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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阅读《饶州神童》中直接指明造成饶州小儿“苦之至死者盖多也”的原因的两句话是？原文：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
加菲41日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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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
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
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
然儿非其质
俚俗争慕之.
（1）俚俗争慕之（2）昼夜苦之
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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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读经的历史教训——饶州神童
张利民老师整理
南宋人庞元英的《文昌杂录》中见到介绍当时培养教育“神童”的事迹，即今以大量读经替代教育的方式：
元丰七年四月初五日，礼部举行考试，应试者是饶州(今江西鄱阳)保送来的神童朱天锡，只有十一岁，竟能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背诵如流，不错一字。于是皇上立刻召见，宣布赐予“五经”(进士)出身。别人皓首穷经一辈子还不一定能得到的功名利禄，这个十一岁小孩立马便得到了。于是神童就多了起来，十月四日，朱天锡十二岁的堂兄朱天申，将上述七经加上《孝经》、《扬子》、《老子》连读一百遍。十月二十七日，抚州(今江西临川)十二岁的黄居仁，将九经连读七十五遍，二人也算“神童科”考试及格，得到了和朱天锡一样的奖赏。
北宋亡于朱天锡“神童及第”后四十二年。这四十多年中，发现神童奖励神童曾成为朝野上下的一种风气。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有一则也谈到这件事情，叶梦得说“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书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避暑录话》卷上）
饶州朱天锡因为能背诵经书，成了神童，当了官。人们十分羡慕，都希望自家子弟也能成为神童。于是不管小孩的资质如何，到五六岁能念书时，都要他背诵五经，一本接着一本地读和背。普遍采用的方法是，请人备一个大竹筐，将小孩放在里面，再将竹筐连人吊到一株大树的高枝上，给小孩一本书坐在里头读，使之看不到别的东西，接触不到别的人，在视和听两方面排除一切干扰。小孩每读熟一本经书，便给那个人一笔钱。这样，教的人为了早些得到钱，不分白天黑夜逼着孩子苦读苦背。这种“神童科”办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其间确实“培养”出来了几个像朱天锡那样能够背诵如流的，“饶州出神童”的消息也越传越广。“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被苦读苦背折磨至死的幼儿，比起能够考上“神童”的来多得多。一直到金兵打来，这种“传统方式”才暂告结束。
历代童子科事例，与大家分享如下：
经学、科举、童子科
经，亦即儒家的几部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由于《乐经》早佚，通常所说的
“经学”，便实际上只余下五经。
《五经》的具体成书年代，研究者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为多数人肯定的，就是它们均成于先秦时代。这几部儒家经典，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几遭灭顶。所以在西汉初年，《五经》的传授主要依靠当时还健在的一些年老儒生的口授笔录。正是这种传授方式，导致了所谓“今文经学”派的产生。由于汉初统治者对百家之学采取了兼容并包的策略，所以《五经》虽在焚书运动中几遭灭顶，但在汉初还是逐渐传授开来。到汉武帝时期，《春秋》公羊派（今文经学）大家董仲舒向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接受。在此同时，一些以先秦古籀写成的经书也陆续被发现。由于汉时通行的文字是隶书，故这些籀文经籍被称为“古文”，由此而导致了古文经学派的产生。古文经学的兴起，又进一步促进了经学的传授。经学进入了一个昌盛发达的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经学教育开始成为学校和非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论语》、《孝经》等儒家著作受到的重视，在汉平帝元始三年，就令在乡和聚设立庠和序，并设《孝经》师一人。
正是经学地位的提高，使通经致仕（所谓“明经拾青紫”）成为当时士人的主要理想，这一点也使经学教育逐渐渗透到小学教育中。原因就是欲通经，首先得明文字及训诂，所以“小学”实乃通经的第一环节。识字本身是为通经打基础的，故小学教育具有识字、写字和传授经学知识诸职能。
汉代的这一传统，在魏晋六朝得到了继承。虽然后代的经学家们视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视六朝为经学分立时代，但通经是当时教育的主体。一个人通经的数量往往是选拔官吏的重要依据。六朝诸代，亦立有《五经》博士。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当时的经学教育的兴盛。
