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日报：魅族拿下春晚特约位置 芯片自主研发潮来临
隶属于黑客组织匿名者的黑客团体GhostSec于周三攻破了ISIS的暗网宣传网站，用百忧解广告替换网站内容。这是匿名者组织对ISIS宣战后后拿下的数百个网站之一。虽然这是第一次ISIS在暗网中受到重创。众所周知，我们只能使用Tor即洋葱网络访问暗网。恐怖分子利用暗网作为安全屏障保护自己的宣传不受到黑客破坏。
1. 大疆推出农业无人机 售价或达1.5万美元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今天宣布推出智能农业喷洒防治无人机MG-1。 据公司方面介绍，大疆MG-1为八轴无人机，载荷为10公斤。农药喷口安装在电机下方，无人机飞行时产生的下旋气流可将农药喷雾喷洒到植物茎叶背面及靠近土壤部分。大疆并未透露MG-1的零售价格，但据《华尔街日报》猜测，该产品售价或在15000美元上下。
2. 百度牵头组知识产权产业联盟 开放智能语音专利
由百度、海尔、京东、中兴通讯、中国普天、北汽股份、京东方联合发起，二十余家单位共同组成的智能语音知识产权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该联盟的宗旨在于整合、汇集语音技术专利及其它智力创造成果，打造行业领域语音产业链专利组合，通过组建专利池的方式引导和促进语音技术跨行业的实施和应用，推动语音相关产业发展，为了促进先进技术的推广，专利池将免费开放给联盟成员使用。
3. 谷歌发布&被遗忘权&透明度报告：42%被删除
谷歌周四发布了一年两次的透明度报告，详细阐述了该公司为遵守欧洲&被遗忘权&而收到的各种请求。 自从这项规定今年5月执行以来，谷歌总共收到了34.8085万次链接删除请求，涉及123.4092万个网址，其中约42%最终被删除。
4. LG投资87亿美元建OLED工厂 或为iPhone提供面板
LG Display周四宣布将投资逾10万亿韩元(约合87.1亿美元)建设一座OLED面板大型工厂，加大对这项超清显示技术的投资。 该公司表示，初期将投入1.84万亿韩元，在坡州建设这座名为P10的工厂，产品涵盖电视机的大尺寸面板和智能手表及汽车显示器使用的柔性OLED面板。
5. 自主研发潮来临：中兴 联想 小米将推自家芯片
据科技网站PhoneArena报道，不知什么时候，手机制造商自主造芯片成了一个风潮，继LG和索尼之后，中国的手机制造商也准备加入战团，外媒称，中兴，联想和小米都将推出自家的ARM架构芯片。据台湾媒体DigiTimes报道，小米公司和芯片制造商联芯科技达成了战略联盟，将在2016年推出自家的ARM架构芯片。
6. 预计2015年美圣诞季移动购物流量将占56.9%
从本周四的感恩节开始，美国正式进入一年一度的圣诞购物旺季，其中从感恩节到下周一&网络星期一&，将有五天的购物高峰日。据IBM预测，这五天内在网络零售中，移动购物客流量将会第一次超过电脑流量。美国IBM公司预测说，在第一个五天的购物高峰期内，移动购物的客流量将占到56.9%，超过去年同期的48.5%。
7. 魅族兑现&转发十万&承诺：拿下春晚特约位置
前段时间，2016央视春晚广告公开招标，乐视以7000万的价格拿下第一标，成为春节晚会上唯一一个30秒黄金广告标互联网公司。事后，魅族老大黄章表示&不服&，称&小米，乐视是所谓春晚黄金位置?魅族如果做至少要拿白金位置。如果魅友真的希望魅族投春晚，转发过十万我就投了。&
没想到，这条微博还真转发破十万，本以为央视春晚广告招标已经结束，魅族可能会面临&食言&的尴尬，没想到魅族还真把广告拿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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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年前的“南京毒酒案”
& 说起“南京毒酒案”，很多人并不知晓。但日发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也是当时日本驻汪伪政府的“大使馆”，但民国政府终未承认，只认其为领事馆）的这起重大事件，导致包括日军高层及汪伪政要在内的多人中毒，两名日本外交官不治身亡，在当时确实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案。
&&& 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时成员合影。前排右为行政院长梁鸿志，左为立法院长温宗尧。两人在毒酒案当日赴宴均被毒昏迷，侥幸生还。
&&& 由于此案乃军统一手秘密策划，事后军统也未予张扬，解放后大陆教科书及各类文本对此均只字不提，所以在人们的记忆中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改革开放多年后，始有当事人及后人向媒体披露。但因种种原因（其中不乏政治和功利因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回忆者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此乃南京爱国百姓个人所为，且前后细节也多有不实。
&&& 身为南京人，笔者对此事充满兴趣并一直密切关注，10多年前起便与某当事者后人保持联系交往，并鼓励其在主流媒体上撰文披露真相，后将联系面扩大到所有当事者后人。2010年4月，在抗战胜利65周年之前，笔者利用刚刚辞去报社领导职务后的难得假期，辗转查询史料，深入民间采访，写成《南京毒酒案真相揭秘》，在《深圳特区报》分两次三个整版刊出，《中国报告文学》杂志获悉后也征得笔者同意予以转载。
&&& 文章刊出后，笔者又联系到重要当事人詹长炳在北京和四川三台县的两位女儿。因詹长炳解放初期在镇反中被镇压，其后人生活坎坷，境遇悲惨，长期剥夺话语权，迄今也未向媒体吐露一字。采访中，年近七旬的詹文华泣不成声。在2009年南京市政府向詹氏兄弟颁发奖章表彰其英勇抗日事迹之后直至与笔者谈话，詹长炳惟一在世的两个女儿对此竟全然不知。两位后人的采访在《中国报告文学》杂志转载时予以提及。
&&& 此案最大问题是缺乏国民党方面军统核心资料，即军统对此事件的官方记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最缺乏的也是军统的文件（因事涉核心机密，此类文件在南京解放前均被国民党全部运走，几乎片纸不留）。近年笔者虽托人去台湾查询，迄无实质收获。最近，笔者的研究生李文舒利用赴台交换学习机会，经多次交涉，终获允进入忠烈祠，由工作人员请出毒酒案策划人及主要领导者尚振声烈士的牌位，供拍摄留影，也算为笔者的报道增加了新的注解。
&&& 现将2010年发表的稿件在本博刊出，以纪念这一发生在金陵古城的抗日事件，并以此向所有参与事件的英雄们表达崇高的敬意。
&&&&&&&&上篇：
&&&&&&& 南京市政府颁发银质奖章 首次承认投毒者英雄地位
&&&&&&& “南京毒酒案”真相揭秘&
&&&&&&&&&&&&&&&&&&&&&&&&&&&& 辜晓进
&&&&&&&&&&&&&&&&&&&&&&&&&&&&&&&&
&&& &左为《深圳特区报》刊发时配图，右为投毒英雄詹长麟临终前一天照片（其子詹文斌提供）&&&&&&&&&& 71年前，古城南京一桩“毒酒事件”，因毒倒20多位日伪政要并致两名日本外交官毙命而震惊中外。时值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纷纷沦陷、屠城惨雾萦萦难散的抗战早期，事件无疑替怒火冲天的中国民众出了一口恶气，也令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寇为之一惊。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罗斯福获悉此事后说了一句：“中国不会亡。”然而，此事因由国民党军统局策划实施而在大陆抗战史料中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以致长期以来，国人对此多称不知。
