炉旁会给新来的人说许多黑色囚衣下的风流韵事。老劳改犯人是劳改队里的荷马，农场的历史就是靠他们的嘴流传下来的。据他们说，女人在劳改队里比男人难熬，她们脆弱的神经忍受不了孤独，她们总要寻求爱抚、支持和保护。有的女犯隔着铁窗向警卫人员调情：“班长，你的小老鼠要咂水水子嘛？”只要有机会——而机会总是要人去寻找的，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直径5毫米的铁丝也拦不住她们的冲动，她们中有的人会猛地扑进男自由犯的怀抱。
晨雾已经完全消散。橙黄色的阳光下移到渠坝上，尘土上杂乱的足迹仿佛是无数奇异的花纹。这真是一条荒唐而充满苦难的道路。有雾的天气是不会有风的，柳树低垂着一动不动；渠边的芦苇和冰草傲然地戳向天空，似乎对这些女犯不屑一顾。女犯们踏着轻捷的步子走过我们的小丘，以挑战的姿态接受我们的检阅。是的，她们的脚步还算是轻捷的，还可看出有的女犯故意忸怩作态，因为下大田的女犯全是年轻人。
但是，如果不看她们的步态，如果她们也象芦苇和冰草那样傲然不动，谁能够相信她们是女人？《复活》里描绘踏上去西伯利亚的弗拉基米尔大道的玛丝洛娃，仿佛穿的还是裙子；我记不清那是白色的还是灰色的，总之是裙子，头上还扎着头巾。而这里的女犯们穿的却是和男犯式样完全相同的黑色囚服。宽大的、象布袋一样的上衣和裤子，一古脑儿地掩盖了她们女性的特征。她们成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动物，于是比男犯还要丑陋，她们是什么？她们是女人吗？“女人”只不过是习惯加在她们身上的一个概念。她们没有腰、没有胸脯、没有臀部；一张张黑红的、臃肿的面孔上虽然没有“劳改纹”，但表现出一种雌兽般的粗野。很多女犯边走边嗑还没有成熟的葵花籽，用死鱼似的白斜眼睨我们，似乎还很洋洋自得，又仿佛这就是她们卖弄风情的一种方式。葵花籽皮沾在嘴的四周，象吐出的一圈白沫。我的胃突然痉挛起来，泛上一股酸水。我掉过脸去。我不能再看。她们会败坏我对女性的向往，对女人的兴趣，甚至败坏掉我对生活的希望。如果想到我曾经爱过的女人，我曾经欣赏过的女性的艺术形象被抓到这里来也会成为这副模样，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值得留恋？
我背对着渠坝咳嗽起来。
我的天！我的母亲！……

大片的水稻田，在没有一丝云彩遮掩的烈日下蒸腾着燠热的暑气。今天是个好天。肥大的、中间有一条白茎的稗子的叶片，挺拔的、油光水滑的三棱草的叶片，尖利的、边缘象刀锋一般的芦苇的叶片，千千万万、无数的叶片一齐欢欣地伸向湛蓝湛蓝的天空。从这里到山脚下，大地葱宠苍翠，强烈的绿光很快就会使人的眼睛疲倦。

而那纤细的、蒙着一层绒毛的稻苗的叶片却藏在稗草、三棱草、芦苇草的底下，你就用疲倦的眼睛去辨别吧。我们管的这三千多亩稻田在很早以前是一片沼泽，滋生着杂草和蚊蚋，原是大雁和野鸭的世界。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年复一年，劳改犯们把这片沼泽填平了。但是这种低洼盐碱地只能种水稻，而且水永远排不出去。斩草没有除根，荒滩虽然变成了熟地，各种各样水生植物，却因为给田地所施的肥料长得更旺、更茂密了。靠人的手一根一根地拔，别想拔干净！
但是，只能用人的手来拔。
这没什么，劳改队有的是人手。
拔呀，拔呀！在一窝窝乱草里把稻苗解放出来。有的地方，草拔光了以后，光剩下一片泥浆，一棵稻苗也看不见。
“要把三棱子的核核子抠出来！”
“要把芦苇子的根拽出来！”
王队长戴着大草帽，来回地在田埂上喊。
怎么能把芦苇草的根拽出来？它在地底下盘结交错，好象整个沼泽地的芦苇都是从一条巨蟒似的根上生出来的。怎么能把三棱草的块根抠出来？这种块根药名叫香附子，深深地埋在黑滓泥里面。况且，每个劳改犯的薅草定额是五分地，在这样茂盛的草丛里，你撅着屁股拔一分地试试看！
劳改犯们悄悄地把没有拔出根的草揉成一团，踏在泥水下面。扔到田埂上，队长看见可是要骂的。如果不把芦苇的根拽出来，只从半截上拔断，芦苇中空的根一灌进水，就会一面冒泡一面发出沉闷的噗噗声，象是告发那个劳改犯一般。
“我当是谁没拔出芦苇根哩，原来是我放了个屁。”没拔出芦苇根的犯人狡黠地笑着。
“好响的屁！可是没有臭味，倒有股生草子气，别是驴放的屁吧！”旁边的犯人拿他打趣。于是，一块田里就嘻嘻地发出了笑声。
是的，是得找点什么事来乐一下，不然这日子怎么过？有人捏着细嗓子唱起来：
正午，炽光更加强烈，浓重的绿色沉重地压在地面上。野鸭、青蛙、癞蛤蟆都懒得叫唤，空气仿佛也凝结成了胶质状态。偶尔，一股热风从山口扑向这里，裹着山那边沙漠上的焦灼之气，芦苇叶沙沙地响起金属般的磨擦声，混浊的泥水热得烫脚。劳改犯们没精神说话了，只顾埋着头薅草。要为那一天五分地的定额而奋斗。渠坝上不是竖着横幅标语吗：“改恶从善，前途光明”。我扛着铁锹，在我管的田区走来走去。从前面看，稻田里是一团团被太阳炙烤得干枯焦黄的头发，这里那里闪烁着污浊的汗珠，蒸发出一股比腐殖质还浓烈的气味。从后面看，水面上撅着一个个屁股。屁股上补满补丁，补丁上沾满黄色的烂泥。
上面，是湛蓝湛蓝的天；下面，是墨绿墨绿的地。透明，深邃，美丽。可是，中间有一片被挤扁了的黑色的人群。
蓦地，水田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原来是拉“口粮”的车辆在高高的斗渠坝上出现了。
四套牲口拉着几笸箩饭走在前面，一头毛驴拉着一大箱水跟在后面，在柳荫下踽踽而行。妈的！瞧它们那不紧不忙的德行！你们吃饱了是咋的？！是啥菜？好象闻着了白菜熬萝卜的香气。但愿中午领的馍馍大一点：“祖宗有灵！”吃这份口粮可不容易！不过总算顿顿都有饭吃。
王队长吹响了哨子。犯人们如同暴动了似的，纷纷向停在斗渠上的饭车跑去。
赶快跑！前头领的馍馍大，后来领的馍都在笸箩下面，不是掉了渣就是压扁的！
吃饭，对犯人来说，就象教徒的祈祷，那必定要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的。谁要是在吃饭的时候打扰了犯人，犯人就会象叼着兔子的狼一样，龇出牙，胸腔里发出愤怒的呼呼声，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斜睨着谁。王队长知道，所以不论有多紧张的活，他都不催犯人快点往肚子里塞，他常说：“雷都不打吃饭人。”如果上午完成定额的情况好，他还会让犯人中午多休息一会儿。
今天刚开始薅草，一冬一春蹲在号子里和在旱田干活的犯人，头一天见了水格外地兴奋，所以上午薅草的进度挺快，王队长高兴了，吃完了饭他还让犯人在渠坝上躺着。尽管头上毫无遮掩，一个个被太阳烤得象油腻腻的麻花似的，但躺着总比干活舒坦。王队长一个人坐在一棵小树下，用芨芨草棍剔着牙，满意地乜斜着脚下的犯人，宛如牧人看着他喂饱了的羊群。
我们田管人员要趁犯人吃午饭的时候检查田埂和田口。犯人不珍惜自己的劳动，更不珍惜别人的劳动。稍不注意，有的犯人还故意把进水口、排水口扒开，或是把田埂踩烂。田管人员辛辛苦苦灌满的稻田不是水一下子排得精光，便是被新涌进来的渠水涨破田埂，你收拾去吧！你有的是时间。
大队里的犯人以为田里长这么多草全是田管人员的罪过。
完不成定额的犯人便把气撒在田管人员头上。拔过草的田里草和稻苗全乱糟糟的，就象被一群牛践踏过的一样……
