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子贡的故事 【范文十篇】
孔子与子贡的故事
范文一：在孔子的诸多弟子中，子贡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之所以特殊，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生意人，一个生意做得很大，以至于《史记·货殖列传》富翁排行榜上赫然名列第二（头一名是财神爷陶朱公范蠡）的跨国企业大老板，我们知道，孔夫子对做生意这种事是极不欣赏的。他曾在会见鲁哀公时指出：“好肆不守折而长者不为市窃。”（《孔子世语·卷二》）“市”竟然可以和“窃”相提并论，可见他还无法设想后代集义利于一身的“儒商”形象。这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理论在这方面的运用。他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执鞭之士”，杨伯峻先生准确地翻译成“市场守门卒”。这句话的潜台词似乎是说：凭正当手段来做生意，是不可能发财的──孔子发财正当途径是做官，他在鲁国做大司寇的时候“奉粟六万”，后来卫灵公也将同样多的高薪如数付给他──这是“无商不奸”一语比较含蓄的说法。更有一次，孔子直接把子贡和他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对比，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庶几达到圣道的人是穷光蛋，而端木赐（按即子贡）这种不守本分的人去搞投机买卖居然能牟取暴利！这显然是在为颜回鸣冤叫屈的同时讥讽子贡。 子贡在孔门弟子中地位相当高。孔子虽说号称弟子三千，得其真传者不过七十二人，而七十二贤嫡系门生主要是十哲，这十哲之中就有子贡的大名。汉代的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九等人中将子贡划为第三等，唐玄宗又追赠他为“黎侯”，陪孔子从祀。所以事情就显得有些奇怪了。怎么子贡这样的商业界巨头，竟然能成为孔子的高足呢？这个难题对历代儒者们来说是尴尬的。好做翻案文章的清儒崔述说：“按古者金粟皆谓之货殖，犹生也。所谓货殖云者，不过留心于家人生产，酌盈济虚，使不至困乏耳。非籴贱贩贵，若商贾所为也。樊迟请学稼圃，孔子以小人斥之。若子贡学道，而躬行商贾之事，孔子不知当以何斥之。”（转引自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货殖列传》）他的逻辑是既然子贡是先贤，不得随便怀疑，而投机倒把、贱买贵卖之类鄙事君子显然不屑为之，因此子贡只不过是贴补家用而已，哪可能是做生意的大亨呢？事实竟然可以按照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而歪曲到如此离谱的地步，实在可笑。而类似可笑的言论，宋儒早就说过。程颐说：“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人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先进》）竟然一口咬定子贡是在入孔门之前做过小生意，以后则弃恶从善、洗手不干了。这自然是想当然的无稽之谈。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孔子死后，子贡“结驷连骑”威风八面地去会见“隐于草泽之中”的子思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子贡是乃师逝世后才发迹的。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子贡自己做出来的。有人问子贡孔夫子门下怎么乱七八糟什么样的人都有？子贡回答说：“夫隐栝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说苑·杂言》）然而，子贡绝对不是一般的需要矫正的枉木疾人顽钝，他还是孔子最宠爱的弟子之一。《论语》里面出现次数最多的并不是颜回，也不是后来发展了孔子思想的子思子夏等人，而是子贡。颜回子思出现二十余次，子贡却出现达到五十余次。无独有偶，当孔子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因而发出“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浩叹时，站在一盘聆听的也是子贡。朱熹也说：“圣门自曾颜而下，便用还子贡。”（转引自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141页） 除此而外，有没有可能出于感情因素──毕竟追随那么长时间了──孔子对子贡有所偏心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我们知道，孔子是个“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情感服从理性的人。亲生儿子死了，《论语》上也不曾看到任何反应，而优等生颜回死了，却伤心得说出“天丧予”“非夫人之为恸而谁欤！”那样极端的话。由此推知，孔子对子贡的垂青也必定存在着某种超情感的更为深刻的理由。大胆一点说，子贡身上一定有什么东西吸引了孔子。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子贡有什么特点。子贡最显而易见的特点是能说会道，是孔子“言语”一科的高材生。然而孔子似乎并不欣赏好逞口舌之快的人。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有口才的很少是仁人。“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论语·公冶长》）辩才无碍的人是讨人嫌的。“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这愚、鲁、辟，其实并不是贬词。因为真正的仁者形象是执著得近乎迂阔，认真得近乎痴愚，因而在世俗社会中是吃不开的。至于雄辩者，给人的感觉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让别人屈服于自己语言的逻辑力量，而对自己的辩词是否通向真理常常至少是来不及关心。对于雄辩者来说，原则是有弹性的。为了迎合听众，他们必须重新解释原则，使它和非原则界限的逐渐模糊，因而也就常常牺牲了原则本身的纯粹性。子贡的能言善辩，与他商人的角色意识是符合一致的：两者都需要随机应变的灵活头脑，都需要具备随时准备迁就世俗的心理素质，都需要超逸出固定法则之上的某种悟性。这种性格倾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投合孔子心意的。 看官或许要问：此话怎讲？我们说，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孔子对“仁”的基本态度。“仁”并不是一个“舍生取义”之类的终极性抽象概念，它还有着丰富而具体的广泛的目标指向；它不仅仅是人独善其身时的人格理想，而且是人兼济天下时的行动纲领。或者用马克思的语法来说，儒者不光是要认识这世界，而且要改造这世界。这就决定了仁学不能仅只是剥离了内容的干枯信条，而且还必须具有可操作性。要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就必须使其被普遍接受。对孔子来说，就是被君主接受。而被接受的前提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不拘泥于原则的某种程度的灵活性。这样我们就跟子贡接近了。只有颜回子思在陋巷不改其乐的这种仁者类型的学生还不行。朱熹讲得很透彻。他说：“如原宪（按即子思）只是一个吃菜根底人。邦有道，出来，也做一事不得。邦无道，也不能拨乱反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转引自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142页）孔子还需要子贡宰我那样智者类型的弟子。