&&&&近10年来，抗战史实渐渐回归完整，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日及敌后特工地下歼敌的事迹不断被披露，“南京毒酒案”的相关报道也相继见诸各地媒体。但由于回忆方的单一，加上主客观因素的干扰，使得同一事件出现不同版本，甚至在当事人后人间形成争执。笔者关注此事多年，近日先后采访各主要当事人后代（多已年届古稀），并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民国文献部等查阅史料，力图还原历史真相，以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
&&&&后人现身讲述原委
&&&&2009年12月，南京市人民政府隆重表彰“30位为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詹氏兄弟”赫然在册，与邓中夏、邓演达、史量才、刘伯承等同列一页, 排第30位。两兄弟的功劳，便是直接参与了“投毒”，时隔70年，其英雄身份终得到南京官方高调认可。
&&& 南京毒酒案的主要当事人至少有4人，分别是尚振声、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及王高科。尚振声当时作为军统南京区少将副区长，是该案的策划、组织和指挥者，可惜1942年即被汪伪特务组织秘密处决。有关他的资料多在台湾，大陆留存甚少，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也未查到与之有关的档案记录。在中国大陆关于该案的大多数书报刊记载中，他的名字也鲜被提及。好在他的女儿尚慧潜女士（是目前可以找到的尚振声惟一后人）还健在，今年77岁。尚大姐执着多年，通过在台湾军政界的亲人及多种渠道，获得了其父部分资料。4月13日上午，尚大姐在丈夫和女儿的陪同下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 关于尚振声与毒酒案的关系，还有一位旁证，即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1939年底任主任委员，系江苏省党部一把手）兼省教育厅长的马元放。马曾被汪伪逮捕并长期监禁，一度与尚振声同押于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马于1952年去世，但其文字在当时国民党的党报、党刊上多有记载，其中涉及尚振声及毒酒案。4月22日，马元放之子马光忠先生（80岁）与夫人秦萼芬女士与笔者作了长谈，并提供了部分珍贵史料。
&&&&最重要、最直接的当事人，当属詹氏兄弟，其中詹长麟在哥哥詹长炳的配合下直接实施了投毒。詹长麟也是四人中最长寿者，近年媒体报道多以詹长麟父子介绍为素材。4月20日下午，其子詹文斌先生（61岁，是笔者采访诸君中最年轻者）在江苏省政协的办公楼里向笔者回忆了父亲生前的讲述，并回应了笔者一些疑问。6月9日，詹长炳长女詹文华女士（70岁）在北京家中接受了笔者的电话采访。6月10日，詹长炳次女詹文和女士（61岁）在四川三台县家中接受了笔者电话采访。
&&& 4月20日上午，介绍詹长麟进入日本总领事馆并负责事后接应的军统特工王高科之子王正勇先生（62岁）在家中接受笔者采访，并出示了其父1988年初亲笔写下的近万字的当年经历。王高科长子王正山先生（71岁）在毒酒案发生后两个月出生在江北一个农家猪圈里，解放前已记事。他自2004年起多次与笔者谈起他所了解的父亲及父亲的零星回忆，最后一次接受笔者采访是5月29日。
&&&&上述当事者后人虽散居于南京、开封、北京、四川、深圳等地，但对同一事件的多角度叙述，加上当年档案、报刊史料之佐证，有助于形成迄今对“南京毒酒案”最完整的记忆。
&詹长麟幼子詹文斌&&尚振声女儿尚慧潜&&王高科长子王正山&&王高科幼子王正勇&&詹文炳长女詹文华
（以上照片除詹文华外均由辜晓进摄，詹文华照片由其女儿提供）&&&&&军统特工打入使馆
&&& 事件发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该馆位于南京鼓楼附近（现北京西路1号）。日本自1873年与中国建交后至1935年，一直以上海为对华外交基地，前后43位公使均常驻上海。日，日本将设在鼓楼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但此后4位大使仍常驻上海，南京事务由总领事负责。“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使馆关闭。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本将位于中正街（现白下路）的总领事馆迁至大使馆旧址，后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恢复“大使馆”，但不为中国政府承认。如此复杂的变化，使得有关“毒酒案”的报道中常将日本总领事馆与大使馆混淆，在此特予厘清。
&&& 王高科到日本公使馆时是1932年。王1916年生于南京，曾在使馆警察佐藤基家打杂帮工，后经佐藤基介绍到使馆办公室当差，主要从事房间清扫、倒茶、收发信件、递送名片等杂役。一年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特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黄泗清盯上了他。据王回忆，黄多次劝导他，说“死心塌地为日人工作就是汉奸，为生活所迫而不忘救国仍是爱国青年”，于是他“心甘情愿”地加入了军统，从此利用工作和略懂日语之便，为军统搜集日伪情报，随时向黄报告。王生前亲笔回忆这段工作时有如下描述（原件无标点）：
&&& “在这期间，日本人的来信我们收下分发下去，对中国来的信就留下送交私拆检查。记得他们（指复兴社）在双龙巷住着人，我们发信到双龙巷邮局先把（它们）送去拍照，然后再发挂号信取收条回来。”
&&& 1934年4月，公使馆缺一杂役，王高科便将詹长麟介绍进去。王、詹两家均以织缎子为生，住处也靠近，因此常有来往。詹长麟是詹家老二，长相俊朗，身材适中，据称曾当兵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期间因母亲生病获准回乡探视未归，已婚，正闲置家中。詹先后面见使馆书记官宫下和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被顺利录用，在厨房帮做西餐，兼做杂务。据悉，日本使馆录用杂役有4条标准：一是不懂日文，以防泄密；二是家居南京且有直系亲属同住，以便控制；三是忠诚老实，手脚勤快；四是相貌端正。现在看来，这些标准也非铁板难破。例如王高科在去公使馆打工前，曾因教佐藤夫人学中文而学会一些日文，而詹长麟在“国军”当兵的政治背景，似也被日人忽略了。
&&& 王高科介绍詹进日公使馆显然另有深意，因为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此人将他约至附近的鼓楼旅社二楼一个空房间，详细问起他的工作和报酬情况，并令他吃惊地说起他曾经参加淞沪抗战并因母亲生病被88师黄永淮团长特准回家探视的经历。詹长麟生前的口述是这样表达的：
&&& “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复兴社的别称，因成员着蓝色制服而得名），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号，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 詹干活麻利手脚勤快，深得宫下书记官等人的信任，便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和传递日伪情报，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参与进来。他后来回忆说：