我管的二百多亩稻田分成四档田，整整齐齐排列在两条笔直的农渠两边。一条农渠灌一百多亩地，农渠成九十度角地联结在斗渠上；一条宽阔的斗渠联结着几十条这样的农渠，稻田一边靠着农渠，另一边是深深的排水沟，由于地势低洼，排水沟里常年积存着清水，冬天则冻结成冰块，所以沟里的水其冷彻骨。排水沟两旁耸立着高大的芦苇。那是古老的沼泽地的遗孽。春天，这片稻田上最早生出来的就是芦苇，和箭一样的尖，和箭一样的直。它们靠着永不枯竭的排水沟提供营养，发疯似地往上长。等稻种播下地，稻田灌上水，它们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现在，芦苇茂密得透不进风去，如同一堵绿色的高墙。
我听见这堵绿色高墙的那边有女人的嬉笑声和吵闹声。是女犯们在我旁边那档田里薅草，她们不和男犯一起在斗渠上吃饭。她们的午饭由她们的值日抬到农渠上来单独吃。
管我旁边那档田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犯，在我们田管组就数他年纪大。王队长真会安排！况且他八年的刑期到年底就满了，他是不会闹出什么花样来的。
有个女犯粗喉咙大嗓子地唱起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声音嘶哑而干涩，象一团灰蒙蒙的浓雾翻过了绿色的屏障，不安地滚动着。但转瞬之间歌声又戛然而止，在我前方，在静悄悄的芦苇丛中，却清晰地传来泼刺泼刺的划水声，象野鸭子在水面上欢快地搧动翅膀。
是野鸭子！那种花翎扁嘴的水禽，常常是我们田管人员的美餐。劳改队的“口粮”虽然可以吃饱，但还是难得有肉吃。逮野鸭和抓鱼，成了我们田管人员的副业。在外面，盘中的野鸭都是用猎枪射下的或用网扣住的，而人一进了劳改队都会发挥出空前的聪明才智，我们光凭两只手就能抓住活生生的野鸭，这些傻家伙们把窝筑在高大茂密的芦苇丛里，进进出出当然不能象直升飞机那样直起直落，它们必须在排水沟边的稻田中辟出一条小径，先落在稻田里，然后顺着这条小径游到排水沟，再爬上岸，蹒跚地回家。出窝时也是这样。我们经常看见野鸭子在排水沟边探头探脑地向天上张望，俨然是一位出门的绅士在观察天气。我们只要事前看出哪块田里的草和稻苗被分开了一路缝隙，随着这条蜿蜒延伸的缝隙查到排水沟边，野鸭的足迹就清晰可辨了。黑夜，我们拿上劳改队发给的手电筒，沿着白天探明的踪迹，肯定能找到用麦草和干柴枝筑成的窝巢。一个窝里至少有两只大野鸭，还有蛋或鸭雏。野鸭在电筒的照射下，会使劲地伸长脖子，歪着脑袋，用一只眼睛呆呆地盯着光源，一动不动。傻乎乎的，如墨玉般亮晶晶的眼珠，闪耀着人类早已失去了的天真无邪和坦然不备。那是什么光？是太阳出来了吗？而趁它愣神的肖儿，我们用手一提它的长脖子，就轻轻松松地抓到了。有的夜晚，我们能抓到十几只。
于是，我悄悄地向泼刺泼刺响着的地方走去。
我赤着脚，用铁锹小心翼翼地拔开芦苇，一直躺到芦苇丛的深处。幸好，正午起了一阵风，芦苇丛象森林一般发出哗哗的喧嚣声；修长的苇叶在我四周，在我头顶摇曳，把投在清粼粼水面上的阳光拢成一片碎影。凉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踝。再往前去，水就深可没顶了，排水沟的坡度是非常陡的。
现在，泼刺泼刺的水声更清亮了。泼刺泼刺之后，是淅淅沥沥的细流声，宛如水滴和野草之间在悄悄地细语，这不象是野鸭弄出的声音。
我好奇地拨开芦苇秆，向排水沟对面偷看。我猛地一惊：我看到了一个人！
她也不敢到排水沟中间去，两脚踩着岸边的一团水草，挥动着滚圆的胳臂，用窝成勺子状的手掌撩起水洒在自己的脖子上、肩膀上、胸脯上，腰上，小腹上……她整个身躯丰满圆润，每一个部位都显示出有韧性、有力度的柔软。阳光从两堵绿色的高墙中间直射下来，她的肌肤象绷紧的绸缎似地给人一种舒适的滑爽感和半透明的丝质感。尤其是她不停地抖动着的两肩和不停地颤动着的乳房，更闪耀着晶莹而温暖的光泽。而在高耸的乳房下面，是两弯迷人的阴影。
她的皮肤并不太白，而是一种偏白的乳黄色，因此却更显得具有张合力和毫无矫饰的自然美。为了撩水，她上身有力地一起一伏，宛如一内嬉戏着的海豚，凌空勾出一个个舒展优美的动作。水浇在她身上任何一个部位时，她就用手掌使劲地在那个部位揉搓，于是，她全身的活力都洋溢了出来。同时，在被凉水突然一激之下，又在面庞上荡漾出孩子般的欢欣。
她的脸也很好看。在她扬起脖子，抬起头的当儿，那绿色的芦苇上立刻现出了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眼睛、鼻子、嘴都不大，但配合得异常精巧，有一种女性特有的灵气。她的一头湿漉漉的短发妩媚地抿在脑后，使一张女性十足的脸平添了几分男子的英武气概。她那眉毛更增加了整个面部的风韵，细细的、长长的、平直地覆在她的眼睑上，但在她被凉水一激的时候，眉毛两端又高高地挑起和急遽地下垂。生动得无可名状。
看起来她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这里是劳改队，忘记了有人可能跑来斥责她，忘记了她的过去和现在，忘记了她旁边晾着一套黑衣裳，这套衣裳象黑色的烙铁一样烙出了她的身分。她全神贯注地在享受洗澡的快乐，她在一心一意地洗涤着自己，好象要把五脏六腑、把灵魂都翻出来洗似的。
她忘记了自己，我也忘记了自己。开始，我的眼睛总不自觉地朝她那个最隐秘的部位看。但一会儿，那整幅画面上仿佛升华出了一种什么东西打动了我。这里有一种超脱了令人厌恶的生活，甚至超脱了整个尘世的神话般的气氛，世界因为她而光彩起来；我的劳改生活因为见着了这幅生动的画面而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幸运，一种辛酸的幽默感。我非常想去和她作友好的谈话，想笑谚她一番，但我又怕打扰了她，使她吓得逃跑，从而使梦境般的奇遇、幻觉般的画面全部被破坏掉。
她洗完澡，用一块破毛巾把身体仔仔细细地擦干。风不停地刮着，天空开始出现急遽飘飞的一丝丝白云。她好象才觉得有点凉，返身拣起撂在黑色囚衣上的内裤。在她又转过身来的时候，一抬头，突然发现了我。
她没有惊呼，也没有吓得四处躲藏，而是眯起眼睛迟迟疑疑地望着我。眼神里有几分愤怒、几分挑战、几分游移，她要决定她究竟干什么？
我也没有跑，也没有和她打招呼，然而我全身的神经都紧绷着……
终于，她露出洁白的牙齿朝我莞尔一笑。随即，又抿上嘴，侧耳听了一下。只有呼呼的风声，芦苇和芦苇说着情话。于是，她并不急于穿衣服，却撂下手中的内裤，象是畏凉一样，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搭在两肩上，正面向着我。
在风中的阳光泛着淡淡的黄色。黄色的阳光照着她青春的前额。
她没有任何一点引诱的动作，更没有一句挑逗的话语，她的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她是在用眼睛、用她身上每一处微微哆嗦的肌肤、用她毫不准备防御的姿态呼唤着我。
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红霞；我觉得口干舌燥；有一股力在我身体里剧烈的翻腾，促使我不是向前扑去，便是要往回跑。但是，身体外面似乎也有股力量钳制着我，使我既不能扑上去也不能往回跑。我不断地咽吐沫；恐惧、希冀、畏怯、侈望、突然来临的灾祸感和突然来临的幸运感使我不自禁地颤抖，牙齿不住地打战，头也有点晕眩起来。这是一块肉？还是一个陷阱？是实实在在的？还是一个幻觉？如果我扑上前去，那么是理所当然？还是一次堕落？……一只黑色的狐狸，竖起颈毛，垂着舌头，流着口涎，在苇荡中半蹲着后腿，盯着可疑的猎物……