在孔门弟子中，真正比较能办实事的，好象也只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子贡。吴国向鲁国强征百牢（百头牛），是子贡出面费了一番口舌让吴国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是子贡跑到楚国去向楚昭王讨来了救兵；齐人田常篡位，为稳定宝座，对各国诸侯态度相当殷勤。鲁国人乘机派人去索要被齐国侵吞的鲁国旧地。那两位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任务的使者，其中之一也正是子贡。子贡最出风头的事穿梭往来于五大国之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将勾贱夫差这些一流霸主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他的指挥下，造成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政治局面，对春秋末期的政治形势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当然，据某些历史学家看来，上述有些史实未必十分靠得住，但无论如何，子贡成为这一故事的主人公，应该与他自身的性格不无关系。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子贡智则智矣，但在仁上的修养尚欠火候。《荀子·大略》有子贡厌学的记载，《盐铁论·殊路》中，桑弘羊嘲弄子贡不象子路那样为孔悝死难，却毫无信义地临阵遁逃。上文提到的子贡见子思一事，于子贡脸上也未见得十分光彩，因为其会见的主要目的是向他的昔日同窗摆阔。《论语》一书中，我们很少见到孔子赞扬子贡。子贡曾经自我表白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却非常不给面子地回答道：“赐也，非尔所能也。”（《论语·公冶长》）子贡有一回讲别人坏话。孔子教训他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子贡在做鲁国大夫时，根据邾隐公向鲁定公献礼时双方国君不合法度的举止神态，准确地预言了这两个人将很快先后倒霉。当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子贡的判断时，孔子对他仍有微词：“赐不幸而言中，是使赐多也言。”（《左传·卷十一》）嫌他太饶舌。孔子甚至还断言在自己死后子贡这个人也好不了。他说：“丘死之后，商（按即子夏）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悦不如己者。”（《说苑·杂言》）对这样的现象，司马迁附议《孔子家语》的评论，认为：“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荀况曾经指责管仲“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这样的话和拿破仑所说的“一个优秀的元帅应该只有头脑，没有良心”之类高论相比，的确倒是相映成趣。实际上，力功者很少能同时力义，力知者很少能同时力仁。头脑和良心能同时兼顾者，除诸葛亮、王守仁等少数几位名将名相外，古往今来能够及格的人，大概也不会太多。 回到全文，我们说孔子对子贡既喜欢又不满的矛盾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导源于他仁学的浓厚入世性。这一特性要求儒者既能方又能圆，既能游刃有余地优游于社会，又能坚持自己的仁学理想。这对孔子构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两难选择：要媚世取容是不行的，是“乡愿”的做法，而“乡愿”是“德之贼也”：要一丝不走样地捍卫原则，那么这原则也就会变成美丽的空中楼阁，不具有实践意义。他不能在这两者之间走不偏不倚的平衡木中庸之道，他必须做出抉择。孔子在周游列国的宦游生涯中，并不是没有试图做出某些妥协让步，例如曾先后准备投奔声名狼籍、造自己主子反的公山不狃、佛肸，结果反过来被子路用儒家大道理数落一通，后来不得不放弃初衷。又有一次竟去见当时著名的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卫灵公太太南子——十分令人想起宋江为了请求朝廷招安去贿赂陈师师开后门，要她向皇帝发动枕头攻势——搞得为了平息子路的义愤而指天发誓。总的说来，孔子做这类事总显得心虚气短、中气不足。《论语》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足资证明他的心境；“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子弗如也。’”（《论语·公冶长》）王充认为这段话甚是无理：“孔子所以教者，礼让也……使子贡实愈颜渊，孔子问之，犹曰不如，使实不及，亦曰不如……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颜渊愈子贡，子贡谦让，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颜渊，使子贡贤，门人莫及，于名多矣，何须问于子贡？”（《论衡·问孔》） 如果我们认识到孔子的内心苦衷，上述对话可能就容易理解了。孔子在这里与其说是比较颜回与子贡哪一个更贤，倒不如说是比较他们两种人格类型——仁者和智者，或者说思想家道德家理想家与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这两种类型哪一种更为可取。之所以有此一问，恰好表明了孔子难以言表的困惑。孔子承认，他和子贡一样，在贤的程度上都不如颜回。因为原则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是否可以松动，他至少在这方面动过念头。而颜回则决无此种可能。对颜回的一再肯定，充分显示了孔子身上思想家道德家理想家那种倾向毕竟占了上风。《论语》倒数第二章，即“子张篇第十九”，有几段子贡用最高级形容词来歌颂他老师的话。有些人看到子贡在实际事物中如此能干，又显然是当时政坛上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星，却为孔子守孝六年，并且总是口口声声赞美孔子的伟大，感到有些不可理解，认为是子贡故作姿态地谦虚。子贡答复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他的话是真诚的。世人只知道子贡春风得意一时，却不知道这种个人功名不能垂诸永久。但是，作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却知道。子贡曾问孔子自己是何许人也？孔子回答说：“器也。”什么器？瑚琏。一种相当尊贵的用于祭祀用的器皿。然而孔子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君子不器。”本事无论如何了得，子贡充其量也只能充当祭祀的工具，却不能像孔子一样，其本身成为后来祭祀的主角。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子贡“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凭着巨大的财富一直做到鲁国卫国的宰相，并因此得出结论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这个结论却未必非常准确。诚然，子贡在推销儒家学说方面固然功不可没，但是，孔子思想倘没有其内在合理性，子贡无论怎样人前人后地做广告宣传，也迟早会归于夭折。相反，孔子思想有了其内在合理性，没有子贡，仍然会流芳百世。孔子在世时，始终恪守自己的哲学，没有稍加贬损以苟和当世，这使得他终其一身四处碰壁，未能实现自己政治主张就饮恨辞世。同时，也正因为他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理想主义精神，才使得他的思想成为千千万万的伟大信仰，成为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官方哲学。这或许是孔夫子始料不及的。然而，谁又能说这里面不包含着历史选择的某种必然呢？