&&& “经过组织同意，我将身份告诉了妻子。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 但他和王高科之间并无特务联系，可谓各司其职，互不知底。1936年2月，詹又将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进来。不久，哥哥也参加了复兴社。这段时间，南京发生多起汉奸被捕的事件，日本人开始怀疑内部有奸细，但又查无实据，便将办公室的3位差役统统辞退，其中包括王高科。主要在厨房当差的詹氏兄弟得以继续留任，且由于办公室缺人，詹长炳补入当差，获得接触公文、信件的机会。
詹氏出逃的日领馆后门&&&& 现在残留的日领馆旧址建筑&& 詹长麟80年代在日领馆旧址留影（詹文斌提供）&&&
&&&&日伪政要共赴毒宴
&&&&成立于日的中华复兴社（蒋介石任社长）特务处（总部在南京鸡鹅巷53号），1935年起以“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谓“大军统”，陈立夫任局长）二处为公开身份，戴笠任处长。1938年，复兴社解散，二处升格为“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一处升格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为叙述方便，这里将戴笠为首的特务机构统称为“军统”（戴笠也将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日认作“军统”诞生日）。
&&& 1937年“七·七事变”当月，军统河南情报站副站长尚振声奉命调任南京区副区长。尚与戴笠为黄埔六期校友，军衔也和戴同级，均为少将。根据蒋介石的规定，军统实行军衔制，但以少将为限，所以戴笠直至1946年空难身亡仍是少将（戴笠死后这个规定才被突破），尚振声地位由此可知。他在南京沦陷后由地上转为地下，公开身份是中华路一家批发店老板。尚到任不久，就由军统南京特警科少将主任钱新民（沦陷后任南京区区长，是尚的领导）亲自介绍认识王高科，要王与尚单线联系。王在离开日本公使馆后被安排在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当传令警，月薪18元加5元津贴。
&&& 南京沦陷前，钱新民率部分人员撤至江北六合县，城内詹氏兄弟等一批地下特工由尚振声领导。王高科也被尚留在南京，尚让他开个烟酒杂货铺作掩护，实际身份是军统的地下“交通情报员”。王将军统特工搜集到的情报，放在香烟里送到江北。王生前曾记录有一次冒死将一台发报机装在盛豆油的木桶里从江北运至南京的惊险经历。
&&& 抗战期间，军统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抗日锄奸”。对汪精卫的多次暗杀行动，以及对与日本勾结拟参与组建伪政府的国民党元老唐绍仪（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投靠日本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汪伪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傅宗耀、降日帮会首领并任伪浙江省长张啸林等魁首的成功刺杀，均系军统所为。对曾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后升任伪“中委”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丁默邨（曾任“大军统”三处处长）的暗杀虽被侥幸逃脱，后被张爱玲写入小说《色·戒》，近年被拍成电影，影响也很广。日，日本人控制的上海《新申报》曾刊登“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仅当年“格杀日本军人”就达35起，其中17起致死。
&&& 此次军统南京区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从三重等将于6月9日到访南京。由于是南京沦陷后到访的日本最高级别外交官，时任南京总领事的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隆重设宴招待，并邀驻宁日军首脑及伪“维新政府”政要作陪，地点就在总领事馆府内。
&&& 获邀人员阵容强大，几乎囊括南京日伪所有军政要员。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岩松中将、鸟本少将、谷田大佐、高桥大佐、三浦大佐、泽天海军大佐、三国大佐、秋山大佐、公平中佐、田中中佐等。中方有：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行政部长胡艿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实业部长王子惠，财政部次长严家炽，伪南京市市长高冠武等。宴会拟由总领事堀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等主持。
获邀赴宴的伪政府高官包括二号人物“行政院长”梁鸿志（左）和三号人物“立法院长”温宗尧（右）&
&& 觥筹交错毒倒一片
&&& 请柬于日发出，事为詹氏兄弟全部掌握并向上级报告。军统决定利用这次宴会实施毒杀行动，给气焰嚣张的日伪以严厉打击。南京区成立由尚振声任组长的行动小组，钱新民遥控指挥。尚星夜策划安排，商定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负责联络，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和刘益谦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并命令詹长麟执行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任务——投毒，并做好与日伪同归于尽的准备，詹长炳予以配合。参加具体工作的还有潘崇声、王高科等。詹长炳参加相关会议后向弟弟传达了行动任务，詹长麟郑重接受。
&&& 说起来，国民党特务通过下毒实施暗杀颇有经验。企图联日反蒋的四川军阀刘湘就于1938年1月被军统收买的护士毒杀在医院。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在广州时也险遭军统毒毙。蒋经国在赣南时的秘密夫人章亚若（蒋孝慈、蒋孝严之母）则被中统毒死。但此次下毒地点是在戒备森严的日人巢穴，而且毒杀对象是一个群体而非某个人，危险性和艰巨性非同以往。
&&& 根据詹长麟生前回忆及章厚朴1997年接受南京《服务导报》采访时的讲述，军统决定将毒下在酒里。日本人爱喝酒，到中国后尤爱喝绍兴老酒。当时南京中华路119号有一家“老万全酒家”，是绍兴人章桂生开的老字号酒店，在全国多个城市有分号，名气很大，生意兴隆，日本人常来该店买酒。但日本人对“入口”的东西高度警惕，每次买酒都有警察监视，并当场开坛，将酒灌入酒瓶。日军攻打南京前，章家将酒店关闭，举家外逃。不到两年后，章家回到南京，占地4亩共60多间房子的酒店已满目疮痍，幸好埋在地窖里的100多坛绍兴陈酒未被发现。重新开张后，南京市面萧条，生意大不如前，但日本总领事馆闻讯仍常来采购，军统便选择在该酒店的绍兴老酒中下毒，而酒店老板当然蒙在鼓里。
&&& 9日下午，毒药由军统资深特工、詹氏兄弟的妹夫潘崇声取回并交给詹长炳。詹当晚将毒药带回家中交给弟弟。詹长麟记得药是白色粉末，小小药瓶外有“USA”字样，后来判断是氰化钾。10日下午，领事馆果然着人从“老万全”采购老酒回来。詹长麟后来说：
