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随母姓真的就能性别平等吗？
　　孩子随母姓，奖励1000元，成为安徽省长丰县的新鲜事。记者昨日从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获悉，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七周期性别平等项目试点地区，长丰县已有近30户新生儿家庭主动申请新生子女随母姓。（8月2日《大河报》）　　　　新生儿呱呱坠地后，首先要申报户口，父母亲煞费苦心，甚至翻遍了字典，为的是给孩子起一个响亮而又好听的名字。尽管取名是公民的权力与自由，但是按照传统习惯，孩子起名时几乎都是随父姓，很少有随母而姓的。　　　　现在合肥市长丰县率先突破传统思维、打破民间惯例，对于新生儿随母姓的家庭一次性予以1000元奖励，尽管数额并不大，但是意义不容小视，由于政府主导这项试点与改革，所以推进比较顺利，这可以从近30户新生儿家庭主动申请新生子女随母姓看得出来，老百姓都有一个从众心理，相信开了这个头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家庭迅速跟进。　　　　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七周期性别平等项目试点地区，安徽试点的这次“姓氏革命”显然没有跑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生儿随母姓，确实能慢慢淡化父姓意识，淡化传宗接代意识，但能否推进性别平等，我看有点悬，也看不出有啥实际效果，这是因为，性别平等体现在诸多方面，尤其是在教育与就业方面，要想实现男女平等，恐怕还有相当的难度，换言之，不少人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仅仅因为孩子随母姓就高调宣示性别平等，显然属于自欺欺人，一厢情愿。　　　　中国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孩子随父亲姓，传承至今没啥不好，这与血统、血脉也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研究表明，随意改变姓氏，会增加近亲结婚的风险，因为人类的遗传基因主要与父亲有关，姓氏随母后，家谱无疑就会失传。再说了，这样的试点也缺乏可操作性，因为离婚率很高，孩子姓氏的变化随时会出现，政府不能剥夺公民更改名字的自由。再有一点，随着二胎政策的实施，两个孩子很可能分随父母而姓，如何奖励又成了问题。　　　　安徽试点的“姓氏革命”弊多利少，也达不到性别平等的目的，因此不必急吼吼地为之叫好。最明智的做法是，政府可以鼓励民间姓氏随母，但不宜以现金进行奖励，否则难免被功利化而事与愿违。　　　　文/李忠卿
( 00:02:36)有钱老公真任性 男女依旧不平等
核心提示：当代社会崇尚的是男女平等，夫妻共同分担家务。但是相关调查研究表明，不管妻子工作多么繁重，收入占家庭经济的多大比例，她依然是家务的主要承担者。原因主要是女性的传统思维，认为女人做家务达不到一定的标准，无法让人满意。大多数人觉得做这些杂事是女性的天职，男人就应该在外赚钱养家。这一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并且广为流行。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夫妻家庭生活中，妻子仍然承担大部分的家务，而丈夫越有钱就越不愿意帮助妻子分担。相反，处理较多家务杂事的丈夫拥有较少较平淡的性生活。 　　当代社会崇尚的是男女平等，夫妻共同分担家务。但是相关调查研究表明，不管妻子工作多么繁重，收入占家庭经济的多大比例，她依然是家务的主要承担者。原因主要是女性的传统思维，认为女人做家务达不到一定的标准，无法让人满意。大多数人觉得做这些杂事是女性的天职，男人就应该在外赚钱养家。这一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并且广为流行。
　　研究调查了36位妻子和12位丈夫，他们都至少有一个14岁以下的孩子。分析结果发现，老公财富的多少与干家务活多少息息相关。老公越有钱就越不愿意碰那些垃圾桶、洗碗机、洗衣机等，而是花钱雇工或保姆。但是一个低收入的老公，则非常乐意并且主动承担家务，让妻子能够安心工作，不用劳于家务杂事。　　另外，社会学家还调查了4561对、结婚20年左右的中年夫妻的性生活与分配家务的比例。结果表明，在外奔波赚钱养家的男人比经常做饭打扫卫生的丈夫拥有更多更精彩的夫妻性生活。　　所以，生活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找一个有钱的老公可能意味着老婆要多做点家务，嫁一个低收入的老公，家务可以少做但也不一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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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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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国际三八妇女节。前段时间，央视春晚到底有没有歧视女性一事引发舆论热议，论战双方始终争执不下。谈女权这事儿，真心不简单。君不见连观察者网非常支持妇女解放的专栏作者谈女权主义误区，都引来不少骂声。薇薇我身为一个妹子，也怕人说我胳膊肘往外拐，但有些话又不吐不快。
中国男女到底有多不平等？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女性地位的探讨源源不绝。前段时间，网上盛传一篇题为《中国男女平等吗？70组数据有话说》的文章（见文末）。作者赵思乐，微博名后还有“feminist”（即女权主义者）的后缀。文章通过女性消失、女性自杀、合法“强奸”、伴侣暴力、就业歧视、职业发展、无酬劳动、土地权益、决策权力等70组数据，指出性别不平等仍存在于中国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中看似数据翔实，但仔细考究之下，部分数据难免有选择性放大负面数据之嫌。
譬如，该文是这样介绍女性自杀的问题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曾经是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虽然近年女性自杀率有所下降，但是世界上女性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农村妇女自杀问题尤其严重。”
