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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固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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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阶层固化的成因与危害
社会良性而有序的流动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十年，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已经逐渐开始出现了阶层固化的趋势，这是由于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影响。而阶层固化将对社会发展与稳定产生危害，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中国梦的实现。
社会流动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极为重要，它影响着社会的阶层和产业结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其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希望能够向上流动，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向上流动机会的社会才是良性发展的社会，社会应形成开放性的分层结构而不是封闭性的分层结构，开放性的社会分层结构具有弹性，社会流动性较大，个人地位能够靠个人努力而获得，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封闭性的社会则意味着社会阶层较固定，社会流动较少或者基本没有，个人无法自由选择其地位，这样会导致社会的动乱，不利于社会发展。而阶层固化，则是各阶层之间社会流动受阻。一般来说，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先赋性因素，即个人出生即获得，先天赋予的条件，例如家庭背景，通过先赋性因素获得地位称之为先赋地位；一是自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后天努力所获得的能力，这样获得的地位称之为自致地位。如果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地位，先赋性因素决定性太强，向上流动困难，代际流动趋于停滞，社会分层结构就会趋于封闭，形成阶层固化。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演变
在传统社会，中国主要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是一个人出生就有的东西，即先赋性因素，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是血缘继替，一个人的地位是从出生就决定了的，通常父亲的地位决定了子女的地位，子女的地位主要是靠继承来获得，对社会分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血缘和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对于传统社会分层结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将其称之为&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①。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十分封闭，想要靠个人后天的努力获得向上流动机会非常少，且难以实现。
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与再分配体制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过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然后依据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不同位置进行分配。社会流动基本上属于政治主宰型模式，国家的制度与政策决定了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与地位。同样的，在这个时期，身份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基础，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单位制所形成的户籍制度、档案制度、干部级别制度等等，已经将所有人进行了身份定位：工人、农民或干部。在各种身份中，政治身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对社会地位具有决定性影响，对各个阶层的边界进行固定。而农村户口则几乎断绝了农民改变身份的可能。社会分层结构仍然十分封闭，社会流动的几率很小，向上流动十分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以身份为主导的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开始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分层结构过渡。在这一时期，单位制开始弱化，户籍制度也被打破，高考制度恢复，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差额选举制度等等，使得身份不再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虽然仍存在许多制度性限制和障碍，但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获得技能、知识和才能，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命运，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被定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自致性因素越来越多地取代先赋性因素成为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社会分层结构从封闭转为相对开放，人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与可能性大大增加，社会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向上流动。这个时期的社会分层结构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化（契约即是指根据利益关系和理性原则所订立的必须遵守的协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末。
当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十年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的经济水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先富带动后富&的&先富&已经实现，&后富&却没能够成功&带动&起来，从而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逐渐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社会地位的代际继承性又开始增强，社会底层的人员进入上层社会的阻力又开始增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又开始降低逐渐出现了&阶层固化&的现象，尤其是在青年一代。
近些年来，&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这些词逐渐成了热词，&官二代&世袭权位、&富二代&世袭财富、&穷二代&世袭贫困越来越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不争事实，拼搏不如拼爹，精英开始再生产而不是循环，&二代&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现今阶层固化的倾向。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主要是从以血缘为基础的身份社会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导、政治身份为主的身份社会，再到以市场为主导、自致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契约社会，发展到21世纪又开始慢慢向身份社会进行回溯，但如今的身份社会的形成与性质已与之前的身份社会有了较大的区别，可以说是一种新身份社会。社会分层结构也从封闭到开放再到如今又开始有了封闭的趋势，人们的切身体验也表明阶层固化的趋势开始加速，青少年通过教育也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个人的能力也并不能成功帮助其向上流动，社会结构调整速度变慢，成为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当今阶层固化的原因探析
引起阶层固化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总的来说，阶层固化是由于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由先赋性因素所决定，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获得的作用弱化，导致代际流动趋于停滞，精英人员出现复制或者再生产而不是循环，底层社会人员的向上流动的渠道变窄。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使得先赋性因素在个人社会地位获得中越来越重要则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所导致的。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改革初始，为了增强经济活力，提高总体经济水平，提高国民收入，国家采取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扩大收入差距的利益分化政策。在此政策下，经济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一部分人迅速地富裕起来，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之后，所有制、所有权方面的改革使得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多样化，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采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格局。这些经济上的改革，使得新型阶层大量出现，阶层产生分化，但同时也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财富这种资源的传承主要是代际传承，这就使得下一代的财富从一开始就处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底层社会人员难以拥有平等的发展条件。这种差距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今天，充分显示了其不可跨越性，虽然国家及时进行了政策调整，将&效率优先&转变为&效率与公平&兼顾，然而收入分配的起点不公平，以及再分配制度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原先政策的受益者担心失去已有的利益，从而阻挠甚至反对深化改革，导致在短时间内，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向上流动的阻力更大，使得富者越富、穷者越穷，阶层两极分化越加明显，阶层的分界线越加明显，&富二代&&穷二代&大量涌现，阶层固化开始明显。