芦苇、芦苇荡、天空，颜色都忽然转暗了。我们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一阵强烈得使我晕眩的冲动过去，习惯性的克制逐渐占了上风。这时，我在她的眼睛里，在她微微哆嗦的肌肤上，蓦然看到了一种可怕的痛苦，看到了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凄惨的命运。她的饥渴也是我的饥渴；她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心中涌起了一阵温柔的怜悯，想占有她的情欲渗进了企图保护她的男性的激情。她那毫不准备防御的姿势，使我的心似乎收缩了起来；生理上的要求不知怎么消失了，替代它的是精神上的忧伤。而恰恰在此刻，从高高的斗渠坝上传来了尖利的哨音。它象鞭子似地在我身上抽了一下，我觉得我还呻吟了一声，便拔腿返身跑掉了。
我踉跄地跑出苇荡，才发觉我的脸、手、小腿上被锐利的芦苇叶划开了无数道血口，脚底板也被芦苇根扎破了。
下午，我魂不守舍地扛着锹在田埂上乱转，低着脑袋，仿佛在四处寻找丢失在哪里的什么东西。
管我旁边那档田的老犯人过来向我讨火柴，说：“章组长，你脸色不对哩。是不是病了？”我摸摸自己的额头，手掌和脸都冰凉。我快快地说：“是的，是不舒服。”我借此向王队长去请假，要回土坯房休息。王队长看了看我的脸。“嗯”了一声，算是准许了。我拖着疲倦的腿回到住地，一下子扑倒在炕上。
就在这孤零零的土屋里，就在这张散发着霉味和汗臭味的炕上，我展开过各式各样有关女人和爱情的幻想。所以，我非常的懊悔，我失去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可是，我又很感自豪，觉得自已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但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啊，魔障啊，魔障！是什么阻止了我扑上前去？既然那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饥渴同时折磨着我和她，既然我们身上都烙着苦难的印记，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苦难中偷得片刻的欢偷？
我开始蔑视我过去所受到的全部教育。文明，不过是约束人的绳索，使一切归于人，发自人本性的要求都变得那么复杂，那么可望而不可即。如果我象那些普通的农民劳改犯就好了。但我又庆幸自己过去受了教育，是文明使我区别于动物，使我能克制自己，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人，也只有人才能表现出的高尚行为；我有自由意志，我可以选择，因而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倘若我迎了上去，世界也并不会因此更坏些；我转身逃了开去，世界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好。我，一个劳改犯，一只黑蚂蚁，还谈得上什么用行为合乎道德规范这点来自宽自慰？何况，如果我认为自己是道德的，就必定认为她是不道德的，而我又有什么权利在心里指责她？那不正是曾在自己的幻想中出现过的场景吗？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谁又曾对我负过责任？社会的责任似乎就全在于折磨我和迫害我。可是，既然说，今天一只蝴蝶在北京振动一下翅膀，下个月纽约的天气就可能受到影响，那么，刚刚我要是与她结合了，我就将不成其为我，我今后的命运就可能大大改观——据说，人一生的命运就是一连串一环套一环的因果关系。不过，我又怎能知道改观以后的命运必然更糟？说不定我还能从此割断束缚我的精神绳索，还原成一个人，一个原始的人，在这个野蛮荒唐的年代，用野蛮人的方式去荒唐地生活……
各种观念在我的头脑中搅成一团，搅得我头疼欲裂。最后，搅成一团的观念全部消失，疲乏使我的头脑、我的眼前成了一片空白。没有了什么道德的、政治的、伦理的观念，没有了什么“犯人守则”，没有了什么“劳改条例”；我也不存在了。只有她那美丽的、诱人的、丰腴滚圆的身体，她那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搭在两肩的形象，耸立在一片空白当中。
半夜，窗外响起滴滴嗒嗒的雨点声。一会儿，雨点越来越骤密。田野上、屋顶上、发出哗哗的巨响，土坯房的屋檐象瀑布一样，把宁静的黑暗震动起来。黑暗飞扬得到外都是，仿佛有一个极其威严的神物鼓起黑色的翅膀将君临到这世界上来。我静悄悄地感到了恐惧，习惯性的灾祸感使我以为又会受到什么惩罚。于是，我抛开了在心中混乱的念头，不去想……她。雨下到清晨，又骤然而止。来得匆忙，去得突兀。一只孤零零的公鸡在渠那边凄凄然地啼叫，檐前的水滴寂寞地敲打着水洼。
在不安的情欲熄灭了以后，我开始在道德上的自满自足中，在精神上去寻求在肉体上没有获得的东西。女人，她的帷幕是在我面前一层一层地揭开的。现在揭到了最后一层。倘若把这最后的帷幕揭开，女人也就不神秘了。而没有神秘色彩的事物都是平淡乏味的事物。于是，可以这样说，这时，我对女人的感知可说是恰到好处。朦胧的状态可以使我展开想象，还可以就此编出富有浪漫气息的故事……
我发觉，我其实只不过是个耽于幻想，善于编故事的人，尽管我能够应付现实对我的种种磨难，却缺少主动的进取精神。
我还发觉，文明的功能主要不在于指导自己的行为而在于解释自己的行为。我没有做那件事，我能够很合理地把自己的形象想象得很高大。可是我如果做了那件事，我也同样能够合理地解释它，不但会原谅自己，简直还会认为那是强者的行为。
天亮了。灰色的震光从污浊的玻璃渗透进来。劳改犯人还睡得正浓。我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思考生活，没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本能生活，但本能使人坚强，思考却使人软弱。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思考与不思考全是一样的！我想翻身坐起来，而这时却睡着了。
第二天，大队照常出工。一夜的暴雨，在黄土高原的沙质土壤上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除了坝坡上有一道道被雨水冲刷出的自然流弃之外。当然，稻田、苇荡和沼泽成了汪洋，在绿得发黑的水生植物随风摇曳的时候，透过晃动的枝叶，可以看见到处都是白花花的水沫。这种水沫只有急风骤雨才掀得起来。空气异常潮湿，风里似乎还带有一丝丝雨丝。褐色的柳树干、沙枣树干的颜色更深沉了，而白杨树干却象银子铸成的一般通体发光。田埂上、土路上蹲着许多癞蛤蟆，草丛里躲着许多青蛙，象洪水过后的灾民，茫然失措。但是土路上毫无泥泞，田埂上也坚实可行。劳改大队仍然沿着这条土路来了。