&&& “当天下午四点钟就（把药）倒在一温桶里，就是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点点黄酒摇了摇，摇匀了以后，放好，放在了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临开席之前，我把这瓶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面。为了防止那些佣人们随手乱拿。我最怕下人们自己去拿酒，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须把酒藏好，放在柜子的最里面。开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是好几桌嘛，怕不匀，不能让他们自己倒，我一个一个给他们倒好。”
&&& 10日是星期天。当晚，日军多数头目因故未到，而“维新政府”的政要们却几乎悉数出席。宴会七点开始，总领事堀公一简短致辞，对清水“莅临视察”表示欢迎，又招呼大家举杯为“天皇万岁”干杯。随后便觥筹交错，杯盘叮当，现场敬酒频频，热气腾腾。玉食满台，美酒方酣，詹长麟亲手为各桌倒下的毒酒开始生效。只听席间忽有人惊呼：“不好，酒里有毒！”，呼喊者随即倒下。宴席上的人几乎都出现中毒症状，或呕吐不止，或倒地不起，有的踉踉跄跄跑到走廊，又跌倒在地。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及领馆会计船山口吐白沫跌落椅下，“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等也已人事不省，现场服务的仆人杂役个个呆若木鸡，领事馆个别还能说话的官员急忙报警呼救。
&&& 此刻，总领事馆一片慌乱，大批日伪军警迅速到场，救护车辆呼啸而至，警笛声尖锐刺耳，日伪较为信任的南京同仁会医院医生紧急施救，翻肠洗胃，全力以赴。当夜，宫下和船山不治身亡，部分汉奸首脑直到次日仍昏迷不醒。南京日伪当局惊慌失措，日本朝野也为之震惊，至11日晚日方才于南京和东京分别公布消息，并称逮捕一人。消息传出，南京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但也为投毒英雄担心。
&&& 事后詹氏兄弟得知只毒死总领馆两个小官（这两人与詹氏每日相处，平时关系还不错），深感遗憾，痛惜毒药所配过少，否则南京“维新政府”恐怕会立即瘫痪。詹文斌告诉笔者，他父亲生前曾分析汉奸一个未死的原因：一是这帮汉奸在日人宴会上较为拘谨，尚未开怀畅饮；二是詹长麟斟完毒酒后，将瓶中残液洒入菜肴，很可能宫下和船山碰巧吃到这些菜，导致深度中毒。詹长麟事后回忆：
&&& “我在放完药之后，总认为这个药药量太少，这个药叫氰化钾，氰化钾虽是剧毒，一沾到就死，但太少了，效果也不理想。幸亏他们死了两个，如果要不死两个，说真的，我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上面会怀疑你，怀疑你没有真干。你小子玩弄我们，死的这两个保了我们全家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 舆论哗然，媒体跟进
&&& 笔者在二史馆和南京图书馆民国文献部（以下简称“南图”）等机构查阅当年报刊，发现对此惊天事件次日均无报道，估计是事情发生在夜晚，加上日伪封锁消息和受制于当时报纸技术等缘故。但6月12日起各地报纸便纷纷在头版或显要版面披露，一些有影响的报纸还跟踪报道，甚至发表评论。报道中，各派报纸立场依稀可察。如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虽敌我分明，角度客观，但也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并不报道，其关注重点仍在敌后抗战；发行量最大的上海《申报》则旗帜鲜明，报道最为翔实，惟出于特殊考虑或对“日”字不屑一提，一律以“×”代替（在敌占区尚能有此作为，令人尊敬）；北方影响较大的汉奸报纸《盛京时报》虽也报道，但对中毒者仍毕恭毕敬。
&&& 在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重庆各报联合版）于6月12日、15日、18日新闻头版连续刊登消息。12日标题为：《敌总领馆宴清水（肩题）/敌伪均中酒毒（主题）/梁逆鸿志等中毒最重/敌称系抗日分子所为（副题）》。文称：“敌外务省次官清水留三郎，日前抵沪赴宁。敌驻宁总领馆于十日晚七时，设宴欢迎。除敌方军政要员一致赴宴外，并邀伪组织首要梁逆鸿志、温逆宗尧、任逆援道、顾逆澄、高逆冠吾等作陪，共计二十余人。席间，敌伪解筹交错，状甚欢洽，讵料所食黄酒中，为已暗置强烈毒质，敌伪畅饮后，立即中毒，均晕倒地上，一时秩序大乱。”15日标题为：《南京中毒案/敌两书记官毙命》，消息补充描述事发当晚情状，称“不料甫散席，与宴者均中毒腹痛，呕吐不止，神志昏迷，陷于垂死状态，惟经医生救治，无甚效果，前下（应为宫下）船山两书记官当场毙命，其余闻亦无生望”。18日的报道标题为《温任诸逆（肩题）/中毒甚深（主题）/仍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副题）》，文称“温逆宗尧任逆援道诸逆，仍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敌方大举搜索，伪警并乘机勒索，偶不遂意，即加逮捕，情形紧张，居民惴惴不安”。
&&& 《申报》从6月13日起一连三天刊发多条新闻报道此事。13日在头版二条位置刊登消息《南京发生（肩题）/大锄奸案（主题）/抗日分子密布四周/×伪首要多人中毒》，同日同版更发表“小评”《南京大锄奸案》。评论云：“这一大锄奸案，一定会引为全国‘人心大快’！……姑不问×奸首脑是否能够苟延残喘，但我们从此事实，就可看到沦陷区内，甚至×奸左右，亲信中间，已经布满‘思汉’的分子，对于甘心为×阀魔犬而残害我民众与危害我民族的，实可说是一个更严重的警告！其实，这班民族叛徒汉奸国贼，早已事实上为私人一时利禄之毒所中，诚如俗彦所谓‘身虽在世，其心已死’。让我们宁看×××……！”文末以13个“×”加惊叹号作结，痛快淋漓，许多意思尽在不言中。14日该报首次援引日本官方消息，题为《南京大锄奸结果/两日领署人员丧生》。消息称：“据日外务省发表公布，谓参与星期日日伪官员招待日外务次官清水留三郎宴会之日领署官员两人，因中毒过深，未及救治，因以毙命。又据南京来讯，有日领署华人兄弟两人，自该案发生后即失踪，日方现进行搜捕。”15日该报再发消息，题为《南京中毒×伪（肩题）/多无生望（主题）/神志昏迷呕吐不止/宫下船山业已毙命》。
&& 《盛京时报》因系伪满报纸，可获消息便利，因而内容相对准确。该报6月13日的头版标题也不小：《维新政府梁行政院长等（肩题）/在宁日华要人中毒（主题）/当局捕一犯人纠明抗日团阴谋》。文称：“六月十日，于南京总领事馆开来宁中外务省政务次官清水留三氏之欢迎会，由梁鸿志（行政院长）、温宗尧（立法院长）、任援道（绥靖部长）、顾澄（教育部长）、胡礽泰（司法行政部长）、高冠吾（南京市长）等维新政府方面要人，及军部关系者二十余名出席，午后八时顷开宴，以老酒干杯后，出席者突呈中毒症状，而大形混乱。当由同仁会病院等急派医师，加以应急治疗，迄今晨已逐次痊愈，无足忧虑。中毒原因，推定系宴会用老酒中加入毒物，乃抗日分子之阴谋。当局当即非常侦察，努力纠明犯行，结果已逮捕有力犯人一名，其首领等，近可逮捕。”该文后还附“独家报道”《梁院长明日出院》，称“记者十一日赴病院访问梁院长，氏以（原文如此）温颜笑貌答谓，有劳贵念，鄙体粗安，决于明日出院”云。文章还采访当值医生，称梁鸿志喝酒最少，所以无恙，其他中毒者则有并发尿毒症之虞。
&《中央日报》6月12日报道
《申报》6月13日评论
《盛京时报》6月12日报道
《申报》6月14日报道
《申报》6月15日报道
《中央日报》6月15日报道
&&&&&周密组织惊险逃亡
&&& 事发当夜，日本人首先想到“老万全酒家”，立即把老板章桂生及配酒师、账房等抓来严审。排除他们“作案”嫌疑后，又集合领事馆中方雇员，这才发现詹氏兄弟早已不知所踪，不禁大怒。日本宪兵一边全城戒严，一边赶至詹家，发现无人，一把火将房子烧掉，随即张贴告示，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进行通缉。告示上书:
