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清华本科生才算清华的校友吗_百度知道
只有清华本科生才算清华的校友吗
只有本科生才会被认为是清华人，他们的百年校庆都是只邀请本科生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不被认可为清华人。 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简称清华，诞生于1911年，依托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因坐落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而得名。初称“清华学堂”，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翌年更名为“清华学校”。为尝试人才的本地培养，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北京清华园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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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学校都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不被认可为清华人，他们的百年校庆都是只邀请本科生的，只有本科生才会被认为是清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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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这样就太残忍了。。。
应该是，毕竟本科考上的他们相对研究生和博士生来说更加的难考，也就显得更加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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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抗战中的大学：西南联大曾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作者：陈平原
　　导读：著名学者陈平原近年来注重大学史研究。此次将视角定在抗战中的大学，探寻在艰苦环境下，中国大学何以熠熠生辉，造就了历史上的传奇，从而为当下中国大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本策划摘自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9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日后，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
　　01奇迹：抗战期间中国大学未被摧毁反发展壮大
　　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据史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具体到某著名大学，情况尤其明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员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中央大学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
　　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
　　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这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但唯一差可比拟的，是前苏联的诸多学校。
　　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但因时间不长，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02 国家爱护人才 不赞成大学生到战场杀敌
　　有一点值得注意，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对学问的敬重，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国民政府并没像一战中的英美或二战中的苏联那样，征召大批的大学生（更不要说教授）入伍。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及大学校长们有更为长远的考虑。面对各方激烈争议，教育部不为所动，认定：“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中表达了类似的见解：“第一次大战时，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去是一个失策，到了战后才深深地感觉到”；“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杀敌，则他们应如何奋身图报，努力上进，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们，方不愧为今日之程婴。”