天一大亮，我们田管人员就爬起来，扛着锹下地去检查自己所管的田。大雨有没有把排水口、进水口冲开？田埂有没有被冲垮？而我却昏头昏脑地在我管的田区转悠，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嘴里又苦又涩，肚子也不觉得饿了。看到我昨天从那里进去，又从那里出来的地方，芦苇被分向两边。好象是高墙中的一个豁口。这个豁口在我心中引起一阵欣喜、一阵忧伤、一阵混乱不堪的情绪。
当我糊弄着检查完了以后回土坯房吃早饭，在半道上正碰见下田薅草的大队人马。
“夜黑下雨白天晴，气得劳改犯人肚子疼！”
一个尖鼻子犯人经过我身边，用押韵的顺口溜发牢骚。是的，要是白天接着下就好了，这样犯人就可以在号子里蒙头睡上一天。
可是天虽然还阴沉沉的，却并没有雨。劳改队里尽管经常出现意外，却从来没有过侥幸。当一个劳改犯，最好是对生活不要抱任何幻想；我幻想了，所以我就有了苦恼。
这里没有爱情，只有生理上的情欲……
男队走过去了。后面。远远的地方跟着来了女队。我现在才知道我在等谁；我突然又体验到了多年未曾体验过的激动。
空气灰蒙蒙的，渠边青草上和水珠出呆滞无光。但是，这一切都因为能够见着她而具有了光彩。
走在前面的女犯都好奇地盯着我，直到从我旁边走过去才把头扭开。她走在最后。她的后面是扛枪的“班长”。她手里拿着一把镰刀。这是用来割草的，在草太密的田边上，干脆就用镰刀来割，反正那里也不会有稻苗。
我凝视着她的眼睛。她眼睛里跳跃着一种嘲讽的笑意，但也含有仿佛跟我已经很熟悉了的、很亲切的目光。我们互相用眼色打着招呼：“你早！”“你好！”“你早晨吃饱了吗？”“还凑合！”……
她有着一张容光焕发的脸，在那张脸上丝毫找不出来一点羞愧，于是我反而脸红了。她虽然也穿着和别人完全相同的黑色囚衣，没有领子，没有贴兜，跟一条直筒筒的面粉口袋一样；肥大的衣袖随着女人细小的胳臂来回忽搧，但在我的眼里她似乎还是赤裸裸的，还和昨天一样美丽。
然而，在她走到我旁边，要和我擦身而过的那一刹那，她却突然举起手中的镰刀，在我脸前晃了一下，同时用只有我能听清的语声，迸出这样狠狠的一句话：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头也不回地走掉了。跟在她后面的“班长”嘴里不知咕哝了一句什么，也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一支枪筒发出蓝幽幽的光。
我等了半天，等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们用目光交流的那些无声的话语，全是我自己的想象！
吃完早饭，我在渠坝上呆呆地坐着。风撕裂了铅灰色的云，在远方，在天边，出现了橙黄色的阳光。老乡的庄子开始活动了起来，响起懒洋洋的赶牲口的吆喝声。一匹瘦骨嶙峋的枣红马跑出了圈，在黄萝卜田中又陡然站住，昂起头，用鼻子在风中嗅着什么。渠水浸到我的小腿。水流响着细微的潺潺声，含有一种扰郁而爱恋的调子。我忽然委屈地流出了眼泪。我觉得我受了伤害，她也受了伤害，但又说不出究竟什么地方受了伤害。
此后，在劳改队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三千多亩水稻田，一千多人薅两天也就薅完了。第三天，大队转移到场部北边的稻田区去了，等稻子黄熟，我们田管组都抽调回大队时，女队已经搬迁到别的站去，我们连在路边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我只打听到她的名字。

我们再次相遇，已是八年之后了。

也是一个刮风的天气。但不是那种湿润的风，而是砾石上干燥的热风；砾石上只能长耐旱的针茅草、芨芨草、沙葱和酸枣刺。这里不是劳改队的水稻田，而是农场的羊圈，在春天的空气中，散发出一股发酵的羊粪味和薰人的羊膻味，时间流逝了，场景变换了，但我们的身分似乎并没有怎么变。
我用四齿筢搂着撒在羊粪上的干草。于草四处飞扬，草秸在阳光下翻滚，象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远方，山腰上弥漫着明晃晃的岚气，使重叠的群山失去了层次，失去了立体感，宛如镶在玻璃框中的一幅静物画。山脚下，有一条发光的小路蜿蜒而下，直达到这个羊圈，又从这个羊圈延伸到居民点。在那里，和一条通向场部的土路会合。
她就是从这条小路来到羊圈的。
前天，我把羊从山上赶回来，羊圈已经颓败得一塌糊涂。没有羊蹲的羊圈，和没有人住的房子一样，会很快地坍塌掉的。所有的柱子都歪歪斜斜，哪个旮旯里全结着蜘蛛网，喂羊的槽也不知让谁偷跑了。槽是木板做的，拖回家去可以打一个柜子。在农场，除了野地里的石头没人偷，凡是生活中能利用一下的东西，一撂下转眼就不见。到快入冬的时候，连建筑用的青石片也有人偷——家家的咸菜缸上盖的都是青石片。
槽不见了，羊棚上的椽子也丢了好些根，怪不得羊棚塌下来了一个角。我要我们生产队的书记派人来帮我收拾。“这个圈连羊都不敢蹲，砸死了羊可别说是我搞破坏！”羊比人重要，如果说人住的房子坏了，对不起，你也别想生产队会派人来给你修。可是羊，那就不同了，尽管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书记还是答应派一个女的来。
“是刚来咱们连队的。原来在白银滩农场。她不愿在那儿呆，我就把她要来了。”书记说着，露齿一笑。“她过去也劳改过，是跟你在一个劳改农场哩。”
“哦？叫什么名字？”我心中一动。
和我同期劳改的女犯人有一百多名，我劳改过的那个农场，前前后后总关过上千人次女犯，但我还是一下子想到了她。我再一次坚信自己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过去，现在，无不应验。可是，好的预感从来没有应验过。也许是我命中根本就不可能有丝毫的幸运。
我看着她从生产队的居民点慢慢地爬上坡来才转过身去。她扛着两根细木棍和一把铁锹。风使劲地掀动她蛋青色的头巾，把一身军绿色的衣裳——这是最时髦的颜色——紧紧地裹住她的身躯。她低着头，迎着风走到羊圈，哗啦一声撂下她肩上的东西，靠在栏杆上喊道：
“喂，我是在这儿干活吗？”
我耳边又响起“我恨不得宰了你！”那是一个遥远的声音，可是现在一下子变得这样贴近。是的，就是这种语气：任性而又有撒娇的意味。我微微一笑，迎上前去。
“你没走错。可是你带来的椽子太细了，”我踢了踢她脚下的木棍，“这样的火柴棍能支得起棚子？”
“管它呢！扛细的轻松点。”她撇撇嘴。接着，眯着眼睛看着我的脸。我紧张地等待着，几秒钟后她吸了一口气：
“是我。”我很高兴她还能认出我来。
“你咋也在这里？前些天你在哪儿干活？怎么没见你？”她一边从栏杆上爬迸羊圈，一边问我。我手插在她腋下帮她翻过栏杆。在无边的干燥的空气中，只有她腋下有一点温暖的湿润。
“我怎么来的？象我们这种‘打了号的羊’，除了这样的农场还能分配到哪儿去？”我抑制着突然迸发的喜悦和兴奋，但禁不住变得饶舌起来。“劳改队不是实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原则吗，我是这个农场送去劳改的，所以一释放就回来了。一冬天我都在山上放羊，前天刚回来。你是怎么来的？”
“哟，你还会放羊，真不简单！”她在羊圈里站定，抻了抻衣服，把沾在衣裳上的干草秸一根根地拈掉。这种仔仔细细的爱整洁的动作是十足女性的动作，我的眼睛里一定放出了奇异的光彩。但是，我却用无所谓的语气说：