&&& “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一丈五尺二寸(日本制尺，下同)，体型瘦长，皮肤青白，高鼻圆眼，短发，走路时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其妻詹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一丈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其兄詹长炳二十九岁，身高一丈五尺四寸，身体稍瘦，面长，厚嘴唇，长发，长得比较漂亮，南京口音，身着中式的白色衣裤；其妻詹朱氏，二十六岁，身高一丈四尺八九寸，体胖，圆脸，带有七岁的一个男孩，都是身着中式白色衣裤……”
&&& 其实，对这次投毒行动，军统早已做好各项应对准备。据詹长麟生前回忆，军统高层曾决定让他投毒后也喝上毒酒，舍生取义，与日伪首脑们同归于尽，这样日本人就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不会牵连他人，更不会扯上军统。但詹表示自己还年轻，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希望尽量安全撤离，并说保存下来也是个抗日力量，可以继续杀敌。军统后来同意他不死，而此前南京区已经策划好撤离路线。
&&& 投毒前一天，尚振声突然通知王高科：“江北需要一个人做饭，你妻子合适，你赶紧陪她带着孩子过去。”而王妻当时怀有身孕，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产，显然并不“合适”做饭。但王断定有大事将发生，军统的纪律是不该知道的决不多问，遂坚决服从。第二天上午，他将一只金手镯交给父母，要他们留着今后生活用，便带领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从燕子矶乘船过江。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詹氏家属也在等待过江。
&&& 原来，10日一早，军统在鱼市街一家菜馆请詹氏兄弟全家（包括他们的父母）吃饭。这顿团圆饭所为何来，只有詹氏兄弟心里有数。饭毕，军统工作人员将詹氏家属全部经燕子矶送往江北的八卦洲隐蔽起来。事后王高科方知，他所预料的“大事”，就是这宗毒酒案。他当时还有点意见，觉得为什么军统不把自己的父母也转移走。王高科到了江北，军统负责与他联系的刘益谦带着毛蓝田在对岸接应。毛也是军统特工。刘对他说，家属交他照应，命令他立即和毛蓝田回到江南燕子矶芭斗山电瓷厂大门对面的大柳树下，等候两个人。刘说：“等什么人，你们见面就知道了。”于是，他和毛带着一个木帆船（连船夫）又渡江回去。
&&& 10日傍晚，看上去老实巴交内里却精明强干的詹长麟埋了个伏笔：他预先向管事者说，自己肚子一直疼痛，等宴会准备完毕想去医院看看。当晚一切准备停当，酒宴如期开席，眼看日伪魁首们将杯中酒痛饮下肚，他赶紧向主管告假，说胃痛难忍，必须去医院了。说完，他就推起自行车从后门出去，径直向傅厚岗（国画大师傅抱石家就住在这里）的高云岭骑去，与先已溜出并在那里等候的哥哥詹长炳会合。这里距领事馆骑车不到10分钟，兄弟俩不敢停留，向东北方向奔去，途中穿过玄武门，还向站岗的日本兵鞠了个躬，然后在玄武湖连人带车上小渡船，过了湖后继续骑车，不久便到了燕子矶。
&&& 两人赶到大柳树下时，王高科和毛蓝田已等候多时，王这时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接应老熟人詹氏兄弟。詹长炳说城里那边已乱得一塌糊涂，几人随即上船。上船前，詹长炳还有些舍不得扔掉那两辆自行车，当时自行车是东洋货，还挺稀奇的。但最后大家还是将车沉入江里，逃命要紧。“现在到那里捞，很可能还能找到那两辆自行车，”詹文斌后来对我说。船划出去没多远，就见一艘日本汽艇打着探照灯经过这里。王高科果断让船夫停止划船，并和詹氏兄弟商量，万一日本兵发现，三人就投江（其实三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和毛蓝田都可脱身。好在上天保佑，恰在这时江上飘来一团浓雾，挡住日本兵视线。待汽艇过去，他们终于过江来到江北六合县一个叫“徐家洼”的小集镇。此刻已是次日凌晨。这里是军统一个秘密据点，王、詹两家家属也被转移至此，不久他们便与家人团聚了。
&&& 南京那边，日伪四处戒严，全城搜查，逮捕近千人，汉奸乘机敲诈。詹氏在南京城里的亲戚几乎全被抓获，其中詹的二姨父、詹妻的姐姐以及詹的岳母等，均被施以灌辣椒水、烙烫等酷刑。王高科作为介绍人，其家属也未能幸免，其舅父因在珠江路一茶馆做跑堂，詹父常去喝茶，熟人间偶有交谈，也被抓捕并遭严刑拷打（王高科生前笔录说是被“打得半死”）。父母将儿子行前留下的金手镯给了伪保长马忠兴托其通融，才免吃过多苦头。
詹长麟晚年登上长城（詹文斌提供）&&&&&&&&&&&&&&&&王高科晚年在家中（王正山提供）&&&&&&亲笔投书迷惑日伪
&&&&&詹、王两家在六合，被军统分别辗转安置在乡下孙百万、陈家有、林芝馨等农民家，隐匿下来。这段时间，两家人互不往来，甚至也不知道对方住处。潘崇声负责照应詹氏一家三代人，毛蓝田协助照顾王高科家。其间，为减少百姓吃苦，并确认投毒事件为个人行为，詹氏兄弟遵照军统安排，抄写了致日本总领事堀公一的一封亲笔信，由尚振声派人到上海租界发出。信云：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的烧杀抢掠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定为国报仇，为家雪耻……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
&&& “……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 &&&&&&&&&&&&&&（此信原件现存二史馆）
&&&&此信目的显然是想迷惑日本人，加上当时国民党报刊对此报道也持低调客观态度，只字不提组织行为，日伪当局一时也弄不清詹氏兄弟背景，信件上的上海邮戳则显示兄弟早已离开南京，因此，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护作用。后来有报道据此说詹氏经上海逃至香港，显系错误。也有多篇报道将此事件归为个人行为，与军统无关，也不确。
&&&&其实，詹、王两家在六合乡下隐藏了近一年时间，王高科长子王正山就出生在这里。后来因军统与新四军部队屡发冲突，面临日伪和新四军夹击，六合秘密据点势将不保，两家人才被转往上海。这两家人，詹家7口，王家4口，共计11人，事后第一次大团聚，自是千言万语，感慨不尽。大家从仪征过江，至龙潭火车站时兵分两路：一路是潘崇声带领詹氏兄弟两个毒案“元凶”，另一路是王高科带领两家家属，分头赶往上海。分手前，为明确生死责任，潘崇声提议他、詹长炳和王高科“刺血为盟，结为义兄弟”。三人按年龄，潘为大哥，詹为二哥，王为小弟，从此以兄弟相称。结拜完毕，分别启程。
&&& 到上海，住了月余，军统安少如称情况危急，又将两家合在一起，决定转移，这时詹长麟妻已有身孕。两家人趁夜乘船渡海，颠簸21小时，饱受晕船之苦，到达浙江某海滩（具体地点，王高科称“安东”，詹长麟称“宜阳”，笔者查浙江沿海地图，均无此地名，估计应在温州沿海一带）。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司令部情报科派人在当地接应，给王和詹氏兄弟每人发了100大洋以示慰劳。随后，两家人再度被分开安置，竟从此未再见面，直至抗战胜利后南京重逢。
&&& （上篇完）
&&&&&&&&&中篇：
&&&&&&&&&&&&&&&&&&&&&&&&&&& 当事人大结局&&&&&&
&&& 毒酒案发生后，尚振声、詹长炳、詹长麟、王高科、潘崇声等当事人，前程各异，人生跌宕。有的英勇赴死，有的骤遭镇压，有的铁窗度日，有的颐养天年，如今皆已聚集于另一个世界，徒叹世事难料。作为今人，对几位曾有功于国家民族者的下场结局，也应记上一笔，以示纪念。
&&&&尚振声：刺汪失败，慷慨就义