如晋代王育少时孤贫，为人牧羊，“每过小学”，总是伤心落泪，后同郡许子章使与自己儿子同学，“遂博通经史”。南齐顾欢，偷听乡中学舍教学，八岁诵《孝经》、《诗》、《论语》。再如北魏的刘兰、北齐的李铉等例子，都可说明这一点。又如“顾野王，七岁读《五经》，略知大旨”。“（杜）之伟七岁受《尚书》，稍习《诗》、《礼》。十五遍观文史”“（裴）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王）《五经》”。徐孝克，“少为《周易》生”。孙惠蔚，“年十三，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徐之才，“五岁诵《孝经》，八岁略通义旨”。从这些人的年龄来推断，在魏晋六朝时期，儒经应是小学教育的必须。
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也曾说：
（近世）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自荒乱以来）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
汉代经学兴起以来，中国文化的主体逐渐以经学为主干，教育的重点放在经学上，形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固有模式。经学的教育显然有两种作用，一则为己之学，修养自己；一则经帮济世，利济他人，通过经学完全可以达到人生学问的目标。
明经、进士两科，通常认为是隋炀帝大业年间设立的。这两科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开始进入科举时代。直到1905年被废止，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一千四百年。
科举考试有一定的科目，学校和非学校教育，也就有了相应的教育内容。如唐代进士科试诗赋，所以诗赋教学在唐代就颇受重视。当时各类“大学”教育如此，儿童教育同样如此。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唐代科举即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子宫；通七，予出身”。在宋代，国子监中设小学，其选拔儿童的方式，亦与科举相差无几。而从一些学者对当时儿童教育的批评，也能够看出科举的影响。如陆九韶云：“世之教子者，惟教之以取科举之业。”陆子寿云：“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扫应对之类，皆有所习，故长大则易语。”
元明清时代，服务于科举仍是小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元代许衡“七岁入学，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明代王阳明《训蒙大义示教读刘伯颂等》、吕坤的《社学要略》中均对科举目标有所批评。清代费丙章题杭城义塾联云：“莫谓孤寒，多是读书真种子；欲求富贵，须从伏案下工夫。”表明有些小学甚至直接把将来参加科举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我们当今的小学升学竞赛考试，更是过之不及。
隋唐以后的小学教育，因为在目标设计、课程编排和具体教学法上，都没有脱离服务科举的轨道，在整体上没有大的发展。科举制度尤其明显是造就了“童子科”弊端。
唐代在科举考试制度中正式设置了童子科。以后历代皇朝虽时断时续，但还是基本上保持了童子科，形成了一整套选拔神童的制度和方法，确定了一些基本内容。这种对才能超常幼儿的选拔措施，不仅在我国教育史上，甚至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汉代察举制中的童子科
汉朝建国以后，以秦朝亡国为鉴，欲招贤纳良，共同治国。为选纳贤良，汉代实行察举制，汉代的察举制中选举科除了有贤良方正、孝廉和秀才、明经科外，为了选拔才能优异的幼儿还专门设置了童子科。汉代的童子科，是选年龄在十二到十六之间，能“博通经典”的入科。这科最早可追溯到汉初，当时萧何在他起草的吏律中曾提议，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能得为史”，成绩优异的竟可任尚书、御史等官职。(《文献通考·选举考·童科》) 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倡议将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确定为40以上，其实左雄也赞成梯队式的干部培养办法，左雄积极改革察举制，坚持考试，严格选举。他奏请皇帝：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当时有“汝南谢康、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就是经他本人奏拜为童子郎的。汉朝的选举法中规定：“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当时在太学中有不少风云一时的“神童”、“奇童”、“圣童”。“任延年十二，为诸生，显名太学中，号为任圣童。张堪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杜安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黄香年十二，博学经典，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司马郎十二岁试经后得为童子郎，因身材高大受到隐瞒年龄的怀疑，他理直气壮地说：“郎之内外，累世长大，郎虽稚弱无仰高之求，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监试之人十分惊异。幼儿背诵一部儒家经典，并非特别难的事，可是因为一旦通过，就是入仕捷径，因此考场上以大小伙子冒充童子军的，大有人在，即司马朗所讲的“损年以求早成”。