我这里援引一下《中国妇女报》署名“书时”去年的反驳文章：根据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今年的文章《悬崖勒马——中国自杀率大幅下降》称，“近年来中国自杀率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来自香港大学今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支持《经济学人》相关论断的证据，这份研究报告表明，2011年，15至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中，每10万人里年均有3名农村女性自杀。此外，清华大学景军团队的统计也表明，在1998年之后，农村女性自杀率已经低于农村男性自杀率，至2010年，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已经较1987年下降了78%。而据WHO统计，2008年至2013年，全球平均自杀率从每10万人11.6例增长到了14例。邻近中国的发达国家自杀率也明显偏高，2012年，韩国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28.1例，高于2006年的21.9例。由此可见，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不仅低于农村男性自杀率，而且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再譬如说“合法”强奸，《70组》一文称：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学者合作的《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显示，在调查地每5名女性就有1名曾遭受过强奸。
五分之一？看到此处时，我回头望了一眼办公室里这十来个女同事，还以为这报告调查的是东亚另外一个人口大国呢。查了新闻，才知道这项报告是“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和中国反家庭暴力网络/北京帆葆在华中地区某县针对年龄在18岁~49岁的共1017名男性和1103名女性展开的调查结果”。
在报告正文“研究方法”一节，研究人员提到：“A县这一调查地点不是随机抽样选中的，所以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情况。之所以选择A县，是因为当地的合作机构对项目高度认可，并显示出强大的实行能力，可以协调调查团队在当地完成一个如此复杂的定量调查……此外，从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A县的情况在中国并不特殊，因此在A县取得的调查结果不会特殊于其它情况类似的地方。”私以为，A县能不能代表全中国的情况，值得商榷。
类似数据，本文就不一一赘述。本文不是要刻意反驳《70组》一文，也不想一味称颂我国的女性解放事业。我只是觉得，我们既不能乐观地说“中国男女早就平等了”，也不能悲观地放大、乃至故意歪曲共和国已取得的成效。
J·霍华德·米勒1943年的海报：我们能做到！
这些年来，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提升了多少？
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2011年10月发表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这个调查每十年举行一次。这一部分都是数据，读起来可能略枯燥，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
一、健康状况。调查显示，在18-64岁的女性中，64.2%健康自评“良好”，比10年前提高了9.2个百分点，男女健康自评良好的差距从12.7缩小到7.7个百分点。60.0%的女性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最近3年内，有42.2%的女性做过健康体检，54.9%做过妇科检查，分别比10年前提高了17.2和16.9个百分点。在中西部农村，43.4%的女性从未做过妇科检查，比东部农村女性高4.3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城镇35岁以下妇女生育最后一个孩子时做过产前检查的为94.8%，在医院分娩的为97.2%；农村的相应比例分别为89.4%和87.7%，比2000年提高了13.4和40.6个百分点。
二、受教育状况。调查显示，18-64岁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比2000年提高了2.7年，性别差距由十年前的1.5年缩短为0.3年。女性中接受过高中阶段及以上教育的占33.7%，城乡分别为54.2%和18.2%；中西部农村女性中，这一比例为10.0%，比该地区农村男性低4.6个百分点。女性中接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的占14.3%；城镇女性这一比例为25.7%，比10年前提高13.3个百分点。
三、经济状况。调查显示，18-64岁女性的在业率为71.1%，城镇为60.8%，农村为82.0%。在业女性在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45.3%、14.5%和40.2%。城镇和农村在业女性的年均劳动收入分别为男性的67.3%和56.0%。农村在业女性主要从事非农劳动的比例为24.9%，男性为36.8%，比10年前分别提高了14.7和17.9个百分点；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返乡女性从事非农劳动的比例达到37.8%，比从未外出务工的农村女性高16.3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9.0%的女性和14.0%的男性曾经获得过生产经营性贷款，其中，女性获得政府贴息等形式小额贷款的比例为37.3%，男性为36.9%；农村女性获得政府贴息等形式小额贷款的比例为39.9%。
四、社会保障状况。调查表明，在非农业户口女性中，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比例为73.3%，享有社会医疗保障的比例为87.6%；农业户口女性中，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比例为31.1%，享有社会医疗保障的比例为95.0%。与2000年相比，城镇单位女性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享有率分别提高了25.4和46.1个百分点。近十年，87.3%的城镇单位女性生育最后一个孩子时产假时间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比上一个十年提高了9.8个百分点。
五、政治状况。调查显示，2.2%的在业女性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为男性相应比例的一半；高层人才所在单位一把手为男性的占80.5%。数据显示，92.9%的女性关注“国内外重大事务”，54.1%的女性至少有过一种民主监督行为，18.3%的女性主动给所在单位、社区和村提过建议。83.6%的农村女性近5年来参与了村委会选举，能够“尽力了解候选人情况”、认真投票的占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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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责任编辑:陈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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