&&& 尚振声，河南罗山县人，毕业于河南大学前身“留欧美预备学校”，又因追求革命、立志救国而进入黄埔军校六期学习，同期有戴笠、程子华、罗瑞卿以及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等大批名人。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64师上校政训处长、军统河南站少将副站长、南京区副区长、区长等职。毒酒案之后，尚短暂外出躲避，不久仍潜伏南京指挥地下工作。1940年秋（一说11月7日），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上海被汪伪特工逮捕，随后供出20多名南京区成员，包括尚振声。尚于11月8日被捕。
&&& 尚的姑夫与周佛海有私交，尚妻杨静涵找到周的老婆杨淑慧，请周出面营救，周果然暗中关照。1941年6月，尚被释放，并经戴笠批准诈降，任汪伪第一方面军独立第七旅参谋长。暗地里，尚仍为恢复军统南京区而工作，并被任命为南京区区长。这一期间，尚积极策动七旅中下层军官伺机反正，期于站岗时或包围汪宅，刺杀汪精卫。这时突有汇自香港的3000元法币巨款（后知是给尚用于活动经费），引起日本宪兵特高课怀疑。日伪特务对尚暗中监视，先逮捕与尚来往最密切的部下徐维银。徐经不住拷打，供出尚振声及刺汪图谋。
&&& 尚于日在宁再次被捕，15日被押解至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此次76号避开周佛海，转交日军特高课处置。尚虽经严刑拷打终未屈服，于日被处决于上海北郊的江湾小刑场。据台《中外杂志》记载，尚刑前仍从容告诫敌伪“抗战必胜，汉奸必亡”。刽子手迫其东向（日本方向）而跪，其坚持西向（重庆国民政府方向）直立，且连呼口号，被乱枪射亡，年仅39岁。有一女和一遗腹子（后者不知下落）。抗战胜利后，戴笠令寻其尸骨，改葬沪西公墓。现台北忠烈祠仍有其牌位。尚在狱中曾填《浪淘沙》一阕以明志：
&&& 烽火遍神州，残缺金瓯，伤亡杂乱几时休？昔日繁华今瓦砾，庐舍墟丘。
&&& 莫负少年头，素志当酬，相期共挽此狂流。收拾河山与故国，赖我同俦。
尚振声将军遗照（尚慧潜提供）
台湾忠烈祠（李文舒 摄）
台湾忠烈祠武烈士祠（李文舒 摄）
尚振声牌位（李文舒 摄）
&&& 詹长麟：颐养天年 尊为英雄
&&& 詹长麟一家与王高科家在浙江分手后，往温州方向转移。据詹老回忆，他们曾途径“戴老板”家乡，戴笠的母亲还亲自接待他们并请他们吃了饭。他们在温州住店的时候，一天半夜，店主雇了几个人偷偷把詹长麟的箱子偷走了。箱子里有全部的盘缠，还有一把手枪。詹睁着眼睛看着他们拿走的，但不敢说话，“否则全家就没命了”。后来没有钱，全家就很辛苦。詹得了黄疸肝炎，吃不下饭，病得很厉害，被素不相识的好心中医相救，才转危为安。他们后来辗转到了福建莆田，做起卖油条、稀饭、红糖的生意，仍很穷苦。詹妻在温州时生了一个女儿，因营养不良一路颠簸，夭折于莆田。
&&& 1944年，“组织”终于找到他们。根据军统安排，詹长麟一家来到湖南衡阳军统的干部培训班，让詹当“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詹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毕业时还发给他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抗战胜利后，詹带全家回到南京。1946年，国民政府在中山东路的励志社奖励抗战有功人员，给了他和哥哥5万元法币的奖金，还颁发一尊银盾，上刻有“抗日有功，杀敌可嘉”字样。詹文斌告诉笔者，詹长麟用这笔钱买了一块地，盖了一栋三层楼，其中“中和旅馆”占楼一半，由他经营。旅馆有电灯电话，甚至还有冰箱，生意很好。此后军统未给他安排工作，但让他在苏州中央军官训练队“挂了个上尉头衔”，他每月坐火车去苏州领一次薪水。
&&& 据詹长麟生前回忆，解放前夕，詹过去的上级、时任保密局外事组组长的赵世瑞找到他，要他一起去台湾。他说他当时因为旅馆生意好，未舍得离开。1950年“镇反”期间与哥哥詹长炳同时被捕，因“坦白交代”好及未参与军统实际工作，获“从宽”处理，未被判刑，得以继续经营旅馆。1956年“三大改造”后，詹的旅馆被“公司合营”，靠工资生活。“文革”期间詹被作为“四类分子”罚扫马路，直至改革开放，晚年练身体、练书法，后因患食道癌于日在南京去世，享年95岁，是诸当事人中最长寿者，有儿女6人。
&&& 2009年12月，南京市政府隆重表彰“30位为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詹文斌代领了红色烫金的表彰册和一枚镀金的银质奖章。但詹长炳后人是否也得到一份？詹文斌说“不清楚”。
詹长麟年轻时照片（詹文斌提供）&&&&&&&&&&&& 詹文斌出示南京市政府颁发的英雄奖章（辜晓进 摄）
南京市政府办法的奖章和名册（辜晓进 摄）&&& 王高科：颠沛流离，告别军统
&&& 自毒酒案发生，王高科夫妇与詹氏兄弟全家在六合躲避，又在潘崇声等护送下迁至上海，再转移浙江，历时约一年半。根据王高科生前亲笔记录及长子王高科回忆父亲生前谈话，王妻到六合不久，生下长子王正山。王詹两家于浙江分手后，由浙江警备司令部情报科送至距金华180里的永康方岩镇，委托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安置。这里是山区，敌机轰炸不到，省政府临时在此办公。省政府转请浙江省警察大队安置。大队给王高科一个“特务员”的委任状，每月发薪16元，说大队经费也困难。这时王妻再生一女，全家生活窘迫。王曾步行180里路到金华军统特工站求援，意外见到詹长炳。詹留他住一宿，给了他10元，劝他还是回方岩警察大队。王思念在宁父母无人照应，决心冒险回宁。
&&& 但军统特务要脱离组织是很难的。1941年初，金华危在旦夕，省政府拟迁往丽水，警察大队计划派人护送“长官家属”。王向大队长报告，谎称要将妻儿4人送至杭州姑母家，以防家属拖累，然后再去云和报到。获准后，王将所有物品变卖，所有证件烧毁，除零用钱外，将钞票藏妻子月经带里（以防逃兵抢劫），扮作难民，全家出逃。1941年2月，王高科一家吃尽辛苦回到南京，在方岩生的女儿已不幸夭折。王偶见过去在六合认识的徐维银在丁家桥菜场旁的部队门口（现湖南路江苏省军区所在地）站岗，聊起来方知尚振声也在这里当参谋长，当时还奇怪他怎么当了汉奸。尚后来见了他，给他100元，要他做小生意暂且糊口。不料王年底再去找徐维银时便被逮捕，关在汪伪特工在南京宁海路25号的看守所，半月后押往上海76号，放风时意外见到先被抓到这里的尚振声。尚在汪伪特工面前将王推得干干净净，王也确实未参与“谋逆”，遂被释放。释放前，尚用香烟纸写一字条在厕所里交给王，要他回南京后速转七旅旅长张瑞京。王将字条藏在帽耳朵里带出，回宁后立即交给张旅长。字条大意是钱新民也被捕，钱为求自保而促日本人处死尚，请旅长设法解救。张瑞京说：汪精卫亲自批准枪毙，事已无法挽回，只能给予厚葬了。
&&& 抗战胜利后，王怕军统追究他擅离组织，但直至1946年戴笠去世也无人找他，这才放心。他重操旧业，在中央门外开了一个烟酒杂货铺，詹氏兄弟的旅馆楼也建在这里。1958年王因包庇反革命（指1950年对詹长炳、潘崇声等“潜伏”情况隐瞒不报）等罪状，被判管制三年，实际一直管制到文革期间遣送农村。后经申诉，南京下关区法院认定其任军统特务期间“主要是搜集日本人的情报，没有发现反人民的罪恶”，“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遂于1987年5月撤销原判。王患食道癌于日在南京去世，享年78岁，有儿女7人。
王高科肖像（王正山提供）&&&&& & 王高科幼子王正勇认为有关毒酒案的报道多有不实（辜晓进摄）&
&&& 詹长炳：留任军统 早被镇压
&&& 詹长炳去世很早，情况不详。笔者赴宁采访詹文斌，也未能获得任何线索，以致始终联系不到其直系后人。幸本文发稿前终于获得线索，分别电话采访詹长炳儿女中惟一存世的两个女儿詹文华和詹文和以及惟一孙子詹荣庆（现居南京，40岁），略知其生前情形。
&&& 詹长炳当年逃到浙江与王家分手后，被安置在金华，后又随浙江省政府迁至丽水，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军统给了他和弟弟一笔奖金。詹家当年逃离南京后，家中房子被日本人放火焚烧，此刻詹长炳列了一份财产清单交给国民政府，获如数补偿。他和弟弟用这两笔钱在中央门外和平门车站附近建了三层楼，一半为弟弟的中和旅馆，一半是自己的杂货店，并仍留军统（后改为保密局）工作，当时主要任务是肃奸。