范文二：孔子的贡献
孔子的一生，大体可以归纳为治学、从政、施教三个方面。在总结自己的成长历程时，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在孔子看来，为学的根本目的并非谋求仕禄，而在于得道与行道，谓：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此，他“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述而》），广泛搜求古代典籍，深思三代治乱兴衰之根源，探索修身、治国、安天下之道。他“见贤思齐”（《里仁》）、“学无常师”（《论语·子张》），相传曾问官于郯子、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习琴于师襄，因此成为先秦礼乐大师，开创了儒家学派及其思想体系。在人格修养上，强调对“仁”的自觉追求和自我完善；在社会行为上，强调处处以“礼”为规范和准则；在政治实践上，强调“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由内而外，一以贯之。
在教育方面，孔子标举“有教无类”的宗旨，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他以《诗》、《书》、礼、乐为教学内容，实行因材施教、举一反三的教学方法，提倡学思并重、温故知新，教育了不少德才兼备的学生，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之说，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
孔子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育家，打破了以往“学在官府”的局面，促进了文化知识的普及。
孔子的从政经历，为时最短，但最能体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救世热忱。他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为理想，为此积极奔走，“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虽历尽艰险而百折不回。在周游列国的途中，他受到长沮、桀溺等隐士的讥嘲，但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他并非不知道个人幸福的珍贵，但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虽然也曾感到失望，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话，有过“欲居九夷”（《子罕》）的念头，也曾为曾点的“浴乎沂，风乎舞雩”而砰然心动，但是终其一生，无论是治学、从政还是施教，都在为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而奋斗不息。这正是孔子精神中最可宝贵的一面。
范文三：阅读下面文字，完成23—24题。（5分）①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②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子）曰：“赐也亦有恶乎？”（子贡）曰：“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23.文段①阐述了儒家什么思想？请分别结合《论语》中的某一相关章句，简要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3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4．请分析文段②中孔子与子贡之“恶”的不同之处。（2分）参考答案：23．中庸思想；中庸之道绝不是不讲原则的折中主义，而是一种始终以“义”为准绳的稳健主张。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就体现了中庸的原则是“德”，即“义”。（答出“中庸”给1分，对文段①的理解给1分，结合其他章节分析给1分）24．孔子“恶”人违背仁德，偏离“中庸之道”。子贡“恶”人混淆仁德，假托“中庸之道”。（对孔子和子贡的言论分析各1分）
范文四：商是儒的门槛，儒是商的境界。 　　 　　政治家是一贯看不起书生的，但就有这样一位书生，国君们见到他，都一反常态，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制，所谓分庭抗礼，就是把书生当国君看。但书生并无一官一职，也不是什么大使代表一方诸侯，他何德何能，众国君要这样抬高接待的规格？ 　　端木赐，字子贡，出生于卫国的商人家族，小孔子31岁，17岁从学于孔子，后财于曹、鲁之间，成为孔门七十二贤中的首富。他出国斡旋，花钱如流水，结驷连骑，加上他风流儒雅，有纵横捭阖之才，自然弄得国君至少得摆出求贤若渴的样子。 　　据考，孔子周游列国十多年，钱袋子就是子贡。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其中主要的就是财力的支持。《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怎么办呢？子贡出场了，背着货物，偷偷地溜出包围圈，货郎似的，和野人――应该是在田野耕作的农人――以物易物，终于弄到一石米。一时间，子贡几乎成了孔子的衣食父母兼救命恩人。 　　不仅如此，当鲁国危难之际，子贡受孔子之命，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这么一弄，他的殷实家底估计也差不多了，很高尚，舍家为国，但子贡并不是鲁国人，而是卫国人，孔子才是鲁国人，子贡的心，典型的爱屋及乌。 　　有人，比如南怀瑾，推论孔墓是子贡出钱修的，大体错不了。孔子安葬后，其弟子皆在墓地守丧三年。三年满，相诀而去。只有子贡一人庐于冢上，凡六年。墓里没有金银财宝，几千年孔墓没有人去盗过，但光一座墓是不行的，还得有口才好的人来解读孔子，前来拜谒的人很多都是名流，比如鲁哀公。子贡长期守墓，或多或少影响了他在七十二贤中的排名。 　　别的弟子守不起这么长的时间，原因之一就是没钱。 　　孔子评价子贡“货殖焉，亿则屡中”。说他对市场行情的预测特别准，这并非老师吹嘘自己的得意门生，东汉王充在《论衡?知实》里也说：“子贡善居积，亿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孔子都承认，赐之敏贤于丘也，何况颜回乎？贱买贵卖，逐什一之利，对知识分子是一种考验。 　　儒和商，一个讲赚钱，一个讲仁义，似乎是两个极端，水火不容，要捏成一块，非大英雄不能当之，此乃带着脚镣跳舞，如同周伯通两手互搏之术。目的是赚钱，是为商；手段光明，是为儒。儒商天生就要散财的，问题是儒商如何聚财？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儒家的理念运用到商道上，利以义制，变套在头上的紧箍咒为护身符，都需要“赐之敏”。 　　历代一流商人都知道义之所贵，而儒者的风范深深融入到他的意识、性格和魂魄之中。 　　有文化的人去做商人并不就是儒商，一个商人碰巧文质彬彬也不是儒商。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言行举止，就不愁在商界顶天立地，子贡证明了儒商是有竞争优势的。 　　商是儒的门槛，没赚到几个钱，就自称为儒，就显得有些寒酸；儒是商的境界，臭钱不少，但一眼看去萎缩鄙陋，没有一丝风流蕴藉，腹中空空，何谈儒？既有经商的实力，又有儒雅的风范，子贡树立了一个标杆，“儒”成了商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摘自《英才》）