“嘿嘿！我什么不会干？从五七年到现在，十八年过去了，要是上大学，都毕业五次了。农活里，我就是不会开拖拉机。他们不让我开，要让我开我也学会了。”
她再次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嘻嘻地笑着说：“真是巧！想不到咱们又在这儿碰见了。”
“巧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说，“象我们这号人。迟早会又凑到一块儿的。世界非常非常大，可是对咱们来说，却非常非常小。这些年，我磕头碰脑地总遇见过去一起劳改过的。比如说吧，这次在山上放羊的五个羊倌，是从各连队调上去的，可除了那个啥也不会干的班长是复员军人，四个人全是从我们原先的那个农场出来的，有一个还跟我蹲过一个号子。你说怪不怪？来吧，把锹拿着，咱们开始干活吧。”
岁月好象在她身上井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也许是过去我并没有把她看得很清楚。她现在总有三十多岁了吧，和我记忆中的她比较，她似乎胖了一点，脸色比过去好得多，黄白但有光泽，过去，她不可避免地和大家一样，脸上有一股晦气；眼角和鼻梁间虽然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但却比我印象中的脸更为生动，表情更为丰富。因而，在我看起来，她仿佛比过去更年轻了。
“从那时候算起，有八年了吧。”她替我扶着羊棚的柱子。“这八年，你都在这个农场？”
“可不是。”我用铁锹埋着土，我们要把塌下的棚子支起来。“不过这八年可真不容易过。先是‘群专’了一年，以后又蹲了两年监狱。头一次是刚释放，就被‘文化大革命’裹了进去；后一次在七○年‘一打三反’里头。你呢？这八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八年啦，别提啦！’”她笑着，学了一句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唱词。随后，两脚倒着把我埋下的土踩瓷实，眼睛看着地面说，“这八年，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就这些。幸亏没生娃娃。”
我不停地干着活，一点也不惊奇。我看见、听见的出乎意料的事太多了，到后来，竟没有一件事能出乎我的意料。她不那样生活还能怎样生活？幸福是一种奇迹，不幸才是常规。她对我的坎坷也没有感到惊奇。这样，我们倒是真正地相互理解了。她不说那些安慰的话语也好，这些年，我最怕那种老太婆式的絮絮叨叨的同情。
“你别笑话，”她接着说，“你蹲了两次监狱，我结了两次婚，其实结婚跟蹲监狱一样，有的时候比蹲监狱还要难受。前一次，我没告诉他我劳改过，成天提心吊胆的，怕他知道了。可他还是知道了，跟我打了离婚。后一次，在白银滩农场，我一开始就跟他说清楚了，可他老把这事拿捏我，我受不了，跟他打了离婚。前一次是人家不要我，后一次是我不要人家，一比一，平了！唉，人一辈子就是这么回事。我以后再不结婚了！”
“你打定主意再不结婚容易办到，我打定主意再不蹲监狱可不容易。”我笑着和她打趣。“结不结婚由你，蹲不蹲监狱可不由我。这么说来，你还是比我强。”
我们一见面就象老朋友似地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友谊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格局，有的格局是一见面就自然地很亲切，有的是必须在一段时间里逐渐啮合好齿轮，如果啮合不到一起便不能运转，我们都无视对方的痛苦，因为我们各自的遭遇就够自己心烦的了，但我们却能真正地同情对方，因为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那种痛苦，虽然在形式上不同——蹲监狱和结婚二者虽有区别，但感觉的实质和程度是一样的。
干草秸飞扬了一会，飘落在地上，羊圈里满地闪闪发光。风吹着吊杆吱吱嗄嗄地响，水桶乒乒乓乓地磕碰着井沿。我从井里提了几桶水，和了一滩泥，跟她慢慢地修补围墙。其实，书记不派人来我也能把羊圈收拾好。但多年当农工的经验告诉我，给你派一个任务之前你先得喊叫，派一个人来你自己就省一分力。在劳动中入迷，和在接受劳动任务时的狡猾，二者并不矛盾，劳动，是自己的生活，而任务却是属于别人的。只有雇佣工人才能分得清它们之间的差别。现在，我们两人干着一个人的活，干得很轻松，很默契。这突然使我想到：小农经济给人最大的享受，就在于夫妻俩一块儿干活！中国古典文学对农村的全部审美内容，只不过在这样一个基点上——“男耕女织”！
我们谈着各自认识的熟人。所谓熟人，绝不是失去的那一个、已经成为梦幻般的世界中的熟人，而是曾经一块儿劳改过的人。因为我们两人的生活只在这一点上有过交叉。他们中，有的又一次折腾进去了，有的丈夫跟她离了婚，有的妻子跟他离了婚，有的自杀了，有的被杀了……谈来谈去，我们发觉我们俩的遭遇还是比较好的；命运特别宠爱我们两人。我们虽然感叹着、惋惜着，但我们还是更高兴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呆在白银滩农场，要调到这个农场来？”我问她，“是不是白银滩农场活苦？”
“所有的农场都一个样。活嘛，看人怎么去干了。”她说着，有意地把额前的一络头发从廉价的尼龙纱巾中扯下来，并翻起眼睛看了看那绺头发。这里没有镜子，要有镜子她就会走到它跟前去的。而在这一瞬间，她的脸上的确有一种照镜子时的很蠢、很俏皮的表情。但她的头发真的是很亮、很黑的。“既然离了婚，再呆在一个农场有啥意思？还是离得远远的好。你们的书记跟我们那书记是战友，常去我们那儿。是你们的书记把我要来的。”
停了一会，她又说：“你们这个书记不是个好东西！”
“你怎么知道？在我看来，他还算比较好的。”
“哼哼！”她鼻孔里冷冷一笑。“男人嘛，我见得多了，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
我想了想，这位书记的眼睛好象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我一直没有注意他的眼睛？但我立刻想到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她也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我想起八年前所看到的情景，一切还都很清晰生动，犹如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过我不能知道那时我的眼睛是什么样的。在一个自信很会观察男人的女人面前，我得小心一点。我赶忙把眼睛移向别处，拿起她扛来的木棍思忖着，好象想把它派个什么用场。
这时，书记也爬上坡来，到了羊圈。幸好我们刚中断了谈话，她满不在乎地站着，我在装模作样地干活。