　　当局表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但不做硬性规定，这也是抗战中教授及大学生牺牲较少的缘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参军人数834人，牺牲5人。实际上，还有若干没来得及汇入此题名的，但总的来说，并非绝大牺牲。
　　抗日战争中，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不仅是西南联大。可后人谈论“大学精神”，或者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都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作为史家，我承认此例证很有说服力；但同时我更想强调，还有很多同样可歌可泣的“大学故事”。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
　　03 联大“小长征” 有人用1年把实验用牲畜赶到后方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一，学术实力超强，这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可除此之外，还牵涉一些别的问题，比如“故事”的传播与更生。就以“湘黔滇旅行团”为例，校歌里提到的“万里长征”，由北京、天津而暂住长沙，这一段不稀奇；第二年转赴蒙自、昆明，三路人马中，湘黔滇旅行团独领风骚。约三百名师生组成的旅行团，3500里长途跋涉，历时68天的“小长征”，无论当时还是日后，都一再被提及，且作为联大精神的象征。
　　此次“小长征”，影响了这三百旅行团成员，也影响了这所大学的性格。确实如美国学者易社强）所说，经由一遍遍的言说与书写，“长征的现实夹杂着神话和传奇的色彩”。“这次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此后是八年患难，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象征；因此，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
　　一个事件或人物，能否被后人追怀不已，除了自身的历史价值，还与有无动人的细节相关。中央大学濒临长江，内迁重庆最为顺畅，也最为便捷，本没什么好说的。可校长罗家伦很会讲故事，抓住一个细节，让你永志不忘。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校长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决定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于是推举王酉亭为负责人，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中旬到达重庆。
　　罗家伦1941年“于重庆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堑搅耍路鹑缏液蠊侨庵胤暌谎媸怯斜步患那樾鳌！闭夤适率翟谔肆耍灾劣谌蘸蠼彩隹拐街械拇笱谇ǎ苣岩怕┲醒氪笱А
　　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也是因为有大量的细节，才显得如此丰满，且神采奕奕。旅行团从一开始就注意搜集资料，专人记录日记，沿途采风问俗，顺便做社会调查及文化考察，甚至还留下了《西南三千五百里》（钱能欣）、《西南采风录》（刘兆吉编）这样的作品。
　　此外，像抄录玉屏县县长刘开彝具名的布告，沿途拍摄各种照片，以及围绕闻一多教授的一系列故事，所有这些，都是湘黔滇旅行团之所以不朽的重要原因。
　　04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术水平已达世界水平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照样有很好的业绩。尤其是人文学，不仅未受缺少实验设备的影响，甚至更因战火而激发了学者的潜能与情怀。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称：“在烽火满天，四郊多垒之际来谈哲学，这是中国哲人的常事，也是中国哲人的本色。”严酷的战争环境，并没有阻碍中国哲学的进展。
　　哲学研究如此，史学、文学、语言、宗教等领域，何尝不是这样。若联大教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反而激起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点很让人欣慰。
　　不同专业的学者，受战争影响深浅不一。讲课没问题，若需要精密仪器配合的，则不免捉襟见肘。联大物理学系教授吴大猷在回忆录中谈及，其如何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64]靠如此简略的仪器做实验，写论文，实在太难为教授们了。