&&& 1950年，新中国大力清剿国民党在大陆残余势力，开展“镇反”运动，詹长炳以“潜伏特务”身份被抓。其妻（2008年去世）后来曾对女儿詹文和说，詹长炳将一切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说“兄弟总要活一个”。詹最终被判死刑，不久就被处决，年39岁。行刑这一天， 10岁的詹文华背着不满1岁的妹妹目睹父亲去世。11岁的王正山也在现场，他至今记得，子弹是从脑后打进去的，但颜面未受破坏，事后有一老头用铜盆为詹长炳洗头。詹妻一路哭喊来到丈夫身旁，有人帮忙收尸，抬到小红山埋了。
&&& 詹长炳长子詹文明一向体弱，受此刺激，翌年病逝，年仅18岁。其二子也于1992年去世。文革期间，见有红卫兵来抄家，詹妻吓得将箱底丈夫惟一相片烧掉，于是詹长炳全无照片留世，请形象仅存储于其家人及少量亲友脑海中，这些亲友多以凋零。
&&& 詹长麟临终前曾说，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介绍哥哥加入军统，否则哥哥不会送命。詹长炳后人一致确认：南京市政府颁发的英雄模范奖章未给他家，也从未有人联系过他们中任何成员。
&&& 潘崇声：提前释放 默默去世
&&& 潘崇声间接参与了毒杀行动，并长期协助当事人出逃和转移，且是詹氏亲妹夫，又在军统担任较高职务，詹长炳后人认为潘当时作用不小。因此，也有必要作一交待。
&&& 关于潘的身世，其后人均不愿涉及。詹文斌说潘早年曾赴日留学，但也所知不多，倒是王高科在亲笔回忆中有一些细节。潘崇声，浙江温州人，较早加入军统，早年离婚。詹氏兄弟加入军统后，与潘有来往。潘看上比他小15岁的詹家小妹长英，“由上级作主”而结婚。毒酒案后，潘受上级指示负责詹王两家的转移，途中与詹长炳、王高科结拜为兄弟，因年长而排行老大。抗战胜利后，潘也回到南京，官至少校。当时他和詹氏兄弟及王高科等都住在中央门外同一社区，几家来往频繁。1950年“镇反”期间，潘以“潜伏特务”身份与詹氏兄弟同时被捕，判刑18年。中间曾因病保外就医，1963年被提前释放。那时狱中允许探监，其妻不仅一直等他，还于1957年生下他的小儿子。70年代后期因修路拆迁，詹长麟和王高科两家住进中央门外迈皋桥的长营村，直至去世。潘崇声搬到另外地方，日在南京去世，享年83岁，是当事人中第二长寿者，与第二任妻子有儿女3人。
潘崇声肖像（潘氏家人提供）
&&&&&&&&&&&&&&下篇：
&&&&&&& “南京毒酒案”五大悬疑
&&&&“南京毒酒案”发生至今，倏忽大半世纪，当事诸杰，均已作古。而中共抗战史料，当年《新华日报》尚且只字未提，往后更无确切记录。国民党内部秘密档案多在台湾，尤以特务历史，迄今未能解密。加上当事人生前敢于公开回忆，也已是半个世纪之后，遥想当年细节，难免叙述有误（沈醉将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之某凶手姓名记错，促酿冤案，便是一例），或有主观臧否，亦人之常情。一些报道为补缀缺失链条，辅以“合理想象”，乃至以讹传讹，偶亦见之。
&&&&以上种种，导致此案报道，无论报刊书籍，抑或广播电视，常互有出入，甚至彼此矛盾。即便同一当事人回忆，前后也有变化。可喜之处，乃一些后人，为还历史原貌，于父辈生前，小心引录，于英雄身后，执着搜寻，其对历史贡献不应低估。其间，虽由于以上原因而观点生异，甚或时有争执，其负责精神，依然可嘉。
&&& 现将各类著述报道中几个有争议的话题列出并奉上笔者观点，乞教于读者及相关人士。
&&& 一、个人行为还是组织决定？
&&& &早年报道，此案多被定性为詹氏兄弟个人作为，甚至南京史志办当年访问当事人，也持此种说法。如“两人（指詹氏兄弟）都在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当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为了报国仇家恨，他们采取了毒杀日寇的办法”（《服务导报》日），或“消息（指卢沟桥事变——笔者）传到南京后，詹长麟悄悄对哥哥詹长炳说：‘政府已经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咱们走吧，别再伺候日本人了。’受尽凌辱的詹长炳咬着牙说：‘走？哼！这样走太便宜这些东洋人了！咱们得找个机会，好好收拾他们一顿再走。’”（广东《炎黄世界》1999年第一期），再，“这场毒酒案就是他们兄弟俩事前谋划的”（《扬子晚报》日），等等。这些报道，均只字未提该重大事件的幕后组织策划者，仿佛获知情报、购买毒药、投毒、撤离等一系列行为都是百姓个人义举。当年各报因军统保密工作做到家，也概未觉察幕后组织行为。甚至2005年出版的《南京沦陷八年史》（上下册）等史书，也持“个人报仇”观点。
&&& 个人行为，就将此次事件的其他当事人撇开了。曾介绍詹长麟去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并在投毒事件发生后冒险负责撤退接应的王高科，生前对此就很有意见。王病逝后，其子王正勇曾于1997年奉父命跑到詹长麟家，请老人亲笔写下“王高科在江边接应”等字样，以防日后无人作证。此做法稍嫌唐突，竟令詹长麟后人不满，但从长远看，对澄清历史，不无裨益。
&&& 现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军统局南京区自始至终策划组织了这次行动，并如前文所述，军统为该事件的善后，前后用了近两年时间，花费不少人力物力。主要当事人晚年也承认这一点，此悬疑现已澄清。
&&& 二、究竟由谁领导？
&&& 这与前一点相关。既系组织行为，必有出头领导者，但领导者是谁呢？焦点集中在钱新民和尚振声两人身上。早期报道，由于相信是个人行为，这两人的名字鲜有提及。后来的报道，多认为钱新民是主要策划和领导者，如直至2009年第五期的《文史月刊》还说：“6月6日晚10时，钱新民决定，在丹凤街22号军统局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家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但也有一些报道认为尚振声是主要领导，如2008年出版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明确记载：“投毒行动小组由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领导”。也有将二人相提并论的。
&&& 钱新民是军统南京区区长，尚振声为副区长，两人军衔均为少将。按理这样大的事钱应当是主要领导，但南京区情况稍有特殊。卢沟桥枪声一响，抗日战争立即爆发，军统为未来考虑，迅即派河南情报站少将副站长尚振声到南京负责筹备南京区并任筹备处长。南京区正式成立时，由军统情报处处长兼南京特警科主任钱新民少将任区长，尚任副区长。钱因长期在南京公开工作而在当地“脸熟”，遂于南京沦陷前，带领南京区大部分人员撤到江北六合县秘密据点，而将城内地下潜伏工作交由尚领导。一些图书称钱新民在南京沦陷后不久就投敌，招出多人，致南京地下情报组织瘫痪，如“早在日本人包围南京以前，钱新民便把特区总部迁到了河对岸的浏河。南京一陷落，钱新民便携带‘首都’特区秘密特工的名单投奔了日本秘密特务机关（tokumu kikan），并帮助日本人到处逮捕军统特工”（《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2007年出版）。这是不确的，钱新民的叛变导致南京军统包括尚振声在内的多名骨干被捕，若果真发生在“南京一陷落”，南京军统就不可能在1939年策划实施“毒酒案”等抗日锄奸行动。史料证明，钱新民之投靠日伪是在1940年之后。此前，戴笠曾考虑将其派往上海补充被汪伪破坏得七零八落的上海军统组织，他因而常去上海，也是在上海被捕的。钱叛变后当上“76号”的机要处副处长，但也有“诈降”或双面间谍一说，所以钱最终未能逃脱一死，于1942年3月被“76号”枪毙于上海。