范文五：端木赐　　字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⒄，《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而言就是：存鲁，乱齐，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⒇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于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凡此种种，不说颜回，即令三干弟子，哪个能与子贡相匹敌、论高低，孔子对子贡这样一个学绩优异、政绩沛然，经商能力卓异的弟子竟以为他不如颜回，这实在令人费解!看来即使聪明若孔子者，也有昧暗不明的时候。史实足以证明，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　　端木赐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注：①②⑦⑩《史记·仲尼弟予列传》 ③⑥⑩⑩《论语·公冶长》 ④⑤⒁⒂《论语·先进》 ⑧⑨《论语·颜渊》 ⒀《论语·雍也》⒃《论语.为政》 ⒄《论语·季氏》 ⒅⒆《集解》 ⒇⒇⒇《论语·予张》。 孔子的学生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字。卫人，少孔子三十一岁，善于经商。孔子说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子贡不做官而去从商，猜测行情，竟每每猜中。他是七十二子中最富有的人，史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收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范文六：孔林，是孔子及其家庭的专用墓地。孔子死后，葬在曲阜泗水之阳、洙水之阴，即现在的孔林，也是世界上延时最久、规模最大的家庭墓地。孔子墓享殿之后红色的墙院内就是孔子及其儿、孙三代的墓地。孔子墓似一隆起的马背，称“马鬣封”，是一种特殊尊贵的筑墓形式。 　　在孔子墓西三间房屋为子贡庐墓处。 　　传说，孔子死后，众弟子为孔子守墓3年，相诀而去。子贡觉得在孔子病危时未能及时赶回，很对不起老师，所以当别人守墓3年离去后，他又在墓旁再守了3年，一共守了6年。后人为纪念此事，建屋三间，立碑一座，题为“子贡庐墓处。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是孔门生七十二贤并得意门生之一。他有口才而能料事，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他任过鲁、卫等国的宰相，曾到齐国、吴国游说，使齐、吴互相攻战，从而解除了对鲁国的威胁。当时，孔子对这位得意门十分欣赏，曾比之为“瑚琏”，而子贡对老师也衷心推崇。 　　为孔子守完幕后，子贡继续去做他的生意。后来还当了鲁国的大夫。子贡的晚年，也像孔子一样开始教学，子服景伯就是他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司马迁作《史记?仲呢弟子列传》，对于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
范文七：孔林内树种很多，但有棵“子贡手植楷”与其它的树很是不同。 　　传说孔子死后，弟子们带来各自家乡树种栽植在孔子墓周围，后来子贡将一棵楷树栽在孔子墓前，但后遭雷电焚毁，至今还能见着残体。 　　“子贡手植楷”，那个“植”字本来是少一横的，是一个错字，又有传说孔子仙游时，他心爱的弟子子贡从南方未能及时赶回来，所以“植”字少了一横。 　　对于“子贡手植楷”还有着神话般的故事：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子贡作为孔子最忠诚的弟子，悲痛欲绝。下葬那天，子贡更是伤痛无比，泣之以血，一只哀杖已不能支撑他的躯体，只能双手各持一支。孔子棺材入土后，子贡手拄的两枝哀杖，已深深扎进土里拔不出来了。孔子弟子守孝3年离去后，子贡为报师恩，便在老师墓旁搭庵结庐又守3年。守墓期、司，两枝入土的哀杖生根发芽成活了。这树说柳不是柳，说槐不是槐，十分罕见。子贡联想到周公庙前的模树，念其老师高风亮节，博学善教，给这树起名楷树。老师孔子和周公是圣贤，楷模二树是他们的化身，是自己、也是世人永远的榜样啊。这之后就有了楷模这个典故。 　　当今世上，恐怕再没有比楷、模二树更富有文化意蕴的树木了。如果对树木可以称圣的话，楷树当之无愧。据说，书法中的楷书命名，就是取自楷树的风骨和文化寓意。可见，楷树的风骨，已渗透进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楷树有枯荣，风范传世长。子贡的道德情操、精神风范永远影响着今人和后人。 　　楷树不仅成为历代文人雅土吟咏的永久性题材，而且围绕着楷树与子贡，相伴相生了许多传说佳话。 　　传说一：子贡在孔子墓前留下的那棵楷树，后来长成了巨株。清康熙年间遭到雷火焚毁。人们将这棵树的枯干形象刻在石碑上，碑名“子贡手植楷”；又建碑亭保护残留的树根，亭名“楷亭”。这棵楷树的后代，一直绵延不绝。如今孔林里仍有宋代的楷树，高耸入云。 　　传说二：子贡手植楷长大成材后，子贡用楷木雕刻了老师孔子和师母亓官氏两尊坐像，坐像高约40厘米。这两尊雕像据说现在还珍藏在曲阜博物馆。曲阜号称有三宝：楷雕、如意、蓍草。楷雕因与孔子、子贡有关，不仅列为三宝之首，还成为历代孔府最重要的祭祀礼仪用品。同时，楷雕工艺品也是历代孔府和山东官府向皇帝进贡的贡品。清光绪17年(公元1891年)，山东巡抚给慈禧太后的寿礼中就有一柄楷雕寿杖和一对楷雕如意。杖上刻有百龙百珠，云霞相映：如意刻八仙庆寿、群仙祝寿，被慈禧称为绝技。 　　传说三：因楷树是圣木，楷花和叶子能治百病。 　　 　　编辑　吴倩
范文八：孔子对教育的贡献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治国以礼”（《论
语·先进》）、“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政治思想，两千多
年来，一直为世人所称颂。而孔子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更是像一
颗璀璨的明珠，在我国教育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辉。下面笔者从
首创私学和教学思想两个方面来谈谈孔子在教育方面的贡献。*
一首创私学，广收门徒
孔子的一生，大部分从事教育活动。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孔子本来也想从政，但他
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他曾经多次谋求出仕，但遭到权贵的排斥，
因此最终未得重用，甚至不得不出走国外。虽然鲁国的掌权者也
曾经想拉拢他，但他认为他们不走正道，不愿合作，于是退而在
家讲学。他是最早创办私学，进行私人讲学的人。孔子办学，主
要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约在他30－35岁之间，第二个时期
在37－50岁之间，第三个时期是在他的晚年，即68－73岁之时。
他的私人讲学非常成功。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
这些弟子有许多是从远方慕名而来的。七十二位贤者，有的以学
问闻名，有的成为当时诸侯国的卿相。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成就。因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学校专为奴隶主贵族而设，所谓
“学在官府”，不仅奴隶和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是奴隶主下
层也很少受到教育。而孔子兴办私学，广收学徒，提出“有教无
类”（《论语·卫灵公》），即一个人不管他出身如何，都有权接受
教育。孔子收徒，学费很低，只要“自行束修以上”（《论语·述