　　这里涉及对西南联大学术水平及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谈及：“总之，联大理工方面，尤以数理，最能发扬光大战前三校优良学风。我多年来和科学界老朋友忆往的积累印象是：当年联大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赴美深造，日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截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出版的1996年，联大教师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69人，学生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80人，合计149人[66]。单凭这些数字，人们也有理由对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充满信心。更何况，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信誓旦旦地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05 联大学术高产原因：将悲愤转化成动力
　　作为后来者，我们往往只看见著述，而未能真切体会前辈那“压在纸背的心情”。冯友兰曾提及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
　　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至于谦谦君子汤用彤的讲课，同样蕴涵着时代的忧愤：“汤先生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内心隐藏着对专制腐败统治的极度不满，但却与感时忧世低徊吟咏的诗人不同，有哲人的气质，寓悲愤于超逸之中。这一点，在讲授魏晋玄学一课中不时流露出来。对于魏晋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赏僧肇。但对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他却强调阮籍、嵇康，指出他们才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代表人物。”
　　关于联大师生为何格外关注中古时代的思想及文章，我曾有过如此表述：“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可以这么说，所学专业有别，可那个时代的联大师生，全都是“有情怀的”。
　　05杨振宁：西南联大老师态度比美国的还要好
　　因主客观各方面原因，没有能力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西南联大，选择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这是明智之举。原本是缺憾，可扬长避短，反而成就了西南联大的名声――因为，本科教学乃大学之本，除了具体的专业传授，还有精神气度的熏陶，影响更为深远。而本科生对母校的认同感，又远在博士生之上。这就难怪，半个多世纪后的西南联大，被年迈的校友们越说越好，越说越伟大。
　　杨振宁之表彰西南联大，也主要集中在本科教学，尤其是学生的基础知识如何扎实：“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
　　回到巡捕房之后，武器和弹药当然也都要上交，这时候总是会有危险的事发生。华捕以为自己的枪里没有子弹，然后随意地扣动扳机确认。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值班室里回响着巨大的开火声，所有的巡捕四散躲避。
　　多年后接受采访，杨振宁说得更明确：“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不只是联大，浙大也好，中央大学也好，华西大学也好）这些学校的教师对于教学的认真的态度都很好，比起美国今天的最好的大学的老师教本科生的态度，平均讲起来好。这个结果是一个好的学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学到很瓷实的知识、学到很深入的知识、学到很广的知识。”
　　与今日中国大学拼命发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联大真正得意之处在本科教学。这些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日后因缘际会，或出国继续深造，或在实践中自己探索，逐渐成为一代名家――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教诲
(责任编辑：宋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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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义勇军远去的背影（人民眼?本期聚焦?抗战钩沉）
发布时间： 9:30:38
来源：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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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铁血军人的初衷是重赴白山黑水，继续与日寇作战。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支将近4万人的队伍最终只能落脚在了苍茫的西北大漠。