唐代科举制中的童子科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设置进士科，为中国科举制度之始。到唐代科举制发展、完备了起来。唐朝取士途径有三条：由学校出身的叫做“生徒”，由州县考送的叫“乡贡”；由天子亲自诏的叫做“制举”。生徒等要礼部参加省试，参加礼部省试的科目，常设的有秀才等六科，非常设科目有童子科等。唐代的童子科和科举制度中的其它科一样，有严格的规定。考试内容、方法，应试者的年龄和入选者的使用等都有条文限制。唐刚开始设置童子科时，条件比前代更严，年龄多限制在10岁以下，而且必须由最高一级地方行政长官推荐。武则天时，裴耀卿8岁，试《毛诗》、《尚书》、《论语》及第。还有一个王丘，11岁通过童子举及第，别人诵经，惟独他自己要求作文，于是声名大扬。 “凡童子科，十岁以下。”到后来又规定“实年十一、十二以下”。考试内容，要求能一经以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并且要“自能书写者”。“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代宗广德二年五月，礼部侍郎杨绾发现童子科有使幼儿凭其小聪明而获官的可能，“恐成侥倖之路”。他奏请罢废了童子科。到代宗大历三年又重新开设童子科。下诏要每年都要考选年龄在十岁以下，通一经兼《论语》、《孝经》者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等一同考试。到文宗开成二年，皇帝下诏各道，禁止滥荐童子，“冀绝倖门”，但“虽是有命，而以童为荐者，比比有之”。可见当时推荐神童以应特科，已成为社会风气，虽天子有令也难禁绝。到宣宗大中十年，对荐送童子又做了详尽的规定，为了保证童子科的质量，申饬诸道“荐送童子，并须实年十一、十二以下，仍须精熟一经，问皆全通，兼自能书写者”。如果选送那些年龄已过，并且才学平平之辈入京参加省试，那么“本道长吏亦议惩法”。从以上可以看出，唐代的童子科经历了设置到诏禁再到复置的这样一个发展、完备的过程。开始时，发现童子科的弊病后，采取取缔的办法，但“虽是有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后来发现光是罢停不是办法，还是要用具体详尽的规定来堵童子科中纰漏才是正道。
童子获得做官资格后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授官呢，我们仍以裴耀卿、王丘为例：裴耀卿8岁及第，“弱冠拜秘书正字”，就是20多岁才授职。王丘则是“弱冠，又应制举”后，才授职奉礼郎的。但相比30岁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到40岁才能登堂上任的平均水平，举童子的上岗时间应该说大为提前了，于是“望子成官”的家长都想钻营这条捷径，所以杨绾上奏请求废除这一“侥幸之路”。往后停复无定，可见其争议之多，大概和今天的“奥数”是否应该举办不相上下。
五代时期的童子科
五代时期为时不过五十年，在动乱的条件下，科举考试衰微，童子科也弊端丛生。后唐明宗天成三年，曾勅令各道，斥责了解送童子不负责任的现象：或年龄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针对这种现象，明宗明令：“自此后，应诸道州府如公然滥文解，略不考选艺能，其逐处判官及试官，并加责罚。”
对于当时童子科所存在的弊病，后晋的礼部侍郎张允也看到了，他在给高祖的奏折中说：“童子每当就试，止在念书，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及名成贡院，身返故乡，但刻日以取官，更无心而习业，滥蠲徭役，虚台官名。”对童子科的认识比较深刻的是后周的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窦议。他认为，人们都把推举参加童子科省试的幼儿称为神童，“既幼稚之年，禀神异之性，语言辨慧，精才英奇”。这样的特殊幼儿不一定是每一年，每一州县都有。所以，应该“出于自然，有则可举”。没有，则也不要为凑童子科数，而强举。他认为，童子科的主要弊病在于：使世人为了中童子科使子孙为官，而不顾幼儿的年龄特点“抑嬉戏之心，教念诵之语，断其日月，委以师资”。到省试时，有的虽念诵分明，但年龄稍过，有的虽年龄适中，但念诵未精，这样，裁定中否，家长不服，引出许多纠纷来。为此他提议使童子“任改别科赴举”。
五代时的辽设立了“经童科”。规定：凡士族或庶族地主的子弟，年龄在十三岁以下者，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题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题以上，为中选。(《辽史·世宗本纪》)辽的经童科，是在世宗继位二年以后设立的，基本上是按唐代童子科制而行。
宋代的童子科
宋代，神童更是得到空前的重视，为了选拔和奖励神童，专门设“念书童子科”。整个宋代的童子科也似唐代，几复几罢，在复罢过程中，童子科也逐步完善起来。宋代童子科有其特点：其一是对奇异童子皇帝往往亲试之；其二是到宋代后期，将童子科分为上、中、下三等，有不同的考试内容和不同的待遇。文学家杨忆、宰相晏殊都是“念书童子科”出身。仅宋真宗在位期间，选为“念书童子”的神童就有１５人。蔡伯希被选中时年仅三岁，是宋代一百多名神童中年纪最小的，宋真宗特别喜欢他，曾有诗云“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圣时”，并封他“秘书省正字”的官职，让他在东宫伴太子即后来的宋仁宗读书。南宗、高宗、孝宗时选“念书童子”达到高峰，有些地方训练儿童读书风气很盛，宋高宗时录取的２７名神童中，除８名籍贯不明外，竟有１４人是从饶州来的，其中兄弟就有４对。