而》），就收为弟子。“束修”就是十条干肉。比较贫寒的平民，只
有交得起十条以上的干肉做尊师礼，就可以接受教育。十条干肉，
一般的家庭还是准备得起的。这样就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
为普及教育开创了先河。由于孔子兴办私学，不分贵贱一律施教，
使许多出身低微的平民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
从而也就有了成贤的机会。由于孔子率先兴办私学，使得后来私
人讲学的风气盛行。春秋战国时期“处士横议”和“百家争鸣”
局面的出现，可以说与孔子开创私学有很大关系。孔子首创私学，
“有教无类”，这是孔子对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二教学思想，为人称道
教学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孔子在他一生的教学经历中，总
结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经验，既有关于“教”的，也有关于“学”
的，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教学思想。其中有许多教学思想虽然
时隔两千多年，至今仍有借鉴之处。
对于学习方法，孔子主张要博学、多练、经常温习。《论语》
开篇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就是
说要多学知识，而且要复习训练，否则，学过的知识就不能巩固。
人们常说，“书读百遍，其意自现”。这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复习巩
固的意思。经常复习学过的知识，旧的知识积累得多了，就能够
产生新的见解。所以，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
语·为政》）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这些话来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巩固知识。
孔子还认为，不仅要博学多练，温故知新，而且还要经常思
考，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他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
怠”（《论语·为政》）。他一方面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曾说“吾尝
终日而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这里孔
子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明长时间的空想是没有好处的，不如学
一些知识，再去思考。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要勤于思考，他对
那种不认真思考的学生表示没有办法。他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
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学习的同
时还要思考，要经常问个“为什么”。由此可知，只学习不思考不
行，光思考不学习也是行不通的。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
才会学有所得。孔子这种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的学习方法，至今还
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主张一个人对待学习要老老实实，谦
虚好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
政》）意思是，学习知识，弄懂了就是弄懂了，没弄懂就是没弄懂，
千万不可不懂装懂。在学习上，要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
语·公冶长》）的精神。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
而》），几个人在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一定
要虚心向人请教。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不耻下问”，要做到“以
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论语·泰伯》）同学之间遇到不懂
的可以相互请教，老师遇到不懂的可以向学生请教，大学者、大
专家遇到不懂的也可以向普通老百姓请教。孔子自己就是谦虚好学的典范。他虽然学识渊博，但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虚心向
别人请教。《论语》记载，“子入大庙，每事问。”（《论语·八佾》）
他曾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论
语·子罕》像孔子这样博古通今的大教育家，尚且说自己“无知”，
“空空如也”，其谦虚之态不言自明。孔子好学是人尽皆知的。他
曾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在此，孔子说明，自己并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而是通过好学才
有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未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 冶长》）这是孔子对自己好学精神的自白。孔子这种实实在在，谦 虚好学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教学方法，孔子主张启发教学，因材施教。孔子启发教
学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他的学生颜渊曾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孔子启发教 学到了让学生“欲罢不能”的程度，可见他的启发教学是多么的 在成功。孔子认为，教师不能一言堂地老是向学生灌输，关键在 于启发学生去思考和琢磨。这种启发教学的思想至今仍为社会所 提倡。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 复也。”（《论语·述而》）“愤”是指学生求通而不得，产生一种求 知欲；“悱”是指学生虽有会意而又表达不出来，处于一种似通非 通、似懂非懂，而又急于弄通弄懂的状态。当学生进入“愤”、“悱” 的境地，才是教师进行启发诱导，实施教育的良好时机。在教学 中，要注意唤起学生的积极思维，让学生进入“愤”和“悱”的 境地，以便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通过启发，培养学生“举一反 三”的能力。当举一而不能反三时，不要直接告诉他答案，而要 他独立思考去解决问题。在进行启发教学时，孔子往往采用“叩 两端”的方法。他曾说，“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吾叩其两端 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原本对此问题不了解，但通过“叩 两端”，即从正反两面去追问发问者，终于把问题谈清谈透。孔子 常用“叩两端”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获得知识。孔子认识到，教 学的意义不全在于灌输给学生多少现成的知识，而是要教给学生 获取知识的方法。这种启发式教学方法今天仍然广泛运用。