撤至苏联的这部分人，短期休整后，绕道西伯利亚从新疆塔城口岸回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奋起抗战，出现了各种群体的抗日义勇军，队伍一度发展到30多万人。日寇不得不动用关东军精锐清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义勇军大部分战败。部分撤至苏联。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批人的命运非常悲惨，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大多数人在忍受了各种难以言说的磨难后，悄无声息地永远融进了无垠的瀚海戈壁。史书对他们的最后归宿鲜有记载，有的人死后连个坟丘都没有留下……
10多年前，我是人民日报驻新疆记者。有一次，到南疆采访，陪同的是一位黄头发蓝眼珠的中年人――这在新疆本很寻常，可他偏偏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问其故，他说，父亲是山东人，早年闯关东时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失败后退入苏联，娶了当地一位俄罗斯姑娘。他告诉我，在新疆，像他这样的家庭很多。于是，职业的敏感让我开始追寻这个群体。
10多年来，我先后采访了174个义勇军家庭。无数幅“拼图”下，这个群体的来龙去脉渐渐厘清。姜厚本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张欣荣这条线索，是新疆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张列提供的。她俩知青插队时在一个连队。不过，采访却始终未能如愿。张列解释：“她好像有些顾虑！”
一晃就是好几年，我已经从新疆调到了浙江。一天，张列大姐打来了电话，语气透着惊喜：“欣荣同意接受采访了！”
终于在西子湖畔见到了张欣荣女士。年过六旬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打扮很得体，举手投足无不透出教养有素。
她上世纪50年代初生于乌鲁木齐。现居香港。
坐定后，她首先抛出这样一串问题：你的采访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行为？目前政府对这批义勇军到底怎样看待？文章发表后，对我和家人会不会造成影响……
她一脸凝重地强调：“因为外公那段特殊经历，当年我们过得很不好……至今心里还存有阴影。说实话，来之前，我一直犹豫、再犹豫；买了票退了，退了又再买。一方面，希望外公他们经历的一切，能为后人知道、理解；另一方面，真不希望由于哪句话不妥，再次影响到我和家人……”
外孙女眼中的姜厚本
外公把家产卖了个精光，将一大家子人带到山沟里一个地窝子安顿下来。从这以后，他就再没有回过家
我讲的有关外公的一切，都是从我母亲姜瑞琴那里听来的。
外公叫姜厚本，黑龙江虎林人。家里的老一辈人提起我外公，满嘴怨气。说，是他败了姜家。
外公家世代行医，顺带做药材生意，是当地数得着的大户。到我外公这一代，家产除了那座几进几出的大宅院，还有县城边上4座葱葱茏茏的大山。全家人丁兴旺，有30多口。
外公虽然在家中排行老二，可由于他精明能干，医术精湛，家里的事都是他说了算。
母亲说，小时候她和舅舅的日子相当优裕。可是，小日本一来，一切都给毁了。外公经常十天半月不回家。即使偶尔回来一趟，也是行色匆匆，三更半夜进家，天不亮就没了踪影。家里的一切，都撂给了老实巴交的大外公姜厚生。
这还不算，外公开始不断卖地、卖房子。他是那种说一不二的男人，家里人谁也不敢问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家底自然是越来越薄。
街坊们暗地里说：姜家要败家喽，出了个败家子。你想，不赌不嫖不抽，卖地、卖房干吗？
有一天夜里，鸡快叫时，外公才回到了家，要求家里的成年男子跟他走。外婆问干什么去，他瞪了外婆一眼，外婆赶紧噤声。他一下子从家里带走了10多个男丁。从此，这10多个亲人再没回过家门。
又一个深夜，外公再次把大家召集了起来，眉头拧成了疙瘩：“各房都回去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大家都愣住了。他说：“房子我全卖了。”
这一下炸了锅，大人孩子哭成一片，积压心头已久的怨气一下子爆发了：“你败光了家不算，还要送掉全家人的命啊！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等大家情绪平复了，外公才缓缓说：“日本人逼的。知道这些年我在做什么吗？我在为抗日队伍筹集粮饷。怕连累你们，才一直没有吱声。最近，鬼子集村并屯，咱们的队伍被堵在老林子里动弹不得，不仅缺医少药，连饭都吃不上了……”
大家这才明白过来。都沉默了。半晌，外婆问：“卖了房子我们住哪里？这是关外啊，没了房子怎么过冬？”“是啊，抗日也得自己先活下去呀！”有亲属附和。
外公“砰”的一声拍了桌子：“就这么定了！都回去收拾！”
他把家产卖了个精光，将一大家子人带到山沟里一个地窝子安顿下来。从这以后，外公就再没有回过家。家里人也不敢向外人说他去了哪里。有人问起，就推说出远门做生意了。
一晃又是大半年。这年中秋节的晚上，有人敲响了地窝子的门。门刚开了一半，一个身背长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闪了进来，转身朝外看了又看，这才把门反插上，和蔼地问：“哪位是姜厚生大哥？”
大外公迎上前去。“借一步说话。”来人把大外公拉到屋角耳语了一番，末了叮咛了一句，“要快。”
大外公神色紧张地命令大家：“赶快收拾东西。只带那些用得着的。鬼子要来了。”
多年以后，说起那夜的经历，我母亲仍惊魂不安。