“嗬，你们干了不少嘛！”书记的情绪今天出奇地好。其实我们并没有干多少，书记从我旁边走过，瞥了我一眼。我也瞥了他一眼。我没有发现他的眼睛有什么异常。他笑眯眯的，眼角放射出几条饱经风霜的鱼尾纹。这是个很机灵的人。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很好。这个队原来号称“鬼门关”，是全农场管得最严的一个队，“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改作武装连，负责看管农建师设在这里的监狱。“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是由他来解散这所监狱的。但是，和社会上一样，所谓解散，只不过象一撮盐溶化在一缸水里，最后，盐消失了，而整缸水都含有稀释了的监狱的苦咸味。我听人说，他常告诫那些爱用拳头棍棒敲人的群众，“你们别把狗逼到墙根上罗！”虽然他还是把我们这种人比作狗，但在号召“痛打落水狗”的年代，这样的话已经够有人情味了。自他来了之后，“鬼门关”的制度的确宽了许多，农工们假日出门，甚至不打招呼也可以；“鬼门关”不怎么象“鬼门关”了。
他把笑眯眯的眼睛转向她，走到她跟前，接过她手中的铁锹，掂了掂，说：
“刚领的？口还没有开哩。”
说完，就将锹口搭在垫木槽的粗石上，手腕使劲地压住锹把，哗哗地磨起来。他披着褪色的绿军服，两支袖子象拨浪鼓槌般摇来摇去，但姿势很有力，矮墩墩的身躯半蹲着，更显得结实粗壮。磨了好半天，他站起来，用拇指试了试锹锋，交给她：
“看，这就好使了。你铲几下，利不利？”
她照他说的在羊粪上铲了几下，满意地笑了。
“嗯，真的，好使多了！”
书记很容易就改变了她原来对他的印象。这个书记真有办法！我就没有想到替她磨锹，光会磨嘴皮了。
我背对着他们，用铅丝把一根根栏杆拧紧。现在是书记代替了我，和她埋柱子，风一阵阵传来他们的说话声。
“曹书记，来这儿之前你在哪儿啦？”
“哦，那时我在大草原上，锡林郭勒大草原，你知道吗？我在那儿当骑兵。”
“嗬，那真是个好地方。”
“没去过。我在电影上看的。那草原真漂亮……”
“是呀，草原是块宝地，尤其到了夏天。可是几百里不见人烟，更别说女人了。当兵的全是小伙子，有时候，真孤单呀……”
“那你为啥不把老婆带上？”
“那时候我还没娶老婆哩。再说，我还不够资格，我才是个排长。在部队，营长才许带家属。”
“你们那口子挺漂亮的，是不是在学校教书的那一个？”
“唉，啥漂亮不漂亮！俗话说：‘当了三年兵，见了母猪都是双眼皮的，何况我当了八年兵？！’我一复员回到老家就结婚了，管她漂亮不漂亮！”
曹书记的语气有几分懊丧。放在现在，他就不会娶这样的女人吧？他女人突出的特点是嘴大，满口黄牙，两腮红得发紫，并且皮肤粗糙，据说这是因为他们家乡的水土不好。黄香久夸她漂亮，是在恭维她。是的，不恭维她恭维谁呢？她是连队书记的老婆，虽然小学还没有毕业，写自己的名字也缺笔少划，却能在农场学校教小学。
她跟书记也能找得出话说。曹书记平常就没有什么架子，这时更说了些心里话。他说这里没有他们老家好，风沙大，交通不方便，可是来这里能当国营企业的干部，比在老家当公社干部好，二则他老婆和妯娌又闹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就来了。要是有机会转到家乡的国营单位去，他还是要回去的。她对书记不愿在这儿长久呆下去表示惋惜，说咱们农工就仗着一个好领导。“火车跑得快，就靠车头带。”又叹息说：“当干部就是好，能满世界里调，农场不愿呆了到工厂，工厂不愿呆了到政府。咱们当农工的调来调去还是在农场。”曹书记叫她也活动着调回老家去，说是只要她家乡有个接受单位，这里他一批就放走了。我眼角瞥见他还抖了抖手腕，做出了一个签字的手势。她说：“谢谢你啦。可我不愿意回去，在外边犯了事儿，回老家丢人败兴的。”曹书记说：“你那又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纯粹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要放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哪能给你判三年劳改？你没看大字报上揭发的，好些高干都搞这事哩！”我还不知道她犯的什么案子，书记是抓政治的，有权翻每个人的档案，当然知道。听曹书记的口气，她肯定犯的是所谓“男女关系”。只有这种罪过，不分高干、基干、平民百姓都能够犯。如果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她还没有这个资格呢。
他们两个聊着天，我心不在焉地干着活。不知怎么，我的情绪陡然低落下来，看看太阳，有点偏西了。明晃晃的山岗聚合成飘动的灰雾，缭绕在光秃秃的山间。风也减弱了，在去冬的葳草和今春的绿叶上疲倦地徜徉着。眺望面方，黄色的地平线上有一小片白色的尘埃。“哑巴”快把羊赶回来了。放羊的把式出工比大队晚，收工比大队早。他们回来，还得饮羊，还得给乏羊喂料，活多得是。
我不客气地一把把栅栏门拉开。门象一把散了骨撑的扇子，摇晃个不停。那意思是说：你们走吧，羊快回圈了！
曹书记掉过头来看看我，又抬起腕子看看表，说：“今天就干到这儿吧。”他把锹还给黄香久，向我走来。
“给，抽只烟吧。《参考消息》上说，抽一支烟要少活五分钟，我就不信。一个人咋能知道自己活多长？那五分钟又从啥时候扣起？”
我说：“抽就抽。反正多活五分钟少活五分钟，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把烟先点着，然后把火凑到他面前。他在我手上对着烟，喷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
“对谁来说都无所谓。这会儿，谁还怕死？”
是的，中国人连死都不怕，特别是现在，活着并无趣。不过跟他说话要适可而止，我问：
“我这趟回来，是住在羊圈呢？还是回大队去住？”
“随你。”他爽快地说，“放不放羊也随你。你在山上苦了一冬天，想歇歇的话，就回大队。想放羊自在，就还是放羊。还有，你刚回来，给你三天假，咋样？”
“行。那我就回队上干活去。”
在农场，大队上最好混日子，按时出工，按时收工，按时休假，不管干得怎么样，工资一分钱也不少。这里不是劳改队，单独工作并不体现自由，反而会被牢牢地钉在岗位上，没有愿意放弃假日来替换你。尤其是我们这种人，还要冒风险。比如，羊只的成活率高，成绩不会归于你，倘若死亡率高了，倒会找到你的头上。
书记搓搓手，掸掸裤腿，走了，沿着他上来的那条小路向居民点走去，她抱着锹过来。
“书记开恩，放了我三天假。”我说，“奇怪，书记今天好象对人特别好，我看跟你聊得也挺热闹。”
“哼！”她哼了一声。“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些人可鬼着哩！”
“怎么不一样了？”我敏感起来。我在山上一个冬天，看不到一张报纸，听不到一句广播，难道这期间世界有了什么变化？

“哑巴”把羊赶回来了。人圈、点数、饮水、分栏。冷清的羊圈一下子热闹非凡。但是没有人，只是羊在这儿闹——羊挤羊，羊顶羊，小羊找母羊，只有老乏羊用悲观主义者的眼光瞅着同类，冷漠地一声不响。好了！一共二百七十五只，没有少，当然也不会多起来。

羊赶回圈，就没有“哑巴”的事了。不是没有他的事，而是他除了放羊，便不干别的事，连羊只的数目也不数，他光起个牧羊犬的作用。这时，他一动不动地蹲在墙根下，垂着脑袋，瞅着他脚下那双用汽车轮胎做的爬山鞋。我一边轰羊，一边喊他：
真没办法！他所有的话都和回声似的，你说什么，他说什么。我干脆不理他，一个人忙活起来。