因材施教是孔子的又一个基本教学方法。孔子认为学生个性
有差异，学习程度有高低。因此，他主张在统一的培养目标下， 注意因材施教。针对学生学习程度高低的不同，他说：“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针对 学生个性的差异，孔子对症下药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孔子因材施 教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是孔子对冉有和子路两人“闻斯行 诸”的回答。《论语》记载，冉有和子路提出同一个问题：听到道 理后是否就去实行？孔子回答子路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 之？”意思是，有父兄健在，怎么能够听了就干起来呢？而回答 冉有则说“闻斯行之”，意思是听到了就去干。公西华不解其故， 问孔子这是为什么。孔子告诉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论语·先进》）这样，孔子针对他们的不同情况，用
不同的方法来教育他们。子路可以说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子路未入孔门时，性格偏激、
鲁莽。在孔子的教育熏陶下，逐步成
为一个“君子儒”。在内乱中与人搏杀时，他的帽缨被击断，还念 念不忘“君子死而冠不免”。现在看来，子路此举显得有些“迂”， 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成功。为了因材施教， 孔子还实行分科教学。这在教育史上也是首开先例的。孔子分科 教学培养了不少尖子人才，《论语》记载的有“德行：颜渊、闵子 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 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由于孔子坚持因材施教，因 此孔子培养出来的学生，各具特色，各有所长。
在教师规范方面，孔子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因此教师要以身
作则，为学生做出榜样。他认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 语·子路》）如果自己行为不端，又怎能端正别人的行为呢？只要 自己行为端正了，不怕别人不服从你，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所以，教师一定要做到 正人先正己。教师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要不遗余力地教导学生。 为了教好学生，教师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不断充实自己。孔子 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真 正做到了“默而记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 孔子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来感化学生，从而深得学生尊 敬，也受到后世的推崇。
孔子的教学思想值得借鉴的实在太多，其他如乐道敬业，修 己安人，教学相长等等，都值得好好吸收利用。孔子在他的教学 生涯中，总结出如此之多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这是他对教育所 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非常杰出的教育家，后人尊奉孔
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不仅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崇高 地位，他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美国出版的《名人 年鉴手册》把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今天来研究孔子的 教育成就，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范文九：孔子对后代的贡献
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授。论语所涉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於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以后，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也见於论语，他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瑟使他知道是託病拒绝，其实并没有病。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难以拒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年、月、日，左氏春秋也记载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且公羊春秋、穀梁春秋止於哀公十四年“西狞獲麟”，左氏春秋则止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和孔子没有关系么？我不认为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秋，而认为目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断爛朝报”（初见於蘇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陸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们就只能靠地下挖掘。总而言之，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诗、书、易、丧礼、春秋五种。
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蓋三千焉”，用一“蓋”字，就表明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往弔宗鲁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不断地招收门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路小於孔子九岁，可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说颜无系只小於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可能以颛孙师即子张为最小，小於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岁从孔子受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於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他奔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政治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行。