宋代关于皇帝亲自考试童子的事例很多。据《宋史·太宗本纪》所云：杨忆，能言时母教以小经，七岁能属文。太宗闻其名，特令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去考试词艺，后送京城，天子亲自试之，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赞赏，后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另据《晏殊传》所记，晏殊七岁时能属文。景德年初，以神童被推荐。宋真宗召晏殊与进士千余人一起进行廷试，而晏殊不胆怯，下笔立成。后二日，复试诗赋、论时，当晏殊看其赋题后，对真宗说：“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真宗爱其不欺，多次称赞。赐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使其在秘客读书。据《宋史·神宗本纪》云：神宗元丰七年，神宗于睿思殿亲试饶州童子朱天申，赐五经出身。宋高宗在建炎二年，亲试童子朱虎臣，赐金带以宠之。因为宋代皇帝对神童选拔比较重视，所以所选神童大都名实相符，童子科举中者，许多都成为国家重臣。象杨忆、宋授、晏殊、李淑都成为宋代著名的贤宰相。
宋孝宗淳熙八年，开始将童子试分为三等：凡全诵《六经》、《孝经》、《语》、《孟》及能文，如《六经》义三道。《语》、《孟》各一道、或赋一道、诗一首为上等；诵书外能通一经者，为中等；只能诵《六经》、《语》、《孟》者为下等。
金、元、明时期的童子科
金代的童子科和五代时辽的童子科很相似，设经童科，考试方法和内容也大同小异：“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为中选。”贵在幼而诵经多者，若年龄相同，则以诵大经多者为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代有人曾提议：童子科中选者，先不使其登仕途、为官，而叫其修习进士举业，若考试中进士第，自同进士任用，如不中，本科出身。这就根绝了中童子科而登仕途，但力不胜任的现象。
元代承前制，设童子科，无常员，历年多有举荐。成宗大德三年，始举童子杨山童。大德五年，大都等路举童子张泰山等。武宗至大德元年，举武福安。仁宗延祐三年，江浙行省举俞傅孙、冯怙哥。延佑六年，河南路举张答罕。延佑七年，河间县举杜山童，大兴县举陈聃。英宗至治元年，举陈元麟。至治三年，河南省举张英。泰定帝泰定四年，福州举神童叶留耕。文宗天历二年，举神童杜风灵。至顺二年举答不歹子买来的为神童。
明代对所举幼童，实行“课业廪给之制”，即“凡各处举到幼童，奉旨送院读书，习字者，月给食米，内阁稽考课业。俟有成效，奉请擢用。其愿科举出身者，听”。(《续文献通考?选举考·童科》)先使所举童子养读，然后考核，合格者录用，或让其参加科举考试。明在科举考试制中专设童子科，间或有以神童荐者，天子都召至亲试，或留中月给食米，送院读书，或遣归就举。以神童荐者，“卓然为当世名臣者，盖不乏人”。
童子科的弊端
历代童子科的神童，最终却大多无所作为。宋代的一百多名神童，除杨忆、晏殊外，史传中都找不到踪迹，那位名噪一时的蔡伯希长大后也碌碌无为，只是借着昔日之名，向皇帝讨赏。宋高宗曾为此疑惑，为什么赏赐过的神童没有一个“登科显名”呢？臣僚们的回答是，这些童子仅仅能诵读，但不懂义理、作文……
宋代词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人的学问皆可以勉强，“惟记性各有分量，必禀之天。”他把人的记忆力的先天因素比作一个人下围棋，认为一个人下棋水平，尽其全力终有个限度，达到这个限度，虽只是一子，到老也不可能增加。他以吴元献、杨文公为例，元献十四岁，文公十一岁，真宗亲自试以九经，他们不漏一字，“此岂人力可至哉。”他认为先天素质是造就神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顾先天素质的好坏，一味想把禀赋一般的幼儿都培养成神童，那是十分愚蠢的。叶梦得说“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书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避暑录话》卷上）这种极端的读经方式，“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神童的先天因素固可考虑，但是量才而教，才能成才。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描写儿童被关到楼阁上背经书，背不会不准下楼的记载，反应出童子科在清代的影响，亦如叶梦得记载的作法一样。清代晚期，童子科被清政府废止。
童子科的教育，如同今日儿童读经运动所说的，大量背诵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的提法一样，一味强调孩子的记忆力，忽略发展儿童的理解力，是纯粹的记诵之学，并不符合儿童的学习规律，也不符合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育思想。故“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是童子科以及今日读经教育的必然结果。