一会儿，“哑巴”的老婆来了。这是个内蒙古的大脚女人，一张焦黄的扁脸；在这都穿绿军装的时候，独有她还穿着老式的大襟衣裳。还没走到羊圈，在那条小路上就扯开嗓子骂起来：
“我说你咋不死哩！啊！我说你咋不死哩？啊！你这没命的灰熊！每天都要老娘来领你，不领你，你连家门在哪嚅都摸不着！你要死了，老娘也轻省了……”
我说：“你别骂了，大嫂。他活着，每月还能给你挣三十三块钱哩。别看他摸不着家门，放羊还是比条狗强……”
“我稀罕那三十三块钱哩！”大脚女人吧嗒吧嗒地走进羊圈，“这灰熊不是没命么？谁叫他把那一万多块钱交上去？交了就交了呗，自己又想不开，落了这身病。唉！老章，我总思谋不开，这人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说，这人是怎么回事？你这么大学问，你能把人思谋得透么……”
她把重音放在“人”字上。这表明她“思谋”的不是她丈夫。她是在“思谋”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的意义。在只注意人的阶级属性的今天，这个生活于荒漠上的大脚女人，居然比写大块文章的批判家想得还要深刻。
不幸的女哲学家用她丈夫赶羊的鞭子抽了她丈夫几下。“哑巴”清醒了，默默地跟在她后面，顺着那条小路回家了。
羊咩咩地叫着，居民点的房顶上有的冒出了青烟，很多人家烧的是蓬蒿。那烟就象魔鬼施的魔法，呼地一下子猛往上冒。
“哑巴”其实不是哑巴。前些年，在大兴背诵“老三篇”的时候，他虽然不认识几个字。用这儿老乡的话说，却也能背得“淌淌流水”。他出身贫农，往上查五代找不出一点瑕疵。从部队复员来到这个农场，因为没有文化，不能象曹学义那样当连队领导，只捞到了一个班长，而且是谁也不愿意当的放羊班长。他一向乐呵呵的。脾气很随和，扛了八年枪也没有改变他庄户人的习性，但在武斗的时候，他却会吐沫横飞地跳到台上来大打出手。他痛恨那些牛鬼蛇神完全出于一片对革命的虔诚：领导上说是坏人肯定是坏人！前一方面的表现，他获得了群众的好感；后一方面的表现，他赢得了领导的宠爱，所以年年都把他评为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
三年前的秋天，全场的羊照例要赶到山坡草场去放牧，他带着各连队集合来的四个牧工去了。石头砌的羊圈坐落在通向内蒙古的隘口路边，就是我不久前从那里回来的地方。那里满山坡是砾石，洪水冲出的自然泄洪沟中也全是青灰色的石头。但是草长得很旺。据说羊吃了从石头缝里长出的草会特别壮实，因为草的顽强坚韧的灵魂会转移到羊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每年必须把羊赶到石头山上去一次的原因。有一天，这位还没有变成“哑巴”的班长，赶着二百多只羊在荒山坡放牧，走着走着，忽然在砾石上发现一个鼓鼓囊囊的军绿色帆布包。打开一看，竟是一大叠一大叠人民币。在这么一块和月球上同样荒凉的地方，这包钱似乎只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在山坡上蹲了一下午，哆哆嗦嗦地也没把钱数清楚。反正是很多很多！回到羊圈，把钱藏好，从此就病了，不停地自言自语，或是嘴唇不出声地颤动，好似在心里计算一连串天文数字。羊，当然是放不成了，但他是班长，别人只好替他放，不久，县公安局来了人，四处查访，终于查到这个羊圈。原来，钱是内蒙人丢的。他们赶了一群马到黄河沿岸去卖，总共卖了一万多块钱。大草原上没有邮局，他们把一包现款绑在马鞍后面就往家走。可是这伙内蒙人个个喝得醉醺醺的，经过隘口时，帆布包掉了也不知道。县公安局根据他们回去的路线，一段一段地调查。最后推定在这个周围几十里不见人烟的羊圈住着的人最可疑。
这座孤零零的羊圈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穿制服的警察把一个个牧工叫到吉普车旁边审问。“哑巴”是班长，响当当的贫农，又害着奇怪的病，谁也没有怀疑到他。可是他一见到带枪的人就大惊失色，浑身筛糠似地哆嗦，还没有问到他，他就主动说了。几个警察从羊粪堆里挖出了内蒙人的帆布包，点过数，一分钱也不少。
“哑巴”一夜之间出了名。除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头衔外，又成了全省农垦系统的标兵、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当宣传干事替他整理材料时，他嘻嘻地笑着说：“钱太多了！要是只有几百块钱，我就留着自己花。”他没有了钱，病也没有了，说出了实话。宣传干事当然不能照他说的写，反而用报纸上现成的言词给他编了一套天花乱坠的讲用稿。这样，“哑巴”就上了北京，出席了全国农垦系统召开的一次先进人物代表大会，还见到了中央的大首长。
从北京回来，他逢人便说，过去他傻着哩，不知有了钱咋花，去了北京，才知道钱能买东西；王府井百货大楼里，要啥有啥。有了钱才能过好日子。话传到团场领导耳朵里，把他叫去训了一顿，说是他如果再到处乱说，就要把他当成“阶级敌人”。从场部灰溜溜地回来，第二天，他就变成这副模样。
开始，人们给他起的外号是“傻子”，但这时“傻子”正是一个带荣誉性质的褒扬词，譬如说，场部那个每天清晨起来打扫厕所的、比谁都机灵的水利技术员，好不容易才脱掉“知识分子”的皮，取得“傻子”的光荣称号，入了党。于是大家都觉得管他也叫“傻子”不妥当，后来根据他病情的特点改称他为“哑巴”了。
他顽固地沉默着，谁知道他心里是怎样想的？而人们一见着他，心里也一下子罩上了浓黑的阴影。别人的悲剧是政治运动造成的，他的悲剧却完全与政治运动无关。这使人们觉察到，在政治口号的表层下，在过着最普通生活的最平凡的人的心中，有一种不能被政治征服的、想过好日子的、可怕的利己欲望。这种欲望象鬼似地藏在每一颗心的死角，不管什么政治运动都冲击不到它。相反，它还会叫人冷不防地钻出来，把政治给人的影响化为乌有；人们从他身上反省到自己，觉得自己的心里除了“不断革命”的斗争性之外，仿佛也有个什么说不出的名堂，只不过是“哑巴”把它公开化了。这种沉重的鬼胎，象坚冰下面的涓涓细流，一点一点地啃啮着上面的冻层。
大脚的女哲学家“思谋”的大概就是这个吧？
“哑巴”惯常地垂着头，跟在拿着鞭子的大脚女人后面，隐没在居民点的淡青色的暮霭中了。魔鬼施放的烟雾笼罩了整个村庄。羊安静下来。悲观主义的老乏羊卧在旮旯里，深深地叹着气，长长的胡须耷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我干完了应该干的活，在曹书记刚刚磨铁锹的大粗石上坐下，点着一支烟。一般莫名的悲哀和烦恼照例地涌上心头。这种情绪来得和时钟一样准。日落、黄昏、归羊、飘零的晚霞、沉淀下来的风、沉静下来的荒原、被流动的空气刻蚀的沙丘、孤傲挺拔的芨芨草和枝桠的荆棘，都渐渐地模糊了、淡化了，于是从心底里渐渐地显现出孤独与寂寞。每日每夜，伴随我的不是羊，便是“哑巴”这样的人，广阔的空间，除季节变化就无变化的自然空间，找不到一点点实例来印证我从书中得出的思想。这里仿佛不是人类社会，但又似乎是从飞速旋转的人类社会上甩出来的一个小泥团。它和人类社会失去了联系却又带着人类社会的原质。这种停滞状态常常激励我要行动，也常常使我灰心丧气，而更多的倒是使我害怕：岁月和智力，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风化掉了；我终将变成一个无用的人，不知不觉地归于“哑巴”一类人当中去。