外婆背着她、拉着舅舅随着背枪人跑到了一个山坳。这里已聚集着几十个背着包袱、抱着孩子的人。
人们走啊走啊，走了大半夜，来到了两山之间的峡口地带。背枪人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停下来，压低嗓子说：“前面是敌人的封锁线。我去探探路。都管好自己的孩子，千万别出声。”说完，轻捷地闪进树丛中。
大家都找地方隐蔽了起来。每个人都蹑手蹑脚，尽可能不发出声响。突然，“哇……”响起了孩子的哭声。凄厉的哭声，顿时将夜的阒寂打破。“哇”声刚发出一半就没了动静。母亲扭头一看，一个年轻的大嫂正神色紧张地捂着怀里婴儿的嘴。
这半声啼哭，还是引来山脚下岗楼里的阵阵犬吠。岗楼上的探照灯刷地照过来。空气凝固了，四周连虫叫似乎也停了。随之，传来杂沓的脚步声。还有人虚张声势地吆喝：“看见了，快出来。不然要开枪了！”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有人不由自主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另一个方向传出了树枝的颤动和鸟叫声，探照灯又朝那个方向照去，枪声也响了起来。大家正不知所措，一个黑影出现在大家面前――是那个背枪人，他示意大家随他朝左边山脚慢慢移动。
突然，起风了，很快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是一场救命雨！借着大雨掩护，人们来到了江边。岸边早已泊着两只木船。
大家纷纷登船。只有那个抱孩子的大嫂像尊石像，呆立在风雨中。人们围拢过去，只见大嫂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还紧紧捂着孩子的嘴。有人从她怀里接过孩子，发现孩子的脸早憋成了猪肝色，已没了呼吸。
人群里有几个妇女轻声啜泣起来。
船向江对岸划去。祸不单行，母亲坐的船快到江心时，突然开始渗水――原来船板之间有个缝隙。船在水面上只打转不前进。背枪人让大家别慌，问有没有谁带了锅碗瓢盆。还真有人带着盆子。于是，大家一盆接一盆往外舀水，总算到了对岸。
就这样，母亲和一帮义勇军家属来到了苏联远东。苏联政府把他们安置在一个林场。在苏联生活了一年后，母亲随大家来到了新疆。
“后来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多……不过……”讲到这里，张欣荣欲言又止。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终于说：“外公解放后还活着……在塔城落了脚……我的舅舅姜云祥家在塔城。”
“哦！他晚年和儿子生活在一起？”
“没有……”
又像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她说：“在我上学的时候，外公到乌鲁木齐看过我妈……他来时，还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名字叫梦娃。”
在张欣荣这里，再挖不出什么了。她的讲述，给人一种碎片化的感觉。姜厚本在义勇军队伍里究竟经历了什么？他又是如何到新疆的？到新疆后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没和儿子一起生活？……只有将这些碎片全拼凑起来，才能形成一幅完整图像。
还好，从张欣荣这里知道了姜云祥、梦娃两个线索。本以为通过张欣荣便能找到姜云祥和梦娃，可让我失望了，张欣荣说，几十年来亲戚之间很少来往。
又费了很大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姜云祥的大女儿姜增华。姜增华几年前从塔城地区医院退休后，随儿子在西安生活。同我料想的一样，她也不愿意接受采访。反复解释，姜增华总算打开了话匣子。
孙女眼中的姜厚本
爷爷原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我父亲的好感，最终父子相认。可父亲依然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不愿往前迈半步
其实，我父亲心里一直有个难解的结――这个结一辈子也没有解开。那就是他和我爷爷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管我大爷爷姜厚生叫爸爸，到死都没有管我的亲爷爷姜厚本叫过一声爸。连他入学、入党时候填写个人资料，“父亲”那一栏也一直填的是大爷爷姜厚生的名字。尽管他心里也清楚，姜厚本确实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父亲从7岁开始，就一直由我大爷爷姜厚生带大。更深一层原因：他始终对亲生父亲的经历表示怀疑。“历史不清”――这在那个年代可是要命的事啊！
我父亲打小就跟着家里人一直在逃难，从东北逃到苏联，又从苏联逃到新疆。坎坷的经历让他谨小慎微。新中国成立后，像我父亲这样的贫苦人家，是最大的受益者。解放不久，他就上了新疆大学。上世纪50年代初，新疆牧区开始搞土改，缺少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父亲大学没毕业就报名到了偏远的塔城。先是当土改工作队员，后来到塔城专署当秘书，再后来到塔城农科所当所长。
父亲工作非常投入，总是当先进。当时，全国都在学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塔城的农民称他是“塔城的焦裕禄”。他的事迹还上了《新疆日报》。
报纸出来不久，发生了戏剧性一幕。
一次，父亲正在塔城一家单位的大礼堂作报告，单位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说一个南疆老乡拿着一张刊登着我父亲事迹和照片的报纸找上了门，声称照片上这个人是他的“儿子”。