&&& 至于“毒酒案”，综合各种资料及当事人回忆，应主要由尚全权负责直至善后，钱新民主持全面工作。笔者从尚振声女儿尚慧潜大姐处见到其设法从台湾获得的台湾《中外杂志》1980年8月刊，有专文《河南英烈尚振声先生》，说到南京沦陷后，尚振声副区长潜伏山西路一带领导地下工作，“其时戴雨农（戴笠）先生曾指示南京区特别加强行动工作，俾汉奸附敌之辈知所儆戒。嗣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原文如此——笔者）接获情报，指出日寇重要将领、特务机关首脑，以及伪组织之高级汉奸等，将于八月（应为六月——笔者）七日在日寇大使馆内集会，并举行公宴，尚烈士乃星夜召集干部研究制裁办法，最后决定于敌伪公宴时暗中下毒，俾能一网打尽。”此台湾文献大陆从未刊载，可资佐证。
&& &三、情报从何而来？
&&& 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访宁，是抗战爆发后日本最高级别外交官的访华行动，包括随后在总领事馆设宴邀请日伪军政要员，均属绝密事项，何以预先泄漏？
&&& 据詹长麟生前回忆及其子詹文斌讲述，是詹长麟从日人信函中发现，进而报告南京军统的。《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以詹老第一人称口吻说：
&&& “1939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在日本领事馆‘公馆’内打扫卫生，在船山书记官的房间里，看到一封日文信件，就抄录下来。后经翻译才知道是:6月9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三重等随行要员，来南京视察日方工作。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招待清水次长及其随行人员。堀公一还决定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汉奸要员。我及时把这一重要情报向特务组织联系人卜玉琳做了汇报，在我送出的情报中，还详细的（地）列出了参加酒会人员名单。……军统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制造一起大事件，想通过药酒把他们全部毒死，来烘托抗日的气氛，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给汉奸走狗一个沉重的打击。”
&&& 但参加军统更早并与尚振声有直接联系的王高科不这样认为。据其长子王正山说，父亲生前多次和他谈到这段经历，认为詹长麟作为厨房杂役，接触公文信件的机会并不多，将来自日本的如此重要信件拆开抄录并请人翻译更是不可思义的事。其父隐约感到这个情报来自上面，是尚本人获悉并决定采取行动的。王高科事后和在军统内资格更老、曾亲手把毒药交给詹长炳也是其结拜兄弟的潘崇声谈起过此事。据王高科了解，尚振声于前妻去世后，在南京非正式迎娶上海女子杨静涵（一说魏风翔），杨也为军统工作，后有一遗腹子。尚的姑夫当过汪伪二号人物周佛海的太极拳教师，周在一次打牌时透露清水要去南京，事为尚得知，方有后来的策划。
&&& 究竟哪种说法更靠近史实？笔者不好妄断。合理的想象是：南京军统高层获悉清水即将访宁一事，遂命令潜入日本驻宁总领事馆的詹氏兄弟密切关住近期动向。詹氏从向外发出的邀请信（这从信封上就能看到，而且是汉字）上获悉宴请时间及出席者规格，再向上级报告，最后促成此事。
&&& 但事实究竟如何，笔者从二史馆并未查到，相信台湾的档案里会有答案。
&&& 四、毒药究系何物？
&&& “南京毒酒案”的结果是，虽“毒倒一片”，但只毒死两三人，包括“维新政府”首脑在内的其余人等，虽毒倒入院，终无大碍。此“惊天行动”与军统的预期多少有些差距，于是人们对投放的毒药产生了兴趣，以致公开报道上出现三种说法。
&&& 第一种是“阿托品”说。早期一些报道及部分出版物均称毒药系“阿托品”，如“詹长麟先到中华路119号老万金酒店买回4瓶老陈旧，然后秘密地向各瓶投入大剂量的阿托品，重新将盖口按原样封好，送到总领事馆邸。6月10日下午6时左右宴会开始前，詹长麟又负责温酒。他将渗入毒液的陈酒灌入日本式的酒壶中”（《南京沦陷八年史》，2005年出版）。
&&& 第二种是“醉仙桃”说。有报道引述王高科及其后人的回忆，说毒药是一种名叫“醉仙桃”的中药，如“这次下毒从策划到最后执行，间隔了很长时间。下毒采用的是一种名为醉仙桃的毒药，此药是一种中药，能够麻醉人的神经。如果使用过量，能当场致人死亡，如果喝酒后死亡速度过快，那么下毒者短时间内无法撤退。所以，下毒的剂量、下毒的时间、药性的发挥等等方面都要考虑得当。为了精确药的用量，他们曾拿猴子做试验。如果日本人喝下毒酒之后，好像喝醉了一样，在醉态当中缓慢死亡，这样既不容易被别人发现，而且詹氏兄弟就可以在相对充分的时间内撤退了”（《金陵晚报》日）。笔者此次采访王高科儿子王正勇时，这位年轻时学过中医，迄今仍时常免费为街坊邻居治病的退休工人仍坚持此说。他说，“醉仙桃”的学名叫“曼陀罗花”，服用少量易醉，大量可使心脏麻痹而致死，而且不易查出，临床上用于麻醉药。
&&& 第三种是“氰化钾”说。这是目前较多的观点，缘自詹长麟后来的亲口叙述，如“毒药是军统局给了我姑父（应为妹夫，下同——笔者）潘崇声，姑夫后来把药交给了我哥，我哥晚上带回家的。过去嘛，全家不管有多少房大家都住在一起。晚上我哥跟我讲，说‘你看，药已经拿来’，我看到是一个很小的，小针头这么粗的瓶子，药不多。上面有USA三个字母”（《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2006年出版）。詹文斌也向我讲述了同样的父亲回忆，并确认那“白色粉末”其实就是剧毒药物“氰化钾”。
&&& 三种说法，大相径庭，可惜当时报章也语焉不详。笔者觉得，“阿托品”不太可信。此药毒性并不大，现在治胃痉挛的药就常用阿托品。如果酒里放了“大量”阿托品，那还是酒吗？一喝不就喝出来了吗？“醉仙桃”的说法似也难自圆其说。军统从获悉清水访华到决定实施投毒，估计不会“间隔很长时间”，容不得去慢慢试验。而军统过去暗杀行动中驾轻就熟的做法，就是使用氰化钾。前述台《中外杂志》述及此案时，有“惟所用毒药毒性过猛，致发觉较快”语。氰化钾溶解后无色、无臭、剧毒、速效、用量少，因而最常采用。何况此事由直接当事人回忆，可信度较高。因此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说法。
&&& 五、最终毒死几人？
&&& 投毒者和所有相关人当晚即成功逃离，因此他们对此后在日本领事馆发生的详情并不知晓，最后的结果只能靠军统内部情报及媒体的公开报道来了解了。由于迄今也未见到军统内部的通报文字，死伤情况便有了出入。主要是关于死亡人数，一为2人，一为3人。
&&& 2008年出版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持“3人说”：“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不同程度地中了毒。只可惜日本几个主要官员饮酒不多没有毙命，三浦大佐、宫下、船山都一命呜呼，而汉奸头目们因在日本领事馆不敢放肆吃喝，逃避了惩罚，汉奸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皆中毒后获救未死。”但更多的报道坚持“2人说”，詹长麟、王高科等生前回忆此事时也说是死了两个日本人。
&&& 从当时报纸的报道看，都说是死了两位日本人，且包括日伪报纸在内的各派报纸均未对毙命人数存疑。特别是《申报》一直引述德国海通社消息，其中一则发自东京，系日外务省信息公布，消息称：“参与星期日日伪官员招待日外务次官清水留三郎宴会之日领署官员两人，因中毒过深，未及救治，因以毙命。”相信这一消息是可靠的，三浦当时是日本现役军人，史料未见有日本军官被毒死的记载。
&& （全文刊于日和6月12日《深圳特区报》，《中国报告文学》2010年第9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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