你能说“哑巴”的脑袋里什么都不想吗？然而“哑巴”终归是“哑巴”。世界是铁铸成的，没有感情，没有知觉，不会和你作无声的交流。你要影响它，推动它，至少要大喊大叫，哪怕仅仅是一声在压抑下的呼喊。
然而，今天，在我眺望着黄色的落日慢慢地降到黛青色的山巅时，在寂寞和孤独的感觉中间，似乎另有一丝思绪，象羽毛一样撩拨得我心发痒。我终于又见到你了！这莫非是天意？这么多年来，过去结识过的女人都逐渐地淡忘了。韩月屏、马缨花，知道那是不可能再次得到的便不去多想。在我，在她，都成了永久的回忆。而在我，有时回忆起来还会怀疑：那是真的吗？我曾经有过那样美妙的时刻吗？于是，心肠由于缺乏爱情的滋润而变得硬起来。但是，她那强有力的一划，却在坚石上刻下了很难磨灭的痕迹。至今还很生动、清晰的画面，那线条优美的赤裸裸的肉体，多少次激起我男性的情欲和激情，使我知道我虽然是个披着黑色的、蓝色的，或者如现在这样是披着绿色外壳的“劳动力”，但毕竟是个男人，在扼杀个性的一般性中至少还保持有性别的特征。她那强有力的一划，那无声而又大胆的呼唤，对此我虽然没有如她那样勇敢地作出反应，却象是我被她奸污了似的。从此失去了我的童贞，尽管我现在三十九岁了还是童男子。
过去的一次次温柔的拥抱，多情的接吻，全被她沉甸甸的周身都能颤动的肉体撞得粉碎；彤红的霞光扰散了桃红色的晨雾。从那时以后，我知道，只要我一想到女人，我马上就会想到她，而不是别人。我的童贞是在她身上丧失的呀！我不相信她只会在我的面前一闪，再也见不到她的踪影。我完全没有根据地盼望，她还会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而现在，她果然又出现在我面前！凡是出现过两次的事物，肯定具有某种意义。那就是命运！
我也知道，已经不习惯温情脉脉的我，早已被野性的情欲所俘获；生活方式的改变会改变爱情的方式，爱情的意向，爱情的审美观念。我也和“哑巴”一样了，总是处在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只要是我亲眼看到并刺激起我情欲的异性。
抽完一支烟，居民点房顶上的广播喇叭响了。这个灰色的铁玩意儿，张着黑洞洞的大口，是我们农工和世界唯一的联系。但它每天重复的都是同一个调子，更证明世界是完全停滞的。流动的只有时间，于是它只起了个报时的作用：该去食堂打饭了。我站起身，卷起铺盖往肩上一扛，关上羊栏，也不等值夜班的人，一溜烟地跑下坡去。

罗宗祺两脚悬空地骑在大梁上。所谓大梁，不过是根胳膊粗的木头。他在盖他家的小厨房。

“整了你十几年，你还这样天真。我劝你不要抱多大希望。”他把钉子对好了部位，挥动起钉锤。“这不，我也平了反，我也主持了工作——当然要比他官小得多，可也是一方之主。但我这就告诉你，我能不能扭转乾坤。”
咚、咚、咚！他好象很气忿，又似乎要叫我清醒。我走了一上午，从我们团场到他的团场足足有四十里路。阳光明净极了，使我想起大海。我要到他这里来求教那些象形文字。他能把我领进迷宫。但他刚把我领到第一道走廊，阳光就昏暗了。
我不停地喝着茶。茶很酽，我好久没有喝过这样的茶了。它会把带血的肉食化得精光。一杯茶就能把我从食肉动物变成人。文明真是奇妙！垂着竹帘的房子里还响着呼呼的声响。那是朱蜀君在为我剁饺子馅。有肉有面就行，为什么非要用面包着肉才好吃？这一切我都不太习惯了。还有这小院：蜀葵虽然没有开花，但已经长得很高。一小方平整的土地上，栽着西红柿、辣椒、茄子的绿苗。黄土用筢搂得茸茸的，仿佛一条地毯。两只灰蝴蝶在漫无目的地翩飞，靠墙还有一棵小杏树。
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我有一种回到家来的感觉，尽管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我躺在帆布椅上，昏昏欲睡了，但又酝酿着要讲话的冲动。
“我是这里的团场长，可是给我配的搭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说一件事情你就知道，这个老太婆原先是秦渠农场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当然一筢子全搂了进去。她女儿往牛棚里给她写信：妈，他们不让我加入红卫兵，咱们断绝关系吧，哪怕暂时假装一下也行。可她是怎么回信的呢？她承认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三反分子’，要女儿真正地——注意，不是假装的——跟她断绝关系，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不要‘温情主义’，要她坚决革命到底。结果，一个十七岁的丫头成了一个凶得叫人害怕的打手，据说打断了两个老地主的骨头。你想想，一个连妈都不认的人还认得谁？只有这样中了邪的妈才会教育出这样中了邪的女儿！
“好。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婆，现在当了我的党委书记。我说，让农工们自己种点菜吧，这儿荒地多得是，业余开点荒，调剂调剂生活也好。菜刚长出苗，她就派拖拉机去全犁掉了。我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长的一个茄子、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都是社会主义的财富，为什么不让他们种？她说，社会主义财富只能是在国营企业里生产的，个人生产的一律是资本主义。她还背了一大套语录，我当然说不过她。从此，我们两个见了面都不说话，她走东，我走西。老章，你想想，一个团场长，一个党委书记，是这样的关系，工作能搞好么，连在二者之间取个平均数都不行，双方的力量都抵消掉了，最终等于零。
“从这点，我就推想小平。那老太婆至少还不是过去整过我的人，而小平偏偏跟整他的人在中南海里划一条船。你想想，把一群惊魂未定的人跟一群饿狼放在一条船上，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周总理还病着。哼哼！……据我看，这只能是悲剧的继续！”
他停下手中的锤子，居高临下地瞅着我。那眼睛使我想起悲观主义的老乏羊。我也悲哀地微笑了。
“唉！”我伸了个懒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喂，老罗，我总觉得这场悲剧太长了，演了十几年。不知道观众是什么感觉，我这个演员是演乏了。”
“在中国，没有观众，都是演员！”他断然地说。“一部分演整人的人，另一部分演挨整的人，到了一定时候，又互相对换一下。你不过是演挨整的人演乏了而已。怎么样？你也想演演整人的人么？……”
罗宗祺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长脸，如果他那对炯炯的眼睛再深一点，挺直的鼻梁再高一点，活脱是一个英国的福尔摩斯。一九七○年，我们一起蹲过两年监狱，共盖我的一床棉被，共用我的一个饭盆，因为曹学义以前的那位连队书记，连朱蜀君送来的一根筷子也要没收。在一个被窝里冻得索索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