父亲连忙赶回了单位。
这是一个南疆农民装束的老汉，头发、胡子已经花白。老汉攥着报纸的那只手微微发抖，哆嗦着嘴唇说：“云祥，我是你爹，姜厚本！”
父亲的心一震，随之揪紧了：多少年了，他一直以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早已去世。脑子里压根没有亲生父亲这个概念！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大活人，并声称是自己的爹！
最初的惊愕过后，父亲仔细打量着来人：眉眼和现在的“父亲”姜厚生确实有几分像。他想说些什么，但一看老人的装束和那张风尘仆仆的脸，警惕了起来，把涌上心头的话压了回去，淡淡地说：“我不认识你！”
那位南疆农民打扮的老汉急了：“云祥，我真的是你爹！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你们。报纸上一看到你的信息，我当天就出了门。你姐瑞琴他们都好吗？”
连姐姐的名字都叫了出来，父亲心里彻底明白了，眼前的确是亲爹。可这些年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不能盲目相认。他对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说：“先请他出去。”
父亲的决绝是有原因的：那些年，运动一场接着一场，每一次都要把“社会关系”翻个底朝天。稍有不慎，阶级斗争这把利剑就会把你斩落马下。更何况，当时父亲正一路凯歌呢。
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把爷爷拉走后，他伏在办公桌上压着嗓子大哭一场。
不过，爷爷并没有罢休，他没有离开塔城。凭爷爷的生活经验，他洞察到了儿子的心思。他在我家那条弄堂的口上租了个小铺子，修起皮鞋来。不再奢望儿子会“认他”，只图每天儿子上下班路过时，能看上一眼。
那时候，干部下乡多，我父亲经常是多天不露面。这时，爷爷干活时就像丢了魂，拿着缝鞋的锥子，系着干活的皮裙，在弄堂口走来走去，四处张望。而每当父亲又出现时，他脸上先是一阵狂喜，随即又装作若无其事地埋头干起活来。
当时牧区缺医少药，爷爷是祖传的中医，修鞋之余，免费给大家看病。很快，“姜神医”的大名传遍塔城。尽管那是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但善良总归能赢得人心。不久，塔城许多单位都来挖爷爷这个“宝贝”。爷爷最终选择了塔城食品公司。
生活安顿下来后，爷爷回了趟南疆，把家搬了过来。
爷爷原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赢得我父亲的好感，最终父子相认。可父亲呢，依然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不愿往前迈半步……
姜增华好像又有了什么顾虑，不往下说了。
“听说他在南疆又结婚生了孩子？”我问。
“是的。我的亲奶奶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你爷爷落户塔城后，和你父亲关系有没有改善？”
“没有。一直到死都没有改善。我也是在爷爷去世后，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那封遗书，才搞清了他的历史。”
姜增华从包里拿出一沓已经发黄脆烂的稿纸递给我：“如果父亲早早看过这封信，也许父子关系会有所改善……”
抗战时期在虎林县活动的抗日联军有两支部队，一支是1935年在黑河建立的赵尚志（军长）的第三师，师长姓郝；另一支是1935年秋建立的抗日联军第七军。
七军军长开始是陈之久，1936年初陈军长在与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以后由崔世泉（朝鲜人）任军长，副军长是毕玉民。
认识毕玉民是1935年秋天，当时是由七军负责地下工作的王乡久同志介绍的。后来，毕军长任命我为军部委员。我的任务是：隐蔽身份，筹集抗日经费和物资。
我的化名叫如山。那段时间与我联系的有陈忠玉、于会海、董成富等同志。他们后来都牺牲了。陈忠玉是被汉奸苗战祥告密杀害的。日寇对其严刑拷打，逼问抗日联军情况，他至死没有吐露一个字。
毕玉民事事身先士卒。十月份了他还和战士们穿着单衣布鞋打仗，经常连续多天吃不上饭，连猪食也吃过。有一次，在五道岗部队被围了七天，干粮和炒面吃光了，同志们只好吃封腊充饥。毕玉民同志的临危不惧更让我佩服，一次在我家附近，他只身与七八个伪满军遭遇，伪军尾随毕玉民追至x家（字辨认不清）西屋，我闻讯赶来，只见毕玉民手提匣枪坐在炕沿上，两眼炯炯直视着伪军，毫无惧色。伪军站在门口谁也不敢进前。我发现带队的伪军xxx（字辨认不清）我认识，就说都是自家人免伤和气。伪军就借台阶下坡，灰溜溜走了。
1936年6月，毕玉民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毕玉民指挥下，我和刘奉阳一起策反了住在虎林二区岛木沟的日本国境监视队闻某所部两个连队起义，打死两个日本鬼子。1937年8月，我策反驻在四区的伪满军的一个排。定于阴历8月14日晚出发，结果一个姓丁的班长发出信号时被日寇发觉，暴露了目标，队伍没拉出来。我也暴露了，8月15日晚，联军将暴露人员的家属送到苏联。我不能再从事地下工作就参加了部队，在七军通讯营负责与苏方的联系工作。当时经我动员由我带着参军的有十三人。其中，多名是我的亲属。
1937年10月，在毕玉民的亲自领导下，通讯营在苏勒营三门刘家的树林里进行了整编，整编后营长是李万林同志，我担任指导员。整编结束时，部队被日寇发现，突然遭受夜间包围。突围中牺牲了四人，其中两个是我的表侄，都只有十几岁。我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被恰好在附近的三军七团五连连长冯永歧同志率人救出，送到苏联养伤。