后辈学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参为著名，他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夏曾居於西河，为魏文侯所礼遇，曾参曾责備他“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他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子游、子夏，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当然也设帐教书，所以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儒”。姑不论他们是不是“贱儒”，但他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绝灭，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贡献開自孔子，行於孔门。若依韩非子歞学篇所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即所谓“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他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賢篇说他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即推薦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即推蒼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薦”）的人。吴起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務盡地力”，即努力於开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著有法经（晋书刑法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他们，却不任用他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他们，使他们竭盡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賢之后，
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臨淄镇）西面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築不少学舍，優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他们辩论和著书，当时稱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先生。稷下可能开始於田齐桓公，而盛於威王、宣王，经歷湣王、襄王，垂及王建，歷时一百多年。荀子重礼，他的礼近於法家的法，而且韩非、李斯都出自他门下，但縱在稷下“三为祭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由於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他的講学和著作，却極大地影響后代。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他老师为然。歞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弟子以及其后的儒学，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能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可能有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李悝〔即李克〕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础；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贡献以及对后代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
孔子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似乎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廟，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笑他不知礼。孔子答覆是，不懂得就问，正是礼。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说，在交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老师，也有我的反面教员。子贡说，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哪里都去学习。我们现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不管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学习精神是值得敬佩而采取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而且毫无隐瞒。元好问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鍼度兴人。”过去不少工藝和拳术教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最紧要处，最关键处，俗话说的“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廬而居，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有这种“诲人不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廬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廬，但能做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縱然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淵篇记载颜淵、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聞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啓，不悱不发”，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鄉校，那也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学费又非常低廉，只是十條肉乾，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时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事未必可信。縱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他的学生对后代毫无影響。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兄弟，僅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雞，佩猳豚”，简直像个流氓。據史记游侠列传，原憲“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更为窮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他家有地位，有罪还未必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第。據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