导致阶层固化的政治因素通常与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政治体制对阶层固化的作用并不像经济体制那样直接，而是通过为经济体制保驾护航而对阶层固化产生影响。一方面，早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身份社会的一些制度，如城乡二元制度，户籍制度等虽然随着改革开放始逐渐松动，但仍然存在着惯性作用，户口代表的身份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户口的人员拥有着比农村户口的人员更多的资源。即便农民进入城市，为城市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不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缺乏监督与制衡，当政治权力进入市场经济，必然会对阶层分化和固化产生影响，有权力的人与没权力的人，权力大的人和权力小的人进行交易，公共权力成了私人谋取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为了公共利益。同时监督体制的不健全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权力腐败，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渠道使得自己的子女进入官场，继承自己的政治地位，产生出&官二代&。
阶层固化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文化资本的缺失，这体现为教育的不公平。教育是社会成员，尤其是新生代的青少年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教育本应该是帮助青少年通过个人后天努力，获得自致地位的方式，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确如此，帮助大量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十年，教育的作用开始被政治与经济因素所掩盖，青少年通过教育向上流动开始变得困难。一方面，在起点上，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分配极为不公，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分配不公，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这使得农村地区的青少年以及贫困群体的青少年无法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能够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少，失去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另一方面，在结果上，由于就业体制的不健全，通过教育所获得的自致能力也不能够为青少年获得相对应的就业岗位，来自下层群体学历高、能力高的大学生在找工作时，可能只能找到月薪两三千，成为租住在狭小房子中的&蚁族&，在公务员考试中即使以高分成绩通过笔试，也因没有关系而在面试过程中被刷掉。而&官二代&、&富二代&却能够凭借权力和财富，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这使得先赋性因素对社会地位的获得越来越重要，阶层被进一步固化。
不同类型的社会因素也为阶层固化做出了贡献。首先，中国传统的子承父业的家族观念可以说是阶层固化的思想起源。这种思想观念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社会，在当今社会中仍然是比较根深蒂固的想法。父母通常希望子女能够继承自己的职业，并以此为荣，因此，通常为此使得父母想方设法的为子女能够继承自己的职业而努力。其次，中国是一个讲关系的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与熟人社会，是强关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则成为了承载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载体，一个人所拥有的强关系越多，其成功的几率越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这种社会性质使得先赋性因素本身即成为了决定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关键。再次，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作为平衡由于收入差距过大的再分配机制，其关键便是实现结果的平等，将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倾注到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中去。保障底层人员的生活质量，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载体，使得底层社会成员能够拥有较好的医疗卫生、教育等资源，扩大底层人员向上流动的渠道与机会。然而，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导致再分配并不能公平的进行，从而使得阶层固化没有办法化解。
[责任编辑：张蕾]人民日报评论员：在打破利益固化上做探索
――把教育实践活动引向纵深之三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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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风改得怎么样，工作有没有成效，最终要看群众是否真正得到实惠。改作风，本身就是一项深刻的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群众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严厉批评，折射出职能配置和权力运行出了问题；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之所以人人喊打，背后是对公帑私用、脱离群众的不满。“四风”问题，归根结底是没有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要求告诉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群众谋求利益是党的力量之源。根除“四风”，需要从拆除利益藩篱入手。
　　利益藩篱的存在，说明改革还不到位，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30多年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的调整。当调整的力度放缓乃至停滞时，就会滋生利益固化，进而产生作风问题。人浮于事的工作机制不改革，自然会催生“门难进、脸难看”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行政审批改革不到位，“印把子”不愿交出去，难免带来权力寻租，导致奢靡之风；脱离群众，对基层冷暖不闻不问，高高在上的享乐主义就会冒出头来……让改革之风涤荡固化的利益结构，并通过制度设计避免新的利益固化形成，是改作风的深层要求所在，也是教育实践活动在整改落实阶段取得实效的必然路径。
　　诚然，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有些干部对细枝末节侃侃而谈，对权力行使中的不合理却视而不见；有些部门谈起工作作风直言不讳，但是对职权配置和制度设计却漠不关心。这固然是由个人视角或部门本位所决定的，但正是由于这种利益格局逐渐固化，使得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撕裂了党群之间的血肉联系，与改作风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
　　我国的改革事业正在进入深水区，这同时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期，群众对干部作风不满意的地方，往往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民营资本如何更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选人用人过程中怎么杜绝不正之风？如何解决上学难看病难？等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领域里的作风问题，需要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干部选拔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深层次改革入手，让广大群众都能依靠自身能力分享改革成果，增强社会各阶层参与和支持改革的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
　　古人云，“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需要、最迫切的问题入手推动改革，是打破利益固化藩篱、增强社会活力的不二法门。改作风的深层逻辑呼唤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以百姓之心为心，让教育实践活动成为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正能量的一次总动员。
　　《 人民日报 》（ 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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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高速路口，都有一个弯道。设计弯道，是为了减缓车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不在高速路口设计弯道，而是设立减速的警示牌，能否起到同样的效果？
实践证明，在高速路口不设计弯道，而是设立警示牌，哪怕是设立再多的警示牌，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都会明显增多。
设立警示牌，只是从思想上提醒人们的警觉，它“看管”的只是一个人的思想，而思想是无形的、复杂的，看管一个人的思想永远不如看管一个人的行为有用。
而高速路口的弯道，正是对一个人行为的看管和约束，它管束往来的司机的手脚，必须把车速减缓下来，否则就可能车毁人亡。弯道，就是看管和约束行为的一个“框”、一个制度。
行为上的规范和制度，远比思想上的一千遍说教、一万次警戒更有用、更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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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是公共基础设施，正如企业也是员工的公共平台一样。任何一项工作，仅期许于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是不现实的，企业内部要形成一种契约精神，每件事之间都有相互关联，每个人之间都应相互负责，就像高速公路上你不减速不但自己会有危险，还会威胁到其他人的安全，破坏了公共安全。而团队的契约精神就是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机制，需要制度去实现，冗繁的制度并不见得有效，制度设计成功的关键点是：使每一名员工感觉到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团队的利益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够统一和固化员工的理念。外化于行，方内化于心。等真的内化于心了，才叫无为而治，为管理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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