说到冯永歧，他是我尊敬的一个英雄。一次，他单人和一个班的敌伪军遭遇，他采取打几枪换一个窝的办法，敌人始终摸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不敢贸然逼近。就这样他一个人战斗了一天，夜幕降临后安全突围。
另一个英雄就是和我一起策反伪满军两个连的刘奉阳。刘奉阳是七军的交通员，他机智勇敢，经常单独执行艰巨任务。1937年9月抗联得到消息，日军要对暴露了的抗联家属下手，军里就派刘奉阳负责转移这些家属，这其中也包括我的家属9人，因家中的壮男都被我带到了队伍上，剩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奉阳同志是1938年2月我在苏联养伤期间。当时刘奉阳所在的部队再次被日寇包围打散，刘护送部分伤员到苏联养伤。然后，他在苏联重新组织了约40名伤愈战士重新打回了虎林。
听说毕玉民、刘奉阳后来全牺牲了。我自己从此也再没回过可爱的家乡。
这封没有称谓、没有落款的信是写给谁的？姜增华也说不清。我们只能做如下猜测：
一、写给组织。待河清海晏，后人提起义勇军这段历史时，作为佐证。
二、写给姜云祥。这个倔强的老人要告诉儿子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
可惜，姜云祥也已经过世。他可能最终也没有搞清父亲的历史。
采访至此，姜厚本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但整个图，依然没能拼全：来新疆后他都做过些什么？既然为国为民做了那么多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要一直隐瞒身份？临终前他又有哪些遗憾？
好在晚年和姜厚本相依为命的梦娃就生活在塔城。找梦娃就简单得多了。当50多岁的她站在我面前时，我依稀看到了姜厚本的影子：她梳着齐耳短发，走路时脚下“噔噔”有声，说话语调不紧不慢，神态不卑不亢，浑身透着干练。
听我讲完采访的目的，她很干脆：“首先代表我死去的老父亲感谢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过问过我父亲的事情。”
女儿眼中的姜厚本
后来我想，还他清白，是支撑父亲活着的原因。材料写完了，这个事说出来了，他绷着的那根弦就松了，人也就垮了
我父亲在苏联养好伤后，原本是想借道新疆回东北继续抗日的。可一进入新疆，就身不由己了。
起初，盛世才伪装得很积极，和苏联打得火热，请延安派干部到新疆来帮助工作，父亲他们这批归国义勇军，也受到了盛世才邀请。父亲被安排到了喀什的警察局，还当了个小头目。后来，苏联和德国打了起来，苏联落了下风。看势头不对，盛世才又倒向了蒋介石，开始屠杀进步人士。
我父亲消息得知得早，就逃到了和静县。和静县在天山深处，地广人稀，容易隐蔽。在这里他认识了我母亲，结了婚，1952年生了我。那时候，父亲已五十好几了。这么大年纪了还得了个孩儿，做梦也没想到。所以，就给我取了小名――梦娃。
后来，我父亲从报纸上知道了我哥哥姜云祥在塔城的消息，就找了去。谁知碰了一鼻子灰。
其实，在父亲心里，还是很在乎我哥的。每回喝醉了酒，他都会扯着嗓子大喊：“姜云祥啊姜云祥！你为啥不认你爹？你爹真的没做过任何坏事啊！”
他知道我哥不认他，都是由于他的身份问题。在单位，任何苦任何亏他都能吃。可一有人质疑他的身份，他就受不了。有一回，造反派说他历史不清，让他在单位大会议室里挂个牌子交代问题。回来后，他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不吃不喝，满嘴燎泡，撕拽着衣服不停地大声嚷嚷：为了抗日，我姜厚本抛家舍业，死了十几口子人，这一点我不后悔。可是现在胜利了，一个肯定没有，一个荣誉没有，最后反倒成了反动派！连儿子也不认我了！毕军长，是你批准我入党的，你给我做个证啊！我不是国民党！我不是反动派！
确实，身份问题，到死都是他最大的一个心结。
1977年他退休了，念念不忘的还是身份问题。他不断找人去打听。可得到的回答几乎大同小异：你说你曾是一个抗联战士，可谁能给你证明呢？你说部队打散了，了解你的人都牺牲了，又到哪里去查证呢？
一次次碰壁后，他沉默了！先是整天坐在太阳下发呆。有时候喊他吃饭，连喊几声他都没反应。后来，他又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出来。不许别人进去，敲门他也不开。我吓坏了，从门缝里看他在干什么。发现他趴在桌上写东西。
你可能也看到了，写的就是姜增华手里的那几页纸。
材料一写完，老爷子就躺倒了。让他去医院，他死活不去。初一生的病，初五就去世了。他的身体一直很棒，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呀，都没有。
后来我想，还他清白，是支撑父亲活着的原因。材料写完了，这个事说出来了，他绷着的那根弦就松了，人也就垮了！
这次，你来了解我父亲的事，作为女儿我有个愿望：我们姜家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要求，只想给父亲求个名分。活着的时候，没有给他；死了，能不能给他补一个？他一定在天上看着呢！他一定很想大大方方地告诉后人：“我姜老汉曾经是个抗日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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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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