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窮。據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有棺无槨，都见於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層传播文化的功劳，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歞学，儒、墨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所以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達兴孔子的整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
范文十：孔子的十大贡献
孔子：鲁国诹邑人，一生勤于学习，勇于探索，敢想、敢说、敢做，建树卓著，为人类做出“十大贡献”：
第一、文化上的贡献
我国公元前841年前没有文字史料，是孔子编修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把上古文化和文明传承下来的。在孔子时代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中，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线。孔子是中华上古文化的传承人以及5000年中华文化的奠基人。
第二、观念上的贡献
在历史上夏代尊“天命”，商代信“鬼神”，到了西周周公开始“制礼作乐”，“明德慎罚”，转向注重“礼乐文明”。这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一大飞跃。孔子不言所谓有意志有灵验的“天命”和“鬼神”，而对西周的礼乐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孔子是引导中国从“有神论”向“无神论”观念转变的第一人。
第三、文学上的贡献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据《史记》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经过孔子整理删定形成了流传至今的《诗经》版本，又叫《诗三百》，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新篇章，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孔子是中国文学史上开创新篇章的第一人。
第四、哲学上的贡献
《易》原本是一部筮（shì）占之书。孔子使《易》这部筮占之书成为大道之源，成为中国哲学之源。孔子作的《易传》由《易》的“筮占”功能转变到《易》的“德义”层面上来，其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观念已成为人类“求变向上”的思想基础和中国哲学的宝贵财富。孔子是改造《易》使《易》转向哲学，引发易学革命的第一人。
第五、史学上的贡献
孔子编撰的《春秋》是记载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鲁国历史的第一部史书。这部《春秋》仅仅一万余字却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可谓言简意丰。《春秋》为我国两千多年史学的发展创立和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中国史学之父不是司马迁而是孔子。孔子开修史之先河，是为我国史学奠基的第一人。
第六、教育上的贡献
在历史上，孔子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人学校，在设坛办学、教书育人方面遐迩闻名。
孔子办学是政治家办学。他所选编设置的六种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为培养多方面人才服务的。孔子注重“文、行、忠、信”的教育，把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学，取得了新的成就。
更为可贵的是，孔子办学主张“有教无类”，实行全民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孔子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论。
第七、德育上的贡献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道败德失的春秋末期。他不但告诉人们学做人、学文化、学技艺等方面的知识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的方法，而且提出了以“中华十大传统美德”（简称“中华十德”）——“仁、义、礼、智、信、忠、孝、勤、公、省”为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道德先师。
第八、体育上的贡献
孔子一向重视体育锻炼。“射”和“御”是孔子开设的六门课程中的两门必修课。“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作为先生的孔子很重视射箭，他本人的技艺也很高。为了强健身体，孔子不但重视体育，而且注重营养卫生。同体育锻炼相统一，孔子注重养生之道，为后世逐渐形成的养生学铺设了道路。
第九、美育上的贡献
所谓美育，就是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审美情操和审美兴趣的教育。孔子是把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一起纳入教育内容的第一位先师。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中我们看到，孔子的诗教、乐教除了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从政本领之外，还有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审美修养和审美情趣之意。
第十、政治上的贡献
尽管孔子的政治生涯比较短暂，但是政绩卓著。孔子倡导道德政治。孔子始终把人际的友善、家庭的和美、邻里的和睦、社会的和谐、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太平摆在重要位置。他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政治主张。
孔子所说的德治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法治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孔子在教化世人、稳定社会、安邦治国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时空跨越两千多年，回过头去再看孔子，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孔子高瞻远瞩，他提出的“仁政德治”主张，他提出的“小康”和“大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
治上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