不重视小学功夫的次第，一味的灌输，就是古今一直为人诟病的填鸭，这笔帐不能算到经典上，应该算到利益和盲从的愚昧者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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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显的道理，有些人就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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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民先生就是写【读经十年】的那位海印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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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呢，鸟兄知道的还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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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强调孩子的记忆力，忽略发展儿童的理解力，是纯粹的记诵之学，并不符合儿童的学习规律，也不符合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育思想。
是啊，我常想，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是因为他在懂得生活，学会生存之后，才能深入理解书上的道理吧？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学习经文是排在最后面的事。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共处，是世界教科文组织对教育的解读。
哪儿有生活，哪儿就有教育。在自然中感受天地万物，在实践中成长，在生活中身体力行地实践古代智者的道理，才能让孩子更加理解和热爱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
谢谢版主提醒！人品和生活能力比什么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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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伯昏无人 的帖子
要活学活用不能读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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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冒汗，血淋淋的教训。可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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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郎十二岁试经后得为童子郎，因身材高大受到隐瞒年龄的怀疑，他理直气壮地说：“郎之内外，累世长大，郎虽稚弱无仰高之求，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监试之人十分惊异。幼儿背诵一部儒家经典，并非特别难的事，可是因为一旦通过，就是入仕捷径，因此考场上以大小伙子冒充童子军的，大有人在，即司马朗所讲的“损年以求早成”。”
这段，笑死了。太有戏剧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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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追求朱天赐的人，一样的不解，为何要让孩子背那么多自己不理解的东西，总以为记忆力其实也是一种宝藏，用来记忆理解与有用的东西，国学经典，更重要的其实是理解与运用，会背与否，何必如此纠结
我很赞同。
我很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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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帐不能算到经典上，应该算到利益和盲从的愚昧者头上。
这句话写的真好！都是大人的功利心太强导致的结果！
孩子的悲哀......
孩子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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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什么东西用一些例子还不能就说明什么事情的真谛，一切就看自己的观点，自己去多品。孩子的教育，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具体的教育方法，还因为孩子的不同，起得效果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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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同意是大人的功利心导致这样。但身处这个漩涡，又有几个能做到意志坚定，不随波逐流呢？有时不由自主的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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